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说孔子
《鲍鹏山说孔子》
目 录
第一章 孔子的生平第二章 日常圣人第三章 成圣之路第四章 大学之道第五章 修己以安人第六章 政治家第七章 鲁国司寇第八章 政治家<2>第九章 道德与成功第十章 道德与成人第十一章 反对极端道德第十二章 洒脱孔子第十三章 孔颜乐处第十四章 一以贯之的道第十五章 知其不可而为之第十六章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第一章孔子的生平
我们知道，孔子，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他一直是极受尊重和推崇的。他是道统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和信仰的核心，从住在京城里的皇帝、王公大臣、赶考而来的士子，到遥远的偏僻的边疆地区的无知小民，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孔子在，孔子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的心灵密码。空间上，他是无远弗届的，时间上，他又是无时不在的。
但是，他在上个世纪曾经遭遇过两场巨大的苦难和不幸。第一次是在20年代初，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我们后来把他称为“新文化运动”。还有一次就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所谓的“批林批孔”。在这两次运动里面，孔子都成了我们否定的、批判的、声讨的对象。
1919年五四运动，我们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次，对孔子的批判里面，今天来看，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觉得这场批判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正面的东西，有很多思想的成果和学术上的成就。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70多年近80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侮辱。我们和英国发生过战争——鸦片战争，我们和所谓的八国联军发生过战争，和英法联军发生过战争，我们都打不过，我们都失败了。我们曾经非常自信：我们打不过西方，我们总能打得过东方吧？后来我们和日本发生了一场甲午战争，我们仍然是失败的。一个民族在80多年的时间里面，所有的对外战争全部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一个民族心理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直到今天，这种伤害所造成的中华民族内心的创伤仍然没有愈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前后，我们就会反思：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面前，我们总是失败的？最后，我们发现，在文化上，在整体上，我们是落后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反思：西方比我们多什么？比我们多民主，比我们多自由。他的文化里有民主，有自由，有科学。我们都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民主？因为孔子。我们为什么没有科学？因为孔子。我们为什么没有自由？我们也把这一切仍然怪罪到孔子。所以那个时代就喊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口号，叫“打倒孔家店”。
现在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时候，为什么中华民族在打开了国门，面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对孔子会产生这样一种激烈的情绪？他到底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现状和他有多少关系？
可怕的是，19、20世纪我们的精神创伤，一直不能愈合。这样巨大的、没有愈合的创伤，一方面使我们不能从容地面对外面的世界；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极端的情绪。
实际上，孔子所遭受到的这两场苦难，尤其是第一场苦难，对他本人当然是一场苦难，但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也只有这样伟大的人物，才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苦难。我们之所以把一切的不幸，把我们一切的失败，最终都追溯到他那里，恰恰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今天，我说明们通过这么一个漫长历史的反思之后，我们对孔子的价值，对孔子的思想会有一些新的、充分的认识。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句话，对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在对孔子的信仰与尊崇中，在孔子的指导下一直走来的民族。我们把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光荣，都归功于他；而有些时候，我们又把我们遭到的不幸，遭到的失败，受到的屈辱，也归罪于他。他是我们归功与归罪的最后对象。这是孔子的命运，却也是我们的命运。是的，了解孔子，就是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现在。一句话，了解孔子，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这就是我们要讲孔子的理由，这就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还得要回到孔子的时代去了解他的原因。
那么，孔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式的人物，他到底有着怎样的家世，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十六年的
清早，孔子挣扎着起来了，拄着拐杖站着门口。这时子贡来看老师，孔子看到子贡来了非常高兴。子贡在他的弟子里边，从个人感情上讲，是属于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但在孔子72岁的时候，跟随他40多年的子路死了。在他71岁的时候，他一生最为欣赏的弟子颜回死了。再往前面推一年，他唯一的一个的儿子也死在他的前面，而在他67岁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他能给谁交待后事呢，也只能跟子贡了。
多年以前孔子有一次病得很重，甚至昏迷了很长时间，因为孔子算是做过大夫的人，应该有家臣，所以子路他们就找了很多人假称是家臣，让这些人给孔子准备丧事。后来孔子苏醒过来一看，怎么家里有这些人呢？子路说，这是你病重期间，我们准备按照大夫的礼节来安葬你，所以就安排了几个家臣。孔子说，我现在的身份不是大夫啊，我并没有家臣，你搞几个冒充家臣，这不是违背周礼吗？他把子路批评一顿后，和子路说，我宁愿死在你们的手里，我不愿意死在陌生人的手里。他很希望这些弟子们能够给他办理丧事。（《论语·子罕》）
因此，孔子一看到子贡，就说了一句话：你怎么才来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你怎么不早来看我？这与其说是孔子责备子贡，倒不如说是表现了一个身体非常衰弱的孔子，一个走向生命尽头的孔子，对子贡的一种亲近感和强烈的依赖感。
孔子对子贡说，从传统的习俗来讲，夏周商三个朝代的贵族们死了以后，停放棺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夏代的贵族们死了以后，他们的棺材停放在东边的台阶上，周代灵柩停放在西边的台阶上。而在商朝，是停在正厅的两根柱子的中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就坐在两根柱子的中间接受别人的祭奠，所以我告诉你，我的祖先是殷商人。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於门………谓子贡曰：“………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四月己丑卒，公元前479年
这是孔子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祖先是殷商的后代。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我们知道孔子是一生都服膺、推崇周王朝的文化，他也说过：周王朝的文化是从夏代和商代借鉴过来的，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而且繁荣茂盛，所以我推崇的是周朝的文化。
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所尊崇并发誓恢复的周礼，就是周公制定的，周朝礼乐文化的开创者，就是周公。孔子的思想，就来源于周公旦的礼乐制度。他终身崇拜的人物，也是周公以及周文王、周武王。所以，孔子一生服膺周公，一生要推行周公之道。但从青年至壮年，从壮年至衰老，孔子周游列国，颠沛风尘，处处碰壁，壮志难酬。到了两鬓霜白，他不禁慨然长叹：我老了！周公也不再入梦了！（《论语·述而》
这句感慨，也告诉我们，他平时一定是经常梦见周公的。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比较，并有老冉冉其将至的伤感。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古人，竟然常常在梦中梦见，这不是一般的感情。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周朝礼乐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和鼓吹者，在他的弥留之际，却告诉来看望他的学生，他是殷人。要知道，殷商就是被周灭掉的啊，就是被他推崇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灭掉的啊。为什么孔子说他是殷商的后代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家世。
实际上，孔子确实是商的后代。商代开国的国君是商汤，也就是孔子最初的祖先。到了最后一个国君商纣王的时代，商朝的天下已经是民不聊生了。但是我们看《论语》的第18篇――《微子》中孔子对商代的三个人物的评价。他说在商纣王时期，虽然这一个朝代已经黑暗，已经无道，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朝代，作为一个有伟大文化传统的一个家族，还是出现了三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们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这三个人在纣王残暴的时代，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和纣王之间的关系，走了三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
微子是纣王同父同母的大哥，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了：他既然比纣王还大，为什么纣王继承了王位，他没有继承呢？这要简单的说明一下。中国古代的继承制是嫡长子继承制。他规定继承王位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一定要是正妻生的；然后，要是第一个儿子。两个条件都要具备。虽然微子比纣王年龄大，是长子，但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不是正妻，等到纣王出生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才立为正妻。所以微子是长子，但不是正妻所生，自然就没有继承权。
微子是纣王的大哥，却发现纣王如此残暴，不可理喻，怎么办？微子选择了离开，做隐士去了，据说就到周去了。箕子和比干，这两个人比纣王辈份高一点，都是纣王的叔父。箕子也不断地劝说纣王不要太残暴，纣王不听他，箕子为了活命，开始装疯卖傻。纣王说，你疯了，那好，把你降为奴隶。所以箕子为之奴，做奴隶。
还有一个比干。比干跟他们两个都不一样，比干说，你们两个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天下这么黑暗，纣王这么无道，正直的大臣应该站出来谏阻。所以他强谏纣王，弄得纣王非常生气。最后纣王说：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我现在想把你的胸膛剖开，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你是否真的心有七窍。于是就残暴地把这个叔父给杀了，开膛挖心。
这三个人里边谁跟孔子有关呢？就是这个微子。我们接着往下看。
周武王灭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和贵族，不能都杀掉。所以周武王立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做这些人的首领，给他一块封地，让他祭祀自己的祖先，并且还派了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把他们也封在武庚的附近，让他们监视武庚。不久周武王死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年轻，没有行政的能力，于是成王的叔叔，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留在京城辅佐他的这个侄子。当时周公已经被封到鲁了，就是鲁国的开国的国君，他要留下来，所以就让自己的儿子到鲁国去。可是这个侄子当时确实太年轻，太不懂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德行。于是周公就临时代理摄政。远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就怀疑了：我们在这里监视武庚，你在家里把大权都夺去了！他们就和武庚一块起兵造反。周公带兵不得已东征，用三年的时间镇压了这一次叛乱，管叔杀了，蔡叔流放了，武庚也被杀了。
武庚死后，商的这些遗民贵族又没有首领了，怎么办？周公就找到了微子。微子在当时是十分有威望的人。把微子请出山后封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宋国，所以微子是宋国的开国的国君。
微子做了宋国的开国国君以后，传了四代以后传到了宋湣公。宋湣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弗父何，一个叫鲋祀。但宋湣公死后，没有把国君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他的弟弟――宋炀公。宋湣公的小儿子鲋祀不干了，他说，现在一般的规矩，老子的位置都是传给儿子的，我们的老子怎么把位子传给他弟弟了？那我们不是什么也没捞着吗？于是他起来造反，把叔叔给杀了，然后他把大哥推出来：大哥，我把叔叔杀了，现在你来当国君吧。大哥就是宋湣公的大儿子弗父何。可是弗父何权衡了一下，他不能当国君，他如果要当国君的话，他必须要治他这个弟弟的罪，因为这个弟弟是弑君的，是把前一代国君给杀了的。那这个家族的仇杀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弗父何权衡之后，决定自己不做国君，就让他的弟弟鲋祀做了国君，这就是宋厉公。然后他自己做了公卿。
弗父何再传了三代，传到他的曾孙叫正考父。正考父也是一个很贤德的一个人，他辅佐了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都做国家的上卿，而且非常的谦虚、节俭。据说《诗经》里《商颂》就是他做的，所以，孔子这个家族是有丰厚文化传统的。
正考父有一个儿子叫孔父嘉，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讲孔子讲到现在，从商汤到商纣，商代都姓子。微子叫子启，商纣王叫子辛，然后传下来到弗父何也好，正考父也好，他们都姓子姓，到这个地方孔父嘉才出现了一个孔字，所以说孔父嘉代表着孔式家族的正式形成，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家族子姓之外，他们又多了一个氏，这个氏就叫孔父，后来把氏又变成了姓，所以孔子就姓孔了。
孔父嘉在宋穆公和宋殇公两朝都做大司马，什么叫司马呢？司马，就是管马的，当时打仗最重要是靠马，因此司马就是最高的军事长官。孔父嘉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但这个漂亮的妻子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给这个家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孔父嘉做最高军事长官时，宋国的宰相是华父督。本来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恩怨，但有一天华父督在外面碰见了孔父嘉的妻子，他一直盯着看着她从老远走来，又一直看着走到看不见，然后讲了一句话，就三个字：美而艳！这个女人太美了，太妖艳了。然后华父督就起了歹心，要想办法杀掉孔父嘉，占有他的这个美丽的妻子。
正好那个时候宋国战事很频繁，宋殇公继位十年，打了11场战争。战争打多了，当然老百姓有意见了，贵族们也有意见，而孔父嘉恰恰是管军事的，所以华父督在外面散布谣言，将连年战祸归罪于司马。整个的舆论都站在华父督的一边，使得孔父嘉在国内的名声受到很大的影响。等时机成熟了，华父督便发动了一场政变，把孔父嘉杀了，把他的妻子抢来了。宋殇公一看很生气，你怎么干这样的事呢？华父督一不做二不休，你生气，我把你也杀了。
华父督杀了孔父嘉以后，孔父嘉的儿子叫木金父，在宋国就待不下去了，为了避难，逃到了鲁国。
我们现在来回头看看孔氏家族，最早他们是商代的王族，那是天子级别的。到了微子的时候，变成宋国开国的国君，那是诸侯。从天子到诸侯，降了一级。到弗父何的时候，诸侯也不做了，把国君、诸侯的位子让给弟弟，自己做了公卿。好，天子、诸侯、公卿，又降了一级。孔父嘉被杀，木金父逃到鲁国后，公卿的地位也没有了，就变成了士了。公卿和士有什么区别呢？士可以做官，有俸禄，相当于今天上班有工资拿。而公卿除了有工资，有俸禄拿之外，还有封地，这一块封地的收入是归公卿的。所以可以看出，孔氏家族确实是走着一条没落的道路，从王族到诸侯，从诸侯到公卿，从公卿就到了士。
下面我们要讲的一个人，叔梁纥，这就是孔子的父亲了。叔梁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体格很健壮，武功也很高。后来说孔子身材很高，跟他的父亲有遗传的关系的。《左传》上面有两次记载了叔梁纥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以称之为“关键先生”。但是他已经是最下层的武士了，而且家族的人丁也很寥落。
叔梁纥有一个正妻，叫施氏，生了九个女儿，没有生一个儿子。然后娶了一房小妾，生了一个儿子，却有残疾，跛足。你想，叔梁纥这样一个凭着自己武术来谋生的一个武士，回想自己曾经那么显赫的家族，现在衰落到这么一个程度，肯定非常痛苦。所以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绝不甘心，还想作最后一搏，一定要生一个儿子。于是他就向当地的一个贵族人家――颜氏家族求婚。颜氏家里有好几个女儿，其中小女儿叫颜征在。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是从父命，听从父亲的话，嫁给了叔梁纥。叔梁纥到底这个时候多大，不可确考，但一定是超过了64岁，而这个颜征在呢？就是孔子的母亲有多大呢？不超过20岁，夫妻两人年龄差距很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叔梁纥野合颜征在而生孔子”。
这个“野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有一个说法：既然是“野合”，那孔子就是私生子。这当然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无所谓对和不对。因为司马迁就讲的是“野合”。但是司马迁毕竟讲到了，颜征在嫁给叔梁纥是“从父命”，那又怎么能叫“野合”呢？所以有的人又解释了：夫妻两人年龄相距太大，不符合周礼，所以叫“野合”。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这夫妻两人就这样结合了。两人结合了以后，到附近的尼丘山去祷告，希望山神能够赐予他们一个儿子，祷告的结果真的就应验了。
在鲁襄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10月27号这一天，孔子诞生了。这是孔子的生日。因为祷于尼丘，所以把他取名叫丘，字就叫尼。所以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仲是排行老二的意思。
第二年，鲁襄公23年，公元前550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孔子的母亲带着孔子离开了叔梁纥，回到自己的娘家去了。这个反过来可以证明，他们当初可能真的是所谓的“野合”，也就是说，可能没有履行当时合法的婚姻手续，所以女方的地位得不到保障。
到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就死了。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提一提，孔子的父亲去世时，孔子才三岁，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但他父亲葬在什么地方，孔子长大以后一直觉得是一个疑问。但是孔子的母亲就是不告诉他。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你想，一个母亲不告诉儿子，他的父亲葬在哪里，这个对儿子也不公正，对丈夫也不能说是公正的。这点也可以说明，夫妻两人的关系，感情，可能真的是不好，而且可能是很不好。叔梁纥让自己年轻的妻子，在生完孩子的第二年就离开自己，这确实可能严重地伤害了颜征在的感情。
到了孔子17岁的时候，孔子的母亲也去世了。孔子想把母亲和父亲合葬，但是他还是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于是他就临时把母亲很简单地先安葬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去打听父亲到底葬在什么地方。他找了很多人，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专门给别人送葬的人，他告诉孔子父亲的葬身之处。孔子才把他的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看看，孔子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显得多么成熟，事情做得多么周到。
17岁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应该说对孔子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个时候鲁国的执政是季氏。季氏发了一个通告，要大宴宾客：邀请所有的鲁国的士，来家里吃饭。我们知道孔子父亲的身份是士，他当然身份也应该是士了。因为这是鲁国执政邀请鲁国所有的士，所以这不光是吃顿饭的问题，那是一个政治地位，是一次从政的机会。17岁的孔子听到这样的消息，兴冲冲地穿着丧服就赶去赴宴了。在门口，孔子碰到一个人——阳货（阳虎）。我们下面还会经常提到这个人。这个人跟孔子一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孔子吃了他很多苦头。
阳货挡在门口，跟孔子说，我们家主人请的是士，没有说要请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孔子的家族到孔子这一代，真的是已经衰落到不能再衰落了。从王室到诸侯，从诸侯到公卿，从公卿到士，到了孔子，连士这个身份，人们都不愿意承认了。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后一个等级，是统治阶级的最底层。再往下就是老百姓了，就是被统治阶级了。现在连士的身份阳货都不承认，这使得孔子受了很大的打击。一个17岁的少年，父亲没了，谁给他出头？母亲不在了，谁给他擦一把辛酸的眼泪？他一个人默默地退下来，回家。
所以，孔子后来讲到，一个人要有成功，要有所成就，不能靠家族的声望，不靠家族的势力，一定要靠自己。这是他17岁得到的经验。你自己如果不受人尊重，家族的声望再显赫也没有人会承认的。
孔子从15岁开始，就“志于学”，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学问，奉献给追求真理。（《论语·为政》）到17岁时他已经很有知识了。到20岁，孔子到了宋国去，和宋国亓官氏的一个女子结婚了。第二年，生了个儿子。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鲁国人对他的看法。
鲁昭公听说了孔子生孩子的消息后，派人给孔子送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刚才说过，在孔子17岁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家臣阳货都看不起他，大宴天下之士这个饭桌上多一双筷子都不给他，现在20岁，也就三年以后，鲁国的国君都会因为他生儿子而送鱼送礼来祝贺他。这说明什么？表明孔子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孔子自身也很高兴，他想起他17岁受辱的场景，看看今天鲁昭公送来的这个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当即决定，我的儿子名字就叫鲤，字就叫鱼。我将永远记住这个的光荣的时刻，也永远记住鲁昭公对我的这一番恩德。
在鲁昭公25年，孔子35岁的时候，鲁昭公被迫从鲁国出走。在外面流浪7年，死在齐国。鲁昭公出走后，孔子也不愿意在鲁国待了。他觉得这个季氏，太不像话了，为了把国家的大权揽在自己手里，竟然把国君都赶走了，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呆头呢？他也到了齐国。从35岁到37岁，孔子在齐国。在这个时期里，孔子主要和齐景公和晏子打交道。
齐景公曾经问他，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孔子告诉他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做国君的要像国君的样子，做大臣要像大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慈，做子女的要有子女的孝。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孔子一直认为在上者应该先尽义务，所以他把君放在前，臣放在后，把父放前，子放后。这里面包含的逻辑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国君必须先做得像国君的样子，然后你才能要求你的臣子尊敬你，忠于你。你父亲首先必须尽到你父亲的责任，然后你才能要求子女孝敬你。这是非常好的说法。孔子和孟子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要求弱者的道德，他们总要求强者的道德，执政者先做到，才能要求人民做到；在上面的人做到了，才能要求下面的人做到。齐景公一听这个话很高兴，但是他是从对他有利的一方面去理解的，他不看君君，就看臣臣；不看父父，只看子子。他说，你讲的太好了，如果这些做臣子的不像臣子，那我们齐国哪怕有再多的好吃的，我也吃不到嘴里去呀！但自己做国君做得像不像，他不管了。所以这个齐景公实际上不可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可能在他那个地方找到用武之地。
因此，到孔子37岁的时候，他离开齐国，回到了鲁国，从37岁回到鲁国，一直到51岁，这中间有15年的时间，孔子就干一件事情，教学生。实际上孔子在30岁之前，就已经开始创办私学带学生了，但这段时间是他私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学生都围绕在他的周围。孔子和学生天天在一起，讨论“道”，讨论“仁”，讨论“德”，讨论这些修齐治平的大问题，他就这么坐而论道。这个时候的孔子，不是不愿意从政，他是在等待机会。
孔子51岁时，鲁国发生了阳货之乱。阳货最终被打败，逃到了齐国。这时鲁国政府开始考虑重用孔子。先是任命他为中都宰，在中都这个小邑做了个地方官。做了一年，政绩斐然，连其他的诸侯国都到这儿来考察，来取经。鲁定公觉得他做得不错，第二年提拔他做了小司空，小司空又做得很不错，不久提升他做大司寇，也就是鲁国最高的司法长官。
孔子大司寇也做得很成功，而且在任大司寇期间，还陪着鲁定公，和齐景公在齐国一个叫夹谷的地方相会。两君相会的时候，鲁国弱小，齐国强大。孔子凭着他个人的智慧、勇敢，在这一次会谈中，挫败了齐国的阴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权利。鲁定公非常欣赏孔子，回来以后再提拔一等，以大司寇的身份，摄行相事，就是代理丞相职务。当时丞相是季桓子，所以孔子摄行相事就实际上就是做丞相的助手，相当于副丞相，这是孔子政治生涯的顶峰。
但是孔子在鲁国政绩做得越好，齐国人就越担心，所以齐国人给鲁国的国君送来美女，用离间计来疏远孔子和鲁国国君、执政的关系。而鲁国的“三桓”，也渐渐觉得孔子与他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不是一条心。在这样的内外窘迫中，孔子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开始周游列国。此时孔子55岁。
从55岁离开鲁国，一直到68岁回到鲁国，总共14年。在这14年里面，孔子周游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等等这些地方，一直在寻找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到他67岁的那一年，留在鲁国的孔子的夫人亓官氏病死，也没有见到孔子的最后一面。
妻子死后第二年，孔子68岁的时候，才回到鲁国。这时季桓子已去世，季桓子去世之前，坐着马车，让手下的人把他带着，出来最后看一看鲁国的山川城郭。这时他想到曾经做过他副丞相的孔子，想到就是因为他接受了齐国送来的那一帮美女，才把孔子气跑了的，便跟周围的人讲了一句很伤感的话，他说：我们鲁国，本来是可以强大起来的，就是因为我得罪了孔子，让孔子离开了鲁国，我们鲁国就失去了强大起来的机会，这是我的错误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他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儿子季肥说：我死了，你一定要把孔子召回来。这时候孔子才60岁，但是季康子没有遵照父亲的遗愿把孔子召回来，而是招回了孔子的弟子冉求。
后来，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是鲁国取得了胜利，而鲁国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冉求和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宰予。鲁国在和齐国打仗的时候取得胜利是很少的，因为它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但这一次鲁国赢了。季康子，也就是季肥（季肥死后谥号康子），很高兴，把冉求叫来，说，你仗打得真好，你有这么高的军事才能，我以前光知道你会搞经济，原来你打仗也行。你是天生的吗？还是谁教你的？冉求说，我不是天生的，我是我老师教我的。季肥就说，你老师孔子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呀？冉求说，我老师当然很厉害了，我老师不光是打仗厉害，我老师什么都厉害。这个时候季肥才下决心召孔子回来。
这年孔子68岁。应该说，召回来他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季康子也考虑到这一点才放心招他回来的：这么个68岁的老人，回来以后，不可能再给他什么职务了和职权了。回来我尊重他，让他当一个顾问就可以了。所以季康子把孔子召回来以后尊为“国老”。什么叫国老？国家的老人，国父。给你很高的待遇，给你很高的虚名，给你很高的道德上的奖赏，但是没有实权。
但这个时候孔子已经不在乎了，他也已经无所谓了，他此时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利用自己晚年回国这个平静的时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进行文化典籍的整理。
我们今天讲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周易》，都是孔子在他晚年集中力量整理而成的。所以柳诒徵说，中国的文化，孔子以前数千年的文化，是赖孔子而传。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古人把它称之为名山事业，永恒的事业，不朽的事业。
7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孔鲤死了，终年50岁。
71岁时，颜回死了，才41岁。
72岁的时候，子路死了，63岁。
73岁，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地方，子贡来看他，他跟他交代了一些后事，交代完了以后，他唱了一首歌。孔子一辈子喜欢音乐，当他要抒发感情的时候，他常常是唱歌表达的。现在他又唱了一首歌，三句歌词：
泰山坏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泰山崩了，天柱折了，哲人也要离去了。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又过了七天，孔子就逝世了。也就从那一刻起，孔子就不再属于他那一个时代了，他属于千秋万代！
第二章日常圣人
我们说起孔子，都知道他是圣人，我们还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宗教的民族，缺少一种全民的对“上帝”的信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神，我们却有圣人，我们没有诺亚方舟，我们却有孔子杏坛；我们没有上帝的救赎，但我们有圣人的济世；我们没有上帝的博爱，我们却有圣人的仁道。圣人，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导师，就是我们心灵的向往，就是我们行为的规范。
那么，这样的一个品格的圣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气质呢？
在这一讲里，我们主要来看一看，孔子，作为一个人，体现出哪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性情。在他圣人的气质里面，有多少神性的东西，有多少人性的东西。
首先，他是有性情的圣人。
这与一般人对圣人的想象不同。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面，圣人，那肯定是一个高高在上，道貌岸然不苟言笑，一言一行都规矩有度的人。而且，我还要特别指出，真正的圣人一定是性情的，一定是满怀激情而又一腔深情的。孔子就是这样，他对人对事，常常是动情的，自身遭到羞辱，他动情；颜渊死，子路死，伯牛有疾，他都动情；在泰山脚下见一可怜的妇人，他也动情。喜怒哀乐，一任性情，在这一点上圣人跟我们的情感特征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看他的喜。
孔子有一次夸奖他的弟子颜回，他是用一种赞叹的口气说的：
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你看他的语气，一开始就是，哎呀，真是贤德呀，那个颜回呀。这种夸奖不是我们今天的老师给学生做一个操行的评语，学期结束了，在他的成绩单里，在他的鉴定表上写上一行非常客观的，非常冷静的评语。那颜回为什么贤呢？他能吃苦，他能淡泊，能够在清贫中找到生活的快乐：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讲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再重复一句：
贤哉，回也！
在一段话里前面一开始“贤哉，回也”，后面又是一个“贤哉，回也”，感慨不已，颜回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能够如此快乐，他为颜回高兴。因为到了这个境界以后，颜回的快乐和幸福就不以物质条件改变而改变了，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是快乐的。同时也在表明，孔子自己内心的那种高兴，为有这样好的学生而高兴。一个学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老师为他高兴，感到喜悦。
这是他为学生的喜。对于古代的大圣大贤，他更是衷心的赞美，欣赏他们，崇敬他们。你看看他如何赞叹传说中的尧：
大哉！尧之为君也！（《论语·泰伯》）
我们看这个开头，也是“大哉！”一开始就是伟大呀，那个尧呀。总是用感慨的句子在前面。那么，这个尧怎么伟大呢？下面完全是感慨的句子：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巍巍乎”，多么崇高呀，“荡荡乎”，多么广大呀，“焕乎”，多么的文采斑斓呀，全是感慨的句子。
他在跟谁讲呢？跟他的学生在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孔子是一个历史老师，这个历史老师在跟学生们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讲法。把孔子和我们现在一般的中学到大学里的历史老师讲述历史的方式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有区别：我们的老师往往是冷静的，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是所谓的什么重点、难点，侧重的是所谓的知识点。孔子不是这样，他感慨万端，然后又把自己的这种感慨，感染了我们。从而让我们首先从感情上热爱上了历史，热爱上了历史上的这些伟大的人物，而不仅仅作为知识去背下来、记下来，然后去应付考试。所以，在孔子的历史课上学出来的人，对历史是有感情的，他会对历史产生热爱之情，热爱和尊敬本民族的历史和伟大的人物。这应该是历史学最重要的使命，也是一个历史老师最必须做到的。
再看看他怎么讲大禹，弟子们问老师，大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去问我们的历史老师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师会老老实实的有板有眼地告诉我们对大禹的历史评价，大禹地历史功绩等待，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但是，孔子是怎么讲的呢？
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你问到大禹，我告诉你，大禹啊，我对他真的是没有挑剔的了。为什么呢？你看看他，食物很粗糙，吃的很简单，但是给神明祭祀的时候，那个祭品却很精致。自己穿的衣服很简陋、很随便，但是他在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时候，他穿的那个祭服却非常的讲究。他自己住的房子是很狭窄，很矮小，但是他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你看看他国家的农田，在他治理下那个农田的沟都比别人要直。讲到这，孔子又来了一句感慨，大禹呀，我对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这样讲历史，他是从感情上先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感情上进入历史。
历史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一两个结论，历史的价值真的不是一些历史知识。历史的价值是，我们在历史里面能不能找得到对于我们当代的价值，是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找到对我们情怀的一种感动。如果没有这些，历史就是没有价值的。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所以，我们跟着孔子学历史，我们会爱上历史，我们跟着孔子去了解古代的人物，我们会爱上这些人物。当然，对某一些很坏的历史人物，像商纣王、像夏桀，我们也可能无比痛恨这些人物。这时历史就不是一个古板的，与己无关的存在，它已经介入我们的感情了，而我们的感情也介入了历史。这才是最好的历史老师。
孔子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有性情的，是有激情的。他自己首先对历史有热爱，对这些历史人物有感情。在《论语》里，他至少两次明确说到自己是“好古”的人。
这是他的喜，我们再看看他的怒。
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会像一般人那样发怒吗？孔子说君子“不迁怒”，也就是说我在你这儿受了气，我不到别人那个地方去发泄。我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堵车了，心里面很堵，我到办公室后，在同事那里去发泄一下，他不会这样，所以说君子“不迁怒，不贰过” （《论语·雍也》）。
但是该怒的时候他也会怒。什么叫做该怒的时候？当看到原则被践踏的时候，当看到弱小的善良的受到损害的时候，当看到恶行在肆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不愤怒，那你还叫人吗？所以孔子有他的怒。是为圣人之怒。
比如说鲁国的执政季平子，作为一个大夫，他家祭祀祖先的时候，按照周礼的规定，只能用四佾的乐队。可是他把鲁国国君的六佾的乐队调去了四队，然后他变成的八佾，八佾是天子的规格。他用天子的规格在自己的家里祭祀祖先，这样的僭越是孔子不能容忍的，更何况他把鲁昭公的乐队调去了，鲁昭公作为一个诸侯在祭祖的时候，乐队凑不起来了！孔子对他这样越礼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说了一句话：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他不仅怒了，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如果再能忍，那我这个人就一点点刚性也没有了，一点点骨气也没有了。一个人没有一点刚性可以吗？一个人没有一点脾气可以吗？不可以。他愤怒了，他不光是愤怒，他还有行动。35岁的孔子看到季平子这样做，说了一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后拂袖而去，到齐国去了。这就是圣人之怒。圣人为什么怒？为原则而怒，为公道而怒，为天理良心而怒。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得失而怒。
对他的弟子，孔子也有怒的时候。孔子说有教无类，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在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真的非常严厉的。那个冉求在他72贤弟子中也算是出色的，至少能排在前十名。可是冉求在孔子的晚年，在季氏那里做官，帮着季氏聚敛财富，盘剥百姓。孔子非常愤怒。然后就跟其他弟子们讲，从今以后冉求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他不配做我的学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你们现在擂着战鼓去向他进攻，我允许。这也是愤怒，为什么愤怒？就为一个大夫，盘剥老百姓，而他的学生帮助这个大夫去剥削人们，聚敛财富。圣人没有私仇，只有公仇。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他的另一个学生樊迟向他来问怎么种白菜？孔子也很生气，在樊迟转身走了以后，他在后头破口大骂：
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弟子没有志向，志向太小，胸襟太窄，眼界太低，境界太次。你到我孔子这儿来，你就学种个庄稼吗？士是干什么的呢？士要志于道的，是把追求道义，追求真理当做自己的使命的。你就想种一点白菜养活自己？所以他也骂。
这个骂还算客气的，他甚至还骂人断子绝孙。骂人断子绝孙可能是街上泼妇的骂法，我们绝对想不到圣人也骂过，这个骂法是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上记载的。孟子说孔子讲过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什么叫无后呀？就是断子绝孙。什么叫作俑呢？我们知道中国在古代有一种非常野蛮的制度，天子或者贵族死了，常常用他身边的人，比如平时伺候他的奴隶，他的妻妾，他的近臣，为他殉葬。这是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野蛮制度，比如秦穆公死了就用人殉葬。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废除殉葬制度就是秦国。
后来，渐渐地人们认识到这个制度是野蛮的，用活人来殉葬确实有点太过分，然后就用泥来塑一个俑人，叫做泥俑。用它替代人，像一个人的形状埋在坟墓里面，算是给他殉葬。但是就是这一点，孔子也是忍无可忍，为什么？因为用泥俑来殉葬，虽然泥俑不是真人了，但是这个形式本身，包含着一种罪恶的观念。就是这种罪恶而反人道的观念让孔子忍无可忍，所以他说做这样事情的人是断子绝孙。你看看这是多严厉的骂法。
孔子不仅骂人，他还会打人，而且打的还不是一般人，打的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孔子有一个老朋友叫做原壤，一辈子放荡无羁，不像样子。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原壤的母亲去世了，孔子一听说老朋友家的母亲去世了，赶紧到他家吊唁去。到他家一看，这个小子一点悲痛的神情也没有，高高兴兴的，丧事就根本没有料理。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料理丧事方面的行家，对殡葬之礼非常熟悉，于是他就跟弟子们说，好吧，我们留下来帮他料理丧事。孔子亲自帮原壤的母亲整治棺材，棺材板上要画上图案，他就亲自画。这时候原壤在干什么呢？他在旁边唱歌，唱到最后，甚至跳到棺材板上去唱了。孔子的弟子们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人太不像话了，我们走，不管他了。孔子说这不行呀，谁叫他是我老朋友，他就这样的脾气，我们不看他的面子，看他死去的母亲上，把这个丧事给办了吧。（《礼记·檀弓》）
这一次孔子算是忍了。再后来，到了孔子晚年，有一天他柱着拐杖到原壤的家里，原壤看到孔子来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夷俟”，什么叫夷俟呢？坐在地上两腿伸得老远。我们知道古人的坐法跟今天的坐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坐在凳子上，古人的坐法是跪在地上，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这是一个礼貌的坐法。那么比较粗野的不礼貌的坐法，就是屁股直接坐在地板上，然后双腿直直的叉开伸出去，像一个农民用的簸箕一样，所以又叫做“箕踞”。原壤看到孔子来了就这样坐着。孔子这个时候真的生气了，就骂他：你这个人少年时不努力，中年时没有建树，晚年了你还一事无成。你现在还这么傲慢，还这么不懂事。你该死了你还不死，老而不死你就是一个贼呀！然后拿起拐杖狠狠地敲打他的腿：把你的狗腿给我缩回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
我们不要以为修养的最后境界是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当然是一种境界，但不是最高的境界，也不是惟一的境界。对个人的得失心平气和是一种境界，但是对原则问题也心平气和就不可以。对一切邪恶的人和事保持道德的愤怒，对一切善良的人遭到不幸感到痛苦。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面对邪恶有道德愤怒，面对善良遭到邪恶的侵害时有道德的痛苦，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境界不是道德感的麻木，相反，是道德感更加的敏锐。一个人的道德愤怒和道德痛苦越是强烈，他的道德境界就越高。道德愤怒和道德痛苦的强烈程度是一个人道德意识高低的天然尺度。不要以为看到很多不平的事情都麻木了，都心平气和了，就认为自己道德境界高了。恰恰相反，那是迟钝，是没有了良心，是没有了正义感，不是道德境界高了，而是道德境界低了，堕落了！有很多的小文人，总是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己的“心平气和”，把这看作最高的境界。如果照他的标准，孔子还没有他的境界高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好人，是喜爱人，恶人，是厌恶人。仁德的人一定具有两个特点：那就是，对于正义的，对于善良的，他爱；对于邪恶的，对于残暴的，他恨。这种爱和恨一定是一个人内心高贵的体现。有爱有恨是正常人，大爱大恨可能就是圣人。
这是我们讲他的怒，我们再看看他的哀。
孔子有这样一句话：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
这句话有一个背景。孔子当时在卫国，作为一个圣人，他代表着最高的德性。可是卫灵公的身边还有一个美女叫做南子，代表着美色。卫灵公更倾向于谁呢？愿意听谁的话呢？当然愿意听那个美女的话。卫灵公上大街去。让孔子一块去，两辆马车，卫灵公和那个美女坐在一起，而把孔子放在第二辆马车上，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孔子当然不愿意去，但是国君让他去，他又不能不去，去了他又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觉得自己很丢脸，回来以后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看见什么人爱好德性像爱好美色那样。你看这一句话里面，他不仅仅是在骂卫灵公，不仅仅是被卫灵公激怒了，他实际上从卫灵公的行为里面，发现大家都如此，世道人心皆如此，感到对于人性都没有信心了。到这一步就不是生气，不是愤怒，而转入深深的悲哀，为人性的弱点而悲哀。这是他的哀。
再看下面还有一句话：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
这两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好的苗子，不开花的是有的呀！开了花却又不能结果的事情，也是有的呀。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死了以后讲的。颜回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最好的苗子，可是四十来岁就死了，这个苗没有开花，开花没结果就死了。我们把这话分析一下，他也显然不仅仅是哀伤颜回一个人，他从颜回的悲剧里联想到很多，像他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常见的呀。所以他不仅仅是在伤颜回，他就是在伤世，是在伤人中的才俊往往都有不幸的结局。
后来，唐代的李商隐有一句诗：“自古才命两相妨”（李商隐《有感》），自古以来有才华的人往往没有好的命运，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慨。他也是从一个具体的事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上升到一般。
如果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从卫灵公这一个别的人上升到一般，然后上升到对所有的人的人性的一种怀疑，从而感慨人性的弱点；那么，由颜回的死，他所发出的“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这样的感慨，就是在感慨命运的难以测度。
我们稍微上升一下，可以说，这是孔子对天命的认识。人性中是有很多弱点的，甚至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这是我们的内忧。同时我们还有外患，那就是命运。命运是难以测度的，我们哪怕具有了良好的人性，譬如颜回通过修养，他的人性已经接近完美了，但是命运又会来戕害他。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人的存在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我们自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致命弱点，而命运之剑又悬在我们的头顶上，随时可以落下来。人站在哪里不是深渊？
谁能够从个别到达一般，谁能从一朵花的凋零看到整个世界的萎缩？圣人。人性与命运，是哲学的两大对象，孔子于此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就是他无边无际的悲哀的缘由。
他学生病了，他很伤心：
伯牛有疾，子问之（《论语·雍也》）
冉伯牛生病了，孔子赶紧去看他，从窗口里面伸进手去，握住冉伯牛的手。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经常能感觉到孔子和弟子们之间的那种不用言传的，而在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之中所蕴含着的师生之间的情谊。冉伯牛得了不治之症，孔子去看他，从窗口里伸进手去握住冉伯牛的手，说什么呢？对于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因为你知道你说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孔子怎么说的呢？
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
我们要失去他了，这就是命呀。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这样的一个好人啊，偏偏得了这样的病。这句话说完了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好人啊，偏偏得了这样的病。好人，是对人性的判断，得了这样的病，是对命运的感慨。所以我们说人有内忧，人有外患，内忧是自己人性的弱点，外患是命运。命运时时潜伏在我们的前方，随时准备捕猎我们。
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求上进的人，这样一个不断寻求自己人性完美的人，最后倒在命运的枪口之下。多悲哀呀。所以孔子的悲哀，不仅仅是对于一个个别事情的悲哀，他是从中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颜回死了，他就更伤心了：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论语·先进》）
什么叫做天？天就是命运。颜回死了，孔子放声大哭。一个71岁的老人，在颜回的灵柩面前哭得昏天黑地，哭得死去活来，这多么让人难以为怀。一边哭，他一边说：“天丧予！天丧予！”这是天在灭我呀，这是在天在灭我呀！颜回的死不仅是颜回的悲剧，也是孔子的悲剧，他最好的学生，他觉得最完美的学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最后还是把它归于命运。他的弟子们都来劝他：老师不要再哭了，你悲伤过度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保重身体。孔子回答说：我悲伤过度了吗？可是这么一个完美的人，我不为他哭还为谁哭呢？他是在控诉命运的不公，他是在感慨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渺小呀。这是他的哀。
当然，他也有很快乐的时候，应该说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比较快乐，比较轻松的。看到山水了他快乐，听到音乐了他尤其快乐。
他在齐国听齐国的乐师演奏《韶》乐，《韶》乐传说是舜时代传下来的音乐，他曾经评价《韶》乐是尽善尽美。所以他在齐国听到这个曲后，结果是“三月不知肉味。”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高明的演奏家，所以我猜测，他听完这个曲子后，肯定也不断地演奏。三个月的时间他就沉浸在音乐声中，甚至吃肉都不知道肉的味道，而我们也知道，孔子是特别喜欢吃肉的。最后自己感慨的说了一句话，“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我没有想到呀，一个音乐能够把人感动成这个样子，音乐能够这么样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彻底的俘虏他呀！（《论语·述而》）
什么样的人才真正懂音乐？我想，懂音乐，包括艺术和文学都一样，不是看他是否具有一些有关艺术的知识。艺术知识不是艺术，掌握多少艺术知识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具有多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一个人是否真懂艺术，要看他能否被艺术感动，陶醉。读一首诗时你被感动了，你就懂了；听一首音乐时，你被感动了，你就懂了。你没有被感动，你写一大堆的分析文章那都没用。你感动，你才懂。，你感动的程度越深，说明你懂的越深。《世说新语》里面记载有一个叫做桓子野的人，“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这个人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只要听到好的音乐，他就被感动得手足无措，只能说两个字“奈何！”什么叫奈何呀？就是无可奈何！他感动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是真懂音乐。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比他感动得更厉害，那就是孔子。如此热爱艺术并被艺术陶醉感动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肃得可怕的人呢？不是有性情的人，怎么会这样沉迷于音乐？
所以从孔子的这些喜怒哀乐中，我们得到什么启示呢？——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情感的丰富而不是情感的枯竭，是情感的充盈流动而不是情感的萎缩凝滞，是情感的敏锐而不是情感的麻木，是情怀的自然天成而不是情怀的人为矫情。孔子的一切的表现都是自然的，他高兴的时候他就笑，他痛苦的时候他就哭，他生气的时候他就骂，非常自然。孔子曾经欣赏过一个人，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因为他“时然后言，乐然后笑” ，什么意思呢？该说话的时候看看环境，轮到我说话了，他才说，很有礼貌，不多言。乐然后笑，快乐了然后才笑，发自内心的笑，不是假笑，不是装笑不是苦笑。所以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很自然的，孔子天性就是这样。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论语·宪问》）
所以，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哲人又是一个诗人，他对世道人心最深刻的洞彻不是形诸理论教条，逻辑，而是形诸感慨，通过感慨万端的，诗性的语言告诉我们。所以他常常是“喟然叹曰”。就像我前面的分析一样，你读明白了，就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很深很深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读明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不仅欣赏音乐，他还是一个很高明的演奏家。诗经305首，他一首一首按顺序演奏下去。我们今天讲《诗经》就是诗了，可那个时候，《诗经》就是歌词，它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孔子拿着一把琴从头至尾，305首一直演奏下来。《诗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但是他整理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整理乐谱。而且他还随时都可以唱歌。他在鲁国和季平子、鲁定公之间有矛盾了，鲁定公、季平子不用他了。可是孔子要离开鲁国了，又有点舍不得，到了鲁国的边境还等了一个晚上。这时季平子大概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派一个人来送他，叫师己。如果师己是来挽留他的，孔子可能还觉得有点话讲，可是这个人就是来送行的，孔子就觉得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沉默不语。师己很同情他，说，孔先生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怪你，都是他们的错。孔子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给你讲，我给你唱一首歌吧。孔子现场作词，即兴发挥：
那些女人的口，
可以让我这样的人出走。
那些女人的口，
可以让国家衰败。
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呢？
我只能优哉游哉。
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在鲁之南）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
彼妇之谒，可以死败。
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孔子世家》）
他跟别人说着话，说着说着他就唱出来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可能一个都碰不着，一感动他不说话了，他给你唱歌。他用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你看这个圣人。我们第一讲提到，孔子在病重的时候，子贡来看他，他不是也唱了一首歌吗？
泰山坏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他几乎每天都要唱歌的，除了这一天他去吊过丧。因为到别人家吊了丧，如果还回来唱歌，那对别人不礼貌，所以他不唱。除此以外，他几乎每天都要唱歌，每天都要弹琴。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在路途中休息，他都要摆上琴弹唱一曲。他在教室里也都摆着琴、瑟和各种乐器。他在和弟子们讲课，交流学问的时候，有些弟子们就可以在旁边演奏。这就是孔子给我们体现出来的一种性情，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非常死板，道貌岸然，不苟言笑，非常严肃，让我们一看就敬而远之，赶紧溜走。恰恰相反，是很宽松。“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很和蔼，很慈祥，很快乐，这就是他平时的样子。你到他家，敲开他的门，你看到的他是满脸堆笑的，高高兴兴的，宽宽松松的，这就是孔子。
当然我们还要说明，在有些该严肃的场合，他又是能够严肃起来的人。他在家里面很放松，但是在严肃的场合，他不放松，甚至有一点拘谨。这个很重要。不要认为一个人一定要老练起来，然后在什么地方都要很老练。在什么地方都很老练，可能给人的印象反而不好。比如你可以在大街上老练，可以对工作很老练，但是，如果面对一个德高望重，地位和学问都很高的人，仍然侃侃而谈，非常老练，那就不一定是好事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可能缺少对对方的一种敬畏。
我们来比较一下孔子在两种不同场合下，他的言谈举止：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
可是：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论语·乡党》）
在朝廷里面他侃侃而谈，与大夫，无论是上大夫，还是下大夫，在谈话的时候，他都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有很多的话，很坦率。但是他回到乡里面，回到老家，看到那些无知无识的人，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是不是也在那儿跟他们卖弄，侃侃而谈啊？没有。“似不能言者”，好像不会说话一样。我们知道，有些半瓶醋的人，越是在无知的人面前，他越是要卖弄。他碰到一个比他差的人，他特别高兴，今天终于我有机会来显示一下了。孔子呢，他在朝廷里面，“便便言”，就是比较谨慎，特殊场合嘛。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可就是到了乡党，“恂恂如也”，讲话拘谨，讷口少言，话都说不出来，结结巴巴，好像不会说话一样。有一点拘谨，有一点害羞。我的老师余恕诚先生，很了不起的学问。他上课的时候，那真是侃侃而谈，曾经有一个学生写有一首词描写他课堂上的风采，其中有这样两句：“口若悬河心藏海，句句皆文采”。他是教育部评定的全国百名“教学名师”之一。但在平时，在课下，他马上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同学们在一起吃个饭，请他讲几句话，他就讲不出来，脸涨得通红，很害羞。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了，他在这样的场合下很害羞。为什么？
内心高贵的人一定是害羞的。就像小人永远不害羞一样。
