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用文字抵制精神粗糙

孫郁:用文字抵制精神粗糙

於仲達

在S城蝸居時,讀孫郁先生的《魯迅和周作人》,就十分驚訝,心想:學術文章原來也可以這麼寫!他對於魯迅和周作人心態的細膩把握,很有特點。那種細膩沉鬱的文字流露出來一種寂澀的情感,彷彿靜夜河邊的微風,讓人心動。孫先生的文字里,沒有常見的八股氣息,沒有學院枯燥的辯論,沒有抽象的概念,彷彿帶領你去做一次心靈的遨遊,引領你去諦聽、去體味一個個複雜而又痛苦的靈魂。讀孫先生的文字,就被他敏銳的藝術感覺深深地吸引住了,第一感覺就是鮮活。比如在《八道灣十一號》中寫道:

在一個深冬里,我和一位友人造訪了西城區的八道灣。那一天北京下著雪,四處是白白的。八道灣破破爛爛,已不復有當年的情景。它像一處廢棄的舊宅,在雪中默默地睡著。那一刻我有了描述它的衝動。可是卻又有著莫明的哀涼。這哀涼一直伴著我,似乎成了一道長影。我知道,在回溯歷史的時候,人都不會怎麼輕鬆。我們今天,也常常生活在前人的背影下。有什麼辦法呢?

孫郁

孫郁的文字風格和敘述語情深深地吸引了我,那種閱讀快感,酣暢淋漓。行文之中那種歷史的厚重,筆觸之處流散的那些深沉的思辨。他的文字里彷彿散發著某種消逝已久的韻味,輕輕按摩著我焦灼的靈魂,文字背後對前人的虔誠與敬畏讓我動情。當時我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樣雅緻俊秀的文字根本不會出於學院人之手,為什麼呢?閱讀中我常能夠從他的文字之中嗅覺出那種作家的天賦。

後來我讀到《百年苦夢:20世紀中國文人心態掃描》和《新舊之變》,再次印證了我的看法。《新舊之變》一書是自選集,讓我得以欣賞孫先生年輕時候的文章,藉此尋找答案。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26歲時寫下的《讀書筆記》和29歲時寫下的《人之惑》,這些寫於大學及碩士階段的評論文字,已經開始鋒芒初露:

荷馬顯示了人類幼年旺盛、熱情、豐富的存在。但丁就不同了。他的心靈印滿了時代所給他帶來的種種不幸。他鬱悶地感受到來自精神世界的無情的壓抑。心靈與肉體的分離,心靈的自我折磨,宗教的無情束縛,使他的作品充滿了異樣的韻致。我欣賞荷馬的燦爛無偽,卻更喜歡但丁的陰冷與不安。後者是我們現代人的感受,我們何嘗沒有這樣的苦痛與折磨。問題不是失去了樂園,而是我們在失去它後能否有求索的動力。但丁暗示了精神的這種可能,老舍先生就曾由此悟出了其間的美意。曾讀過他談但丁的文章,真的佩服不已。

——《讀書筆記》

章永璘在這時喪失了人的高層結構的心理,幾萬年來人的進化突然在這殘酷的客觀環境的變異里,又返回了遠古,真實的與非真實的主體世界出現了無序狀態。正在章永璘極其痛苦而失落自我的時候,黃香久以女人特有的魅力和情感走進了他的世界。儘管她沒有帶來卿卿我我的愛的神韻,儘管這位飽受塵世風霜的婦女的心頭還留著一絲生活的暗影,但她的降臨,畢竟給章永璘這個幾乎被毀掉人的本能的人,帶來了曾喪失而又回歸了的靈與肉的渴望。這是異性的吸引,這裡沒有相互的體貼,相互的理解,這只是維繫在人的低層需要的慾念的碰撞。它不需要靈魂的導航,也沒有罩在肉體上的文明的外衣。人在這一瞬間已消失了愛的深層的本質,唯一的只是性的外殼。

