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今迎百歲生日 百歲老人的世紀風華(圖)

楊絳（資料圖）

錢鍾書、楊絳和女兒（資料圖）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號，我們在這裡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歲生日。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文學大家錢鍾書先生的妻子——楊絳。對億萬讀者來說，楊絳的名字代表著《堂吉訶德》的經典翻譯，代表著小說《洗澡》的心靈文字，代表著《我們仨》的溫暖回憶。（「訶」音同「喝」）百歲生日對人生來說實在難得，但楊絳先生的親友告訴我們，遵從老人的意願，不搞儀式和特殊化，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中國之聲記者走訪多位楊絳先生的親友，用特殊的方式送上一份對百歲老人的生日祝福。這是北京的市中心，小區卻很安靜，果然，楊絳先生的家是樓群中唯一一個沒有封閉陽台窗戶的。記者：請問這是楊絳先生家嗎？應答：對，請問您哪位啊？（壓混）她太累了，讓她休息休息吧…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按響樓下的門鈴，「先生一貫拒絕採訪」也立刻得到印證。薛鴻時：她每天自己下樓已經有點困難了吧，就在房間裡頭鍛煉身體什麼的，時間表跟我們不一樣，她往往到凌晨一點了才睡覺，六點多起來，吃完午飯後再睡個午覺，每天都寫字。說話的薛洪時是楊先生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後輩，楊絳先生身邊的人說，常去家裡探望的親友特別多，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偶爾借著工作的名義去拜訪，給楊先生帶的她最喜歡的禮物，是網上文章列印出來的文字資料。李昕：我給她帶了一打材料，她說你等等啊，這一打材料一會兒功夫，有時候是上萬字啊，當著我的面全部看完。她讀完後還可以給你講中間的東西，她一邊讀還一邊常常會心微笑，我們常常坐在那兒在欣賞她在閱讀。

楊絳與錢鍾書早年留影（資料圖）親友們說，楊絳先生至今堅持寫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當面見到她，總能感到她興緻很高。今天是楊絳百歲生日，錢鍾書先生的堂弟錢鍾魯昨天提前到堂嫂家裡為她祝壽。錢鍾魯：今天她特別帶了助聽器跟我們講話，她對我兩個孫女去特別高興，她說你給我帶來了福氣，我說你給我帶來福氣。她的100歲，我們一定要讓她開開心心的，所以今天我們帶了蛋糕一起祝賀她生日，她說非常高興，一起照了點相。去探望的人們都說，家裡的花籃已經多得放不下，書桌還是整潔布置。李昕：精力允許的話她會陸陸續續的會把《洗澡》的續篇寫出來，而且她還給我說她還在搞《紅樓夢》的研究，談到她會寫一些有關《紅樓夢》的隨筆，最後可能會結集出版。人們期待她的作品，92歲時，她的散文集《我們仨》出版，創下自己散文作品集印數新高，那時的達觀，今天仍在。楊絳：很多人關心我的，有的人說我們喜歡讀你的書，看了我的書挺欣賞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就謝謝你們大家！期待一位百歲老人新的創作，這並不是神話，因為她是楊絳。她的譯作《堂吉訶德》可以不朽，長篇《洗澡》還待續篇，多年來，讀者通過她的作品認識楊絳，而她的事業也成為很多共事者的記憶。楊絳先生百歲，我們祝福一位老人的同時，更感佩學術的長青。《幹校六記》、《雜憶與雜寫》、《將飲茶》，從上世紀80年代起，楊絳不斷有新作，直到新世紀的《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讀者眼中的楊絳，已不停留於《堂吉訶德》和《洗澡》，而她和錢鍾書兩人因此產生的稿費，卻早已不入自己的賬。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說，這筆錢已經攢了近千萬。李昕：他們的稿費實際上他們自己都不領的，我們每次去看楊先生實際上只帶一張稿費通知單，給楊先生報一個賬，告訴她你又有多少多少稿費了，但這些稿費我們已經全部給您轉到清華大學「好讀書」基金會裡去了。

楊絳文集（資料圖）

楊絳近照「好讀書」是楊絳和錢鍾書夫婦早年就商量好的獎學金名稱，「好讀書，讀好書」，這是類似家訓的句子。在很多人看來，「讀書人」也是他們最好的寫照。楊絳先生工作時的夥伴董衡巽一直把她尊為自己翻譯的導師。董衡巽：錢先生也很推崇楊先生的翻譯，按錢鍾書的標準，她在翻譯上達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這在翻譯上是非常難取得的成就。《堂吉訶德》中譯本作為國禮被贈送西班牙貴賓時，親手送出的鄧小平並不知道，楊絳是在翻譯之前才學的西班牙語。上世紀80年代初，薛鴻時曾經作為錢楊夫婦的助手，在工作中密切接觸，他把這比作「難得的至寶」。薛洪時：開始的時候的文章開頭in brief我就說「總之」，楊先生就說「總之」是用於總結上文的，一開頭就是「總之」是不對的，因為這是對別人對他的提問的一個書面答覆，意思就說你所問我的問題，扼要的說，brief是「扼要」的說。這個字句的點撥，薛老記了三十年。

錢鍾書一家三口（資料圖）對於一個百歲老人來說，不問收入、不計名利，楊絳的寫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採訪一位百歲老人身邊的人，在這些後輩眼中，楊絳既教學問，也教做人。薛鴻時：他們兩個人在清華相識之初的時候錢先生就說我志氣不大，只想做做學問貢獻一生，楊先生也是這樣，他們倆個屬於志趣相投，他們兩個人的感情確實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難得的。作為這對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鴻時在談話中反覆講著他們給予的「做人」指引。身邊的普通同事，楊絳都要一一在生活上關照到。薛鴻時：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每月工資只有六十多塊錢嘛，生活都是捉襟見肘的，但是每年三節，就是春節，五一，十一楊先生就給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小輩每家都要給我們紅包的。她連那個玻璃瓶罐頭也洗乾淨的，拿了一大書包讓我帶給當時住在大院的那個人家。80年代搬到現在的家，楊絳多次在不同場合表達對自己寓所的喜愛，「有個安穩的地方」似乎已經讓她滿足。楊絳：我沒有訂牛奶，每天給他們親手做豆漿。要打得非常非常細，我還會做杏仁醬，那個杏仁醬好吃著呢，我自己做豆漿，我還發明花生可以擱在裡頭，核桃也可以做……

楊絳和錢鍾書1934年在北平（資料圖）楊絳先生珍貴的訪談錄音里，找到最多的內容也還是對生活的小滿足。說這些話時，她已經年過九旬，女兒和丈夫都已經從生活中遠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繪成書中一個夢境。錢鍾書的侄女錢靜汝曾在北京讀書，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說，親近楊絳的人都明白，她內心的堅韌。錢靜汝：我覺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們仨》，有的時候用一些鬼，一些夢啊，一些想的東西，實際上都是很現實的，可以看得出來，揪心的痛，不是說一般的痛，你想想一個人活到100歲，女兒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個人能這麼挺下來，不容易的。但說起楊絳，樂觀還是要佔主流，她給予別人的記憶，也大多如此。錢靜汝：他們講話非常有人情味的，他們經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個時候講話有點不太清楚，因為講上海話，他說你講不清呀，我們給你買大餅油條吃，他們特別喜歡孩子。2007年，商務印書館再次採用簡潔的封面出版了楊絳的新作《走到人生邊上》，她在書中說：「我站在人生邊上，向後看，是要探索人生的價值。」一百歲生日，對於她，對人生，或許也算不得什麼耀眼的里程碑。楊絳：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做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中廣網北京7月17日消息記者王嫻 劉黎 實習記者李梓暢）

錢鍾書和楊絳在一起（資料圖）坐在人生的邊上——楊絳先生百歲答問

楊絳先生近影（攝於2011年4月）

楊絳先生手書《槐聚詩存》墨跡楊絳先生近年閉門謝客，海內外媒體採訪的要求，多被婉辭；對讀者熱情的來信，未能一一回復，楊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們建議先生在百歲生日來臨之際，通過答問與讀者作一次交流，以謝大家的關心和愛護；楊絳先生同意，並把提問的事交給了年來投稿較多、比較熟悉的《文匯報·筆會》。我獲此機會，有幸與楊先生作了以下筆談。1筆會：尊敬的楊先生，請允許我以提問來向您恭祝百歲壽辰。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細論起來，您出生時紀年還是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尚未發生。請問，7月17這個公曆生日您是什麼時候用起來的？楊絳：我父親是維新派，他認為陰曆是滿清的日曆，滿清既已推翻，就不該再用陰曆。他說：「凡物新則不舊，舊則不新，新舊年者，矛盾之辭也，然中國變法往往如是。舊法之力甚強，廢之無可廢，充其量不過增一新法，與舊法共存，舊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問，輒曰：『汝家過舊曆年乎，抑或新曆年乎？』答此問者，大率舊派。舊派過舊曆年，新派過新曆年。但此所謂過年，非空言度過之謂，其意蓋指祭祖報神……今世年終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聖先賢，不過五路財神耳。此所謂神，近於魔鬼，此所謂祭，近於行賄。」7月17這個公曆生日是我一歲時開始用起來的。我一歲時恰逢中華民國成立。我常自豪說：「我和中華民國同歲，我比中華民國還年長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嗎？筆會：您從小進的啟明、振華，長大後上的清華、牛津，都是好學校，也聽說您父母家訓就是：如果有錢，應該讓孩子受好的教育。楊先生，您認為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麼淘氣就怎麼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說「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衝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麼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hào）讀書，讀好書入迷。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志，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於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著，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幹什麼，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麼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筆會：您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先生結婚後，進門卻需對公婆行叩拜禮，學習做「媳婦」，連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這麼多心血培養的寶貝女兒，在錢家做「不花錢的老媽子」。楊先生，這個轉換的動力來自哪裡？您可有什麼良言貢獻給備受困擾的現代婚姻？楊絳：我由寬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麼，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麼，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我與錢鍾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台後，他在文化圈裡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齣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願的。握筆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纍纍，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錢鍾書知我愛面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說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衛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塗，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詩人辛笛說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1989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贊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我是一位老人，凈說些老話。對於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麼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並不重要。筆會：您出生於1911年，1917年即產生了新文學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論是四十年代寫的喜劇，還是後來寫的《洗澡》《幹校六記》等，卻沒有一點通常意義上「現代文學」的氣息。請問楊先生，您覺得您作品中和時代氛圍的距離來自哪裡？楊絳：新文學革命發生時，我年紀尚小；後來上學，使用的是政府統一頒定的文白參雜的課本，課外閱讀進步的報章雜誌作品，成長中很難不受新文學的影響。不過寫作純屬個人行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個性、情趣和風格。我生性不喜趨時、追風，所寫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從未刻意迴避大家所熟悉的「現代氣息」，如果說我的作品中缺乏這種氣息，很可能是因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傳統，旁汲西洋，背負著過去的包袱太重。筆會：創作與翻譯，是您成就的兩翼。特別是歷經「大躍進」、「文革」等困難年代、最終完成《堂吉訶德》的翻譯，已是名著名譯的經典，曾作為當年鄧小平送給西班牙國王的國禮。很難想像這個工作是您47歲自學西班牙語後開始著手進行的。您對堂吉訶德這位騎士有特別的喜愛嗎？您認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門外語更重要？楊絳：這個提問包含兩個問題。我先答第一個。我對這部小說確實特別喜愛。這也說明我為什麼特地自學了西班牙語來翻譯。堂吉訶德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眼前的東西他看不見，明明是風車的翅膀，他看見的卻是巨人的胳膊。他一個瘦弱老頭兒，當然不是敵手，但他竟有膽量和巨人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塵滾滾，他看見的是迎面而來的許多軍隊，難為他博學多才，能數說這許多軍隊來自哪些國家，領隊的將軍又是何名何姓。