所以，孔子，在朝廷，很拘谨；在乡党，很羞涩。我们看到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学问很高的人，如果他不是横冲直撞，高谈阔论，而是拘谨多礼，不是扬扬自得，招摇过市，而是脸上有羞涩之情，你觉得那是多么可爱啊。这是他内心高贵的表现啊。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词叫：无耻。什么叫无耻啊？没有耻辱感，从来不觉得害羞，就叫无耻嘛。这是孟子讲的：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孟子·尽心章句上》）
无耻就是最大的耻，是最丢人的，但是恰恰它的表现是不知耻辱的，是不害臊的。汉语里面有很多词是充满辩证法的。无耻就是大耻，最丢人的事情就是无耻。所以我们骂：你这个人太无耻了。不是说他不害臊，是说这个人道德太低下了，低下到什么程度呢？低下到不害臊的程度了。就这个意思。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子禽，也跟着老师周游列国。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孔子到一个国家，很快就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民情、人物有所了解，总是比别人了解得快一点，多一点。他不明白，就问子贡：大师兄呀，你告诉我，我们的老师一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很快就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民情，还有各种人物。他是怎么知道的呀？是不是他天天找人去打听呀？还是别人看到孔子来了，主动跑来告诉他的呢？子贡说，我们的老师，他之所以能够很快的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是因为别人主动来告诉他，但是别人为什么主动来告诉他呢？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有五个特点，有五个字的特点：“温、良、恭、俭、让” （《论语·学而》）。这个气质，我们好好的回味一下，看看我们的气质跟他有多大的差别。温、良、恭、俭、让，是温和的，是善良的，是恭敬的。俭，这个地方不是指生活节俭，是指做事有分寸。跟别人亲近，亲近有分寸，跟别人疏远，疏远也有分寸。让就是谦让。我们的老师是温、良、恭、俭、让的，他不是咄咄逼人的，他待人接物一团和气，而且又很有分寸。所以别人都喜欢跟他打交道，有了这五个字，我们的老师就有特别的亲和力，他刚到一个地方，人们一眼见到他，几句话下来，大家就喜欢他了，就像老朋友一样，愿意敞开心扉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所以孔子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
有一个词形容我们和那些大德坐在一起的时候的感觉，叫做“如坐春风”。他德行比我们高那么多，地位比我们高那么多，为什么我们坐到他的面前，我们只有敬重却没有害怕呢？因为他温和，所以我们感觉是如坐春风。明代的张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讲：“千古圣学，唯有小心而已”，千古以来的圣人的学问，孔子的学问，两个字：“小心”。这个“小心”不能理解为我们今天的诸如“做事小心一点”的“小心”，至少不能仅仅这么理解。这个“小心”是指自己的心态放的很好，不自高自大，不傲慢，不狂妄，这就叫小心。总是有一种谦恭的心态面对别人，总是有一个谦恭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这就叫小心。孔子对人的时候，他总是存有这种小心。
《礼记》上讲到礼的本质是五个字：“尊人而自卑”，尊人，把别人尊崇得高一点，自卑呢？就是把自己放得低一点。这自卑不是我们形容词的自卑，它是一个动词，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卑一点，卑就是低。把别人呢？放得高一点。这个最典型的一个形体的动作就是鞠躬。如果挺胸而立，每个人的个子都很高，但是一鞠躬呢？弯下腰我就是自卑，你就显得高了。为什么给别人表示敬意的时候是鞠躬？就是这个道理。鞠躬就是把自己放矮一点，然后让别人显得高一点，这就是礼仪的本质。
所以要有敬畏心，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都要有敬畏心，孔子讲到“君子有三畏”，哪三个呢？“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小人当然什么都不怕，做什么事情都是肆无忌惮的。但是君子有敬畏。什么叫敬畏天命呢？敬畏天命就是敬畏大自然。就是敬畏自然的、宇宙的和谐和秩序。什么叫做畏大人呢？畏大人就是敬畏这个社会，敬畏这个社会的秩序。还有一个畏圣人之言，敬畏圣人们所说的话，也就是敬畏哲学、文化、学问、道德。所以孔子说，人千万不要自大，而应该要永远拥有这样的“小心”。
他不仅仅敬畏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他还敬畏那些很弱势的群体，这一点尤其令我们感动。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样对待一个盲人。有一天一个盲人来见他，孔子身边有很多的学生。按常理孔子见盲人来了，招呼一下，让他坐下来聊聊不就可以了？或者让手下哪个学生把盲人搀扶进来也可以。可是孔子一看盲人来了，自己赶紧站起来，亲自走上前去，扶着盲人进来。进门的时候告诉他，门到了；上台阶的时候告诉他，这是台阶，小心一点，抬脚往上走。把他领到座位旁边，告诉他：座位到了，你请坐。这个时候该可以了吧？不行，因为这个盲人对周围的环境不了解，所以孔子再告诉他，你的左边坐着谁，你的右边坐着谁，你的前边坐着谁，你的后边坐着谁。把这个全告诉他。他有一个弟子叫子张，子张这个人才高意广，心胸开阔，为人却是大大咧咧的，当他看到这一切时，十分感动。所以孔子对学生不仅有言传还有身教。但他也不是当时做的时候就在想着以此教人，他就是出自天性，对于一个弱势的群体我就该这么做，他的弟子也很善学，从老师的一举一动里便能学到东西。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
不仅仅是这一个人，在《论语》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论语·述而》），孔子和那些有丧事的人在一块吃饭，他从来不会吃的太饱，人家家里有丧事，心情很悲痛，你在旁边大吃大喝，你想想你这个行为合适吗？如果你的内心对于一个家有不幸的人真有同情，你在那个时候你自然会收敛自己的行为，你自然会吃不饱，即使吃饱也是很小心的。所以礼仪也好，礼貌也好，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的仪式，不是简单的几个动作，而是出自对别人的尊重，对别人的理解，出于对同类的慈悲心。所以，礼仪的本质，就是内在的修养。所以孔子在平时看到穿着丧服的人，看到穿着礼服的人（礼服是去宗庙里面祭祀穿的衣服），看见盲人，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见之，虽少，必作”（《论语·子罕》），本来孔子比如在那里坐着，正在休息，正在弹琴，甚至正在和学生交流学问，一看到上述那些人过来，哪怕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孔子“必作”，就是一定赶紧站起来。注意这个“必”字，一定是这样，赶紧站起来，表示敬意，表示同情。那反过来，如果这些人坐在那里，孔子路过他们身边怎么样？“过之，必趋”（《论语·子罕》），我们知道这个趋是他在鲁昭公这类国君面前走路的时候，他表示敬意用的。那么在这些弱势群体面前，在盲人和穿丧服的人面前，他也是这样走过去的。你看他尊重大人，尊重地位高的人，也用同样的态度尊重社会最底层的人。
这就是孔子的气质。他岂止是对人尊重呢？他对动物也是这样。《论语·述而》记载说：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他要吃鱼，但是他不用网去网鱼，因为那样就一网打尽了，鱼也没有逃生的机会了。所以他钓鱼，钓鱼至少是愿者上钩，且捕杀有限。他要吃天上的飞禽，要拿箭去射，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只射飞着的鸟，不射夜里在鸟巢里已经安息的鸟。他要给鸟逃生的机会，更主要的是，如果趁着鸟晚上在鸟巢里面安息去突袭它，这个行为本身显出人的用心很险恶，不光明正大。孔子不是素食主义者，坚决不吃动物。但是，他有原则。第一，不是什么都吃。第二，不为了吃不择手段，什么都吃的文化是最野蛮的文化，什么都吃的饮食习惯是最野蛮的饮食习惯。几年前的非典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在饮食上面有大毛病，什么都吃。这个事情对中国人国际声誉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手段也很重要。为了吃鱼，我们现在网也不用了，直接用一个雷管扔到水里面去，一声闷响，鱼虾全漂上来了，然后他捡几个大的吃，小的全死了。这样一种吃鱼的方式，非常野蛮，当然很有效率。它反映的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绝对功利、效益第一的文化，我们吃着这样的鱼，我们在满足口腹之欲时，我们也在吃自己的心灵。
什么是最野蛮的文化？就是绝对尊崇功利和效率的文化。什么是最可怕的人？什么是最野蛮的人？也是绝对功利的人。
你说孔子虚伪吗？不是的。这是保护人类的那种仁慈。后来孟子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君子要不要吃肉啊？要吃肉。但是君子自己杀牛吃行不行啊？不行，“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有人讲孟子太虚伪了。又要吃肉，然后又说杀牛不好。不好你为什么要吃啊？这不一样的。从心理学上讲，我在饭店里坐着，在餐厅里坐着，你端上来的那是牛肉，它不是生命了。所以孟子讲的很清楚，君子对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看到它活泼的样子不忍心把它杀死，听到它的叫声不忍心吃它的肉，这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恻隐之心”，“一念之善”。这“一念之善”是虚伪的吗？不是，它很重要。在关键的时候它可能防止我们堕落。现在的食品行业，对于牲畜的宰杀，也越来越讲究尽量避免血淋淋的手段，这是进步，不是虚伪。
孔子家里有一条狗，这个狗死了，孔子就对他的学生子贡说，你把我这个狗好好的安葬。孔子跟子贡还讲了一个道理，说：马死了按照一般的做法，是用旧的帷幕把它包起来埋葬的，狗死后是用旧的车盖把它覆盖着埋葬掉。所以为什么人家旧的帷幕不扔掉，旧的车盖也不扔掉呢？是他们要给这些动物预备着。
孔子之守狗死，谓子贡曰：“路马死（路马，常所乘马）则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闻弊帏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焉．”（《孔子家语》卷十《曲礼·子夏问》）
从这些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古人确实比我们今天更仁慈，更人道。孔子说我家里穷，现在也没有什么车盖，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安葬它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它的头直接埋在泥土里面，要把它覆盖好。对于一个死去的狗，孔子是什么样的性情？他不仅爱人，还爱动物。宋代张载讲了一句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对人，我们当然都要爱护他，因为人是我们的同胞，那么自然万物呢？也是我们的朋友啊。也要善待啊。与，就是交往，就是善待。我们现在才讲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古人早就讲了，我们对朋友能那么残忍吗？张载的这个思想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孔子。这就是圣人的风度，圣人的气质。这点尤其值得我们在如此讲效益、讲功利的今天学习和回味的
看一看圣人他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才明白什么样的思想和做法是高贵的，也就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是可耻的。圣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给我们提供一种境界。做事小心谨慎，做人卑己尊人。既从容不迫，又内敛含蓄；既大方自如，又不失拘谨羞涩，孔子就在这个高高的境界上俯视着我们。而我们在下面就应该仰望着他，尽量做得像圣人。我们可能成不了圣人，但是，假如我们知道仰望圣人，我们至少保证自己绝成不了小人，我们绝不会堕落，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孔子这样的圣人，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概括，他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先由凡入圣，然后又由圣入凡。黑格尔讲到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后来也继承了这一个辩证法，人的修养是这样，学习是这样，你只有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境界，你才能够进入最高的境界。孔子现在就在这个最高的境界上，但是又能和我们打成一片。所以，孔子是圣人，孔子也是凡人。孔子让我们敬，孔子也让我们亲，孔子让我们尊重，让我们景仰，孔子也让我们热爱。
第三章成圣之路
孔子曾经从两个角度谈自己的修养之路。
一是就自身而言：
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就有志去学习（把探究真理传播文化追求道义作为自己的道德使命与终身志向）；到三十岁，能够坚定自立，有了自己的主见；到四十岁，对于事理都能够明白，不再有迷惑不解的（有了判断力）；到五十岁，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岁，对于所听到的一切，都能明白贯通，心中不再有违逆不顺之感（马上能领悟、理解）；到七十岁，我即使随心所欲，也不会越出法度。”）
孔子这段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他最终所能达到这么高的人格境界，有一个漫长的，不断地修炼的过程。
“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志于学”应该理解为从15岁开始，孔子已经立志于把探究真理，追求道义作为自己的终生的追求和志向。
“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有所建立，他有了自己的价值观，有了自己的基本的人生观，这叫有所立。
“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指有了判断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判断是非对错，能够明白自己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人的素质。
到五十岁的时候，他说他“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论语》里面不断地出现，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涵呢？我们不能一想到天命，就武断地认为那可能是唯心主义的内涵，是神秘的命运的内涵，实际上并不如此。即使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有我们人类的命运，更何况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所以这种命运包括这样的一些内涵：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内涵上的“命运”不是唯心的，它是客观存在。我们就生活在地球上，地球的环境、国际环境、国内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小圈子，家庭的环境，我们该怎么处理好这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为人的准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格的精神，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天命。当我们理解这些天命的内涵时，我们发现，对于命运这样的一种认可，不但不会让我们消极，恰恰相反，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积极，因为我们将更积极的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去履行自己的道德职责，我们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时候，在履行自己道德的职责的时候，如果碰到挫折或打击，我们会坚定不移，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天命，这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对天命的肯定，对天命的认识，它导致的常常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恰恰是一个积极的人生。
“六十岁而耳顺”，耳朵顺了，就是听到什么东西马上就能领悟了。在60岁之前他已经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了，也有足够的判断力了，所以他再听到什么事情，都不再迷惑，这是个很高的境界了。
但是，即使到了这么高的境界，还不是最后的境界，最后的境界是什么？是到70岁，他终于领悟到了自由和道德的关系，自由和责任的关系，“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句话很有意思，矩是什么？是规矩，是规范，是纪律。我自己内心的欲望和社会的规则，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从心所欲往往是要逾矩的。我们想一想，假如给你一个机会，今天一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负任何责任，你会干什么？你会不逾矩吗？孔子到了70岁，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可以从心所欲了，但是同时他又是不逾矩的。所以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道德两者融为一体的境界。
这一段话内涵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在这段话里，孔子还给我们暗示了，在他一生中，他的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对自身道德修养的不断追求和修炼。十五而志于学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一个起步阶段，到三十而立本来差不多了，一般人到这一步就可以了。不行，孔子继续努力，然后到不惑，不惑了，可以了吧？什么东西到你那里已经不迷惑了，你已经有足够判断力了，对于这个世界上纷纭复杂的现象，对这个世界上各种的事情和人物，你都有自己的判断力了，那已经是很高的境界，可以了吧？不可以，他继续修炼。然后到知天命，按说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天命了，知道自己的责任了，知道自己人生的追求了，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他还在修炼。然后到耳顺，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他没有不明白的了，没有再让他听起来觉得奇怪的了，他什么都能理解，什么都能领悟了，这个境界够高了，但是他继续修炼，到了70岁他终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实际上，我们说，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至少这四个阶段，我们普通人的人生里面，我们达到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了不起。三十而立就够了，四十不惑很了不起了，五十而知天命你太伟大了，六十而耳顺你就成为神人了。我们可以从这看到孔子从人格上，从境界上，从胸襟上，从眼光上，他比一般人高出多少，所以我们把他称之为圣人。圣人是什么人呢？圣人是接近于神的那种人，他在生理上是一个人，但在他的心智上，在他的精神和人格上，他已经是接近神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确实有超越我们普通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崇。
在第一章中我讲到过，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却创造了其他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没能创造的奇迹。
首先，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文明，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哪一个没有中断过历史？只有中国。其次，我们不仅没有中断历史，我们还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如果单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创造的这种文明以及它在世界上领先的时间那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从孔子开始至少到明代的中期这么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在文化上是最发达的一个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太了不起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这个优秀文化的核心是谁呢？就是孔子，它的核心就是孔子。所以我说，将中华民族曾经的光荣，曾经的辉煌归功于孔子，这是很客观的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孔子这一段话，我们还能发现一点，在70岁之前，即使像孔子这样的人，他也是不能从心所欲的。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像孔子这样不断地追求道义、不断地追求人格境界的人，在70岁之前他还不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那至少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一般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要约束自己的欲望。对自己的欲望，至少是不良欲望的克制，是一个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的必由之路。所以当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问孔子什么叫仁时，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这地方孔子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克己，克服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良的欲望，克服自己的过分的欲望，克服自己不能通过正当手段实现的欲望。然后，复礼。礼是什么？礼就是规矩。所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前一定要有个什么过程呢？“克己”的过程，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礼节，尊崇社会的规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算是仁了。颜回接着问孔子，老师你讲的太抽象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具体的指导？孔子讲了四句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符合礼这个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情，不听，不说，不看，更不能做。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那就是说，在人生还没有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尊重的是规范，然后要修养自己。这两点之间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是你要达到人格的境界，要有自己的道德上的修养，我们必须克服自己不良的嗜好。实际上人和动物之间有更多相似的一点，后来的孟子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章句下》）
什么意思呢？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非常小，孟子这句话里面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他告诉我们，人性里面有很多动物性的东西，你要想变成人格非常健全的人，你必须去除这些动物性的东西。这是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人比动物高贵的地方，就那么一点点，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保护这一点点，不要让这一点点丢失，如果这一点点丢了，那你就是动物了；如果你把那些跟动物相同的地方克服了，你就是人了。所以我们说，假如我们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要让自己的人格更完善一点，更完美一点，我们确实可能要像孔子讲的那样，在更多的时候要克己，要复礼。
在这个“克己”概念之外，孔子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很相近的概念，叫“自讼”，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进行一种道德上的反省。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孔子很感慨，他说算了吧，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人。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
这个自讼我们可以翻译成自我批评，这样的人太少，一般人都觉得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少有人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进行自我批评。实际上一个人要真正的让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关键还不是靠别人外在的约束，真的要靠自己内在的动力，要进行自我批评，你自己要有这样的动力和愿望，才能有所提升。
除了这个概念，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自省”，反省自己。孔子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比我强，有的比我差。见到比你好的人怎么办？见贤思齐。看到比我强的人，看到那些贤德的人，我就想着要和他等齐，我像他一样，向他学习。但是生活中我们不仅仅光碰到贤德的人，还有些不贤的、不良的人，看到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内自省，在自己的内心反省一下，这个人很不好，他这样的缺点很坏，那好，我反省一下自己，我有没有类似的缺点和不足，这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不断地反省里不断进步。
孔子的一个学生，曾参，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多次地反省自己。你要真进步，不能老等着别人来给你指出不足，给你制订目标，要善于自我反省。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在这样不断的反省里面，才能有所进步。曾参在孔子的学生里面，天赋不高，孔子曾经讲过“参也鲁”（《论语·先进》），鲁就是愚鲁、笨的意思。但是孔子去世以后，对孔子的思想领悟得最好的，把握得最准确的，对于孔子的思想往后代传播贡献最大的，恰恰是这个曾参，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比较愚笨的人。天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志向，然后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的习惯，能够不断地反省自己，能够不断地自我批评，能够不断地克服自己的一些不良的嗜好和欲望。
卫国有一个大夫叫蘧伯玉，孔子到卫国去的时候，一开始就住在他家里面，蘧伯玉对他很好。后来卫灵公给了孔子很多的俸禄，孔子可以租房子住了，就从蘧伯玉的家里搬了出来，但是他们之间还一直有交往，互相问候。有一天蘧伯玉就派了一个人来问候孔子。孔子问这个人：“你家的老先生最近在家里干什么啊？”这个人说，我们家的老先生啊，最近在家别的事都没做，他就做了个什么事呢？
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我们的老先生最近在家别的事都没做，他就是在家里面想着减少自己的过错，但是他还没有做到。这个人走了以后，孔子非常的感慨：蘧伯玉派来的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话讲得真好，这样的人真适合做一个使者呀。为什么这个人这句话讲的好？他对蘧伯玉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他对蘧伯玉的精神概括得太准确了。
孔子讲到克己，讲到自讼，讲到自省，然后通过蘧伯玉使者这句话，又给我们提出个概念：自寡其过。自己主动地反省自己的不足，减少自己的过错，这样我们就进步了。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
有一次，孔子大发感慨，说：“吾未见刚者。”哎呀，我一直没有看到真正的刚强的人啊！有一个学生就跟老师提出来了：老师啊，不对呀，那个申枨不是很勇敢，很刚强吗？他显然把这个刚强理解为性格上的刚强，体格上的刚强。但是孔子讲的刚强不是这个意思，孔子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
枨也欲，焉得刚？
申枨嘛，他可能性格上很勇敢，体格上也确实很健壮，但是，这个人欲望太多啊，欲望太强啊，像他这样有那么多欲望而不能够克制的人，他怎么可能刚强呢？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
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后来有个成语叫“无欲则刚”，就是从这儿来的。孔子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人有欲望是正常的，比如追求道义也是一种欲望，但是人的欲望中有很多是不正当的，或者是通过正当的手段无法实现的。你说我想发财，这个欲望正当不正当？正当。但是，你说我一晚上睡觉，明天早晨我就要变成百万富翁，这个欲望倒也不一定不正当，但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很难实现。真要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你可能要犯罪，可能要抢银行才行。面对着不正当的欲望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动我们自身的道德意志和精神力量来加以克制，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被欲望拉下水。很多人做了坏事以后说，哎呀，我是被谁谁拉下水的。其实堕落也好，最终的毁灭也好，追根究底，是被自己不正当的欲望拉下水的。为了满足欲望我们就会变得很苟且，甚至可能不择手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欲望就是人的软肋，欲望就是人的破绽。你有了这个软肋，有了这个破绽，就有可能为人所趁，别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打败你，控制你，然后你就会失去自己。
孔子这里讲的刚，不是体格之刚，性格之刚，而是人格之刚，精神道德之刚。体格之刚可以抵御病菌的侵袭，人格之刚则可以抵御邪恶的侵袭。
人格之刚，精神之刚，——是，无欲则刚。
孔子说无欲则刚。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无欲就刚，无欲才刚。
而且还包含着逆命题：有欲则不刚。
就自己的修养之路，孔子除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段话外，还说过一段话，是就人我对照而言的：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一开始学习的人很多，都是我们同学，但是后来很多人就退出了，最终达到道的境界的人就不多了。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达到道的境界的人也有一些人，但是最终终生把自己的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人生观都建立在道上的人就更少了。
“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一些人可以和我们一起立身于道中，但是还有一个境界没达到：权变，灵活运用。有很多人，他也可以立身于道中，他做事，为人也是很有原则的，是把道作为他自己的准则的，但是他不能够灵活地去运用道。
这地方讲了四个境界，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一起学习的人。第二个层次，一起学到了道的人。第三个层次，一起立身于道的人。最高的层次是什么呢？能够灵活运用道的人。
生活里也一样，要做一番事业，一开始会有很多人跟随，但到中途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就会有人退出。每达到一个境界总会有一些人退出，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我们把这段话和上面讲的“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一段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有几个词是一样的，“志于学”的“学”，这里是 “可与共学”的“学”。 “三十而立”有个“立”，这个地方是“未可与立”的“立”。最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和“权”是一个意思。权就是灵活，机动，运用原则的时候非常的灵活，而不是很死板，“从心所欲”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两段话结合起来看，孔子讲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最高的境界是从心、从欲、从权。孔子最终告诉我们，他通过他一生对道德的追求，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最高的道德，最完美的人生，最理想的境界，是自由。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自由的境界，是从心的境界，从欲的境界，从权的境界。
我们看，孔子一方面讲“无欲则刚”，否定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不良的欲望。但是，最后，在达到最高境界以后，又回到了欲望：随心所欲竟然是人生和道德的最高境界。
孔子之所以能到达“从心所欲不逾矩”和“权”的境界，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的，有很多因素的促使。个人的努力勤奋、坚持不懈都有，但是起作用最大的，是他的好学。
孔子不断地提到他的“好学”、“好古”、“好问”。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到鲁国的宗庙里面（也就是周公的庙，鲁国的开国国君是周公），参加祭祀天地。当时祭祀祖先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烦琐的礼，一般人都搞不明白的。“子入太庙每事问”，他到了庙里面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这个事情是这样做的吗？这个对吗？有人不理解了，出来就说怪话：谁说那个邹人的儿子懂得礼啊？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邹这个地方做地方官，所以孔子在年轻的时候，人们就把他称为邹人之子。谁说那个邹人的儿子懂得礼呀？我看他不懂。他到了宗庙里面后，好像什么都不明白，都要问别人。孔子听到后，只讲了三个字：“是礼也。”在这样的场合下，每件事情都必须要谨慎，小心、不能够出差错，所以在每一个礼仪之前，再斟酌一下，再谨慎地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再确定一下。在太庙里面，这就是礼，这是最大的礼。
在这件事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孔子确实好学，而且不耻下问。他自己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礼学的专家了，专家在自己的专业问题上向别人去问，一般人会觉得很丢人，不愿意这样做的，但孔子没有这个心态，这样才能进步。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
孔子觉得他自己跟别人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十户人家的人口，不到一百人的小村子，如果要找像我这么忠诚的，像我这样讲信誉的人，是一定能找得到的，但是要找一个像我这么好学的人，就找不到了。
这话讲得真好，既说明他好学，同时也非常地谦虚，他从来不觉得自己道德上比别人高明。你们不要认为我孔丘道德高尚，你找一个十户人家，找个像我这样忠诚的，像我这样讲信誉的人，一定能找得到的，我的唯一的优点就是我好学，我好学这一点，你在一般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好学，则一切缺点可望改掉，一切不足可望弥补。
孔子之由凡人成为圣人，无他，好学而已。
所以他又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从这话里面可以想象出来，肯定是有人在夸他，因为孔子在生前就已经被人称之为圣人了。不过在那个时候，人们把孔子称之为圣人，主要是人们认为孔子什么都知道，知识无比广博。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有人很崇拜他，孔子很谦虚地跟别人讲，你们不要把我看得太神，我不是生而知之的，我就是好古，我对于古代的文化我非常地爱好，然后我很勤奋地去了解它，去学习它，这就是我的优点。
孔子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但是对自己好学这一点，他可从来不谦虚。他说：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默默地记住所见所闻所学的知识，学习而永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知倦怠，（这三方面）对我算什么困难呢？
“默而识之”是学习的方法，一种很好的学习习惯。默默地记住你接触到的所有知识，孔子的学习不讲究学习形式。善于学习的人一定都是抓住了一些零散的时间，宋代的欧阳修讲他学习的时间是“三上”，枕上，马上，厕上。曹操知识很广博，诗歌写的是一流水准，散文是被鲁迅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爷的人物，他有多少时间读书啊？你看他干了多少事情，他打了多少年的仗。弄一个书房，弄一台电脑，买上一堆参考书在家慢慢读，他曹操有这个时间吗？他就手不释卷，抓住一切的机会，抓住一切的零散时间学习。白天打仗了，晚上士兵都睡觉了，他在帐里面读书。所以孔子讲的默而识之也是这个意思，默默地把你随时随地碰到的知识都用心记下来。这是很好的学习习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比如说，在大街上走，两边的街景就有很多知识。有的招牌书法，字写得很漂亮，你是不是可以看看，欣赏一下那个字写的漂亮，那个笔划，那个笔势，你是不是也可以模仿一下？那么多的招牌用英文写的，下面还有汉语，把它记住了，这个英文单词你不就记住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拿本英语书慢慢在那里读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信息，这些信息里面有很多是知识，是有储备价值的。孔子告诉我们，对这些有知识性质的东西，有储备价值的东西，你就默默地记住它，不一定非得要到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面才算学习。孔子的知识就是在周游列国中这样默默地来的，这就是他超越我们的地方。
有一次，孔子跟他的弟子公西华之间有一段对话。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你们讲到我是圣人，还讲到我是仁人，这些我真的是不敢当啊。但是我有两个优点，“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就是我学习不厌烦，教导别人不疲倦，我就这两点大概符合。然后公西华讲了一句话：“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你这两点，正是我们这一帮弟子们不能学到、不能做到的。这八个字正是孔子和我们的区别。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
孔子学习不仅仅是只读书本知识，也不仅仅是默而识之，他经常向别人求教。唐代的韩愈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师说》，讲到了一个人在自己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求师、从师学习的重要性。他其中举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样有知识的人，他也是不断地虚心向别人求教的。而且“无常师”，还不是向一个人求教，谁有知识我就向谁求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在孔子一生里边，向哪些人学习过呢？向剡子学习过，向苌弘学习过，向老聃学习过。至少这三个人我们是知道的，还跟着师襄学弹琴。孔子是大音乐家，演奏水平很高，也是跟着人家学的。他向这些人都求教过相关的问题。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师说》】
司马迁就讲到，孔子曾经到东周去向老子请教过问题，《史记》里面的《老子韩非列传》有记载，《史记》里面的《孔子世家》里面也有记载。但是这两个记载，稍微有一点不同。在《孔子世家》里面，司马迁记了孔子见到了老子之后，老子跟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确实讲得非常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孔子代表一种阳刚的力量，代表一种积极进取的力量，而老子代表一种消极的、柔弱的力量。老子作为一个长辈对孔子，看到一个年轻人来了，那么咄咄逼人的，那么锋芒毕露的，他给他有所教训，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孔子世家》里面，老子对孔子讲：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一个人很聪明，明察秋毫，什么都看得明白，这样的人，往往下场很惨，往往会死于非命。为什么？因为这种人有一个弱点，喜欢议论别人，喜欢评价别人。他总自以为聪明，而且他自认为能够把别人的缺点看得很明白，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招人厌恶呢？你招人厌，招人恨，那就有可能被人陷害。所以他告诉孔子要注意这一点。后来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贡也讲过类似的话。孔子的弟子里面最聪明的就是子贡了，伶牙俐齿，他就老是在评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孔子就把子贡叫来，说，端木赐啊，你老说别人这个不是，那个不好，你自己就那么好吗？要是我，我没有时间老盯着别人的缺点，我要有时间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个忠告往上追溯就是老子曾经对他讲过的话。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
老子教训孔子，还有一句话：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一个人很善于辩论，知识又很广博，很善辩，但是这样的人也会对自己造成危险。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老是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
这两句忠告我们来看看，聪明深察，博辩广大，又聪明又明察秋毫，知识又很广博，又很善于辩论，这不正是当时年轻的孔子吗？所以老子也是个高人啊，他一见到孔子就知道孔子的优点在哪里，而且知道这些优点的背后总隐藏着缺点。一个事物有两面嘛，聪明深察是优点，但是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博辩广大是优点，也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老子把这个弱点告诉孔子，希望他注意留心。
最后老子给孔子提出了总结性的，原则性的两句话：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你做儿子，你不要显得比你老子还聪明；你做别人的下属，你不要显得比你的领导还聪明。老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做儿子老是显得比父亲聪明，你父亲就不喜欢你了；做下属的老是显得比你的领导还聪明，那领导也不喜欢你，他不仅仅不喜欢你，他可能觉得你是他的竞争对手，他可能还要打击你，压制你。所以老子给孔子一个忠告，在父亲面前装得傻一点，在领导面前装得笨一点。老子的智慧里面确实有一些比较消极的东西。但是，很深刻。
孔子在听了老子这一番教训之后，回到了鲁国，见到他那些弟子们，就告诉他们说：我见到过天上飞的鸟，天上的鸟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对付它——用箭去射它；我见到地上的野兽，也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它——我就用网把它网住了；河里的鱼我也知道用什么办法——我可以把它钓上来。但是见到老子，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为什么呢？他既不是鸟也不是兽，也不是水中的鱼，他是龙。孔子对老子的评价非常的高，而且孔子听了老子的教导之后呢，也确实有所改变。在《孔子世家》里面讲到了，孔子见了老子，听了老子的教导以后，他学问长进了，他的学生也渐渐多了。你看，他到了洛阳，见到老子，他就从老子那个地方得到了教益。尽量去找别人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缺点，而千万不要老是盯着别人的缺点。这是孔子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韩愈在他的《师说》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
古代的圣人，他已经比一般人高明很多了，但是他还要向老师学习，现在的一般人比古代的圣人差的远了，还不愿意向老师学习。那结果就是什么呢？“圣益圣，愚益愚”，圣人越来越聪明，愚人越来越愚蠢。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肯定会碰到那些比我们有优点的人，我们可能失之交臂，没有向他学习，所以孔子的成圣的道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第四章大学之道
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教育事业。他是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领略一下他作为教育家的风采。
一、孔子的私学教什么？
孔子所办的这个学校，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私学，实际上，就他教育的方法、目的而言，那是真正“大学”。“大学”这个词最早的来源，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很早的一本书，就是四书的第一本：《大学》。我们今天“大学”这个名称就来自于此。那么，这个“大学”的名称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大学里面到底学习什么？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大学》一开头就讲到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学习，它的目的是要弘扬一个人伟大的高尚的德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完人，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美好的德行，如果通过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把这个德行发挥出来，弘扬出来，培养出来，这叫明明德。这样的教育一旦普及全国的老百姓，那人民的整体面貌就会焕然一新，所谓“在亲民”，就是“在新民”。现在上海的《新民晚报》“新民”两个字的最早的来源也就是从《大学》来的。“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学习学到什么时候为止？达到我们最高的善，最终的善，到那个时候才停止，“止于至善”，止步于最高的善，而最高的善往往是无止境的，所以，大学的学习实际上是无止境的。
这是对“大学”内涵的最早阐述，从这个阐释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学”的内涵至少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对于技术的学习，而是提高德行，是养成人格，然后改造社会，这才是大学的最根本的含义。
后来，在《学记》里面，对于大学里学的知识做了具体的说明。它认为大学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内圣阶段，一个是外王阶段。所谓的内圣阶段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变成圣人，这叫内圣。让自己变成圣人以后，把自己的德行、才能发挥出来，去改造社会，为人民谋福利，这叫外王。
大学分成这两个阶段。
内圣阶段又分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和大成阶段。小成阶段总共要学7年，每两年考一次试。第一次考试，考断句。因为古代的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考一考你能不能把这个标点符号标出来，能不能疏通句义，读懂它。三年级考你如何对待学业，你对学业是不是认真，能不能和同学搞好关系了，合群。然后到五年级的考试，考你知识是不是已经比较广博了，再考一考你是否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这是五年级。到了七年级考什么呢？考你对学问的见解。因为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7年了，你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我们现在的7年级可能还真的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以前的私塾7年下来，像《五经》《四书》基本上就读了。这个时候考你什么呢？考你对学问的见解，考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选择朋友，怎么交友，可以考察你的趣味，考察你的志向。
从一到七是小成阶段，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大学”的阶段，是为“大学”打基础的。九年级开始考什么呢？就考你对事物的分类。能不能给这个复杂的世界分类，能不能了解不同事物的规则，能不能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的规律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同时，还考一考你是否有坚定的信念，有坚定的道德修养，并且这种道德修养，这种坚定的信念不会再由于其他的诱惑而产生反复。这是大成阶段。
比年入学（每年新生入学），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视（考查）离经辨志（断句与文句理解），三年视敬业乐群（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五年视博习亲师（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七年视论学取友（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分类与类推，掌握规律法则，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强立而不反（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学记》）
【《学记》：《礼记》中的一篇，写作年代约在战国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
所以，“大学”学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的判断力。要学会对这个世界上的纷纭复杂的事物做判断，同时养成自己的人格，这才是大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大学，更多注重的是技术的教育，而不是人格的培养，甚至不是判断力的培养。这是个问题。
对“大学”性质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从内容上来看：
首先，“大学”就是“学大”。汉语很有意思，有很多的词，如果你不理解，你把它颠倒过来理解，你就能明白了，大学就是学大，什么叫学大？学大的东西，不学小的东西。樊迟到孔子那个地方问孔子怎么种庄稼？孔子很生气，骂他是小人。为什么？因为樊迟去学小的东西，而不去学大的东西，他去学技术性的东西，去学谋生的东西，而不是学一些价值判断的东西，不是学一些人生的东西。所以孔子说你这个人志向不大。所以大学的第一个内涵是学大。
第二个内涵，“大学”，是“大之学”，让你怎么样变大起来，让自己养成一种大的胸襟，大的眼光，大的境界。变成大人，大人就是君子，相反就是小人。这是第二个内涵。
第三个内涵，大学，就是学者之大。学习的人在这个地方所学的是大的东西，而不是小的东西，是我们一辈子所学知识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知识里面是有大和小的区别的，前面一到七学的都是小的部分，后面的八到九那个部分是大的部分。有很多知识是很琐碎，甚至是很无聊的。你不能说它没有用，但对于提高我们的修养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比如说，大家读过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孔乙己在那个柜台上，手上蘸着酒对那个小伙计说，“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他很得意。一个人如果把茴字有四样写法这样的知识当做他最重要的东西来学习，这样的人的志向也就很小。但在我们今天的考试里，这一类无聊的，不能提高学生认知水平的东西太多了，无聊的标准答案也太多了。这些所谓知识性的东西，这些刻板的标准答案，往往是不能提高学生学问的，这些都是属于小的部分，不是大学应该教的。
所以，从内容上讲，大学有三个内涵，一个是学大，一个是大之学，一个是知识中的大的部分，而不是小的部分。
那么，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大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学完了以后要变成一个大人，而不是一个小人。这个大人，当然最终可能会体现在你的社会地位、威望中，但是一开始，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胸襟、志向、趣味，是一个大人的东西，而不是小人的东西。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大学是什么？大成之学。学了一门技术，学了一门手艺，会使用一个软件了，这些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都是小成。大成是什么？人格、境界、价值判断力。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也是大学培养的最终目标。
那么我们综合一下上面提到的大学的内容和目的，我们看大学的内涵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大学”是成人之学，成大人之学。你读完大学你应该就成人了，而且你成大人了。其次通过大学的学习，我们大起来了。我们有大眼光、有大胸襟、有大志向、有大境界了，成为一个高贵的人，这才是大学的真正内涵。今天的大学只是教授学生一门技术、学一门专业知识，然后凭着这个专业知识找一份工作。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很多人有了知识、有了技术、但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文化的，那就是大学的基本使命没有完成。
那么让一个人成为高贵的大人，从志趣上讲，就是摆脱庸人的理想与趣味。庸人有两种，一种是平庸的人，一种就是庸俗的人。庸人的志趣和眼光是什么呢？比如说中国传统里面所讲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人生最大的理想是有一个老婆，有一个孩子，然后有一个热炕头。这就是志向，这就是幸福。你当然可以从中找到幸福，但是这种幸福不显得太平庸、太小了吗？这就叫平庸人的志趣。古代还有很多读书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讨个小老婆。这样的志向，就叫庸俗人的志趣。所以庸人有庸人的志趣，庸人有庸人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不属于大学。学完大学以后首先你不应该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尤其是你不能是一个庸俗的人。你应该摆脱这些东西，拥有更高贵的、更向上的志向。
刚才讲的是志趣，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层面。通过大学的学习我们心理上应该成熟起来。具体地来讲，首先至少要摆脱普遍存在的小男人、小女人心态。很多男人一辈子都是小男人，很多女人终生都是小女人，他们没有大起来，为什么？心理上不成熟，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大起来。所以从心理上讲，大学的学习要帮助学生摆脱这样的一种错误心态。
再次从道德上讲，通过大学的学习，要摆脱小人的阴暗与狭隘，知道人生有更高的境界，知道最大的幸福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有比较高雅趣味的人。这样你就不会像小人一样阴暗与狭隘，而是光明磊落的，是高尚的或者是较为高尚的。
通过大学的教育你应该得到以上这三点：
志趣上，高贵向上，而不是像庸人那样；
心理上，应该是大男人、大女人，而不是小男人、小女人；
道德上，你应该是个大人、是一个君子，是光明磊落的，而不是小人。
讲到小人这个词，我们发现，在《论语》这一本书里面，“小人”出现的次数很多。《论语》这本书里面讲到人格的时候，君子的次数是最多的，一百多次。与君子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是小人。“小人”这个词，在《论语》里面指称以下三种人：一种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道德上的坏人；第二种是指志趣上的庸人，没有大志向的庸人；第三种就是指心态上的小男人、小女人。大学就是要让我们摆脱这三种人，变成大人君子，变成仁人志士，最好能像孔子一样变成圣人。
二、孔子私学的教学目的是什么？
我们简单地概括大学的教学目的：就是让一个人“成人”。这个“成”可以当动词讲，也可以当形容词讲。当动词讲，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当形容词讲，成就是完成，完成的人、完美的人，大学的教育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孔子曾经说，一个人如果仅仅“文”是不可以的，仅仅“质”也不行：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文质彬彬，这是什么气质？这就是大学教育出来的一种气质，一种气质高雅的、趣味高尚的、光明磊落的气质！
要让一个人成人，首先这个人一定是文化人。我不是说“有文化”，而就是说“文化”，或者在文化前面加一个字，“被文化”。一个人有文化不难，但是一个人变成文化人就很困难。我们花个三年五年的时间，读很多的文化类的书，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别人说，我是有文化的人了，你讲孔子我也知道了，孔子基本的思想、基本的情况我也了解了。那你有没有文化？有文化。但你是不是文化人？还很难说。文化人决不仅仅是拥有文化知识，他一定要有文化的信仰，要有按照一定文化价值观立身处世的原则。对这个文化，有坚持，有价值观。所以，在孔子的私学里面，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让野蛮人变成文明人的过程。孔子的学生有很多人一开始是很野的，像子路就是野人，他以前当强盗啊，还有颜涿聚也是当强盗的。孔子把他们招揽来，通过教育让他们变成了文明人，然后他们行为做事文质彬彬，再也不可能去当强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对文化有了信仰，不可能再做别的事。
那么什么叫做文化？作为动词的文化，就是让一个人文明化。只有让你文明化了，才能成为文化人。比如说，我们现在造一栋房子，在里面放上很多古代的东西，我们只能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文化，不能说这个房子本身有文化。但是苏州园林你就不能说这园林里面有文化，你只能说苏州园林本身就是文化。人也一样，你肚子里装了很多文化知识，你只能说你有文化，但是不能说你是文化人。只有你有文化信仰的时候，你才像苏州园林一样，你不仅仅有文化，而且同时你就是文化。教育的过程就是让人不断“文化”的过程，这个“文”当动词讲。
文化的过程就是脱离人的低级的自然本性，而逐渐地获得文明属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脱离低级趣味的过程，就是摆脱愚昧和野蛮的过程，就是获得人的道德尊严的过程，也就是学会体面的合乎道德的生活着的过程。
生活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有一些生活方式很不体面，有一些生活方式甚至很下流，很堕落，但是，有体面的、合乎道德的生活，受人尊敬的生活，我们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学会去选择，这就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一旦一个人文化了以后，他会觉得，赢得尊敬比追求物质享受更重要；过一种体面的合乎道德的生活，比过一种富足的生活更重要。获得物质的享受并不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受人尊敬。一个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这样的信仰，但是文化人一定有这样的信仰。所以孔子他一再讲：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他在艰苦的生活里面，他觉得很满足，很愉快，因为，他是体面的。体面与物质条件无关，而取决于人的内在品德与志趣。