——《人之惑》

回看孫先生學生時代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文字一開始就直指心靈,感受深切,契入內在生命與情感。也就是說,他的獨特,是天性使然。說句實話,我開始注意到孫郁,並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文體的獨特與心境的洒脫。就在最近,我在寫作本文時,再次集中翻閱他的書,風格之獨特,感情之沉鬱,思想之豐富,不禁讓我暗自吃驚。學界學者,都說理解魯迅和周作人很難;其實就拿孫郁這代學者來說,理解起來真的就那麼容易嗎?先不說思想,就說文章里投射出來的豐富與駁雜的感情,又豈是我們這代沒有經歷「文革」之患的後輩所能輕易理解的呢?如果連孫郁先生這代人,尚且不能理解,我輩又如何能理解魯迅先生呢?為文也好,為人也罷,差距是存在著的。

有次,我和一個文學博士聊天,他問我對哪個魯迅研究學者印象深刻。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說:「在我看來,就心靈和情感的層次而言,孫郁已經達到了一個高度,而且,他兼具作家、學者與文學批評家三重角色,文筆在當下魯迅研究學者里是最好的。」哪個魯迅研究學者對我影響最深呢?我覺得,錢理群影響了我在S城時的思想,王乾坤影響了我走出S城後的思想,孫郁則影響了我的心靈、情感與生命的狀態。先前我是主張為人生的「民間魯迅」研究,後來讀了孫郁的書,我覺得他有不少方面深合我心,比如不按論文的方式寫作,文字沒有學院氣和八股氣,富有生命意識,具有敏銳的藝術感覺。唯一讓我感覺遺憾的是,孫郁的書苦難感稍嫌不夠。當時,我讀孫郁的書不夠系統,雖然寫了兩篇小文,純屬妄議。時間到了2011年12月,我終於搜羅並閱讀了孫郁的十本書,這次感受與以往很不同。一句話,孫郁的文字,識自本心,乃文字佳品。

讀孫郁之作,最為佩服的是,他對於知識分子心態的剖析。他特別擅長從精神個性入手,探索精神文化現象。這是他的優點。《對話魯迅》一書是他在孤獨心境下所寫的文字,用心體驗魯迅,將自身的矛盾、痛苦、糾結與疑惑一層層展開,緊貼文本,用「對話」溝通魯迅,被遮蔽的主體一步步走向敞開。閱讀這樣的文字,我是欣喜的,也是驚異的。那種與生命無關的學院研究,應該到了要反思的時候了。談到細膩的審美能力,就要看他在2008年出版的《魯迅藏畫錄》了,這本書讀來讓我「揪心」。從藝術(美術)的角度切入,距離魯迅先生的內心又近了一層。長期以來,學界潛意識將魯迅看作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闡釋過度,而對於藝術層面的魯迅把握不夠。孫先生敏銳的感受能力里,糅進了文學、哲學、繪畫、音樂多種視角的觀照,對魯迅先生藝術心態的把握堪稱獨到。此書的出版再次表明,魯迅研究到了高度綜合的階段,不僅僅是中文系教授的個人「地盤」了。

在《周作人左右》《百年苦夢》《魯迅和胡適》等書里,孫先生對20世紀中國文人心態進行散點透視,互相參照。給我的感覺,他是在一個旋轉的坐標里看問題,從不拘泥於一家一派,這不僅折射出過去時代讀書人的精神側面,而且提煉出了對今天有參照意味的元素,讀來親切。在當代魯迅研究學者中,像他這樣富有作家和詩人氣質、帶有敏銳藝術直覺的學者,並不多見,值得學界研究。這不由得讓我有了追蹤的興趣。