這等等都是象徵性的。我曾證明塞萬提斯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遺體埋在三位一體教會的墓園裡；他被穆爾人擄去後，是三位一體教會出重金把他贖回西班牙的。雖然他小說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辭，如說「像你媽媽一樣童貞」，他也許是無意的，也許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說不是說教。但他的小說確是他信仰的產物。現在我試圖回答第二個問題。「作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語更重要？」是的。翻譯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得徹底了解原著；不僅了解字句的意義，還需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里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弦外之音，只能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只附著在字句上。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了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可是儘管了解徹底未必就能照樣表達。徹底了解不易，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的表達更難。末了我要談談「信、達、雅」的「雅」字。我曾以為翻譯只求亦信亦達，「雅」是外加的文飾。最近我為《堂吉訶德》第四版校訂譯文，發現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辭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當的文字或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就覺得譯文更信更達、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謂「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卻也現成。）福樓拜追求「最恰當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當的字，文章就雅。翻譯確也追求這麼一個標準：不僅能信能達，還要「信」得貼切，「達」得恰當——稱為「雅」也可。我遠遠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我相信，一切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意識到這麼一個目標。2筆會：錢鍾書先生天分、才學過人，加上天性淘氣，臧否人事中難免顯示他的優勝處。曾有人撰文感嘆「錢鍾書瞧得起誰啊！」楊先生，您為什麼從來不承認錢先生的驕傲？楊絳：錢鍾書只是博學，自信，並不驕傲，我為什麼非要承認他驕傲不可呢？錢鍾書從小立志貢獻一生做學問，生平最大的樂趣是讀書，可謂「嗜書如命」。不論處何等境遇，無時無刻不抓緊時間讀書，樂在其中。無書可讀時，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碩大的韋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辭典，被他逐字精讀細啃不止一遍，空白處都填滿他密密麻麻寫下的字：版本對照考證，批評比較等等。他讀書多，記性又好，他的旁徵博引、中西貫通、文白圓融，大多源由於此。錢鍾書的博學是公認的，當代學者有幾人能相比的嗎？解放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徐森玉老人曾對我說，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見」。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里·萊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譽西方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對慕名選他課的學生，他挑剔、拒絕，理由是「你已有幸選過我一門課啦，應當讓讓別人……」。就是這個高傲的人，與錢鍾書會見談學後回去，悶悶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錢鍾書自己說：「人謂我狂，我實狷者。」狷者，有所不為也。譬如鍾書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乖乖地把自己變成一具便於使用的工具，只悶頭幹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張。他的領導稱他為「辦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積極。人家覺得錢鍾書「狂」，大概是因為他翻譯《毛選》，連主席的錯兒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說孫悟空鑽到牛魔王的肚裡，熟讀《西遊記》的鍾書指出，孫猴兒從未鑽到牛魔王的肚裡，只是變了只小蟲被鐵扇公主吞入肚裡。隱喻與原著不符，得改。錢鍾書堅持不參加任何黨派，可能也被認為是瞧不起組織，是驕傲。其實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並非瞧不起。很多人有點兒怕錢鍾書，因為他學問「厲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無遮攔，熱心指點人家，沒有很好照顧對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較收斂。鍾書非常孩子氣，這方面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但錢鍾書也很風趣，文研所里的年輕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對他又佩服又喜愛。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的《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幾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對他又敬又愛的好友。筆會：錢鍾書先生擬寫的西文著作《<管錐編>外編》當初是怎樣構思的？為什麼沒有完成？有沒有部分遺稿？楊絳：錢鍾書擬用西文寫一部類似《管錐編》那樣的著作，取名《<管錐編>外編》，起意於《管錐編》完成之後。這種想法並非完全沒有基礎，他生前留下外文筆記178冊，34000多頁。外文筆記也如他的《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一樣，並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經過「反芻」悟出來的心得，寫來當能得心應手，不會太難，只有一一查對原著將花費許多精力時間。鍾書因為沒有時間，後來又生病了，這部作品沒有寫成。錢鍾書開的賬多，實現的少；這也難怪，回顧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太少太少，尤其後半生。最後十來年干擾小了，身體又不行了。唉，除了遺憾和惋惜，還能說什麼呢？筆會：在您翻譯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學的範疇而進入哲學，蘇格拉底面對死亡「愉快、高尚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本對治憂愁的譯作，有紀念錢先生的特別意義嗎？楊絳：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我女兒和丈夫先後去世，我很傷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我選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譯的習慣，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力求通達流暢，盡量避免哲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譯成戲劇似的對話。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鍾書並沒有走遠。應該說，我後來《走到人生邊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啟發。筆會：聽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二十冊即將出版，是嗎？楊絳：這個消息使我興奮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務印書館內外所有參加這項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謝。《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依據錢鍾書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筆記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規格大小不一，因為年代久遠，紙張磨損，有殘缺頁；鍾書在筆記本四周和字裡行間，密密麻麻寫滿小注，勾勾畫畫，不易辨認。鍾書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對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編排，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此次商務組織精悍力量，克服種種困難精心編訂目錄，認真核對原件，核對校樣，補充注釋，工作深入細緻，歷時三年有餘，成效顯著，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鍾書和襄成此舉的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2003年出版時，我曾作序希望鍾書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能對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現今中文筆記出版，我仍這樣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還能親見《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3筆會：楊先生，您覺得什麼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最值得驕傲的品質，能讓人不被摧毀、反而越來越好的品質？您覺得您身上的那種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裡？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後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麼會。到會後，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說：「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說：「不簽，就是不簽！」我說：「簽名得我們一筆一划寫，我們不簽，看他們怎麼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裡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麼樣。到「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鬥、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於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鬆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著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羊。我於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筆會：能談談您喜歡的古今作家嗎？楊絳：這個題目太大了，只好作個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歡和人民大眾一氣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歡超出人民大眾的李白。李白才華出眾，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較起來，杜甫是我最喜愛的詩人。筆會：楊先生，您一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與「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卻始終是一物兩面，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斂抑、「穿隱身衣」，「甘當一個零」。這與一個世紀以來更廣為人知、影響深廣的「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怎麼回事？楊絳：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決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麼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裡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禦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辨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筆會：孔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話，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生命的參照坐標，不過也只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期頤之境，幾人能登臨？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嗎？能談談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嗎？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床上起來，就想「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悅；翻閱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鍊。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了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筆會：有人認為好性情只能來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來自您一直強調的「修鍊」。