所以我们说，“人”，实际上有两个定义：生理学上的定义和社会学上的定义。生理学上的人，按照荀子的讲法，“无毛两足之动物”，身上不长毛，两只脚直立行走，这叫人。但是，“人”还有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那就是你一定要具有人格，有人格才能够称之为人。这个人格不是自然获得的，必须是后天习得的，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影响，家庭的教育，社会的影响，这一切综合起来，最后使得你获得了一种人格。只有获得了一种完善的人格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论语》中讲到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些说法，比如讲到君子、仁人、志士、圣人、士、大人、小人等等，还有一个词就是“成人”。“成人”是孔子办学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人成为成人。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我们举孟子讲的非常有意思的两句话来说明。其中一句话是从最高的境界上讲的，一句话是从最低的境界上讲的，然后他把人摆在中间。从最高的境界上讲什么呢？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只要自己有这个意愿，我们最终都能够做成像尧和舜这样伟大的人，都能跟他们一样成为完善的人。这是对我们的鼓励，这是人的最高境界，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他同时又从最低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自然属性中）大多数跟动物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努力改掉那些动物的属性，保护那么一点点人的属性，我们就可能变成禽兽。
所以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同时从可能性的角度讲，又人皆可以为禽兽。向上你成为尧舜，向下你成为禽兽。那我们一般人在哪里？在这中间。在中间的这个人还不是“成人”。一个人如果变成成人了，那就到哪地方去了？就变成尧舜了。《论语·宪问》中，孔子说道：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一个高境界，一个低境界，人在中间，君子往上走，小人往下走。毛主席给小学生题了一个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个词看起来好像很随意的，但是这个话真是很好，我们就真的要好好地认真地学习，然后天天向上。每天向上一点点，最终你就成为君子，成为成人，甚至成为尧舜，成为圣人。而小人下达是什么意思呢？小人放纵自己，日趋下流，他一天比一天退步，最终变成什么？变成禽兽。
在孔子的心目中，成人就是完善的人，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人，而教育就是培养成人的，就是把人培养成文化人的。再强调一下，不是把人培养成有文化的人，而就是把人培养成文化人。孔子通过他的教育要把人培养成有相应的价值观，道德观，有相应的文化信仰的文化人。
所以，孔子的教育注重人格的培养和多方面素质的培养。“子以四教”，他从四个方面教学生：文、行、忠、信。文就是文本，就是古代的文化典籍，通过这个文化典籍的教育然后影响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行为很规范，道德很高尚，为人很忠诚，做事讲信义。孔子不是没有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很贫贱，为了谋生我学会了很多事，有很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有很多手艺。比如说赶马车的本领他就很强，他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他自己亲自赶车，因为他赶车的技术好。当时赶车像今天开车一样，是一门技术。那孔子就办一个驾驶学校吧，培训驾驶员不可以吗？他可以这样做的，他是礼学专家，他搞一个礼仪培训学校不可以吗？也可以啊。他完全可以办一些专门的技术培训类的学校，办这样的学校收益更高，赚钱更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办一种综合性的大学，这里讲的“大学”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概念，对孔子来说，大学就是教弟子们学大的东西的学校，而不是教学生们学专门技术的学校。
显然，荀子也是把学习当成一种人格养成的手段来理解的。这种重在人格养成的教育，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特色，而先秦私学所养成的各种人格，如孟子的至大至刚大丈夫人格，荀子的温谨公正的君子人格，庄子潇洒不拘的隐士人格，都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的楷模而流风余韵历久不歇。
我们的教育现在是“成功”教育，而忽视了“成人”教育。
三、孔子私学教什么人？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孔子之前，中国的学校都是官方办的，称之为官学。比如周天子办的，也有下面的诸侯国的诸侯们办的。这些学校招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教他们一些周礼，教他们一些《诗经》，教他们一些基本的从政的能力，这叫官学。所以他的生源是很单纯的。到了孔子才出现了私人办学，叫私学。但是孔子的私学教什么人？在《论语》里面有四个字：有教无类。这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开天辟地的大事。
为什么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呢？首先从教育观念上讲，至少孔子承认，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个很重要。在孔子之前，非贵族子弟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像子路这样的、像颜涿聚这样的强盗，他怎么可能来上学呢？那是笑话。这是一个基本人权，孔子给我们找回来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同时，由于他有教无类，各个阶层的人，各种出身的人都来受教育，他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中华民族可以说从一个愚昧的时代一下子进入一个文明的时代。这很了不起。
在《论语》的第11篇里面，讲到孔子有十个最有名的弟子，分四类。第一类是德行，德行比较优秀的有四个人，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那就是很善于说话，搞外交，这有两个人，一个是宰我，一个是子贡。还有政事，行政人才，两个人，冉求和子路。还有文学，古代文化典籍学的比较好的，子游、子夏。这十个人，后人把他们称之为“孔门十哲”。实际上孔子非常杰出的学生不仅仅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前边讲到的曾参就不在这里面。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
按照《史记》的说法，孔子的三千多个学生里面，身通六艺的，学有所成的，有七十二个。这个概念，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我们下面来算一下帐，就可以知道了。
首先，孔子是一个人进行教学。我们现在一般的大学在扩招之前，一所大学也就是几千人，可是一所大学里面的教职员工可能就有几千人。孔子是一个人的力量，三千多个学生，而且一个人的力量培养出70多个杰出人才。这种成功，从孔子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数字，在孔子的时代，春秋后期，全国的总人口有多少呢？按现在的人口学者的研究，那时全国的总人口，差不多是一千万。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那也就是说，全中国的范围之内，每三千三百三十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假如每一个学生又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十个人的话，那就是说，在全国范围之内，每三百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孔子的影响。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这就证明孔子的私学，有教无类，在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极大地提升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的程度。
而且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孔子这么多弟子，后来做官的并不多。大多数还做教师。如果把这笔帐再算进去，你就可以想一想了，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的源头，通过他的七十二个贤者，通过他的三千个弟子，他覆盖到了当时整个中国。同时，他的伟大的教育理念、伟大的教育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思想还受他的影响。而我们今天教育思想里面很多失误的部分，恰恰是违背了他的教育理念的。比如说，对于大学的理解，我们今天对大学的理解和孔子理解是不一样的，但问题是，孔子是对的，我们今天是错的。这样的教育家太伟大了，这种教育的成功，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对他本民族的影响像孔子这样。
生源复杂是私学的一大特点，甚至是最体现私学革命性意义的特点。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平民子弟进入私学。在《荀子》上面有个记载，说有一个叫南郭惠子的人，碰到子贡就问说，子贡先生，你老师的门下怎么那么复杂呀，什么人都有啊。他确实什么人都有，穷的如颜回、原宪；富如子贡，公西华也很富。孟懿子，南宫敬叔，那是贵族人家的子弟；贫贱人家的子弟，像子张是野人，子路是野人，颜涿聚是野人。那么这些不同阶层的人在一块上学，做同学，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观点，就可以碰撞了，可以交流了。如果我们的出身是一样的，我们家庭背景是一样的，我们生活经历是一样的，我们的观点应该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的利益诉求也一样啊。但是假如一个班同学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生活经历的人都有，各种家庭背景的人都有，各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人都有，那这个班里面，思想、观点就不一样了。如果允许大家自由讨论的时候，那这个班可能就吵翻天了，所以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史上出现大的解放，这跟孔子也有关系，也是孔子的功劳。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是以杂也。”【《荀子·法行》】
四、孔子私学怎么教？
怎么教？简单地说，因材施教。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在对孔子的教学经验做概括的时候，他提出了因材施教的观点，“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孔子教育学生，各自根据他不同的材质给他制订相应的教学方案，给他不同的教法，这就是“因材施教”的来源。孔子是这么做的，朱熹把它总结出来。孔子对不同的人问的同一个问题，他确实是给予不同的说法，在《论语》里，有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孝？回答也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问孔子，什么叫君子？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问孔子，怎么样从事政治？回答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孔子这个人没有固定的观点，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是根据不同的人的特点给予不一样的回答。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子路和冉求，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子路很勇敢，但做事很莽撞，想起来就做，风风火火，不计后果。他性急，他答应你的事情，“子路无宿诺”，我今天答应你，我今天就要做好，今天不做好，我晚上睡不着觉。他判案也是这样的，他听一面之词马上就判案了，他来不及听第二个，他听原告讲的好，我就判了，他不听被告的。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
可是冉求是什么性格呢？小心谨慎、察言观色、非常拘谨、做什么事情考虑得翻来覆去的。孔子实际上不喜欢三思而后行的。有人问孔子，三思而后行可以吗？孔子说不行的，再思可矣，想两遍就行了，想三遍干什么。 “三思而后行”这个成语来自于《论语》，但不是孔子的话。一个人碰到一件事情以后，第一反映往往是真诚的，你翻来覆去的想，可能想到最后就是虚伪的。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多思转多私”，所以孔子不赞成。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子路这样莽撞、性急的人和冉求这样拘谨、小心的人，问了孔子同一个问题，看看孔子怎么回答的。先是子路来问：老师，我如果听到了一件正确的事，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去做？孔子说，那怎么可以，你有父亲、有兄长在，你至少要问问你他们，你怎么能自作主张呢？
子路走了。冉求又来了，问了同样的问题：老师，如果我看到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啊？孔子说，是啊，你既然觉得是正确的，你就应该马上做，你还犹豫什么。
同样的问题回答不一样。一个年龄很小的学生公西华，在旁边听了，就问孔子：老师啊，刚才子路大师兄来问，你告诉他说不行的，要听听父兄的意见。可是冉求师兄来问，你说就这样做，不要犹豫。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孔子告诉他说，冉求这个人比较谦虚，比较退让，比较胆小，所以我要鼓励他。而子路这个人恰恰相反，他太莽撞，太冲动，所以我要抑制他一下。你看，不同的人确实要这样才行啊。同样的话对不同的人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这是讲具体的个人，实际上同一个人不同的年龄也有不同的教法，比如说孔子讲过这样一些话，他说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你看，年龄不一样，教法也不一样。一个少年，血气还未定，心智和生理都不成熟，这个时候孔子告诉他，戒之在色，要洁身自好，不要太贪迷于女色。到了壮年了，有什么毛病呢？血气方刚，人生的事业也展开了，容易和别人发生竞争，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有冲突肯定就有争斗，所以孔子告戒说不要斗，不要激化矛盾，要和谐。老年人血气都衰了，斗志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不要太贪心，应该享受自己的余生。孔子确实是深察人性的弱点，并且了解这些弱点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表现。他深知生命脆弱，易受伤害；道德无暇，易受污染，所以，要我们一戒二戒三戒，善待生命，勿过分耗损生命，更警惕无端浪掷生命。同时，要我们保持晚节。这就是他对不同的年龄的不同的教法。
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的教法。比如《论语·雍也》中孔子说：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人的材质有区别，基础有好差之分，悟性也有高浅之别。基础好一点的人，可以多讲一点，基础差一点的，可能就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悟性高的人，可以讲深一点，悟性浅的，可能要从小事情上着手。孔子对教育的规律把握得非常准确。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教法，不同知识层次的人有不同知识层次的教法，悟性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教法。因材施教，这是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
除此之外，他还有启发式教育，“不愤不悱，不启不发”（《论语·述而》），启是打开，发是激发。打开你的心胸，激发出你自己的悟性。很多知识不一定从外界告诉学生，可以通过提醒，让他自己把这个知识想出来，把这个道理领悟出来，那效果就不一样了。这个说法跟古希腊的柏拉图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柏拉图把受教育者和教育者比喻成产妇和催生婆。知识在受教育者自己的内心里面，就相当于孩子在产妇的肚子里面，催生婆要想办法帮助她把孩子生下来，而不是给她一个孩子。柏拉图这个比喻也很生动。但是既然是启发式，就需要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学习正好相反，考试的时候，要求老师把大纲给他，把题型给他，把题目也给他，最好答案还要给他。然后他就背，背完了就考。这样的一种教学，从教育者到受教育者都是失败的。
孔子对于受教育者要求很高，“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 （《论语·述而》），我给你讲一个道理，如果你不能从这个道理里面推导出另外的一些道理来，我就不会再跟你交谈了。我只要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要有所表现，你要推导出相应的知识来，然后我再接着教你。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是针对值得他去“诲”的学生的。对于机械地、被动地学习的学生，孔子没这个耐心的，他对学生有时候是很严厉的，苦口婆心的老师不一定是很好的老师。孔子到楚国去，楚昭王准备重用他，楚国的宰相子西就跟楚昭王讲了，孔子是不能用的，他手下的人才太厉害了。他举了孔子手下最厉害的几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宰予。就这么一个很有才华的宰予，这么厉害的人，白天睡了一个觉，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而且孔子骂完还不解恨，他还说，我以前看人的时候，听其言而信其行，我听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现在我改了，我听其言要观其行，光听你说，我不一定相信你，我看你到底怎么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因为宰予给了我一个教训，他说的好，做的不好。（《论语·公冶长》）这太严厉了，如果一个老师这样骂我，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所以孔子对受教育者的要求也很高，就是说，你受教育者本人必须有学习的积极性、学习的主动性。否则孔子是不教的。孔子曾经讲：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论语·卫灵公》）
他说有几种人，一种是生而知之，这种人没见过。第二种人是通过学习知道了，第三种人是在生活、工作中碰到困难了，不得不回头来学习，这也不错。虽然绕了一点弯子，但是最终通过学习让自己有知识了。最糟糕的一种人，万劫不复的下等贱人，就是孔子说的“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你已经知道你知识不够，无法应付你的人生，却还不学习，孔子对这样的人非常严厉，“斯为下”，让你永远做你的下等的贱人去吧。孔子不从血缘、血统、出身上给人划分等级，而是从一个人自己求不求上进上来划分。一个人真到这一步，你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了。
第五章修己以安人
说到孔子的因材施教，在子路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四书评》里评到《论语》的时有一句话，说孔子对子路 “每下毒手”，对别的学生都比较的温和，一到子路的时候，孔子就非常的“恶毒”，下毒手来收拾他。
有一次，孔子又在那里夸奖颜回，这个学生的境界非常高，这也是事实。他说：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如果这些诸侯们重用我们，那我们就出来推行我们的道义，如果他们放弃了我们，我们没有怨言，挥一挥手就把自己的才智藏起来，隐居去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颜回啊，大概只有你和我吧。
老师不断地夸一个学生，问题也不大，但是不断地，毫不掩饰地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就会引起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一般的学生对孔子特别尊重，而且颜回也确实比他们强，他们也就认了。可是耿直的子路不干，马上就站出来了，说，老师，你老说颜回好，假如将来有一天你要去打仗，你是带我去，还是带他去啊？子路是一个军事人才，所以拿自己的优点比颜回的缺点，因为颜回比较文弱，身体又不好。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同时也把自己的优点说出来，如果孔子顺水推舟说，不错，打仗的时候我会带你的，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孔子就这一点机会和面子也不给他。孔子说：有一种人，空着手敢打老虎，没有船也没有桥，他敢徒步过黄河，这样的人，你以为他勇敢吗？他死了都不知道后悔。这种人，我一点也不欣赏他，我不要他在我后面跟着。仲由啊，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人吗？我不喜欢你这样莽撞的人，我不喜欢你这样碰到什么事情都毫无畏惧的人，我欣赏的恰恰是：“临事而惧，好谋以成”的人。那种碰到事情以后，第一反应是害怕。害怕了以后会很重视它，就会很认真对待它，好好地谋划它，最后把这个事情办成，我喜欢的是这样的人。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项羽和刘邦就有这样的区别，项羽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他带着楚国弱小的军队和秦国章邯带领的大军交战的时候，章邯的军队在黄河的北岸，他在黄河的南岸，他的士兵只有对方的十分之一多，而且对方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自己就是一帮起义军，他竟然就这么样子带着兵过黄河，过了河以后怎么样呢？破釜沉舟，把军锅也砸了，把船也凿沉了，没有退路了。想吃饭，把秦军消灭了再吃饭了；想活命，把他们消灭了我们再活命。他就凭着这股勇气把章邯打败了，他在战场上真的什么都不怕，但是他最终失败了。那刘邦跟他不一样，《项羽本纪》或者是《高祖本纪》很有意思，一碰到事情，感觉刘邦一点风度都没有，吓得不得了，“为之奈何”啊，“如之何”啊，他就东张西望问他手下的谋士，一会问这个一会问那个，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好像没主张，好像很紧张，好像很害怕，但是接着非常细心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到位，最终取得成功的是他。“临事而惧，好谋以成”，这八个字可以用来评价刘邦。
子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想在老师面前讨个好，老师偏偏毫不给他面子，像你这样的人，死都不知道怕的人，谁稀罕你啊，你以为我打仗要带你啊，明确地告诉你，“吾不与也”，我不带你。你看他对学生该严厉的时候就严厉，该对谁严厉就对谁严厉。他就对子路严厉，因为他知道子路这个人，任你怎么打击他，他也不记仇，他也不受伤。脸上挂着泪珠呢，马上又笑起来，子路就这么一个人。
终于有一次，孔子夸奖子路了，这个子路不错，别人穿的好，他也不妒忌，也不自卑，其他人做不到，只有仲由能做到。然后他还引用了《诗经》上的话：“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一个人，既不嫉妒又不贪，光凭这点就会好。子路这个人的优点就是他很自信，也很天真。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和一帮穿着很华丽的衣服的人在一块，一点也不自卑，一点也不拘谨，扬扬自得。子路的自信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他道德上的自信。子路最无小人之心，最无虚荣心，所以，他能穿着破衣烂衫站在一群衣着华贵的人中间，而且坦然自若。这需要足够的精神力量，有这种精神力量，才有这种自信。
而精神力量，又来自于对精神的信仰。在一个普遍信仰物质财富和艳羡世俗成功的人群中，一个有着精神信仰，从而具有精神力量的人，是鹤立鸡群的。
孔子夸他了，子路就高兴得不得了，老师今天夸我了。把这两句诗，八个字，他走到哪里都念，“又不嫉妒又不贪，光凭这点就会好”，碰到一个人就讲一次，就像给自己做广告似的。子路比孔子就小九岁，年龄不小但是个老天真，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到处吹牛，给孔子知道了，孔子生气了，我夸你一下，你就到处吹，我夸你几句话，你就像自己的招牌一样，到处拿出来跟别人看。他马上就跟子路讲，你光不嫉妒不贪婪也不行，光凭这点也不行啊，你还差得远呢！你看，唯一夸他一次，让他得意一回，当头一棒又打下来了。所以子路在孔老师这个地方，真的是没得到一点好处，得不到一点夸奖。
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论语·子罕》】
但是孔子是不是老是收拾他呢？是不是老当着其他同学的面不给子路的面子呢？也不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先夸他后批评他。我们再来看一次，先批评他，后来又夸他。
有一天，孔子可能正在跟其他的弟子交谈，子路就在旁边鼓瑟。老师在和其他弟子谈话，你在旁边鼓瑟没问题，但是至少弹一点比较轻柔的轻音乐，像背景音乐一样。可是他弹的是什么呢？是杀气腾腾的音乐，他这个人脾气就这样。孔老师生气了，他说仲由啊，你那种琴，不配在我家里弹。这句话说的很严厉啊。孔子喜欢中和之音，过分强烈的音乐或者过分柔弱的音乐他都不大喜欢。那子路的音乐就是过分强烈而且充满杀气，所以孔子讲了这样的话。这个话一讲，导致什么结果呢？“门人不敬子路”，其他的弟子对子路没有敬佩之心，不尊敬他了。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子路比孔子只小9岁，他算是大师兄了，所以按说他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应该是有地位的。可是孔子老是这样批评他，导致一个不好的后果：门人不敬子路，对他没有敬意了，这可不好。孔子发现了这一点，马上就又维护他，召集弟子们说，你们不要看我老批评他，你们就觉得他不行，你们错了，“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后来就成为一句成语叫“登堂入室”。何谓升堂入室？ “堂”，正厅。“室”内室。从入门，到升堂，再到入室，孔子用此来比喻在学习上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从入门初步掌握；到有相当高的水平，得其堂奥；再到精微深奥的高妙境地。子路已达到第二阶段，很了不起了，你们不尊敬他就不对了。我们从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孔子对子路，内心里实际上是非常爱护的，打也是亲，骂也是爱，回护之情更感人。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
在孔子的学生里面，孔子虽然不断地这样“下毒手”收拾子路，但是子路对老师一直忠心耿耿，一点怨言都没有。子路对老师有什么不满他会全部挂在脸上，不会隐瞒。比如说孔子见了南子，也就是卫灵公的小老婆。别的弟子想，老师要见国君的夫人，那就去呗。但是子路想着，这个女人名声那么不好，我们老师为什么要见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他想不通啊！孔子也考虑到这一点，本来也不愿意去。所以孔子回来心里就有一点虚，有一点不好意思，但看一看其他的弟子，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看到子路，脸拉的老长，子很不高兴，嘴上还嘀嘀咕咕，搞得孔子马上对天发誓：我做的是对的，如果我做错了，天来惩罚我，天来惩罚我。你看把孔子逼得向学生赌咒发誓，这个只有子路能够干得出来。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在卫国时，一天，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君现在想重用你，把国家的政事交给你，你从什么地方入手，来推行你的政治呢？孔子说，如果让我来说，我首先就要正名啊。孔子觉得当时很多事是名不副实了，现在国君不像国君的样子，那么我就要让国君像国君的样子，大臣不像大臣的样子，我就要让大臣像大臣的样子，他要正名。子路一听，笑道：“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真是这样，老师啊，他们都说你迂腐，你还真迂腐。你看，他在说老师迂腐之前还要说“有是哉”，真有这么回事，他们都说你迂腐，以前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还真是迂腐。这句话里面对孔子有双重打击。一方面，是我子路说你迂腐，另一方面，我子路还转告你，别人都说你迂腐呢。你看，这样说话，老师生气不生气啊？也许孔子是迂腐，也许孔子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对，但那是另一回事。问题是，一个学生跟老师这么直接的冲撞，这么直接当面批评老师，子路确实失礼。但是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所以孔子对他没有办法，只能骂：“野哉，由也！”你真是粗野啊，你这个仲由！跟老师这么说话！然后跟他讲了一番道理，说明为什么要正名。孔子还要老老实实跟他讲道理。他对这样的学生真的是又爱，又不放心他。因为他认识到子路的这些毛病，这些不足，可能会对子路将来的人生产生很坏的影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在《论语》第十一章里面，有非常很感人的一段。一个闵子骞，一个子路，一个冉有，一个子贡，跟着老师坐在一块。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学生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孔子那天心情也特别好，孔子看了一下闵子骞，闵子骞那个气质很正直，很恭顺，然后冉有和子贡也是很温和又很快乐。再看仲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孔子很高兴，弟子们一个个都很有气质，我的弟子，我培养出来的，都是大人，都有大人的气质，很高兴。但是他转念一想又非常悲伤，他就对仲由说了一句话，仲由啊，你总是雄赳赳的样子，你将来可能不得其死啊！现在很多人把不得其死翻译成不得好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意思不是很明白，我们讲不得好死，好像是干坏事不得好死。古人的死是什么意思呢？人，生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假如你寿终正寝，到了生命该结束的时候，自然的死亡叫做死。不是自然的死亡，比如说中途被人杀了，或者年轻的时候很早就夭折了，这个叫做殇。不得其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不到你自然死亡的那一天。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在中途就出事了，死于非命。老子也说过：“强梁者不得其死。”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很伤心啊。从这个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孔子一再地折辱子路，他就是想把子路刚强的性格摧刚为柔，你刚嘛，我一定要把你弄柔，这是爱护你，想让你将来在社会上不要吃太多太大的亏。那结果怎么样呢？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
卫国的卫灵公大老婆生的儿子叫做蒯聩，他想谋杀自己的后母南子。事情败露后，蒯聩逃到别的国家去了。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蒯辄继承。蒯聩在国外就想不通了，我儿子做了国君，他怎么不把国君的位子让给老子呢？于是他从国外就回来了。跑到他的外甥孔悝的家里，把孔悝劫持到高台上。两个人写下了盟约，说要同心同德，把国君的位子夺回来。
这时子路在孔悝的手下做官，当时在卫国做官的还有孔子的另一个学生高柴，子羔。高柴是司法部长的助理，士师，官比子路还要大一点。孔子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说，这一次，高柴肯定没有事的，仲由可能回不来了。结果还真是这样。
子羔一看发生内乱了，赶紧出城逃跑了。他在出城的路上，碰到子路。在卫国发生内乱时，子路在城外，但一听说发生内乱他便往回赶。你看这两个人，同是孔子学生，选择不一样，一个是跑出去，一个人是赶回来。高柴碰到子路，就跟子路讲，现在乱了，孔悝已经被蒯聩劫持了，你现在跟我一块逃走吧。不要去了，去了你这一次可能会很麻烦。子路说，我做了别人的家臣，现在别人有难，我怎么能跑呢？他就是这么正直。
子路回去以后，对高台上的蒯聩说，你把孔悝放了。蒯聩不听他的。子路就说，你在台上不放人，我在台下就放火。我把你台子烧着了。蒯聩派出两个武士下来和子路搏斗。子路虽然很勇敢，但是毕竟60多岁了。最终两个武士就把子路给杀了。孔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孔子一生都想让子路能够灵活一点，能够温顺一点，能够柔和一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子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我们再看孔子对子路的这些折辱也好，打击也好，我们才明白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实际上是孔子太喜欢子路，太爱护他了。
孔子对子路是非常信任的。孔子政治上很失意，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他有时发发牢骚，发发感慨：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
我的大道在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推行了，我就坐个木筏到大海上去吧。到那个时候，还能够忠心不渝地追随着我的，大概只有仲由了吧。
从这句话里能看出，孔子对仲由是多么了解，又是多么的信任。子路非常喜欢跟着孔子出游，他追随孔子40多年，师生之间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厚。
有人来报告子路死了。孔子面给子路摆上灵堂，弟子们都来祭典。后来从卫国来了个人，孔子把他叫来，问一问仲由死时的情况。孔子在饮食上有一个习惯，终身都要吃肉，喜欢吃肉糜。这个卫国的人也不懂事，他说子路死的很惨，死了以后那两个武士把他剁成肉糜。孔子一听这个话，赶紧挥手把他那一盆肉糜端下去。
孔子非常了解子路的优点，非常明白子路的可贵，非常知道子路这样高贵的、纯朴的人很难得。没有子路，孔子这支队伍就黯然失色了。梁山泊108个人里面，没有李逵是不好玩的，李逵在梁山泊里面，就相当于子路在孔子的师徒里面。金圣叹评价李逵时，说李逵是一路的天真烂漫到底。子路在孔门弟子里面也是属于这样的人，虽然出身很低贱，但是本质上是非常高贵的一个人。我常想，李逵碰到孔子，就会变成子路；子路跟了宋江，也会变成李逵。
所以孔子跟子路在一起的时候，谈话质量都很高，子路问孔子的问题也都是非常抽象的哲学问题，他不会像樊迟一样问些傻问题。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什么样的人叫做成人？这样的问题只有子路能够问得出来。他还请求孔子，老师，你给我谈一谈死吧。死亡是什么问题啊？人生最本质的问题。法国思想家蒙田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哲学就是学会死。诺瓦利斯讲，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去寻找家园。死亡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孔子不愿意谈，所以其他弟子也不问，偏偏是这么一个莽撞的子路，问孔子这么一个哲学的问题。孔子和子路之间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孔子主动对子路说的，也都是谈“大学”之道的一些大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大学之道，首先是内圣，然后再外王。外王就是通过大学提高了境界以后，再把这个道推广到社会上去，要给人民带来幸福。所以大学之道最终要体现在政治上，这是“大学”的不可缺少的一块。在孔子的私学里面，他和谁经常讨论这样的外王之道呢？和子路、子贡、颜回，这三个人是最多的。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子路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而且，你只要看孔子问弟子什么样的问题，你就知道这个学生在孔子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颜回和子路在旁边的时候，他经常问他们什么呢？志向。有一次，这两个人在旁边，孔子说，你们谈一谈你们的志向吧。一般而言，这种情况下，子路总是第一个发言。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年龄比较大，大多数情况下，在场者他最大，大师兄当然先发言。还有一个原因他性子急，又坦率而无心计，别人想周到一点再回答，他不管，总是先说为快。所以你看论语中的对话，凡是有一帮弟子在一块，总是子路第一个说话，这一次又是。子路说，我的志向是：
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他很慷慨。我的志向就是，我的车，我的马，我穿的衣服，都和朋友共同享用，他们把我弄坏了，我也一点不遗憾。
颜回接着讲了：
愿无伐善，无施劳。
这话讲得真是非常好，颜回确实境界比别人高一点。所以每一次孔子最欣赏颜回。他说，我希望我将来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个话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我有长处，我有功劳，然而我不夸耀，我不表白。讲得好。
这两个讲完了，还是子路，急着问老师：那老师你是什么志向啊。
愿闻子之志。
孔子的回答是三句话: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圣人就是圣人啊，你可以看得出他的胸襟。人跟人不一样，不是别的，就是志趣不一样，胸襟不一样。老年人让他得到安顿，让他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归；年轻人，让他有所成长，让他得到教育；一般人之间，有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有彼此相互的信任。这是大政治家的胸怀。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这一次谈话，显示出，子路豪放慷慨，颜回谦虚恭敬，孔子仁慈博爱。
又一次，“子路问君子”，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叫君子？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有什么样的境界，就可以成为君子？
老师有这样的学生来提这样的问题，这个老师也很幸福啊。所以我们说孔子政治上不成功，但是孔子真的很幸福，他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他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后来孟子讲，人生有三大快乐，其中有一个快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天下的英才都到我这儿来，我教他育他，使之成人，这是人生的三大快乐之一，而这种快乐做帝王我也不换。
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君子？孔子回答：
修己以敬。
四个字，修养自己的品德，然后对这个社会、对人、对事抱一种严肃的恭敬的态度，把自己的品德修养好，然后对人对事有一种恭敬和严肃的态度。子路一听，就这么简单吗？
如斯而已乎？
孔子说，那好，再进一步：
修己以安人
修养自己，安顿别人。你觉得这几个词好不好啊？修养自己是第一步，安顿别人是最终的目的啊！你身边的亲人、师友、同事，凡是跟你打交道的人，让他们得到你的安顿，得到你的照顾，得到你的关心，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人生啊。
大概子路觉得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我对朋友很慷慨，“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么。但是，难道这样就够了吗？
如斯而已乎？
他还不满足，你看这个子路，不简单吧？他要挑更重的担子。于是孔子就把一个天大的重担指给他：
修己以安百姓。
不仅仅是你周围的人，你熟悉的人，还有百姓，所有的人，都等着我们去安顿。修养自己，安顿天下百姓，尧舜这样的圣君，这样古代的天子，也觉得很困难啊。你照这个目标去努力吧。
从以上对话，我们分析一下孔子如何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修己以敬，修养自己，做事认真，对人恭敬，这是第一步。修己以安人，所有跟你有交道的人，你都能够给他们一个安顿，都能够关心、照顾、爱护他们。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修己以安百姓，让天下人都能得到你的恩惠。但是要做到这点，必须要有权力。所以，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一直要追求做官呢？不是因为孔子官瘾太大，而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么大的理想，这个理想不做官不能实现，没有体制的资源他无法完成。他不是要追求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他是要安顿天下百姓。他必须通过这个渠道，必须利用体制。所以不能随便地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批评孔子。做官本身不是坏事，看你用什么样的目的来做官。子路讲：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道德的起点是什么？是修养自己的身心，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
道德的终点是什么？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标是什么？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
没有空洞的道德境界。没有不关涉他人的独自的道德修养。一切道德修养最终都要从是否有益于人民那里受到检验。君子做官不是追求个人的富贵，是要推广道义，是要利用权力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孔子的大志向。
孔子这个人爱好山水、爱好自然、爱好艺术，是一个非常性情化的人，他经常带着弟子们游山玩水，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跟他们谈话。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也不是坐在教室，正襟危坐给大家讲课的，他们也喜欢散步。大家在散步的时候，在宽松的气氛中触景生情地谈问题。孔子也是这样，不讲究教学形式，但是非常讲究教学内容。所以，师生之间的或随机、或正规的讨论，几乎填满了孔子教学的全过程。无论是在鲁居家，还是在周游列国，无论是在休息时，还是在行进的路途中，孔子随时和他的弟子们进行种种主题的讨论和交流。
在这些讨论中，有关人生理想，为人志向的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们伟大的心胸——他们以天下家国为己任，从来没有求田问舍的小算计。这是一个圣人和一帮大丈夫。
《孔子家语·致思》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也是孔子和他的三个弟子：子路、子贡、颜回，孔子带着这三个弟子去游鲁国境内的农山。
到了山顶上，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孔子特别高兴，就跟弟子们讲，站在这个地方，灵感很多啊，想法也很多啊。你们每个人都谈一谈自己的志向，我来听一听。子路马上就说了：“好，老师我跟你谈一谈我的志向。我的志向是什么呢？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发生了。在两军阵前，将帅白色的指挥旗像月亮，红色的指挥旗像太阳，战鼓隆隆，声振天地，旌旗在地面上下翻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带着一支兵马冲锋杀敌，我一定能够拓地千里，杀敌立功。这就是我的志向。老师你看怎么样？他们两个比我差，到这个时候都要听我的了。”
孔子称赞他：哎呀，不简单，很勇敢。
然后子贡开始说他的志向。子贡说，在广阔的原野上，两军战鼓隆隆，两方的军队扬起的尘土都连在一起的时候，双方战士们缠打在一起，不可开交，我穿着白色的衣服，带着白色的帽子（古代的丧服是白色的。战争要杀人的，所以战争的礼节和丧礼是一样的），坐着个小马车到两军阵前，跟两军的主帅谈论战争的利和害，跟他们分析战场上的情和势，然后解决两个国家的冲突，让他们各自罢兵，一场战争，我把它平息了，这就是我的本事。老
孔子说，你真是善辩啊，很不简单。
你看孔门的弟子们都很自信，他们都是有大人格大精神的人，你看他们的志向，他们有的，是人生的筹划，是家国天下的大计，而绝没有谋生的算计，没有功名富贵的小算盘。子贡做生意做得很成功，但那不是他的志向，那是他的副业，谈起志向，他仍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高，而视财富为蔑如。
孔子看看旁边的颜回，颜回一声不吭，这就是颜回的性格，颜回一般要等老师问他他才说。孔子说，颜回你说说啊，你没有理想吗？颜回说，文的事情让子贡说了，武的事情让子路说了，我就不要说了。孔子说，没事啊，他们说他的，你说你的。
颜回就说，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要选择一个很明智的君主，然后我去当他的宰相，对上我辅佐国君，对下我教导人民，我要让人民做到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兄弟相爱，朋友诚信。我要让人民都懂得礼乐，懂得文明，懂得礼貌。然后国家就不需要什么城墙了，也不需要什么护城河了，也不需要兵器了。那些刀枪箭戟我都拿来，放到那个火炉里面把它熔化了，铸成农具，然后让他们拿着去种田了。战马也不需要了，让战马都到田里去送粪去吧，给土地施肥去吧。这是我的志向，在我这个志向实现以后，老百姓就没有生离死别之苦了，也不会有女人在家里面思念前方的丈夫了，一千年也没有战争的祸患。到了我这一步，子路的勇敢也找不到地方了，他没有用武之地了；子贡的能言善辩也找不到他的场合了。
孔子说：“美哉！德也。”
你看孔子对他们三人的志向，都是称赞，但用词不一样，称赞子路是“勇哉”，称赞子贡是“辩哉”，称赞颜回的时候是四个字了，“美哉德也”，评价不一样了。
又是子路着急了，拱一拱手：老师，你不是说等我们说完了以后，你选择一下吗？那你现在选一下啊。实际上别人早听明白了，孔子早已经有选择了，但子路有时候他就装糊涂。孔子说，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不伤害国家的财富，不伤害人民的生命，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口舌之辩，你们三个人谁能够做到啊？只有颜回做到的。所以我当然选他的。
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
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聝（guo），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
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瀁［mǎnɡ－yǎnɡ辽阔］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
颜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
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
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孔子家语·致思》）
在这些讨论里，我们看到，无论是孔子，还是他的这些弟子们，他们主要谈的是人生的理想，谈的是为人的志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伟大的心胸。春秋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很黑暗的社会，是一个流血的时代，是一个无道的时代。但是孔子出现了，他的弟子们聚集过来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一群大人，这一群大人引导着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就有了曙光了，有了光明了，有了希望了。在刀光剑影之中，我们看到一群大人，在谈他们伟大的理想，在谋划着拯救这个时代。
还有一次，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又是谈志向。孔子说，你们平时老是发牢骚，没有人了解你们，没有人重用你们。那我们假设一下，假如有人重用你们了，你们能有什么样的成绩，来体现你们的才干呢？
子路讲了他的志向，冉求也讲了他的志向，公西华也讲了他的志向，这一段比较长，我就不再复述了，反正子路这些人的志向都很了不起。但是最后有一个人，曾皙，就是曾参的父亲，这父子两个人都跟着孔子学习。当前面三位师兄师弟在和孔子谈志向的时候，曾皙在那个地方鼓瑟，给他们伴奏。三个人都谈完了，孔子点名了，曾点啊，你谈一谈你的志向。于是曾皙慢慢地把他的琴声停下来了，把琴往桌子上一放，站起来说：老师，我的志向跟他们三个不一样。孔子说，没关系啊，志向不一样很正常啊，你说说看。于是曾皙讲了一段特别有诗情画意的话，他说：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的志向是，到了暮春时节，春天的服装都做好了，冬天的大棉袄换下了，穿上宽松的春天的服装，然后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到沂水里洗洗澡，把一个冬天的污垢都洗干净，轻轻松松、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然后，再到鲁国国君求雨的时候搭的舞雩高台上，迎风乘凉，到天色快晚的时候，我们一路唱着歌回来。
孔子一听这话，立刻就被感染了，“喟然而叹”，几乎是没有任何停顿就说出一句话来：
吾与点也！
曾皙啊，你讲得太好了，我赞同你的话啊！（《论语·先进》）
曾皙这一段话，有人翻译得特别精彩，可谓“神译”：
二月过，三月三，
穿上新缝的大布衫。
大的大，小的小，
一同到南河洗个澡。
洗罢澡，乘晚凉，
回来唱个《山坡羊》。
（张中行《负暄续话·一本译著的失而复得》）
诗情画意啊！所以一下子就把孔子就感染了。但是仅仅是诗情画意感染了孔子吗？显然不是。像孔子这样的大政治家，有大理想的人，以安顿天下百姓为自己的终身职责的人，他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过上这样的一种悠然的生活，他会这么感动。实际上，曾皙在这一段话里面，他给我们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就是和平的、宁静的生活，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是人民悠然自得的生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就是孔子所追求的，这正是孔子所追求的。
前面我们说过，孔子理想里面一个关键的词，就是“安”。人民都安居了，日子过得很安适，心态是安详的，生活是安逸的，社会是安宁的，状态是安定，环境是安静的，最后，民生是安乐的。所以孔子一下子就被他感动了，因为曾皙所说的话，就是孔子内心里面孜孜以求的那个理想的社会。他一生作为一个圣人，他的使命就是要安民要安邦，所以他被感动了。
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够这样做，他就觉得这个统治者不好。他晚年回到鲁国，子路和冉求在季氏的手下做官，季氏想讨伐颛臾，因为这是谋动干戈于邦内，不是“安人”，更不能“安百姓”。两个学生担心老师孔子生气，跑来跟老师说：老师啊，季氏好像要对颛臾有什么行动。孔子对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毫不妥协，很生气地把这两个学生骂了一顿，然后讲了一段话。他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有国有家者，就是诸侯和大夫，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孔子说，作为统治阶级，他应该考虑的是什么？不是自己的贫困，不是自己想把自己搞的更富一点，自己的财产聚集的更多一点。你应该担心的是能不能够很好地去安顿人民啊。你是执政者啊，你有义务，你有职责把人民安顿好。如果远方的人不服你怎么办？“修文德以来之”，你修养自己的德行，在国内把政治搞好，然后远方人知道你国内好了，自然来投奔你，来了以后又怎么样？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让远方的老百姓来投奔我了，我下一步就应该对他们兑现我的承诺，安顿好他们。让他们在你这个地方过上安定的生活，过上安逸的生活，至少过上安全的生活。这是孔子的志向。当时的当政诸侯，都希望人口增加。但他们的目的是，有了人口，就有了生产者，有了打仗的人，一句话，有了可供驱遣的奴隶。对他们而言，这些来者，是，既来之，则奴役之！
他们需要这些人的，是打仗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生产时，是不怕苦；打仗时，是不怕死！
他们是把人民当作生产的工具和战争的炮灰啊！
而孔子呢？是安顿他们！他一直反对战争！
孔子的眼里，就是天下苍生的安顿啊。
所以，他要说：“仁者爱人”。
他这样说治国：“治理国家，就要慎重地处理政事，诚信无欺。节省财用，爱惜百姓，只在农闲的时候征用百姓。”
子曰：“道千乘之国①，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节用，就可以减少开支，减少开支，就可以减少赋税。这是爱民。
他这样说教育：“年幼的人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恭敬兄长；谨慎地说话，博爱大众，还要亲近仁德的人。做到了这些如果还有余力，就去学习文献。”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泛爱众，而亲仁”这两句话。“泛爱众”， 要我们眼睛向下，不要脱离群众，要博爱。——这是教我们如何对待一般人；“亲仁”，要我们眼睛向上，教我们如何向仁德的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品德与智慧。——这是教我们如何向贤者看齐。
这是不可偏废的两极：光有前者，我们可能不能磨砺自己、提升自己；光有后者，我们可能不能造福大众、有益大众。
亲近仁德，就是修己；泛爱众，就是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尧舜都为之奋斗终身而无止境的大事业！
孔子有何等的胸怀！
“节用而爱人”——这是他施政的纲领。
“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他教育的目的。
“君子学道则爱人”，这是他求道的结果。
安顿别人的人，自己是不得安宁的。所以，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恶衣恶食也要安之若素。孔子说：“有钱和有权，这是人们所想要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得，君子是不会安处其中的。穷困和卑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君子是不躲避的。君子离开了仁德，怎样去成就他的美名呢？君子是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能违背仁的。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与仁德同在，在流离困顿的时候也必须与仁德同在。”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君子有仓卒急迫之时，有流离困顿之时，但君子既然承担了安顿天下的使命，他就必须永远与“仁”同在。
第六章政治家
鲁昭公25年的时候，孔子35岁，鲁国出了一件大事，这个大事直接导致孔子离开鲁国。这就是鲁昭公的被迫流亡。
一国之君啊，怎么会流亡呢？我们只知道国君流放他人，或驱逐他人出境，怎么还有国君被他人逼迫而流亡的呢？
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穿插一下。鲁国的政治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政治。鲁国的国君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权力的。
那个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大一样。天子对诸侯，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各路诸侯对天子予以政治与道德上的尊敬，并且要对天子述职与进贡。但是，天子并不能干涉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的行政权。而诸侯对他下面的大夫也一样，不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但是，鲁国的情况比这个更特别，鲁国国君的权力更少。这要从鲁国的的第十五任国君姬允说起。
鲁国第十五任国君姬允，娶齐国齐僖公的次女文姜为妻。文姜未嫁时即与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姜诸儿淫乱。姜诸儿后来在父亲齐僖公死后，即位为齐襄公。而文姜在鲁桓公即位时嫁到鲁国。鲁桓公18年，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与齐襄公在泺地（今济南西北）相会，文姜与襄公18年未见，又发生通奸，鲁桓公责骂文姜，并决定立即回国。文姜告诉齐襄公，齐襄公设宴送行。齐强鲁弱，心中不快却又无法表达，鲁桓公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宴后，齐襄公让公子彭生扶鲁桓公上车，授意彭生寻机杀死鲁桓公。彭生乘机折断鲁桓公肋骨，使其暴薨车上。
事后，鲁国抗议。但只是提出杀彭生以谢天下。齐襄公杀死彭生以堵天下议论之口。彭生没想到自己被人利用还要掉脑袋，死前愤怒地说出被指使的实情。但鲁国作为弱国只能受此奇耻大辱。
鲁桓公有四个儿子，长子姬同是嫡子，继承国君的宝座，是为鲁庄公。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只能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因为姬允被尊称为桓公，即威武的国君，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桓的后裔，分别改姓（封国内全体贵族和全体官员，都是国君的后裔，跟国君同姓。所以庶子的后裔必须改姓，否则人丁越来越多，熙熙攘攘，全国贵族只有一个姓，分辨起来就很困难）。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有时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世代相传，遂开始鲁国著名的长达四百年之久的三桓政治。三桓从国君手中夺取到政权和广大土地的所有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我们后面要讲到孔子“堕三都”，这三都，就是他们构筑的近乎于割据的据点。鲁国国君遂跟周王朝的天子一样，被冷落在一旁。
孔子在鲁国的时候，他对这一点的感受非常的深，他历来反对大夫把国君的权力据为己有，因为他认为这样不符合政治的秩序，诸侯应当尊崇周天子，大夫应该尊崇诸侯，他觉得这样，政治秩序才正常，大夫攫取国家的权力，专断国家的权力，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一直和鲁国的三桓关系搞不好。我们客观地讲，三桓对孔子一直是比较尊敬的，但是孔子对三桓，他一直是不满意的。问题在于鲁国的大权掌握在三桓的手里，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孔子在鲁国，一直不能够得到政治上的成功，因为他和三桓搞不好关系。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就是天下有道，政治的秩序比较正常的时候，像礼乐、军事征伐这样的事情，都是由周天子来决定的。但是在天下无道，政治秩序比较混乱的时候，这样的大事往往就由诸侯来决定。实际上我们看《左传》或《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至少春秋后期以后的战争，都是诸侯自己发动的，而不是周天子发动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国家的整个政治秩序混乱，而且当诸侯不听周天子的，自行其事的时候，诸侯自己的地位也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诸侯的后面还有大夫，比如说鲁国的国君不听周天子的，但是鲁国的大夫三桓：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也不听他鲁昭公的。那么这些大夫是不是就是最终掌权的人呢？也不是，大夫手下还有家臣，就是所谓的陪臣，比如说季氏手下有一个家臣叫阳货，他又不听季氏的。这种一级觊觎一级的态势，很像是庄子的一个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整个的政治次序就倒过来了，本来是周天子到诸侯，诸侯到大夫，大夫到家臣，家臣是最低级别的一个行政级别。但是现在，家臣控制了大夫，大夫控制了国君，国君控制了周天子，整个的社会秩序是倒过来的，所以孔子觉得这样的世道是无道的社会，对这样无道的社会他当然是不满意的。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在讲到鲁国政治的时候，曾经很伤感。他说：国家政权离开鲁国的国君已经五代了，大夫掌权也已经有四代了，现在大夫，三桓的子孙也已经衰微了。那么他讲的是哪一段历史呢？从公元前608年，鲁文公去世，大夫襄仲杀死了嫡长子子赤（一名恶），然后自己立了宣公，到孔子说这话的时候，就是鲁定公的时候，正好是五代。从季氏开始掌权，经过了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和鲁定公，也已经有四代了，所以鲁国的公室已经衰落了。但是季氏的大权又落到阳货的家里去了，所以三桓的子孙也衰落了。从木金父开始算起到孔子，他们家族在鲁国已经生活了八代人，鲁国可以说是他们的祖国，而且鲁国是一个文化礼仪之邦，所以孔子对鲁国的感情是双重的，对鲁国的衰落，他是非常的伤感的。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
但是，还有一件更让孔子感伤的事情在后头，这就是在鲁昭公25年，鲁昭公要祭祖。每一年，国君都要举行一次大的祭祖活动，按说国君在祭祖的时候，大夫要把自己祭祖时间错开的，因为国君祭祖的时候，大夫要参加的。但是我们知道，鲁国的权力在季氏的手里，季氏根本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所以这边鲁昭公在祭祖，季氏也在家里祭祖。他不仅不参加鲁昭公的祭祖仪式，而且还把鲁昭公祭祖的时候要用的乐队调到他家里去了。
讲到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周王朝的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礼乐文化，礼和乐是不分开的。在祭祖的时候有一个音乐的仪式，乐队要跳一个舞，叫万舞，这个舞蹈是礼仪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舞蹈的规模，是根据不同的级别有严格的规定的。天子的级别是所谓的八佾，什么叫八佾呢？八排八行，八八六十四个人。天子的万舞跳起来，是六十四个人在那里跳舞。到诸侯降一级，减少二佾，就变成六佾，六八四十八个人。到了大夫再减为四佾，四八三十二个人。然后到了家臣，比如说阳货，包括孔子这样的士，如果他们在家里面要举行祭祖的仪式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跳万舞，但人数再减两个，就变成二佾，二八十六个人，这是周礼规定的。