孫郁演講

2005年4月我第一次來北京,順便去魯迅博物館拜訪孫先生,那時他已經去日本訪問了。我了解到,原來孫先生在這裡做館長兼顧研究魯迅,心中不禁納悶:既然孫先生也是一個體制內的規矩學者,難道是我猜錯了?後來,我查閱了相關簡歷,得知孫先生80年代畢業於瀋陽師院中文系,曾做過知青、文化館館員、記者,90年代初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做副刊編輯達10年之久;7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80年代起轉入文學批評和研究,長期從事魯迅和現當代文學研究。哦,這才恍然大悟,孫先生雖然也做研究,但是,更多是做記者和編輯,而且從事過文學創作,怪不得他寫得一手那樣漂亮的文字呢。

孫郁首先是一個作家,其次才是學者和文學批評家。說他是作家,是因為他有著敏銳的藝術眼光,語言很有自己的個性,沒有學院的冬烘氣。在我看來,大多數魯迅研究者基本都是學院培養出來的,文字帶有八股氣,殊乏個性和野性的精神,而這種個性恰恰是被壓抑的生命個體,這是一切創造的希望所在,這是與魯迅「立人」思想所相悖的。與大多數魯迅研究學者的「做論文」不同,孫郁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詩意的審美方式和智慧的表達方式,而且不斷變換著話語的表達方式,能迅速感染人的情感。剛開始與一些人一樣,孫先生也在摸索,「現在的許多人,包括大學教授在內,寫文章都是一個模子,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的表達沒有個性,都是一樣。魯迅不是這樣,魯迅翻譯那麼多外國人的作品,他不是從形式上去考慮,他的表達方式是中國式的。魯迅的這種語言非常有特點。我們作家如果不能在語言上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那你的創作肯定是有問題的。」後來,隨著閱歷增加,開始逐漸有了思路。他說:「原來做研究沒感覺,最初看錢理群他們的東西,覺得太好了,我都不敢寫,而且也找不到自己的語言。不過慢慢地也就開始了,1993年出了第一本關於魯迅的書,而真正想到自己的表達方式,是到報社以後了。」孫郁這樣描述在《北京日報》的10年:「編副刊一個月一兩塊版,很快乾完了,也不像別的記者可以跑口,大量的時間,幹嗎呢?別的也幹不了,無聊,時間總要填滿。就看魯迅。去報社的時候本想做當代文學批評,後來發現沒什麼可批評的,當代文學沒意思。報紙有大量的來稿,也沒意思,真不如看魯迅。就當玩吧,但萬萬沒想到又回了魯博。」從1992年到2002年,他陸續出了《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胡適》《百年苦夢》等好幾本書。到此,孫郁獨特的文字風格,獨特的表達方式,逐漸形成,魯迅已經轉化為他生命的一部分。

可是,只要看看當前一些學者,名為研究魯迅的,其思想與性情卻與魯迅差距太遠。先不說思想的深邃與否,單看那些論文的規矩刻板,就可以知道,這些都是魯迅極力反對的,沒有個性,千人一面。與學者錢理群、趙園、王乾坤、王富仁、王得後和汪暉相比,難說孫郁在精神開掘上就高於同時代的學者。可是,用文字抵制精神粗糙,這是他的獨特貢獻。孫郁曾說:「單一的文化形態發展到最後,無論是在審美還是思想層面上,都不再能滋生新的東西。只有在合力中,才能表現整個中國文化的總體性來。這合力中,就有一個是周作人和他的弟子們所表現的這樣一種精神:非激進,研究純粹的學理,希望在智慧、知識學識上,或者在文字上來表現作為……在審美層面上,吶喊與高喊口號容易,有悠遠的情思與思幽的學養則非下一些功夫不可。在那個時代里,苦雨齋群落高低不一的文本抵制了精神的粗糙,表現出文字的高貴性。中國不缺憤怒的詩人,但是缺少這樣的人。」這樣的評價用在孫郁本人身上也十分合適。孫先生整合了智慧、知識和學識,並且具有一種非凡的表達能力,實屬難得。