您大部分作品是70歲以後創作的，堪稱「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範。您認為「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鍊自己。」您看重曾參所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走到人生邊上》的自問自答中，您得出的結論是「天地生人，人為萬物之靈。神明的大自然，著重的該是人，不是物；不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而是創造文明的人。只有人類能懂得修鍊自己，要求自身完善。」「這個苦惱的人世，恰好是鍛煉人的處所，經過鍛煉才能煉出純正的品色來。」對您這些話，我沒有疑問，也不求回答。在此複述一遍，只為給您一個響應。最後問一下，您和錢鍾書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設立的「好讀書獎學金」是怎麼運作的，運轉得好嗎？楊絳：由錢鍾書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於2001年建立的「好讀書獎學金」，設在我們的母校清華大學。截至2011年5月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萬元，增至929萬元。為268名品學兼優的清華學子頒發了獎學金，獲獎的學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錢鍾書作品的讀者。他們手寫書信給我，談談自己的成長和校園生活，我由此得知現代大學生的一些狀況和心態。有的同學說我與清華同歲，邀我百年校慶時回校與清華同過生日。我曾請獲獎同學來家作客。大家說說笑笑頂高興。他們爭著翻閱錢鍾書批註的韋氏大辭典，對老學長的精深細緻驚嘆不已。「好讀書獎學金」由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管理，他們運作很好。我們的信託協議中有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在享有錢楊作品的財產權利的同時，有保護錢鍾書、楊絳作品著作權及其人身權利的義務，我對基金會認真履行約定感到滿意。「好讀書獎學金」在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眾多的項目中，基金數額不是很高，但他們很重視這項獎學金的人文含蘊和它背後的故事，我們合作愉快。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會長賀美英女士是賀麟先生的女兒，我們住乾麵衚衕時的鄰居小友，她和基金會的同志對我很關心，常來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錢鍾書逝世十周年，基金會請來鍾書在社科院的同事羅新璋、薛鴻時先生演講，介紹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夜晚，同學們聚集大草坪，用燭光、朗誦和提琴演奏追思他們的老學長。我年老，未能身臨其境，但深為他們的真誠感動。4筆會：親愛的楊先生，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讚美您有「種子之性」，柔弱，又堅韌，深自斂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幾位師友看了，覺得文章還少了一層意思，那就是「種子的信仰」。我現在把他們特意找出來的梭羅的這首詩抄在這裡，獻給您，真的算恭恭敬敬為您拜一個壽——Though I do not believe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where no seed has been,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Henry David Thoreau我不相信沒有種子植物也能發芽，我心中有對種子的信仰。讓我相信你有一顆種子，我等待奇蹟。——梭羅恭祝您健康快樂，智慧平安！楊絳：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讀者當成知心的朋友，感謝朋友們多年對我的關心和鼓勵。我現在很好，很乖，雖然年老，不想懶懶散散，願意每天都有一點進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過好每一天。我從年初開始，再次用毛筆練小楷，抄寫鍾書的《槐聚詩存》，一天寫幾行。練練字，也通過抄詩與他的思想詩情親近親近，今天（6月19日）凌晨兩點，全部抄完。我有時也寫點小文章，多屬雜憶與雜寫之類，等將來攢到一定數量，當結集出版請大家指教。記者 周毅錢鍾書楊絳：天作之合

南方人物周刊201117期封面

錢瑗有繪畫天賦，多次為父親畫像錢鍾書：蒼莽崑崙一代鴻儒錢鍾書先生故去十多年了。臨行前，他留下遺言：「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楊絳先生謹守遺言，依之操辦後事。錢先生去了，令人想起弘一法師的臨終偈子：花枝春滿，天心月圓。但悄然西行的錢鍾書還是震動了世界，連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也發來情辭懇切的唁電，說：我向這位偉人鞠躬致意，他將以他的自由創作、審慎思想和全球意識銘記在文化歷史中，並成為未來世代的靈感源泉。寓居美國的余英時也說：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徵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有學者將錢鍾書喻為「文化崑崙」。這樣一個劃時代的人物，足令人深長思之。嶔崎磊落的人生錢鍾書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他1910年11月21日生於無錫一書香門第，其父錢基博是文史大家，一生著作甚豐。錢基博長兄基成無子嗣，按例將鍾書過繼給基成為子。降生之初，有親友送來一部《常州先哲叢書》，伯父據以取名仰先，字哲良，而「鍾書」一名，則因「抓周」時緊抓一書而得。「錢鍾書幼承家學，在錢老直接指導下，博讀群書，精於寫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進入學校後，他念的中學、大學及國外的高等學府全是第一流的。」(鄭朝宗)未入清華前，錢已馳譽全校。1929年進外國語文系時，數學才考了15分，但國文和英文兩科特優，校長羅家倫約他面談後立即定奪：如此奇才，當破格錄取。大學期間，錢已創下讀書第一、發表文章第一、「橫掃清華圖書館」等多項「紀錄」。「他的中英文造詣很深，又精於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上課時從不記筆記，只帶一本和課堂無關的閑書，一面聽講一面看自己的書，但考試時總是第一。」(饒餘威)上課不作筆記，卻愛在本子上亂畫。同班的許振德，曾惱怒他奪去自己的「第一」，但錢的一次解惑，令他由衷欽佩，兩人遂成好友，上課常同坐後排。許君上課時注意某女生，錢就在筆記本上畫了一系列《許眼變化圖》，在班中流傳頗廣。據說，其師長吳宓曾對幾位學子感慨道：「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年輕一輩人中要推錢鍾書，他們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錢愛讀書，且記憶力驚人，「一目十行，過目成誦」，同學喬冠華稱他具備了「照相機式的記憶」。其用功之勤，亦無人能比。許振德說，他「在校時，以一周讀中文經典，一周閱歐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圖書館借書還書，必懷抱五六巨冊，且奔且馳。且閱畢一冊，必作札記」。據他的同學、小說家吳組緗回憶，有一次在校園咖啡館，曹禺對吳組緗偷偷道：「錢鍾書坐在那裡，還不趕緊叫他給你開幾本英文淫書？」吳請錢開三本，沒想他隨手拿過一張紙，當下寫滿正反兩面，列了四十多本，同時寫下作者姓名及內容大概，令吳、曹兩位校園才子嘆服不已。1930年，錢穆要出版《國學概論》，請錢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讓20歲的兒子試刀，後來竟一字不改交付了，因為錢鍾書的這篇序文確實寫得老到暢達。事實上，大學四年中，他已在《大公報》、《新月》等報刊發表文章近二十篇。在論孔夫子哲學思想的文章中，他說「孔子近乎鄉紳」，令張申府「深感其創辟可喜」，連連驚嘆他是「現在清華最特出的天才」，「全中國人中，天分學力再沒有一個能趕得上他的。」1935年，錢鍾書考取英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攜嬌妻楊絳同船赴英，前往牛津大學進修。錢所報的英國文學專業僅一個名額，據說其他考生皆因他的報考而放棄，吳宓的一名研究生後來只得改報畜牧專業，去了愛丁堡大學的動物遺傳所。留學期間，錢讀書勤奮異常，每逢假期，同學大多離校去別處觀光，他卻泡在牛津的圖書館，將那裡18世紀後的經典通讀一遍，並將圖書館譯名「飽蠹樓」(Bodleian)，頗有書蟲飽餐後的快意。「飽蠹樓」的書不能外借，錢養成了筆記習慣。結果，這個被稱為擁有「20世紀人類最智慧頭顱」的聰明人一生都沒丟下這項「最笨」的功夫，許多書他要反覆閱讀，並將新知新得不斷添補到筆記上，最後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書。從國外到國內，從上海到北京，他的筆記在木箱、麻袋、枕頭裡進進出出幾番周折，直至字跡模糊紙張破軟。抗戰時他靠這樣的積累完成了《談藝錄》，「文革」中他又憑著大量筆記完成了《管錐編》。錢在牛津順利取得碩士學位，其畢業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半個世紀後還為英國女王訪華時所調閱。儘管這個學位極少有中國學生拿過，但錢卻以為，區區一個文憑，耽誤了他寶貴的時間。後來，他和《圍城》中的方鴻漸一樣，從英國去了法國。進入巴黎大學後，他放棄了學位，只求自由讀書，期間遍覽法、德、意等國文學原著，空閑時間在咖啡館結識了一些留學生同胞，看見了人性中赤裸的本相，成為他日後小說中的素材。回國後，28歲的他成了西南聯大最年輕的教授。他留了鬍子，拿著藤杖，頗具紳士風度，學生們對這位年輕老師極其佩服。「他總是笑眯眯的，閃動著一對炯炯有神的眸子，既嚴肅又幽默。他老是站著，手臂撐在講台上。有時也離開講台，在黑板前來回慢慢兒踱著，在黑板上書寫英、法、德、義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很少提問學生，總是滔滔不絕地講著，彷彿一股不盡的智慧靈泉涓涓地從他嘴裡奔流出來。」(趙瑞蕻《歲暮輓歌——追念錢鍾書先生》)但聯大這個教授，錢只當了一年，據說他年紀太輕、學問太好又口無遮攔，雖深受學生歡迎，卻難免引起學識不如他的老先生的不快。錢後來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剛剛建立的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擔任英文系主任，那裡的學生們，對這位魅力十足的年輕老師同樣佩服得五體投地。當年的學生周令本回憶：「他講話聲音很磁，講東西總是帶上表情，惟妙惟肖，上課很吸引人，我們每堂課一個字都不敢漏掉。」藍田的生活單調刻板，格調卻豐富多彩。冬季嚴寒，找個木炭盆生火取暖，每到深夜，拿廢報紙包兩個雞蛋，水浸濕了投進炭火，煨熟了就是夜宵。錢用小鎮上買到的毛邊紙開始撰寫《談藝錄》，同時他已開始構思《圍城》，在湘西的山溝里，和國師的同事們圍坐炭火旁，錢所講的故事就是小說的雛形。錢在藍田待了兩年，1941年夏回滬。上海整個淪陷後，他與妻女擠在復興中路一個狹小的亭子間，住在沿街的房子里，常在午夜聽到刺耳的軍靴聲，岳父把在女子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了錢，這樣才維持了平日的生計。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他完成了《談藝錄》的修改，完成了《圍城》的創作。1946年之後，錢任南京中央圖書館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編輯，連載於《文藝復興》月刊的《圍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此後連年再版。而用文言寫就的詩文評論集《談藝錄》則在1948年6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同年，台灣大學、香港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先後聘其赴教，他均辭謝。理由很簡單，他給同窗Stuart的信中寫道：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終究是和祖國人民結連在一起的)；錢還說過，「不是故國之外無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楊絳也說：「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1949年5月上海解放，錢舉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教清華外文系；1955年起任中科院社科部學術委員。他將身心投入了學術研究。自1950年代起，先後拿出了《宋詩選注》、《舊文四篇》、《七綴集》乃至紀念碑式的巨著《管錐編》。「注釋了歷史，注釋了社會，也注釋了十年動亂」早在大學期間，錢鍾書已立下志願：「但願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而學術研究伴他一生，未曾須臾相離。承家學淵源，16歲時他已讀完《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等書；大學期間，專習西語的他不棄「宿好」，立下「親炙古人，不由師授」的雄心，選擇有名家箋釋的集部書，對照注釋和原文，大量檢索所引書籍加以驗證；「橫掃清華圖書館」的深研力索中，他已建立比較文化的觀念；留學英法期間，眼界大開，「漸悟宗派判分，體裁別異，甚且言語懸殊，封疆阻絕，而詩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談藝錄》)可以說，錢鍾書一生治學，都在實踐他那句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錢先生眼裡，所有學問都可以打通，所有知識都有一體性。」王水照回憶道，「他說自己感興趣的是對具體文學作品的鑒賞和評析，他反對建立體系，但我認為，他的學術世界有個核心，即『融通』，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據楊絳記述，錢鍾書小時候最喜歡玩一種遊戲，「原來只是一人盤腿坐在帳子里，放下帳門，披著一條被單，就是『石屋裡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麼好玩。他說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裡的和尚』，玩得很樂。所謂『玩』，不過是一個人盤腿坐著自言自語。」這件「小時候乾的營生」，錢鍾書樂此不疲「玩」了一輩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擾地讀書、筆記、沉思，於他，便是極樂。寫《談藝錄》時，正值兵荒馬亂的抗戰時期，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在湖南藍田師院執教之餘，錢鍾書已完成一半書稿，因返滬養病而中斷。不久上海淪陷，他「侍親率眷，兵罅偷生」，身處「憂天將壓，避地無之」的困境，卻以堅強毅力「銷愁舒憤，述往思來」。建國後，錢鍾書「奉命」編撰《宋詩選注》，該書以豐富深邃的學術內涵和「另類」的編選目光，令學界嘆服。然而，50年代中期的這部古典文學選本，曾被劃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白旗」，後來，在夏承燾《如何評價<宋詩選注>》與日本學者小川環樹的書評相繼刊發後，錢才獲得「平反」。