那么在鲁昭公祭祖，举行万舞仪式的时候，他把乐队召来，只剩下二佾了，只有十六个人了。按周礼不是六佾吗？应该是四十八个人啊，那还有四佾哪去了呢？原来被季平子调到他的家里去了，季平子家里面本来有四佾，现在加上鲁昭公这四佾变成了八佾，而八佾可是周天子的规格啊。所以季平子这件事情做得实在是太不像话，这个不像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一个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礼仪来祭自己的祖先，这是严重违背周礼行为的。其次，他不仅自己越礼了，而且还把鲁昭公的乐队调走了，让鲁昭公一国之君，连祭祖的仪式没有办法举行，可见这个人当时是多么的猖狂。
季平子不仅如此。周天子祭祀宗庙的仪式举行完毕后，在撤去祭品收拾礼器的时候，专门唱一首歌，这首歌叫《雍》，这首歌有这么两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天子庄严又肃穆，各路诸侯来助祭。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
可是这个季平子在自己的家里面祭祖的时候，他也唱这样的歌，所以孔子觉得这个事情是又好气又好笑。为什么好笑呢？好气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好笑呢？你想一个大夫，在家里面祭祖，那个歌唱的：天子很庄严，他是天子吗？然后下面还有各路诸侯都来助祭，他手下的只不过就几个家臣，几个小喽罗，现在也好像是诸侯一样，这不很可笑吗？不合适又不和谐，不和谐而又一本正经，煞有介事，便很滑稽，所以孔子对这个事情觉得很可笑，当然更可气，对这件事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这个季平子用天子八佾的舞队在家里面跳舞，这种事情他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这种事情如果我们还能忍，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忍？
问题在于，孔子忍无可忍也就算了，他当时还没有做官，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发发牢骚，批评批评。可这个时候最忍无可忍是谁呢？鲁昭公啊。鲁昭公太生气了，他太没有面子了，一国之君祭祖的时候冷冷清清，连一个万舞都跳不出来，而大夫的家里面锣鼓喧天，声势浩大。他受不了，觉得很丢人，恼羞成怒，结果就带着军队，去攻打季平子。所以孔子讲的这句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既是讲自己不能忍，同时也是对鲁昭公表示理解。
但是，结局却非常出人意料。鲁昭公带着军队去攻打季平子的时候，季平子早就有所防备，他在家里面造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台，就是等着将来如果有这么一天，他可以跑到高台上抵抗。现在鲁昭公带军队来了，季平子就跑到高高的台上，然后据险抵抗，绝不投降。在那个高台上和鲁昭公讨价还价。
季平子说，现在你来攻打我，我到底有什么罪？我希望你能够让我到沂水的旁边，待下来，然后你慢慢去调查，等你查证了我的罪行以后，我们再说。
因为这个时候季平子被鲁昭公包围了，如果鲁昭公真攻上去，他肯定要掉脑袋了，所以他提出了缓兵之计。
那鲁昭公当然不答应了，鲁昭公叫他的军队继续往上攻，然后季平子又提出了第二个方案。你把我囚禁到费邑，然后等待着调查。费邑是鲁国的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市，也是季氏的封地。这些大夫，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都建造了很坚固的城，然后派自己的家臣在那里守卫。季平子提出：让我到费邑去，把我囚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再慢慢调查我的罪行，以后再说。
这显然鲁昭公也不能答应，因为费邑是他季氏的家邑，你不等于放虎归山吗？所以鲁昭公也不答应，一定要置季氏于死地。
季平子不得已，提出了第三个方案，你给我五辆车，让我流亡到国外去。
按说，季平子只是专权，他也并没有想篡位，也没有杀鲁昭公的想法，他现在这么样的专横霸道，实际上也是这个家族由来已久的一个习惯性的做法。至少他罪不至死，所以，剥夺他的权力，甚至让他流亡到国外，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季平子流亡国外了，等于说，鲁昭公通过这一次的行动，大获全胜，把国君的权力收回来了，同时专权的季平子最后是这样的下场，也是对孟孙氏、叔孙氏的一个很大的震慑。
所以前面两件鲁昭公不答应是对的，这最后一招让他流亡到国外，我觉得鲁昭公不答应是一个失误，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那你只能逼着人家只好和你顽抗到底了。
实际上，当时鲁昭公手下有一个叫子家羁的人，他很明白，季平子在鲁国执政多年，他总有一些党羽，他总有群众基础，而且除了季氏以外，还有孟孙氏呢，还有叔孙氏呢，那两家是什么态度？这两家一旦明白过来了，支持了季氏，那你鲁昭公就没法收场了。于是他就劝鲁昭公说，赶紧答应他，现在我们老是攻不下来，时间长了会出变故的，现在天还亮，没问题，一到天黑了，什么人会出来我还真说不清。
但是鲁昭公也是气够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受窝囊气是气够了，坚决不答应，今天我一定要杀了这个季孙意如（意如是名，平子是死后的谥号）在鲁昭公的身边还有一个坚决支持鲁昭公的，叫郈昭伯，这个人和季氏有私人的恩怨。那个郈昭伯和季平子没事的时候，他们就斗鸡玩，中国古代的小贵族经常搞斗鸡，那个季平子把那个鸡穿上皮背心，保护鸡；可是这个郈昭伯做什么呢？他把那个鸡爪子穿上金属的爪子，那结果肯定是郈昭伯的鸡赢了，把季平子家的鸡给斗败了。季平子生气了，一看他的鸡爪子是铁爪子了，说他作弊，当着很多人的面破口大骂郈昭伯，我们知道这都是贵族啊，“士可杀不可辱”，你这么骂，他没有面子，就怀恨在心，季平子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得罪了别人，反而在扩建自己的庄园时，又把郈昭伯家的宅基地占过来了，这两者之间的仇恨就越来越深了。所以这个时候郈昭伯就对鲁昭公说，我们绝不撤兵，我们一定要把他杀了。实际上这个人是有私心的。
鲁昭公一时攻不上去，季平子也不下来。但是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天色已经逐渐的晚了，两边都着急。时间的推移对季平子有利，所以鲁昭公就要找增援，他就派了郈昭伯去找孟孙氏，让他派兵来帮忙。实际上鲁昭公根本就没有看出来，谁是他的敌人，谁是他的朋友。
郈昭伯到孟孙氏那里搬救兵去了，这边叔孙氏的家里面，也在谋划。叔孙氏在家里面跟他的家臣们商量，国君和季孙氏打起来了，我们站在谁的一边？他们最后得出一结论：如果季平子这一次被消灭了，季氏家族没有了，我们叔孙氏、孟孙氏家族也没有了。得出这个结论以后，那个叔孙氏毫不犹豫地带着自己家的军队直接就冲上去了，干什么？打鲁昭公去了。鲁昭公还在攻着季平子呢，背后来了一帮人，一下子把他的军队全冲散了。而郈昭伯不是带着鲁昭公的命令，去让孟孙氏来支援他吗？孟孙氏肯定不愿意，在那里磨蹭推脱。等他一看到叔孙氏家的军队上去，已经把鲁昭公的军队冲散了，他脸一变，就地就把郈昭伯杀了，然后也带兵过去了。最后是三家联合起来，打败了鲁昭公。
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不可想象，但这就是鲁国当时的政治现状。
鲁昭公打败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夫就跑到鲁昭公这儿来说，季平子没有篡位的想法，也没有杀你的想法，他只不过是专权，你跟他搞好关系，你还可以继续做你的国君。但是鲁昭公，他真的是已经不愿意再受这样的气了，他这样做国君也太窝囊了，一个国君什么权力也没有，连一个祭祖的仪式都完不成，太窝囊了，所以他宁愿自己流亡国外，也不愿再在鲁国做这样窝窝囊囊的国君。于是他选择了流亡，流亡到了齐国，最终在外面流亡了七年，死在国外，一直就没有回来。
在这七年里面，鲁国也没有立新的国君，那鲁国的权力在谁的手里呢，季氏，季平子，他做执政。季平子更高兴了，以前至少表面还有一个鲁国的国君，现在这也没有了，鲁国的大权全在他的手里了。
孔子怎么办呢？国君没有了，国家的大权在季平子的手里，他最反对的，最不愿意看到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他也同样不愿意在鲁国待下去了，这一年他35岁，所以在鲁昭公流亡不久，他也带着他的一些学生离开了鲁国，流亡到了齐国。
到了齐国待了两年，齐景公那里也不重用他。有一天齐景公告诉他说，我老了不能再用你了。这是很明显的下逐客令了。所以，37岁的孔子不得已，又回到了鲁国。
这时鲁国还是没有国君，大权还在季平子的手里，所以他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想法。于是他就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37岁一直到51岁，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时间和年华。整整15年的时间，他在政治上几乎消失了，一心一意地和他的学生们厮守在一起，天天谈谈学问，就 “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但是天下那么黑暗，鲁国的政治那么黑暗，孔子不出来，“于天下苍生何”啊？你有那么大的政治理想，你有这么好的政治才华，国家都到这一步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出来？所以很多人想不通。有人就来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先生啊，你怎么还不出来从政啊？孔子怎么说呢？孔子引用了《尚书》上的一段话，他说：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我在家里面，宣传孝顺的道理，然后和兄弟们关系搞得很好，把我们的家族搞得很和睦，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影响政治，影响民风，这不也是从事政治吗？孔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从事政治不一定要出来做官，你可以通过你的行为影响政治，影响社会风俗，自然政治就得到了改变，这也是从政的一种方法，而不一定要自己直接地进入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在孔子那个时代，他自己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但是孔子最终成为了“万世师表”，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是他自己的亲自从政，而是他给我们确立了政治的理想，政治的信念。这个政治的理想和政治的信念，一直在影响我们中国人。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我们刚才讲了一般人对孔子不理解，其实他的学生也开始着急了，老师天天和我们在一起谈学问，天天和我们谈政治，老是在空谈，他为什么不出去呢？子贡也想探探老师的口风。子贡说话很注意方式的，他是一个商人，他就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给孔子打一个隐喻，说老师啊，现在这地方有一块很好的美玉，我们是把它装在盒子里面放在家里面，还是把它找一个好的买主，找一个好的价钱把它卖出去呢？孔子一听就明白了，师生都是聪明人。孔子就感慨地说，那好吧，卖掉它吧，卖掉它吧。不过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手呢？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买家，我还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价钱啊。
为什么没有好的买家呀？鲁国现在掌权的是季平子，不是国君啊，他不愿意做他的手下。这句话说明孔子不是不愿意卖，而是还没有找到好的买家。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这个时候，不仅一般人急，不仅他的学生急，就连那个被他瞧不起的阳货也着急了，这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阳货是季氏的家臣，这个人很专断，他控制了季氏，然后控制了鲁国的大权，但地位很低，只是一个家臣而已。而且他以前对孔子也很不好，孔子在17岁的时候，季氏在家里面举行了一个家宴，宴请鲁国的所有的士。那时孔子母亲去世不久，他穿着丧服就去赴宴了。在门口被阳货赶出来了。所以孔子和阳货两个人打交道很早。这时候已经30年过去了，阳货通过控制季氏进而控制了鲁国的大权。但作为一名家臣，他这种违背政治游戏规则的暴得大权和大名，使他心里很虚怯。所以，他很想培植自己的势力与群众基础。有着极大声望与国际影响的孔子便是他首选的拉拢对象。他先放出风声，想让孔子去见他。但孔子装着不知道，不去见，怎么办？阳货想了一个办法，根据周代礼节的规定，大夫如果给一般的士送礼，这个士如果当时不能够在家里面当场接受，并且表示感谢的话，这个士必须回拜他。阳货此时虽然不是大夫，但是他掌控了鲁国的大权，他和鲁国的国君，他们以前有过这个盟约的，所以他以大夫的身份给孔子送了一个小猪，而且送的时候，他打听好了，今天孔子不在家，那我送过去。你不在家，从周礼的角度，你必须回访我，你回访我，你不就来见我了吗？你见我了，我们俩不就可以说话了吗？这个人也很聪明，他是利用周礼来约束孔子，因为他知道孔子是很讲礼的。
孔子回到家里，发现家里面有了一个小猪，这是怎么回事啊？一问是阳货给送来的，孔子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家伙逼着我去见他。孔子也用了这个办法，那行，我也打听打听，今天阳货在家吗？不在家。好，我现在去拜访你，你不在家，我去了，对吧？我礼仪做到了，我俩还没有见面。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不巧得很——也可以说是巧得很——孔子在路上遇到了阳货！碰着了以后，两个人有一个对话，非常有意思，阳货当时权力很大，正是很得志的时候，说话的口气也很冲，一看到孔子，就说，过来过来，我要和你说话。那孔子就不得不过去啊。阳货和他说什么呢？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阳货反问一句，有一种人，内心里面有那么高的道德，有那么高的才能，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国家，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苦难，竟然不出手相救，这样的人能算是仁吗？
阳货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这样的话一讲，孔子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是，你讲得对。
阳货接着讲第二句话，又是反问：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有一种人，很愿意有所作为的，很希望自己将来在政坛上有所表现的，可是却多次失去机会，这样的人算是智慧的吗？
这话讲得也很有道理的啊，所以孔子也不得不说，是的，你讲得有道理。
看看阳货咄咄逼人，而孔子虚与委蛇：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但是没有实质内容。阳货着急啊，我跟你讲了半天，你老是点头，是是是，你到底什么个态度啊？阳货急了就说：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时光在流逝啊，你孔子也快50岁了，你还等什么？时不我待啊。
孔子就说，好啊，那我就准备准备出来做官吧。
一场对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段对话，阳货一心要逼孔子出来做官，帮他做事，他的每一句话都咄咄逼人，而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敷衍。一个急切而带威逼色彩；一个懒洋洋很无奈，却又不能公开绝裂。阳货极刚，孔子极柔，极刚遇极柔，竟让阳货的拔山之力无处施放。孔子没有冒犯他，没有拒绝他，他还能怎样？看起来是阳货处处占上风得寸进尺，孔子是处处退守步步为营，但到最后，阳货大约只能悻悻而退，而孔子则施施（音yī）而还。
这一件事情说明，阳货也觉得孔子该出来了，一般人觉得孔子要出来做官，弟子们也着急了，连阳货这样的人也着急了。所以我们说想起来也是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孔子一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乱臣贼子，“陪臣执国命”，他最讨厌这样的人，他最讲究政治秩序，但是偏偏就是阳货这样犯上作乱的家臣，包括后来公山弗扰，还有那个晋国的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佛肸，一再地向他发出邀请的信号。而他看得起的人，比如说各诸侯国的国君，反而对他熟视无睹，这对孔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黑色幽默的悲剧。阳货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的才干和他的见识，确实在鲁定公和三桓之上。只不过，可惜的是他的身份只是一个陪臣，他不可能有一个更高远的眼光与政治的理想，所以他和孔子之间没有办法合作，这是孔子的悲剧。
阳货这个人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阳虎又叫阳货，是鲁国人，此人很有胆识，深受季氏信任。在鲁定公五年的时候，季平子死了，他的儿子，季桓子继位，阳货趁机发动政变，把季桓子囚禁了，挟持了季氏，掌握了鲁国的国政。到第二年，阳货与鲁国国君鲁侯，还有三桓，举行一个盟誓，等于说让鲁国的国君和三桓承认阳货有主宰国家的权力，阳货控制了鲁国的大权，得到了一个合法性的保证。自此，世居卿位的“三桓”巨室受到阳虎控制，他们的所有国事活动都听命于阳虎。这位出身微贱的季氏家臣，凭借自己的狡黠与权谋，一时成为鲁国权力中心的主宰。有人慑于这种形势，说：“阳虎执政，鲁国人都服从他，违背他就是找死。”孔子也感叹阳虎得志标志三桓政治势力的衰落。但是，孔子最终在鲁国的出仕，却与这个阳货有极大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鲁定公八年，阳虎同国内一些与季氏、叔氏有私恨旧怨的贵族势力联合，企图用“三桓”的异己力量取代“三桓”。为此，他们策划于十月三日（夏历
阳虎的准备活动受到孟氏成邑宰公敛处父的怀疑，经他劝告，孟懿子提前做好了军事预防。
这一意外事变使阳虎不能等待城郊部队如期到达便提前行动。他临时劫持鲁侯、武叔，发兵攻打孟氏。这时，公敛处父带领的成邑部队已提前赶到，与阳虎战于城南门内，不克；又战于南门外棘下，将阳虎士兵击溃。阳虎事败，至此，煊赫一时的阳虎专鲁的政局收场告终。
阳虎事变，给了三桓极大的震动，他们的家臣不仅要直接夺取国家的权力，而且直接以武力威胁他们的身家性命。他们第一次认识到“陪臣执国命”，不仅是执了国命，甚至是要他们的命，对国命他们甚至可以不关心，但他们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命。现在阳货之变虽然侥幸平息，但谁能保证没有第二阳货？况且阳货的同党公山弗扰，叔孙辄等人仍占据费邑，伺机反扑，而其他权势很大的家臣如叔孙氏手下的公若藐、侯犯，还有此次参加平叛的且有大功的公敛处父，什么时候会再变为第二个阳货？其时，他们终于认识到孔子一直的警告，意识到孔子的政治头脑与眼光对鲁国的重要性，他们开始了认真考虑授予孔子以权力，借重他的政治能力使鲁国走出内外困境。所以阳货的叛乱直接促成了孔子的出山。
就在孔子51岁的时候，鲁定公九年，在阳货的叛乱被平息不久，鲁国政府任命孔子做中都宰。中都是鲁国北方，西北的一个小城邑，一个不大的小镇。鲁国政府先派孔子做这么一个小镇的地方官，也带有一点试用的味道，地方不大，但是孔子毕竟有了一块用武之地，而且他在这个用武之地上做得非常好，很成功。
孔子的晚年有这么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有个学生，叫子游，在鲁国的一个小城武城做地方小官。孔子有一天带着几个学生去看他的子游，看看子游把这个地方治得怎么样。他们还没有进城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城里面传出音乐的声音，老百姓唱歌的声音，孔子一听就很高兴，因为孔子觉得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礼和乐，他觉得子游遵照他的理想在治理这个地方，他很高兴。他和子游开了一个玩笑，他心情好啊，开了个玩笑，他说杀鸡焉用牛刀啊，就这么个小小的武城，你还用礼乐来治理，你不是小题大做吗？搞得言偃，这个子游（此人姓言名偃字子游）很想不通，他说：老师啊，我以前听你说过，君子如果学习道的话，就会爱惜老百姓；老百姓如果学道的话，就会容易听从国家的使唤，我现在教我的属地的人民学习道，这不是听你的教导吗？你怎么这样说呢？孔子很高兴，回头对其他的学生说，你们听着，子游讲的是对的，我刚才是跟他开一个玩笑啊。孔子为什么这么高兴，要和子游开玩笑呢？因为孔子从子游的行为里面看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的学生们在帮他实现，他很高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从子游现在回想到了他自己在51岁的时候，他最初出山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的城镇，他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孔子在中都这个地方做得非常好，成效怎么样呢？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用礼的办法来治理中都这个地方，把男女区分开来 老幼强弱都分开，给他们适当的对待，然后让老百姓强大的不欺负弱小的，男女走路都分开走，社会的秩序井然，路不拾遗，一年以后，当地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甚至其他的诸侯国都专门派人到这儿来取经。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他做得很好，所以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他就用这么个大牛刀，你给他一个小鸡，他照样宰得好。这里，我用一句成语来概括孔子初仕的成绩：眼高手低。孔子道德极高，眼界极高，境界极高，目标极高，但做事时起点极低。这是真圣人。
鲁定公当然也很高兴，把孔子召去，问他，你治理中都治得很不错，用你治理中都的办法去治理鲁国怎么样啊？孔子这个时候对自己中都治理的成绩也很满意，他对自己的做法也很自信，就说，用我的办法啊，治理天下也差不多吧，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鲁国。
这样的成绩，这样的自信，让鲁昭公对他有了很大的信任。鲁昭公看着孔子，心里面就在盘算着给他一个更高的职务，那么下一次孔子得到什么样的职务？又做得怎么样呢？
第七章鲁国司寇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孔子在中都做一个地方小官，做得非常成功，当地的面貌焕然一新，鲁定公也非常的高兴。于是在鲁定公10年，孔子就升任大司空的副职小司空。当时担任大司空的是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大司空是大夫，小司空属下大夫。司空亦作司工，掌管水土之事，诸如营城起邑，疏浚沟洫等一切水土功课。郊祀时，还负责扫除、乐器等。孔子为小司空后，把鲁国的土地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原、平地，根据其不同土地属性，指导百姓种植和渔牧，他的工作再次得到鲁国政府的肯定，不久他就升任为大司寇，掌管司法刑狱事务。
司寇这个词很有意思，司是管理的意思，寇是强盗，专门掌管强盗，所以就是司法部长，国家的最高司法长官，位同卿大夫。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人擢升卿大夫，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显然孔子靠了他个人的能力，靠着他个人的威望，靠着他的巨大的德行，获得了鲁国的国君以及三桓的信任。
据相关的一些记载，孔子做了大司寇以后，鲁国的一些贵族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普通的士竟然做到这么高的级别，他们不高兴，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特权的一种侵犯。所以他们编了一首歌在那里唱：
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之麛裘，投之无邮（尤）。
麛裘而韠，意思是鹿皮的上衣配上一个蔽膝。问题是，蔽膝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是正规场合下穿的朝服，而鹿皮的上衣是普通的，一般人穿的。也就是说上朝时候的朝服，配上日常时候穿的很普通的服装，这是不般配的。既然不般配，那我们就把他抛弃了，没有关系，把他抛弃吧。这首歌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今天所得到的地位和权力是不相称的，那一帮贵族要抛弃他，要排挤他。这是贵族对于孔子做大司寇当时的一种反应。可见，孔子做大司寇，第一，不容易，第二，鲁定公也是有决心的，三桓对他也是很信任的。当然，关键是孔子本人在他做中都宰和小司空的时候，他的政绩，确实让人对他有信任。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鷖（yi,语气词）诵（讽诵）之曰:“麛（mi，小鹿）裘而韠（bi，朝服）,投之无戾;韠之麛裘,投之无邮（尤）。”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乐成》）
这是贵族阶层，在普通老百姓那有什么反应呢？当时鲁国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羊贩子，叫沈犹氏，他大清早把羊喂饱了喝足了，赶到市场上卖，把羊吃的草和喝的水都当成羊肉在卖了，常年如此，所以是一个奸商。还有个叫公慎氏的人，家道不修，他的妻子很淫乱，很放荡，在当时也是人所皆知的一个丑闻，但是这个公慎氏就是不管。还有一个叫慎溃氏，平时也是胡作非为，违法乱纪。除了这个三个代表性的人物以外，还有一些牛马的贩子，也是随意地抬高售价，鲁国当时的国都，曲阜城里面就有这么一些人。
这种情况说明，第一，鲁国的治安不好；第二，鲁国当时的民风也不是很好。但这些人得知孔子当上最高司法官后，都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孔子是位讲究道德、坚持原则的人，任中都宰时还在整顿治安方面下过一番工夫，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所以他们都收敛了自己的行为。沈犹氏不敢在出售羊的当天早上把羊肚子灌满，公慎氏同他老婆打了离婚，慎溃氏赶紧离开鲁国，牛马贩子也不敢乱涨价。孔子上任并没有通过刑法的手段，仅用自己的威望便让整个的社会风气面貌一新。（见《荀子·儒效》，《新序·杂事》）
据《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在做大司寇的时候，每一件案子，孔子都非常慎重来处理，考虑得非常周到，为了不出现差错，他总是和他的下属和同事们一起认真地讨论案情，然后鼓励大家提出处理的方案，听取他们的处理意见，然后择善而从。这体现了孔子慎刑的思想，很谨慎地对待刑罚。因为孔子认识到，大多数人的犯罪，都是被生活所迫，被统治阶级逼的，跟国家的政治有关，跟社会的整体不公有关。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孔子家语·好生》）
所以孔子虽然官居司寇，但是他并不喜欢把人民都看成寇，即便是那些犯了法的人，他觉得他们本质上也都是善良的百姓。所以他曾经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他说治理国家：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如果对民众用政策去引导他，然后用刑罚去整顿他们，虽然能使他们暂时幸免罪过，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羞耻之心。反之，若用道德去引导，用礼节去整顿，人民就“有耻且格”，他们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地走正路。
在他做司寇的时候，他的一些做法，对中国的几千年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他对案件的审理处理非常慎重，我们刚才讲他“慎刑”，这种慎重不仅仅是他仁爱的表现，而且在具体的做法上，他倾向于用调解的方式，而不是随便的诉诸法律。长期以来，我国法院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方式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外，被称为“东方经验” ，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一东方经验，无疑应该追溯到孔子，追溯到公元前500年鲁国的那一个司法部长的法律实践！这个司法部长就是孔子。
所以，孔子对于案件，他尽量地主张“无讼”。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记载：曾经有一个案件，父亲告儿子，说这个儿子不孝，父子相互诉讼，搞得很严重。但是孔子把这个案件放到一边，不去判它，放了好几个月，当然在这几个月里面，孔子可能做了这父子俩人的调解工作。最终父亲表示撤诉。孔子说行啊，你撤诉了，我们就不立案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结了。很多人对此都不理解。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就很不高兴，他找到孔子说，你这个司法部长当的有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这种典型的案例，来告诉老百姓，你一定要孝顺，你不孝顺国家要惩罚你的，有这个典型案例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反而让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呢？按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案件大作文章，然后在全国形成一个风气和示范，给所有不孝子女一个震慑，这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吗？
孔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自己的道德品质不高，动不动就去杀老百姓，这是不符合公理,也是不符合道义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平时没有好好地教育人民去孝顺父母，等到他们不孝顺的时候，你再把他给杀了，这就相当于把一个无辜的人给杀了，我孔子不做这样的事。这就是“无讼”，这就是调解。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孔子家语·始诛》引《荀子·宥坐》）
所以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论语·颜渊》）
如果仅仅是去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不是一样吗？我的理想是要让天下没有诉讼啊！这个鲁国的大司寇，他的理想里，是一个国家没有刑律，没有监狱，不需要什么人来司寇——因为，假如一个国家充满仁爱，假如统治阶级都能同情人民，哪里会有寇呢？寇，原来都是良民，是不良的统治与统治者把善良的百姓逼成寇的呵！
因此他的理想，不是去做一个好的法官，而是做一个好的导师，他要引导人民有仁德，讲信用，从而彻底地消除诉讼。
在《孔子家语·五刑解》里，讲到了孔子的“无讼”的观点。什么叫做五刑？五种针对常见的五种罪行的刑法：盗窃、不孝、犯上、斗殴和男女淫乱。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冉求问老师说：老师啊，我听说古代的三皇五帝从来不用这五刑，真有这回事吗？孔子说：
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
圣人制定法律，不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惩罚人民，而是有了这个法律以后，让老百姓有所畏惧，不去犯法，而不用法律去惩罚老百姓。用不着用法律去惩罚老百姓，这样天下就治好了。所以——
虽然有关于盗窃的罪行，有这样相关的法律，但是从来用不着，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政治好了，老百姓不需要去偷窃。
虽然有关于惩治不孝的法律，但是也从来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们的教育，老百姓都很孝顺，没有人不孝。
虽然有惩罚犯上作乱这样的相关的刑法，但是也从来用不上，因为没有人起来造反，不愿意起来造反。
虽然有相关的人与人之间斗殴伤害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也从来用不着，因为人与人之间都很和睦，大家没有这么尖锐的冲突，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这种法律也用不着。
虽然有相关的惩治男女淫乱的法律，但是通过教育，如果一个国家的秩序，整个道德风气都很好，那么也没有人犯淫乱之罪，所以这种法律也用不上。
那么，孔子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制订刑法，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警告人。这所有的相关的法律，如果没有地方用得着，那恰恰说明这个国家是好的。孔子还说，我们在制订法律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所有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有它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整体的政治状况，它的根源在统治阶级那里，所以，我们如果不从统治阶级那里找根源，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所以，孔子对于案件，他尽量地主张“无讼”。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记载：曾经有一个案件，父亲告儿子，说这个儿子不孝，父子相互诉讼，搞得很严重。但是孔子把这个案件放到一边，不去判它，放了好几个月，当然在这几个月里面，孔子可能做了这父子俩人的调解工作。最终父亲表示撤诉。孔子说行啊，你撤诉了，我们就不立案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结了。很多人对此都不理解。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就很不高兴，他找到孔子说，你这个司法部长当的有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这种典型的案例，来告诉老百姓，你一定要孝顺，你不孝顺国家要惩罚你的，有这个典型案例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反而让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呢？按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案件大作文章，然后在全国形成一个风气和示范，给所有不孝子女一个震慑，这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吗？
孔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自己的道德品质不高，动不动就去杀老百姓，这是不符合公理,也是不符合道义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平时没有好好地教育人民去孝顺父母，等到他们不孝顺的时候，你再把他给杀了，这就相当于把一个无辜的人给杀了，我孔子不做这样的事。这就是“无讼”，这就是调解。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孔子家语·始诛》引《荀子·宥坐》）
所以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论语·颜渊》）
如果仅仅是去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不是一样吗？我的理想是要让天下没有诉讼啊！这个鲁国的大司寇，他的理想里，是一个国家没有刑律，没有监狱，不需要什么人来司寇——因为，假如一个国家充满仁爱，假如统治阶级都能同情人民，哪里会有寇呢？寇，原来都是良民，是不良的统治与统治者把善良的百姓逼成寇的呵！
因此他的理想，不是去做一个好的法官，而是做一个好的导师，他要引导人民有仁德，讲信用，从而彻底地消除诉讼。
在《孔子家语·五刑解》里，讲到了孔子的“无讼”的观点。什么叫做五刑？五种针对常见的五种罪行的刑法：盗窃、不孝、犯上、斗殴和男女淫乱。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冉求问老师说：老师啊，我听说古代的三皇五帝从来不用这五刑，真有这回事吗？孔子说：
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
圣人制定法律，不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惩罚人民，而是有了这个法律以后，让老百姓有所畏惧，不去犯法，而不用法律去惩罚老百姓。用不着用法律去惩罚老百姓，这样天下就治好了。所以——
虽然有关于盗窃的罪行，有这样相关的法律，但是从来用不着，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政治好了，老百姓不需要去偷窃。
虽然有关于惩治不孝的法律，但是也从来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们的教育，老百姓都很孝顺，没有人不孝。
虽然有惩罚犯上作乱这样的相关的刑法，但是也从来用不上，因为没有人起来造反，不愿意起来造反。
虽然有相关的人与人之间斗殴伤害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也从来用不着，因为人与人之间都很和睦，大家没有这么尖锐的冲突，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这种法律也用不着。
虽然有相关的惩治男女淫乱的法律，但是通过教育，如果一个国家的秩序，整个道德风气都很好，那么也没有人犯淫乱之罪，所以这种法律也用不上。
那么，孔子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制订刑法，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警告人。这所有的相关的法律，如果没有地方用得着，那恰恰说明这个国家是好的。孔子还说，我们在制订法律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所有犯罪行为的发生，都有它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整体的政治状况，它的根源在统治阶级那里，所以，我们如果不从统治阶级那里找根源，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他说，老师啊，我要准备出去做官，你给我一点教导，我在从政的时候我要注意哪几个方面？孔子说，你如果要从政的话，你一定要注意避免四种恶政，有四种恶政你一定要避免。在孔子给子张提出来的、让他小心避免的四种恶政里面，有三种都跟法律有关，哪三种呢？他讲：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执政官，对人民不加以教育、引导，等到人民犯了罪，再加以杀戮，这叫暴虐；人民已经在往邪路上走了，你不告诫他们，不警告他们，等着他把犯下罪行以后，再把他逮起来加以惩罚，这是残暴；很晚才下令制止故意等待人民触犯律条，这叫做贼。后来孟子也讲到过类似的话，他把类似的陷害人民的政治形象地称之为“罔民”——设置陷阱，对人民张网以待。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
我们总结一下孔子的无讼思想，它包含三层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对具体的案件，尽量用调解的方法解决，而不要诉诸法律。这样做既能减少成本，又能节省法律资源，还能最大限度地弥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抹平创伤，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第二层含义，统治者首先自己要做得正，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尽量避免官逼民反。所以孔子曾经对季康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第三层含义就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使其不犯罪。
他尤其反对用严刑峻法去镇压人民，用严刑峻法去镇压人民，这是孔子尤其深恶痛绝的。
在《汉书·刑法志》上引述了孔子这样的话：
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
他说，现在整个的司法界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在审理案件，面对一个被告的时候，他的趋向是要找出你的罪行，然后想办法把你给杀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做法。古代的司法制度在审理案件，面对一个被告的时候，面对一个犯罪的嫌疑人的时候，法官是尽量找出能够赦免他的理由，然后赦免他。
实际上古人不一定是这样做的，但是他自己是这样做的。
据《孔子家语·好生》记载，他在晚年曾经和鲁哀公有过一次对话，阐述好生的道理。
鲁哀公问孔子，孔先生啊，那个古代的圣君舜，他平时戴什么帽子？孔子没有搭理他。鲁哀公说，我有问题向你请教，你竟然不理我，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正色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像舜这样的圣明天子，他有很多值得你应该去了解，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你都不管，你却问他戴什么帽子，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鲁哀公很尴尬，又说，那你告诉我，舜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去学习？
孔子告诉他，舜在做天子的时候，他的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两个字：好生。好就是喜欢，生就是生命，他喜欢让老百姓活着，而厌恶什么呢？恶杀。“好生而恶杀”，这是舜的政治的最大的特征，所以他把天下治理得那么好，取得了那么大的政治上的成功。你现在不关心舜的重要政治理念，却偏偏关心他戴什么帽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回答你。
这样的对话实际上也就是在提醒鲁哀公，你要向舜学习，要好生要恶杀，不要动不动就去拿杀人吓唬老百姓。老子曾经讲过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不怕死，你不要动不动就拿杀人来吓唬他们，你杀得越多，造反的越多。这一点和孔子是相通的。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对．公曰：“寡人有问于子而子无言，何也？”对曰：“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为对．”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是以缓对．”（《孔子家语·好生》）
对于鲁国真正的执政季康子，孔子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有一天季康子问孔子，他说现在鲁国的政治不好弄，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人，为非作歹，我能不能够“杀无道以就有道”？我能不能把那些不遵守国家法律的，道德品行败坏的人，我杀掉一批，然后引导人民走上正道，怎么样啊？孔子说：您执政，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要从善，百姓也会从善的。君子的品德是风，小人的品德是草，草上有风吹过，必然（随风）顺伏。
杀人的政治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政治，到孟子的时候，他已经发现，那些诸侯王杀人，已经不仅仅是治国的需要了，是一些心理需要了，变成一种嗜好了：杀人好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看孔子的这个思想，我们就知道他的价值所在。你可以杀人，你有这个权力，但是我们人民也有起诉你的权力，因为孔子告诉我们，杀人的政治是野蛮的政治，我们可以反抗你这个政治，我们甚至可以推翻你这个政治。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这是孔子的做法。在孔子的学生里面，在这方面受孔子影响的有很多，其中有两件事情，非常感人，我们来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是《孔子家语·致思》里记载的孔子弟子高柴的故事。
高柴字子羔，他曾经在卫国做士师，就是大司寇的副手，相当于司法部的副部长。高柴曾经依法砍了一个人的脚。后来卫国发生了蒯聩之乱，高柴赶紧逃跑，可是逃到城门口，他却吓坏了，看守城门的正是那个被他砍了脚的人。这个人当然不会开门放他逃走。那他还能跑得掉吗？最终还真让他跑掉了，为什么呢？
这个守城门的人当然不会把城门打开放他走，职责所在嘛。但是很显然，这个人想救他。他对高柴说，让我打开城门让你走，这是违法的事情，我不做。你看，那个地方城墙有一个有缺口，你可以从那地方跳墙。高柴说：君子不跳墙。这个守城门的人说：好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洞，你从这个洞里面钻出去。高柴一看更生气了：君子不钻洞。
然后这个人告诉他，那好吧，我这里边有一间房子，你进去躲一躲。
追捕高柴的人走了，高柴走出隐身之处，对那位断了脚的人说：“过去，我不能损害国君的法令而砍断了你的脚，现在我正处在危难中，这正是你报仇雪恨的时候，但你三次让我逃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人说：“你砍断我的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这是没办法的事。过去您用法令来治我的罪时，先将别人治罪，而把我放在最后，目的就是想让我免于刑罚，这我是知道的。当判决确定我有罪，即将行刑时，您脸色忧愁不乐。看到您这样的脸色，我就知道了您的心思。您哪是偏爱我，您是天生的君子，这样的表现完全是出于自然本性。这就是我之所以让您逃脱的原因。”
这个事情后来孔子听说了，孔子高兴啊，他夸奖高柴：“他做官做得多么好啊！他在使用刑罚时，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标准。心怀仁义宽恕则树立恩德，而用刑严酷残暴就与人结仇。公正地执行法令，大概就只有高柴吧。”孔子本来对高柴评价不高，高柴这个人比较笨，个子长的又不高。一开始子路想让高柴去当费邑这个地方的地方官的时候，孔子还把子路叫来批评一顿，说高柴能力不足以胜任。（《论语·先进》）但是高柴这件事情，改变了孔子对他的看法。高柴为什么能这样做？这也归功于孔子的教育。
《论语·子张》里还记载了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参的故事。
曾参有一个学生叫做阳肤，要到一个地方去做士师。阳肤来问曾子，老师啊，我现在要去做司法官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指导？曾子告诫他说：当政的人失去道义，百姓的人心也离散很久了。你作为司法官，如果你侦察到了百姓犯罪的事实，你应当是哀伤怜悯他们，而决不要因为自己破了案而沾沾自喜！曾子这话真的是很感人啊。面对破获而来的案情与捕获而来的罪犯，曾子要求他的作司法官的弟子是什么感情？是悲哀，是怜悯，而不是什么成就感！
是的，当一个国家混乱到人民无法按正道来生存，无法合法守法地生存时，他们的犯罪，引起我们的，可不就是这悲天悯人之情？
而有这种情感的人，岂不就是真正的君子？
当曾子说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一定是充满博大的悲悯吧？这种情怀显然深受他老师孔子的影响，而此时，又一定传染给了他的学生。一脉温情，满腹仁爱，就这样代代相传！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包括后来继承孔子思想的孟子，在犯罪学上，都有这样的观点：人民犯法犯罪，往往是当政者逼迫的，往往是形势逼迫的，尤其是在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系里，这种社会原因导致的犯罪，不能仅仅通过对犯罪个体的惩罚来实现社会正义。恰恰相反，我们要通过对犯罪个体的悲悯和理解——当然不是不加惩罚——来努力改变社会现状，实现社会进步。
我们来看两个现代例子。
一件发生在不久前的中国，有一个退伍军人崔英杰，摆小摊卖香肠，三个月之内，他每次花四五百块钱买的三轮车给城管没收了两次，为了把谋生的三轮车讨要回来，一个退伍的军人不得不给城管下跪。但是他的这个行为，没有得到城管的同情，在混乱的争执状态下，他手挥切香肠的小刀，把一个城管人员给杀死了。按照冷酷无情的法律，应该是杀人偿命，但是最终这个案子判了缓刑，法律在这个地方显示出了它的温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个责任不在于崔英杰。他一直是好学生，在部队里面也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他退伍以后，无法生存，没有干坏事，没有偷窃抢，他自己自食其力在街上摆小摊，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硬逼着他没有生路的话，这个问题便在社会了，不在个人。所以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在结辩词上有这样的反问，他说：
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悲剧，但是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认识到一部分的真理，社会有了改变和进步。现在，全国对于这些小摊小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野蛮执法了。
另一件是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包括枪手本人，33个人死亡。美国的人民从这件事情认识到了问题，所以这个社会也进步了。他们认识到了什么问题呢？如果照一般的想法，凶手杀了32个同学，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恶魔，可是美国人认为他也是很可怜的人，他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充满恐惧的时候，没有人试图去帮助他，没有人走进他的内心抚慰他，导致他最后走上这一条路。所以最终，校园里对校园凶杀案搞了一个仪式的时候，他们放飞的是颜色一样的33只气球，也就是这32个被害者和这一个杀人凶手，他们得到的是同样的气球。美国的人民给了他宽容，有很多人在这个杀人凶手的祭祀台子上留言，其中一个留言是这样写的：对不起，在你内心里面无助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帮助你。当时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里代替他的老师上课，她在整个的凶杀案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把教室的门堵起来，整个教室的学生都被救了。记者去采访她的时候，她说整个的过程我从来没有流泪，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一天她从校园里出来走到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子，她一下子流泪了，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让她流泪？这个女孩子自己举了个牌子，上面写着：你要倾诉吗？我愿意倾听。要拥抱吗，免费。一个国家在这个悲剧里面，有收获了，进步了。
所以，我举这两个例子，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大国，都通过一个悲剧，有所进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我们不要简单地把法律问题理解为法律领域的问题，法律问题很多时候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所以孔子告诉我们，仅仅在犯案以后惩罚罪犯，这不是正确的方法，犯罪往往有根源，不解决犯罪的根源，我们无法减少犯罪，更谈不上杜绝犯罪。这种“仁道”，在中国古代的黑暗司法里，是人民的喘息。
这是孔子留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遗产。
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这种慎刑思想，无讼思想，对犯罪及犯罪人的悲悯情怀，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宋代的欧阳修，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的父亲，叫《泷冈阡表》。其中有一个细节，写到他的先父在为吏时，夜里审读案件卷宗，废书而叹。妻子问他为什么叹息，他说：“这是一件死刑案，我一直在为他找一线生机，却实在找不到啊。”妻子说：“找不到还找什么啊？”他说：“寻求生路而不得，那么，死刑犯和我都没有遗憾啊。假如真的从中找到一两点理由可以使他免死呢？如果真能找到这一两点可以让他活下来的理由，那就正好证明了不去寻求为他求生，这个死者就死而有恨啊。唉，象我这样常常想办法让犯人活下来，却常常只能无奈地看着他死去，更何况一般人办案，是只求早点判他死呢。”
然后欧阳修的父亲跟欧阳修的母亲说，有人给我看过相的，我这个人寿不长的，不到我儿子长大，我就会死的。等我儿子长大以后，你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这样对待罪犯的。欧阳修的父亲果然很早就死了，等欧阳修长大以后，他的母亲把这个故事告诉欧阳修，欧阳修很感动。
我们再来看看苏轼。20岁的苏轼，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他考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呢？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国家在法律问题上，刑和赏之间到底怎么处理？苏东坡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说，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对这个人可以赏他，可以不赏他，那怎么办？就赏给他。那一个人，犯了错误，可以罚，可以无罚，那怎么办？那就不罚：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
过乎义，则流而入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有意思的是，苏轼在这篇文章里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者三。”在尧的时候，尧任命了一个司法官，这个司法官叫做皋陶。有一天，有个案件报上来了，司法官皋陶说，这个人要杀。他有三点必杀的理由。然后尧看了看这个案宗以后，说这个人不能杀，也找出了三点可以不杀的理由。于是这个人就没有杀。文字铿锵，言之凿凿，以致同样博学的文章泰斗欧阳修都被他忽悠了过去，把他录取为第二名。后来欧公问东坡这个掌故的出处，东坡笑云：“以理推之，应该是有的吧。”
我们来看看。欧阳修为什么出这样一个导向性如此明显的题目？显然是受自己父亲的影响。而他父亲，又是受孔子的影响。
苏轼立论光明正大，颇得欧公欣赏，也是受孔子影响。而他竟然敢于在如此重大的国家考试里杜撰故事，并且说是“以理推之”，他以什么“理”来推的呢？就是以孔子的理。欧阳修为什么怀疑这个典故，却又为什么承认并欣赏他的观点呢？也是因为，在孔子那里，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实际时间也就3年左右。但他不仅取得了现实的成功，他最伟大的贡献，是为几千年的封建司法，提供了一种伟大的人道传统！这个人道传统就是，“无讼”与“仁道”！
第八章政治家<2>
随着孔子在鲁国政坛的出现，他改变了鲁国政坛的一直的混乱局面，使鲁国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鲁国逐步地走向强大的势头，引起了鲁国的邻国——齐国的担心。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鲁国会对齐国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时，齐国有一个大夫叫黎鉏（有的地方叫犁弥），他对齐景公说，鲁国现在重用了孔子，齐国的形势非常危险。从长期来看，鲁国的强大必然会对齐国造成威胁。齐国在经过了一番斟酌以后，就派使者到鲁国，要求和鲁国的国君举行一次会谈，改善两者之间关系。
鲁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的东边是齐国，它的西边是强大的晋国。此前，鲁国的外交政策是倒向晋国的一边倒政策，而和齐国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到了齐景公的时代，齐国逐渐强大起来，和晋国开始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就在鲁定公的9年，也就是孔子在鲁国出任中都宰的那一年，齐国进攻晋国，攻占了晋国叫夷仪，在今天河北邢台市西边这个地方。由于晋在距夷仪不远的中牟（晋国地名，在邢台与邯郸之间，与河南中牟无关）集结了千乘兵力，才一时遏止齐师西进。
这看起来是别的国家发生的事，却对鲁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弱小国家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的：它必须听命于一个能够保护它或者能够伤害它的强国。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国家不止一个：至少，有能力伤害它的国家不止一个。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周天子的威权丧失，不能有效控制天下诸侯的时候，会出现霸主：因为，一国独大比群魔乱舞好——那些弱小的国家至少知道该听谁的，并且听了以后，不会有另外的强国来收拾它。
这一次军事行动表明，齐国在崛起，而晋国逐步地走向衰落。如上所言，像鲁国这样的弱小的国家，它或者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被一个强大的国家伤害。所以一个能够保护他的国家，或者一个能够伤害他的国家，他都是不能得罪的。所以此前，鲁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倒向晋国，依靠着晋国的保护。现在随着齐国的强大，鲁国也意识到，必须和齐国改善关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国派使者来，向鲁国提出两国国君会谈的提议，鲁国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最后决定会谈的地址在齐国境内的一个叫夹谷的地方，靠近鲁国的北方边境。
夹谷是一个山的名字，在今天山东省的莱芜市南边。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莱芜市呢？因为此前这个地方是莱人聚居的地方。这个小小的莱国后来被齐国的齐灵公灭了。会谈地点在齐国，鲁国的国君离开自己的国家到齐国去见齐国的国君。这个事实就说明，齐国是强大的，而鲁国是弱小的。而夹谷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莱人，莱人是当时比较落后的、比较野蛮的一个民族。会谈地点选在这个地方，齐国是有想法的。
会前，鲁国决定由孔子担任礼相（礼仪总指挥），陪同鲁定公赴会。鲁自“三桓”专国以来，鲁君历次出席诸侯盟均由“三桓”为相辅行。这次改由孔子担任，根据钱穆先生的推测，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这次事关重要的会谈恐无很大成功把握，如果他们陪同国君赴会而会谈失败，弄得很不体面，势必损害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而孔子则无疑是替代他们此行的合适人选：他位居大夫，谙习礼仪；早年到过齐国，与齐君臣有过交往，情况比较了解。（钱穆《孔子传》）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孔子将陪同鲁侯赴会的消息传到齐国后，齐大夫犁弥（《齐世家》作黎鉏（zu），即上文所见）对齐景公说：“孔丘社人只懂得礼仪而不懂得军事。如果两君相会时，派附近的莱人以武力劫持鲁侯，必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齐景公听从了他的意见。
孔子对此早有防备。他在出行前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时候诸侯出国，一定带领文武官员随从。我请求你这次一定带上左右两司马同行。”古时诸侯盟会可以随带兵车士卒护送，听从孔子建议，鲁国又加派了军队和军事长官。（《孔子世家·相鲁》）、《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
犁弥大概不知道，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
仁德的人必定具有道德勇气，而勇于敢为；且所勇于敢为之事，必定是正义的事业，所谓“见义勇为”是也。我们来看看孔子在这场“鸿门宴”中的表现吧。
会场设在一处较空阔的地带。地面上临时搭起有三级台阶的土台和环台而筑的四方土院，院四边各一门，作为会场。齐景公和鲁定公见面礼毕，相互揖让登坛就席，双方随行人员依次列于下阶。会晤过程中举行献礼后，齐国执事者马上提议表演当地舞乐助兴，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旗旄以及矛、戟、剑、盾等兵器鼓噪而至，直接冲向定公。孔子见此情景，自己抢先登坛保护鲁侯避让，由于心急，也顾不得登坛礼节，三级台阶一两步就跨上去了。一面大喊鲁国卫队：“赶紧上来保卫国君！”然后，他转过头来，严厉责问齐景公说：
“两国君主友好相会，而裔夷之俘（臣服于中原的外族俘虏）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君决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
边鄙荒蛮之地不能谋害中原，四夷野蛮之人不能扰乱华人，俘虏囚犯不可侵犯盟会，武力暴行不可威胁友好，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对神灵是不祥，在德行上是失义，对人是无礼，您齐君不会这样做吧？”
勇敢、智慧、道义，集于一身。
齐景公心亏，不能作答，连忙命莱人离开。
犁弥等人见劫持鲁侯未遂，于是在两国盟誓时，单方面在盟书上加进一句话，说：“齐师出国征伐，而鲁国不派出三百辆兵车相随，就会象盟书所要求的那样受到惩罚！”
孔子也立即派鲁大夫兹无还答道：“你们齐国如果不归还我鲁国汶阳之田，而要我们供应齐国所需，也会同样如此！”
会盟结束后，齐景公打算设宴享礼待鲁侯。孔子为防止再出意外，谢绝了这一邀请，并对齐大夫梁丘据说：
“齐国和鲁国的旧典，您难得没有听说吗？事情已经结束，而又设享礼，这只能使办事人员辛苦劳累。而且牺尊、象尊这些礼器不宜拿出国门，钟、磬等嘉乐不能在野外合奏。在此设享而动用这些东西，是不合礼法的；不动用这些东西而设享，那就象秕子、稗子一样轻贱，随便。象秕、稗一样轻贱随便，对国君是一种羞辱；办事不合礼法，又会招来恶名。您为何不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呢？享礼是用来宣扬德行的，不能宣扬德行，不如不用。”
夹谷之会是鲁国由从服于晋转而从服于齐的开始。春秋列国时代，小国从服于大国，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晋国的影响日益削弱的形势下，鲁从服于齐，也是比较明知的外交策略。
我们要思考的是，在齐鲁之间的角力中，鲁国有什么凭借？它靠什么在这样重要的双边会谈中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与尊严？
靠的就是孔子个人的智慧、勇敢、和道义的力量。
首先，在会谈之前，齐国君臣就认识到，有孔子的鲁国是一个有了力量的鲁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这次会谈，就是这种认识的结果。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齐国提出来召开的。
其次，孔子这次会盟中，充分利用诸侯普遍尊重的礼作为外交武器，据礼抗争，针锋相对，挫败了齐国的预谋。从而使鲁国在强齐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尊严。这种既从服于齐而又维护自身独立的立场，也使晋国能够接受。因此，夹谷之会对鲁国来说，也是一次在外交上的重要胜利。
第三，正是齐国君臣对孔子此前的认识以及此次会谈中的切身体会，使得他们认识到，有孔子的鲁国，是不好轻率对待的国家，与鲁国搞好关系，符合齐国的利益，于是，齐国主动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