2007年8月,北京電視台組織了一個BTV8悅讀俱樂部,邀請嘉賓有著名演員濮存昕、著名畫家陳丹青、孫郁等人。作為某網站選出的「資深魯迷」,我參與了活動,有幸和孫先生認識。第一次見孫郁,眼前這個東北大漢,一米八幾的個兒,著實讓我驚訝。當時給我的感覺與他的文字有些反差,高大、儒雅、隨和、親切,花白頭髮,這樣的形象與魯迅慘烈的靈魂和周作人的古雅情懷一時難以對接,更主要的是,我很不明白,在那樣一個文化斷裂精神粗糙的時代,孫先生何以寫出那種帶有舊式文人氣息的文字呢?他的文脈抗拒正統,文字沒有文人的雕琢與濫情,溫和平實,靈光點點,讓人過目難忘其中的情態、思想和智慧。為了更好解開這個答案,我買來了他的《百年苦夢》《魯迅與胡適》《遠去的群落》《魯迅藏畫錄》等細讀,彷彿受了一次靈魂的洗禮,在那些古雅文字的浸染下,我的心得到一絲撫慰。雖是學術文字,卻更像是一種文學創作。可以這麼說,孫先生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體,很有語感,從而讓他規避了學院的僵澀。在當今魯迅研究學界,孫郁、林賢治和王曉明三位先生是文筆最好的,他們都會寫文章,但是,林賢治和王曉明先生都太喜歡魯迅,不免陷入「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的思維里,孫郁先生持論客觀,互相參照,他對魯迅和周作人兩種典型的學者都喜歡。

少年時代的我,沉默得像個影子。後來大學畢業後在S城上班,遭遇惡劣的環境,碰壁苦悶之中,魯迅就進入我的精神世界。曾經有段時間,血脈賁張,鬱熱極端,心性大變。但在內心我知道,這種性格時時與自性是衝突的。S城長期生活導致的憂憤與憎惡的情緒,帶給我許多焦灼與苦痛,而閱讀魯迅帶來的抑鬱、沉靜、肅殺、峭拔沖淡了我本性中沉穩、平和和散淡的一面,這不能不讓我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分裂。錢理群先生的著作則鼓動我與這個世界一同戰鬥,這個時候我本能地對他文章背後的激情進行冷靜思考:如果這個世界是荒誕非理性的,你還要堂·吉訶德一般地與大風車戰鬥嗎?這不是硬頭碰壁嗎?由於缺乏足夠的精神資源,在安徽生活的幾年時間裡,我只能陷入精神的荒涼與粗糙之中。當時我想,如果沒有相當智慧和精神資源做依持,還不如降低那種救世般的熱忱,靜中生慧。這時,不以「精神界戰士」自居的孫郁進入我的視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偶然讀到孫郁先生的《魯迅與周作人》。那是在10年以前,此書里的文字像靜水深流的小河流淌不息,那種撲面而來的古雅韻味輕輕拂來。孫先生在這本書里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了一個有意味的參照和一種互證,突破了學術界「褒兄貶弟」或「褒弟貶兄」的研究模式,把周氏兄弟合為一體不褒不貶加以研究,寫出了自己的生命體驗。魯迅先生張揚著生命的熱力,在對苦難的抗爭中,把生存意義指向了永恆;周作人恬靜超然,默默地品嘗著人生的苦澀,在忍受與自娛中,得到生存的快慰。魯迅與周作人的精神分化出截然對立的兩元世界:

一個是進取的,一個是隱退的;

一個是殘酷的,一個是飄然的;

一個是動態的,一個是靜謐的;

一個感嘆中國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一個感嘆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

一個抑鬱、沉靜、肅殺,一個沉穩、平和、散淡;

一個站在地獄的門口,不斷向人間發出慘烈的吼聲,一個彷彿書齋中的道人,苦苦咀嚼著人間澀果,把無奈化為輕淡的笑意;

一個幽默、風趣、嚴峻,一個溫和、中庸、文雅;

一個清癯孤介,好諷刺,喜批評,一個微胖清高,參禪談茶;

一個憤世嫉俗,一個超然冷靜;

一個以鬥士風采入世則要吶喊,要戰鬥,一個以學人姿態隱世,隱世自娛,平和,與世無爭;