1971年，錢楊夫婦從五七幹校回京，房子被人強佔，兩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學所的辦公室里，白天寫作的桌子，晚上打開鋪蓋就是床。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錢鍾書開始整理多年積累的筆記，著手寫作《管錐編》。當時「文革」尚未結束，錢鍾書就敢寫那些與「三忠於，四無限」毫無關係的書，可見其驚人的勇氣。兩百年前，清代學者在令人窒息的學術環境下創造了乾嘉學派的輝煌；兩百年後，歷經「文革」劫難，錢鍾書用同樣方法撰著《管錐編》。全書以古奧典雅的文言寫成，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萬本著作(包括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以130萬字通盤考論《周易》、《詩經》、《左傳》等十部中國古籍的詞章及義理，打通時空、語言、文化和學科的壁障，以求在學術世界「泯町畦(打破疆域)」，「通騎驛(互相溝通)」。1979年，李慎之看完四卷《管錐編》後向錢鍾書祝賀，欽佩他「自說自話」，無一趨時語，一個字都不理30年來統治全中國的意識形態。錢鍾書淡淡一笑，搖搖手說「天機不可泄漏」。「《管錐編》是一部寫在『人生深處』的大著，」陳子謙說，錢鍾書「按照歷史本來的和應有的面貌進行辨析，從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中去發掘文化心理」，在具體鑒賞評析中抒發他對歷史、人生的深刻識見，「注釋了歷史，注釋了社會，注釋了人生，也注釋了十年動亂。」「看似瑣細冷僻的一些資料彙集和解釋，實際上涉及文化、哲學、宗教、民俗等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隱射的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人類的歷史有沒有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內容？當然有，大量的！《管錐編》可以幫助打開思路，我這思想跟錢先生說過，他非常高興，表示你懂我這樣一個意思。」丁偉志如許回憶道。劉再復指出，「(朱光潛、馮友蘭、金岳霖、賀麟等)那一輩的人文學者，他們在1949年前有所創造，而之後則忙於自我否定和依據新的意識形態標尺『照著說』，結果反而『後』不及『前』」。這輩學人中間，「錢鍾書幾乎是惟一的例外，他在不能為的語境中找到一種大有可為的著述方式，寫出了似堡壘又如深淵的《管錐編》，而且蘊含著可讓後人闡釋不盡的『接著說』與『創著說』」。(《當代人文學術批評家的崛起與寫作》)《圍城》內外楊絳說：「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痴氣』旺盛的鍾書。」「《圍城》里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痴氣，呵成了真人實事。」《圍城》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兩年里錢鍾書「錙銖積累」，「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那段日子，他在淪陷區的上海，工作沒著落，岳父把自己授課的鐘點讓給他，以此維持生計。一次，楊絳編寫的話劇上演，錢看完後表示：「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大為高興，催促他快寫，甘做「灶下婢」的她，劈柴生火燒飯洗衣，每天就等著那「五百字」。「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圍城」的書名，脫胎於法國諺語，「結婚猶如『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小說主人公方鴻漸在法國學成歸來後輾轉奔波、四處碰壁，聽到此「圍城」之說，聯繫自己的經歷，便對「人生萬事，都有了這個想法」。「方鴻漸是個被動的主角。Thingshappen to him。」錢鍾書曾如此點評道。這個「被動的主角」，並非典型書生，他有一點滑稽，人不壞，但無能。據說，他的原型取材於錢鍾書的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書中，錢鍾書還活靈活現地描繪了一批知識分子肖像：故作高深的詩人、道貌岸然的教授、功架十足的留洋博士……發噱的形象令人捧腹。李健吾晚年回憶，看到小說部分書稿時他們「又驚又喜，又是發愣，這個做學問的書蟲子怎麼寫起小說來了呢，而且是部諷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圍城》中處處散落著令人驚艷的幽默，但又不乏感傷、深沉的力量。或許，正是這種奇特的品質，令夏志清眼前一亮，聲稱它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1980年《圍城》重版，首印13萬冊，至1990年底又重印7版，每次加印約六萬冊；隨著同名電視劇的熱播，年逾古稀的錢鍾書一下進入了尋常百姓家；在海外，因夏志清的推崇，《圍城》也獲得極高的國際聲譽，先後被譯成英、德、法、日、捷克等多國文字。錢鍾書的聲譽波及海外，有外國記者說，「來到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看萬里長城，二是見見錢鍾書。」曾有一位英國女粉絲求見，錢在電話里幽默地打趣道：「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上世紀80年代初，著作等身的哈佛大學教授哈里·萊文應邀來華，計劃中就包括拜見錢鍾書。見面那天，錢親自開門，對萊文笑嘻嘻道：「啊，你是來參觀這個神話動物(原話：mythologicalanimal)——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哈哈！」交流中，兩人在世界文化版圖上縱橫馳騁，相談甚歡。然而，回程路上，萊文坐車裡悶悶不樂，直到最後才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我對其卻一無所知！」(朱虹《兩位文化巨人的相會》)1979年，錢與一批中國學者首次出訪美國，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語，旁徵博引的演講把「耶魯大學在場的老外都嚇壞了」(費景漢)；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覷」(夏志清)；據當年在哈佛讀書的美國漢學家艾朗諾回憶，「錢先生好像一瓶香檳酒，一開就大發。我們非常佩服他，沒想到中國學者中有像他學問這麼好的。」艾朗諾由此迷上錢，後來把《管錐編》譯成了英文。錢鍾書所到之處，舌璨蓮花，語驚四座。「錢學」也隨之在國內外熱火起來。然而，錢鍾書本人卻非常冷靜，他曾表示：「我是不喜歡這類東西的人，沒想到自己成為組織『學會』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諷刺』了！人生的諷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緩刑』到人死以後。」從狂傲到「默存」錢鍾書曾在散文《說笑》中寫道，「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為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後、幾萬里外，才有另一個人和他隔著時間空間的河岸，莫逆於心，相視而笑。」兒時的他，已顯出其稟賦異於常人，表現在「專愛胡說亂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東林小學後，父親為其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事實上，直到後半生他才漸漸斂住鋒芒。青年時期的錢鍾書，儼然今日酷評家，著述中筆挾風霜，生活中口無遮攔。有評者認為，小說《貓》有影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之嫌，而圈中文人盡數被他揶揄了一番；在《容安館日札》中，錢氏評人更見苛刻，於並世名流如冒鶴亭、鄧之誠、譚戒甫、陳寅恪、錢仲聯諸公，多所譏彈……對此，施蟄存生前也有評議：「他學問是好的，但嘴巴糗！喜歡講人家，狂妄得狠呀！」歷史學家向達曾與錢一同留學倫敦，他似乎看出了錢狂傲背後的率真：「一般人對他頗多誤解，其實他是『語狠心慈』，有見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丁偉志也說：「他確實有著一身傲骨，對於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常常抱著天真的態度，一針見血地捅破某些精心糊起來的包裝紙。他的時而幽默時而犀利的雅謔，傳出去，自然免不了會使得一些沒有雅量的人士，覺得難以下台。」早年，素聞藏書家黃裳年輕時愛慕有「甜姐兒」之稱的女明星黃宗英(據說筆名「黃裳」也有「黃的衣裳」之意)，在得知黃裳覓得佳本《痴婆子》後，錢鍾書便調皮地贈給他一副對聯——「遍求善本痴婆子；難得佳人甜姐兒。」黃是有雅量的人，因其妙對「貼切渾成」而「恕其唐突」，50年後仍激賞不已。「伊就格脾氣，頑童！」憶起當年這位愛打趣的前輩，李文俊的口氣倒更像一位長者，他操一口滬語笑侃道，「伊水平高嘛！有辰光人家一講，伊就曉得根本是錯呃，勿是迪格味道，總歸要挖苦一下，尤其是伊拉同輩，所以老先生對伊蠻恨呃。」據李說，曾有當年的聯大學生回憶，有次某位先生在教英文，錢恰好經過教室，在竹簾後聽了一段，跑出去哈哈大笑——「格種東西，荒謬之至。」上世紀40年代，錢楊寓居滬上，一度與傅雷為鄰，常相往來，傅聰、傅敏兄弟於錢楊之率朗幽默都存有深刻印象。傅聰告訴記者：「錢楊是中國知識分子裡頭非常特殊的一個典型，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像他們這樣，有一種irony，說幽默太淺了，irony是一種智慧，笑裡帶淚、淚裡帶笑，很雙關的，有點反諷，對的，就是反諷！但他們背後是有靈魂、有愛的，很多人覺得錢鍾書是玩世不恭，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憶及往事，傅又感慨道：「他倆還有一種赤子之純，微笑的後面有一個悲天憫人的精神，給我一種安心的、充滿智慧的、溫暖的感覺。」錢鍾書主張「化書卷見聞為吾性靈」，書讀多了也讀通了，他便有了自己的看法，也變得有定力，「文革」時寵辱不驚，地震亦臨危不懼。1976年唐山大地震，錢楊暫住的學部7號樓西山牆被震裂，社科院讓大家搬到不易坍塌的大食堂，董衡巽對記者回憶道：「錢媛本想讓二老到上海躲一下，他們怎麼也不願意，人家都住外面大食堂，後來他們一看沒必要就又搬了回去，管他震不震。」同住的許德政指著南牆一條從自己房間直伸到他們房間的裂縫讓錢看，誰知他竟滿不在乎：「別怕，那裂縫原來就有，季康曾用薄紙條封住，幾次餘震，那裂口都原縫不動。」他還特彆強調，「不是『原封不動』，是『原縫不動』！」世間諸般變化，他均豁然以對，更是練就了「天子呼來不上船」的膽魄。黃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憶，「四人幫」橫行時，某天通知學部要錢鍾書去參加國宴，「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鍾書一再拒絕：「我很忙，我不去！」通報者只得討饒：「那麼，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錢立馬回應：「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錢鍾書自辯：「人謂我狂，不知我之實狷。」晚年，面對兩位孫輩青年，他曾給予一番樸實真誠的勸誡：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如果他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他可能會抓住你話中的漏洞從你身後邊捅你一刀，把你賣了；如果他是一個軟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嚇、威脅下，他可能會做一些偽證，捏造一些無中生有的事件來；如果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人，他可能會十分坦率地承認一些對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他可能會因保護你而犧牲了他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見《錢鍾書楊絳先生寄語青年》)淹博的知識、深刻的諷喻，是他學術研治和文藝創作的一貫風範；而在這些令人嘆服的著述背後，是一張隱隱含笑、耐人尋味的面孔。據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記述，「他在會上不大發言，大部分情況下只是聽別人說話，有時他聽著聽著會低頭微笑，笑什麼當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古代組「老先生」印象記》)「伊門檻老精呃，政治運動捉勿牢伊，伊樣樣勿講，避開風頭。」李文俊認為他精明。然而，那只是錢鍾書「默」然而「存」、以求治學的「隱身大法」。傅敏說他「絕頂聰明，極有智慧，是個裡方外圓的人，所以能在夾縫中生存下來」。丁偉志強調，「敏感的問題，他不是沒有看法，實際上他看得很清楚，立場很鮮明，但是他不參與公開活動議論現實政治問題。」誠如余英時所言——「偶爾箭在弦上，也會流露出銳利的鋒芒。」王水照給記者舉了一例，「我們在河南幹校，當時抓『516反革命集團』，搞運動很慘烈，死了不少人。有次上面在批鬥，錢先生私下跟我講：『強者不吐實，弱者吐不實。』重點是後一句，點出逼供信的真相，弱者交代的東西都不真實。當時覺得他真夠大膽敏銳的。」待後來《管錐編》出版，王水照讀到論《史記·李斯列傳》條時，發現「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實」赫然在目。「他膽子很大，『文革』的時候也敢講。」專訪中，董衡巽又舉一例，「周恩來去世的時候，錢先生跑來跟我說：『現在大字報出來了，說『文革』是法西斯，這話說得真好！』」王水照告訴記者：「外人對錢先生的理解還是有些隔，在他的詩作中就有不少現實的感慨，只是包裹得比較深。」1957年，錢在「反右」前夕寫下《赴鄂道中》五首絕句，現引錄兩首：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啼鳩忽噤雨將來，噤聲嘛，『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他當然感受到了。」李慎之曾撰文道：「因為錢鍾書歷來認為朝市之學必成俗學，有不少後生把他看成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對人民的關懷與對祖國的關懷，一直煎熬著他的心。」李舉錢1989年夏的一首七律《閱世》，該詩庶幾可稱錢晚年封筆之作。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症亦知須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回首過去的一個世紀，飽覽群書、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多國語言、學貫中西者不乏其人；專於治學又擅創作者，也不只他一人……但錢鍾書是獨特的，他從兒時起便「鍾」情於書，只因其中樂趣無窮；二十多歲已決志「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淪陷孤島的戰亂歲月，他將平日里積攢的種種不屑不滿化為「憂世傷生」的詩話集《談藝錄》與長篇小說《圍城》；歷經十年浩劫、走過一個花甲後，他那些「寫在人生邊上」(散文集)的批註，對「人·獸·鬼」(短篇小說集)世相種種的感悟，漸漸匯成歷史、現實、人生的大江大海，積澱為浩瀚深沉的扛鼎之作《管錐編》。夏志清的評價應該是許多人的共識：「像錢鍾書這樣的奇才，近百年來我國還沒有第二人堪與他相比。」(參考：《錢鍾書集》《楊絳文集》《容安館札記》《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聽楊絳談往事》《文化崑崙》《一存千思》等。感謝：丁偉志、王水照、李文俊、董衡巽、傅聰、傅敏等接受專訪；吳學昭提供幫助；實習生王楊卡佳、宋娜參與錄音整理)楊絳：百年淑子映月泉清「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對於悲痛和酸楚，她從不多著一字；潺潺緩緩地道來，舉重若輕。