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敞 | 張愛玲的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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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彥明女士新出的書《人情之美》，有一篇是寫張愛玲的，文辭相當溫婉恰當，表達了對張愛玲的敬慕懷念之意。不過有一段文字，也許倒「坐實了」張愛玲的涼薄，覺得她不近人情。

「張愛玲與我因工作需要而通信……工作中，我們的信件永遠有去有回；我離開工作後，給她去信沒有迴音，遂明白這就是張愛玲。尊重她選擇簡單純粹的生活態度，不願有多餘的交流牽掛，不再去信打攪。」

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引了這句話，還引了其他作家對作者的態度做對照。其實文章作者在文末以極大的善意對張愛玲報以深刻的理解，只是也許被讀的人自動忽略了——或者沒讀完？

張愛玲的一生——她的傳奇和特立獨行——自然會引來很多的「誤讀」。時間愈久，名聲愈遠播，「誤讀」也就愈多。（魯迅是另一個被「誤讀」得厲害的現代作家。）「子非魚，焉知魚之樂？」誤讀大概才是人生常態。要不怎麼說「知音世所稀」？或者說，一切「解讀」都是「誤讀」？

看了關於別人的隻言片語，或者知道了張愛玲的一點兒經歷，就大談特談、鄙夷有之的人，從來不少。一些著名的文字和事件，更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是她涼薄的「鐵證」。

它們的有趣性猶如「陽光射進多稜鏡」。不妨在下面大抄一下。

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里的寫：「愛玲種種使我不習慣，她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慈悲布施她全無，她的世界裡是沒有一個誇張的，亦沒有一個委屈的。她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個人在佳節良辰上了大場面，自己的存在份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點委屈受不得。她卻又非常順從，順從在她是心甘情願的喜悅。且她對世人有不勝其多的抱歉，時時覺得做錯了似的，後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對著大地春陽，燕子的軟語商量不定。」

「我因聽別人常說學生時代最幸福，也問問愛玲，愛玲卻很不喜學校生活。我又以為童年必要懷戀，她亦不懷戀。在我認是應當的感情，在她都沒有這樣的應當。她而且理直氣壯的對我說，她不喜他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個弟弟偶來看她，她亦一概無情。這與我的做人大反對，但中國文明原是人行於五倫五常，並不是人屬於五倫五常。而倫常之所以數千年來不被革命革掉，是因為二十四孝同時也可以有桃花女與樊梨花。」

「愛玲好像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貓她都不近，連對小天使她亦沒有好感。」

弟弟張子靜的回憶錄，也提供了張愛玲「冷麵冷心」的例子。1943年，23歲的張愛玲寫文章聲名大噪之後，弟弟為了自己和同學辦的刊物《飆》去向她約稿。張愛玲回說：「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後來張愛玲只給了弟弟一張素描，作為插圖。

1989年，張愛玲晚年拒絕給弟弟經濟援助的信，是又一個證據。

「消息阻塞，有些話就是這樣離奇。傳說我發了財，又有一說是赤貧。其實我勉強夠過，等以後大陸再開放了些，你會知道這都是實話。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惟有祝安好。」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也可以尋出一些「確鑿」的線索。

散文《燼餘錄》里，她描寫港戰爆發，自己在「大學堂臨時醫院」里做看護，有一個「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的病人，整夜叫喚「姑娘啊，姑娘啊」要開水，她很不耐煩。後來這個人死了，她寫道：「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另一段她又寫：「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言語間，真是令人聳動。

看一個作者在文中如此清醒、殘忍地解剖自己，寫自己作為凡人的「絕情」 ，我們並沒有很多經驗。而這戰爭背後驚人的生活真實和人的麻木，這種毫不粉飾的作派，真是令人感到既刺激又記憶深刻。可是這些若比起她在《小團圓》中寫戀愛中的自己的沉浮顛倒，委屈自抑，根本算不得什麼。她經常用的對自己的一個比喻是「只有長度闊度厚度，而沒有地位」，用來形容自己戀愛身份的尷尬。