一個身系屈辱深挖國民性,一個沉入花鳥自娛自樂;

一個是吶喊彷徨的鬥士,一個是苦雨齋中的中庸學者;

一個注重精神獨立,一個喜愛隨和折中;

一個站立在天邊的曠野之中,一個超然於斗室之中;

一個傾心於施蒂納的無政府個人主義,一個全心沉醉於克魯泡特金;

一個側重於行為的實踐,一個注重知識的修養;

一個文章折射著焦灼的靈魂,一個文章散發著卷卷古書的香韻;

一個一針見血,一個古雅道勁;

一個是肩負黑暗闡門的殉道者,一個是斗室寒齋坐禪參悟的隱者;

一個苦痛勞累,一個隨和敦厚;

一個激揚、峻切,一個冷靜、平實;

一個站著吶喊,一個躺著吃茶;

一個沉鬱悲觀,一個清澈閑雅;

一個以文字立人,一個以文字娛人;

一個在苦海荊叢中掙扎搏擊,一個在苦雨齋下吃茶談鬼;

一個陰鬱悲慨,一個溫和從容……

在眾多的魯迅研究學者之中,孫郁顯得比較特別。他無意去建構一個規模與體系宏大的理論世界,只是把魯迅和周作人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的參照。在我的感受里,孫先生不是沒有魯迅式的沉鬱悲憤的精神氣質,也不缺乏生命的強力和內心感情的激流。他曾說:

我讀魯迅與這些青年的通信,有時暗暗感到一種刺激,好像寒冷冰谷里的微火,照著肅殺的世界。他把僅有的火種,給了掙扎的孩子,將一絲絲光澤,罩在人的身上。而他和這些蠕活的孩子們發出的戰叫又是何等的冷酷和慘烈!在四面昏睡的世上,還有這樣的嘶喊,悠遠的平靜便被打破了。

魯迅身上,也有傳統士大夫把玩的那一面,可他從來不張揚,都是暗藏著,化到文字里,他的雜文,即使是金剛怒目的,也有細膩的趣味,非常好玩。現在的人寫雜文哪做得到?

孫先生理解魯迅生命內部那種徹骨的痛感,但他在魯迅與周作人之間把握住了一種張力,這不是一種刻意的藏匿。他當然不只是做沒有意義的對比,他在《魯迅和周作人》一書中對比二周後指出:事實是,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態中國人生中的叛逆,不過一個趨於掙扎、搏擊,另一個空手道般地隱於苦難的大澤,其形態雖不同,根抵大致拴在一個基點上。

比較一下兩人的見解,在對待事物本質的看法上,多接近之處,但在處理問題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孫先生指出了周作人不同於魯迅的特點:

用無衝突的古典主義精神情趣代替對中國現代社會生活的人生態度,其結局必然陷入自我的否定之中。周作人的悲劇正是在這裡。他的確缺少一種深沉的自我解剖精神和否定精神,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心靈拷問與魯迅式的內在角斗對他來說都是可怕的精神現象。

周作人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對魯迅精神的一種補充。周氏兄弟的真正價值,是中國人的生存危機以及向這一危機挑戰的兩種不同的範本。

周氏兄弟擁有共同的思想出發點與歸宿——在我看來,就是「立人」思想;他們又有不同的關注點,在參照中相互深化。而今天面對困境時不免陷入「我接近周樹人,或我接近周作人」式的選擇,我們的思維方式里隱約折射著周氏兄弟潛在的滯約。實際上,單一價值觀對人的精神成長是十分有害的,完全陷入魯迅式的殘酷的「反抗絕望」一般人難以做到,而沉溺於周作人式的醉心於玩古董、沉湎於抄古書的愉悅中又會讓人消沉。