傳說中的「南沙溝」，離釣魚台國賓館極近，小區門口有人站崗，裡面清一色三層舊式小樓，樓距很寬，中間是靜謐的喬木和草坪。據說，這裡幾百戶人家中，沒有封閉陽台也沒進行裝修的，如今只有這一家。楊絳拒絕封起陽台：「為了坐在屋裡能夠看到一片藍天。」1977年春，錢鍾書一家告別學部辦公室的蟄居生活，搬到此處新宅，這也是錢人生中的最後居所。三十多年來，這是一個略顯寂寞的地方，因為主人罕有的孤獨；但它也不斷迎來送往，因為主人稀世的分量。「他們家不是一般的樸素啊！」好幾位被訪者都向記者感嘆，錢楊夫婦捐了八百多萬元版稅給清華的貧寒學子，自己卻過著極其簡樸的日子：素粉牆、水泥地，天花板上還有幾個手印，據說，那是錢鍾書活著時楊絳登著梯子換燈泡留下的。客廳即書房，中間安放著一張大寫字檯，錢鍾書過去坐這裡，他走後楊絳繼續在此伏案，堅韌地寫出《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等近作，年屆白壽的她如今仍天天讀書，筆耕不輟。家裡一切都保持錢鍾書在世時的舊樣。西牆邊放著兩張沙發，專為接待客人；東、北兩排靠牆書櫃，實際僅一個書架，且多是工具書；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錢楊是無錫同鄉，1932年相識，1935年喜結良緣，恩愛六十多年。夏志清稱，「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錢鍾書和楊絳是我最喜歡、最尊敬的一對夫婦！他們的婚姻是最美滿的！」聽聞記者要寫錢楊，素來拒絕媒體的傅聰欣然受訪，深情回憶道：「我常常看到他們之間會心地微笑，有種內心的交流無時無刻不在那兒，兩人在一起，就是有種默契，又有溫柔在，每次看他們我都被感動。我想，看過《幹校六記》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夫婦能夠活過來靠的就是這種互相之間的交流：他們都是知識分子裡面最高層次的人，所以他們的交流不是普通的，還有intellectually(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學的美的高度，讓人羨慕！」「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1997年，錢楊二老的獨女錢瑗去世，一年後，纏綿病榻的錢鍾書也走了，「我們仨失散了」。斂起喪親之痛，當年已近九十高齡的楊絳開始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人們驚訝地發現，沒多久，這位纖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來了！這十多年來，面對時間這位嚴酷的判官，楊絳彷彿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越戰越驍勇：翻譯、寫作之外，她還一人攬下了整理錢鍾書學術遺物的工作，那是幾麻袋天書般的手稿與中外文筆記：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館札記》，還包括178冊外文筆記(共3萬4千頁)，今年6、7月，剛剛整理完的20卷《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也將面世，恐怕難以想像，一個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負荷的重擔。如今，迎著即將到來的百歲生日，她微笑著，倔強著，還在孜孜矻矻地「打掃現場」……半部《紅樓夢》加半部《儒林外史》求學清華時，楊已開始寫作並發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腳印》(1933)和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課教師朱自清的嘉獎，並推薦至《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1936年《璐璐》還被林徽因選入《大公報叢刊小說選》。解放前，楊絳發表的短篇小說《小陽春》被收進《新文學大系》；1978年後，她又創作了《「大笑話」》、《玉人》、《鬼》、《事業》等短篇，後收入1980年出版的《倒影集》。其中，《「大笑話」》和《事業》分量最重、篇幅最長。作品中的陳倩、周默君、陳倚雲等都是才智非凡、工作忘我的知識女性典型。後兩位老少校長，反映了楊絳青年時代的某些經歷，她自己曾任振華女校上海分校校長，換句話說，也當過「行政幹部」，儘管她自謙「我不懂政治」。早在艱難的抗戰時期，中共上海地下黨曾在文藝界組織了二十多個職業劇團開展戲劇救亡運動。剛從國外回滬的楊絳，在陳麟瑞(筆名石華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動下，業餘創作了四幕劇《稱心如意》。此劇在金都大戲院上演，由黃佐臨執導，李健吾也粉墨登場扮演劇中一位老翁。楊絳雖是劇壇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廬便一鳴驚人，《稱心如意》引來陣陣喝彩聲」。看過此劇的趙景深在《文壇憶舊》中評議道：「此劇刻畫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寫不出，而又寫得那樣細膩周至，不禁大為稱讚。」此後，楊絳又創作了喜劇《弄假成真》、《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延續英式戲劇傳統，諷刺人性的弱點，幽默人生的悲歡，柯靈贊她「解剖的鋒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諷」。1945年，夏衍看了楊絳的劇作，頓覺耳目一新——「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1958年，年已47歲的楊絳下決心「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她無師自通，鍥而不捨地完成了這項龐巨的翻譯工作。未完譯稿歷盡磨難，「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沒收、丟棄在廢紙堆里」，「九死一生」，總算逃過劫難。1978年4月，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訪華；她應邀參加國宴，鄧小平驚訝道：「《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此事一言難盡，楊絳忙於和西班牙皇室握手，無暇細談，只好答非所問：「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國王獎給75歲的楊絳一枚「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表彰她對傳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貢獻，向來低調的楊絳，只得接受電視新聞鏡頭的閃光一照。說起翻譯，這位大家的第一篇譯文還是當年葉公超布置的「作業」。清華讀研時，楊絳已和錢鍾書確立戀愛關係。一次葉請她到家裡吃飯，飯後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讓楊譯出其中一篇政論《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說《新月》要發表此篇譯文。她當時心想：葉先生是要考考錢鍾書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試」。此前她從未學過、做過翻譯，雖在政治系畢業，但對政論一向無興趣。別說翻譯，對她這個姑娘家而言，讀這樣的文章，難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著頭皮交稿時，葉公超卻說「很好」。不久，《新月》就發表了她的這篇「處女譯文」。抗戰勝利後，楊絳譯自哥爾德斯密(1730-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題為《隨鐵大少回家》，受到翻譯名家傅雷的稱賞。解放後她譯的47萬字的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潛的稱讚：我國散文(小說)翻譯「楊絳最好」。「文革」後，楊絳創作了中國第一部以幹校生活為題材的紀實散文，《幹校六記》的語言樸實無華，卻蘊含真情，1981年出版以來在國內外引起極大反響，先後被譯成日、英、法、俄等多國文字，有美國學者稱它是「20世紀英譯中國文學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六記》的文字「哀而不傷，怨而不怒」，1989年2月以其獨特的品味榮獲「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在24部獲獎作品中名列榜首。面對祝賀，楊絳淡淡笑道：「中國歷史上，大凡狀元都不是優秀的文學家。」對於自己那部描繪解放初思想改造運動中各類知識分子身心歷程的長篇小說《洗澡》，楊絳說：「《幹校六記》是真人真事，而這本小說完全是假的，沒有一個真的人，沒有一件真的事，也沒有我本人，但是我所寫的情況氣氛是完全真實的。」這部18萬字的小說被施蟄存譽作「半部《紅樓夢》加上半部《儒林外史》」，並說 「(楊絳)運用對話，與曹雪芹有異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過最好的一段，許彥成、杜麗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卻是吳敬梓寫不出來的」。一次，舒展和楊絳閑聊，「您到七十多歲拿出一部長篇小說，怪不得夏公要捧您，因為您是文藝領域各種樣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亂不擋，生、旦、凈、末滿來！」這一回，楊絳則以其無錫家鄉民諺打趣道：「那叫做『豬頭肉，三不精』！」溫文爾雅與剛強不屈「文革」初期，別人被斗得狼狽不堪，錢鍾書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闊步，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在暴虐橫行、風聲鶴唳的年代，瘦弱的楊絳還有過「壯舉」。「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嬌太太，面對階級鬥爭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後退縮的樣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讓我刮目相看！」葉廷芳向記者回憶了1966年夏的一次批鬥會，「『文革』初期錢鍾書被貼了大字報，楊絳就在當中一角貼了個小紙條澄清。後來群眾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個人都拉出來批鬥，站一排，楊絳站在最右邊，當時一起被批的還有宗璞、鄒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著頭，你說什麼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實也不敢說話，就她一個人，臉漲得通紅。他們逼問楊絳，為什麼要替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翻案。她跺著腳，怒不可遏地據理力爭：就是不符合事實！就是不符合事實！這次以後我就對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為，另一方面是她對丈夫的忠貞，絕不允許有不符合事實的批判。」「楊先生是非常較真的，『文革』初清洗廁所，污垢重重的女廁所被她擦得煥然一新，把我嚇了一跳，也頓生敬重之心；她給錢先生改大字報的事，若是我們肯定說不要貼，但她就會打著電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幹校的張佩芬和楊絳同被分在河南息縣，在四人間的「干打壘」小屋中有過半年「聯床之誼」，張的印象中，楊絳在幹校時少言、自製，相熟後會用她特有的方式「讓我們開朗起來」，例如坐在小馬紮上輕聲敘說家人趣事。「我聽楊先生講，她削蘋果一刀削到皮不會斷，而且薄，所以她爸爸只吃她削的蘋果。說到錢先生，楊先生總是嘲笑他生活『無能』，左右腳穿錯鞋，說他下幹校『打前站』時把臟衣物都打包寄給她，諸如此類的。但說到學問，她說自己是錢先生的尾巴。他們倆互相非常尊重，錢先生對她非常崇拜的，從來不說她不好，還說她翻譯得比自己好多了。」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錢鍾書告別妻女先下了五七幹校，學問通透的他，侍弄煤、鍋爐卻是外行，水總是燒不開，被大家笑稱「錢不開」。半年後，楊絳也來到幹校，兩人不在一個連，但能偶爾相聚。據葉廷芳回憶：「兩連在地界上是毗鄰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楊絳都在『菜園班』，她當時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園，她就利用這個時間，坐在小馬紮上，用膝蓋當寫字檯，看書或寫東西。錢鍾書擔負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點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時，總要繞道百十來步到我們這裡看他的妻子，我們看到她把寫的東西遞給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兒也不坐下來，拆下來看看，聊幾句就走了。」在信陽的日子，楊絳依然寡言。據葉說，她和別人不同，似乎總是「笑嘻嘻的」，「我們當時都叫她楊老太(因為當時有個歌)，全所的群眾會上，她發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憂鬱或悲憤，總是笑嘻嘻的，說『文革』對我最大的教育就是與群眾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我們大家都在勞動，鑿井、種菜、澆菜……菜地旁邊突然起了個墳堆，我就聽到她說，死的人多冷啊，墳地里草都沒有……當時是夏天，我還奇怪她怎麼會想到冷」。事實上，那時候的楊絳剛剛遭遇喪婿之痛，他們的女婿王德一，批鬥中不堪受辱自殺了。1980年，《幹校六記》出版，錢鍾書寫了一段意義深遠的「小引」，「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一般群眾」都得「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极參加……」待《六記》出版後，葉廷芳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當時不光是在那兒寫信，我本以為她在寫內心的痛苦和獨白，但是書里沒一個字關於階級鬥爭，而且也沒寫我們這些人的名字。」「她就是這麼的含蓄，沒有一點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為沒有一句protest(抗議)，真是個高貴高尚的靈魂。」採訪中說起《六記》，傅聰感慨無限，「79年我第一次回來去北京看他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楊絳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說『至少勿要害人』(滬語)，她這話重複了很多次，幾乎是喃喃自語，裡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時『文革』剛結束，可見在她心裡有多深的創傷。」李文俊告訴記者：「運動中被人家整的人，楊先生是很同情的，就像鄭土生，當時過得很差，他想自殺，她就勸他想開點，還幫他寫文章，解決他的困難。」「楊先生的筆彷彿既是放大鏡，又是望遠鏡，在洞察那個不幸時代的歷史進程，在審視那個荒唐時期的艱難人生。」從鄭土生日後的文字中可見其感恩之情，「在她溫文爾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顆剛強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義，不顧自己安危，救人於危難之中的膽略和氣概。」