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張維迎貨幣知識之不足,張維迎和林毅夫談經濟都是扯淡

　　徐祥臨（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2016年11月9日下午，在黃益平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了「產業政策思辨會」。辯論雙方是我國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和張維迎教授。爭論的起因是，張維迎教授批評林毅夫教授主張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張維迎教授認為，政府在產業政策的幌子下對市場的干預是「無知加無恥」，全部且必然是失敗的。林毅夫教授在他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反駁了張維迎教授的批判。

　　筆者對兩位教授學術研究的關注當然不是自這次思辨會才開始，與林毅夫教授還有過幾次直接的學術交流。9日下午雖然沒有親臨思辨會現場，但藉助微信等傳媒手段很方便地調閱了兩位教授的辯論錄像及文字稿。我贊成林毅夫教授關於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必須制定產業政策的觀點。但同時也認為，林毅夫教授並沒有從學理上有力地反駁張維迎教授的觀點，把這一看法引申一步則是對張維迎教授的詰問：您知道自己的觀點錯在何處嗎？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兩位教授的通病是對貨幣知識的了解與運用存在不足之處。這個通病在整個經濟學界及政府經濟管理部門也普遍存在著，耽誤了很多事情，造成了很多矛盾，就像一塊小小的血栓，常常讓一個壯漢倒下甚至喪命。

　　張維迎教授說，市場的主體是企業家，政府只要發揮好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有限」作用就可以了，發展經濟的事情交給企業家就萬事大吉了。政府以制定並實施產業政策之名干預「私人產品」市場，那是在「模糊企業家的眼睛，勾引他們尋租」。這樣的政府胡亂干預經濟是無知，官員與尋租的企業家勾肩搭背是無恥。為什麼張維迎教授會持有這樣的看法呢？他在思辨會上申明「信奉米塞斯-哈耶克範式」。這就是理論根源。雖然林毅夫教授要「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但他不觸動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鼻祖的哈耶克的「龍鱗」，或者說不知道哈耶克理論的軟肋，張維迎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領軍人物，自然就有恃無恐了。

　　哈耶克對蘇聯計劃經濟的批判是迄今為止無人能出其右的。他能說清楚計劃經濟如何不行，並不表明他一定能夠把市場經濟如何搞好說清楚。哈耶克晚年留給經濟學界的最後一部著作是《貨幣的非國家化》，暴露了他對貨幣本質及功能理解的重大偏差，讓他崇尚市場自由競爭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哈耶克在書中顛覆了正統的貨幣制度觀念。他認為，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務市場上自由競爭最有效率，就可以在貨幣市場領域引入自由競爭。據此，哈耶克提出了一個革命性建議：廢除中央銀行制度，允許私人發行貨幣，並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的貨幣市場上將發現最好的貨幣。

　　貨幣是什麼？經濟學理論告訴人們，貨幣在市場交易中的功能是價值尺度、流通手段等等。但為什麼紙（其他材料亦然）做成的貨幣具備這些功能，而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紙張卻不具備呢？一些能工巧匠把普通紙張描畫成貨幣的樣子即造假幣還要受到刑事懲處呢？那是因為，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屬於國家，它承載著國家信用。換言之，市場交易中的貨幣持有者並不是貨幣的所有者，即持有者損壞貨幣是國家法律所不允許的。貨幣持有者持有貨幣，實質是獲得了國家以政權的力量做後盾的承諾：你可以按照幣值以交易的方式從社會取得需要的財富（包括服務）用於消費或佔有。在這個意義上，貨幣在持有者沒有支付之前，既是國家對持有者向社會貢獻財富在數量上的認可，又是國家對持有者的負債。這是經濟學關於現代貨幣的常識。正是基於這些常識，為了讓貨幣更好地發揮其作用，建立了中央銀行制度，對推動經濟發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建立中央銀行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偉大進步。取消中央銀行制度不但不是市場經濟的發展，相反，是對經濟發展史的反動。中國歷史上盛唐時期的唐玄宗曾經把鑄幣權授予安祿山私人，資助反賊迅速積累了搞亂盛唐的經濟實力。當今世界上雖然還有少量股份制銀行具有發行貨幣的權力，實際上是國家賦予的法定特權，是代行中央銀行職能，私人並不能直接從貨幣發行中獲利。

