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陶淵明：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陶集以現藏國家圖書館「宋刻遞修本」為最佳，明以後翻刻甚多，郭紹虞《陶集考辨》著錄149種，袁行霈先生以為實際不下二百種。

圖為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所藏《陶淵明集十卷》。

自從1982年王蒙發表《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以來，中青年作家（小說家）頻頻弄起「學術」。王蒙本人鑽研《紅樓夢》、李商隱，「古稀」之後「皓首窮經」，接連推出談《老子》、《莊子》、《論語》和《孟子》的書，雖是電視講演底稿，但細心潤色，與著作無異。一讀之下，「老王」的閱歷與風格歷歷在目。其他如格非談《金瓶梅》，余華談魯迅，葉兆言談民國文人，畢飛宇談古今小說藝術，也都引人矚目。我寧可將這理解為水到渠成之事。有造化的作家不會封閉於虛構寫作，對文化傳統或當下文化狀況必定有所議論，否則身為作家，至少不夠全面。張煒亦在追尋陶淵明的遺產。

說 古典

水到渠成之事

張煒讀古典，總在某個角度緊扣其小說，二者有「互文」關係。他早已出版《楚辭筆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之後又有《也說李白與杜甫》（中華書局2014年版）。屈原和張煒的關係不難想見。齊魯大地和洞庭沅湘距離遙遠，但三閭大夫憂國憂民與張煒「秋天的憤怒」、「秋天的思索」並不隔膜，而齊魯文化在儒家傳統之外，還有源於「稷下學派」的「精氣」之說，與遠古巫師方士的玄怪之談。漢以後融入道教，變本加厲。楚地自古巫風猖熾，神話蔓衍，屈原又常出使北國，熟悉「齊諧」，張煒相遇屈原豈是偶然？從《古船》到《九月寓言》，楚辭式的憂憤深廣與異想天開，不是始終融為一體嗎？

談李白、杜甫的那本書暗批郭沫若，為唐代詩壇雙子星座的「煉丹」辯護，順便談到他家鄉膠東半島的道教傳統。我深佩他的淵博、敏銳和敢於異調獨彈。但又十分驚詫，《古船》作者憎惡自稱「窪狸鎮第一個黨員」實則是魚肉鄉里的火居道士趙丙，現在，對漢唐以來流行膠東半島達兩千年之久的道教為何情有獨鍾？數天前，張煒告訴我趙丙和窪狸鎮小學校長「脖吳」愛唱的下流小曲出自膠東流行的一種《響馬傳》唱本。「道教」太複雜，《古船》「反思」民間道教末流與鄉村政治混合，跟李、杜信奉的不可同日而語，但1985年《古船》和2014年《也說李白與杜甫》，畢竟因「道教」而聯繫起來了。

談 妙人

眾人皆出自畫像

張煒和陶淵明的對話更自然，幾乎不可避免。但這事要從頭說起。自鍾嶸《詩品》給陶潛戴上「隱逸詩人之宗」的帽子，很長時間並無異議。南宋湯漢注陶，提出「此老未白之忠憤」的新話題，局面遂大改，元明清各朝箋注者紛紛找材料，證明陶在「隱逸」之外或竟在「隱逸」之中的「忠憤」。

於是述酒、止酒、命子、責子、乞食、閑居、移居乃至日常酬答之詩，無不與忠於晉室、恥事劉裕掛鉤，至於吟詠給秦穆公陪葬的「三良」，詠貧士，詠荊軻，賦歸去來，賦閑情，賦士不遇，讀史，讀山海經，作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自祭文，以及祖述外公孟嘉與曾祖陶侃的「遺烈」，自嘆「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更是壯懷激烈，幾乎消散了平淡、沖和、自然、超然、悠然之氣。淵明由此分裂為二，或是「忠憤」的節士貞臣，或者終日坐在菊花叢里飲酒，隨便拋幾本書在地上，固然好之，卻「不求甚解」。

