與弗朗西斯.福山討論社會制度

06-17

我們的談話從剛剛爆出的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捕的新聞開始。福山說：「這個故事真不可思議，不是嗎？即便真如他本人回應所暗示的，是某種陷阱，只要還有那麼一點點真實性，那就是不可想像的。」

菜上得很快，我埋頭大吃我點的美味羔羊肉，而福山吃得很慢，邊吃邊思考怎麼回答問題。（後來，我吃完很久以後，他面前還有食物，但當服務員過來想撤盤時，他揮揮手阻止了。）

福山最有名的一本書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書中指出，自由主義民主是治理現代國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種感覺，現在他對民主的支持，有著比以往嚴苛得多的前提條件。

他說：「我現在的感覺是，下一段時期哪種制度會運行得更好——是高質量的威權制度，還是一個陷入僵局的、癱瘓的、有許多制約與平衡的民主制度，這是個有待討論的問題。從長期來看，有許多制約與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維持，這恰恰是因為制約與平衡允許（制度進行）調整。你可以擺脫一個不好的領袖。」

「然後，我又想到，引入規範的維度，是因為威權國家沒有認可其公民的尊嚴。這讓我厭惡這種制度，但更重要的是，這是這種制度的弱點——因為人民對於受到如此待遇的怒火，會在某個時點爆發。」

儘管如此，他繼續說道：「在許多方面，亞洲的政府——不僅是中國，也包括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和韓國，看上去更像公司治理中的董事會，因為它們絲毫不需要向下負責。你不需要應付選民……你像經營公司一樣經營一個國家，而我認為這在現階段是他們的一個優勢。」

話題轉到中國，福山說：「中國威權制度的優勢之一，在於他們在毛澤東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即絕不再允許任何個人對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權，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有了任期限制。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決策都必須是集體決策。但是，最終，那種制度也會失去效率。」

然而很快我就發現，他也並不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很好。「只要看一看美國那些利益集團對哪怕程度最低的一點改革都予以否決的情形就知道了。我們允許貸款利息扣減，而不管房價已經多麼高。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的房地產業說：『改變這個？想都不要想。』」

他在新書中提出的問題是，現代國家是怎樣產生的。福山用三個特徵來定義現代國家：正式的官僚制度、法治和問責制。他忽略了西方古典主義的古代時期，轉而從中國官僚國家的產生說起？理由何在？

「傳統的歐洲中心論的切入點存在一個問題，即我們一直在採用的范型——英國歷史，是一段奇怪的經歷。我認為它不應當被視為典型。」

那麼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從何而來呢？「它不獨特，」福山回答說。「每個國家都會逐漸到達這種現代官僚國家形式。但中國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發明了官員選拔考試。」他們率先進入了現代國家。

快進一下。那過去兩百年間西方國家的領先地位又如何解釋呢？這是較近期歷史的一個意外（如歷史修正派的觀點），還是反應了一些長遠的優越性？福山支持更傳統的後一個學派。「科學方法的發明、及其在大學的制度化、探索自然隨後對結果進行商業化的制度的發明與發展。這都是思想與社會體制的一種交匯——於17、18世紀的某一段時期在歐洲逐漸成形。」

於是我問道，鑒於現在中國正在快速趕上，那麼它對全球創新之庫的貢獻，是否也會同比例增長呢？

「這所涉及的思想領域遠遠超出了我書中所探討的範圍。但有一點一直讓我印象深刻——中國的宗教和思想中沒有高水平的抽象。存在像萬有引力這樣隱藏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力量，這樣的想法是非常西式的。中國的宗教是具象的。並且我認為，直到今天，如果你想一想，會發現高水平的理論仍然不是來自亞洲。」

他終於吃完了他的派。我們謝絕了布丁，但因為桌子很快空了，我又點了一杯雙份意式濃縮咖啡，他點了一杯綠茶。

我指出，在看待學術權威方面，西方與傳統中國的觀點越來越相左。在很多問題上（例如氣候變化問題），我們認為大多數人的意見比科學家的意見分量更重。權威幾乎一文不值。

他表示贊同。「這實際上是西方公共管理中的一個大問題，因為我認為，良好的治理是某種貴族現象。而且，我們不喜歡遵從專家的意見，我們也不喜歡賦予專家權威。因此，我們用各種各樣的規則圈住他們，限制他們的決定權——因為我們不信任他們。這種病在美國為害最深。」他似乎認為，東方的民主太少，西方的民主太多，而世界受困於其中。

話題轉換到了即將出版的第二卷。在第二卷中，福山將討論當下的情況。「有幾個問題是我想探討的。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正在談論的政府腐敗的歷史。如果你觀察一下19世紀早期美國或英國的公共管理，就會發現和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狀況一樣糟糕，然而（前者）已經以某種方式演化出了更加非人格化的政府形式。所以，我想談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現象發生的全部歷史。」