為默存而「默存」風裡孤蓬不自由，住應無益況難留。匆匆得晤先憂別，汲汲為歡轉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雲階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憑傳語，成骨成灰恐未休！錢鍾書的《代擬無題七首》當年是為楊絳的小說人物而作的，據楊說，他原本還不願意，楊嗔怪道，自己為他《圍城》寫了白話「歪詩」(蘇文紈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詩，即楊代筆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說要幾首典雅情詩，為何不得？「默存無以對，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詩七首擲於余前」，楊一看，「韻味無窮，低徊不已。絕妙好辭，何需小說框架？」為此，她打消了創作念頭，「得此空中樓閣，臆測情節，更耐尋味」。顯然，楊絳在讀這些情詩時，發現已不是什麼「代擬詩」，而是錢鍾書對自己的再度表白，所以也捨不得勻給小說人物了。1932年，春，清華古月堂門口，楊絳與錢鍾書初見。這個書生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沒多久，錢就給楊寫了信，「約在工字廳見面」。他開口第一句話是：「我沒有訂婚。」她介面道：「我也並非費孝通的女友。」兩下釋然。就像她母親所說的：「阿季的腳下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錢楊兩人此後開始通信，「我們只是互相介紹書，通信用英文。那時清華園內有郵筒，信投入郵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極便。他的信很勤，越寫越勤，一天一封。」學期終了，錢鍾書希望楊絳考清華研究院，這樣兩人便可再同學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難受，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in love了。」錢畢業離開後，寫了許多信給她，又作了許多情詩，其中有詩句寫道：「依娘小妹劇關心，髫辮多情一往深。別後經時無隻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錢的舊體詩寫得文辭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楊的回信並不多，她說自己不愛寫信，為此他略有抱怨，後來寫《圍城》，他還念念不忘此事，《圍城》里的唐曉芙也不愛寫信。大約是錢鍾書寫信寫得太勤，其父錢基博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老先生擅自拆了楊絳的回信，從而對其大加欣賞。大意是，錢鍾書形容他一位朋友和女友通信時，每句開頭總是「朋友呀」。楊絳不贊成交這種朋友，回信道：「『毋友不如己者』，我的朋友個個比我強。」老夫子覺得此言「實獲我心」，便給楊絳回信，誇她明理懂事，並鄭重其事把兒子「託付」給她。這以後，錢鍾書便由父親領著，上門正式求親，兩家舉辦訂婚宴，那晚錢穆也在座。兩人雖系自由戀愛，結合倒是沿著「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實實走了一遍程序，1935年7月13日，結婚儀式在蘇州廟堂巷楊府舉行，婚禮新舊參半：楊家新式，錢家舊式。多年後回憶，楊絳還在文中幽默道：「(《圍城》里)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鍾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裡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婚後的楊絳，為默存而「默存」，甘於犧牲自己的才學、時間、精力，成就錢鍾書的治學和創作。對於痴氣十足的錢鍾書，她體貼關愛，攬下生活里的一切擔子，檯燈弄壞了，「不要緊」；墨水打翻了，「不要緊」，她的「不要緊」伴隨了錢一生。錢鍾書的母親誇她「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家什麼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鍾書痴人痴福」。錢鍾書對她也戀慕至極，將《寫在人生邊上》「贈予季康」。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出版後，在兩人「仝存」的樣書上，錢又寫下浪漫痴語：「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對於從小嗣出的錢而言，這份博大的「三位一體」的情感中或許還包含著一份母性關懷。有一次，楊絳要捐掉她為錢鍾書織的一件毛衣，錢抱住不放，說：「慈母手中線。」「我們不論在多麼艱苦的境地，從不停頓的是讀書和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樂趣。」(《我們仨》)只要有書，這對夫妻便能樂在其中。翻譯家董衡巽向記者回憶，看小說，楊絳是錢鍾書的Taster，「一般是楊先生先看嘛，看得好的再推薦給錢先生再看，要節約錢先生時間。他們閱讀的面很廣，嚴肅的書也看，消遣的書也看。他們倆都喜歡英國的當代小說，比如楊先生她推薦我看奧威爾的《1984》、《動物莊園》，你想想『文革』前推薦我看這種書，那是很有膽量的。」曾被朋友們稱作小「錢鍾書和楊絳」的翻譯家夫婦李文俊和張佩芬向記者共同回憶：1973年，聽說錢鍾書一家遭欺凌搬進了學部辦公室，他倆一同前去探望，誰知錢楊對先前發生的不快隻字不提。錢取下正使用的英語詞典，給李講解他在書頁上下寫滿的字跡，「楊先生則在房間另一頭向我娓娓傳授，如何在一間斗室里調和鍋碗瓢盆與筆墨紙硯。那情景，恰如江浙人慣說的調侃話：『螺螄殼裡做道場』。」兩人相濡以沫63載，共同營造了最純凈的婚姻，錢鍾書曾如是總結：「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儘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錢鍾書纏綿病榻的日子，全靠楊絳一人悉心照料。丁偉志回憶道：「錢先生當時不能進食，只能靠鼻飼，每個菜都是楊先生親自給他做，菜都做成糊狀，魚要做成粥，一個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楊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哎呀，後來不得了了！錢先生在北京醫院，女兒錢瑗在西郊，楊先生這麼大年紀兩邊跑。一家三口人，後來一下走兩個，尤其是女兒的走毫無思想準備，我想她一定受不了，這個打擊太大了啊！她居然非常堅強，一滴淚都不掉。」傅聰回憶：「我上次見她，她說最近特別喜歡德沃夏克。在我看來，德沃夏克其實是人情味最重的作曲家。」丁偉志對記者形容道：「你現在看見楊絳會很驚訝，你看她這樣高齡，頭腦仍是清清楚楚，而且寫很小的字，手一點都不抖，走路都不需要人扶，腳步很輕捷。」今年2月23日，張佩芬突然接到楊絳一個電話。「因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不通德語，偶爾也會找我幫忙，她把字母念出來，我記下來查，查好後我給她回信，她收到後第二天馬上就電話回我道謝。」「她有說在寫什麼嗎？」「我不敢問她，之前問過，她會不高興的。《走到人生邊上》出版前一兩個月，問她寫什麼，她說還忙著，還在寫，不肯說寫什麼，後來就出版了。」「那她請教您的德文是什麼內容呢？」「像繞口令似的，沒什麼意義，拆成單獨的詞語就是單獨的意思，猜測不出來；也許她還在翻譯，可能是她翻譯的書裡面碰到的德文詞；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錢先生的筆記。」「挺好的。」那通電話中，提及近況，楊絳也只說了這仨字；她的耳朵幾乎聽不見了，「即使帶著助聽器也聽不見」；小輩們笑稱，跟她打電話就是她的「一言堂」，別人問什麼她也「答非所問」，所以只能在《走到人生邊上》寫下「一連串的自問自答」。據張佩芬回憶，楊絳所尋德語共18個字母，一口氣讀完，好似一個拗口的遊戲，倘若加以分割，便是3個獨立的單詞——給予，贈與了，已經離開了。(參考：《楊絳文集》《聽楊絳談往事》《我們仨》《錢鍾書集》《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等。感謝：葉廷芳、張佩芬、李文俊、丁偉志、傅聰、董衡巽等接受專訪；吳學昭提供幫助；實習生王楊卡佳、郁琳參與錄音整理)錢基博與楊蔭杭錢鍾書和楊絳都是無錫人，兩人的父親錢基博和楊蔭杭也都是文化名人。無錫錢氏屬名門望族，可追溯至吳越王錢鏐，至錢基博祖父輩已入寒門，但卻一直奉持著「清廉自守，一心向學」的家風。楊氏雖非望族，卻也是累代相傳的讀書人家。錢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別號潛廬，出生在國事衰朽的清末。他在自述中說：「因為我祖上累代教書，所以家庭環境，適合於『求知』；而且『求知』的慾望很熱烈。」從5歲至15歲，錢基博與孿生兄弟錢基厚讀完了《四書》、《易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傳》、《史記》、《唐宋八家文選》、《資治通鑒》等，並精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打下了極其紮實的文史基礎。楊蔭杭(1878-1945)字補塘，筆名老圃，又名虎頭。1895年考入北洋大學堂；1897年轉入南洋公學；1899年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卒業早稻田大學，回國後鼓吹革命，清廷通緝，再度出國，赴美留學。錢基博16歲時曾從無錫名儒許國風問業，據基厚回憶，其兄每次從塾師處拿到作文題，就與先生「上下古今，不可一世，扺掌而堂，旁若無人」。16歲時讀到梁啟超的《中國地理大勢論》，錢覺得不能滿意，於是寫了洋洋四萬言的《中國輿地大勢論》，獲梁啟超青睞，發表於他所編的《新民叢刊》上。楊蔭杭在日本東京創辦《譯書彙編》，後回鄉創辦「理化研究會」宣傳西學，並在《時事新報》社、《蘇報》社任編輯，撰稿鼓吹民生革命，導致清廷通緝。錢基博雖無留學背景，卻也在西學東漸的風氣下，與其弟基厚自習《代數備旨》、《幾何備旨》，並偷偷將家中經史書籍取出，去書鋪換上海江南製造局所出理化類書籍，還組織了理科研究會。書生俠氣辛亥革命前兩年，錢基博23歲，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讀了錢文大為讚賞，以月薪白銀百兩，邀請他參與司法改良。陶為曾國藩再傳弟子，通曉外交事務，又好詩古文辭，不免沾染舊時名士習氣，某夜與幕僚宴飲，招來一靚妝女子，對錢說：「此花榜狀頭(「花魁」之意)，馳譽久矣！……君不可不一盼睞！」不料遭到錢不留情面的指斥：「你以行政長官身份長夜招妓，何以作下屬的表率？」一座皆驚，笑錢迂腐，陶則尊錢為君子，翌日還專門向他致歉。楊絳回憶其父在北洋公學時，有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出來鎮壓，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被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鬧一起開除。大家面面相覷，默不作聲。鬧風潮本為改善伙食，楊並未參與，可是看到那伙人縮著腦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說：「還有我！」他真的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被開除了。風潮就此平息。(楊絳《回憶我的父親》)辛亥後，錢基博慷慨從戎，在軍中服務，但宋教仁的被刺，二次革命的失敗，都令他覺得憑一己之力難挽頹勢，遂萌去意，立志在教學中作出奉獻。錢以文章盛譽奔走大江南北，月薪常在兩百金以上，回歸故里，任無錫縣第一小學國文教員，月薪只有20元，校長顧祖瑛頗有歉意，錢基博卻毫不在意：「你不要小看我，我家三世為童子當啟蒙師，這是我家傳之業，我很以之為榮！」此時，馮國璋慕名要招他為秘書，被他婉拒。楊蔭杭二次出洋，先獲早稻田大學法學士(1907)，又於1910年獲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法學碩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學校任教。辛亥革命後，辭職回南，在上海《申報》館任職，同時兼任律師，發起組織上海律師公會，並先後任江蘇高等審判廳長(1913)、浙江高等審判廳長(1914)，1919年調北京，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等職務。1920年任上海《申報》館副總編，兼營律師事務。任高等審判長時，為判處一名殺人惡霸死刑，楊蔭杭堅持司法獨立，與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至袁世凱把他調任。當時也有律師向當事人索取賄賂：兩支雪茄就是兩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楊蔭杭出於義憤，自告奮勇為請不起律師的窮人辯護。也時有一些並不貧困、打勝官司後賴掉公費的事發生。據楊絳回憶，其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公費被賴掉。她笑父親：作為一個律師，卻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除了精通法學，楊蔭杭還是一位詩人，愛讀杜詩，於音韻學鑽研很深，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楊絳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文章高手抗戰時期，錢鍾書和楊絳、楊父同住。錢鍾書自幼喜讀字典，楊父發現後大樂，對女兒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博學的錢鍾書常感到缺乏「相談手」，但與楊蔭杭在一起，翁婿之間談得十分投機。任《申報》副總編時，楊蔭杭曾逐日在《申報》上發表「時評」和「社語」，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有《老圃遺文輯》行世。輯中所作，雖系時評，卻旁及法律、歷史、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古代地理、民族源流……無所不包，信手拈來。晚年傾力於《詩騷體韻》一書，可惜書稿未能留下。說到淵博，錢基博幾乎不讓其子，除了西文上錢鍾書佔了優勢，其父對經史子集的通覽與精研在國內是罕見的。錢基博的著述，除散見於報刊雜誌的序跋、論說、碑傳、書牘，成書出版的專著竟達五十餘種。其中，《經學通志》《中國文學史》《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近百年湖南學風》等至今翻印不斷。陳平原對他的評價是：「錢先生以碩學高文孚海內眾望，其文章筆勢雄健，意氣凌雲，典雅古勁，事理通明，其學熔裁經史，旁涉百家，堪為天下通儒。」正是如此雄厚的功力，讓自學成才的錢基博登上聖約翰大學、清華大學、光華大學等名牌大學的講壇。學術專著外，錢基博和兒子一樣，也是小說創作的高手，當年在《小說月報》上所發武俠小說《技擊余聞補》，引來讀者讚譽，盛稱其「筆墨勁峭蒼古，在林琴南之上」。(參考：《錢基博年譜》《無錫時期的錢基博與錢鍾書》《大家國學-錢基博卷》《錢基博學術研究》《錢基博學術論著選》《老圃遺文緝》，實習記者王楊卡佳對本文亦有貢獻)楊必：令人扼腕的英才是了，這就是我們的名利場。這裡雖然是個熱鬧去處，卻是道德淪亡，說不上有什麼快活。——《名利場》「開幕以前的幾句話」英國小說《名利場》(Vanity Fair)，幾乎成了楊必的名片。這部「罕見的佳譯」誕生於上世紀50年代，至今仍是業界經典譯本，著名學者陸谷孫曾撰文高度評價，「英蕤窈窕，元氣淋漓，非文字功力出眾，小說文學修養精湛者不可為。」而《名利場》背後的楊必，又是怎樣一位女性？吳學昭曾和記者聊過楊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滬語Ge)一起上學，當時我們家離學校近，她每天放學到我家來，我母親總讓她先吃點心再做功課，她15歲就沒了母親，能感到一種家庭溫暖吧。」