是的，夹谷之会的胜利，几乎可以说是孔子一个人的胜利，这场看不见烽烟的战争，几乎是孔子一个人的战争。并且，他在别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功勋。当三桓面对这样几乎一边倒的双边会谈，悲观消极，避之唯恐不及时，孔子挺身而出。这就是“见义勇为”。就是他所说的“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
这就是他的学生子张说的：“士见危致命”（《论语·子张》）
这就是他的学生曾子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如果说道家一类的人物追求个人的自由与适性，那么儒家中曾子这一派人物则推崇社会的责任与正义。孟子的浩然之气，得之于孔子的一脉相传。
会盟结束以后，齐景公回家，想一想这次聚会的情景。他觉得这一次会盟，在礼仪上他们是失礼的，而且齐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所以他回去以后，非常害怕又非常生气，就对他手下的群臣说，你们看一看，鲁国的孔子，他用君子之道辅佐他的国君，看看你们是怎么样来辅佐我的，你们是用夷狄之道，用野蛮、落后的地方的那样的一种方法来辅佐我。你们是把我往邪路上引啊。现在我得罪了鲁国，我失礼了，我在诸侯那个地方没有面子，你们看怎么办？这时，齐国的明白人就跟齐景公说，一个君子，如果要向别人道歉的话，那就应该拿出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来。你现在认识到错了，这次我们齐国确实做得不光彩，我们必须要向对方表示歉意，那么我们就得要拿出一点实质性的东西来，就照他们要求的，把汶阳之田还给他们吧。齐国把他们占领的鲁国的土地送还了鲁国。
景公惧而动（容），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史记·孔子世家》）
这些土地送还鲁国以后，鲁国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城，把这个城取名叫谢城。谢是就是道歉的意思。因为这个土地是齐国为了表示向鲁国的歉意还给鲁国的，而这个歉意，主要靠的是谁呢？是孔子。所以鲁定公在这个地方建的一个小城，把它取名为谢城，意思就是要用这座城来纪念孔子对鲁国所做出的贡献。（夹谷之会见《左传·定公十年》、《孔子家语·相鲁》、《史记·孔子世家》、《公羊传》、《谷梁传》等相关内容）
孔子在夹谷之会所取得的成功，显示了他的坚毅、机智的品格和政治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鲁国君臣一定认识到了孔子的重要性。所以这次夹谷之会不久，他再一次得到了提升。他原来是大司寇，已经是大夫了，现在由大司寇的身份“行摄相事”，就是代理国相的事务，不是职务。当时的国相就是季桓子，所谓“行摄相事”，就是代替或协助季氏处理国政。这个时期，子路也受举用，出任季氏家的总管，就是阳货原来的岗位。所以师徒二人，在鲁国都有了实权，都进入了鲁国的政治的核心。这是孔子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期，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实行其主张和理想的最好机会。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孔子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脸上常常喜气洋洋。他有一个学生看了，觉得很奇怪了，就说，老师啊，以前我常常听你讲，“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现在您得高位而喜，为什么会这样呢？孔子说，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是还有一句话你可能没听说，就是“乐以贵下人”。（《孔子世家·始诛》）乐居高位，人之常情，孔子并没有超乎常人的感情。问题在于，身居高位，不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普通大众谋福利，并且谦虚下人，这种快乐的情感，一般人不大体会得到啊。如果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感，那多么好啊！
这个时候孔子的俸禄也很高，他常常拿出点钱出来救济贫苦的人。孔子有一个穷学生叫原宪，孔子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改变他的经济状况。他说，原宪，你到我家里来给我做管家吧。给他多少的报酬呢？“与之粟九百”（《论语·雍也》）这个九百有两个说法，一种说是给他九百斗小米，还有种说法就更多了，说是给他九百石小米。九百斗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折算了一下，在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大概要六斗多一点，那么九百斗可以养活十个人整整一年。那就是原宪到孔子家里面做他的管家以后，孔子给他的报酬，他可以养活十个人。如果说是九百石那就太厉害了，他拿到的报酬可以养活一百个人。所以原宪觉得不大好意思，就跟老师推辞：老师，太多了，我不要这么多。你看原宪很穷，但是他不贪。越是富的人往往越贪婪而不知推让，贫穷的人倒往往见得思义，有所不受。孔子说，你就收下吧，如果你真觉得多了，用不完，你也可以拿出来救济你那些穷乡亲啊。原来，孔子给原宪这么多，他是想通过原宪的渠道能给他的穷乡亲们一点接济呢。你看孔子，身居高职后，除了自己推广仁政，用自己的政策和政治来改善民生以外，他还做了这么样一些具体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些慈善事情，而且他做得非常隐蔽，做得非常自然。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
但是就在孔子一切看来很顺利的时候，鲁国又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侯犯之乱。讲侯犯之乱，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三桓之一的叔孙氏。叔孙氏有一个采邑，这个采邑就叫郈邑，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郈。当时，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些大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地。他们往往派自己的家臣到封地去，让他代为管理。管理什么呢？修建城池，招募人马，渐渐的，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割据的小据点了。这些据点对国君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这些大夫本人也同样是一个威胁。叔孙氏的采邑郈邑的主管叫公若藐。叔孙氏新继位的宗主，叫武叔懿子的，他不喜欢公若渺，于是他就派了侯犯，把这个公若藐杀了。但是侯犯把公若藐杀了以后，他不听武叔懿子的话，开始占据郈邑造反了。武叔懿子很生气，自己带着军队去攻打，竟然攻了几次攻不下来，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不过后来他还是想了其他的办法，从内部攻取，把这个地方给打下来了，平息了侯犯之乱。
这个事情给叔孙氏包括给季孙氏、给孟孙氏一个很大的警醒。“三桓”经营三邑，本来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但结果反受其害。阳虎、侯犯之乱提醒人们：在家臣势力日渐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私邑容易被其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陪臣执国命的支柱；或直接成为叛乱根据地，威胁邑主和国家的安全。处理侯犯事件时，武叔对驷赤说：“郈邑不仅是我们叔孙氏的愁事，也是国家的祸患。”这话反映了鲁国君臣耿耿于心的普遍忧患。因此，解除这种威胁，已势在必行。
我们知道，鲁国的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三桓的势力太大，私家权力大，公室权力小。对内，损害了人民的福利，对外，损害了鲁国的强大。孔子对此深有体会。上一任国君鲁昭公的命运，就是例子。
现在，孔子终于有了机会，试图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
首先，夹谷之会的胜利使鲁国赢得一时较为安全的国际环境。
其次，他代摄相事，有了这样的权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第三，郈犯之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和机会。他可以以此说服三桓支持他。
为此，孔子提出了“堕三都”的建议。
鲁定公12年，孔子“行摄相事”不久，便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主张把郈、费、成等三邑的城堡拆除。他援引古制，认为三邑的城墙都超过了规定。拆除三邑的坚固防御设施，可以防止侯犯之事再起，并借此清除盘踞在费邑的阳虎余党，故季孙、叔孙表示同意，孟孙也不反对。堕三都还有抑私家、强公室的意义，即借此削弱“三桓”的实力，以加强鲁国对国家的统治，所以受到鲁定公的积极支持。这种趁“三桓”急于根除身患之机而削弱其实力的做法是十分机智的，它显示了孔子在复杂的政治中利用矛盾以达到目身决策才能。当时，子路任季氏家总管，故堕三都的计划就由他代表季氏安排实施。
堕郈、堕费均在这年夏秋之际进行。堕郈进行得比较顺利，那里的叛党侯犯已于二年前逃亡，故武叔帅师堕城时没有遭到抵抗。但叔孙氏作为邑主，拆除本邑城堡还要帅师前往，说明当时这些家臣盘踞城邑，对邑主也并不完全服从，家臣与大夫的关系，是大夫与诸侯关系的复制，正如同大夫与诸侯关系是诸侯与天子关系的复制——当时的天下，确实没有了秩序——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远远没有出现。
但是，堕费就碰到大问题了。
堕郈的举动惊动了盘据在费邑的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他们意识到费邑也会遭到同样对待，于是先发制人：在堕费之前，抢先带领费人偷袭鲁都。鲁定公和季桓子、武叔懿子、孟懿子等人没有防备，匆匆逃到季氏家中，登上高台抵抗。公山不狃等人追至台下强攻，有的箭射到鲁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
孔子得到消息后，命鲁大夫申句须、乐欣率部反攻，把费人打退；城内居民也迅速拿起武器，乘势追击，在姑蔑（鲁城以东约90里）打败费人。公山不狃、公叔辄逃到齐国。事平，季桓子、孟子懿帅师堕费，子路荐举孔子的学生子高担任费宰。
堕成安排在最后。成邑位于鲁北境（今山东省宁阳县北），距齐国边境不远。堕成遭到成邑宰公敛处父的反对。此人头脑机敏，在阳虎事件中戡乱有功，深受孟氏器重。他对孟懿子说：
“毁掉成邑，齐人就可以无阻挡地直抵鲁国北门；成邑又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也就没有孟氏。你就假装不知道，我将不去毁它。”
公敛处父这席话道破了堕三都的要害，即抑三家以强公室的政治目的。如果说堕郈、堕费由于侯犯、公山不狃等人而使这一目的性受到掩盖，那末，当公山不狃等人被清除之后，再去堕毁成邑必然会使孔子的更深层的用意暴露。所以公敛处父的话，立即让孟懿子领悟过来。孟氏少时学礼于孔子，但事关切身利害，也只好不顾尊师旨意，于是对堕成佯装不知，按兵不动。堕三都的深意大概也被季孙、叔孙觉察，故他们对孟孙的消极态度不作干预。堕成邑的计划就这样拖到这年12月，最后只好由鲁定公单方行动，结果围成不勘，失败而归。
堕三都是孔子在公室微弱、权力下移、政局动荡不休的形势下，试图加强公室以实行国家的安定与统一的重要一环。堕成的失败，说明强公室的任务不能依靠“三桓”去实行，而鲁侯也无力实现它，这使孔子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
堕三都，实际上是与虎谋皮。孔子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达到这样的结果，已经是非常成功。
但是，堕三都引起孟孙的反对和季孙、叔孙疑虑，也说明孔子已失去鲁当权贵族的信赖。孔子的内忧加重了。
孔子“行摄相事”之初，与季桓子关系尚好。史籍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也说明他们合作的不坏。但季桓子一当觉察堕三都有损于即而利于公室时，便立即警惕起来。他回想鲁昭公时公室与先父季平子之间的那场拼斗，其情景犹历历在目。昭公死后，季平子出于旧怨，把这位国君的坟墓葬在鲁公墓区道南，同道北的鲁先君墓隔开。孔子任司寇不久，在昭公墓外挖一条界沟，使其墓与鲁先君墓同在界沟以内的墓区而合为一体。此时，季桓子想起这件事，感到孔子这一举动与堕三都有前后相随的思想联系，因而又增加了对孔子的不快，以至孔子因为公务几次去见他时，他都表现冷淡。
鲁定公13年，孔子想离开鲁国。既然本国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为什么不可以到别国去寻找出路呢？如果别国也不能实现理想，那就乘坐木筏到海上漂泊去。
“同我一起乘筏漂泊海上，恐怕只有仲由（子路）吧！”孔子说。
还不仅仅有内忧，孔子还有外患，这个外患就是齐国，他不是在齐国的夹谷之会里面给齐国很深刻的印象吗？而且在夹谷之会之前，齐国就认识到，只要孔子在鲁国当政，鲁国就一定会强大，鲁国强大，对齐国一定会有威胁。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在家里面一再跟大臣们说这个事情，怎么办？鲁国现在重用孔子，鲁国一旦强大，我们跟它是临近的国家，它首先要损害的就是我们。我们还是赶紧跟它搞好关系吧，我们是不是给它送一点土地，来拉拢拉拢他们？这个时候还是那个犁弥出了一个很下流的主意。他说，我们先想办法让孔子在鲁国，不能够再做下去。如果阻止不了，我们再给他送东西也不晚。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阻止孔子呢？犁弥等人出了一个非常下流的主意：给鲁国国君和季桓子送美女去，送一批高级的马车去，送多少美女呢？有的说16个人，有的说80个人，送了120辆高级的马车，送到鲁国去了。先是放在鲁国的曲阜城的南边，然后让这些美女们天天在那个地方搞演出，季桓子一听说齐国送了很多美女来，他一开始也不好意思接受啊，你说一个执政的大臣接受了别人送来的美女，这个在道德上，品行上，名声上影响太大，但是他又忍不住，他就跑去看，装成普通的老百姓，穿上便装去看，越看他心里面越痒痒，然后回来就跟鲁定公说，哎呀那些美女真漂亮，我们还是接受下来吧，照单全收，全收下来了。这件事情对孔子打击非常大，多年后，孔子说了一句话，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这句话跟季桓子、跟鲁定公这个行为有关系的。
孔子的弟子们，像子路更看不惯了，子路非常耿直，说，老师，这个国君和这个执政都太不像话了，我们走吧。孔子那个时候还舍不得，他好不容易有今天这个地位，他说我们等一等，马上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就是在野外祭天，说按照礼节的规定，郊祭完了以后，这些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我们就等一等，看他们祭祀完了以后，这个祭肉分不分给我。他们如果分给我，说明他们还把我看作大夫，还愿意重用我，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再做，如果他们不送给我，那我们再走。
鲁国的郊祭大典举行了，举行完了以后，果然分送祭肉的时候没有送给孔子。
我们刚才讲，季桓子不愿意见孔子，这已经是信号很明确了，现在分送祭肉，鲁定公又不把祭肉送给孔子，鲁定公的信号也很明确了。那就是说，孔子实际上是被他们抛弃了，被执政季桓子抛弃了，被国君鲁定公抛弃了。于是孔子收拾收拾，赶上马车和弟子们决定到卫国去。一路上走的很慢，弟子们很埋怨他，老师啊，为什么走这么慢，走快一点。你以前在齐国，齐景公不用你了，你跑得那么快，现在鲁定公不用你了，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孔子说，这不一样啊，齐国我是客人，主人不要我了，我当然赶紧走。鲁国是我的父母之国啊，是我的祖国啊，我舍不得啊，我不忍心啊。他的内心想看一看，季桓子和鲁定公会不会派人来挽留他。他们来到鲁边境一个名叫屯的地方，又停了下来。这时候，季桓子派出的使者，一个名叫师己的乐官赶到此地送行。孔子见季孙派这位使者来，既无自责之意，又不表示挽留，也就不愿多说话。
“你老人家没有什么过错啊！”师己颇有些同情地说。
孔子没有作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唱支歌儿给你听，好吗？”于是一边抚琴，一边唱道：
彼妇之口，
可以出走，
彼妇之谒
可以死败。
盖优哉游哉，
维以卒岁。
（那女人的口，可把人逼走；那女人的话，可丧国败家。我何不宽心游荡，快乐打发时光。）
师己回去后，把见面情况如实报告季桓子。桓子懂得孔子作歌是批评他接受齐人女乐。对孔子离去，他不愿挽留，又觉得惋惜，不禁叹了口气，说，这是孔丘在怪我啊。
第九章道德与成功
55岁到68岁，这是孔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整整1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周游列国。他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诸侯，能够听从他的教导，能够理解他的理想，推广他的道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这14年下来，应该说他是失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见过很多人，经过很多的事,这些人和这些事，虽然没有帮助孔子实现他政治上的成功，但是对于孔子本人人格上的成功,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磨炼。
据《孔子家语·辨物》记载,在鲁哀公三年的五月份左右， 60岁的孔子来到了陈国，见到了陈闵公。陈闵公对孔子这样一位文化名人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把国家最好的馆舍分给他和他的学生来住（《孔子家语·辨物》）。孔子在陈国过了一段非常平静的日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主要和他的学生们在探讨文化,而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巫风昌盛，老百姓大多数都能歌善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里面，有陈风十首，就是陈地方的民歌十首，收录在今天的《诗经》里面，这十首诗都非常的浪漫，富有诗情画意。像陈风里面的《月出》、像《泽陂》、像《东门之杨》、像《宛丘》，这些诗歌，可以说没有一首不是迷离惝恍，令人如梦如痴。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讲到，《月出》这首诗，是《诗经》中最美的一首诗。我们看看这首诗的第一章，是这样写的：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翻译过来，是：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
那个美人真漂亮啊。
步履款款身苗条啊，
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真是太美了，这就是陈国的音乐，是陈国的民歌。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陈国就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浪漫氛围之中。
陈风里还有一首诗叫《宛丘》，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国的时候，曾经到过宛丘这个地方去游玩。那么《宛丘》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也来看看它的第一章，它的原诗是这样的：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翻译过来：
你腰身儿晃啊，舞在宛丘上啊，
我真动了情啊，可是没希望啊。
看，陈国的民歌都是一往情深。在《诗经》305首里面，在《诗经》国风的160首里，它只占了10首，但质量非常高。而且我们知道孔子对《诗经》是非常爱好的，按司马迁的记载，305首“孔子皆弦歌之”，现在孔子到了陈国，在宛丘之上唱着《宛丘》这首歌，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子在陈国这一段时间过得很平静，而且应该说是带点浪漫情怀的。
在这期间，鲁国传来消息，季桓子死了。此人和孔子有不少恩怨，两人曾有比较亲密的合作与信任，但终于分道扬镳，这就是齐人馈女乐的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重的季桓子抱病出游，望着鲁国的山川城郭，感慨万端。对身边人说：“这个国家曾经是有希望强大起来的啊。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不听从他的教导，就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机遇了。”在内疚自责之中，他回过头来，对儿子季孙肥（后谥康子）说：
“我死后，你在鲁国做相时，你一定要把孔子招回来。”
没几天，季桓子就死了。季桓子要儿子季孙肥招回孔子，一是为鲁国着想，希望鲁国在孔子指引下强盛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的愧疚：他对孔子，毕竟抱有人格上的巨大尊重。孔子因为他的缘故背井离乡这么多年，他是难辞其疚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予以补偿。
孔子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是感慨系之吧。他自鲁定公13年（公元前497年），离开祖国到此（鲁哀公3年公元前492年），已五年，孔子听到季桓子死前留言，大约还要晚一些。当初他离开鲁国时，走走停停，徘徊观望，行动迟缓。学生们埋怨他走得太慢，他说：“我走得这样缓慢迟疑，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正常心情和正确道理啊。”（《孟子·万章下》）
现在，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不能不触动他的归乡之思。我们知道，孔子对鲁国的感情，是双重的，因为鲁国对他而言，是双重故乡：血缘上的故乡与文化精神上的故乡。他生于鲁国，自他的六世祖孔防叔开始（一说自他的八世祖木金父起），他的家族就在鲁国繁衍生息，所以，鲁国是他名副其实的祖国。同时，鲁国的始祖为周公，鲁国的文化是周公礼乐文化的嫡传，在“礼失而求诸野”的春秋末年，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就在鲁国。孔子全心向慕的古代圣人，第一就是周公；孔子热烈赞美并坚决维护的古代文化，就是周王朝的礼乐文化。所以，鲁国还是他的精神故乡，文化故乡，是他的思想资源。他虽在外周游，心却时时牵挂鲁国，眼光也时时在眺望着故乡。
现在，他似乎看到了回国的希望，看到了回到祖国一展政治抱负的希望。他兴奋地对弟子们说：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我们回去吧，回去吧。在鲁国我还有很多的学生啊，这些学生我有好多年没见面了，还不知道他们学成什么样子，我应该回去裁剪裁剪他们了，培养培养他们了，考察考察他们了。（《论语·公冶长》，《孟子·尽心下》）
孔子很高兴，对他能够回到鲁国抱了很大的希望。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就在大家都已经认为季肥肯定召回孔子，孔子也抱着这样极大希望的时候。季肥的召回孔子的使者一直没有到来。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呢？
正像司马迁所说的，孔子的一生，“诸侯害之，大夫雍之”，诸侯们都害他，那些执政的大夫们都阻拦着他，阻碍着他。当季肥按照他父亲的遗愿，准备召回孔子的时候，一个小人出来阻止了他。这个小人叫公之鱼，他对季肥说，你不能召回孔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父亲曾经重用过孔子，可是没有善始善终，因此遭到了诸侯们的嘲笑。可见你的父亲就是因为孔子把名声搞坏了。现在如果你把他召回来，如果你两个合作的不好，孔子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你不听他的不行，那么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一段时间以后，你跟你父亲一样，两人的合作又会中途终止。到那个时候，你就跟你父亲一样会被诸侯们嘲笑的。。季肥一听，还真是这个道理，我不能让一家两代都因为孔子而成为别人的笑料。私心一旦出现公心就没了。季肥就问公之鱼，那你看，是不是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啊？公之鱼说，有的，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冉求，这个人可以召回来。公之鱼为什么看中了冉求？冉求有两大优点，第一，冉求是个行政人才，孔子的学生里面，孔子曾经讲过，行政才干最强的两个人，一个是冉求，一个是子路，而冉求排在子路之前，他确实是一个行政人才，而且冉求是一个经济专家，是一个财政专家，搞经济他很有一套，而且，后来还证明，冉求打仗也行。所以这个人拿来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冉求的一大优点。冉求还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是相对于季康子而言的优点，就是冉求不像孔子那样坚持原则。冉求是比较机灵的，有的时候冉求是会见风使舵的、察言观色的。说白了，冉求是可以控制的。季康子听从了公之鱼的建议，召回了冉求。
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厓求。”於是使使召厓求。【《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陈国等待着鲁国的使者来召他回去，等了半天，使者终于来了，可是带来的鲁国公文不是召孔子的，是召他的学生冉求的。孔子当时的内心是既高兴又失望。这时子贡很聪明，把冉求叫到一边，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老师很想回国了，不想再在外面流浪了，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做季肥的工作，一定要想办法帮助我们老师回国。
有人会不解，孔子想回国人家还不让他回去吗？这有一个面子问题。你当时是自己出走的，现在如果鲁国的政府不给你一个邀请，回去就会很没有面子。问题还在于，孔子不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鲁国政府的邀请，他回去以后，以什么样的身份、方式自处呢？所以子贡对冉求说，你回去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工作，让鲁国的政府出面邀请我们老师回去。你看我们老师已经60多岁了，还在外面流浪。所以说，孔子周游列国，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说起来很伤感的旅程。
我们再看一下季肥为什么不听他父亲的话而偏偏听公之鱼的话。因为公之鱼的想法，完全是小人的想法。大人有大人的思路，小人有小人的心思。而且小人的心思有他自身的逻辑，从他的立场上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小人的说法往往比君子大人的道理更能打动人心，更能触动人们内心里面的私念。公之鱼的说法，就打动了季肥，让季肥把父亲的遗言都忘了。
人们更多时候不是被道理打动的，是被利益打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小人往往得志的原因。公之鱼的这个小人说法和季肥内心里面的私念一拍即合，畅通无阻，他成功了。可是小人畅通无阻的地方，就是君子雍塞不通的地方，小人得志的地方，肯定是君子失败的地方。
一个小人打败了父亲，一个小人打败了大人，庸人战胜了圣人，一个公之鱼，让季康子父亲的遗言失效了，让孔子失败了，一个小人打败了两个人。所以我们说，有一种文化，得志的往往是小人，成功的往往是庸人。
孔子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回到鲁国。如果这一次孔子回国，孔子完全还可以再为鲁国服务，他有这个精力，更不用说他的能力了。后来又过了8年，孔子68岁才回去，那真的已经是太老了。
这样孔子在陈国一呆三年，一直到鲁哀公6年。陈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和吴国交好则楚国来攻，与楚国交好则吴国来逼，这样的处境，也与鲁国相似。孔子曾经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一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一个混乱的地方不要在那里待，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地方，第一，危险，第二，无所作为，浪费生命。所以他不愿意在陈国这样无所事事地呆下去了。
一天，孔子在野外郊游，看见几只山鸡。山鸡见有人注意到它们，就警觉地展翅飞起，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在较远的地方落下了。孔子突然被山鸡的行为触动心事，感叹地说：
“这山坡上的野鸡呵，识时务呀，识时务呀！”
跟从孔子出游的子路见老师夸奖这几只山鸡，便煞有介事地向山鸡拱拱手表示敬意，而山鸡看到这些人还在注意他们，并有声音举动，叫了三声，飞走了。
孔子在山鸡那里领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知危而去，择安而居。这就是识时务，察安危，就是他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论语·泰伯》）。事实上，孔子人在陈国，目睹陈国政治、外交现状，目睹陈国政治的衰败，外交的窘困，军事的弱小，早已有避祸远去的想法，山鸡的行为不过是对他思想的一个印证罢了。
一转眼孔子已在陈国呆了三年，生活虽然无忧，壮志却自难酬。怎能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目睹自己的雄心赴之东流而心安理得？孔子想走了。
此时楚昭王带军和吴国的军队交战，楚国的军队和吴国的军队在哪个地方打仗呢？不在楚国，也不在吴国，在陈国打。你想一个弱小的国家多可怜，这有点相当于我们，在所谓的日俄战争里面，俄国人和日本人打仗，不在俄国打，也不在日本打，在咱们中国打。
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国，准备聘请孔子，还准备把七百里土地封孔子。虽然昭王不久病死，此事没有实行，但这个充满希望的南方大国还是对年已六十三岁的孔子很有吸引力。并且由于楚昭王病死，楚国退兵。要到楚国去必须经过吴兵控制区，但孔子还是决定冒险以往。
等待他的，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磨难。
在这次由陈去楚的路途中，要经过一段相当辽远的荒芜地区，人烟稀少，无处餐宿，一边是已离开陈国，一边却又还没有接上楚国，“无上下之交”（《孟子·尽心下》），为了躲避吴国军队，他们还不免要绕道行走。时间一长，无人接济，他们随身带的粮食吃完了，而楚国还没到。
《论语·卫灵公》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这个“病”，就是饿得趴下了，莫能兴，就是起不来了。可见当时的情况极其严重。
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他坦然面对一切，并把这一切看成是人生磨练和品行琢磨的机会，他依旧讲诵弦歌，抚琴吟唱。
这是什么境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是从容面对一切不幸与挫折的境界，是面对命运的苦难而报之以微笑的境界。当一个人自己足够大的时候，一切外在的压迫与打击就相应的小了。庄子《逍遥游》中不也说过有这样一种人吗？在那藐姑射山上，有一个神人——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再能伤害他。大水滔天，淹不着他；大旱大热，连金石都融化了，土山都烧焦了，他却不感到热。这是神人。
孔子是肉体凡胎，但六十多岁的他，内心已然成圣。人间的一切魑魅魍魉，一切鬼蜮伎俩，一切小人暗算，命运摆弄，他都可以一笑置之：轻蔑成了他最好的武器。
桓魋要杀他，威胁他，他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匡人要杀他。他又说：
“天之来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我有大德，我内蕴着人类的精神；我传斯文，我承担着绝大的使命，我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一个小丑桓魋，一群乌合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就是孔子的自信，这就是孔子对外来威胁的轻蔑。
甚至，当他的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后来被称为“圣门蟊螣”——蟊螣就是害虫——的公伯寮诽谤同门子路，导致孔子在鲁国堕三都行动失败，甚至导致孔子从司寇和摄行相事的职位上离任，使孔子一生中最大的现实政治理想化为泡影后，面对着激于义愤而要杀掉公伯寮的子服景伯，孔子仍然宽容大度地一笑：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仍然是付他人于轻蔑，付自己于命运！
这样的人，什么人能打败他？没有。
什么事能骚扰他内心的平静？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严峻考验面前，他仍然弦歌不绝。
但是，他的学生们并不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之下，弟子中间不满和悲观的情绪迅速漫延。他们已经跟随老师周游八年。八年来，他们怀抱理想，追随理想，艰苦备尝，颠沛以之。他们砥砺人格，修养品德，如琢如磨，如切如嗟。可是，他们却处处碰壁，迄无成功。他们不能不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他琴声悠扬的时候，一些人的内心却一片烦躁。那个急躁、直率的子路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已经怒形于色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老师还这样不疼不痒，不骄不躁，不急不慢，他对同学们发牢骚：
老师在这种时候还弹琴，还唱歌，难道符合礼吗？（《孔子世家·困誓》）
子路是很有意思的人，他对老师有怨言，从来都是直接说的。他就直接到老师的帐篷里面去问老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平实，其实非常深刻，它代表着一种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命题。他问老师六个字：
“君子亦有穷乎？”
君子也会无路可走吗？这个穷，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济上的困难，没有钱的穷。在《论语》里面，这个穷指政治上的穷，无路可走。
子路是一个纯朴的人，天真的人，热情的人。一个内心光明的人，他对孔子、对道德有着非常纯朴的信仰——有着这种信仰的人非常可爱，所以，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最可爱的一位——他的思路是：既然我们是君子，是德行高尚，理想纯洁，匡世济民，仁慈博爱的人，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处处行得通，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处处受欢迎得追捧！难道我们这样的人在人世间还会如此困厄而一筹莫展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伦理学上的命题，在不经意之间，子路提出来了。
显然在这样特定情景下，他对道德及道德行为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这是站在功利的立场上来认识道德的，从这个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当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既然是尊崇道德的，既然是按道德的要求，做道德的人，行道德的事，那他就理应受到道德的保护，享受实行道德而该得的好处和报酬。比如幼儿园老师会跟小孩说，要做一个好孩子，做个好孩子就是道德行为。可是孩子如果反过来问老师一下，老师，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孩子？我做一个好孩子有好处吗？老师说，你做一个好孩子，我今天就给你发一朵小红花。这朵小红花就是什么呢？就是道德行为的有效性。你做了好孩子了吧，你得到奖赏了。现在子路没有看到奖赏，没有得到小红花，反而是七八年来到处碰壁，一筹莫展。
但这显然不是道德的本质，更不是人的最高境界，孔子的回答非常简单，但内涵却极丰富：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前四个字：“君子固穷”——君子本来就应该是常常走投无路的。孔子这个回答很冷酷啊。对于子路这样的对道德抱有那么大信仰的人，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实际上子路对于道德这样的有效性抱有这样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迷信，所以孔子用这样的办法来彻底打破他的迷信：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好人就有好报，我告诉你，做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如果你认为做一个君子处处都能够行得通，到处都能受欢迎，那我告诉你，错了。恰恰相反，君子正因为他讲道德，讲原则，他追求进取却又是有所不为，所以他常常是被掣肘的，时时是被雍阻的，往往是行不通的，所以，君子固穷。
这是对道德的极透彻的理解，悲观而又崇高。孔子的意思是，道德只能保证我们成人，而不能保证我们成功。有时两者甚至正矛盾：我们必须在不成功中成人，也就是说，在世俗功业的失败中成人——这就是磨砺，这就是考验：
我们是安然接受一次道德的失败？还是孜孜追求一种缺德的成功？
是保有人格尊严而失败，还是丧失人格得成功？
简单为一句话：我们是要一次高尚的失败，还是要一种下流的成功？
人生有时候就需要有这样的选择题，而君子选择前者，小人选择后者。因此小人往往是成功的，君子往往是失败的，这就是君子固穷。
但是，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样，“成也，毁也” （《齐物论》），成功往往就是毁灭，一件事情成了往往另一件事情就毁了，世俗的事情成功了，往往意味着人格失败了，在他们不择手段地追求世俗成功的过程中，他们丢掉了亲情，丢掉了朋友，丢掉了人格，丢掉了道德——一句话，丢了人。相反，有些人，世俗的事业失败了，人却成就了。老子、庄子、孟子，凡此一类伟大的圣贤，往往是在终生不断的一连串的世俗功业失败中挺身立起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面，除了法家思想，道家，儒家，墨家都是成人学，而不是成功学。成功和成人，我们要区别开，君子是追求成人的，小人往往是不择手段去追求成功的。君子追求成功的时候决不以人格的丧失作为代价，所以在两者选择的时候，他一定是选择首先保有人格的尊严。而小人正相反。
道德有没有好处？当然有，修炼道德虽不能让我们成功，但却能让我们成人，这不是道德最大的好处么？
孔子对于子路的回答是十个字，我前面只讲了四个字：君子固穷。后面还有六个字，叫“小人穷，斯滥矣”，这六个字和前面六个字实际上是对照着说的，和君子做对比说的。什么叫滥？就是放肆的意思。就像河水泛滥了，没有规则了，没有正当的道路了。河水在没有泛滥的时候是在河床里面流动的，一旦泛滥了，那就到处流动，没有规则没有方向了。小人一旦在他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在他的事业不能够成功的时候，他可能就像河水泛滥一样，没有方向，没有原则，无所不为。
孔子在告诉我们，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有没有道德的意识，有没有道德的约束，有没有道德的信仰，结果是不一样的。君子固穷，没错，但是穷且益坚，穷不失志，久约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他永远有尊严，永远有人格，他走到哪个地方，他仍然有那样的一种精神，有那样的一种气质，有那样的一种高贵和凛然不可侵犯。他不会变得猥琐，这就是君子。
他的人格不会因为穷而堕落。
他的精神不会因为穷而萎缩。
他的气质不会因为穷而委琐。
这难道不就是道德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吗？
所以孟子说，我这个人有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人内心里面有浩然之气，穷一点有什么？小人正相反了，他也许会成功，但是他会失去很多：失去人格、失去亲情，失去友谊。小人也许在得志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些派头，还有一些模样，但是一旦到小人穷的时候，他就会失去方向了，就会无所不为了，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就会下流，就会堕落。这个时候不用别人来收拾他，他自己就会自轻自贱。所以最大的失败一定是人格的失败，最大的穷一定是人格上的穷。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而通过这种区别，我们能知道道德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道德不会保证让我们成功，但是道德能够保证我们不会堕落。道德能够保证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仍然是有精神的，这不是最大的好处吗？
所以在《论语·卫灵公》里面，孔子对子路又说了一句话：
由，知德者鲜矣！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在和子路的对话里面，在经历了这一场磨难之后，孔子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于道德的内涵，对于道德最精粹的东西有所理解的人太少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在生活中，很多人就是从功利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为什么要做个好人呢，好人别人都喜欢我，能行得通，吃得开。我们的理解就是在子路的层次上。所以孔子很感慨地对子路说，仲由啊，能够对道德作透彻理解的人很少啊。
透彻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呢？孔子感慨什么样的人少呢？
就是——知道道德并不保佑我们成功，而只是保佑我们成人的人，很少啊！
能够知道成功比成人更重要的人，很少啊！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追求成人比追求成功看得更重要的人，很少啊！
尤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为了成功简直不择手段。好像成功是我们最高也是唯一的追求。我们不仅自己这么追求，我们尊敬的人，也是那些所谓的成功的人。孔子告诉我们，成人比成功更重要。我们追求成人也应该比追求成功更迫切。我们看《论语》中孔子有几次讲到成功的？没有，一部《论语》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成人。实际上，成功并不是孔子所刻意追求的。他追求的就是成人，他追求的是一种人格上的修炼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这样的人，他不仅不会追求道德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恰恰相反，他不从道德中索取什么，反过来，他还用自身的人格，展示道德的风范；用自身的境界，体现道德的崇高；用自身的精神，彰显道德的魅力。是的，我们从孔子的人格上，看到了道德的风范；从孔子的境界上，看到了道德的崇高；从孔子的精神上，看到了道德的魅力。
在孔子的一生里，我们没有看到“道德”帮孔子的忙，恰恰相反，我们看见孔子在不懈地宣扬道德、弘扬道德、鼓吹道德。经过孔子的宣传和弘扬，道德观念深入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人心。在《论语·卫灵公》中，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很多注家都说不好理解，实际上这句话非常好理解。这句话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说的是，我们不能从道德那里索取什么好处，相反，我们必须去弘扬道德。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往往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实际上，真理与正义也从来没有庇护过什么人。是我们——大写的人——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强者保护道，弱者寻求道的保护。
孔子的一生里，当时的伦理道德帮了他的忙吗？没有，是孔子以他个人的人格，个人的精神，终生宣传道德，终生弘扬道义。他给我们锤炼出那些关乎人格修养的概念——仁、义、忠、信、礼等，这里面包含着人类道德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博爱，礼仪，仁慈，勇敢、诚信，以及对别人的忠诚。但孔子的一生不断得遭受挫折，到处碰壁。他在现实的社会里面，他几乎是失败的。所以我们说《论语》不是成功学，而是成人学。我们读《论语》，是为了找到成人的道路而不是找到成功的方法。
第十章道德与成人
根据司马迁的《孔子世家》的记录，在陈蔡绝粮，师生们饥肠辘辘而又悲观彷徨的特殊情况下，孔子组织了一场关于道德的讨论。他就要用他们此时的处境作题，来考察学生们对道德的认识，他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特殊的情境正有利于让弟子们在思想上对道德的本质进行思考。为了不受干扰地了解不同弟子的思想状况和对道德问题的认识程度，他采取了个别谈话的方式。他设置了一个情景题，这个情景就是他们此时的真实处境。他先叫来了那个牢骚最多的子路，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说：仲由啊，《诗经》上有这么两句诗，叫“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我们颠沛流离，徘徊在旷野，不能够安居在家中？是不是我们的主张有问题？
忠直的子路仍然对道德的世俗功用抱持信心，所以，他还是从自身找问题：
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
是不是我们的境界还不够啊？是不是我们的修养还不高啊？是不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所以人们不信任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智慧的高度，所以别人不让我们通行？
子路的这个话里面，包含着一个前提是，假如我们是仁德的，假如我们是智慧的，我们就会行得通。那现在我们行不通，问题可能就在于我们还不够仁德，还不够智慧。
他这个思路包含了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就是对自我的否定，是不是我们错了？
而孔子的回答则再一次试图让他走出道德的世俗迷信，因为，只有走出这种对道德的世俗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才能到达道德的崇高本质，才能树立真正的道德信仰，才能预防道德的信任危机：
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是这样的吗？仲由啊，如果仁者一定会得到别人信任，哪里会有伯夷叔齐？如果智者一定是行得通的，哪里会有王子比干？伯夷叔齐不是非常的仁吗？王子比干不是非常智慧？但是他们是不是让别人信任他了呢？他们是不是就到处都行得通了呢？
恰恰相反，他们自身的人生的结局可以说是很悲惨的。根据《史记·伯夷叔齐列传》的记载，伯夷叔齐是商代的一个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叔齐比较贤惠，比较有才干，他们的父亲在死的时候，很想让叔齐来接替国君的位置。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看出父亲生前心思的伯夷就让出宝座，让叔齐来继位。但叔齐说，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应该是你大哥来继位啊。结果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做。怎么办呢？伯夷为了了却争论，就逃走了。伯夷逃走后，叔齐一看，也逃走了。他们逃避的是什么啊？他们逃避的不是灾祸，他们逃避的不是苦难啊，他们逃避是一国国君的地位，所以这两个人品行很高。最后孤竹国的国君由谁来当呢？由老二来做了，这弟兄两人就逃走了，隐居去了。
后来他们听说，西边有一个民族强大起来了，民族的首领周文王，道德很高，他们决定投奔周文王去，可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周文王死了。他们在路上碰到了周武王，周武王在干什么呢？战车上载着他父亲的灵位，带着诸侯的大军造反了，要推翻商纣王了。这弟兄两人把周武王马车的缰绳拉住，对周武王说，你的父亲死了，你不去安葬，反而发动战争，这是不孝；你作为臣下，却要杀了天子造反，这是不忠。周武王手下的士兵很生气，你怎么骂我们的首领是不忠不孝啊，就要杀掉他们。这时周武王手下大谋士姜子牙说，这两个人是仁德之人，不能杀。把他们拖到一边，大军继续进发。
等到周武王推翻了纣王，建立了周朝以后，伯夷和叔齐说，我们是商的遗民，现在天下已经变成了周的了，山川土地都变成周的了，为了表示对商的忠诚，我们不吃周朝的粮食。然后就隐居到首阳山（在今天山西境内），在山上采野菜吃。最终，弟兄两人饿死在山上。这两个人国君的地位不要了，本来去投奔周的，一看到周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理解的道义，他们又拒绝周，甚至到了“义不食周粟”的程度，如此唯仁义是求，难道不仁德吗？可是他们最终的结果不是饿死了吗？所以，仁德的人不一定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个结论可能很悲观，但却是事实。所以孔子要打破子路对于道德的有效性的迷信，就近乎冷酷地告诉他：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但是即使没有好报，你仍然要做好人。这才是对道德的透彻的理解。
再看比干。按《史记·殷本纪第三》的记载，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很有智慧，《红楼梦》说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那是很聪明的表现啊。纣王残暴无道，比干认为，做一个大臣，如果天子残暴无道，我既不能隐居，离开他如微子；也不能装疯卖傻求活命像箕子。而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责任，去劝谏他，去改变他。结果纣王非常生气，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想把你的胸膛剖开，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不是真有七窍？就把比干杀了。孔子举了三个人，伯夷、叔齐、还有比干，伯夷叔齐是仁者，比干是智者。仁者是饿死了，智者是被杀了，结论是什么呢？你有仁，你有智，但是你不一定有好下场。这是结论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有仁有智不一定有好下场，那我们就不仁不智，那就更糟糕了，如果这样讲就变成小人了。如果你能坚持，那就变成君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就是十字路口，你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以后，孔子告诉你，这边是通向仁的，通向智的，但是前面可能有很多的苦难，你走不走？小人就绕道不走了，君子就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人生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孔子对子路进行了这一番教诲之后，他又叫来第二个学生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叫端木赐，字子贡。我们讲到《论语》中人物的时候，讲到孔子的弟子的时候，有时候会讲他的字，有时候会讲他的姓名。为什么这样穿插着讲？因为古人有名有字，一般人互相之间都敬称对方的字，直呼其名是无礼的。而长辈、老师等等称呼晚辈、学生，就直呼其名。所以，孔子称他的弟子时候，作为师长，就直呼其名（只有一个例外：孔子学生闵损，字子骞，孔子往往称呼他的字子骞，而不是直呼其名称他为损）。比如，孔子讲到子路，他就说仲由，讲到子贡他就讲端木赐或赐。现在，他把这个端木赐叫进来了，拿同样的问题问端木赐，如果说耿直的子路是在道德的有效性上找问题，那善变的子贡则从道德的适用性上着眼，他说：
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老师啊，你的道太大了，太高了，因为你的道又高又大，普通人达不到这个境界，一般的诸侯够不着这个境界，天下不能够容得下你，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下场。
子贡讲得有没有道理？子贡讲得也是有道理的。孔子不管是碰到卫灵公也好，碰到陈闵公也好，这些三四流的君主、诸侯，他们在志向上首先就达不到孔子的境界，他们的智力上也无法理解孔子的境界，他们的道德上更不愿意去实行孔子的境界。一个下等的君主碰到一个最高的圣人，你想他们之间怎么能够融合呢？他们怎么能理解圣人的思想？子贡讲的话，实际上确实是他们多年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一个经验教训的总结。所以他给老师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老师啊，你能不能稍微把自己的道放低一点，把标准放低一点，要求少一点，这样嘛，别人可能就听你的了。
从道德的标准和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讲，子贡所说也是有道理的，道德标准如果太高，而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又太低，那么这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对社会道德的这校正作用和引导作用就减弱了。但是在孔子的时代，主要的问题是这些诸侯们，这些统治阶级，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了。所以不是孔子的道德太高，而是他们的水平太低。我举一个例子，后来孟子发现，战国时候的君主们不是因为人们犯了法才杀人，不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安定才杀人，而是嗜好、喜欢杀人，杀人上瘾了，杀了人他就愉快，不杀人他就郁闷，所以他们已经在道德的底线之下了。所以，子贡这里讲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他正确地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太大，但是他错误地认为是由于孔子的道太高。
孔子认为，我们要坚持理想，哪怕这个理想不能够纠正这个黑暗的世道，不能够对这些诸侯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至少我们可以告诉他，你们是错的，你们是有罪的。我可能不能约束你，但是，从道义上讲，我可以指责你，我可以起诉你。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价值的判断。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要面对一些我们暂时无法改变的不合理现象，一时之间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它就是合理的，然后我们甚至去证明这是对的这是合理的。这样人类就不会进步了。比如，对我们暂时还不能彻底杜绝的腐败现象，一些丑陋的，邪恶的现象，我们可能不能一时改变它，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在价值上认识到它是错的，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变它。而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面对这些一时无法改变的丑陋邪恶，不停地“说”——批判、批评、揭露和引导。很多人振振有辞地说：“说有用吗？”是的，说，可能不会马上有用，但是，不说，我们将永远没有机会改变这些不合理。长期不说，我们的道德神经就会麻木，就会对那些邪恶、丑陋熟视无睹，进而与其和平共处，甚至最后对这些丑陋邪恶发生认同。不停的说，一直的说，就是一种提醒和记忆，让我们永远保持警觉，让我们不降低我们的道德水准，让我们和那些丑陋、落后、野蛮的东西永远势不两立，这样，即使我们擦拭不了世界的肮脏，至少保持了我们自身的清洁，从而为改变这个世界留下希望。
孔子的政治理想，确实在那时代不构成实质性的有效的约束，但是他对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判断，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政治体制、政治人物做了一个判断，这种判断，既是事实判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更是价值判断——那是一个坏的政治。
知识分子的价值，他的社会作用，就是要给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
所以孔子对于子贡的话尤其不满意，比对子路还不满意。子路只是认识有问题，子贡却是志向问题，境界问题。子路只是事实判断问题，子贡则是价值判断问题。一个士，一个“仁以为己任”的士，他可以有很多事实认识不清，但是，在价值问题上，他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
所以，孔子语重心长地提醒子贡：“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任何一行，都有一个最高的境界：一个最高境界的农民，或者一个农民的最高境界，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个最高境界的工匠，或一个工匠的最高境界，是只专注于追求自己工艺的精巧，而不问是否赶上了时髦，是否投合了世俗的喜好，是否顺应了市场。排除一切功利心的干扰，才能臻于事业的最高境界。道德境界亦然。最后，孔子严肃地警告子贡：“赐，尔志不远矣！”你还不能眼望高端，你最终可能不能臻于化境啊！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啊！
孔子叫进来第三个学生，颜回，这是孔子最信任的学生，也是境界最高的一个学生。颜回进来以后，孔子用同样的问题问颜回，颜回的回答让孔子笑逐颜开，满心欢喜。因为他终于在他的学生里面，找到了这么一个能够和他在同一个境界里的人，这表明他的教育成功了，更表明，他的思想有了印证，有了呼应。颜回说：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老师，你的道很大，你的境界很高，这一点跟子贡讲的是一样的，那么你现在的问题是，天下不能容你。这跟子贡讲的也一样。但是，老师，你就这样坚定不移地推广你的道，推行你的仁义，不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求容呢？大丈夫就要坚持自己呀。而且，如果我们自己的道还没有修养好，如果我们自己的仁德还不够，我们的政治理想还不够完善，那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不足，我们应该反省自己。现在的问题不在我们，而是这些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们不能用我们的道。既然问题出在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我们自己呢？
这一段话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他实际上讲了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他认为，“道既已修”，我们已经把道修养好了，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子路的疑问，我们已经够仁了，我们已经够智了。
其次，讲了不为世容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容何病”，不容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该坚持自己。正因为天下不容我们，然后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君子。因为这天下很少有君子，至少天下的那些诸侯大夫们，不是君子，所以他不容我们。他们不容我们，不但不能够证明我们错了，恰恰证明了我们是对的；不但不能证明我们要改变自己，恰恰证明了我们应该坚持自己。
对子路的回答是作事实的认定——老师的道，是伟大的。对子贡的回答，则是对价值的高扬——不为世俗所容，不会改变我们坚持道义的决心。实际上，颜回的话是代表孔子回答了他两位同学的疑问。
这段话说得慷慨激昂。柔弱地颜回，内心里却有真正的勇敢和坚定，有充沛的激情。在这个悲观失望萎靡不振的时候，在一片失败的、颓丧的气氛中，颜回这样鼓舞士气的话太重要了。因为假如我们换一种眼光——也就是换成孔子、颜回的眼光来看他们此时的处境，那就不再是失败，而是成功。为什么呢？就世俗功业而言，他们确实没有成功。但就成就君子人格而言，这次绝粮陈蔡，印证了他们的境界。而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人格修养。
孔子听完颜回的话，非常高兴，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好样的！这颜家的小子！假如你将来发了财，我给你当管家！
老师说给学生做管家，其他的学生一听，当然觉得好笑，所以孔子这么一讲，大家肯定是一片笑声。刚才颜回已经把大家的斗志鼓舞起来了，把大家的信念坚定起来了，然后孔子再用这样一句玩笑的话，让大家开心地一笑，失败的气氛为之一扫，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就这样渡过去了。同时，我们看到，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会抓住很多适当的机会，甚至我们看起来是很严峻的考验，作为教育的素材。大家在讨论中提高了认识，树立了对自己，对道德的信心。
这场讨论结束以后，孔子就派最善于外交的子贡到楚国去搬救兵。不久，楚国的军队到了，他们被接到了楚国一个叫做负函的边邑。在此主政的是叶公沈诸梁，叶公给了他们很好的款待，一场危难就此化解。
事实上，正如民间俗语所说，“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们能吃苦，有耐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孔子一生坚持真理，一意孤行，决不苟且，他固然因此遭受了不少磨难，但最终，他不都走过来了吗？岂止孔子？我们看看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一般人，在困难中不堕落，在挫折中不下流，最终，至少绝大多数不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了吗？恰恰是那些为了功名富贵不惜堕落下流的人，最终倒往往是失败的。
孔子在这一次讨论的后，也意识，到绝大多数的人，对道德的理解都是带有功利性的，站在功利理性之外去理解道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很多人都把道德看成是一个有效的实现自己人生的工具，我做好人，我想好报，我为什么不做坏人？我是怕受恶报。这样的想法很纯朴，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想法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它使你的道德信仰并不坚定，为什么呢？我做好人是因为我想有好报，但是时间长了你可能发现做好人不一定有好报，这时候你是不是就疑惑了？哪一天你对道德的这种有效性怀疑了，甚至绝望了，说我不做好人了，道德就崩溃了吧。为什么？因为，道德的有效性并不是幼儿园老师手中的小红花，只要你做一件好事，马上就发给你。幼儿园是一个理想状态的道德培养室，这个理想状态不是把孩子理想化了，而是把社会理想化了。