到了現代，「中國人的生命圈」日益逼仄，「忠憤」的陶淵明形象又不時髦了，許多文人（如朱光潛先生）以割裂為美，重新將淵明打扮成標準的「隱士」、「名士」，「高士」。還有人抬出周作人為現成的榜樣與之匹配，曹聚仁就說周氏思想歷程是「從孔融到陶淵明」，惹得魯迅奮袂而起，宣布「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他認為陶徵士在「五四」以來的文壇「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主張知人論世，陶並非「渾身靜穆」，相反還很「熱烈」，甚至「金剛怒目」。不服者找出版本學根據，說魯迅看到的「刑天舞干戚」乃宋人曾紘妄改，善本原作「形夭無千歲」。

時隔多年，周作人還「為得查考形夭無千歲的問題，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來一翻」，謙虛地說，「寒齋所有的陶集不過二十種」，對郭紹虞的著錄「望洋興嘆」。但他的二十種可不寒磣，有許多學界珍視的明清刻本和民國翻刻。《魯迅日記》從1915年到1935年記買陶集20多次，集中於1915年、1924年、1926年、1931年和1932年五年。1923年「兄弟反目」，大哥凈身出戶，許多書籍被二弟扣在「八道灣」，不知後來「知堂老人」展覽的二十種陶集多少是魯迅購置，後來竟要利用這些藏書為「形夭無千歲」說撐腰，奪下老哥手上的「干戚」了。更有妄人以為善本一出，魯迅便盡失據地，其實陳寅恪不也認為《讀山海經》這句是「刑天舞干戚」嗎？

陳寅恪是學者，靠史料說話，不肯摻和個人意氣，但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說淵明只是看不過仕途混濁，並非不願屈身新朝，陳就不以為然，「斯則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至尚行動」，他顯然贊同「忠憤」說。1945年撰《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倡「新自然主義」之說，儘管不像宗白華那樣要以《<世說新語>與晉人之美》為抗戰建國服務，所謂「替民族靈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發揚人格的真解放，真道德，以啟發民眾創造的心靈，朴儉的感情，建立深高厚闊、強健自由的生活」，但若與朱自清《陶詩的深度》、《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相比，陳文倒是有更多時代印記與身世之感。

中國文化真可憐，有數的幾個妙人如陶淵明，雖躲過秦火，卻依然連享年、故里、出處（或隱或仕），甚至「淵明」、「元亮」、「潛」何為本名，何為表字，至今都鬧不清楚，更別說究竟有無《宋書》及《文選》五臣註標榜的「忠憤」之舉，所謂晉時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後但書甲子。這就難怪後人要各抒己見，但結果都有意無意拿出了一幅幅自畫像。

起 新解

「忠憤」與「飄逸」

但張煒的陶淵明全從魯迅而來，又投射自家心跡。他一貫的「憂憤」與陶相通不必說了，開宗明義大談「魏晉這片叢林」，非存身「叢林」既久，不會有偌多感慨，讀者可以從中讀到《秋天的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以至《柏慧》、《外省書》、《能不憶蜀葵》、《醜行與浪漫》等被有些人譽為「抵抗投降」系列長篇的一貫立場，而《融入野地》、《九月寓言》分明又洋溢著《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的氣息，甚至「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海邊葡萄園」、「萬松浦書院」，與色彩斑駁的「隱士」文化也不無干係。

張煒不想再造分裂的陶潛形象，他強調陶的「不平之氣」，以及厭惡官場的「淡然」和歸回田園的「歡欣」，努力將兩個陶淵明合成一個，但並非矛盾消融的「靜穆」。陶淵明的『靜穆』是暫時的和表面的，內心隱含的壯懷激烈與追求閑適，二者在許多時候是勢均力敵的，「他的一生都在徘徊」，「陶淵明是多重的，而不是單向的；是複雜的，而不是單一的。一個最容易被概念化標籤化的人物，一旦打開全部的精神儲藏，也就讓我們看到了無限的堆積」。這不是調和，而是主張「忠憤」與「飄逸」共存，以至於難以調和。但事實證明，「飄逸」是與世無所觸忤的，而「忠憤」倒容易賈禍，因為人們不禁要問，你究竟對誰盡忠，對誰懷憤呢？60年代初陳翔鶴不是因為創作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而大觸霉頭嗎？

細究現當代作家學者治陶路徑，再將張煒放在其延長線上考量，肯定有趣。談陶淵明，儼然端然不錯，放鬆一點也無妨。魯迅一見別人談陶就搖頭，但他自己不也拿《陶淵明集》算過卦嗎，事見《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