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城市的水泥地上鮮花盛放——對話金宇澄文／笛安知道《繁花》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時候，我是認真並且由衷地開心。其實當這本書被我身邊的人頻繁談論的時候，我還並沒有當成一件事。某天，它很偶然地出現在我手邊，我拿起來，翻開了第一頁：「如果不相信，頭伸出老虎窗，啊夜，層層疊疊屋頂，『本灘』的哭腔，霓虹養眼，骨碌碌轉光珠，軟紅十丈，萬花如海。60年代廣播，是綸音玉詔，奉命惟謹，澹雅勝繁華，之後再現『市光』的上海夜，風裡一絲絲蘇州河潮氣，鹹菜大湯黃魚味道，氤氳四繚，聽到音樂里反覆一句女聲，和你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對面有了新房客了，窗口掛的小衣裳，眼生的，黑瓦片上面，幾隻白翅膀飄動。」所謂「字字珠璣」，指的應該就是這樣吧。先不用管任何內容，單純把這段文字念出來，長短句造成的節奏，以及字片語合之間的韻律便會自然而然地散發。然而細讀內容，畫卷便徐徐展開，色彩聲音全都具備，最難得還自帶屬於敘述者的寧靜氛圍。當時，我懷著一種驚喜的愉悅開始認真往下讀，卻沒想到，這本長達35萬字的小說，我就這樣讀進去，並且讀完了。當時我不知道這位作者究竟是什麼人——他做了三十年的文學期刊編輯而《繁花》是他第一次寫長篇小說，《繁花》起初連載於一個上海的本地論壇因為讀者反應熱烈所以終於成書……
所有這些背景信息都是我在後來的日子裡慢慢獲得的，因為這本書變成一個話題，一個現象，漸漸佔據各個媒體的推薦書單，直至拿到茅盾獎，想沒聽過它也難——而當我終於坐在作者本人對面的時候，他卻一直強調著：「去那個論壇原本是為了看看一個老朋友的帖子，他在帖子里說故事，我就想，其實我也知道也經歷過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生在上海這個城市裡的有趣的事——比如，70年代的時候我們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個美女，三十年後我偶然遇到她，她在擺地攤……
這種事情太多了，我就是想講講我對人的變化的那種感慨，於是……」於是，就有了《繁花》。論壇里的讀者們喜歡看這篇「用上海話寫成」的故事，催促著作者快點寫，他從中獲得了至大的鼓勵。在論壇里連載到七八千字的時候，突然意識到也許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便認真坐下來，寫了一個故事梗概。「明天我究竟要做什麼給論壇里的人吃」，那段連載的日子，這就成了最重要的事。人們很自然地，將諸如「新海派作家」之類的標籤送給他，只因為他的小說的主人公其實不是阿寶、滬生或者小毛這三位男主角中的任何一位，而是「上海」這座城市；還因為，他使用了一種讓人過目不忘的語言形式——人們都說那是一種方言寫作。喧囂聲中他保持沉默，只是用他一向安靜的微笑，跟我解釋說：「其實，不能說《繁花》是用百分之百的上海話寫成的，我費了很大的心思，保留上海話的腔調但是也要讓別的讀者能夠看懂。可能你想像不了這其中的困難，你是北方人……」「而且我的母語就是普通話。」我有點遺憾地回答他。「其實我們都一樣，在寫文章的時候早就習慣了普通話的思維，我們一直被教育著用這個語言寫東西的。」他看著我，「所以，你沒法想像，當時在寫《繁花》的時候，在我開始要求自己甚至是強迫自己用上海話的思維去寫，一開始真的很困難。我差不多是寫到十萬字之後才慢慢順暢，在一些需要在普通話跟上海話之間轉換的地方，才能得心應手地熟練起來。」