因年齡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讀，吳家姐妹和楊必關係頗近。「楊必好像和姐姐(楊絳)不太像，她比較年輕，也比較時尚，現在叫帥，從前叫Smart。」吳回憶道，「她長得很漂亮，皮膚雪雪白(滬語)；加上她個子高，穿得又時髦，很講究上海小姐的派頭；她在國際勞工局時，我看到她穿那種黑皮夾克，當時很少女孩這麼穿，非常帥氣。」當年，翻譯家傅雷還曾請楊必指導傅聰英文。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後，楊必調入復旦大學外文系，記者採訪了她當年的幾位同事和學生。電話那頭，陸谷孫向記者回應道：「她一向獨來獨往，感覺蠻孤獨的。」曾受過楊必個別指導的薛詩綺則說：「她非常豪爽，講話毫無顧忌，風格像男人。」「家裡有教養、自己有修養、學問很好、才氣很高的一個女同志。」85歲高齡的程雨民概括道。楊必46歲英年早逝，留下兩部譯作，《名利場》(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之外，還有一部女作家瑪麗亞·埃傑窩斯(M.Edgeworth)的《剝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說講述了一個愛爾蘭地主家族的衰敗。雖然教的是英國小說，楊必對中國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據楊絳回憶，早在童年時代，楊必就已經迷上了《紅樓夢》。學生則說她「上課講著講著就引申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上」，「常讚歎《西遊記》的想像力豐富」。大家記得，「她前前後後看了三十多遍《紅樓夢》，有時《名利場》翻不下去，她就會看《紅樓夢》，說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楊家的「西碧兒」楊必1922年5月生，比楊絳小11歲，在家行八，父親老圃先生愛用古字，「因為『必』是『八』的古音：家裡就稱阿必」。依楊絳回憶，淘氣的阿必從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聲調、腔吻、神情。她講一件事，只需幾句敘述，加上摹仿，便有聲有色，傳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裡，總是個歡笑的中心」。關於楊必的課堂，退休教師翟象俊回憶：「57年我才一年級，比較好奇，想看看高年級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課。我曾經透過門上的玻璃看到過楊必先生，那時她給大四學生教VanityFair。她上課動作很多，在教室里走來走去，有時候會坐在講台上，非常活躍，手舞足蹈。」1941年，楊必從工部局女中高中畢業後，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讀書時恰逢錢鍾書在那裡教課，也曾教過她。大學末一個學期，父親楊蔭杭去世，畢業後她就留校當助教，兼任該校附中的英語教師。當時主管震旦的是外國修女桑頓嬤嬤(Mother Thornton)，抗戰勝利後她正好要到北平開會，得知楊必有親戚(錢鍾書、楊絳)在清華任職便攜其北上，因此楊必1947年夏開始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繼續教課；1948年下半年，經師長陳麟瑞(時任《上海新聞》總編輯)介紹，進入南京西路的國際勞工局兼職，做了一年翻譯，期間收入頗豐；同樣經陳推薦，1950年4月間她又獲得一份《密勒氏評論報》的翻譯差事。錢鍾書管楊必叫「西碧兒」(Sibyl，古代女預言家)，因為姐姐們遇到什麼問題，都會請教這個小阿妹，儘管她是個「家事不能幹、也從未操勞過」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誰都老成，也有主意」。林同濟不錯，你們會有共同語言的」1998年8月，賈植芳曾寫下《憶林同濟先生和楊必女士》(以下簡稱《憶》)一文，以示「懷念與敬重」，因「我出事以後」，他倆「都沒有迎合時勢，寫文章批判我」，他們「是在極左時代受到迫害、學養深厚、具有獨立人格意識的知識分子，給我印象很深」。賈植芳是在震旦認識楊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後，賈老還以開玩笑的口吻想為楊必介紹對象——「你三十多了，年齡也不小了，老話說『女大當嫁』，我給你找個對象吧？」「楊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錢鍾書那樣的大學者。我說，錢鍾書只有一個，你們外文系林同濟我看不錯，原來的夫人回了美國，他是個學者，又在歐洲長期生活過，你們會有共同語言的。」這件事賈跟林也講過，然而，媒還沒保好，老人家就進了監獄。「當初也有這樣的傳說，」曾和楊豈深、楊必一起參與英語綜合閱讀教學的烏漪雲告訴記者，「一開始我們覺得林同濟和楊必先生都才華橫溢，在學術和個人發展上應該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後，林同濟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對待，他們後來的交往也就比較少了。」徐燕謀的悼詩楊家小妹好才華，勸我頭風飲綠茶。終愛祁門濃似血，殘陽色里吊蟲沙。(編者註：「猿鶴蟲沙」指稱戰死的將卒，「蟲沙」比喻戰死的兵卒，此處泛指死於動亂者。)採訪中，翟象俊向記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鮮見的《徐燕謀詩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這首詩的序中寫道：「我患風病而嗜紅茶，楊必君勸我改飲綠茶少刺激，因買祁門，憶君前言，而君已鬱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謀，大「同學如弟」錢鍾書4歲，在錢基博門下亦頗受器重，在後來教學共事中與錢鍾書「交契漸厚」，結成終生密友，因姐夫這層關係，楊必當年跟徐交情甚篤。女同事孫銖也有印象，「楊必跟老一輩很談得來，我們當時屬於青年，她屬於中年，但她喜歡和老一輩徐燕謀、楊豈深他們在一起，因為她文學功底深。」據程雨民回憶：「楊必當時在教研室基本上屬於後輩，當時文學教研組她跟劉德中是最年輕的。」當年，中德混血兒劉德中和一直單身的楊必曾被稱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訴記者，徐燕謀晚年抑鬱加劇，對於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責抱愧。「劉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解放後在安徽勞改，刑滿後留在農場，之後政策調整，徐先生就跟黨委提出把劉夫人調回來，但回來沒多久『文革』了，勞教回來的分子剃陰陽頭，被整得很慘，後來他們夫婦雙雙自殺，徐先生覺得如果當時沒出這餿主意就不會這樣。」翟還透露，楊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過面。「當時學校附近有個很小的來喜飯店，68年『清隊』時，徐先生在那裡遇到楊必，她跟徐先生說，你現在不要跟我多講話，昨天他們來過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還是當鋪里弄來的衣服。徐先生說，當時沒把這個太當回事，大家都受到衝擊，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沒多開導她，但誰想第二天楊必就走了。」眼見俊才驟逝，徐燕謀欲哭無淚，扼腕之餘寫下迴腸盪氣的悼詩。悼念楊必君，意有未盡，更作四首北宮嬰是女兒身，几淨窗明不受塵。我到小樓常局促，煙灰一撮恐污人。(編者註：《戰國策·齊策四》：「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北宮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宮，嬰兒指齊國孝女嬰兒子，因楊必終身未嫁，此處以「北宮嬰」代稱。)我書未散苦無廬，君屋尤存恨失書。天上銀河萬斛水，難求升斗活枯魚。(文化大革命初，君藏書盡失，我房屋緊縮，書皆束閣，兩人如魚失水)估鋪狐裘穩稱身，心頭冷徹總難溫，何堪重遇邯鄲路，不待霜風已斷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鄲路上披狐裘，猶瑟縮，雲冬衣已盡失，以六十元從估鋪中易得敝裘禦寒。)批評原不是揶揄，誰料中樞有鬼狐。君病纏綿故應死，沉憂我亦欲捐軀。十年浩劫期間，徐的家中長上和子輩在運動中罹禍蒙冤，徐在公眾場合終日緘口；後來又拖著病軀被迫「疏散」下鄉，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顆安眠藥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當年噩夢中，難抵抑鬱頑疾，於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歿後，錢鍾書《致郭晴湖》函中「奉書感愴」，「燕謀去年忽以生平詩稿及英語講稿相示，心竊以為不詳之兆。故拙序結尾云：『蘊未盡之才，征無疆之壽』以頌禱語祓除』。不意其竟從三閭大夫之後也。」不得公開的死亡檔案為搜集楊必資料，記者曾多次前往復旦大學檔案館，經館長特批，獲准查閱楊必死亡檔案中的履歷表部分，但其生前自傳、思想彙報等卷宗卻不得公開。在《私立震旦大學教職員工登記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學校教師調查表》(1952年9月7日)、《復旦大學幹部登記表》(1958年7月21日)、《幹部簡歷表》(1960年3月6日)3張正本中，記者發現，楊必填寫的健康狀況欄字數有所增加，58年登記時，在52年「神經衰弱」外又添「高血壓」一項，至60年已是「極度神經衰弱發展為精神分裂症(亦有醫生稱精神歸納症)」，足見這些年她身體羸弱，每況愈下。楊必的字跡娟秀工整，幾乎每欄都認真填寫，務求具體翔實。例如52年《調查表》「自我批評」欄中，除了最後「生活嚴肅有紀律」、「在業務上盡責不苟且」兩項「優點」外，她在前面寫了滿滿5項缺點。1.自高自大，目無群眾，固執，不虛心接受意見2.認識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內兜圈子3.有虛榮心，好賣弄小聰明4.不能吃苦，喜歡享受5.對新事物認識不夠，因此缺乏熱情，不夠積極賈植芳在《憶》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間，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學的思想改造工作領導小組(即『學習委員會』)，說震旦女子文學院加拿大嬤嬤回國時把財產都交給楊必保管，因此要她檢查，給她帶來不少苦惱，於是這個大家閨秀對新政權產生了一種抵觸情緒。」但是，楊必分到復旦後很快被評為副教授，應該說得到了相當高的重視。據楊絳回憶，楊必剛到復旦、翻譯《名利場》期間，生活豐富，交遊廣闊。當時，楊必和大姐同住霞飛路培恩公寓。大姐楊閏康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上海市副市長。但楊必58年《登記表》中寫到的何似乎境況不佳：「1947年離國僑居巴西，現在香港，據說神經失常，詳細情況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稱在香港某中學做校長，不知是狂人囈語，還是神經病已有好轉，學校面貌不詳，據他說是朋友出資創辦。」薛詩綺回憶，「我到她家去玩過幾次，但從來不談學問。她喜歡議論人，對於學界那些裝腔作勢、外面有點『殼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點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間煙火，人絕頂聰明，對每個人都看得很准，評論人不是很惡意，但有時也蠻尖銳的。對於社會學界的不良現象，她很看不起。」楊必死於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時期，《憶》中提到，「外調人員說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動教會有勾結，逼她限期寫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絕望中，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了。當時我聽見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廣播說，她是堅持反動立場，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了。」但楊絳在《記楊必》中強調，「她是1968年睡夢裡去世的」，「革命群眾要她交代她在國際勞工局兼職的事。她寫過幾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覺睡去，沒有再醒過來。……為此她不免蒙上自殺的嫌疑。軍醫的解剖檢查是徹底的，他們的診斷是急性心臟衰竭。」據孫銖回憶，「前一天開大會我還坐她旁邊，當天她身體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著，吃安眠藥，心臟也不好。」1979年，復旦大學外語係為楊必開了追悼會。「楊先生特別指出，楊必肯定是平時嘔心瀝血、後來沒扛下來累死的，不是外面說的那樣自殺的。」在北京採訪時，社科院德語文學專家張佩芬告訴記者，幹校期間她曾和楊絳提及楊必，「楊先生說，她母親把家裡都照顧得很好，以她媽媽的家教，楊必不可能自殺，說的時候她都流淚了。」翻譯過《名利場》的楊必，早已逃脫世俗纏累。斯人已逝，或許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們的記念。(楊必曾以筆名「心一」發表過散文，但外界僅留存此篇)當第一條金紅的陽光跳上牆的時候，整個世界都變過了，隔夜的黑影，夢境里的幻像，都被驅散無遺……你有沒有在暗裡聽見你所最愛的聲音在叫你喚你？這聲音出乎意料的溫柔親切……於是你覺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著，滿心安慰，滿腹希望，讓黑夜把你卷進了夢鄉。(感謝：張佩芬、翟象俊、傅聰、董衡巽、陸谷孫、薛詩綺、孫銖、程雨民、烏漪雲等接受專訪；徐龍順、白冰、周桂發、歐陽宏森等協助聯絡與查檔；實習生王楊卡佳協助錄音整理)錢瑗：我和爸爸最哥們兒「人生在世，應愛惜光陰。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著光陰隨著滴滴藥液流走，就想寫點父母如何教我的事：從識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費光陰的一點努力。」1996年，錢鍾書與楊絳的獨女錢瑗，患脊椎癌，住院時已是晚期。這年10月，她想起母親說過要寫《我們仨》的事，就要求把這個題目讓給她，由她來寫。當時，她只能仰卧，寫字很困難，由護工移動紙張協助書寫。11月，醫院報病危，錢瑗還在「愛惜光陰」，至1997年2月26日她寫完前5篇，楊絳勸她「養病要緊，勿勞神」，而她實在也已力竭，就聽話擱筆，5天後於沉睡中去世。錢瑗走時，楊絳還得守著這個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錢鍾書。白髮人送黑髮人，心裡必是一片冰涼。待錢鍾書走後，她只得一人續完《我們仨》，在一場時空錯置的「萬里長夢」中：「阿圓一再對我說：『娘，不要愁，有我呢。咱們明天就能見到爸爸了。』」(《我們仨》)「穎悟如娘創似翁」「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楊絳懷孕時，錢鍾書說了這麼句痴話。1937年5月19日，英國牛津婦產醫院，楊絳果然誕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醫生用產鉗夾了出來，護士對楊說：「She"s all black and blue。」(她渾身青紫)是她使勁拍拍拍，才給拍活的。嬰孩「哇」地一聲特別嘹亮，護士們稱她MissSing High，楊絳意譯「高歌小姐」，音譯「星海小姐」。據說，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護士把孩子抱了出來，錢鍾書看了又看，「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錢瑗小名圓圓、阿圓、阿瑗，自小聰穎絕倫，頗多故事。