反过来，我不做坏人，是因为我怕有恶报，这个理解一般情况也行，一般的老百姓有这样的理解，他不做坏人，他有所惧怕，很好。但问题是，假如他常常发现有些坏人不但没有恶报，反而有好报的时候，他还能保持这样心态的吗？你发现很多人违法乱纪，但是发财了；你发现很多人行贿受贿，做事不讲规矩，但是他成功了。你做事很规矩，但是一直不成功，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可能就会变得跟他一样了，就会同流合污了。回到幼儿园：在理想化社会的背景下，我们终于培养出对道德抱有淳朴信仰的人。但是，当他长大，步出这种理想化的培养室后，他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不仅不是那种他可以理解的正当的福善祸淫的因果世界，恰恰相反，是一个完全违背逻辑的违背道德的世界，一个人，仅仅靠那种简单单纯的果报式道德信条，他能坚持到底决不堕落吗？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对于道德抱着一种功利性理解的时候，我们的道德信仰是不坚定的，我们随时可能要堕落的，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给道德的人和道德的行为预设一个好的结局在前面，就像这个社会同样也没有给坏人预设一个必然的失败的下场在前面一样。坏人不一定失败，好人不一定成功。所以如果你从有效性的角度去理解，把道德看作是一个工具来使用，最终你的道德行为肯定是不坚定的，肯定会出问题的，你可能就会堕落。人类的生存状况，什么时候有过幼儿园里的那么理想？你看《窦娥冤》上怎么讲的——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作为一种道德批判，窦娥的这两句唱词是很有力的。这个社会太黑暗了，那些做善事的人终身都很贫穷，而且往往好人不长寿。窦娥不就是一个好人吗？她坚持自己的道德，不愿意再嫁，她的婆婆受了冤枉，她主动承担过来。但是她日常生活是贫困的，而且到最后还要被那些贪官，被那些流氓、地痞送上刑场，杀头。这就叫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那造恶的人往往怎么样呢？享富贵，又寿延，终身享受富贵，而且还老不死，寿命很长。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时候看文学作品上常常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文学作品，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这么写呢？那是因为作家们很善良，希望鼓励我们，你是好人，虽然你有挫折，你将来会有好报的；你是坏人，别看你得意一时，将来你会倒霉的。他有劝世的心思，有这样一种很善良的想法：人们看了我的书，就都做好人去了，就不做坏人了。所以一个作家这样想很好，他有这样道德的责任感很好。但是这些都是对世界的价值判断，不是事实判断，如果我们做一个事实判断，那这个世界有时真的就像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所写的那样。
你看《窦娥冤》，窦娥最终有没有得到公正？我们说有，又没有。为什么说有？因为窦娥死了以后，他的父亲窦天章做了大官了，回来审案子了，而她还有鬼魂，在夜里面，在她父亲翻案卷的时候，她作为鬼魂出现了，向她的父亲诉冤，然后她的父亲才把她平反昭雪，她得到了公正。这个公正实现得可信吗？这是浪漫主义的手法，不是事实。首先鬼魂是不可能有的，其次，有几个被冤杀的女子，有几个被冤杀的人有这么一个将来做了大官的父亲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条件行不行？不可能的。所以我说她最终得到了公正，但这个公正是虚假的，真正她得到的是什么？是被杀头。她在死之前还发下了三桩誓愿。说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以后会有三件事：第一，一刀把我头砍下来以后，我的血不会有一点点洒在地上，全部洒这一条长丈二尺布的白练子上；第二，我死以后马上会下雪。窦娥被杀的时候是夏天，那个监斩官说，打你的嘴，胡说八道，夏天下什么雪？窦娥说，还有第三，这个地方要大旱三年。好了，一刀下去，果然所有的血都洒在白练上，没有一滴洒在地上。刑场还没有收拾，果然阴风起来了，天上飘下大雪来，接着就是楚州三年大旱。你说这种描写是真的吗？有可能吗？如果说一个被冤屈的人，天能这样感应的话，那被冤死的人多啦，为什么别人没有感天动地？
所以我们读这样的剧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承认，关汉卿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家，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作家。我在一篇写关汉卿的文章里面讲，关汉卿是那一个社会的良心，他知道这个公正没法实现，但是他认为这个公正必须实现，怎么办？他把它放在超现实的文学世界里面，这是给我们一种安慰，给我们一种希望，不至于让我们太绝望。不然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窦娥被杀头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大家回家，你心情压抑不压抑？太压抑了，感情没有得到宣泄呀，什么叫悲剧？悲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到剧场去看剧的这些人，情感得到净化，压抑的心理的能量得到释放。所以没有后面的这些，压抑的心理能量就得不到释放了。这就是关汉卿伟大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事实，这只是价值。
显然孔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即使象子路这样受过他的教诲，并且有真诚的道德追求的人，也对道德的本质有很大的误会，仍然站在道德有效性的角度。所以，孔子又对子路感慨说，
“由，知德者鲜矣！”
仲由啊，真正能够理解道德的人很少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诸子，把孔子、庄子都讲成了成功学，好像读了先秦诸子，你马上就可以成功了，可以开公司、赚大钱了。错了！孔子告诉我们的是成人，是让我们怎么样的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修养的人，完美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的天赋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用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里面的话说，就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知德者鲜矣”包含着孔子对于道德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包含着孔子对世道人心的把握，他知道大多数人很难达到这个境界。既然如此，他也就觉得他自己更加的任重道远，他就更加要坚定不移地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为来引导这些人群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从这个角度讲，孔子不仅成人了，成为圣人了，最后也成功了，而且是成了大功了——他影响了一个民族，塑造了一个民族，这是多么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古往来今，孰堪与比？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成人的人最终一定会成功的，成功的人倒不一定成人，往往恰恰是，人是失败的。而做人的失败，当是最大的失败，不可复起的失败。
第十一章反对极端道德
孔子既然是一个非常推崇道德，非常坚持道德的人，那么孔子会不会在道德问题上走向极端呢？回答是否定的。孔子不是一个极端的道德主义者，不是一个道德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不仅使孔子变得非常可爱，而且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讲，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正是孔子的这一特点，使得我们民族的性格是中庸的、温和的、宽松的，而不是喜欢走极端的。一个走极端的人是很可怕的人，一个走极端的民族是很可怕的民族。所以孔子比较宽松的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来说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孔子和弟子们在陈蔡绝粮七天之后，楚王就派叶公带着军队把他们接走了。孔子和弟子们被送到楚国北方边境的一个小邑住了下来。这个邑的名字叫负函，地方官就是叶公。叶公本名沈诸梁，应该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楚国是南方之国，它的北方就是中原诸国。在文明程度上，中原诸国一直发达于楚国。中国这个词，最初指的就是中原。在中原之外的都是一些落后的民族。南方的，称之为蛮；北方的，称之为狄；东面的，称之为夷；西边的，称之为戎。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没一个是好词。戎，里面有“戈”，一种古代的兵器。成语戎马生涯、投笔从戎也都与战争有关。称西边的人为西戎，显然是说西边的人好战，比较野蛮。“夷”，大字中间一张弓，可见也是指他们是一个好斗的野蛮民族。狄，是犬字旁加火，就更贬低了，简直不是人，是野兽。南方叫蛮，蛮字上面一个亦，下面一个虫。意思是说南方人也不过就是一条虫。这就是当时中原诸国对四周边缘地区少数族种的一种带侮辱性的命名。楚国就属于南蛮。直到东汉末年， “建安七子”中的重要诗人王粲写的《七哀诗》里，仍然把当时的荆州（春秋时期为楚地）人称为荆蛮。
楚国要让自己真正地强大起来，就必须融入中原诸国的大家庭，必须介入北方的竞争。这种竞争既包括军事上的，也包括文化上的。只有在与中原诸国的竞争中逐渐占上风，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尊严的强国。因此地处楚国北方边陲的负函小邑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对外是一个进攻的据点，对内是一个防御的屏障。楚王决不会派一个庸才到这么重要的地方驻守。他把沈诸梁派到此地，一定是看出了他有出色的才干。
孔子在当时已声名赫赫，沈诸梁仰慕孔子也已很久。现在终于见到，他是一定会向孔子请教的。
一次，他问孔子：孔先生，你能否告诉我如何才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好？孔子的回答只有六个字：
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意思是说：如果你能让你辖区的原住民高兴，让远方的、在你势力范围之外的人，因为你这个地方的政治比较宽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而来投奔你、依附你，那么你的治理就成功了。
其实，有很多人问过孔子：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孔子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跟别人说话要看对象，要看环境，要看他的处境。现在沈诸梁在楚国北方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城邑做主宰，他的担子很重，压力很大。他不仅要守住负函，同时还肩负着开拓北方的重任。这个地方如果乱了，整个楚国的战略部署都会乱。所以孔子回答时只有针对性的六个字。这六个字的核心是什么？是人。原住的人要欢迎你，要支持你；远方的人要来投奔你，依附你。关键是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人力才是第一生产力。种田需要人，打仗需要人，各诸侯国的竞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就是人。所以把政治做好的目的就是笼络人。比如，有一次楚国准备进攻宋国，墨子去劝楚王放弃攻打。他是这样给楚王分析的：你的楚国土地辽阔，却人烟稀少，你多的是土地，你缺的是人。你现在进攻宋国，最好的结果是把整个宋国占了，或者把宋国的某些土地占了。你的土地增加了，但因为战争你却失去了人。你争来的是你本来就多余的土地，你损失的是你本来就缺少的人口，你划不来。（《墨子·公输》）墨子跟楚王的分析真是有道理。要想说服人，只有抓住其本质问题，才能有说服力。
后来，进入战国，与孟子同一时期的梁惠王曾经请教孟子：“孟先生啊！我做国君很用心啊！我真是在很认真很认真地对待百姓啊！黄河在我的国家穿过，黄河以北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我就把黄河以南的粮食调到北方去，同时把北方的人口迁一部分到南方来，不让他们挨饿。如果黄河以南发生自然灾害，我就把北方的粮食调来，把南方的人口再迁出一部分。你看我对人民多好啊！可是我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别的诸侯国的老百姓跑到我这里来？”（《孟子·梁惠王》）他最关心的也是人口问题。
我们今天提倡搞计划生育，那个时代却正好相反。
当时的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就主张，男子20岁，女子15岁必须结婚。为什么？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国家才有更多的人口。战国时期的秦国，在战场上可以说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其他六国的军队根本就不是秦军的对手。秦国可以把六国很多的土地都占去，但是秦国从君到臣，有一点最为痛苦：他们可以打败对方的军队，可以占领别国的土地，但是为什么不能够争取到他国的人口？原因是秦国的政治太残酷，六国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到秦国去。如果你把我这个地方占了，我就逃，就是不做你的百姓。（《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商君书·徕民》等）这些例子说明，在那个时代，人口确实是最重要的。
沈诸梁想要让负函这个城邑稳固，成为楚国向北方进攻开拓的据点和抵御北方诸侯入侵的防守屏障，首先要有人力。而只有人心都来依附他，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孔子才跟他讲这六个字。实际上还有另外六个字，孔子没讲。另外六个字，孔子到了晚年，对他的弟子冉求和子路讲了。当时冉求和子路在季氏手下做家臣，他们暗中支持季氏对颛臾动武。孔子就警告他们，只有首先把自己的政治搞好，老百姓才会服从。把自己的政治搞好了，名声出去了，远方的人也就自然会来了。来了以后怎么办？就六个字：
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子路》）
前面的“近者悦，远者来”，再加这里的“既来之，则安之”，构成了孔子政治的一整套措施。
沈诸梁听了孔子的教导以后，大概是想向孔子证明，自己的道德政治推行得很成功，有一天，他告诉了孔子一件事情。他说：“孔先生，我这个地方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很公正地站出来告发了他的父亲。你看，我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多么正直啊！这就是我治理的成功啊！”（《论语·子路》）他认为儿子告发老子，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人民的正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孔子讲了一句让他大失所望的话。孔子说：“我们家乡人的正直和你这个地方的正直是不一样的：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如果儿子做了坏事，父亲帮他隐瞒；如果老子做了错事，儿子帮他隐瞒，这是我们那个地方人的做法。他们的公正、正直就在这种做法里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两者的观点截然不同。孔子认为儿子就应该帮老子掩盖，老子就应该帮儿子隐瞒。所以沈诸梁被完全搞糊涂了，孔子这样的大道德家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呢？他不明白的是，孔子不是一个绝对的道德主义者。孔子知道分寸，孔子知道有些东西是更原始、更重要的价值，是不能被破坏的。
这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先看看别的。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不可以？”（《论语·宪问》）现在有一个成语就叫“以德报怨”，就是来自于这个人问孔子。意思是：一个人做了很对不起我，很伤害我的事情，我没有报复他。恰恰相反，我对他非常好，特别关照他，特别爱护他。可以不可以？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不如‘以直报怨’。”孔子在讲这句话之前有个反问：“何以报德？”意思是：现在有人做了错事伤害了你，你却用你的仁德去报答他；那么我再问你，假如有一个人一直关心你，一直爱护你，一直在帮助你，你又拿什么去报答他呢？你对待伤害你的人和爱护你的人有区别吗？
孔子的最终观点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个人如果对我很好，那我就也对他很好，这叫以德报德。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伤害我，我当然不会以怨报怨，那不正派，是小人所为。但是我以直报怨，我用公正去对待他。
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问题。实际上一种真正道德的行为，或者说一种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道德行为，应该至少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在道德行为的开始，道德行为的实行，一定要出自于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自愿做的。不是自愿做的，就不叫道德行为。因为一切强制的道德行为都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今天强迫你去扫大街，然后我说你今天做了一件道德的事情。不是的。因为不是你愿意做的，是我强迫你做的。强制的道德行为是不道德行为，所以道德行为一定是道德主体自觉自愿的行为。
第二，在道德行为结束以后，道德行为的结果一定是有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人格境界的，一定是有利于完善道德主体的精神世界的，一定是让道德主体因为自身人格的完善而身心愉悦的。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我的境界提高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非但境界没有提高，反而怨声载道，我凭什么做这件事情？我白做了，我很生气，我不愿意，那么这种行为也就变味了，就不值得提倡了。它也就不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了，它可能就变成一种奴隶道德。因为是被强迫去做的。
奴隶有没有道德？似乎很有道德。奴隶是最恭顺的，奴隶是最无私的。他无私到自己什么都不占有。他们的工作没有工资报酬，他们自己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财产，只知道劳动，只知道奉献。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奴隶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呢？不能。为什么？因为这是被强迫的。
这种行为的特点是：第一，奴隶本身不是道德主体；其次，强迫者本人是极其不道德的（所以我们要推翻奴隶制度）。因此我们说，道德行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事前你是自觉自愿的；事后你是充实愉快的。
与此相应，一个社会对人的道德提倡与道德要求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道德标准不能以伤害道德主体为底线。正如前面的例子：谁要求奴隶们无私地奉献，谁就是伤害了奴隶的主体，伤害了奴隶的人格，没有把他们当人。所以社会对人道德的提倡和道德的要求一定是不能伤害人的。它是一个主体自由的选择。道德评价体系也不能以此作为道德行为的一个门槛：你必须像奴隶那样，然后我才说你是道德的，你不做到这一步我就不承认你。我们只有像奴隶那样工作，我们只有像奴隶那样无私，只有像奴隶那样完全地奉献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才是个好人，这个社会还是个道德的社会吗？肯定不道德。
第二，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应该是人人平等，人人能行，绝对反对单方面的权利和单方面的义务。你要求我做的你也要做，你要求我的义务，你自己也必须尽这个义务。不能权利都是你的，义务都是我的。否则整个社会就不道德了。
了解了以上标准以后，让我们再来考察以德报怨，会发现许多问题。让我们先回想一下孔子是怎么回答的。他首先讲：何以报德？拿什么去报答对你好的人呢？随后讲：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孔子没有说以怨报怨，这是他坚决摒除的。别人伤害了你，你马上睚眦必报，也去伤害他，那这个社会就太糟糕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因此孔子虽然反对以德报怨，也同样反对以怨报怨。他取了一个中间，以直报怨。
第二，孔子并没有说以德报怨不可以，他只是反问，那你用什么报答对你好的人呢？他没有直接说不可。为什么？因为具体到某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愿意，那他可以这样做。我们前面讲到：道德的行为必须自愿。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你说我愿意不计前嫌，我愿意用爱去回报他对我的怨，这是你自己愿意的选择，别人不能干涉，当然可以。如果你这样做了你还感觉到愉快，那就更可以了。所以孔子没有直接说不行。
第三，孔子在提出“何以报德？”之时，也就提出了道德行为的社会效益问题。假如我们在社会整体上提倡以德报怨，会产生什么样后果？具体的某个人可以这么做，但是不能在全社会提倡。一旦提倡以德报怨，就是在提倡对不道德行为的彻底宽容。也就是说，我做好人也不过这样，我做坏人大家也不反对我，也不批评我，道德舆论也不谴责我。结果就可能有很多人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他非但不需要付出代价，还有一个报答呢。做了坏事还得到别人的好报，那就干脆天天做坏事去。
所以，道德如果这样来提倡的话，它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提倡以德报怨，看起来非常道德，实际上恰恰让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下降了。
孔子考虑问题确实很周到。我们跟着孔子这样的人一同思考，将会有很快的进步。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你看看他为什么这样说？然后你才知道，他想到的真是很重要的，他真的比我们高明，我们真的没想这么多。这样我们不也就是在提高自己吗？古人讲过一句话，读《论语》就是跟着孔子学习。你在读《论语》时，如果认为孔子在《论语》中讲的话不仅仅是对子贡、子路、冉求、原宪等弟子说的，也是对包括你在内的所有读者说的，那你就实现了真正的提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孔子就是你的老师。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你又会得到多大的进步啊！当然，前提是你要和孔子一同思考。
我们说，以怨报怨的一定是小人。别人伤害了你，你就睚眦必报，这不可取。而以德报怨的有可能是伪君子。人家对你那么不好，你偏偏要对他好，真的可能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的。但又不一定，不全是。有的人就是真心地想帮那个伤害过他的人。排除了这两项以后，最好的选择肯定就是以直报怨。什么叫以直报怨呢？就是用公正来对待他。即使是坏人，他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既不特别宽恕他，也不过分地报复他。这就叫公正对待。宽恕他了吗？没有。报复他了吗？也没有。一个人做了一件缺德的事情，就应该付出代价，就必须付出代价。不然谁都可以做错事，做坏事，谁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一点成本都没有，那怎么可以？
以德报怨是一个绝对道德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遭到了孔子的反对。由此可见，孔子是反对绝对道德主义的。
能够证明孔子反对绝对道德的例子还有很多。孔子曾讲：“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 “杀身成仁”，为了追求仁德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高的境界。这是孔子思想至大至刚的一面。他还讲过：“事君能致其身”（《论语·述而》），侍奉国君，在关键的时候能献出生命。但同时，他又并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关键时候都义无反顾地献出生命。如果我们对所有人说，你应该献出生命，这个要求也太冷酷无情了。所以孔子还是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每个人自己。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杀身成仁，但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也献出生命，别人有自己的选择权。
孔子曾对两个人作了评价，一个叫史鱼，一个叫蘧伯玉。他说史鱼这个人很正直：
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
国家有道的时候，他很正直，就像射出的箭一样正直；国家的政治很混乱的时候，他同样像射出的箭一样很正直。史鱼是卫国的大夫。当时的卫国国君卫灵公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弥子瑕，是个小人；还有一个叫蘧伯玉，是位君子。小人善于曲意奉承，所以一般人都喜欢，卫灵公也不例外。有一次弥子瑕和卫灵公在果园里面散步，弥子瑕从树上摘下一个桃子，咬了一口觉得很好吃，便说：“哎哟！真好吃！国君你吃吧。”咬了一口，感到好吃，就给国君。这令卫灵公非常感动：弥子瑕真是爱我，他觉得好吃的东西就马上给我吃，他自己都咬了一口了，还给我吃。不过到了后来，卫灵公不喜欢他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翻旧账了。说：“这个弥子瑕很坏，他把那个桃子咬了一口，还给我吃。”（《韩非子·说难篇》）所以在君主那里你是找不到道理的。他喜欢你的时候，你怎么做都对；他不喜欢你时，你怎么都不对了。史鱼就很看不上弥子瑕，他跟卫灵公说：“他是个小人，你为什么老是重用他？有一个君子蘧伯玉你为什么不用呢？”卫灵公听不进去，史鱼就一直在劝卫灵公，卫灵公就是不听。后来史鱼老了，病入膏肓了，临终前跟自己的儿子说：“我死后，作为大夫，卫灵公肯定要到家来吊唁。我告诉你，我死后，你不要把我的棺材停放在正厅里面。”我们知道人死以后，棺材一定要停在正厅里面，这就叫寿终正寝。他儿子说：“不放在正厅，那不是不合礼吗？那放在哪里啊？”“你给我放在外面的台阶上，国君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奇怪：你这个儿子怎么把父亲的灵柩放在这个地方，没有放在正厅里面？那个时候你告诉他：我死不瞑目。因为君主没有听我的话，没有把弥子瑕撤职，没有把蘧伯玉重用。所以我死了，也不摆在正厅里面，就在台阶上。”他儿子听了他的话，就把他的尸体摆在了台阶上。卫灵公一来，果然觉得很奇怪：“你父亲死了，你怎么不把他的灵柩停在正厅里面呢？”儿子就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弄得卫灵公很不好意思：“这个史鱼真忠诚，死的时候还来劝我。”就疏远了弥子瑕并重用了蘧伯玉。后来把这种用尸体去劝国王的方式叫作尸谏。史鱼的确非常正直。孔子很欣赏他，对他的评价就是“正直”。（《韩诗外传》卷七）
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 从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诗曰：“ 靖共尔位，好是正直。”（《韩诗外传》卷七）
蘧伯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国家的政治秩序如果是正常的，他就出来做官；如果是混乱的，有危险的，他就干脆卷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
史鱼和蘧伯玉相比，照我们通常的想法来说，应该史鱼更好一点，他永远坚持原则。蘧伯玉却有点滑头，看到好就出来，看到不好马上就溜了。可是孔子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和用词是不一样的。孔子对史鱼的评价就是一个词：正直。对于蘧伯玉的评价是什么呢？是君子。君子是一种综合素质，正直只是君子的一种素质。所以在孔子的评价里，对蘧伯玉的评价比对史鱼的评价高。这说明，孔子并不完全赞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坚持自己，甚至把把脑袋献出去的做法。可见孔子在道德上有时是很宽容的。
《论语》里面关于这一类的评价很多。比如，他认为南容在国家秩序好的时候，就出来做官；国家秩序不好的时候，能够及时抽身而退，保全自己的生命，这很好。然后还把他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让他做了自己的侄女婿。（《论语·公冶长》）
宁武子也是这样的人：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
国家的政治秩序很清明时，他什么都明白；国家一旦出现了昏君，陷入混乱，他就变得很糊涂，什么都不知道了。孔子的评价是：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
他的聪明我们学得会，他装傻的工夫我们学不会。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愚不可及”，用来形容某个人很愚笨。实际上最初是孔子用来夸奖的宁武子的。
孔子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鼓动我们往前冲。前面是刀山火海，你们冲啊！你们都倒下了，他的道德就实现了，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孔子不是这样的人。如果孔子是这样的人，那孔子就是拉登了。别人都做肉弹炸掉，他自己却躲在后面高唱道德高调。孔子是爱护我们的，他让我们坚持原则，但是又不让我们白白送命。孔子讲过一个词叫“明哲保身”，这个词多好，我们现在却觉得不好了。实际上孔子的意思是说：你们既要坚持原则，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很重要的。孔子给我们的不是压力，而是智慧。面对这样的圣人，我们不光敬他，还会爱他。
关于孔子在道德上不走极端，还有几个故事。在《吕氏春秋》上有一篇文章叫《察微》，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时鲁国有很多百姓流浪到其他国家后，生活没有保障，最后沦为奴隶。鲁国人在别国做了奴隶，这让鲁国政府觉得很丢面子。如果我们中国人在外国给人家做奴隶，政府也会认为这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为了改变这个状况，鲁国就颁布了一条法令：以后不管什么人，如果在其他国家，碰见做奴隶的鲁国人，希望能用钱把他赎出来，然后可以到鲁国的国库里面来报销。赎的人“惠而不费”，既做了一件好事，又不需要花钱，确实是好政策。鲁国确确实实是一个礼仪之邦。孔子的学生子贡，生意做得很成功，非常有钱。他还真的在外国赎回了一个人，但是他拒绝到国库去领回赎金。为什么这么做？我猜测有两个原因：第一，子贡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拿了报酬就不是做好事了。为了证明自己的道德很高尚，他不要报酬。其次，他的富有使他有这个能力不取报酬。可是孔子听到这件事情却非常生气。他把子贡叫来说：“你做错了。你应该去把赎金领回来。为什么？因为你不把赎金领回来，将来鲁国在外面做奴隶的人就再也得不到救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看到了这个道德行为所引起的不道德后果。你子贡有这么高的境界，同时还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所以你可以这么做。现在换一个人，假如他没有你这么有钱，他也没有你这么高的道德品质，他在外国碰到一个做奴隶的鲁国人，他救还是不救呢？如果拿出钱来把人赎回，然后到国库里面报销，他马上就会想：子贡可是赎了人没要钱，我现在赎了人要钱，与子贡一比就差远了。本来我可以不和谁比的，但是子贡现在这么一做，我要救人，就不得不和他比。而我和他一比，我就比他差得远了。我做了一件好事，最终得到的却是境界很低的评价。可是，假如我也不要钱，我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这么慷慨，这笔钱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在做了这番思考以后，这个人就会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却把自己弄到这种尴尬的境地。为了避免这样两头为难的尴尬，结果只有一个：装作没看见，他不赎人了。
一个绝对的道德行为，最终导致的结果恰恰是不道德的。所以孔子反对绝对的道德。
《吕氏春秋·察微》中还有一个例子正好相反。有一天，子路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掉到了水里，他就跳到水里把那人救了上来。被救的人很感动，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说：“我救你一条命，你送我一头牛，好啊！”就把牛收下了。按说子路是孔子的学生，救人是见义勇为的事情，怎么能收人家一头牛呢？按现在常人的想法，这个子路的境界不高。而孔子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仲由啊，你做得好，你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一定会乐于助人了，以后谁再出现危险就一定有很多人去救他了。”为什么？因为鲁国人可以这么思考：子路的道德那么高尚，他救了人，也是愿意拿报酬的。假如我看到一个人有危险，我就一定去救他，我拿了报酬，别人也不会说我不好，因为连子路都拿了。难道别人会认为我比子路还高尚吗？可见，子路拿了报酬，看起来境界不高，但最终的效果恰恰是最好的。所以孔子对子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两件事情，我们最初的判断肯定和孔子不一样，但通过分析，最终会觉得孔子是对的。
再来看看孔子弟子曾参的故事。
曾参在孔门弟子里是以孝出名的。据说《孝经》就是他写的。他是中国古代孝子的模范。他父亲喜欢吃一种枣，他就不吃，让给父亲吃；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也不吃这种枣。他早年很穷，无法给父母亲提供更好的生活，他晚年的生活很好，但是他很痛苦，说：“我现在生活很好了，可我父母亲不在了，我没法养活他们了，我没法表达我的孝顺了。”临死的时候，他给弟子们讲了一番话：“你们都赶紧过来，我快死了，在死之前，你们把我的身体好好检查一下。把我的手抬起来看看，有伤疤没有啊？没有。把我的脚抬起来看看，有伤疤没有啊？没有。我全身哪个地方有伤痕啊？没有。”然后曾子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身体每一寸皮肤，包括头发，都是父母给你的，你一定要谨慎对待你的身体，不要让它受到伤害，这是你的孝顺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们看，我一辈子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我到今天，快死了，终于可以把我一个完整的身体还给父母了。”（《论语·泰伯》）就这么一个大孝子。他早年有这么一件事情：他在瓜田里锄草，一不小心，把一根瓜秧给锄断了。这本来是小事情，可是曾子的父亲——曾皙，也是孔子的学生，脾气很大，一看儿子把瓜秧锄断了，拿起一根大棒，就狠狠地敲打曾参的背，直到把曾参打得昏死在地上。这个父亲也真是糟糕，太暴力了。而曾参不躲也不让，父亲生气了，就让他打，让他出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苏醒过来。醒来以后说：“父亲啊，刚才我做错了事情，你来教训我，你拿了那么大的棒子，累不累啊？我对不起你。” 为了不让父亲为自己刚才的昏死而担心，他回到屋里，就开始弹琴唱歌，让父亲感到自己很健康。这曾子可真是太孝顺了。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一听，非常生气，就和弟子们说：“曾参来了以后，不要让他进来，我很生气，不愿意见他。”有弟子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曾参。曾参想不通啊：老师，是你教导我，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孝。我这样孝顺，你怎么还生我气，甚至不愿意见我了呢？他委屈得很，又不解得很，非常痛苦，一定要见老师。
孔子还是见了曾参。他给曾参讲了一个关于舜的故事。他说：“舜也是很孝顺的。舜的父亲叫瞽瞍，是个盲人。舜的母亲死后，他又娶了个小老婆，还生了个孩子，叫象。舜的一家，四口人：他的父亲，他的后母，他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另外三个人整天处心积虑地要把舜给杀了，即便这样舜也不改变对他父亲的孝，对他后母的孝。舜应该是个大孝子吧。但他的孝和你的孝不同。当瞽瞍需要他在身边伺候的时候，舜总是在身边；当瞽叟批评他，给他小小的责打时，舜也都在旁边听着，挨着。可是当父亲拿着大棒子来打他的时候，他一定逃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
孔子接着说：“你以为他是怕死吗？你以为他是怕疼吗？你以为他是不孝吗？不是啊，正因为他这样，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他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才使得他的父亲没有因为打死了儿子而犯下不行父道的罪过，而他自己也没有丧失那拳拳的孝心啊！如果舜在他的父亲要取他性命的时候，他为了孝顺而站在那里随父亲取他性命，结果是不仅自己死了，还要陷父亲于不义。一个父亲把儿子打死了，这个父亲还是好父亲吗？这个父亲名声不是坏透了吗？这个父亲还能够做人吗？你倒是孝了，可是父亲不慈了。”
“你曾参侍奉父亲，拿身体去承受父亲的雷霆之怒，父亲拿着大棒子敲你的时候，你竟然不躲不藏也不跑，让他把你打昏在地。打死也不躲避。你有没有想过，你一旦死了，不是让你父亲陷于不义之地吗？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曾子一听，一下子就明白了：“老师啊，我真糊涂，不是你指点，那我真要犯大错误了。”（《韩诗外传》、《说苑·建本》）
孔子对孝是有分寸的。古代“二十四孝图”中，那些极端的、违背人性的、戕害人性的孝的来源，人们都把它推到孔子身上。错了，孔子是提倡孝，但他是有分寸的。“二十四孝图”里面，有哪些孝呢？比如“王祥卧冰求鲤”。王祥的后母大冬天要吃鲤鱼，河上结了冰，王祥为了让后母吃上鱼，自己脱得赤条条地躺在冰上，用体温把冰给化了。如此戕害自己身体的事情，却把他作为模范。我说这种模范要么傻，要么没有人性。要把冰块给弄化了，还需要用身体去融化吗？敲也能敲得碎啊！不能敲碎，点一把火也能烧化啊！火难道不比你体温高吗？一个人用身体躺在冰上把冰融化，这个人就肯定废了。所以这个故事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极其不人道的孝。后来我们却把他推到一个极高的程度，甚至还认为是孔子讲的。我现在要给孔子正名：孔子是坚决反对如此愚昧的、野蛮的、没有人性的孝的。孔子的境界决不可能是这样低层次的。
还有一个“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郭巨家里很穷，两口子带着个小孩，还要奉养老母亲，粮食不够吃。为了把儿子的口粮省出来给母亲吃，郭巨就挖了个坑，把儿子活埋了。如此残忍的孝，决不是孔子所主张的。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二十四孝图》，对此是深恶痛绝。很多人认为，这种绝对的孝道，是孔子提出的，把这一瓢污水泼到了孔子头上。我们通过他对曾子说的这段话，可以知道，这决不是孔子，孔子不可能这样。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惹出的。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是“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就是“以暴易暴”。所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甚至连他自己的学生，那个“圣门蟊螣”公伯寮，他都大度地随他去了。（《论语·宪问》）
有那么多人反对他，拆他的台，坏他的事，让他一次次梦想成空，化为泡影。但我们看不到他与哪个人不共戴天。正如他自己说的：
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
一切归之于命：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他的思路是：坏人能改变我的命运吗？不能。既然这样，我的一切不幸都与他们无关；或者，他们的出现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我坦然接受，一笑置之好了。
这就是圣人啊！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前面孔子跟叶公讲到的父子之间关系的例子。叶公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很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孔子说：“我那个地方的人更正直。父亲有错了，儿子帮着掩盖；儿子有错了，父亲帮着隐瞒。”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谁的境界更高。
法律的公正是一种价值，父子的天伦亲情也是一种价值，两个都是正面价值，两个的价值又都很重要。一边是法律要公正，一边是父子的天伦亲情要保护。如果二者必弃其一，我们要抛弃什么？留下什么？叶公取了法律的公正；孔子取了父子的天伦亲情。
到底哪一点更重要？
显然父子的天伦亲情是更基本的价值，更需要我们的保护。这是因为，天伦亲情是人类最原始的价值，是发自人类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这种价值一旦被破坏了，社会最基本的细胞都要被破坏。所以孔子反对破坏人伦亲情去维护法律公正。孔子认为，父子亲情，天伦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被损害。
一两个案件错判，或者，一两个案件没法判，会不会影响到法律整体的公正？不会。我们能够保证所有的案件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吗？不能。我们只要有一个“不断地追求公正”的原则就可以了。但是让儿子去告发父亲，哪怕就一次，也一定会损害人伦亲情。所以孔子选择了让儿子为父亲掩盖。这是第一。
其次，法律的公正还可以谋求其他实现的途径。老子偷了羊，儿子不告发，法律还可以找其它证据，最终也可以将偷羊人绳之以法。因此，没有必要逼着儿子出来作证。所以现在的法律有回避制度。凡有直接关系的人，他们的证词，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算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它避免了我们会碰到尴尬的境地。
后来，孟子被人问过一个相似的问题。一个叫桃应的人问：“舜做了天子，皋陶做了他的司法官。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会不会阻止皋陶判他父亲的罪？”孟子说：“舜不会阻止皋陶去判他父亲的罪。因为皋陶是司法官，司法官的职权就在那个地方，他有权去审判一个杀人的人。”
那是不是舜就可以袖手旁观，看着他的父亲被判有罪呢？舜应该怎么办？
孟子接着说：“舜在晚上，跑到监狱里去把父亲背起来逃走，逃到海边去，高高兴兴地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宁可不做天子，也要维护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孟子·尽心下》）
这是孟子的选择。
对于一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种价值来作判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只有从多方面去观察分析，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答案。任何东西都不能绝对化。孔子和孟子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作出了典范。
实现正义，维护道德是对的，但是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就是错误的。因为一切极端的手段，一定是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而且其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的更基本值。
所以，我们可以说，圣人就是明察秋毫的人。《说苑·察微》中讲道：“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孔子能在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能够看出这个世界上很多变化着的东西。从孔子对子贡赎人，子路救人，曾子孝顺等事的处理态度可以看出，孔子就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见出了大问题，在我们都认为正确的地方，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第十二章洒脱孔子
第十讲中，讲到孔子及其弟子在陈蔡绝粮之际，做了一次非常深入的有关道德和成仁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孔子提到了两个人：伯夷、叔齐。《论语》共有四次提到了这两个人。可见孔子对他们的印象确实非常深刻，对他们的评价也确实很高。把他们作为道德上的、人格上的和气质上的模范，不断评述。
孔子曾这样评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不损害自己的清白，绝不苟且，这就是伯夷、叔齐。
据《论语·述而》记载，子贡问孔子：“老师，伯夷和叔齐到底是怎样的人？”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这两位贤人如此追求仁义道德，却饿死在首阳山上，结局是如此悲惨，他们在最后有没有怨恨之情呢？”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们追求仁义道德，最终求到了仁义道德，为何要怨恨呢？世俗的所谓美好的结局，功名富贵，本来就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追求的只有仁。他们求仁，就得到了仁。他们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怎么还会有怨呢？
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以世俗所谓的成败得失来判断一个人，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判断别人的好恶爱恨。比如，有人想升官发财，却没升上，就很痛苦。等他看到别人也没升官发财，就认为那人也很痛苦。事实上，那人可能并不痛苦，他也许根本就不想升官发财，只想追求学问，追求道义。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痛苦不是你没有什么而痛苦，而是因为你想要什么而没有什么才痛苦。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因为没有当上小科长而痛苦，但他却没有因为没当上总理而痛苦。为这么小的科长职务痛苦，却不为那么大的总理痛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想去当总理，他就想着当小科长了。一旦你想要这个东西，而又得不到，你就会很痛苦。伯夷和叔齐他们没有的东西很多，但那都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是仁，他们得到了仁。所以他们是不会有怨的。
孔子曾把伯夷、叔齐跟齐景公作过比较。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论语·季氏》）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打猎时，马有千驷。一驷是四匹马，千驷就是四千匹。这真不是一笔简单的数字。中原地区马不易得到，只有草原才多马。汉民族和匈奴打仗的时候，最大的苦恼，就是缺少马。而一个齐景公就有四千匹马，其富有可想而知。但孔子又说：“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他死的时候，老百姓实在找不到什么来称赞他，他除了有四千匹马，别的什么都没有。没德行、没智慧、没仁慈，没人格，所以他死后没有人怀念他。
与之相反，伯夷、叔齐这两个活活饿死的人，“民到于今而称之”，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称赞他们，怀念他们。孔子随后引用了两句古诗：“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论语·季氏》）就是说，一个人要受人尊敬，要被人爱戴，要让人们记住他，确确实实不在于他是不是富有，而是要看他品德怎样。
历史上，谁仅仅因为富有，而能留名千载，被人称颂？没有。有的话也是因为他除了有钱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恰恰相反，那些品行高尚有所贡献的贫寒之士，往往能够永垂不朽。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孔子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他却永垂不朽。伯夷、叔齐连饭都没得吃，但也永垂不朽。
到了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把伯夷、叔齐列为历代杰出人物之首。《史记》有几种体例：写帝王的，叫本纪；写诸侯的，叫世家；写历代杰出人物的，叫列传。本纪里面最厉害排第一的是五帝，三皇五帝的五帝；列传里排第一的就是伯夷、叔齐。列传有70篇人物传记，70篇传里面写的人不止70个人，总共有上百号人物，而他俩是排第一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对伯夷、叔齐有16字评价：“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在那样一个道德堕落的时代，所有人都在争权夺利，这弟兄俩却奔向道义，把国家都让了出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所以天下人都夸他们。正因如此，司马迁在写历代杰出人物传的时候，不但把他们列上，还列为第一，作《伯夷列传第一》。知道了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还有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的评价，我们还会认为只有生前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才是成功吗？是速朽的齐景公成功呢，还是永垂不朽的伯夷、叔齐成功呢？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我们想，人类要不堕落，民族要有一点精神，是绝不能把功利看作第一的。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杀身以成仁的人。这些人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的脊梁。孟子的舍身取义，就是直接由孔子的杀身成仁引申而来的。
“不求成功，但求成仁”可以说就是孔子对伯夷、叔齐的基本评价。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会觉得伯夷和叔齐是非常刚正的人，非常严谨的人，非常端方的人。但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又为我们描述了伯夷、叔齐的另一副面孔。他们不仅是道德模范，而且非常可爱，也是轻松的、洒脱的，甚至是很快乐的人。孔子说伯夷和叔齐有个优点：“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八个字在《论语》的两万多字里面非常普通，但明确告诉了我们伯夷叔齐不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为追求道义宁愿饿死也绝不屈服的人物。日常生活里，他们还是一种非常宽容的、洒脱的、快乐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不念旧恶。别人对他们犯的一些过错，产生的一些伤害，他们不记在心里，所以是“怨是用希”。有人把“怨是用希”译成：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就少了。当然也可以，但我觉得可直接译成：因为他们对别人不念旧恶，所以他们的内心就没有对别人的怨恨。这样更直接，讲得更透。
你的内心没有对他人的怨恨，对谁最有好处？别人当然会得到好处，因为你不怨恨他，也就不会去伤害他。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你自己，因为你的内心是阳光的，是轻松的，是干干净净的。相反，如果你的内心充满了对别人的怨恨，储存着过多不良的能量，你的心灵必然是扭曲的，你在心理上的负担必然是极其沉重的。所以不念旧恶，不记仇，对别人有好处，但更多的是对自己有好处。一颗没有怨恨的心灵，一种健康的与人为善的心灵，是多么轻松。它决不会引导你去干坏事，决不会让你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
要获得人生的快乐，伯夷、叔齐为我们做了个好榜样：不念旧恶。孔子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曾感慨：“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听到后就说：“老师，您又发感慨了？怎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其实，孔子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了解我，我感到自豪，我很高兴。说明我的境界很高，别人达不到。孔子所指的是怎样一种境界呢？“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我一生遇到那么多挫折，栽了那么多跟头，受过那么多打击，远大的理想始终不能实现，但内心仍然那么快乐，没有丝毫抱怨。对人也好，对事也好，对社会也好，我的心情依然平静。我既不怨天，又不尤人，这么高的境界一般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只有天才能理解。
相反，一个怨天尤人的人，不仅把自己的心境搞坏了，也把周围的人和环境搞坏了。你愿意和一个整天抱怨的人坐在一起吗？你愿意一个看什么都不满意的人天天在你面前喋喋不休吗？我们希望有个心情舒畅的人在身边，不喜欢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在身边。谁都想做快乐的人。
康德曾说：生气是拿别人的缺点惩罚自己。这话说得很好。比如，我到食堂打饭，你在排队，我跑到前面插队，这是我错了，应该是我感到内疚惭愧，你却在那里生闷气。等我打好饭走了，你依然在生气。直到我吃完了，你还是在生气。结果你的心情搞坏了，我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拿我的缺点惩罚你自己？所以凡事要开通，这也是快乐的诀窍。
可是光有“不念旧恶”，“不怨天，不尤人”这三个“不”还不够。还要再加两个不，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哪两个“不”呢？——孔子说的“不逆诈，不亿不信”（《论语·宪问》）。
什么叫“不逆诈”？什么叫“不亿不信”？
“不逆诈”就是说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不要事先想着他是否要害我。君子坦荡荡，我自己的内心是光明的，我也就倾向于把别人想象成一个好人。这就叫“不逆诈”。
“不亿不信”的“亿”就是臆测。事情没做之前，就老猜测别人是不是骗子。现在的社会就存在这种现象，普遍怀疑，缺乏信任。你给我一张钞票我担心是假币；我卖给你一样东西，你担心是假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天天这样想问题，脑子是要搞坏的。生活是不会获得真正快乐的。
所以孔子主张“不逆诈”，不要预先假定别人是坏蛋。“不亿不信”，不要预先怀疑别人的诚信。
对人做有罪推定，法律尚且不允许，更何况道德？问题还不在此。一个人如果老是用猜疑的眼光、防范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不仅会让人反感、丢掉机会、失去朋友，更会失去良好的心境和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的人是信任别人的，是坦诚的，是不会骗人的。有人担心对别人的信任和坦诚会让自己上当受骗。如果说得极端一点：人这一生被骗几次又能怎样？我一生都坦坦荡荡，一生都不猜疑别人，内心充满阳光，至少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的。我偶然被骗几次又如何呢？我们总不能变成套中人。身体健康的人是不大会天天想着出门戴个口罩，撑把阳伞，防范风吹日晒的。或许又有人会说：“不戴口罩，感冒怎么办？”为了那么一两次不感冒，我们一辈子戴着口罩，划得来吗？同理，为了可能有的一两次受骗，我们的心态一辈子畏畏缩缩，一辈子小心翼翼，划得来吗？被骗几次，不会有多大损失。最大的损失是为了防止可能被骗，我们终身都做一个套中人，那丧失的东西就太多了。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都觉得好，我却感觉特别糟糕。
我认为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正确的，而后半句是错误的。“害人之心”当然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不可提倡。因为有这样心态的人他自己就可能是一个坏人。你愿意和一个整天把你当坏人防着的人交朋友吗？所以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是非常糟糕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防人之心比害人之心更加糟糕。害人者往往只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害特定的人。他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所有空间，害所有的人。所以哪怕某人有害人之心，他也只会针对某些特定对象。即便是坏人，离开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对象，他也可能不害人。抢银行的人，在商店，是掏钱买商品的，他不会在任何地方都用抢劫的手段获取所需。
但防人之心不同，它的特点就是在所有时间，所有空间，防范所有人。一个人要在一辈子的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里防范所有人，岂不是要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如果在全社会提倡“防人之心不可无”，结果是，所有人都你防着我，我防着你，整个社会就丧失了彼此信任，一切人猜疑一切人，一切人防一切人。最后社会就变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社会也就彻底地分崩离析了。所以我们不要倾向于把别人看成坏人，不要动不动就用防范的眼光看别人。哪怕被别人骗上一两次也没关系，至少保证了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
上帝认为，在人所有的缺点里面，有一个缺点是最应该被原谅、被宽恕的——那就是轻信。上帝为什么把轻信当成最应该宽容和原谅的缺点呢？因为他也担心我们天天猜疑别人，天天防范别人，最后会导致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彻底破裂。孔子和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是一致的，结论也是一致的。被骗是没有关系的。有谁不被骗啊？
孟子有句名言：“君子可以欺以方。”（《孟子·万章上》）就是说君子可以被别人用正当的方法欺骗，用合情合理的骗局欺骗。舜一家有四口人：父亲、后母，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后来他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为妻室，变为一家六口。他的父亲、后母，还兄弟，天天想害他。让他上房去修理屋顶，却抽掉梯子焚烧房屋；让他到地下挖井，待他人下去后，他们在上面把井填了。象以为他的哥哥被活埋了，很高兴，回来跟父母讲：“现在大哥已经死了。我们要分一分他的家产。哥哥的牛羊就归你们两人；哥哥仓库里的粮食也归你们两人；但哥哥的兵器是我的，哥哥的琴是我的，两个嫂子也是我的了，我要让她们帮我整理床铺。”
然后他就到舜的家里去接收这些东西。一推门进去，他就傻眼了，看到舜好好地坐在床上弹琴呢。原来舜事先在井底挖了个通道跑了出来。象非常尴尬，脸色也非常难看，扭扭捏捏地说：“哎哟！我好思念你啊，哥哥！”舜就说：“好啊！我也很思念你。我现在要治理国家，国家大事太多了，你一块来帮我治理吧！”真是做到了兄弟高兴，他也高兴，兄弟忧愁，他也忧愁。据《孟子·万章上》记载，有人就此就问孟子：“这个舜到底知道不知道象要害他？”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又问“那为什么象高兴的时候，他跟着高兴？象忧愁的时候，他也忧愁？为什么象说我很思念你，他就马上相信呢？”孟子说：“因为那是他弟弟呀。”孟子的意思是，一个哥哥能够猜疑弟弟吗？如果弟弟告诉你：“哥哥，我们俩是兄弟，我们的感情很深，我不会害你的。”你就应该相信。如果一个哥哥连弟弟都不相信了，那这个世道还叫世道吗？这就叫“君子可以欺以方”。
据《孟子·公孙丑下》所记，周王朝建立后，周公执政时，把自己的兄弟管叔和蔡叔各封为诸侯，并让他们监视商王的后代武庚。可是这两人竟和武庚联合叛乱。周公只好亲自带兵东征，用三年时间才把叛乱镇压下去。有人就拿这事问孟子：“孟先生，周公是不是圣人？”“当然是圣人。”“那么周公到底知道不知道，他的兄弟会叛乱？如果知道，还派他们去，那是不仁。如果不知道，就是不智，因为他不知人。他到底知不知道？”孟子说：“不知道。”那人就说了：“原来圣人也有不智的时候，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孟子一听很生气，说：“我知道你讲这话的意思，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想找借口。我告诉你，圣人会犯错，但犯了错会立即改正。小人犯了错，只会找借口。我现在告诉你周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因为这两个人是他的兄弟。他怎么可能无端地猜疑兄弟会造反呢？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对兄弟不信任，对姐妹不信任，对父母亲不信任，这个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以为处处防范，可以让你免于伤害了？实际上在你的防范中，你已经把这个家搞得不象家了，你已经把这个环境搞得一点亲情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已经给你毁了。所以君子犯一点这样的错误不是很正常吗？”
对人做有罪推定，法律尚且不允许，更何况道德？问题还不在此。一个人如果老是用猜疑的眼光、防范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不仅会让人反感、丢掉机会、失去朋友，更会失去良好的心境和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的人是信任别人的，是坦诚的，是不会骗人的。有人担心对别人的信任和坦诚会让自己上当受骗。如果说得极端一点：人这一生被骗几次又能怎样？我一生都坦坦荡荡，一生都不猜疑别人，内心充满阳光，至少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的。我偶然被骗几次又如何呢？我们总不能变成套中人。身体健康的人是不大会天天想着出门戴个口罩，撑把阳伞，防范风吹日晒的。或许又有人会说：“不戴口罩，感冒怎么办？”为了那么一两次不感冒，我们一辈子戴着口罩，划得来吗？同理，为了可能有的一两次受骗，我们的心态一辈子畏畏缩缩，一辈子小心翼翼，划得来吗？被骗几次，不会有多大损失。最大的损失是为了防止可能被骗，我们终身都做一个套中人，那丧失的东西就太多了。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都觉得好，我却感觉特别糟糕。
我认为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正确的，而后半句是错误的。“害人之心”当然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不可提倡。因为有这样心态的人他自己就可能是一个坏人。你愿意和一个整天把你当坏人防着的人交朋友吗？所以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是非常糟糕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防人之心比害人之心更加糟糕。害人者往往只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害特定的人。他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所有空间，害所有的人。所以哪怕某人有害人之心，他也只会针对某些特定对象。即便是坏人，离开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对象，他也可能不害人。抢银行的人，在商店，是掏钱买商品的，他不会在任何地方都用抢劫的手段获取所需。