我提出，另一個重大發展恐怕是我們剛才一直在談論的對精英的逆反，這一點在美國極為明顯。「的確如此，而且這種現象有不同的根源，但在美國肯定最根深蒂固。『茶黨』(Tea Party)運動就起源於這種傳統，肇始於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安德魯?傑克遜1828年當選總統後，曾經說過，『我們贏得了大選，為什麼要讓那些精英治理國家？』從莎拉?佩林(Sarah Palin)身上就能看到這種觀念的現代版本。莎拉?佩林之所以受到歡迎，恰恰是因為她沒有上過哈佛(Harvard)，卻與一個上過哈佛的總統競爭。每一個歐洲國家，包括曾經純潔無瑕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現在都存在右翼的民粹主義政黨。

「其中另一個重要部分，不僅關於西方社會的發展，還關於其他地區的發展，因為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第一卷結束之後的200年中，所有這些在西方充分發展的制度，都與傳統制度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產生了激烈的碰撞。為什麼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區能夠安然經受住這種碰撞，而且竟然狀況良好，比如東亞；而另一些地區卻體無完膚？理解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早期而言，日本是在與西方制度的碰撞中調適得最成功的國家。日本並沒有簡單地接納西方制度，而是保留了很多自身的傳統。

「如果你看一下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那裡現在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如果你透過看似民主的制度再向下挖掘一層，就會看到等級森嚴的宗族，由封建領主掌管，農奴們在他們的領地上勞作。他們靠庇蔭網路治理國家。這就是民主在巴基斯坦從來沒有正常運作過的原因，所以巴基斯坦在這個意義上講是一個極為傳統的國家，是一個庇蔭網路和宗族勢力決定政治的國家。」

我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大概也都是沒有任何歷史根基的國家。他回答說：「比那還糟。歐洲殖民者並沒有像在香港和印度那樣給它們建立有力的制度，而只是進行成本低廉的殖民。他們建立了間接統治體制，培植了許多本土強勢人物，接著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以後就抽身而去。他們還給這些國家強加了不合理的邊界。」

我又提到了當下的重大政治事件，阿拉伯世界的動蕩。他對此持多麼樂觀的看法？我猜想不會特別樂觀。

「首先，發生這樣的事，我真的很欣喜，因為除非通過民眾動員，否則你永遠也無法實現民主。所有人都認為，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阿拉伯人做不到這一點，然而現在他們顯示了自己能做到。不過我覺得把制度建立起來需要時間，現在這群最嚮往外部世界、崇尚民主、寬容、熱愛自由的人們組織性很差。他們沒有經驗。公民社會受到壓制，因此所有支撐強大民主制度的事物都不存在。」

然而中國正朝著現代經濟體的方向快速前進，我問福山，經濟繁榮會如何影響其政治秩序。

他說：「我認為它是民主的重要推動力之一，這一點往往被只觀察經濟狀況的人所忽視。如果你是個貧窮的農民，你考慮的事情就只有為家人掙到盤中餐而已。但在隨著接受的教育更多，你就會考慮諸如『我的政府是否允許我參與』之類的問題，你的世界觀也會隨之改變。沒有理由認為中國不會發生同樣的事。」

我擔心我們的時間快到了，但他讓我放心，說時間到了公關人員會過來接他。他繼續講道：「我認為你是對的，如果一個國家有8億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就不能以家長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治理國家。重要的問題是，這同一群人也可能受到民族主義的鼓動——動員人民的方式還有很多。」

他又用一種更晦暗的口氣補充道：「可怕的是軍方對20世紀有著完全不同的闡釋，使他們自身被置於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身份認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們似乎在日益掌控著中國的外交政策。」

我又轉而開始討論美國的情況，美國的確存在民粹主義政客。我指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是一個理智、理性、低調的人，幾乎符合人們一切美好的期望。不過我說，想像一個政治主張截然不同的人當選也並不是很難，尤其是如果經濟復甦表現不佳的話，而這種可能性相當大。

「沒錯，」他說。「不過我確實認為奧巴馬能夠連任。」可惜談到這裡時間到了，我起身離開，他則去與公關人員會面。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是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為嘉獎他對財經新聞作出的傑出貢獻，沃爾夫於2000年榮獲大英帝國勛爵位勳章(CBE)。他是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客座研究員，並被授予劍橋大學聖體學院和牛津經濟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同時也是諾丁漢大學特約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來，他分別擔任達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經濟論壇」的特邀評委成員和國際傳媒委員會的成員。2006年7月他榮獲諾丁漢大學文學博士；在同年12月他又榮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科學（經濟）博士榮譽教授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