3歲時，圓圓見一個「朋」字，就對媽媽說：「這兩個『月』在親熱呢！」楊絳驚喜於女兒「兩月相暱(昵)」的妙思，遂作詩一首：「穎悟如娘創似翁，正來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誇嬌女，不數劉家有丑童。」誇讚女兒像父母一樣聰慧有創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劉宴的才。(註：神童劉宴貌丑)1941年錢鍾書自外地回上海，父女兩年沒見，4歲的圓圓注視著有些陌生的爸爸，見他把行李放媽媽床邊，發話道：「這是我媽媽，你的媽媽在那邊。」錢鍾書不禁感到好笑：「我倒問問你，是我先認識你媽媽，還是你先認識？」圓圓答：「自然我先認識。我一生下來就認識，你是長大了認識的。」令這位大學問家父親啞然失笑。1948年夏，11歲的錢瑗隨父母來到老家無錫，見了爺爺錢基博，老先生當年給她取名健汝，但多年來從未見過這個孫女。錢瑗自小愛讀書，那天在爺爺屋裡找到一小櫃《少年》雜誌，邊翻邊看，弄得滿地是書，小學畢業的她此前已讀過《西遊記》、《水滸傳》等古典小說，爺爺當場考問她一番，大為驚奇，「吾家讀書種子也！」錢瑗從小體弱，經常休學。1949年隨父母離滬北上時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後，讀了3學期又因病休學。楊絳當時已調入文學研究所，常讀18、19世紀的英國小說，錢瑗在家，閑來無事，就拿媽媽從圖書館借來的這一摞洋書消遣。年僅15歲的她初讀原文，不免生吞活剝，但為她後來的語言教學打下了紮實基礎。1979年公派留學英國時，一次參觀夏綠蒂·勃朗特的家，廳里掛了幅大畫像，她說這是薩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會吧？一問管理人員，果然是！大家都感到驚訝，卻不知眼前這位中國學生高中休學在家時已從那些洋書中見過薩克雷的像，還讀過評論家文章，說勃朗特暗戀薩克雷，且《簡·愛》里的羅徹斯特寫的就是薩克雷！「剛正，像外公；愛教書，像爺爺」論及女兒個性，錢鍾書說：「剛正，像外公；愛教書，像爺爺。」兩位祖父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錢瑗身上都很突出。錢瑗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她治學嚴謹，在教育與學術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英語文體學方面，這是一門涉及語言學與文學、政治學、媒體研究等相鄰學科的交叉學科。上世紀80年代，文體學在中國還是塊處女地，錢瑗卻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課之外，她在教材建設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編寫的《實用英語文體學》(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覆使用過9遍，1989年全國高校外語教材編審認為它「既是一部出色專著，又是一本實用教材，且是同類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寫作的」。該教材上冊已於1991年出版，然而，由於錢瑗多年授課太多，積勞成疾，下冊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平時，錢瑗臉上常掛著溫和的微笑，但她也會拍案而起，敢於直言、是非分明。「文革」中期，她因參加編寫《英漢詞典》出席某全國性的語言學大會。當時「左」風大行，會上有人說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對此謬論，大家默然。誰知當時還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錢瑗竟大膽反問：「那毛主席的詞『寂寞嫦娥舒廣袖』怎麼說呢？」弄得那些「左將」無言以對。80年代中期，錢瑗兼任全國外語教學英語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一次，一名委員在評審會上推薦一本文學史教材，說此書已有錢鍾書等先生的肯定和推薦。話音剛落，錢瑗騰地站起來，滿臉通紅大聲道：「我父親沒有推薦！」對方甚感難堪，便掏出幾封信放在桌上，表示這是真的。當時氣氛有點緊張，委員們翻讀信件後發現，錢鍾書的信多半是客套話，最後還留有「容後再讀」四字，才發現：「確實沒有推薦，錢先生還沒有看呢。」「天堂就在人的心裡」「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兒，我們是媽媽的兩個小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在這個民主祥和之家，無論錢瑗如何變換角色，她都是父母貼心懂事的好女兒。1966年「文革」，錢楊夫婦先後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錢瑗擔心他們，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黨員，必須站穩「立場」……她心事重重，走過眾目睽睽的大院時，貼出事先寫好的大字報。回家後，她告訴自己的父母她已貼出大字報表態了，然後一言不發，緊挨著媽媽坐下，取出針線為媽媽縫製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愛吃的夾心糖，剝去一顆顆糖紙，把糖放入瓶里，將糖紙藏入自己的書包，生怕「紅衛兵」發現「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級」糖紙，給父母惹來麻煩……真是無微不至，用心良苦！錢瑗依戀她的Dear Mom和Dear Pop(這是她和父母通信寫便條時一貫的稱謂)，也相當孝順，大學畢業後8年，她才邁入婚姻生活。1967年12月，她與1955年同入北師大的王德一結婚。在校讀書時，錢在俄語系，王在歷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樓學習，兩人都酷愛繪畫，一起在校美工隊活動，畢業後都留校任教。當時他們59屆搞美術的有號稱「妖魔鬼怪」四員大將。王德一是領頭的「妖」，因為人們常把「一」念作「Yao(妖)」，物理系一位會變「魔」術，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稱。四人中，錢瑗是惟一的女性，本無綽號，既然排行第四，人們就把「怪」安在她頭上。「妖」和「怪」經多年交往、戀愛，終成眷屬，被人戲稱為「妖怪聯姻」。然而，這段美滿婚姻遭到「文革」的「剿殺」：1970年5月北師大圍剿「五一六」，王德一被誣「炮打林副統帥」，隔離審查、反覆批鬥後，不堪受辱，懸樑自殺，給錢瑗烙下了一生的傷痛。心灰意冷的錢瑗，此後有段時間對婚姻不是很積極，「我陪著爸媽！」「文革」期間，錢瑗幫助了一位被「紅衛兵」勒令掃街的老太太唐雲，錢瑗的熱心和善良讓她感動，唐把兒子楊偉成介紹給錢瑗和錢楊二老，希望能組成新的家庭。「我們都要走的，我們不放心你……」經父母的囑託，錢瑗決心再婚，此後擔起了孝女、賢妻和良母的責任，對她的繼子、繼女關愛有加，據那兩位回憶，錢瑗和他們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親娘勝似親娘」。「阿瑗是我平生惟一傑作」，女兒走得早，為母的不免唏噓：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讀書種子」只發了一點點芽……告別會上，錢瑗的學生和同事都悲傷不已，外語系的師生懇請楊絳留下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師大一棵雪松的土下，春風化雨，以紀師恩。錢瑗的一位學生曾對她說，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強不了多少。錢瑗不同意這個說法——「人其實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裡。」(南方人物周刊 記者 李乃清 參考：《我們的錢瑗》《我們仨》《聽楊絳談往事》等。感謝：章廷樺、羅毓珙、王薔、黎虎等接受專訪，實習生郁琳、宋娜參與錄音整理)我們的楊絳

因為母校的緣故，當代著名作家、評論家、翻譯家楊絳與一所中學結下了近百年的緣分。楊絳做過母校的教師，也做過母校的校長。楊絳說，母校有一種特有的味兒，學生們帶著這種味兒離開母校，無論到哪裡，乾的是什麼工作，無論是榮是辱，無論是貧是富，這種味兒一直沒有變，會伴隨一生。7月17日，楊絳的生日。百年楊絳，校友牽掛，讀者牽掛。我們祝福楊絳。——編者柳袁照楊絳是我們的驕傲，我們「振華」校友的驕傲。她不見媒體、不見外人，無論是官是商，是名人，還是其他有關無關的人，一概不見。這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心境。但我們幾乎每年都去看望她，像親人見面。楊絳輕輕吟唱起來2005年12月，我們第一次去看望楊絳，北京振華校友會的幾位校友也一起前往，她們自己都是很有建樹的名人，也都是70多歲的老人。楊絳住在三樓公寓，老校友登上三樓都已經氣喘吁吁了，到了門前，一個個站定腳步不敢貿然進入，說要先定定心，定定神，然後再輕輕地敲門，可見楊絳在我們心中的分量。楊絳是蘇州振華女學校的畢業生，振華女學校是江蘇省蘇州十中的前身。如今，我們校園到處有楊絳的氣息。校園從西到東，分三個區域，西部是文化區，中部是教學區，東部是運動區。西部即西花園，康熙、乾隆下江南時曾在此駐蹕。西北有梅嶺，梅嶺上有一座己巳亭，與瑞雲峰默默相望，俯視著乾隆曾經的正寢宮，那上面就有楊絳的蹤跡。楊絳是蘇州十全街舊校址老振華女學校畢業的最後一屆學生，那屆學生畢業後，學校就遷到在清代蘇州織造署遺址上改建的新校舍里來了。楊絳來拔過草、撿過破磚。我們每次去楊絳家，她都要說起此事，說己巳亭是他們這屆畢業生留給母校的紀念物，如今在校園的最高處，散發著感恩的氣息。在我們學校，每屆畢業生都為母校留紀念物，這個傳統是從楊絳他們那一屆開始的。2005年12月那一次拜訪楊絳，我們說的全是吳儂軟語，一片鄉音。我們還帶去了蘇州百年老店采芝齋的蘇式糖果糕點和蘇州淡雅的絲綢圍巾。楊絳似乎回到了少年，我們把圍巾圍在她的脖子上，給她拍照。一張拍完，拿著數碼照相機給她看，問：「好不好？」還沒等她回答，我們又不由分說地要給她重新拍。她卻笑呵呵的，隨我們一一擺布。在去她家之前，她曾與我們「約法三章」：不拍照，不帶記者，不寫文章。然而這些被我們一一突破了。現在我的辦公室里，端端正正放著我與楊絳老校友的一幅合影，楊絳微笑著，我也微笑著，這是上蒼給我的最好禮物。照片拍了，文章也寫了，出了書，登了報，我也寄給了這位傳說中很難見面、很難溝通的楊絳。其實，在我眼裡，她真不是傳說的樣子，她就像我們蘇州小巷中常常見到的和藹、慈祥的祖母或外婆。剛坐下，楊絳就向我們回憶起振華校歌，並輕輕吟唱起來。保姆說，我們下午拜訪，早晨她就坐在書桌前，回憶當年振華的校歌，把歌詞端正地默寫在紙上。楊絳唱完當年的振華校歌，還問我們唱得對不對。楊絳說，振華有一種特有的味兒，她說那是可意會而難以敘說的那麼一種味兒。學生們帶著這種味兒離開母校，無論到哪裡，乾的是什麼工作，無論是榮是辱，無論是貧是富，這種味兒一直沒有變，會伴隨一生。「裝樣兒寫寫我又沒演習過」楊絳到振華讀書，是她的三姑媽楊蔭榆的意思。楊絳父親委託楊蔭榆給楊絳姐妹推薦學校，起初楊蔭榆推薦的是她自己的母校景海女中。可是幾天以後，楊蔭榆偶被振華女學校校長王季玉先生請到學校去演講，她從此改變了主意，說振華比景海更好。於是，楊絳從此就進了振華女校。那時的振華校舍很破舊，楊絳開始很不習慣，她是從上海的啟明女中這所基督教學校轉來的。啟明女中的辦學條件要比振華好得多，但振華的種種好處，隨後她就慢慢體會到了。她說：「王季玉先生辦學有方，想方設法延聘名師來校任教，教科書採用外國教科書最新的版本，學業成就是一流的，學風樸實務實。」西花園有一處廊亭，為「季康亭」，是以楊絳的字「季康」命名的。長廊上鐫刻著十多位學校名人的名字，其中有著名文史學家王佩諍、中國油畫大師顏文樑等，這兩位都曾是她的老師。說到王佩諍，楊絳想起一段往事。楊絳的個性，是本真的個性，在振華讀書時就呈現了。1926年，振華學校副校長王佩諍請章太炎作報告，題目是談掌故。當時台上有五個人作記錄，一位是王佩諍，一位是民國教育家金松岑，兩位國文老師，另一位就是楊絳。楊絳坐在台上，遲到了。章太炎演講時，楊絳一句話也聽不清楚他說什麼，看著章太炎，只是傻傻地坐在台上，也不動筆。第二天，蘇州報上登載一則新聞，說章太炎先生談掌故，有個女孩子上台記錄，卻一字沒記。楊絳後來回憶道：「我出的洋相上了報，同學都知道了。開學後，國文班上大家把我出醜的事當笑談。馬先生點著我說，『楊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裝樣兒寫寫嗎』？我只好服笨。裝樣兒寫寫我又沒演習過，敢在台上嘗試嗎!」這在楊絳《記章太炎先生談掌故》里，有很詳細的記載。楊絳在1927年《振華女學校刊》第一期發表五言古詩《齋居書懷》云：「松風響颼颼，岑寂苦影獨。破悶讀古書，胸襟何卓犖。有時苦拘束，徘徊清澗曲……世人皆為利，擾擾如逐鹿……今日有所懷，書此愁萬斛。」早在振華讀書時，楊絳這種「清水芙蓉」般的倔強性格就開始鑄造了。楊絳畢業以後，先後去東吳大學、清華大學讀書，隨後又去歐洲留學。1939年蘇州淪陷期間，振華搬遷到上海，楊絳擔任了振華校長。「季康亭」南面有楊絳為母校題寫的「實事求是」紀念石碑。那一次拜訪，臨別的時候，我們要求楊絳為母校百年校慶題詞。寫什麼好呢？她想起在振華學習時，季玉校長每天朝會向同學訓話，開頭第一句就是：「昵（蘇州方言，我們）振華要實事求是。」於是，她走進書房，在一張大紅紙上恭恭敬敬地寫下了「實事求是」四個字，書明「季玉先生訓話」，題款「楊絳敬錄」。我記錄了楊絳為我們題詞的珍貴鏡頭，一組系列照片，從開始凝視紙張，到低頭書寫，再到慢慢抬起頭，細細地品味自己的字，凝神、專註，到了忘記周邊還有人在的境界。在楊絳題詞的這個間隙，我才有時間認真環視楊絳的家，特別是接待我們的這個客廳：簡樸的家居，極普通的水泥地面，簡陋的大書桌，壁上滿是書，桌上安放著錢鍾書與錢瑗的兩幅照片。楊絳是從我們校園走出去的人聞道廊是十中的聖廊，像一條歷史的時空隧道，緩緩地從西向東，溯流而上，李政道、彭子岡、何澤慧、楊絳、費孝通、竺可楨、蔡元培等校友、校董，然後是王謝長達、王季玉的碑刻。王謝長達、王季玉母女倆辦學，王謝長達創辦振華女學校，王季玉繼承母業，從1917年當校長，一直到1956年，把振華真正辦成了一所名校。王季玉是最喜愛楊絳的人，楊絳與季玉先生經常同桌吃飯。季玉先生每次從家裡帶來菜肴，分給分坐各桌的老師每人一勺，季玉先生自己也一勺，同學同桌各一勺，剩下的全給楊絳吃。校園每一塊碑刻後面，都可以講出許多動人的故事。聞道廊東口，是君山亭，為紀念沈宗翰、沈驪英的長子沈君山而建。沈宗翰是我國近代著名農學家，1941年至1949年期間，是我們振華校董會的董事長。沈驪英是被稱為「麥子女聖」的人，先是振華的學生，後成為振華的老師，她是楊絳的老師。沈君山說，母親的母校就是他的母校，他曾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校長。與君山亭相對的是學校新世紀建造的大型文體館，我們又以「季康」命名，稱之為「季康館」。我去楊絳家那次，她說起了與費孝通在體操課上的一段趣事。上體操課時，因為楊絳個兒最小，排在靠隊尾，費孝通因為是男孩，排在最後。老師教大家跳土風舞，雙人跳的時候需挽著舞伴的胳膊轉圈。費孝通不肯跳，楊絳就說，你比我高，排前面去。聽楊絳講些可愛的往事，我們都會忍不住笑出聲來，楊絳也是邊說邊笑。去年楊絳百歲（蘇州按虛歲），8月5日，母校與北京振華校友會去楊絳家為她過百年壽辰。我因為全國有60位校長在學校舉行活動未能前往，楊絳還問，年輕的柳校長怎麼沒來？對我仍是惦念，令我感動。老師們回來說，百歲老人仍然思維敏捷，筆耕不輟，這真是我們母校的榮幸。楊絳說，她現在正在做「打掃戰場」的事情——整理錢鍾書、錢瑗父女兩人的文稿，用不多的有生之年為「我們仨」再做些事情，真令人動容。楊絳生日的喜慶照片，我們放在校園的櫥窗內，那是那幾天學校里最美的一道風景。我為是楊絳的後輩校友而自得與自豪，她所熱愛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她所擔任過的校長，我正在擔任，那裡面有別人體會不到的快樂。楊絳是從我們校園走出去的人，她是我們學子中的一份子，我們把她稱作「我們的楊絳」，那是我們的自豪和榮光。（作者系江蘇省蘇州十中校長、特級教師、江蘇省政協委員、江蘇省作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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