孫先生的文字不再只是魯迅式的慘烈的拷問,憂鬱與冷酷,而多了另外一個精神的參照——周作人式的性靈與智慧,那種溫情、玄遠、雋永、寧靜、古典、餘韻、肅寂,輕輕撫摩著我靈魂里的喧囂與躁動。後來得以接觸孫先生,感覺他身上隱約有一種現代知識分子稀缺的士大夫趣味,難怪他的文字有一種文人雅趣,這對於酷愛魯迅峻急鬱熱缺乏精神緩衝的我,無疑是清新劑。

孫郁先生激情十足,情感充沛,才情張揚。如果沒有作家的天賦,他如何能有生花妙筆呢?他一雙眼睛亮而有神,透著靈氣和書卷氣,與他的言談舉止是和諧的一體。搞學問是一種很緊張的智力活動,創作是一種很豐富的情感活動,這兩方面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孫郁自稱受張中行影響很深,這對我倒是一種提醒。張中行一生喜歡談個體,談情感,凡人,絕不言聖道、民族主義、階級學說。孫先生1995年時受張中行先生的影響研究周作人與羅素,他在精神層面上是張中行的知音,寫文章十分講究,往往論題切口很小,這點似乎是受潛意識的影響。

如果要理解魯迅,不了解魯迅同輩人是不行的。孫先生富有眼光的選擇了「五四」新文化里最重要的幾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周作人、胡適和陳獨秀,先後完成了《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胡適》及《魯迅與陳獨秀》,通過解讀他們可以了解不同知識背景和個性氣質的知識分子,同時回應時代提出的問題。孫先生既喜歡魯迅,也不排斥周作人。你看看他無論議論魯迅傳統中的王瑤、錢理群、邵燕祥、張承志,還是議論周作人傳統中的廢名、張中行、鄧雲鄉、黃裳、舒蕪、陳平原等,都進入很深,知人論世,很有見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研讀魯迅及整個「五四」時期的文人、作品,孫先生也不忘記發掘「五四」時期學者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梁漱溟、錢鍾書的現代價值,此外對當代很多文學作品也都很關注,他對於王小波、閻連科、莫言、王蒙、史鐵生、王英琦、賈平凹等的品評,透過那些吉光片羽的感悟,你都可以讀出真知灼見,可以看出他精神視野的開闊,這在一個據說生產專家的時代,十分難得。於是暗暗想,孫先生回到了東方式的感性思維,這要比那些讓人食之無味的評論文字遠好。而據說這樣寫文章,是不符合學術規範的。

孫先生知道該揚棄什麼,該守住什麼,他的文字揮灑自如,任心閑談,以一顆詩人之心,去聆聽、品位他的研究對象。先生的文字,是純正的文人隨筆,平實、沖淡、沉靜、老到、書卷味濃。在冷靜的敘述中潛藏著感情的暗流。像這樣有體溫感帶著真性情的文字,真的是太少了。生命中不可缺少文化之性情,它是內心的需要,是對精神家園的焦灼渴望。孫先生以臻於爐火純青的筆法,向你描述一個個遠去的文化巨人的背影:章太炎、魯迅、蘇曼殊、陳寅恪、張愛玲、林徽因、錢鍾書、沈從文、孫犁、張中行、孫福熙、孫伏園、章廷謙、李秉中、荊有麟、高長虹、李霽野、台靜農、韋素園等。他對魯迅和周作人的梳理,向我們敞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精神空間。

孫先生認為:「(魯迅研究)在語言學、敘事學等微觀方面,是進步了。但是在生命哲學上,並沒有進步。現在學術越來越技術化、門類化,學者們越發成為熟練操作學術工具的工匠,而不是思想者,缺乏魯迅的生命質感。魯迅的回歸,就是必然了。」作為一名魯迅的讀者,我深切感受到經院研究對魯迅的傷害與遮蔽。孫先生的魯迅研究是充滿生命感受的,是一個生活在當下的學者與一個憂患靈魂的對話,它呈現出獨特的精神氣質和話語方式,既是獨白,又是思考,它從一開始就直面當代文化語境,思考並回應1990年代以後文化界、思想界的諸多問題。幽雅的文字與思想的求索,就這樣深入結合在了一起。