就我個人的閱讀體會而言，不止一次地，想到李劼人先生的《死水微瀾》。一樣的，你不能說《死水微瀾》完全是用四川話寫成，但是你能從字裡行間輕易感受到撲面而來的那個地方的味道。我甚至覺得，李劼人自己寫作的時候，最讓他開心投入的並不是那個主線的故事，而是小說里的主角配角們坐在一起聊天的場景，四川話里的「龍門陣」就在他的小說里得到了忠實且味道純正的描述。《繁花》也一樣，其實已經是用大家都看得懂的語言在敘述，但是所有的讀者都知道，這個故事只能發生在上海不會是別處。我從小生長在北方，我的父親和母親各自的家族都是經歷了好幾個城市的輾轉遷移，才能讓他們在我出生的地方相遇。這兩個家族的遷移史基本上就是折射了20世紀前半葉這個國家多災多難的命運。所以在我長大的家庭里，來自哪裡的成員都有，大家只好說普通話。所以普通話就成了我理所當然的母語，我用它思想，用它做夢，用它吵架，用它給喜歡的男生寫信，後來用它寫小說——直到有一天，當我別無選擇必須從頭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我才有時間隔著一點距離打量它，我才不無遺憾地發現其實這個所謂的母語里有非常多的缺點，至少，曾經中文的文言文里擁有過的那種表意上的生動與簡練，在普通話里其實缺失了非常多。所以，我便越來越尊重所有在寫作中想要盡自己之力，補完一點現代漢語之美的人，無論他用什麼樣的工具和方式。
「從五四運動開始……」他嘆口氣，「到1956年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的全面推廣和普及，人們就約定俗成地覺得，寫文章當然要用普通話的思維了……
這個想法深入人心變成如此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而我，不知不覺地，在要求我自己改變這個『理所當然』的想法。」
聊至此時，他突然說：「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很好奇……」他的語速放慢了，感覺他要開始說一件重要的事，「當時在論壇上連載的時候，其實是很多年輕人在追著看，後來發表了出版了，我發現一樣——很多覺得它好，喜歡看的是年輕讀者。我去看過豆瓣的書評，我很驚訝，明明我在寫幾個中年人的故事，中間還寫了那麼多文革時候的事，可為什麼反倒是這麼多『80後』甚至『90後』的讀者看著覺得有意思呢……」我告訴他我的想法。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繁花》的精神內核是一種屬於都市的情感和都市的精神。而這樣的一種精神非常容易獲得當下年輕讀者的共振。於是問題又來了。「你覺得《繁花》在寫什麼？」他問我。「整本小說都在寫人生的無意義。」我這麼回答。室內安靜了兩秒鐘，碰巧在拍照的喵姐也放下了相機。然後，他笑了，他說你說得沒錯，我就是想寫寫人生的那種尷尬，那種無意義的尷尬。從小我就是個落後分子，我自由散漫慣了，這是不是跟星座也有關係？
他的語氣非常認真：「我是射手座的，可能星座真的有點道理。這個小說也就是寫了幾個城市的閑散人員，他們在城市的一角散漫的人生——小說的結尾我寫了兩句歌詞，『在人間已是癲，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溫柔同眠……』就是這個小說想要說的話。」
究竟什麼才是屬於都市的精神氣質和情感呢？其實很難描述，如果硬要用生硬的方式做儘可能的歸納，恐怕是所謂都市文明才能催生出的某種孤獨——所謂大城市的生活節奏與人際冷漠都是千篇一律的託詞，這孤獨真正植根於一種每一個人在現代文明中急於成為「自我」的願望，成為那個「個體」其實需要付出代價，需要忍受寒冷，但即使如此也只能這樣，因為在這樣的孤獨中，每個人同時也能體會到某種類似漂浮在海面上的幽靜與暖意，每個人又同時能在這樣的孤獨中深刻地撫慰自己……但遺憾的是，在今天，當下，這個國家無論文學還是別的創作載體，能提供給受眾這種獨屬於「都市」的情懷的優質表達，實在是少得可憐。我想這便是《繁花》能獲得很多年輕讀者共鳴的原因。所謂「都市氣質的情感與精神」，我一向喜歡使用另一個更直觀一點的表達，就是「都市的鄉愁」，不僅僅是出生成長於都市，時下的年輕人，即使成長於鄉村環境，也有相當多的人在花樣年華的時候選擇了進入都市——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同樣需要優質的作品替他們說出也許難以表達的感覺。