「這些人都是數學上的一個點，只有地位，沒有長度闊度。只有穿著臃腫的藍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長度闊度厚度，沒有地位。在這密點構成的虛線畫面上，只有踏著翠藍的一大塊，全是體積，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間擠出去。」

承認失敗，甘於失敗，寫出失敗。後來她寫《少帥》中的周四小姐，大概也是因為有著共情之處：「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女愛著一個浪子」。她用了同一個意象：「他拉著她的手向沙發走去，彷彿是長程，兩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線，讓她落後了幾步。她發現自己走在一列裹著頭的女性隊伍里。他的妻子以及別的人？但是她們對於她沒有身分。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們就是人類。」

張愛玲在給宋淇鄺文美的信中提到：「終身拘禁成全了趙四。」她說的應該是愛情。她也一定想到過，和胡蘭成一起，她便沒有這樣的來自外力的「安全」。也許她也希望有？那樣她不至於在第一段愛情里這麼一敗塗地？

上海還有個張愛玲同時代的作家叫潘柳黛的，一度算得上是張的朋友，後來對方聲名鵲起，她心中大概不服，寫了幾篇文章，以鄙薄胡蘭成張愛玲為樂。潘柳黛的文格頗為低下，又因為在汪偽媒體做過事，一度被稱為「文妖」。她下筆處常令我心中驚呼「可怕」。

她的文章《論張愛玲》，刻薄的、挑釁的詞語很多，我不想拿來舉例。無事的人可以找來一看，那真印證了柯靈和魏紹昌嘴裡所說的「下層品味的作家」。單提她文中講的張愛玲的性情，語雖譏誚過度，然而也可算是一個「病人」眼中的張愛玲。

「她（張愛玲）不像丁芝那麼念舊，也不像張宛青那麼通俗，更不像蘇青的人情味那麼濃厚，說她像關露，但她卻比關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賞。關露還肯手捧鮮花，將花比人，希望能夠表現得相得益彰。張愛玲的自標高格，不要說鮮花，就是清風明月，她覺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襯她似的。」

「後來她在上海時，又一度攻讀於聖約翰大學，雖然沒有畢業，但教會學校的神髓被她領會到了。所以在處事待人的手法上，有時雖不合與中國人的習慣，但是卻頗合乎『外國人』脾氣。比方與人約會，她會和你約定的是下午三點鐘倒她家裡來，不巧你若時間沒有把握準確，兩點三刻就到了的話，那麼即使她來為你應門，還是照樣會把臉一板，對你說；『張愛玲小姐現在不會客，』然後把門嘭得一聲關上，請你暫時嘗一嘗閉門羹的滋味。萬一你遲到了，三點一刻才去呢，那她更會振振有詞的告訴你說；『張愛玲小姐已經出去了。』她的時間觀念，是比飛機開航還要準確的。不能早一點，也不能晚一點，早晚都不會被她通融。所以雖然她是中國人卻已經養成了標準的外國人脾氣。」

潘柳黛後來在她三十三歲時嫁給了蔣經國的侄輩遠親蔣孝忠，前段時間無意中看到一個小視頻，是蔣家一個稱呼潘柳黛為七嫂的叫做蔣孝良的，在深情談張愛玲的小說，並念誦胡蘭成寫初識張愛玲的話。我想潘柳黛若活著，一定不開心。

早年張愛玲寫散文，把父親、繼母的形象都寫在《私語》、《童言無忌》里。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詩關於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著月亮光』，我讀到它就想到我們家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這是《私語》中的一段，他的父親心再硬，看到此句也應該是痛的吧？畢竟是自己的女兒。

據張子靜的記述，《金鎖記》的故事和人物，原型在李鴻章次子李經述家裡。《花凋》則影射了舅舅一家，後來搞到本來很疼愛張愛玲的舅舅暴跳如雷。「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屍。」