　　正是因為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理論完全錯了，沒有任何國家採用他的建議，信奉他的學者也很少有人再提起這個理論。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也是如此，比如，張維迎教授就沒有建議取消中國人民銀行。

　　我們重複關於貨幣的常識與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有什麼關係呢？這個關係並不難理解。既然貨幣屬於國家，代表國家信用；既然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產業與企業發展需要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和價值尺度；那麼，作為國家主要組成部分的政府介入產業發展就是必然的，因為國家所有（說成壟斷也未嘗不可）的貨幣是由政府掌管的，中央銀行是政府的組成部門，俗稱貨幣當局。

　　張維迎教授可能會說：中央銀行管理貨幣就是提供公共服務，不屬於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範疇。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可以批評他漠視貨幣流通現狀了。在中央銀行體制下，銀根時松時緊，利率有高有低；有商業銀行，有政策性銀行，有合作制銀行，有專業銀行，有營業網點遍及全國乃至全球的大銀行，有紮根於某一地域的中小銀行。這些具體經營貨幣的金融機構的設立都要經過政府批准，無不與產業發展密切相關，而且銀行在總體上也構成一個產業。貨幣作為產業發展即市場運行必須的血液，都要通過金融機構循環周轉。所以，政府建立何種金融體制及實行何種金融政策，與產業發展關係極大。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中除了運用金融槓桿外，更直接干預國民經濟運行的槓桿還有財政、稅收方面的體制與政策等，林毅夫教授談到了，不再贅述。總之，不論政府運用金融槓桿還是財政稅收槓桿，都是要對產業和企業發生作用，從企業的感受來說，都是手中掌握的貨幣是多了還是少了，取得貨幣收入是容易了還是困難了。

　　黃益平教授在主持討論時提到，當年凱恩斯和哈耶克就爭論過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問題，至今沒有答案，向聽眾提示了林毅夫與張維迎爭論的學術傳承與價值。但坦率地說，林張還難望凱哈項背。因為凱恩斯是牢牢抓住了貨幣這個市場運行的核心要素的，而林張二人卻沒有抓住。凱恩斯與哈耶克之後的弗里德曼充分意識到了貨幣的重要性，他先是凱恩斯理論的信徒，後又批判凱恩斯，創立了貨幣數量論。但弗里德曼是基於個人或企業持有貨幣的微觀分析進而倡導政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並沒有充分理解貨幣代表國家信用的性質，從而主張政府儘可能少地干預市場，回歸到哈耶克的理論窠臼之中。

　　針對凱恩斯理論與政策造成滯脹的問題，筆者提出了政府宏觀調控準則：在能夠形成有效供給的部門擴大有效需求。闡釋該準則的論文於2002年度入選林毅夫教授主導的中國經濟學年會。我猜測，林毅夫教授沒有關注到這篇論文。我在論文中提出，政府宏觀調控單純注重擴大有效需求不行，必須把財政與金融渠道追加的貨幣投入到能夠形成有效供給的產業部門，否則就會出現貨幣供應增加了而實體經濟財富卻沒有增長的滯脹。論文中給出了一個當今中國能夠形成有效供給的部門即農村經濟，因為那裡貨幣供給嚴重不足（表現及原因後面要談到）。對於宏觀調控準則的科學性，我至今仍堅信不移。但再度闡釋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市場運行中的資金流不論來自於企業還是來自於政府，都必然是一個向量，即有大小有方向。政府宏觀調控投放的貨幣不僅要關注量上適度與否，更要關注方向正確與否，正確的方向就是投向國家需要發展、能夠發展且沒有發展起來的短板產業。這是由貨幣代表國家信用的本質所要求的。任何當代國家的政府都會向國民承諾擔負起領導國家經濟發展的責任，信守這一承諾，運用宏觀調控槓桿是可行且必然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先後扶持鋼鐵、家電、汽車、高速公路、高鐵等產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張維迎教授批評林毅夫教授說：「政府沒有必要為第一個吃螃蟹者買單」。在筆者看來，政府不僅要幫助第一個吃螃蟹者，還要幫助一批吃螃蟹者，讓他們比一比，看誰吃得又快又乾淨。如果政府像張維迎教授主張的那樣，只是當一個「有限政府」，很多資金就會閑置在那裡，不能給整個國家和全體老百姓帶來利益。這是違背貨幣本質的，是政府的無能和失信。至於官員貪污受賄，那更是違背貨幣本質的行為，更不能用哈耶克、張維迎主張的自由競爭辦法予以消除。