生命意識的欠缺,這是魯迅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當今學院體制下,學者那點靈性都被論文「規範」了。孫先生感慨地說:「現在一說研究,就是大學和研究室,拿出正襟危坐的樣子來,其實魯迅的話語方式恰恰就是要顛覆當前大學的話語方式,我們是在用魯迅最厭惡的方式來研究魯迅。」孫先生不熱衷那些生硬的大概念,沒有學院派枯澀難懂和僵板的冬烘氣,而是把外殼剝離,於溫文爾雅中見風骨,於沉靜內斂中見鋒芒,只留下溫情。更沒有那種現代人俯視前人的傲慢心態。他是用心去書寫,因此每每有新鮮的、帶血肉的見解。今後的大學如果不改革,像孫郁先生這樣充溢性情激情十足的精神探索者,很可能成為大學校園內即將消逝的風景。浩浩蒼空,茫茫曠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孫郁先生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院長了。他沒有博士學位,沒有受過專門的學術訓練,他對學術研究還只是停留在感悟式的喟嘆中,我不知道他如何應對淵深的大學體制。

孫郁先生的文章,字裡行間瀰漫著一絲沉鬱的氣氛,瞬間直逼人心。

如果說錢理群先生有些峻急、鬱熱、極端,孫先生則是另外一類人,古雅、飄逸、沉穩、清俊、幽郁、靈性。錢先生內心總承受著沉重的東西,久久不能釋懷,常常處於緊張狀態;孫先生的氣質讓他化解了魯迅生命的焦慮與掙扎,增添了周作人的恬靜與超然。經過中年時期的精神探索以後,漸近晚年,他的文字進入化境,日趨清冷,無聲的空漠,哀涼之霧遍布其間。他在《新舊之變》的前言里說:「年輕時四處尋覓,聖徒般虔誠;中年後感傷不已,兩手空空,不知如何是好;漸入老年,才知道世上虛妄者多多,回到自身才能找到問題。然而問題又接踵而至,不可勝數,於是又想虔誠地回到青年。然而已沒有狂熱的激情了。跟著別人跑不行,相信方法論也不行。到了自己想獨立去說點什麼的時候,反而發現竟無新意,不過是前人語錄的陌生化的再現。這在我,是很大的痛苦。無話可說,或說了可有可無的話,那還不如沉默的好。我一直認為,叫喚的人,天際淺,而無語者,反而是大智慧的。歷史上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們誰去注意他們呢?」

這種沉鬱的感覺在2009年出版的《張中行別傳》里再次得到印證。書中寫道:「張中行的文字,靜靜的,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寧里有些清冷,一切都是暗無聲息的。記人記事,有古風,似六朝的短章,也夾帶晚明小品的筆意,頗有蒼涼的況味。當然,還有老子的盤詰、莊子的恣肆,以及周作人的平和與廢名的幽玄。有時見到他不動聲色地在街巷閑步,從容地在書房談天說地的樣子,就被那種超然的神色所打動。他那裡是清寂的所在,如水邊的小屋,在月光下亮著燈,照著四邊的野趣。塵世的喧鬧消失了,你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和這個老人對視的時候,心是靜的,彷彿被水洗了一般。」除了延續一貫的才情以外,不同的是,其中的文字少了張揚,淡化了文人氣,多了質樸,於平實與直白中見深意,對己身之苦和眾生之苦有了苦楚之痛,讀來尤其讓我心神觸動。這種文字,已經回歸自性。《壇經》上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此句猶如晴空鳴鼓,驚我魂魄。這是慧能首次登壇講法的開場白。接著又講道:「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啟示人「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只要「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可惜這樣一個道理,很長一段時間,我竟然渾然不知。孫先生漸入老年,才知道世上虛妄者多多,回到自身才能找到問題。其實,這是一種本心的覺悟。我曾暗想,歷經苦難的他為什麼沒有皈依佛教或信仰上帝呢?孫先生不願放棄自我的掙扎與搏擊,就像周氏兄弟一樣,相信個人的力量。孫先生這代人就是這樣,既讓人尊敬,又讓人惋惜。而我,雖說沒有孫先生那樣的學識,可我過早體會到人生的悲苦,也多次體會到人的有限與不足。我的痛苦是,我願意信仰,但是作為無神文化語境下成長起來的人,我自身的雜質太多,一時難以進入信仰。