但防人之心不同，它的特点就是在所有时间，所有空间，防范所有人。一个人要在一辈子的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里防范所有人，岂不是要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如果在全社会提倡“防人之心不可无”，结果是，所有人都你防着我，我防着你，整个社会就丧失了彼此信任，一切人猜疑一切人，一切人防一切人。最后社会就变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社会也就彻底地分崩离析了。所以我们不要倾向于把别人看成坏人，不要动不动就用防范的眼光看别人。哪怕被别人骗上一两次也没关系，至少保证了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
上帝认为，在人所有的缺点里面，有一个缺点是最应该被原谅、被宽恕的——那就是轻信。上帝为什么把轻信当成最应该宽容和原谅的缺点呢？因为他也担心我们天天猜疑别人，天天防范别人，最后会导致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彻底破裂。孔子和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是一致的，结论也是一致的。被骗是没有关系的。有谁不被骗啊？
孟子有句名言：“君子可以欺以方。”（《孟子·万章上》）就是说君子可以被别人用正当的方法欺骗，用合情合理的骗局欺骗。舜一家有四口人：父亲、后母，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后来他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为妻室，变为一家六口。他的父亲、后母，还兄弟，天天想害他。让他上房去修理屋顶，却抽掉梯子焚烧房屋；让他到地下挖井，待他人下去后，他们在上面把井填了。象以为他的哥哥被活埋了，很高兴，回来跟父母讲：“现在大哥已经死了。我们要分一分他的家产。哥哥的牛羊就归你们两人；哥哥仓库里的粮食也归你们两人；但哥哥的兵器是我的，哥哥的琴是我的，两个嫂子也是我的了，我要让她们帮我整理床铺。”
然后他就到舜的家里去接收这些东西。一推门进去，他就傻眼了，看到舜好好地坐在床上弹琴呢。原来舜事先在井底挖了个通道跑了出来。象非常尴尬，脸色也非常难看，扭扭捏捏地说：“哎哟！我好思念你啊，哥哥！”舜就说：“好啊！我也很思念你。我现在要治理国家，国家大事太多了，你一块来帮我治理吧！”真是做到了兄弟高兴，他也高兴，兄弟忧愁，他也忧愁。据《孟子·万章上》记载，有人就此就问孟子：“这个舜到底知道不知道象要害他？”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又问“那为什么象高兴的时候，他跟着高兴？象忧愁的时候，他也忧愁？为什么象说我很思念你，他就马上相信呢？”孟子说：“因为那是他弟弟呀。”孟子的意思是，一个哥哥能够猜疑弟弟吗？如果弟弟告诉你：“哥哥，我们俩是兄弟，我们的感情很深，我不会害你的。”你就应该相信。如果一个哥哥连弟弟都不相信了，那这个世道还叫世道吗？这就叫“君子可以欺以方”。
据《孟子·公孙丑下》所记，周王朝建立后，周公执政时，把自己的兄弟管叔和蔡叔各封为诸侯，并让他们监视商王的后代武庚。可是这两人竟和武庚联合叛乱。周公只好亲自带兵东征，用三年时间才把叛乱镇压下去。有人就拿这事问孟子：“孟先生，周公是不是圣人？”“当然是圣人。”“那么周公到底知道不知道，他的兄弟会叛乱？如果知道，还派他们去，那是不仁。如果不知道，就是不智，因为他不知人。他到底知不知道？”孟子说：“不知道。”那人就说了：“原来圣人也有不智的时候，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孟子一听很生气，说：“我知道你讲这话的意思，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想找借口。我告诉你，圣人会犯错，但犯了错会立即改正。小人犯了错，只会找借口。我现在告诉你周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因为这两个人是他的兄弟。他怎么可能无端地猜疑兄弟会造反呢？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对兄弟不信任，对姐妹不信任，对父母亲不信任，这个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以为处处防范，可以让你免于伤害了？实际上在你的防范中，你已经把这个家搞得不象家了，你已经把这个环境搞得一点亲情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已经给你毁了。所以君子犯一点这样的错误不是很正常吗？”
孟子还举过一个例子（见《孟子·万章上》）。郑国国相子产，也是很聪明的人，一天，有人他送来一条活鱼，子产就让手下小吏把鱼拿到院子里的池子中放生。这人却把鱼弄回家自己煮着吃了。第二天，子产见到他就问：“那鱼呢？”他说：“已经放到水池里了。一开始放到水里，这鱼还半死不活的，过了一会儿，它就活蹦乱跳地摇着尾巴游走了。”子产一听很高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这个鱼终于到它该去的地方了。
这个把鱼吃掉的家伙真是个小人。碰到子产这样的忠厚君子，他对他的欺骗行为竟然毫不惭愧，反而嘲笑子产。他和别人讲：“谁说子产聪明呢？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认为鱼到它该去的地方了。真可笑。”
究竟是子产可笑还是这人可恶啊？子产让他把鱼放了，他答应后却没做到，还把谎话编得很生动，很合情理。子产凭什么不相信他呢？一个人，把别人对他的信任看成愚蠢，他希望别人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呢？真是一点也没有自尊啊。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在告诉我们：被骗一两次，根本不能证明你是傻瓜，根本不会损害你的人格。因为别人是用合情合理的方法骗你的。上帝之所以把轻信看成是人最可被原谅的弱点；孔子孟子之所以说：君子是可以被骗的，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为了防止被骗，就提倡防人之心不可无，天天防这防那，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正常关系就都丧失了，社会将被弄得异常冷漠可怕。“两害相权取其轻”，被骗当然不好，但过分防范，就会使人心变得极其封闭，会使整个社会变得互相猜疑，人们将失去朋友，失去交友的机会，失去和别人共事的机会，损失不就更大？两者相比，宁愿被骗。孔子说的“不逆诈，不亿不信”，就是告诉我们：人要活得洒脱一点。一个整天防着别人的人，他不可能是洒脱的，他的生活一定没有乐趣，没有意义。
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个年轻人第一次出远门，背着一把吉他去坐火车。上车之前，祖父告诉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车上骗子很多，千万要小心。可是他一上火车，就把祖父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坐他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带着口琴，两人就聊了起来，最后又一块演奏起来，非常热乎。渐渐发现车箱里还有一些年轻人，也对音乐很感兴趣。因为要好几天才抵达目的地，他们就天天聚在一起谈音乐。弹着琴，唱着歌，非常快乐。到了最后一天，他们甚至把整个火车上喜欢音乐带着乐器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时乐队，到各车厢演奏歌唱。火车到站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分别，互相留下了通讯地址，交了很多朋友，这次旅行变得非常愉快。不仅他们自己愉快，还给整个车厢的人带来了快乐。
假如这个年轻人上车后，真像他祖父说的那样，不和陌生人说话，那么他的这趟旅行又会怎样呢？肯定是枯燥无味的，肯定是落寞寡欢的，整个车厢里的气氛也肯定是沉闷的。有人说，如果他真的被骗怎么办？他上十次火车，被骗一次又有什么呢？他有九次是快乐的。如果老是防着，上十次火车，就有十次是不快乐的。如果把火车理解为人生，理解为社会，不就这样吗？你带着防人的心情，踏入了社会，你还能快乐吗？你还能潇洒吗？你将永远抱着一把吉他，眼睛盯着窗外，沉闷、无聊、畏缩、自闭。
孔子所赞赏的是一种轻松的生活，不倾向于把别人看成坏人。我是君子，心胸坦荡，不想害你，凭什么认为你要害我？《论语》里面的孔子，平时是整天乐呵呵的，整天有说有笑的。他做官的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带学生。在家时，他是怎样一种风度呢？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脸上是和颜悦色的；穿戴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宽宽松松的，既不邋遢，也不是打着领带紧紧绷绷的；精神是轻轻松松、舒舒坦坦、悠然自在的。
我们一直认为孔子这样一个道德极高的人，肯定比较苛刻，肯定比较刻板，肯定在所有细节上都一丝不苟。事实上，真正的孔子并不这样，他很随和。
据《列子·仲尼第四》记载，有一天，子夏问孔子：“老师，在我这些同学中，颜回怎么样？”
孔子说：“颜回在诚信上比我孔丘还要好。”
子夏接着问：“子贡怎么样？”“子贡比我还要聪明。”
子夏越听越紧张：“那子路怎样？”
孔子说：“子路比我孔丘更勇敢。”
子夏接着又问：“子张怎样？”
孔子说：“子张比我更庄重。”
问了四个人，一个比他更诚信，一个比他更聪明，一个比他更勇敢，一个比他更庄重。子夏有点糊涂了：“老师，他们都比你强，那凭什么你做他们的老师，他们又为什么那么服你呢？”
孔子说：“他们都只有一面，没有另一面，优点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缺点。颜回很诚信，但他不会通融，处理问题时，比较缺乏弹性；子贡很聪明，但有时不知道藏拙。”
聪明当然是好事，但有时候不能太聪明，傻人有傻福。太聪明的人不一定成功，笨拙的人不一定失败。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傻不傻？最终他成功了。而阿甘的女友，是个特别聪明的人，特别能够抓机会，社会流行什么她马上干什么。但是到最后阿甘成功了，她却失败了，晚年得了不治之症，再回到阿甘身边。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也是个笨人，但最终武功最高的就是他。所以说干任何事情都要有点傻劲，不能太聪明。有点傻劲表明什么？就是我在某一方面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太聪明的人，往往跟着世风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到有些人的家里去，看到他家的书架，有几本股票的书，那是多年以前股票热的时候买的；有几本围棋的书，那是更早以前围棋热的时候买的；又有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书，证券方面的书……看他的书架就会知道，一段时间里面流行过什么。聪明人，流行什么就学什么。这样的人往往一事无成。他好像什么都明白一点，但都摆不上桌面。一碰到真正的行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有的人虽然笨一点，但能盯住自己喜欢的方向一直做下去。做着做着就真成了专家。
所以人不能太聪明，不能太机灵，不能太算计。我在上海图书馆讲老子的时候，讲到了老子反功利的思想。我说：“在老子看来，功利的就是不功利的，不功利的往往就是功利的。”一个听众希望解释一下，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我认识两个人，同时分到一所中学当教师。一个有点笨，另一个特别精明。精明的人，今天想搞搞这个，明天想搞搞那个，不好好上课还有许多理由：凭什么好好上，一节课不就那么点钱嘛，花那么多精力，划得来吗？多年后，他成了一个很平庸的中学老师。而那个有点傻的人，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我就是一个老师，我明天要走上讲台，我就应该把课讲好。他就很认真地备课，你给他钱，他好好上，你不给他钱，他也好好上，反正我是老师，我就该把课上好。他就认这个死理。多年后，他成了中学特级教师。一旦变成特级教师，跟一个普通的平庸的中学教师就有很大区别。外面请他讲课，一个上午起码一千多。一个毫不讲功利的人，就凭着自己的傻劲成了专家，反而什么都有了。
所以光聪明不行。子贡就有这么个毛病，他很聪明，但少一点拙劲，少一点笨劲。人一定要有一点笨劲，才能有所成就。就像听课一样，有的人听一听就走了，没有什么意思，回家吧。有的人就有一点笨劲，我来了，就好好听。听着听着，可能就听出名堂来了，可能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可能就培养出兴趣来了。所以人一定要有个稳定的心性、稳定的气质。不能太浮躁，不能失去耐心。没有一蹴而就的好事，凡事总要有个做的过程，要想成功就需要一股笨劲。巧劲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笨劲可以让你坚持下去。光有巧劲没有笨劲，往往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这是子贡。子路又怎样呢？
孔子接着说：“他很勇敢，但缺少一点胆怯。”
人有时候要有所畏惧，只有这样才能慎重。
子张呢？“很庄重，但又太讲究庄重。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缺少与别人打成一片的亲和力。”
孔子最后说：“以上四人各有突出的优点，而且这些优点都超出了我。但是他们还是要来跟我学。跟他们相比，我最大的优点是有综合素质，能够灵活机动，不执于一端。”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有好几个故事，足见孔子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孔子到楚国。楚国在南方，是鱼米之乡。有个打鱼人，给孔子送了条鱼。孔子说：“我没做什么对你有用的事情，无功不受禄，不敢接受。”渔人说：“我打上这条鱼，自己吃不掉，天又这么热，拿到市场上卖，可能在路上就臭了。与其扔掉，倒不如送给你这样的君子。”
孔子一听，便收下了。这就是为人处事有弹性。如果太讲原则，坚决不要，别人在他面前就会变得拘谨、不自在。自己也就变得不可爱，不可亲近了。
还有一件事情，鲁国有个人，非常吝啬，大家都看不上他。他用一只很简陋的瓦罐在家里煮了点粗糙的食物，吃后觉得味道很好，就想给别人也尝尝。于是他就用个更加难看的碗，盛了一碗，端到孔子那儿去，说：“先生，我觉得太好吃了，来送给你吃。”孔子的反应是“受之，欢然而悦”，马上接受下来，非常高兴。子路想不通，问：“老师，你看这个碗，破成这样，食物也就是白水煮的，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孔子说：“你没听他说吗？他觉得特别好吃才送我的。有人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送你，你不就应该好好接受吗？你不要管那东西到底好不好，你要看他是否诚心。”
在原则问题上讲原则；在日常问题上讲通融讲灵活，给别人一个空间，这样的人才能有亲和力。
所以孔子不是一个一直板着面孔的人。他对学生的要求往往比较低。要求他们从最简单的做起。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他的学生司马牛有个缺点，“多言而躁”，话很多，性情很浮躁。一天司马牛问孔子：“老师，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说话的速度慢一点就是仁了。”司马牛感到很惊讶：“老师，说话慢一点就能成仁了吗？”孔子说：“做好一件事情本来就很难，说话当然要慢一点。”他给司马牛提的要求确实不高，因为他知道司马牛的缺点：话太多，讲话太快，不经思考就说出来。他希望司马牛改掉这个缺点，但不直接说，怕打击他，所以才这么说。
子夏做了一个小地方官后，跑来问孔子：“老师，我要做官去了，您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孔子说：“慢慢来，不要贪求速成。想要速成，反而不能成功。”（《论语·子路》）确实理想可以很高，但起点一定要低。起点太高，反而实现不了。
孔子回答子路问题的方式就更有意思。《论语·宪问》中有这样一则：
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养自己，认真做事，保持恭敬的态度。
子路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还要‘修己以安人’。”修养好自己，安顿好身边的人。
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
孔子说：“还要‘修己以安百姓’。”把自己修养好，把百姓安顿好。
不等子路再问，孔子紧接着说：“安顿好百姓，尧舜都觉得很为难，你不要觉得太容易了。”
对于这段话，我曾经从孔子政治理想的角度作过分析，现在从教育方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子路是带着很高的期望来问老师：“什么叫君子？”他事先肯定认为君子的标准很高，很难实现。可孔子却说做君子很简单：修养好自己，认真做事，保持恭敬的态度。子路当然非常吃惊。就像学期结束要考试了，你以为很难，等拿到卷子，却那么简单。然后老师说：“那好吧，再增加一点难度，修己以安人。”你一看，这也不难呀。然后老师说：“那好，修己以安百姓。”随后不等你讲，老师先就说了：“你不要再讲了，这已经很难了，你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假如我们到了期末考试，老师能讲这样的话，大家该有多高兴呀。其实，孔子并没有降低要求。他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开始。开始时不要太难，要由易入难，先从低处出发，然后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他的道德很高，但他不是给你一个悬崖，让你直接爬上去，他给你的是一道小山坡，而且是开满鲜花的山坡，你会不知不觉顺着山坡往上走，又不知不觉到达那个高度。“修己以安百姓”，这种境界确实很难达到，但他为子路设了两层到达这一境界的台阶：第一层是“修己以敬”；第二层是“修己以安人”。这让子路觉得很容易实现。这样做就能让学生从最方便的门径进入道德的殿堂，而不是给他一条最难走的路。他对别人就是这样随和宽松。
《论语·子罕》里说孔子对四种缺点深恶痛绝：意、必、固、我。“意”是指做事主观；“必”是指做事绝对化；“固”是指很固执。这四种缺点在孔子身上是否存在？不存在。孔子已经杜绝了这些毛病。他是一个很宽松、很洒脱的人。在他面前，别人是没有压力的。他的日常生活过得很轻松，但他同时又是一位道德圣人；或者说，他是一位道德圣人，但他同时又是轻松的、洒脱的。只有在《论语》这样的书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人。孔子说他有个爱好：好古，就是喜欢读古书。为什么？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难碰到真正能给我们以启发的高人。那些高人往往出现在历史上。我们只有通过读古书，读传统文化典籍，才能和这些人有所沟通，有所交流。我们才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人格的滋养。我们读孔子，我们讲孔子，也就是因为这。
第十三章孔颜乐处
我们知道孔子是个很洒脱的人。在他那里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的应该和绝对的不应该，一切都要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才能决定。对待自己的贫与富，孔子就是一个洒脱之人，他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执鞭之士”有人理解为赶马车的人。前一句的意思就是如果赶马车能够挣钱，我也就干了。孔子赶马车的技术也确实很不错。他和弟子们一块周游列国时，很多时候是他亲自赶车。但这里的执鞭之士，是指市场管理员。当时的市场也是要有人管理的，通常在市场正中建一高台，派一人拿着根很长的鞭子，看到谁欺行霸市，就拿鞭子抽打——呵呵，当然，大多数时候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富有是可以求到的，即使让我做一名市场管理员我也干。如果不可求，还是让我从事喜好的职业吧。这两句话流露出孔子的双层洒脱：第一层，如果富有真能追求到，我不一定非要做学者，做教授，也不一定非要做“白领”。现在很多人非常讲身份，非要做白领，而孔子却不这么想。让他到市场去，拿着鞭子维持秩序，只要每个月拿到的钱够多，他也干。一个圣人讲出这样的话，确实非常洒脱。第二层，如果不可求，那我就不求它，我就追求真理，追求学问，照样有自己很快乐的人生。放弃财富，毫不可惜。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洒脱。
对待政治上的贵与达，他同样是洒脱的。一天，他跟弟子颜回说：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孔子周游列国，不就是想在政治上找到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吗？但他却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如果你用我，我就干；如果不用我，我就不干。这是何等洒脱。试想，假如孔子在这点上不够洒脱，非要被用，非要干的话，他可能早就堕落了。正因有如此洒脱，才使他不至于迷失方向。所以说，太执著不一定是好事。一个人不执著可能没有成就，太执著也有危险：可能为了成就某个目标而不择手段。孔子说的“狂者”，就是这类人，其优点是有热情有干劲，弱点是孜孜以求，心无旁骛，不知世界之大，价值多元，而且，若无节制，则易变得不择手段。
同时，目标单一而过分执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会把自己弄得太累，把这个世界弄得太紧张，反而不好。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被弄得太紧张了。人们为了追求财富，为了适应快速的社会节奏，不断地给自己施加压力。我们的财富可能在上升，但幸福指数却在下降。我们缺少一份闲暇的心境，我们不再洒脱。鲁迅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点点的闲暇心，那这个民族大概差不多就完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太功利了，太急切了，太执著了？有时候真应该洒脱一点。原则当然要有，人生的目标当然是要坚持。毫无原则和坚持的人肯定是小人，但是执著一端又不知变通的人，肯定是笨人。有坚持又有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只有坚持，没有权变的人是很可怕的。孟子就曾批判过这种人。据《孟子·离娄上》记载，有一天，一个叫淳于髡的人问孟子：“礼上规定男女授受不亲，有这个说法吗？”孟子说：“有。”什么叫授？就是给。什么叫受？就是接。“授受”就是给和接。比如说，男女两人在一起，男的要把一支钢笔交给女的，怎么办？直接递过去，对方用手来接这就叫授受亲了，就不符合礼。“不亲”怎么办？把钢笔放在桌上，对方从桌上间接地拿。淳于髡马上又问：“假如嫂子掉到水里去了，小叔子拉不拉她一把呢？”如果拉一把，不就是男女之间手碰手了吗？授受亲了吗？如果小叔子是个死守原则的人，他可能真的见死不救。孟子的回答是：“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子掉到水里，小叔子却不赶紧伸手拉她，这个小叔子就是豺狼，就是禽兽。孟子又说：“授受不亲是原则，但嫂子掉进水里，赶紧拉她一把，这是权变。”这个世界既要有原则，又要有变通才可运行，才有人道，才有温暖。光有原则的世界是冷冰冰的，缺少人情味的。所以说孟子的回答确实好。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孔子说过一句很多人不理解的话：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我们现在提倡诚信，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可孔子却说，这样做境界并不高。这里的“小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境界不高，胸襟不大的人。
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言必信，行必果，肯定不对。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些极端的例子。如果哪一天你真的被人挟持了，逼着你答应做某件坏事，你也要硬着头皮做吗？显然不行。讲话要讲信誉，做人要诚实，这些原则都对，只是不对在一个“必”字。因为世界太复杂，情况也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一旦绝对化，就可能陷自己于不仁不义。假如有人拿枪逼着你许诺杀人。你被迫答应后，你真的就要杀人来兑现承诺吗？有些时候，我们说的话，受情境的制约，或者受蒙骗，说了错话，错许了诺，真相大白以后，幡然猛醒以后，还要去兑现说错的话，许错的愿吗？万事都要有原则有权变。
无所坚持，见风使舵的是小人；
有所坚持的人是贤人；
有所坚持又懂权变的是圣人。
圣人因为会权变，所以比贤人高一层次。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在孔子厌绝的四种毛病中，“必”赫然在其中。而“固”字，也是类似的毛病。杜绝了这四种缺点后即是“通达”。知识融会贯通，处事不粘不滞，为人宽容仁慈。
孔子曾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论语·里仁》）
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也没有什么一定不能这样。只有一个字：义，义就是宜。宜就是要针对具体情况决定如何做。没有固定的，死板的一定这样；也没有固定的，死板的一定不这样。有这种态度的人才是宽松、随和的，不给人制造紧张和压力的。
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曾这样评价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家中开始有些财产时，就很满足地说：‘差不多合乎于我的要求了。’家里的财产有所增加了，就说：‘现在差不多很完备了。’当他的财产更多，家业更大时，就说：‘现在我几乎已经是非常美好了。’”可以看出，公子荆在不同阶段都是快乐的。说他善于理财，不是说他善于增加财富，而是说他善于处理好自己的心态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他有钱的时候当然快乐，没钱的时候也照样快乐。钱多的时候快乐，钱少的时候也快乐。他一直是快乐的。生活中有很多人恰恰相反：没钱的时候他是不快乐的，有钱以后他可能更不快乐。
我接触过一批很特殊的人。他们起先很穷，多少年后，我又见到他们，他们已经比较富有了。我问他们平时在干什么？他们说就是吃喝嫖赌。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些人，当初没钱的时候，活得不像人；现在有钱了，活得不是人。”有些人就是这样，永远都不知道怎么做一个人，做一个怎样的人。他摆不好自己和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公子荆做得很好，他对财富的要求不高，始终带着很轻松的心情去看待财富，去赚钱。不论财富多少，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愉快的。
有个叫尾生高的人，讲诚信的时候，常常会拿他做例子。《庄子》、《战国策》中都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跟一个女子约会，说好在桥下见面，不见不散。他去了，可那女子到时候没来。他就一直在桥下等。等到最后，女的没来，洪水来了。洪水来了，应该跑啊，他却不走，还要等，就给淹死了。这个事情他讲诚信吗？讲诚信。但是这种诚信是不是有点太绝对了？这个诚信的模范，正好印证了孔子讲的：言必信是不对的。
在《论语·公冶长》里，孔子批评他的是另一件小事。某一天，有个朋友到他家来借醋，他家刚好没醋，遇到别人通常就直接说声没有，但尾生高却说：“好的，你坐下，我马上给你拿。”他就偷偷地向邻居借来交给这个人。一般来看，尾生高挺不错，自己没有，跑去借来给人。可是孔子不喜欢他，认为他做事不直截了当。孔子说：“谁说尾生高这个人很直率？别人向他讨一点醋，他应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偏偏不作声，跑到邻居家借来给别人。做事情这么拖泥带水、小心翼翼，哪怕不是有意讨好别人，也让人感到做作。”做人直率一点，简单一点，干净利索一点，轻松洒脱一点，才像君子。委委琐琐，小心翼翼，生怕得罪别人，委屈自己讨好别人，看起来很善良，实际上已经像小人了。孔子不喜欢这样的人，孔子喜欢心胸开阔一点，活得舒展一点的人。
孔子非常讨厌“巧言、令色、足恭”之人。他说：“嘴上说着甜蜜的话（巧言），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令色），表现出过分的恭敬（足恭），这样的人，左丘明看不起，我也看不起。对某人有意见，却不直说，把意见埋在心里，表面上还跟他做朋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看不起这样的人，我也看不起这样的人。”（《论语·公冶长》）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嘴里整天说着花言巧语、甜言蜜语，脸上整天堆满逢迎的笑容，一举一动显示出过分的恭敬，这种生存状态难道不累吗？这个人的心胸和人生能够舒展开吗？更何况对人有意见，却不作声，还要逼着自己假装与人交朋友。这样既是欺骗自己，扭曲自己的人格；又是欺骗对方，对双方都不公正。孔子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他喜欢坦荡荡的君子，不喜欢常戚戚的小人。君子心底无私道路宽，小人机心太多天地窄。孔子之所以是个很快乐的人，就是因为他活得足够舒展，足够真实，他从不委屈自己。
孔子在楚国的北方小邑负函和叶公沈诸梁有过多次交流。沈诸梁是个很有才干的南方人，孔子是个从北方来的名人。沈诸粱一心想到北方去和诸侯们争雄天下，对孔子这样的人也很感兴趣。根据《论语·述而》所记，有一天，他问子路：“我觉得你老师的学问高深莫测，非同一般，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回来跟老师讲：“老师，今天叶公问我，你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你是怎么说的？”“我什么都没说。”孔子就说：“你为什么不说呢？问你不说也是不礼貌的事情。”孔子讲过这样一句话：
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论语·季氏》）
意思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就不够坦率。子路跟了孔子这么多年，别人问他老师是怎样的人，他却一句话都不说，孔子当然有点不高兴。于是他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是个发愤读书经常忘了吃饭（发愤忘食）；高兴起来，把所有忧愁都可忘却（乐以忘忧）；快乐得连自己已经进入人生暮年都快不知道（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这就是孔子：一个当时已有六十多岁的老人对自己的评价。他可以忘记一切，但一定记住了快乐。人生是快乐的。在沈诸梁心目中，孔子这样一位心忧天下的圣人，一定是不苟言笑的，一定是忧心忡忡的，一定是道貌岸然的。听到这些话，他一定会有点迷惑。不光他会迷惑，一般人也会有这样的迷惑。而孔子恰恰就是这样，是个充满人性光辉的人，是个很朴实的人，是个给我们很多温暖的人，是个快乐的人。
据《宋史·道学传》记载，宋代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周敦颐，教了两个学生：程颐、程颢。这两人是亲兄弟，后来都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曾给他们出过一道题，题目是：“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要找出孔子和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快乐的地方，以及他们为什么事情而快乐？后来，程氏兄弟的学问也就从这一问题发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最终创立了道学。
快乐确确实实是孔子和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共同的人生秘诀。
《庄子·渔父》中描写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
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有一杏坛，孔子坐于其上，弹着琴，唱着歌，弟子们在他周围读书，书声朗朗。孔子的时代不是太平盛世，是个乱世。是个杀人如麻的时代，是个流血漂橹的时代，是个生灵涂炭的时代。那样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场景，太富有诗情画意了。整个世界一片黑暗，就这里露出一线光明，而这光明的核心就是孔子。如此场景也只有庄子才能写出。庄子有时爱拿孔子开涮，要讽刺讽刺孔子，要调侃调侃孔子，但是庄子骨子里对孔子有敬意，对孔子的形象最诗意最传神的刻画，就是庄子的这段描写。面对那个世界无边的苦难，孔子固然很沉重，但仍然是从容的、快乐的。这个世界的眼泪太多，所以孔子是悲伤的，但是他仍然在微笑。因为有孔子的微笑，我们就不会绝望。只要还有孔子那样的人在努力，我们就知道世界还没有彻底堕落，我们还有希望。洪水滔天的时候，西方人有方舟，我们有什么？有杏坛，孔子的杏坛就是中国的方舟。
孔子是快乐的，没有什么能让他这样的圣人消沉，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他内心的高贵。内心的高贵就是他的优势，他可以凭借这优势俯瞰人间的一切，包括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挫折和打击，他都可以一笑置之。他的眼光是悲悯的，也是超脱的。他是救世者，但不是狂者。孔子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三种人：最高境界是中庸，另外两种是狂者和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狂者的进取心很强，缺点是太急切，峣峣易折；狷者的品行太高，太纯洁，但皎皎易污；中庸者平和而又热情，执着而又洒脱，坚定而又随和，不执着于一端。孔子就是个中庸者，他有完美的人性，有伟大的人格和健全的精神。正因如此，他可以领受这个世界上无穷的快乐。
一部《论语》找不到一个苦字。孔子心中和乐相应的反义词不是苦，而是忧，不是忧愁的忧，而是心忧天下的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不是名词的“忧”，不是形容词的“忧”，是动词的“忧”，也就是，这种忧虑，是他主动挑起的天下重担。孔子心中的苦早已被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代替。
孔子说：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智慧的人看到水就快乐，他喜欢水；仁德的人看到山就快乐，他喜欢山。智慧的人好动，仁德的人好静；智慧的人快乐，仁德的人长寿。
这话讲出了一种关系，就是人的内心有没有爱，有没有喜欢的东西，直接决定着他有没有快乐。人若有爱，就一定有快乐。我们喜爱山水，山水就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喜爱家人，家人就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喜爱朋友，朋友就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老师喜爱学生，学生就会给他带来快乐；学生喜爱学习，学习就会给他带来快乐。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你所喜爱的，就值得你留恋，就会给你带来快乐。孔子是在暗示我们：想要快乐就要多点爱心。有爱心自然就会快乐。汉代的扬雄说：“仲尼多爱”（《法言·君子篇》），孔子内心一直充满着爱，所以永远快乐。
在孔子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人类快乐的源泉，也是人类道德的源泉。人可以直接从大自然中找到快乐。山水之中就有我们的道德，也有我们的快乐，所以他喜欢登山。“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登上东山发现整个鲁国其实很小；登临泰山，放眼四望，发现整个天下其实也很小。前面我用“俯瞰一切”表述过孔子的人格，只有具备如此人生境界的人才会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没有此等境界的人，登高望远，可能眼界开阔，看得渺远，但决不会有此等感受。
孔子有没有去过大海？我不得而知。但他说过一句关于大海的话，非常富有诗意，也非常浪漫。他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
当我的道在人间推行不了的时候，我就乘着一只小木筏到大海上去，那时候能跟着我的大概只有一个仲由（子路）吧？这是多么浪漫的语言，多么浪漫的情景。大海何其大，他却只以一只小小的木筏浮在上面。他没有说道不行，乘邮轮浮于海。他要故意形成这么巨大的对比。在烟波苍茫的大海之中，只有一只小小的木筏在飘荡，上面就两个小小的人——他孔丘和他的学生子路。这场景是何等苦难，何等风流，又是何等伟大。孔子真是诗人，他不写诗，但他讲的话充满诗意。只有如此充满诗意的人格，才享受着生活的快乐。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启子比德焉。
遍予而无私，似德；
所及者生，似仁；
其流卑下，裾拘皆循其理，似义；
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
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
绵弱而微达，似察；
受恶不让，似包；
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
至量必平，似正；
盈不求概，似度；
其万折必东，似意。
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据《孔子家语》引《说苑·杂言》，《荀子·宥坐》小有异）
孔子从水中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德、仁、义、智………
怪不得扬雄说“仲尼多爱，爱义也！”（《法言·君子篇》）
这种快乐不仅仅来自于大自然，还来自于人生的其他方面。
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喜欢山，喜欢水，还喜欢诗歌，喜欢音乐，喜欢舞蹈。孔子不就是一边乐山、乐水，一边常常被音乐感动得不知所以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孔子听到了《韶》乐后，三个月吃肉都没有味道。什么是《韶》乐？传说中的圣帝舜时代的乐曲。孔子给它的评价是“尽善尽美”。就是说这部乐曲从内容上讲是最高的善，从艺术上讲是最高的美。可见他对《韶》乐的喜爱。他一定在《韶》乐中享受到了极大的快乐。一个人被艺术感动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他在鲁国听音乐，听完以后，陶醉地说：
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我满耳都是美妙的音乐呀！人生天地间，满眼山水，满耳音乐。我有双眼，天地便有山水；我有双耳，人间便有音乐。这正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又是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是多么圆融纯粹的人生啊！这就是圣人的人生！哪里用得着争名夺利，哪里用得着钩心斗角；哪里用得着甘脆肥脓，锦衣玉食；哪里用得着紫袍玉带，高楼大厦；哪里用得着钟鸣鼎食，声色犬马。造化创造的一切，足以让我们享受合乎道德的快乐人生！
苏东坡在《赤壁赋》中写到了同样的内容，他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间万物都有它的归属。假如不属于我所有，我绝不去抢，绝不去争，绝不去夺。我不争名、不夺利，不孜孜于升官发财。这样的人生似乎很贫乏，但苏东坡认为很丰实。因为他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赤壁赋》）。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是他和所有人可以共同享受的财富。这样的享受不是最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到人间去争夺？想要快乐，很难；想要快乐，也很容易。关键是有无一颗能够领受快乐的心。
孔子的快乐不仅源于山、水、艺术，还源于好古。《论语》中就有两处讲到他好古：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
孔子非常喜爱阅读古代文献，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古代文化的传承者。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我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追求知识的人。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好古是他的一大优点。这个“古”就是古代的传统文化。文化能给我们提供快乐，学问里面也有快乐。能否找到快乐，当然还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发现。就像一瓶好酒，懂酒的人才能喝出它的味道，不懂酒的人喝下去就很难受。不是酒不好，而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去享用这一份快乐。
多年前，我和几个银行家一块搞座谈，有一个银行家就问我：“我们每天的夜生活很丰富，到歌厅唱唱歌，跟朋友喝喝酒，很快乐。你们做学者的天天在家里，青灯古卷，很枯燥呀。”我告诉他：“区别在于：你的快乐，你知道，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的快乐，我知道，你不知道。你喝酒很快乐，唱歌很快乐，跳舞很快乐。我在家里‘好古’，和孔子对话很快乐。我甚至觉得可能比你更快乐。只不过我的这种快乐你不知道。”孔子就是在好古里面找到了他的快乐。不仅找到了快乐，还成了继承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的圣人。
孔子就在“好古“里面，不知不觉地完成了那么绝大的文化功业，建立了那么伟大的文化功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感觉痛苦，他感觉快乐。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可见快乐地追求学问是他的最高境界。他在快乐中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在快乐中做出了绝大的贡献。所以他有成就，有贡献，同时又有快乐。
现在可以汇总一下孔子的快乐：乐山、乐水是爱好大自然；爱音乐是爱好艺术；好古是爱好文化。自然、艺术、文化都能给孔子带来快乐。
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快乐源泉：自己的德性。前述快乐都是外在的快乐。“自己的德性”带来的快乐才是内在的快乐。
《论语》第一篇第一则：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勤奋学习，又能有时间、有心情、有兴趣去时时温习与复习，把所学的东西默记在心，并在心中不断琢磨、切磋，甚至有所发明，我们怎能不愉快？朋友自远方来，契阔谈宴，真是无比快乐。这快乐不仅在于聚会时的互叙衷肠，还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与德行。一个人唯其具有了忠诚，有了信义，有了德行，有了能力，才会有真朋友，才会有朋友自远方来拜望。这又怎能不快乐？
那好，读书学习快乐，有朋自远方来，快乐。但天下不仅仅是快乐事，还有不如意事，不快乐事。比如，自己学问精深、道德深厚、志向远大，却无人了解，从而得不到相应的尊重与任用，还能快乐吗？
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在这种肯定的回答中，他给我们指出了人的内在的快乐。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当我们面对委屈、误解时，当我们被褐怀玉时，假如能始终保持平静，不怨怒任何人，岂不是真正的君子？一旦我们在自己的平静的内心中，发现自己是真正的君子，自己的修养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心里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自豪，何等的自信？
这三句话，说的不是宗教信仰，不是哲学玄想，也不是后来的理学家、道学家所讲的道德上的心性应证。他讲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都可以领受的，却又常常被我们疏忽的快乐。句中描绘的三种情景：学习、温习，朋友来，被人误解，每个人都会经历。孔子告诉我们，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读书能够提升自己，会很快乐；朋友来了，只要你不是一个怕花钱招待别人的吝啬鬼，当然也快乐；被人委屈，被人误解，本来不快乐，但是，当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种委屈误解时，就会为自己有这么高的境界而快乐！因为我能超越一般的人生计较，看穿了人生的得失，我为我自己的境界而快乐，我为我自己快乐。这时，我们关注的就不再是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我们是返回了自身：在不如意中，我非常释然，我如此超脱！我在我的道德境界中体会到快乐。我的快乐来自于我在不如意时我的平和的心态。
命运不好，挫折多多，但仍然可以快乐，因为我们可以有“不怨天，不尤人”的境界：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孔子一再告诉人，要“不患人之不己知”（见《论语·学而》；《论语·宪问》）），但他自己在不被人了解时，也不免有不平之叹。但是，这里的“莫我知也天”，是什么意思呢？是自豪、自得、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啊。为什么？因为我不怨天，不尤人，人间的一切挫折已无法伤着，况且，人不知天，天却知人，有天为知己，岂不快乐？孔子曾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什么是天命？就是知道天道与人生的和谐，就是对天意与命运的体认。这时的孔子，一定是豁然开朗的。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地安处于贫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地安处于安乐之中。仁德的人安于仁，智慧的人利用仁。
孔子深察人心与人性，深深了解不同个性与涵养的人不同的生存哲学。内心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守穷困，因为“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他一旦穷困，便无恶不作，（孟子说一般百姓，一旦无恒产，即失恒心，一失恒心，即“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章句上》）与孔子意思相同）。但他为什么又不能长处安乐？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可以，因为这样的没有道德定力的人，他“饱暖思淫欲”，长处安乐，不仅消磨了他的意志和进取心，而且还会引出他的淫邪心。上文我提到的那些人，在他们没有钱的时候，他们活得不像人；可是，一旦他们有了钱，所谓发达了，他们又活得不是人。穷困时活得不像人，是因为他们“穷斯滥”；活得不是人，就是他们“不仁”。总之，他们没有象人那样活过。这样的人，怎能快乐呢？他们只有放肆罢了。
可见，内心没有定力，无论贫贱，无论安乐，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真正达于和平宁静的幸福的境界。
仁德的人安于仁，正如一滴水之安于大海，又如鸟之安于森林，鱼之安于江湖。而智慧的人深察仁德会给他带来好处，所以，他也乐于实行仁德。实行仁德的过程，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帮助他人，会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已经是被一再证实的事实。
这些快乐来自于内心，来自于道德上的自信。这是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快乐。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对事业和学问而言，掌握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孔子告诉我们，求道，求事业，都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
有益的快乐三种，有损的快乐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调节陶冶而快乐，以称道别人的优点为快乐，以有很多贤德的友人为快乐，是有益的。以骄奢放肆为快乐，以游手好闲为快乐，以宴饮纵欲为快乐，是有害的。
真正的有益的快乐，来自道德行为，至少符合道德。而骄奢淫逸，游手好闲等等，看似快乐，而祸亦随之。
《孟子·尽心上》中讲到人生有三大快乐：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君子有三大快乐，这三大快乐给你做天子都换不去。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父母健在身体好，兄弟无病无灾相互和睦，这是第一乐。儒家非常注重家庭，所以把家庭的快乐放在第一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天伦之乐，非人力所能达到。孔子有此快乐吗？没有。孔子三岁父亲就去世了，十七岁母亲也不在了，兄长偏偏是个残疾人。可谓父母不存，兄弟有故，他并不快乐。孟子的父亲也很早就去世了。孟子之所以把这种快乐放在第一，正因为这一乐太难得，要特别珍惜。如果谁没有这种快乐，就想想孔子，想想孟子，把它当作人生中的一种缺憾，默默地承受着它。
第二快乐——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我做任何事情都光明磊落、符合道义，所以对天对人都没有惭愧。这是第二大快乐。这一快乐来之不易，要有很高的修养才能做到，也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能达到。
第三快乐——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天下英才都投奔你而来，你教导他们，指引他们，磨砺他们，让他们成人。这就是第三大快乐。这些快乐中没有一处提到富贵、名利。富贵、名利可能会带给我们一时的成就感，但是长久的、恒定的快乐，一定是孟子讲的这三种。所以说，人生的快乐不仅源于自然，源于艺术，源于文化，最重要的源头还是我们内心的道德。
这种乐，就是在乐山乐水乐艺术之上的“乐道”——乐天地之道，乐自然人生之道，乐我们内心中的道德！
只有自己知道快乐的价值，才能珍惜他人的快乐：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子贡就不能理解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快乐。孔子教导他。
在孔子的学生中，子夏有他的严肃却没有他的快乐，曾参有他的沉重却没有他的快乐，子路有他的勇敢却没有他的快乐，子贡有他的智慧却没有他的快乐。冉求多才多艺却失之于算计，算计就不快乐了；子张才高志大却失之于自负，自负就不快乐了。能够得孔子快乐之旨的，大约有两个人，都受到了老师的特别夸奖，一个是曾皙，一个是颜回。
在一次交谈中，孔子让曾皙谈谈志向，曾皙说出了一段特别富有诗情画意的话：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春天来了，脱去冬天的大棉袄，换上春天又宽松又漂亮的衣服。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到沂水上面去洗澡，把一个冬天的污垢清洗干净。再到舞雩高台上乘乘凉，吹吹风，最后一起唱着歌回来。孔子听罢就感叹道：“曾点（曾皙）呀，你说得真好啊！我赞成你啊！”为什么赞成？因为这样很快乐。
在孔门弟子中，颜回代表了最高境界。可能就是他终于找到了快乐的秘诀。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旁人都觉得他的生活条件太艰苦，在为他担心了。可是他没有忧心忡忡，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愁眉苦脸，他从中活出了滋味，找到了快乐——因为，贫困的生活，证明了他的道德。
孔子本人如何？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不正当手段争取到的富与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无足轻重。这一句真是大潇洒。唯大潇洒才有大快乐，放得下才能拿得起，舍得出才能得着来。孔子舍出了，就得来了。难怪他最欣赏颜回，因为他们都是大潇洒之人，大舍得之人，大快乐之人。
第十四章一以贯之的道
孔子对于周礼是非常维护的，《论语》里“礼”字出现了70多次。在他看来礼既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在讲到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曾提到“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就是应该以礼的方式来治国。他之所以非常推崇周王朝的文化，正是因为周王朝的文化核心是“礼乐”，而且礼是排第一的，乐只是礼的一种辅助手段。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就来自于周王朝的礼乐文化。
礼不仅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又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曾说：治理国家如果用政治的、刑罚的手段，虽然可以收到一时压服之效，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其治理效果是有限的。所以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去引导人民，用礼去约束人民，其结果是“有耻且格”。百姓行为不但中规矩，合要求，而且明是非，有耻辱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说礼又是孔子的道德理想。（《论语·为政》）
其实，礼还是孔子的社会理想。据《论语·子路》记载，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老师，假如卫灵公现在要重用你，你将用什么办法治理卫国？”孔子说：“我一定从正名开始。让名实相符。”就是国君要像国君，大臣要像大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朋友要像朋友，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社会角色，每个社会角色都有一套礼仪规定他该怎么做。正名实际上就是礼。子路不以为然地说：“老师您太迂腐，世道已经如此，你怎么个正法？”孔子很不高兴，就教训子路说：“你说话太粗野，不正名怎么可以呢？”接着就说了一通道理：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先要有礼乐为基础，违背礼的才给以相应的刑罚，符合礼的才给以相应的奖赏。这样百姓就知道该怎么做。一举一动也都会中规中矩了。所以礼也是孔子的社会理想。
礼还是孔子的人格理想。《论语》中，孔子至少三次讲到了“立于礼”。《论语·季氏》中写道：某一天，孔子的儿子孔鲤站于中庭，孔子见到后就把他叫到面前，问他最近有没有学礼？孔鲤回答说没学。孔子告诉儿子：“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礼仪，就无法立身，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不符合礼，就会显得粗野，没有修养。在这个社会，至少在讲究礼仪的上层社会就无法立足。事实上，这对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要。一个人的言行一定要跟环境相和谐。不然就会与环境格格不入，也就无法在环境中立足生存。
《论语》的最后一节，孔子再次讲到了“立于礼”。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不懂天命，就没有可能成为君子；不懂礼，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不懂分析辨别言论，就无法了解人。
知命者，知天道，知自然，知宇宙法则也。
知礼者，知人道，知社会，知文化制度也。
知言者，知人物，识贤愚，知有所趋避也。
《论语》二十章，五百多则，以此三大纲领收束之，令我们知道，欲为人，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大关系。此则儒家学说之核心也。
在孔子看来，礼是政治理想，是道德理想，是社会理想，是人格理想。礼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他对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礼的要求。据《论语·颜渊》所记，颜回曾问：“老师，什么叫仁？”孔子就回答四个字：“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欲望，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就叫仁。说明仁是一种内在修养，礼是这一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颜回接着问：“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孔子又讲了十六个字：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论语·颜渊》）
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动。
综上所述，礼，在孔子那里，是何等重要。
但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通读《论语》，再读孔子其他相关事迹，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如此重视礼的孔子，在很多具体涉及礼的问题上，恰恰是非常宽容的。
鲁国国君鲁昭公就是个不知礼的人，做了好些违礼之事。据《论语·述而》记载，他娶了吴国国君的女儿。吴国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的后代，鲁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姬旦的后代。吴鲁两国本是同族同姓。按周礼规定，同姓不能通婚。所以鲁昭公的婚姻是严重违礼的。鲁昭公自知违礼，娶了吴国公主后，未按规定称呼她为吴姬。当时公主嫁到别国，是以父母之国的国名加上自己的姓来称呼。吴国公主姓姬，应该称为吴姬。可是鲁昭公一旦称他的夫人为吴姬，就等于告诉全国人国君娶的是本家姬姓女子。所以将她改称为吴孟子，“孟子”可能是她的字，试图把这一违礼之举遮掩过去。但是这事很多人知道啊。孔子到了陈国，此时鲁昭公已经去世。陈国司寇陈司败就问孔子：“鲁昭公懂不懂礼？”孔子回答：“知礼。”陈司败这下抓住了孔子的把柄，出门后见到孔子学生巫马期，便拱手说：“我一直认为君子是很公正的，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违背他的公正。可是今天我却发现不是这样。孔先生不是一个君子吗？可是在讲到鲁昭公时，他竟然帮他掩盖。鲁昭公娶了吴国女子，他竟说他知礼。”这件事对孔子的声誉应该会有点影响，所以巫马期马上回来告诉了老师。孔子感慨地说：“我孔丘真是很幸运，只要有错别人马上就能看出来了。”
现在探讨一下孔子为何要说鲁昭公知礼？孔子著《春秋》时，尊贵者，至亲者，如果在道德上有什么污点，做错什么事情，他主张写的时候要含蓄，要隐讳，要有所掩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孔子著史的原则之一。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这样做。孔子说鲁昭公知礼，可以理解为孔子在对别国的司寇谈到自己国家已故国君时的掩饰，同时也可看出孔子的宽容。在鲁昭公生前他没批评过；鲁昭公死后，在别国人面前他仍然帮他掩饰。一个对礼如此强调的人，对于国君如此严重的失礼行为，是何等宽容。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孔子这样做，对他的声誉是有影响的，但是，面临如此两难选择的孔子，只有在所不惜了。可见，君子固然珍惜羽毛，珍惜自己的名声，但是，在更大的价值面前，一己的名声，又如何不可以看轻一些。
这是对国君，而且是对本国国君。再来看看他对大夫。
根据《孔子家语卷十·曲礼·子夏问》记载，一天，鲁国的大夫们举行一次大型祭祀活动——练祭。这种祭祀规定手中不可拿哀杖（一种礼器）。可是在祭祀过程中，子路却看见大夫们手上拿了哀杖。他就问孔子：“鲁国的大夫在练祭时手执哀杖，这符合礼吗？”孔子回答：“这个我不懂。”子路很高兴，跑出来就跟子贡说：“我以为老师什么都懂，今天我问了个问题他终于说他不懂了。”子贡说：“你问了个什么问题？”子路就把情况告诉了子贡。子贡很聪明，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就说：“让我也进去问一次。”子贡进去后见到老师，问道：“举行练祭时手执哀杖是不是符合礼？”孔子说：“不符合。”子路、子贡问的是同样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却不同。为什么？其实两人的问法有个小小区别：子贡问的是举行练祭时手执哀杖是否符合礼；而子路问的是鲁国的“大夫”在练祭时手执哀杖是否符合礼。区别在前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称对象。子贡出来后就跟子路说：“不是老师不知道，而是你的问法有问题。”——你的问题，是让老师说直接说鲁国的大夫做得不对。而老师显然不愿意在这样无关原则的细节上臧否人物，所以老师只好说不知道。我问的时候，没有说是谁这么做，就问假如这么做是否符合礼。所以老师就如实说了不符合礼。不是老师不懂，而是你不会问。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孔子是很宽容的。他虽然知道礼很严格，但是假如有人不小心疏忽了，失礼了，他不会抓住了这一点，打棍子，扣帽子。
这就是对大夫，对一般人呢？
周礼规定，父母去世，孝子守丧三年。所谓三年实际上指三个年头，不是说整整三年。在第十三个月有一次小型祭奠仪式，到第二十五个月有一次大型祭奠仪式。大祭结束后就表示丧期彻底结束，守丧也就可以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守丧者是不能过正常生活的，头发不能理，胡子不能剃，还不能吃荤腥，更不用说娱乐活动了。
《孔子家语卷十·曲礼·子夏问》中记载了一件事，鲁国有个人，到了父母丧期结束的当天，就开始在家里唱歌。子路看到后就开始嘲笑：“这个家伙太不像话，父母丧期一结束，就开始唱歌了。哎哟，你看他急成什么样。”孔子却说：“仲由啊，不要这样，你怎么对别人这么苛刻呢？三年之丧，他已经够苦了，做得很不容易了。今天服丧期满，他唱个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对人也太苛刻了。”子路知道礼的重要性，觉得凡是不符合礼的都要批评。其实，孔子比子路更了解礼的重要性，但孔子一旦碰到具体的人就很宽容。不过宽容不是纵容，对于违反礼的事情，孔子是依然反对的。所以他在子路走后，又说道：“这个人如果再等一个月唱歌就好了，现在是急了点，难怪子路嘲笑他。”这便是孔子，对这么个原则性问题竟也如此宽容。
还有一则故事也跟子路有关。有个叫叔孙母叔的人，他的母亲死了。在给母亲出殡时，他在一些细节上不符合礼，又给子路看了出来。子路就在那里叹息：“哎哟，这个人真是很差劲啊，做得失礼了。”孔子听到后说：“不对，他做得还是合乎于礼的。”直率的子路急忙争辩：“老师啊，《礼记》上写得很清楚，他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孔子告诉他：“人不是这样做的，不应该拿具体的人去对照礼的规定，这样就会过于苛刻。一旦有人在细节上失了礼，我们应该给以宽容。”（《孔子家语卷十·曲礼·子夏问》）
这么强调礼，重视礼的孔子，偏偏在一些重大的礼仪问题上显得很随便，把不太合礼的说成是合礼的，帮忙掩饰，假装说不知道，甚至宁愿损害自己的名声，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思考：孔子的思想除了礼、仁、忠、信、孝……等概念，是不是在执行上还有更高的原则？如果有这样的原则，那又是什么呢？
孔子一再教育弟子们要“富而好礼”。富人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富了以后骄横霸道。中国今天的富人很多就停留在这种境界；第二种，“富而无骄”，富了以后还是很随和，这很好。但孔子认为这种境界还不够高。因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一个失意之人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很难；一个成功之人，要保持内心的平静本来就很容易。所以孔子提出第三种境界：富而好礼。富有以后要遵循礼，要学会运用财富提高自己的境界。（《论语·学而》）