　　鄧小平說過，理論要管用。本文批評兩位教授貨幣知識不足，不知他們能否接受。那就用他們親身參與的事件來驗證一下吧。據《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報道，茅於軾先生為了扶貧，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的貸款難問題，組織城裡人投資入股，在山西省臨縣龍水頭村辦起了互助基金會。不僅茅於軾先生本人，林毅夫教授、張維迎教授、湯敏博士等多位經濟學界名家都在茅於軾先生的感召下投資入股了。報道中披露，基金會解決了很多農民急著用錢的問題，且農民很守信用，及時還本付息。後來，湯敏博士和林毅夫教授共同設計了一個大企業主導的農村金融模式，大概是受到了茅於軾先生主導的這個基金會的啟發。從龍水頭村互助基金會啟動算起已有二十多年，如今怎麼樣呢？據我所知，早已銷聲匿跡了。湯敏、林毅夫設計的農村金融模式啟動過程我是親自參與了的，合作方有雲南盤龍雲海葯業集團、雲南臨滄市委市政府和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赴臨滄實地調研後在中央黨校召開研討會，林毅夫教授親自出席了，會上我指出了該模式無法做到資金良性循環周轉的弊端，企業與地方政府便將此事輕輕撂下。一件好事情，似乎也有一個亮麗的開頭，為什麼會失敗呢？分析茅於軾先生主導的互助基金會的實際運作，可以透視到以下兩點原因：一是以茅於軾先生為首的知名經濟學家們不懂得農村金融實際情況。農民貸款難是事實，他們就以為是農村缺少資金，便把城裡人的資金帶過去。其實，農村並不缺少資金。真實的情況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村莊都是存款餘額大大超過貸款需求額，農民貸款難的中國農村是這樣，農民貸款很容易的日本農村也是這樣，過去的農村是這樣，現在的農村是這樣，將來的農村還是這樣。農民貸款難，難在沒有建立起農村閑置資金滿足農村經濟發展需求的體制機制。二是茅於軾先生按照資本運作機制設計基金會運作規程，主要表現在，農民借用他們這些城裡人的錢要付15%左右的年化利率，他們這些城裡人要求基金會給予股東6%的年化紅利回報。這個事實表明，茅於軾先生認為，借用基金會資金的農民在總體上可以創造出15%以上的GDP增長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實際結果只能是農民忙活一年為人城裡打工掙紅利，這樣的基金會只能讓農民感到一時新鮮，長期運作下去是不可能的。互助基金會的失敗表明茅於軾先生不了解什麼樣的體制機制才能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對農村市場的理解是膚淺的。

　　朗潤園儼然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殿堂。頂尖經濟學家們在這裡圍繞市場經濟如何發展唇槍舌劍，卻觸及不到市場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貨幣本質；農民貸款難問題想去解決卻沒有解決掉，便棄之不顧。請問林毅夫教授：第一產業乃至整個農村經濟發展不好，您的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有什麼用？發展中國家向中國學什麼？請問張維迎教授：農村市場不能充分啟動，企業家的創新空間會壓縮多少？農村尤其是農業中的企業家是什麼樣並如何大批地湧現出來？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這些具體問題回答不了，便想把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道理說清楚有好高騖遠之嫌吧。經濟學家們，走出高樓深院吧，到田間地頭，到工廠車間，到餐館商場，向普通民眾說清楚，你的理論有什麼用和怎麼用，然後再對企業家和高官們高談闊論不遲。毛澤東曾批評一些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有人會問：你能解決農民貸款難嗎？我回答是：一起到田間地頭走一走，那裡準備了小菜一碟，品嘗一下吧，營養豐富著哩。

原標題：林毅夫張維迎貨幣知識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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