在一篇訪談文字里,孫先生說:「我的出身不好,我父親是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後來被打成『反革命』,我們全家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我是在農場長大的。我幾乎是在一種絕望的心境下,讀到魯迅的著作。我知道自己並未從本質上把握了那些文字,但是,那種幽憤的情思,沉鬱的人間情懷,給我觸動很大,令我至今難忘。在先生深廣的詠嘆里,我感到一種深切的心靈呼應。我在學術上沒有什麼更高的建樹,我給自己定位是魯迅思想的普及者和傳播者。」讀到這段文字,很有觸動。像孫先生這樣在困境中的人,還有不少,一代又一代的學人,還有我這個曾經親歷過人世間苦難的70後人,都在一種絕望之中遭遇了魯迅,多少年來,魯迅先生以這樣的方式支援著困境里的人,激勵著他們自覺成己,苦渡人生,也因此,人生煥發了生氣。只有真正愛魯迅的人,才會甘願做一名「魯迅思想的普及者和傳播者」,這不同樣是魯迅精神嗎?執著於不圓滿的現在,和虛妄相抗爭,在一種張力中思考魯迅與古今、中西和現實之間的關係,這或許是魯迅對於當下的思想意義。也是先生哲學意識中最迷人的地方,後人最應該汲取的東西。是拯救還是逍遙,是反抗還是超然,孫先生始終徘徊於周氏兄弟之間,久久流連。然而,歷史終究有自己的宿命。孫先生冥冥之中悟透了天命,這是他這代人的大限。

在一些關於魯迅和周作人的訪談文章里,孫郁總是慨嘆自己的不足。他很少肯定自己。乃至我去信向他討教,孫先生卻說,「我的文字都是一種印象的東西,不足為道。關於我寫的傳記,似乎也無價值。因為我是搞過新聞的,知道內中行情,自己的分量不夠,您大可不必在此花費精力。寫書,是因為在現實中無奈,有一點自我逃避。我小時受苦多,對『文革』深惡痛絕,現在還沒有擺脫出來。所以,如果說有值得看的,不過是表達了一種心情。至於其他的,真的沒有價值。無論學理還是審美,都很淺薄。」這自然是自謙之詞。

孫先生這一代人受過許多苦,能活過來已經不易。後輩學人所處的生存環境已有很大改觀,但難說就能超越他們。孫先生帶著深沉的感情,不懈的掙扎與探索,尋找生命價值重建知識分子的人格,這份精神遺產足以成為一種高度。我對孫先生的尊敬,其實有點這個因素。從孫先生的文字與身世里,我隱約覺得他的內質和孫犁、張中行、賈平凹都有些相似。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遭受過生命的壓抑,這種壓抑讓他們得以靠近魏晉、晚明、六朝和周氏兄弟。孫犁直到死,都覺得自己不快活,是個多餘的人。張中行和孫犁對天命都有種無奈感。賈平凹幽僻、頹廢、自戕。他們的文字都有些清冷、超然。我推測,在骨子裡,孫郁先生更傾向於周作人、廢名、木心而不是魯迅吧?這或許是文人的宿命。或許,晚年的孫先生繼續沿著歷史的慣性下墜,抑或不是。在對周氏兄弟長久的凝眸中,他自然獲得了非凡的境界。

我還是隱約有些擔心,對「文革」深惡痛絕的孫郁,很性情,很有文學才華,但治理一所著名大學的文學院,面對百年學術淵源的中文系,是否有些力不從心呢?

(此文原刊載《傳記文學》2012年第12期,系中國思想肖像欄目之「中文系」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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