「沒錯啊。」他這麼說，「我一直都覺得，城市的水泥地也能開滿鮮花。對我來說，所謂鄉愁，也只能和這個城市有關啊。曾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當代文學大體上對城市題材都是否定的，就更不要談其他的深層表達了——你知道在希臘文里，城市這個詞，看詞根，其實有『母親城』的意思——歐洲的文明裡城市精神深入骨髓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吧，也許我們還需要點時間，再過上幾代人的積累和努力，我們的文學裡的都市敘事才能真正成一點氣候。」
這也是當初《繁花》讓我這個讀者感動乃至激動的原因吧——字裡行間，我看得到散落在上海的各個角落裡，作者親切而寂寥的鄉愁。即使我不是一個特別有「故鄉」概念的人，我也依然能被這個鄉愁打動。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有些奇怪，為什麼一提起鄉愁，寫文章的人十有八九要麼扯到李白的月亮——這是基本款，比李白的月亮再往前走一點，就都是村口槐樹、母親河、鄉間的植物氣味，以及一個沒什麼文化只懂奉獻的母親或祖母？——我的意思是，哪怕那些跟我一樣從小在城市的宿舍區里長大的人，為何也要爭先恐後地讚美那些他其實根本不熟悉的地方好像這樣的情懷才是正當的？所以《繁花》是珍貴的。
「你還年輕。」他對我寬容地笑著，「總有一天，你會明白故鄉對於你而言意義何在。年輕人甩開故鄉的時候都是頭也不回的，以後就慢慢懂了。」
跟他聊天是我這一年的採訪里最愉快的一次——他反過來問了好多我的事情，作為共同的張愛玲的粉絲，我們一起不滿地表達了如今人們對她的各種誤讀乃至曲解，我說每次我看到有人自以為是地寫文章講張愛玲是多麼卑微地愛過胡蘭成然而被辜負之類的話，就想回復這個作者你怎麼不去死啊——然後我們一起笑得很開心，然後喵姐就在一旁提醒我，做訪問的時候說話差不多點。他的辦公室在一棟老房子裡面，有些年代的木地板上堆滿了書——上海的10月份並沒有任何秋意，我往椅子里隨意一靠，仰頭看著很高的天花板，突然就想到：巴金或者別的什麼人，會不會也坐過我身後這把椅子呢……就在此時，他又愉快地說：「博爾赫斯其實說過特別好的一句話，可是好像比較少人提——小說要給人感動和消遣——這句話估計在很多人那裡不中聽吧，但是這的確是博爾赫斯說的，也是我極為同意的。」我告訴他，也許每個人都覺得《繁花》的主角是上海，可我卻覺得，其實在小說里，「蘇州」才代表著所有主人公夢想的「彼方」，無論是寫到幾個男主角在蘇州夜遊馬路隨意坐下聊天，還是寫到一群春遊的人聚集在那裡聽蘇州評彈，每一次，只要「蘇州」一出現，小說里的氛圍就即刻帶上了悠遠的意境，「蘇州」就像是灑了一地的月光那樣。他說：「因為蘇州是我爸爸的故鄉啊。他是蘇州人——我寫這個小說，寫到後來，耳朵邊上就總是出現一個說著蘇州口音的上海話的老頭子在那裡絮叨，好像我的這個小說是他絮叨出來的，這就是我跟你說的，故土的意義。」滬生說，曉得上帝吧。古代有個農村女人，做了外插花事體，廣大群眾準備取女人的性命，耶穌就講了，如果是好人，現在就去動手。結果呢，大家不響了，不動了，通通回去淘米燒飯，回去睏覺。陶陶說，耶穌辣手。滬生說，耶穌眼裡，天底下，有一個好人吧？只要腦子裡想過，就等於做過，一樣的，這有啥呢，早點回去燒飯燒菜，坐馬桶。陶陶說，耶穌有道理。我願意把這段節選放在這篇訪談的最後，「繁花」版的《馬太福音》。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