子贡非常富有，再加上老师的教导，他就想做一点慈善事业。《论语·雍也》有这样的记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人利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广博地施舍，来接济天下的贫苦百姓，这样的人算不算仁德？”孔子从子贡的问话中看出他会用富了，想要鼓励他，就马上说：“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仁了，已经变成圣了。”仁是什么？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圣是什么？把你内在的仁慈表现出来。孔子之所以鼓励子贡，一方面是支持子贡追求更高的境界；另一方面，是子贡部分具有这种行善的能力。假如有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就想去广博施舍，接济天下，孔子肯定会说：“你就先把自己养活好吧！”
人首先要学会养活自己，这是人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能力不仅要为自己服务，还应该为大众服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你的能力一定不仅仅用来是为自己服务，应该想着还要为大众服务。子贡部分地具有这个能力了，因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什么叫博啊，到什么程度才叫博啊，有多少钱才能够博啊，比尔·盖茨能不能博啊，那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只能说他部分地具有这个能力，况且对人民有接济，对人们推广恩惠，不仅仅是给他钱财。他需要的太多了，比如说他需要受到教育，他要一个很好的、合理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边他能够有上升的渠道，等等。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说有这样部分的能力，但我们每个人也都具有部分的济世的能力。你把这个能力拿出来，就很好。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就能实现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繁荣。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道德追求，但要实现它是很困难的。正因如此，孔子才说：“尧舜其犹病诸！”尧、舜贵为天子，拥有那么高权力，那么强的能力，让他们广博地施舍于人，使全天下百姓都能幸福生活，他们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可是即便做不到，我们依然应该追求。孔子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难道仁这种境界离我很远吗？不远，只要我内心想仁，它自然就来。这说明人的一念的重要性。一念为善，就是善人；一念为恶，就是恶人。在关键时候，你如果心中有了一点仁慈，你的人生就变了，天地都会变的。
《论语》中确实有许多句子，语言简单，却非常值得反复思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是需要能力，需要条件的。所以，有一天，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一辈子照它去做？”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吧！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是个大问题啊。你读《论语》你会发现，孔子答得好，往往是因为他的学生问得好，他的学生问的都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大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他不会问那些无聊的小问题。他们问的都是这样类型的问题：什么叫仁？什么叫君子？什么叫成人？怎么样辨别疑惑？怎么样治理天下？都是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很多大学生，他问老师什么问题呢？——老师，考试范围在哪里？范围给他以后——老师，题型是什么？题型给他以后——老师，有没有复习题？复习题给他以后——老师，有没有答案？然后他就背答案。
所以我们说，孔子的成功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好学生。你看子贡问老师的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字让我一辈子奉行它？”如果学生问老师这样的问题，老师马上就觉得有压力了，思维要保持高度的活跃才行。现在我们老师也没压力，反正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你背去吧。古人讲“教学相长”，给标准答案的老师和背标准答案的学生，大概只能是“教学相减”吧？大家都一天天傻瓜化了。
子贡问了孔子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以后，孔子的回答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可见他内心里边确实太广博，太深刻了，很多东西他已经了然于心，胸有成竹。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孔子的思想是广博的，是博大的，这是我们最初的印象，然后孔子又一再提醒我们，在这个广博和博大的里边，有一个东西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抽出两个字来，“忠”和“恕”，现在通过子贡的这一问，在两个字里边又抛弃了一个，剩下了一个字“恕”，在孔子的思想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了。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恕。为什么恕这么重要？为什么到了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二者必取其一，必弃其一的时候，孔子抛弃了“忠”，说这个可以不要，“恕”一定要要，为什么把“忠”给抛弃了？我们来看看“忠”有些什么问题？“忠”当然很好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多高的境界，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我们会意识到这里边隐藏着一些危险。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忠”是对别人的帮助，帮助是需要有能力的，没有能力你怎么“忠”呢？可见“忠”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人时时都能够做到的，所以子贡问的是我能不能终身行之，一辈子照这个做。那么你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而“恕”怎么样呢？“恕”说白了就是不做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不要的，我也不给你，我不强加给你，所以如果把这两个问题简化一下，“忠”就是做，“恕”就是不做。做要能力，你不一定具备这个能力，你不一定时时有这个能力，处处有这个能力。所以，若以终身而行之的标准来看， “忠”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恕可以呢？“恕”是不做，人人都可以不做，时时都可以不做，处处都可以不做。所以孔子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辨析以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要终身行之，首先从客观的可能性上讲，那也只是这个恕。
但是还不仅仅如此， “忠”里边包含着很多的危险。什么危险呢？我们来看一看，忠的内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把它分析一下，你要的要给别人，你喜欢的也要给别人。可是，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怎么能知道我喜欢的他也喜欢呢？把我喜欢的东西，我认为他也喜欢，我强加给他。这可以吗？我曾经在北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南方长大的，我喜欢吃米饭，北方人喜欢吃面条。朋友到我家来了，因为我喜欢吃米饭，我总是拿米饭来招待他们，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吃得很痛苦。对我来说，我已经很好了，我想吃的我给你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买大米，很不容易买到的，我是找很多的关系，托人买到米的，我正舍不得给他吃呢，但是他吃得很痛苦。可见，我想吃的别人不一定想吃，如果我逼着说，我想吃的你为什么不想吃，你一定要想吃，那你这个“忠”就变味了，就变成专制了，就变成独裁了。
《庄子·齐物论》写道：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
人如果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偏瘫。但是泥鳅就爱睡在烂泥里。人如果睡到树丫上，就会很害怕。但猴子就愿意睡在树上。假如由人来做决定，床睡得很舒服，被子盖得很暖和，而且人对泥鳅也很“忠”，就让泥鳅也睡床，结果泥鳅死了。假如哪一天泥鳅当政了，觉得泥巴里睡得很舒服，而且它对人也很“忠”，就让人也睡泥巴，结果又会怎样？因此庄子说天下万物没有共同爱好的居处。吃东西也一样，人喜欢吃五谷杂粮，麋鹿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脑，猫头鹰喜欢吃死老鼠。拿五谷杂粮去喂猫头鹰，猫头鹰肯定不吃。如果猫头鹰当政，说我喜欢吃死老鼠，这是天下最美的食物，请你们人也吃。行吗？当然不行。所以庄子说天下万物没有共同爱好的美味。有没有共同爱好的美色呢？也没有。猿猴喜欢把猕猴当妻子，泥鳅喜欢找鱼做对象，毛嫱和丽姬是人间公认的大美女，然而鱼看到他们就深潜到水里，鸟看到他们就高飞入云中，麋鹿看见她们也急速逃跑。所以天下万物也没有共同的美色。一味强求别人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是不行的。由此可见，忠确实是存在隐患的。
《庄子·应帝王》中有个神话：
南海之帝为儵（即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中央之帝，名叫混沌。混沌的脸和头就是个肉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没有嘴巴。南海和北海有两个神，一个叫倏，一个叫忽。他们到中央之地作客，混沌热情款待他们。倏和忽就想，混沌对我们真好，我们要报答他。他们很同情混沌头上没有五官。就用凿子替他凿，一天凿一窍，可结果“七日而混沌死。”七天之后，七窍凿好了，混沌却死了。混沌之所以是混沌，就因为它没有七窍，一旦凿出，混沌也就不再是混沌了。所以自己想要的未必是别人想要或需要的。为忠不可自以为是，以己度人。
如果这个故事还是太玄，太哲学化，下面的故事就非常生活化了。一天鲁国郊外飞来一只很漂亮的鸟，鲁国君臣都很喜欢，就把鸟抓住，带入宫廷喂养。国君喜欢大鱼大肉，就给鸟吃大鱼大肉；国君喜欢听音乐，就让宫廷乐队为鸟演奏音乐。结果这鸟没几天就死了。庄子认为这是国君爱鸟的方法有问题。他是用养人的方法来养鸟，而不是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鸟喜欢栖息在深山老林里，喜欢游戏在水岸沙洲旁，喜欢在水边捉食泥鳅小鱼，喜欢和鸟群雁阵相伴。现在鲁国国君却把它弄进宫殿，让它和大自然彻底分离，而且用完全不符合他生活习性的喂养方式喂养，它当然没法活。（《庄子·至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忠是有界限的，是有适用范围的，是应当加以约束和警惕的。这是忠的第二点。
第三点，“忠”更糟糕的、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忠只是相对的真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它会被坏人利用，为什么这样讲？坏人假冒对我们的忠，来代替我们选择和思想，我们还必须接受，不接受那他就收拾你。所以忠会导致什么？导致专制，导致独裁，导致对人的奴役。所以我曾经讲，在中国古代，如果说用武力的压服和专制叫强奸民意；那么用忠的这种形式来实现的专制呢，就可以称之为诱奸民意。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的君主，独裁者，都声称为了人民的利益，然后他们假冒人民的代表来实现他们的独裁统治。没有谁说我就是坏人，所以我要统治你，都是说的我是为你好，所以才这样干。他们总是有两手，强奸民意和诱奸民意。在强奸民意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什么？是法，是术，是势，比如说商鞅指导下的秦国，李斯指导下的秦朝，都是用的这种办法，严刑峻法。但是还有一种做得比较巧妙的，那就是以“忠”的面目出现的“诱奸民意”。强奸民意，我们容易发觉；诱奸民意如同软刀子杀人，割头不觉通，甚至还很感激。比如说强奸民意的秦王朝我们就知道他很坏，但是有一些朝代我们总觉得它特别好，到今天我们还有人在为这些朝代歌功颂德感激涕零，哪些朝代呢？比如说明朝，朱元璋时代的明朝，和康熙、乾隆时代的清朝，我们到今天还认为这是很好的朝代，是伟大的时代，是什么康乾盛世，还有很多的作家在为他们唱赞歌。朱元璋也好、康熙也好、乾隆也好，他们做得比秦始皇、比秦二世做得巧妙，他们在强奸民意的同时他们还诱奸民意，他们是假托对人民的忠，然后剥夺人民。
所以忠是可以被人利用的，而且利用了以后它会变成专制和独裁。
所以在子贡问孔子，如果是只有一个字的话，我们怎么做，是哪一个字的时候，孔子几乎是毫无犹豫的选择了恕，因为恕恰恰是对忠的一种防范，是对忠的一种控诉，有了恕我们就可以控告他，别人不要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强加给他。像我们刚才讲的朱元璋也好、康熙、乾隆也好，他们在压制人民的时候，他们在实行独裁的时候，他们是冒充忠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恕来反对他，来反抗他，因为恕就是对忠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预防，是对忠的历史的、现行的和潜在的罪行的控告、警告和反抗。
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基础是忠恕。但到了他思想的最高层，就只有闪闪发光的一个大字：恕。也就是宽恕、宽容。恕是孔子思想里最具现代价值的思想，也是我们中国封建专制文化里边最稀缺的元素，所以也是最具有价值，最值得我们去挖掘，去发扬光大的思想。我们知道孔子讲仁，讲义；我们知道孔子讲诚，讲信；我们知道孔子讲君子，讲圣人，讲志士，讲仁人；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孔子思想的最高端，最核心的一个字，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恕”。人人心中有了“恕”，社会才是人类居住的美好家园。
第十五章知其不可而为之
上一讲讲到“恕”是孔子思想最后的核心。孔子讲的恕是多层次的，既包括政治上的恕，也包括个人修养上的恕。这个社会太需要宽恕了，一个宽恕的政治是好的政治，一个善于宽待他人的人，也应该是个好人。《说苑·卷一·君道》说“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孔子他曾经告诫学生说：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很高，对别人的要求很少、很低。人对自己可以苛刻一点，但是对别人一定要宽松些，做到这样就可以远离别人对自己的怨恨了。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可能独自完成，总得要有人帮你。就像我们这样的讲座，它也得有很多台前幕后的人员，才能把这一件事情做成。有人讲我自己在家里做作业，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那也不是，你做作业你可能要开着灯，必须要有供电系统；你中午还要吃饭，即便是自己做，也需要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之类。所以在人类社会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别人。我们和很多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最起码的物质基础，一个社会文化环境。所以人只有学会对别人的宽容，才可以保持自己的良好的心态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一个很苛刻的人，首先自己的心态就坏了，一点点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一点点不如意就可能怨声载道。宽容别人，不觉得别人很可恶，自己的心情也就会轻松。这样别人也就愿意和他交往，愿意帮助他。孔子讲“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意思就是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小人总是算计别人，蝇营狗苟。不断磨砺自己的人犹如深藏在大石中的宝玉，通过不断地雕琢、打磨、抛光，最后成为一块精致的美玉。人的道德修养就像琢玉的过程，只有在不断地磨砺和修炼中，才能使自己成长为君子。但是如果一直在算计别人，不仅会失去朋友，还会在自己的周围造成出一种非常严酷的环境，既不能提升自身的境界，又不适合于自己的生存，还弄坏了风气。
上一讲我们讲到，孔子在礼这个原则性问题上要求非常高，但是对那些具体的因为无知而失礼的人却又非常宽容。我们再看一个令人感动的例子。根据《孔子家语·卷二》记载，有一天孔子要出门，天阴了，眼看就要下雨，但他没有伞盖。这时有弟子跟他讲：“老师，子夏有，你可以向他去借。”孔子说：“没事，不用了。”为什么孔子不向子夏去借伞盖呢？因为孔子知道子夏有一缺点：很吝啬。他说：“如果我向卜商（子夏）去借伞盖，如果他看到是老师来借，就勉强借给我，这不就是把他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他了吗？他不是很痛苦吗？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他不借给我，他的名声就被搞坏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吝啬了，老师向他借东西他都不给。我不向他借伞盖，第一，让他不痛苦；第二，可以保全他的名声。”接着孔子又跟弟子们说：“你们也得注意，跟人交往一定要‘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推崇别人的长处，发现别人的优点，经常去表扬别人的优点，有意识地掩盖他的缺点和短处，这样和别人的交往才能长久。
喜欢直接揭人短对人对己都是不合适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老子就曾告诫孔子：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明察秋毫的人，往往会遭遇不幸，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明察秋毫。他把别人的缺点看得太清楚，也就容易去指责别人，最终招来怨恨，甚至是杀身之祸。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所恶者也。（《史记·孔子世家》）
人可以聪明，可以明察秋毫，但是一定要明白，别人的缺点是别人的，我们没有揭发他的必要和义务。正确的方法是把别人的优点学来，把别人的缺点有意识地加以掩盖，这就是宽容的人，这就是厚道的人，这就是好人。看来，老子的话对孔子是有影响的。按说孔子可以教育教育子夏：“卜商你不能这么吝啬，今天把伞借给我，也是给你机会，让你变得大方一点。”但即使对学生他也不这样，而是宽厚地包容了子夏的私德上的缺点。是的，在公德问题上，孔子非常严格，在涉他性的品德上，孔子也非常讲究，但是，在个人私德上，在自涉性的品性上，孔子极其宽容。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张是一个才高意广，志向远大的人。他做事有大的框架，但不够细心，不够和蔼，考虑问题不够周到，是个比较粗糙的人。在《论语·阳货》中有记载，一天，子张问孔子：“老师，什么叫仁？”孔子说：“如果能把我下面讲的五个字做到，你就可以称为仁德的人了。”哪五个字呢？“恭、宽、信、敏、惠”。这五点，实际上说的就是怎么样去尊重别人，理解别人，不苛求别人。前三点是说对别人要恭敬，要宽容，要诚信；第四点：敏，是说做事情要讲究灵活性，不能老是拿大原则对人。最后一点：惠，是要给别人一点恩惠。这些都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没有一点是对别人的要求。子张的性格，是自信的，也是刚愎自用的。他的理想宏大，眼高于顶，一般人都不在他眼里，容易藐视别人，忽视别人。所以孔子用这五点来告戒他。只有善待别人才能得众，才能得到别人的拥护，有了别人的拥护才能做成大事，才能获得自己的成功。所以说，“恕”不仅对一个国家来讲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的为人处事中，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孔子是一个非常有性情的人；是一个有着非常自由的人格的人；是一个很讲究道德却又并不极端化的洒脱的人；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样行，那样也行，很随和的人。这一切都跟他的宽容是有关系的。孔子给我们的印象是：大袖飘飘，弦歌不绝，休乎杏坛，风乎舞雩。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弟子们的朗朗书声，看天上的荒荒浮云，留心于往古圣贤，注意于诗书礼乐，有点像一个隐士。他一生中做官的时间也不多，就从51岁到55岁，其他大多数的时候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自由职业者。也可以说，他是当时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的心态是自由的，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且他的生活也是非常自由的。他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做官，不用每天早上去签到，不用每天待在朝廷里边处理政事，不用卷入官僚体系的旋涡之中，所以他是自由的。保持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人只有有了自由的身份，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后来的孟子就有意识地保持了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自由身份。
孟子呆在齐国时，齐宣王对他非常好。他是大夫的待遇，却没有大夫的事务。孟子上街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跟随他的车有几十辆，跟随他的人有数百人。假如孟子是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他的车在前面，后面数十辆车、数百个人跟着，这是何等的风度啊！享受着如此待遇，他究竟在齐国干什么呢？他“不治而议论”，呆在齐宣王给他的别墅里，没有任何职责，没有任何具体任务，他要干的事情就是：如果齐宣王干得不对，他就批评批评。另外，每个月到时间就签领一份俸禄，其他什么都不用干。只有这样他才能“绰绰有余地”，保持自己的自由身份。有自由的身份，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如果到政府机构里做了官，还能有自由的思想吗？能不听君主的调遣吗？体制有体制的规矩。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它一定是有很多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国家应当给这些知识分子体面的生活，同时还要保持他们独立的身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就一定是有前途的。孔子大多数的时间也就是这样的身份，所以他才能有这样伟大的思想流传至今。
讲到这里，还得要讲一讲孔子和孟子之间的一点区别。孟子是有意识地保持独立性，而孔子的独立性可能是不得已。孟子曾经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说孔子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国君来跟他聊天，听听他的意见，或者让他去做官，他就会惶惶不安。孔子有自由的一面，有大袖飘飘走天下的一面。他确实是一个颇有个人自由情怀的圣人，但他还特别想做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圣臣“。他希望有机会利用体制的资源来为人民谋福利。他周游列国就是在找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找不到，他内心就不平衡。他在卫国待的时间非常长，卫灵公给了他很好的俸禄，如果不是这么丰厚的俸禄，使他的生活有所保障，他也不可能在卫国待那么长的时间。但他在卫国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不能够推广他的道，内心自然就不平衡，所以最终还是离开了卫国。
孔子内心的不平衡表现在很多方面。根据《论语·宪问》记载，有一天孔子在家里面击磬。声音传到门外，门口正好有个挑草筐的人经过，听到里边传出击磬声，这人就站着听了一会儿，然后就对之作了评价，说：“这个敲磬的人啊，他的心里面有痛苦，有不平啊！”他能从声音里很明显地感觉出击磬者的心理是很不平衡的。随后他再听了一会儿，又说道：“鄙哉！硁硁乎”，这个击磬人的思想境界不高啊，敲出那样一种硁硁的声音来，好像在发牢骚说：“没有人了解我啊！没人了解你，你就坚持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发牢骚呢？”然后这个挑草筐的卫国人又举了《诗经》上的话来加以说明。他说：“深则厉，浅则揭”（《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意思是说：假如要过河，河水如果很浅，可以把裤脚卷起来，淌过去，衣服可以不湿；如果水很深，卷起裤脚来也没有用，就干脆穿着衣服游过去。为什么还要有那么多的牢骚呢？”他议论的声音很大，被孔子听到了。孔子说：“听这个人讲话啊，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人，他能够很容易地斩断自己的情丝。这样的人我没办法说服他，因为他已经彻底地想通了，彻底地绝望了。但我跟他不一样啊！我舍不得这个世界啊！我看到人民有苦难，我不忍心放弃不管啊！我做不到他那样。”所以说孔子有时候很潇洒，有时候就不潇洒。真正潇洒的是外面那个挑草筐子的卫国人。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现在就讲一讲孔子的不潇洒。
孔子的不潇洒恰恰显示出他的伟大。
一直玩潇洒的人玩到最后可能很潇洒，但是也可能变成又扁又平没有性格的人物，一个没有建树而且骨子里面特别自私的人物。人一定要有所坚持，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放的，比如人生的责任。孔子就是这样一种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甚至不得不降低一些道德要求。《论语·阳货》篇写到，有一次，一个叫公山弗扰的人占据费邑，反叛国家，反叛季氏。公山弗扰，《左传》上说叫公山不狃，季氏的家臣。他占据了季氏的一块叫费的封地，准备反叛。反叛之前，想找一些帮手，收罗一些人心，他就想到了孔子。他认为孔子威望高，如果能站到他这边来，就可以改变他的道德形象。于是他就派人去请孔子。按说这是一个乱臣贼子，是孔子最讨厌的一种人，而孔子还就真的想去。幸好弟子子路，站出来反对。子路跟老师说：“我们没有机会实现理想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要到公山弗扰那里去？这个人名声这么坏，是一个犯上作乱的人啊。”孔子说：“他要招我去，难道是白白招我的吗？他肯定会给我机会。如果他给了我机会，我可以改变这一切，可以实现理想啊。我不一定听他的。”但孔子最终还是没有去。他为什么一开始会动心呢？他实在太想有一块用武之地了，太想有一个地方做他的政治试验田了。不仅是公山弗扰，后来有一个叫佛肸的人，也来招他。这个佛肸是晋国的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也是一个犯上作乱的人，他来招孔子的目的与公山弗扰是相同的。这一次，孔子也想去，又是子路站出来反对。孔子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我听说最坚固的东西不会被别人磨光，最洁白的东西也不会被别人涂黑。我这么坚定，这么洁白，即使到了佛肸那里，难道我不会改变他？一定是他改变我吗？我有这么好的理想，我有这么好的治国方略却不用，就像一个匏瓜，老是吊在那个瓜藤上不吃，这怎么可以啊？”他一直想做事，一直想用他的道来拯救世道，但一直没人用他。所以连公山弗扰、佛肸这种层次的人来招他，他都愿意去。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总是那些孔子最看不上的人来招孔子，孔子看得上的那些人却不招孔子。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孔子的一生就是这么不得志。
南宋有个辛弃疾，一直想到北方去抗金，可是南宋的统治阶级就是不让他去。他很痛苦，写了很多词，其中有这样两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句意是，我为什么老是登到高山上或高楼上向北远望？因为北方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这大好河山现在被金人占领着，在他们的铁蹄之下呻吟着。我一心想收复这些失地。可是朝廷，无论是在朝者还是在野者没有人理解我。正所谓“闲愁最苦。”一个人在没有机会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时候是最苦闷的。孔子也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追求个人逍遥的人，他是一个追求拯救天下苍生的人。孔子身上有两种人格：一种是逍遥，一种是拯救。在没有机会拯救的时候，我们看出他逍遥的一面；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拯救的情结，他渴望拯救那个黑暗的世道，拯救在那个黑暗世道下苦难重重的黎民百姓。
他四处奔波，谋求一用，但他失败了。诸侯不用他，政客、小人们排挤他，迫害他。他只能到处碰壁。还有同样来自知识阶层的隐士们的冷嘲热讽。刚才讲的那个挑草筐子的人，能够从音乐里边听出孔子心思，肯定是个有文化的人，只不过他心肠已冷，早已彻底绝望，因为他知道这世道已经病入膏盲、无可就药。
像挑草筐者那样的隐士，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碰到过很多。在《论语·微子》篇中就有三个例子：其中之一是，有一天，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在野外奔波时，看到两个人在水田里劳动。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一个个子很高，另一个块头很大。长得很高的，在《论语》里就把他称为“长”，块头很大的就把他称为“桀”，他们又都在水田里边，所以长的后面加了个“沮”，桀的后面加了一个“溺”。这样一个就叫长沮，一个就叫桀溺。孔子走到这个地方，有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渡口在哪里呢？不知道。于是就派子路去问。子路先问长沮：“我们想过河，请告诉我渡口在哪里？”长沮看了看子路，又看了看远处的孔子，反问子路：“那个在车上赶马车的老头，是谁啊？”子路告诉他：“是孔丘。”长沮就问：“是不是鲁国的孔丘啊？”在那么闭塞的时代，竟然连水田里的种田人都知道鲁国有个孔丘，说明孔子的名声确实很大，在诸侯国里已经有很高的威望。子路回答：“就是那个孔丘。”按理说接下来他应该告诉子路渡口在哪里。出乎意料的是，一听说是鲁国的孔丘，他马上讲了句很难听的话：“噢，鲁国的孔丘啊，那他不用来问渡口在哪里，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他应该知道他这样颠颠簸簸周游列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的正确的做法不是到前方去找个渡口，而是调转马车回家。话说得真是难听啊！子路本是粗野莽撞的人，自从经了孔子教导后，已经变得很懂礼貌了。所以他没有发作，径直转过身去问旁边的桀溺。桀溺也反问子路：“你是谁？”子路老老实实地说：“我是仲由（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桀溺接着问他：“你跟孔子是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他的学生啊？”子路说：“我就是他的学生。”桀溺就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现在都是一些乱臣贼子、昏君乱相在治理天下，世道一片黑暗。谁能够听你们的说教，谁又能够跟着你们一块去改变这个状况？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改变天下？你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又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与其跟着你老师这样的避人之士，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之士。”他称孔子为避人之士，称自己为避世之士。什么叫避人之士？就是看到这个国君不行，避开他，再去找另一个国君。孔子也确实是避人之士：鲁国不行，他跑到齐国；齐景公不用他，他又回到鲁国；鲁定公用了他一段时间又不用了，他又跑到卫国；卫国不用他了，他又跑到陈国……他一路上就是在躲避，躲避他身后昏庸的国君。他又总是抱着希望：下一个诸侯可能会好一点。桀溺自称为避世之士，是因为在他看来，天下没有一个明智的君主，他对所有君主已经不抱希望，他将整个世道看穿了，绝望了。所以他才会对子路说与其跟着孔子颠颠簸簸周游列国最终一事无成，还不如就此挽一挽裤脚，一块儿下田种地。他可能是看中了子路身强体壮，是个好劳动力，想拉他入伙种田。
子路当然不会听从他们的，就回来告诉孔子：“老师啊，我去问渡口没问着，反而被他们教训了一顿。”孔子说：“怎么教训你的？”子路就把那两人的话复述了一遍。孔子听了以后非常感伤。他觉得这两人讲得有道理。他知道天下确实如桀溺所说，但他仍然要走这条路。孔子有时很潇洒，但有时很坚定。潇洒之处可以看出他的可爱，坚定之处可以看出他的可敬。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如果我们真隐居了，和山上的鸟兽在一起，徜徉山水，固然逍遥。但天下这么黑暗，黎民百姓苦难重重，我离开他们追求自己个人的逍遥，怎么能忍心呢？
所以我前面说，孔子的思想里，有逍遥的一面；孔子的骨子里，有拯救的一面。所以他又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和这些苦难的百姓待在一起，我还和谁待在一起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复述了《论语》中的这个故事。显然司马迁并不是因为其故事性更适合传记的文风而加以选取。这里面有孔子的精神与人格，也有孔子的无奈与执着；有孔子的伟大处，亦有孔子的虚弱处。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争论就好象发生在昨天。这几个人好象还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为孔子感动。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青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解民于倒悬，匡世于既颠，但他们的行为，渐渐成为人们眼中的另类、异己，甚至异端。他的不合时宜，在他生前，便已受到时人的冷眼；在他身后，直至今天，还在受人嘲弄。
但孔子的令人尊敬也就在此。他的伟大正在这种一意孤行的殉道精神。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可屈挠？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一意孤行！
我很喜欢 “一意孤行”这个词，而且我想到孔子的时候，我就老是想到这个词。一意孤行，你不要以为这是个贬义词，我们曾经在贬义的意义上，用这个词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要是没有大人格、大精神、大境界，一个人敢于一意孤行吗？什么叫“一意”？就是一个想法，一条道走到底；什么叫“孤行”？没有陪伴，没有跟随，就一个人，不从众，坚持自己，孤身一人。“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孟子的话，有这样的大坚定，你才能成就大事业。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讽刺孔子，认为他们比孔子高明，错了。人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人的伟大往往是因为坚定。聪明人好找，坚定人难求。
有一天，孔子的马车正在楚国境内前进，有人迎面走过孔子的马车，仰着头，高声地唱着一首歌：
“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怎么这么衰败啊？以前做错的就算了，从今往后你得改了。算了吧，算了吧！今天从政很危险啊！”
他也不看孔子，就这么唱着过去了。这里的凤其实就是指孔子。孔子一听，知道是在讽唱自己，就赶紧下车要跟他讲话，而这个人却快步避开了，一句话也没说上。这人用歌告诫孔子：政治危险，不要再为从政而奔波了。但政治危险，是放弃伦理责任的正当理由吗？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自己闭门养神，这种行为真的是“修养高深”的体现吗？孔子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其实，孔子把这类人称为狷者。狷者的特点是有所不为。他把世道看穿看淡了，知道已经无可挽救，就走向了彻底绝望，让自己的一颗热心肠彻底地冷却了。狷者和孔子的区别在哪里？他们总认为自己比孔子聪明，总认为他们看明白了，孔子却没看明白。其实孔子也看明白了，但是孔子知道责任比聪明更重要。你看明白了就不管了，我看明白了，还是要管。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一种很古怪的现象，就是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有时是分离的。我以为，最高的道德理想一定是介入当下的纷争，为正义为公理为民生而战的，这应该是最高的道德理想，也是最高的人格理想。但是中国古代的人格理想却是那种潇洒的，逍遥自在的，弃天下如弃敝履的。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里，经常对隐士给予很大的尊重，而对于那些在社会上通过自身孜孜矻矻的努力，解救民生苦难的人，给予的评价反而不够高。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也是很错误的观念。真正伟大的人格就应该介入当下世道的纷争，为正义，为公理，为民生而战，而不是卷而怀之，逃避现实的人。鲁迅曾经严厉斥责中国古代的隐士，他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鲁迅《隐士》），泰山崩了，黄河都已经泛滥了，这些隐士们眼睛不看，耳朵不听，这是潇洒吗？这是没良心，没道德，没正义，冷酷无情。我对中国古代隐士的评价一直不高，因为我知道，像孔子这样的人才算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第三个例子，是说有一次子路在跟孔子周游的途中，不小心掉了队。《论语》中写到：“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他碰到个老头，正用自己的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行走。子路因为着急，就有些语无伦次：“老先生，你看到我老师了吗？”子路这个问法确实有问题。一个陌生人又怎么知道他的老师是谁？所以这个老丈回头看看他，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我看你这个人，四体都不勤劳，五谷都分不清，谁知道你老师是谁？老丈把拐杖往土里一插，把除草的工具取下就开始除草，不理他了。子路被这个老丈人抢白了一顿，也很尴尬，“拱而立”，拱着手就这么站着，非常恭敬。老头一看这个人脾气挺好，又和老师失散了，就把他带到家里，杀了鸡，煮了黄米饭招待他。接着又让他的两个孩子出来见子路。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子路就走了。找着老师后，把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就说：“这个人一定是个隐士，你昨天晚上在他家吃了饭，睡了觉，可是你没有跟他好好谈一谈，这很可惜。”孔子很好学，不仅从书本上学，碰到了高人就一定要跟他们谈谈。他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论语·卫灵公》），碰到一个高人，不跟他交谈交谈，不从他那里听到一点道理，就跟他失之交臂，太可惜了。所以他跟子路说：“赶紧回去，跟他谈谈，对你会有教益的。”子路就又跑了回去。可是到了那儿，老头子却躲开了，不愿见他。子路就很失望地讲了一段话，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就是孔子的思想。他说：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不做官不符合道义。不要以为不做官是道德高尚的表现。这个社会需要官。君子做官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富贵，而是要推广他的道义，是要推广他的恩德，是要通过他的权力给人民谋福利。我有这样的理想去做官，是符合道义的；你在家里面种田，种来种去不就那一亩二分地，你能为社会作出多大的贡献呢？至于你老人家讲的“道之不行”，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仍然在做，这就是我们比你们高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比你们高贵的地方。
这个故事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八个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拿来批评孔子。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算什么圣人。这个批评完全没有道理。每个人只能从事自己的行当，陈景润能够做歌德巴赫猜想就可以了。不能因为陈景润不会做馒头，就说他连馒头师傅也不如。我们应当警惕这种低层次的思维。
据《论语·子路》记载，有一次樊迟问孔子：“老师啊，怎么种庄稼？”孔子说：“你应该去问农民。” 樊迟又问：“老师啊，怎么种菜？”“你去问菜农。”樊迟一走，孔子就骂：“小人哉，樊须也。”后来很多书上，包括一些大学教材上都批评孔子，说他轻视体力劳动。这是完全没有逻辑依据的批评。试想，到孔子这样的大道德家、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那里去问怎么种庄稼，怎么样种菜，是不是有点傻？好不容易找到个中科院的科学家请教，却问人家怎么蒸馒头，就是很傻。蒸馒头用得着跑到中科院去问科学家吗？你找一个胖大嫂不就可以了吗？找一个小媳妇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们的大学教材到现在还在这么批评孔子，说孔子轻视劳动。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大学里边，常常学不到“大”的东西，往往还要受这种小气。非常简陋的思维，在我们的大学教材上，到现在还没有剔除出来。
长达１4年的周游列国，孔子一直在寻找外王之道。多少的失败和打击，他在所不计；多少的艰苦和挫折，他置之度外；多少的危险和侮辱，他也能够含笑面对。孔子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是洒脱，而是坚定和崇高。在《论语·里仁》里面，孔子有一段话真的是铿锵之言，有金石之声，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富就是有钱，贵就是有权，钱财多地位高这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如果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我也不要。
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贫穷，地位低贱是人人都讨厌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正当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那我就安于这种现状，即使贫，即使贱，我也很安心。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如果没有了仁德，他还靠什么成名啊，所以——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君子每时每刻，哪怕连吃饭的工夫，也不会违背仁德，也不会忘记仁德。什么叫造次必于是？什么叫颠沛必于是？那就是一生里不管有多少挫折，不管有多少打击，不管有多少侮辱，不管有多少失败，永远立身于仁德之中，绝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就是坚定，这就是圣人的人格。
后来他的弟子曾参讲了一段更具感召力的话，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什么叫士？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弘毅？弘就是胸襟宽广；毅就是意志坚定。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宽广的胸襟”和“坚定的意志”。因为他们“任重而道远”，责任非常重大，道路非常遥远。什么责任这么重大？“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知识分子把仁挑在肩上，还有比这更重的担子吗？这么重的担子挑在肩上，不坚定可以吗？挑一段时间就不挑了可以吗？不行，要“死而后已”，只有死了才能休息，才能把这担子放下。什么叫任重啊，就是仁以为己任，什么叫做道远啊，到死你才能放下来。如此，是不是必须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品质啊，才能够做得到？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宽广的胸襟和坚定的毅力。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至死不渝地挑着这副担子。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就有圣人之称，后世也有人把他称为万世师表，称为素王……。有人崇拜他，也有人讽刺他。在孔子生前，一个普通人对孔子的一句带有讽刺性的评价，恰恰最好地道出了孔子的精神。根据《论语·宪问》记载，
有一天子路寄宿在鲁国国都曲阜外城的城门口。看门人问子路：“你从哪来？”子路说，“我从孔氏那个地方来。”这人就问：“是不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呢？”这句话讲得真是太好了，虽然看门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挖苦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对孔子最伟大的精神的一种高度的概括，一个非常传神的描写。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
许多人认为，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愚蠢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是愚蠢，因为孔子已经“知其不可”；已经“知其不可”却又“一意孤行”的“为之”，这就显示出一种伟大的、绝不平庸的、孤绝的人格与精神。这是一种古典的、悲剧式的崇高，是人类精神超绝一切生物之上的证明。
古希腊经典悲剧的主人公都有这样的精神：我知道命运在前方等着我，但是我就是义无反顾地走向我的命运；我知道前面是毁灭，但是我就是义无反顾地，毫不犹豫地走向毁灭。在毁灭中我的人格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讲到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还可以把它和庄子的精神作比较。庄子正相反，他说：“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知道不行，就不做了，把它看作是命运认了。其实这也是一种了不起的人格精神。不要以为孔子的就一定是对的，庄子的就一定是错的。或者庄子的就一定是对的，孔子的就一定是错的。在人文学科里边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孔子还是庄子，他们的精神都是伟大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人类精神的伟大者，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也是人类精神的伟大者。孔子是悲剧性的崇高，庄子是悲剧性的优美。是的，人类面对的世界如此强大，强大到不管像孔子一样向它挑战，还是像庄子那样向它投诚，都是伟大的。孔子的伟大显示了我们人类的高贵和勇气，庄子的伟大显示了我们人类的理智和智慧。庄子说世界那么大，我们要理智一点；孔子说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敢于向他挑战。两者都是伟大的。
第十六章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上一讲讲到了对于孔子精神的一句最准确、最生动评价。说这句话的人，是个看守城门的老头，竟然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孔子最为崇高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子的精神是这样，他的长相又怎样呢？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相很怪：首先，他的脑袋天生有点畸形，头顶长得中间低四周高。叫“生而圩顶”。给《史记》做索隐的司马贞曾描述说圩顶如“反宇”。“反宇”就是倒过来的屋顶。屋顶是中间高，四周低，而孔子的头顶是中间凹陷，四周高。有人说孔子的名就跟他的头顶形状有关。我们前面说过：孔子的父母在生他之前，曾经到尼丘山上祈祷，希望山神能够赐给他们儿子。后来果然生下了孔子，于是就取名为丘，字曰尼。因为排行老二，就在字的前面加了个“仲”。
这是一种说法，司马迁还讲了另一种说法。首先要说明的是，今天取名，比较认真，一定要翻开字典，找个好词，作孩子的名字。名字寄托了父母，甚至整个家族对孩子的希望。古人取名比较随意。比如孔子生了儿子，鲁昭公给他送了一条大鲤鱼。孔子就给儿子取名为“鲤”，叫“孔鲤”。因为是第一个儿子，就字“伯鱼”。连皇帝取名也是如此。汉武帝刘彻的母亲在生他时，梦见一头猪，就给他取名为“刘彘”。后来才把“彘”改为“彻”。实际上汉武帝的名字就叫刘猪。因此司马迁认为，孔子的脑袋长得有点畸形，像坑凹不平的山丘一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孔丘。
另外，孔子身材非常高大，司马迁说有九尺六寸，今天算大概有
关于孔子的长相，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借他人之口，又给出了第三种描述。他说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郑国走散了，弟子找不到老师，老师也找不到弟子。孔子一人呆呆地站在郑国国都的东门，一副丧魂落魄、惶恐无地的样子。弟子们也急得不知道怎么好。子贡碰上了一个郑国人。那人跟子贡说：“我在城东门看到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师？”随后他就描述了一番：那个人，额头长得像尧；后颈长得像皋陶；肩膀长得像我们郑国国相子产；腰以下比大禹短了三寸；他那丧魂落魄的样子，简直就像一条丧家之狗。
这个郑国人很有意思，尧是远古时期的君主，他怎么知道尧的额头长得怎样？皋陶是尧帝时期的司法官，他怎么知道皋陶的脖颈长得怎样？说孔子腰以下比大禹短三寸，大禹也是远古的君主，他又怎么知道大禹的身高，即便知道，未经测量，他又怎能精确地知晓孔子腰部以下比大禹短三寸？所以说这个人的话不可信，也许他只是故意调侃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时，被许多人调侃过。被开过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有的玩笑是善意的，有的玩笑有一点恶意，但也不算很过分。这个郑国人如果是开玩笑，也算是开了个不很过分的玩笑。他最后讲了一句：看他那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一听就明白了，没错！我老师就是这种气质。就赶紧跑到郑国都城的东门，孔子果然失魂落魄地在那里彷徨、徘徊。师徒相见，非常高兴。子贡告诉老师自己之所以能找到他，是因为有人进行了一番描述，一听就像他。孔子问是怎么描述的？子贡就把郑国人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孔子听后说：“前面讲得都不像，就说我像丧家之狗那句确实太像了。”
“丧家之狗”，显然不是恭维话。被人说成狗，而且还是丧家之狗，恐怕没人会高兴。但孔子欣然，而且连发赞叹：“说得真像啊！说得真像啊！”孔子为什么对这种并非善意的评价如此高兴？文化大革命时，也常常用丧家之犬骂孔子。孔子如果活于当世，恐怕还不一定在意别人这样骂他。“丧家之犬”，其实是一个蕴义颇深的哲学化比喻。倒不是说郑国人真有这个水平，他也只是随口说出，但寓意却很深非常哲学化。丧家之犬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准确描述和非常形象的隐喻，也可以说是对人类的最高赞美。我们谁不是丧家之犬？但只有孔子这样的大哲才能对这个妙手偶得的比喻了然于心并欣然受之。
西方的宗教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原先生活在上帝的伊甸园中，后来偷吃了不该吃的果实，知道了羞耻，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就这样人类失去了的家园。人类现在就是在外流浪。所以郑国人说孔子是丧家之狗，和圣经里面所讲的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可以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隐喻，它道出了天下人共同的困境。哲学要解决的不就是三个问题吗？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就是丧家之狗的问题。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人类现在没有家园，人类正在寻找家园。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寻找家园。
孔子这样一种惶惶不安、失魂落魄的样子，和他一生的追求有很大关系。他为什么能领悟到这一点？为什么一般人不一定能领悟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有他自己超群的追求，也有他自己绝大的失败。他才领悟到人类悲剧性的存在。只有领悟到了悲剧性的存在，才能知道丧家之狗这个比喻是多么准确。而且他会领悟到，这个比喻不仅写出了人类的可怜，而且写出了人类的可敬。人类就是在一个不幸的境遇里面仍然仰望着头顶的星空，仍然在寻找昔日的美好家园。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同时又是一种很崇高的存在。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里面，只有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悲剧性的，知道自己是一条丧家之犬，并试图改变这种处境。这就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比其他动物都高明的地方。这就是人类的伟大。
孔子从55岁——鲁定公13年开始游历诸侯，一直到68岁——鲁哀公11年回到鲁国，共14年。这14年，不要说哲学化的家，他就连事实中物理形式的家都没有。他的家在鲁国，鲁国才是他的祖国。在外流荡的14年里，他的妻子留在鲁国，他的儿子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弟子四处游荡。他没有家。
周游列国的１４年间，鲁国政府一直没有邀请他回去。他不能够回到鲁国，其实他非常想回到鲁国，但是回不去。所以他也没有国。一个无国、无家的人，才能感受到别人这句话的准确性。14年里，他去了哪些地方？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还有楚国……在那个嗜血的时代，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时代，他到处宣扬着他的仁慈与博爱。这个世界缺少的就是慈，就是爱。他渴望改善人类悲惨的境况。但是，这14年是他失败的14年。他到处碰壁，周游的历程充满了折辱和无奈，碰到了太多的苦难和危险。齐景公不留他，鲁定公不用他，卫灵公冷淡他，小人政客打击他，“狂狷者”们嘲笑他。畏于匡，斗于蒲，一个叫做司马桓魋的人还要杀了他。
《史记·孔子世家》写到：
孔子去曹適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有一次，孔子离开曹国到宋国，遇到了危险。他曾得罪过一个叫司马桓魋的宋国人，司马桓魋也就是孔子学生司马牛的大哥。这弟兄俩人品差距很大。司马牛虽然有多言而躁的毛病，但是他想好好学习做个好人。可司马桓魋却实在不像样子，以至于司马牛很感慨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论语·颜渊》），不把他当兄弟。孔子是怎么得罪了他呢？这个司马桓魋人还没死，就在想自己死后睡什么样的棺材。他要造个石头的棺材，中国古代有双层的棺材，内层叫棺，外层叫椁。人睡在棺里，棺就放在椁里。司马桓魋找来很多石匠给他做石头的棺椁，工程太大，造了很多年，也没造成。老百姓被他折腾得很苦。孔子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就说了一句话，诅咒他：“这种人死后会不朽吗？我看他死后赶紧腐烂才好。”
这个话说得也确实比较尖刻，所以司马桓魋就怀恨在心。现在听说孔子经过宋国，就带人把孔子包围了。孔子是个君子，早就忘了曾得罪过司马桓魋。他正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和弟子们演习周礼，司马桓魋就带着人来了。他们首先把大树砍倒，然后扬言要把孔子杀了。孔子和弟子们赶紧驾着马车逃跑，弄得非常狼狈。有人说孔子为什么要逃跑？大圣人应该临危不惧。但是圣人也有无奈的时候。不过孔子在离开的时候说了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把人类的道德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有这么大的道德使命，一个小小的桓魋能把我怎样。依然从容、镇静。
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还饱尝了人格上的侮辱。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是因鲁定公和权臣三桓抛弃他了。他在鲁国从政，从51岁到55岁，这几年，成就斐然，连齐国这样的大国，都认为孔子在鲁国，政绩太好了，如果他再做下去，鲁国就会强大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鲁定公和三桓决定抛弃孔子。按照礼节规定，郊祭完后，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可是这一次，祭祀完后，鲁定公没有分祭肉给孔子。这就是一种侮辱。他当时是做鲁国的大司寇，而且代理丞相职务，可以说是上大夫。现在国君祭祀完后，没有按照礼节给他送祭肉，这不就是在告诉孔子：我们不要你这个大司寇和代理丞相了？孔子在外游荡14年，鲁国国君为什么不请他回去，他也不主动回去？就是因为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鲁国的。
这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是他的祖国给他的。他到了别的国家情况又怎样呢？卫灵公有个夫人叫南子，长得很妖艳，言行很浪漫，有点不太正派。还没有嫁给卫灵公之前，在娘家就有点不好的名声。嫁到卫国后，很受卫灵公的宠爱。有一天卫灵公带孔子一起出行。两辆马车，第一辆是卫灵公的，和卫灵公同坐一车的是南子，他们旁边是个叫雍渠的太监。孔子只能坐在第二辆车上，在他们后面跟着。国君命令他这样做，他无法拒绝。但是这个命令是违背礼的，这让孔子很丢人。让大街上的人一看，这个孔子在我们国君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比不上他那个妖艳的夫人，还比不上一个太监。
孔子讲到了君臣关系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国君支使臣子的时候一定要符合礼，臣子侍奉国君的时候，一定要忠诚。两者都要讲规矩，现在卫灵公身为国君不按照礼去对待臣子，让他受到侮辱。如果那臣子是个正派人，他就会离开。如果他不是个正派人，长此以往，就会越来越没人格，就会干出没人格的事来。所以君使臣以礼，这是孔子在有了切肤之痛后的肺腑之言。孔子满腹痛苦地跟着他们在街上走了一圈。回来后，不等弟子们发牢骚，他自己先就发起了牢骚，说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爱好德行，胜过爱好美色的。孔子是德，而南子是色。卫灵公把色放在第一位，却把德放在后面，这不就是好德不如好色。在一个好色胜过好德的诸侯手下，孔子还怎么能奢望实现自己的理想？
司马迁的记载是孔子“于是丑之”，孔子感到很羞耻，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最后他离开了卫国。其实，在周游过程中，他在卫国待得最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卫灵公对孔子也算不错，解决了孔子的生活问题。孔子在卫国没做什么官，也没做什么事，卫灵公也照样给他俸禄。但卫灵公就是不知道孔子这样的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财，而是尊重。
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奔波途中可谓风餐露宿，冒死犯险，用他自己引用《诗经》里面的话说：“匪犀匪虎，率彼旷野”（《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不是野牛，不是老虎，却要在旷野中乱奔乱跑。他就是这样颠颠簸簸于列国之间，吃尽了苦头，碰尽了壁。
不光是一个鲁定公，不光是一个卫灵公，据司马迁记载，就连楚昭王那么一个有雄心大略的诸侯，也不用孔子。
有一次，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国，离楚国很近。他早就想重用孔子，希望他能帮楚国强大起来。便派人把孔子接到楚国，而且准备把方圆700里的土地分封给他。可是令尹（楚国丞相叫令尹）子西问楚昭王：“您手下的外交人才，有没有一个像子贡那样杰出的？”楚昭王想了半天，说：“没有。”子西接着问：“您手下做政府首脑的，包括我子西这样的人，才能有没有比得上颜回的？”楚昭王把几个大臣掂来掂去想了又想，还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颜回的。他只能说：“没有。”子西又问：“您手下，带军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人才里，有没有一个能和子路相比的？”楚昭王又把他的将军们排了排，说：“没有。”子西接着问：“领导政府，协调各个部门，管理干部，管理人事的，能否找到一个才能比宰予还要厉害的？”楚昭王想了又想，还是没有。其实，子西是在警告楚昭王：堂堂一个楚国，那么多的王公贵族，那么多的文武官员，比孔子的手下差远了。一旦把700里土地封给孔子，在楚国就有了一个国中之国，而且您楚王还不是他的对手，最后孔子就可以小吃大，灭掉楚国。于是楚昭王就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头。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记·孔子世家》）（按：此事现代学者一般不予置信，但司马迁言之凿凿，必有原因，姑存之。）
孔子手下有这么个一流的人才库，按说是他的优势，但这优势一旦被小人据为口实，就成了反对他，拒绝他的理由。而且讲得还真有一定道理。小人有小人的算盘，小人的算盘往往打得比君子精。最终，楚昭王打消了重用孔子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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