最末這十一個字稱得上「精到又奇詭」，用筆之狠，語不驚人死不休。類似這樣重的句子還有一些。小說人物是藝術創造，但就害怕有人非要對號入座，何況人物原型是親戚！二十三歲的張愛玲，對於自己的觀察就是如此誠實，如此坦白，有著藝術家的悲觀冷眼，又下筆如「太上無情」，也難怪凡人會覺得驚詫，因為自己做不到。

《雷峰塔》是張愛玲自傳體小說的其中一部。（另外兩本是《易經》和《小團圓》）。這部書寫於上世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彼時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還生活在大陸。在書的結尾，琵琶的弟弟「陵」得了後母傳給他的肺結核死掉了。而真實的情況是，張子靜一九九七年去世，《雷峰塔》的中文版二零一零年出版。為什麼要把他寫死？當然這是作家的超人視角。我只是在想，幸好張子靜沒有讀過這本書！

人是複雜的，某方面看似拿得起放得下，但其實未必如是。不寫作的人不大懂寫作的人，正如廟裡的佛像儘管悲憫慈祥，你看他還是要仰視。你們沒有在一個視角上看過人間。他的視角與人不同。好的作品就是這種視角的創造。

「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一些了不起的人，不過也是常人。他們偶爾參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的話，凡人也參透過，然而沒機會說出來，或說出來你沒有渠道聽見。

是時候用文章幫張愛玲說一點話。鄺文美在1957年《我認識的張愛玲》中寫過一段話，是為張愛玲做辯白。

「十五年來，我一直是她的忠實讀者。她的作品我都細細讀過，直到現在，還擺滿案頭，不時翻閱。但是老實說，在認識她以前，儘管我萬分傾倒於她的才華，我也曾經同一般讀者一樣，從報紙和雜誌上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她是個性情怪僻的女子，所以不免存著『見面不如聞名』之心。直到幾年前我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中相識，一見如故，後來時常往來，終於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我才知道她是多麼的風趣可愛，韻味無窮。照我猜想，外面傳說她『孤芳自賞』，『行止隱秘』，『拒人於千里之外』……很可能是由於誤解。例如，她患近視頗深，又不喜歡戴眼鏡，有時在馬路上與相識的人迎面而過，她沒有看出是誰，別人卻怪她故作矜持，不理睬人。再者，她有輕性敏感症，飲食要特別小心，所以不能隨便出外赴宴。不明白這一點的人，往往以為她『架子很大』。再加上她常在夜間寫作，日間睡覺，與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迥異，根本沒法參加各種社交活動，這也是事實。我相信『話不投機半句多』這種感覺是任何人都有過的。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擅辭令；可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時，他就恍如變成另一個人，談笑風生，妙語如珠，不是說出令人難忘的警句來。她認為『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鏡子，把對方天性中最優美的部分反映出來。』」

單看一面就論定一個人，忽略了一個人作為「人」的複雜性。

張愛玲的散文《愛憎表》中，她提到小時候帶自己的何干在家裡幹活的場景：「女傭工資通行每月五元，粗做三元。何干因為是從前老太太的人，一直都是十元，後母當家降為五元，而且我後母說我現在住讀，何干改帶我弟弟，男孩比較簡單，沒什麼事做，可以洗衣服。頭髮雪白還要洗被單，我放月假回來，聽見隔壁裝著水龍頭的小房間里洗衣板在木盆中咯噔咯噔地響，響一下心裡抽搐一下。」

