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的前世今生

普通話的「普通」是普普通通的意思嗎？這是一個常見的問來看，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也是我國族際的共同語；從語言的規範化來看，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語；從法律地位來看，普通話是中國法定的國家通用語言；從社會的使用來看，普通話是人人使用，普遍通行的日常交際語。

源遠流長、日臻完善的普通話

　　人類的語言隨著時間推移、社會進步產生變化，時空差異形成了方言，由於溝通的需要，同時也產生了通用語、共同語。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較大的語言之一。

　　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漢語就已形成當時的共同語「雅言」和「通語」了。他們是我們當代共同語的遠古「祖先」。《論語》中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玄注「雅言」為「正言」。清代進一步解釋，認為「雅言」就是「夏言」，夏指黃河流域中部的中原一帶，劉端臨認為就是「王都之言」，劉寶楠認為「雅言」就是當時的「官話」。

　　秦漢時代，語言的統一性更強。西漢揚雄的《方言》中出現了「通語」「凡語」，就是指當時的共同語。東漢時的洛陽話、唐代的長安話、宋代的汴梁話等，都曾先後成為漢民族的共同語。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於政治、經濟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話成為明代「官話」的基礎語言，「官話」成了明清時期的「共同語」。

　　清末變法維新的思潮中出現了推廣民族共同語的呼聲。「國語」是日本明治維新發明的共同語名稱，被學者借用到漢語中。1911年，清政府學部議決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代表著封建社會的「官話」退出歷史舞台，旨在向士農工商普及的「國語」正式確立。民國時期開展的民族共同語運動，就叫「國語運動」。

　　普通話的名稱，在清末也從日本傳入中國。在中國最早提出普通話的是朱文熊，1906年，他對普通話的定義是「各省通行之話」。20世紀30年代，在文藝語言大眾化的討論中，瞿秋白、魯迅等都使用了「普通話」這個術語，他們所指的是五方雜處的城市自然形成的一種互相能聽懂的語言。1934年興起的大眾語運動最終對普通話有了基本一致的認識：普通話是以一種流行最廣的方言為基礎的，習慣上全國各地共同使用的，大眾能說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的人民大眾的口語，它是更具普遍性的「國語」和更接近人民口語的白話文。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推行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政策。為了體現各民族的平等與相互尊重，為避免少數民族誤認為國家只推行漢語而歧視少數民族語言，所以在1955年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對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的名稱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決定把清末至民國的「國語」改名為「普通話」，而且賦予了普通話新的、科學的定義。

科學規範、標準統一的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完整地賦予了「普通話」科學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定義從語音、辭彙、語法三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

　　中國古代漢民族的經濟政治中心是北方的中原地區，所以漢民族的共同語就以中原地區的方言作為基礎，往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方言作為語音標準。宋以前歷代都城大多設在西安、洛陽或開封，金、元、明、清四朝多在北京建都。以北京話發展而來的「官話」是民國「國語」的語音基礎。在民國時期，就有過基礎方言的激烈爭論和實踐的變化。

　　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由於對「國音」標準認識存在分歧，出現了「老國音」「新國音」之爭、「國音」「京音」之爭。簡單來說，191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標準讀音。由於讀音統一會的審音不是以某個具體地點的語音為標準，而是帶有人為的雜湊性質，以至於脫離語音實際。投票過程也很有趣。80名讀音統一會代表中，江蘇17人、浙江9人、直隸8人，廣東、湖南、福建各4人。由於南方籍的代表太多，讀音統一會只得限定以一省一票的方式投票決議。從這個名單來看，來自廣東的4人不可能左右會議結果，也就不存在「粵語只差一票就成為普通話」的可能。至於其他四川話、湖北話、陝西話等等差一票成為普通話的說法，也同樣是謠傳。因為在審定6500個漢字的讀音時，是逐字發下投票決議，因此，也許有一些是「差一票」通過的，但不存在某一方言整體差一票被定為「國語」的情形。

　　決議通過後，不斷有學者呼籲採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經過長達十年的論爭，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人們把1913年讀音統一會審定的叫作「老國音」，1924年審定的叫作「新國音」。同時，還出現過除北京話之外的各種方案，如「切音字」始祖盧戇章起初以閩南話為標準，後來改為北京話，可是到了論述統一語言問題時又主張以南京話為標準。又有胡以魯主張以湖北話為標準等等，各執一詞。最終，還是以北京話為標準佔主流。

　　普通話以北京話為標準音，那麼，普通話就等於北京話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所指的以北京話為標準，是以北京語音的系統為標準，並不是北京土音，也不是把北京語音的一切讀法照搬。因此，普通話不等於北京話。

　　北方話是漢語方言的一種，它的分布區域極廣，佔大半個中國，它反映了全民語言的發展趨勢。從宋元以來產生了許多以北方話口語為基礎寫成的文學作品，這種書面語就是「白話」，這些作品在非北方地區刊印，非北方地區也用「白話」創作，可見具有廣泛性。「白話」就是普通話的文學語言的來源。

　　普通話的語法規範在「典範的現代白話文」里。所謂「現代」，指「五四」運動以來；所謂典範，一是符合全民語言規範，二是經過高度文學加工，使語言精密、完整、正確。

　　最後，普通話的推行與方言的使用是和諧共存的關係。推廣普通話並不意味著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既不以消滅方言為目標，也不以消滅方言為手段。我們不能把普通話和方言簡單地對立起來，兩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處在不完全相同的時空之中。任何一種方言都有它的穩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實用性。在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時期，方言之間過去所有的那種明顯的界限會逐漸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會削弱。同時，普通話不僅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也發揮著中華民族族際共同語的重要作用，這也並不妨礙各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

（作者：潘佳，系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光明日報》（ 2017年09月10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