這是異常的敏感和同情。《雷峰塔》的結尾，她寫到何乾的離開，更讓人內心慘痛。

「琵琶立在月台上，一簾熱淚落在臉上。剛才怎麼不哭？別的地方幫不上忙，至少可以哭啊。她一定懂。我真恨透了你的虛假的笑和空洞的承諾。這會子她走了，不會回來了。琵琶把條手絹整個壓在臉上，悶住哭聲，滅火一樣。她順著車廂走，望進車窗里。走道上擠滿了人，可是她還許能擠進去，找到何干，再說一次再見。她回頭朝車廂門走，心裡業已悵然若失。寬敞半黑暗的火車站裡水門汀回蕩著人聲足聲，混亂匆促，與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獄倒頗類似。那個地下工廠，營營地織造著命運的錦繡。前頭遠遠的地方汽笛嗚嗚響，一股風吹開了向外的道路。火車動了。」

「風絮飄殘已化萍，泥蓮剛倩藕絲縈。珍重別拈香一瓣，記前生。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箇不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納蘭性德的詞里寫過。

同樣是寫弟弟，在散文《私語》中她如此寫：「我逃到母親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著來了，帶了一隻報紙包著的籃球鞋，說他不回去了。我母親節是給他聽她的經濟力量只能負擔一個人的教養費，因此無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邊也哭了。後來他到底回去了，帶著那隻籃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時的一些玩具私運出來給我做紀念，內中有一把白象牙骨淡綠鴕鳥毛摺扇，因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飛著，使人咳嗆下淚。至今回想到我弟弟來的那天，也還有類似的感覺。」

《雷峰塔》中她又寫：「弟弟死了，琵琶心裡發慌，彷彿看著什麼東西從排水道往下掉，還撈得回來。」「梅雨季開始了。走半個城去上課，在濛濛細雨中想著陵死了。在街上這一年總覺得兩樣，雖然並不會更真實。她喜歡街衢，如同其他孤獨的人，下雨天四周的接觸更多，天地人都串了起來。噴在臉上的細雨，過往雨傘滴下來的水，汽車濺上她腳踝的水，濕淋淋的雨衣拂過，在在都是一驚。這一刻她感覺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麼不同。」

「這一刻她感覺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麼不同」？這句話什麼意思？她對弟弟的死無所謂？我想這是更深的悲痛。弟弟去了，然而人世還是這樣，可是只剩了她了。後文也證實這是無人可對的孤獨，她說自己和弟弟，「他們曾是現世最古老的土著。他們一起經驗過很多事。」

有緣得見張愛玲的夏志清、水晶、林式同、庄信正、王禎和、陳若曦、白先勇以及採訪過張愛玲的外國記者，都對她印象極佳。

瘦，羞怯，認真，和藹，周到，教養良好，舉止得當，衣著講究，好奇心，像孩子……這幾乎是他們的普遍印象。

詹姆士·萊昂（James K. Lyon）在《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中，寫起過他的「奇遇」。當年他因為賴雅的事採訪張愛玲，彼時他尚不知道張愛玲是何許人也，只知道是賴雅的第二任妻子。在聯絡和拜訪之後，受到張愛玲極為和善與細緻的對待，並且兩人還有工作書信來往。

「我回了封謝函給她（張愛玲），感謝她對我的協助，心想這大約是我們最後一次聯絡了。出乎意料的是，兩個月後我收到她寄來的包裹，裡面除了一本書還附上信函，署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信依舊打在見了熟悉的洋蔥紙上。那本書就是賴雅的小說《我聽到他們歌唱》（I Heard Them Sing，一九四五）。這是他為數稀少的小說作品之一，可能還是他嚴肅作品之中最傑出的。可見她還記得我曾說過因為找不到書，而無緣一睹賴雅的小說，因此一直引以為憾的話。」

「有趣的是，在我們訪談過後兩個月，間中她完成了許多工作，又幾次感冒，而張女士仍舊可以詳記我們會晤當天她所說的一切，當然還有後來書信中的話，我自己卻都忘了，尤其是抱怨找不到賴雅寫的《我聽到他們歌唱》那件事。也許是因為她較少跟人接觸，誇大了我們的相晤對她心理的衝擊——因此她感到有責任要為她所說所寫的一切作更進一步的澄清。承她記得我想找賴雅的書，並特地寄來給我。這樣的親切無疑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難纏的惡名；相反地，她的行徑說明了一種與人為善，有高度社交經驗的人方有的慷慨。」

可見她是一個知冷知熱，並且重情重義的人。只是她的表達方式不同。她把所有的感情都給了對她好的，她感恩的親戚和朋友。

胡蘭成流亡溫州時，她千里迢迢去找他，這些被寫進散文《異鄉記》。她和胡分手後，又把《不了情》與《太太萬歲》兩個電影劇本的30萬稿費全數寄給他，助他度過艱難的時期；晚年，她將自己在大陸的著作版權給了姑姑張茂淵和姑父李開第；寫遺囑時，她又將自己30萬美元遺產全部留給宋淇鄺文美夫婦……

水晶在他的《蟬——夜訪張愛玲》中提到一句，我記憶深刻：「……她（張愛玲）接著又指出，每當她讀到宋蕙蓮、以及李瓶兒臨終兩段，都要大哭一場。」她絕情，也深情。

人生這本大書，天天上演的都是「羅生門」，千人眼中的千個哈姆雷特。所謂的「客觀解讀」，其實都是「主觀以為的客觀」，是「薛定諤的貓」，當你看它、解讀它的時候，它已經喪失了未關注前的不確定性，它已經變了。

歷史上的中國人大概一直過得苦，被各種禮教壓著，性情因而養得曲折，千年下來，竟成為了生存之道，甚至被寫進了遺傳因子。我們的園林，總是要「山重水複疑無路」，重在那個「疑」字；這樣的遮掩，這樣的「猶抱琵琶」，才讓我們的傳統小說發展得比外國小說更完美。

金聖嘆深恨宋江，張竹坡討厭吳月娘。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讀出了書中作者潛藏的態度。雖然對張竹坡的這個解讀我完全不能同意。清朝同為批者的文龍，見了張竹坡的批語，甚至氣得說：「作者決無偏袒，閱者何必吹毛。彼深惡月娘者，或有傷於其正室，亦未可知也。」「批者與月娘想是前生冤孽，何至百割方快！」兩批同看，宛若看古人打架，令人絕倒。

愛情的專家常說，當女人說「不要」的時候，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而女人說，我們說「不要」的時候，就是「不要」。所謂的「讀出弦外之音」，有時候和「自作多情」是同義詞。

張愛玲最後幾年的生活狀況，從宋以朗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中可以得窺一斑。離群索居的她，除了如她早年《天才夢》中寫的原因「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外，都是因為「時間不夠用」。

1989年3月6日張愛玲寫信給宋淇鄺文美：「我想我們都應當珍惜剩下的這點時間，我一天寫不出東西就一天生活沒上軌道。還是少寫信。有事就寫便條。」

1993年10月17日，寫道：「我寫了長信給KD（李開第——姑姑張茂淵的丈夫）詳細解釋，他來了兩封回信，我這些時一直收到信只拆看賬單，他的信跟志清庄信正各有兩封信都迄未開拆。想著你不是等回信，就沒寫，同時也是怕寫了你又要騰出時間來回信。我自己是要我再額外多花點時間就像割肉一樣心疼。」

記得梵高在信里曾經寫過：「昨天有人在背後議論我，瞧瞧，這算什麼畫家啊，居然畫馬的背面而不畫正面。真是笑死我了。」六七十歲沒有應酬，「祖師奶奶」——作為一個名人——沒有到處演講，沒有參與很多商業活動，也沒有到街上去跳廣場舞，沒有帶孫子孫女（當然她也沒有），說寫信沒時間？分明是個借口！分明是個怪人！——當然有人會這樣想吧？沒法說，人和人的差別就是這樣大。

劉伶《酒德頌》：「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攮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這篇文章大掉書袋，可是也不得不掉。事實都在文章里。最後這一個書袋，是真的書袋，就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值班主編 | 董嘯 值班編輯 | 小窗

這是第8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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