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高峰和總結——《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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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高峰和總結——《聊齋志異》第一節蒲松齡的生活和《聊齋志異》的創作清代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最後階段，是古典小說發展的高峰期，也是古典小說發展的總結期。代表這高峰和總結的是兩部偉大的作品，一部是《聊齋志異》，一部是《紅樓夢》。《聊齋志異》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總結，《紅樓夢》是古代長篇小說的總結。唐宋以後，古代小說的發展出現了文言和白話兩途，白話小說以其語言的通俗和內容的貼近現實而得到廣泛的傳播，取得了壓倒的優勢；在唐傳奇的高峰以後，文言小說雖然代不乏作，數量亦相當可觀，但是有影響的傳世佳作卻非常少。宋代「說話」藝人總結他們的藝術經驗說：「話須通俗方傳遠」。這裡的「話」是故事的意思，但無疑也包含了語言的因素在內。《聊齋志異》的語言用的是相對比較典奧的文言，遠不如白話小說那麼通俗，但它在中國廣大群眾中的影響，卻幾乎同古代通俗的長篇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相媲美。這說明，《聊齋志異》在思想藝術上有足以克服其語言障礙的獨特成就。這部文言短篇小說集，雖然寫的大多是一些花妖狐魅的故事，充滿奇思異想，但它卻深切地反映了現實的社會人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這是它受到廣大讀者喜愛的根本原因。而這些，又都是同蒲松齡的生活遭遇、生活體驗和文化素養分不開的。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又字劍臣，淄川(今屬山東淄博市)人。他出生的村莊原名滿井庄，村口有一眼泉井，泉水清澈四溢，四周翠柳掩映，他因自號柳泉居士。他生活於明末清初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個黑暗腐朽的時代。連年的戰亂和自然災害，加上繁重的科稅和貪官污吏的敲剝，使廣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難。這都是他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的，自然會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蒲松齡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卻功名不顯的家庭。父親蒲槃雖然棄儒經商，但他廣讀經史，學問淵博，在思想和文化教養上都對蒲松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蒲松齡從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曾寫過一篇《循良政要》的文章，針對時弊，提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政治措施。他自幼聰慧好學，19歲時就連續以縣、府、道三個第一考中了秀才，並且得到山東學道、清代著名詩人施閏章的賞識，在當地很有文名。他熱衷功名，熱切地希望能通過科舉考試進人仕途，實現他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但考了幾十年卻連一個舉人也沒有考中，直到72歲時才援例被拔為歲貢生，但這時對他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對科舉考試的熱衷和失敗，使他對科舉考試製度的弊端和腐敗，以及落第士子的內心痛苦，都有極為深切的體驗。這就使得揭露和批判科舉考試製度，成為《聊齋志異》的重要內容。蒲松齡的一生，絕大部分是在山東農村度過的。但在他31歲那年，曾經有一次南遊的經歷。這就是他應同鄉好友在江蘇揚州府寶應縣任知縣的孫蕙的邀請，到那裡去做幕賓。幕賓相當於今天的私人秘書，在封建時代就是替人捉刀的文犢師爺。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離開山東農村，也是他足跡最遠之處。他應幕到南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為了生計；二是因為歲試和科試都不得意；三是出於朋友的情誼。孫蕙，字樹百，比蒲松齡大9歲，是蒲松齡的同鄉好友。在淄川是個富室，家中有園林，堆岩布壑，有山有水。這次南遊的時間，是從1670年秋到1671年秋，即蒲松齡31到32歲。主要是在寶應，1671年元宵節後曾隨孫蕙游揚州。這年三月，孫蕙調署高郵州(今江蘇高郵縣)，蒲氏隨往。做幕賓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單調的，主要是替孫蕙起草書啟、呈文、告示等。他後來將這些代人捉刀的文稿抄訂成四冊，題為《鶴軒筆札手稿》。他同孫蕙雖為朋友，但畢竟有主賓之分，蒲松齡不免時時有寄人籬下之感，加上他時時惦念著參加科舉考試，所以剛一年時間就辭幕返回故里了。這段經歷雖然時間不長，且生活很不得意，但對他的思想和創作都有著很重要的影響。首先是南方的自然山水、風俗民情，開闊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性情。他在《南遊詩草》中寫了不少描繪江南山水的詩作，如《泛邵伯湖》、((揚州夜下》、《與百樹論南州山水》、《夜登維揚》、《河堤遠眺》其四、《泰山遠眺》(此泰山系指高郵泰山)等。江南自然山水對蒲松齡創作的影響還不止於精神上的陶冶，對他《聊齋志異》的創作也有直接的意義。某些作品中對江南鄉村景色的描繪，就同這一時期的生活體驗分不開。如《王桂庵》一篇中，寫王桂庵在鎮江所見柴門疏竹、紅絲(即馬櫻花)滿樹、紅蕉蔽窗等景色，顯然都是江南所特有的。如果作者沒有這段生活作基礎，不可能寫得如此逼真如畫，富於生活氣息。其次，是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號稱富庶的南方，人民的生活也是同樣悲慘，社會矛盾也是同樣尖銳的。他在這時期所寫的詩中，以同情的筆墨表現了高郵人民所受的水災之害。城北的清水潭，在運河堤旁，地勢低洼，河水常常決堤釀成災害。他在《清水潭決口》一詩中寫道：「河水連天天欲濕，平湖萬頃琉璃黑。……東南溉溉魚頭生，滄海桑田但頃刻。歲歲濫沒水衡錢，撐突波濤填澤國。朝廷百計何難哉!惟有平河千古無長才。」他對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和不關心民生疾苦，提出了憤怒的抗議。在《夜坐悲歌》一詩中，他抒寫了在人民遭受水災時內心的痛苦和優悶：「黃河駭浪聲如雷，遊人坐聽顏不開。短燭含愁慘不照，顧影酸寒山鬼笑……但聞空冥吞悲聲，暗鎖愁雲咽秋雨。」在夜深空冥之中，作者聽到的，除了驚濤駭浪如雷的吼聲，就是受災人民的飲泣吞悲之聲，這聲音是這樣的凄涼哀怨，以致使得愁雲暗鎖，秋雨也硬咽了。作者的感觸是多麼的深切，同情又是多麼的深厚。反映南方人民的疾苦，表達自己優憤心情的作品還有不少，如《再過決口放歌》、《養蠶詞》、《牧羊辭，呈樹百》等。而另一方面，卻是王孫公子醉生夢死的享樂生活，他在《貴公子》四首中攝下了與上述情景形成強烈對比的鏡頭：「斜陽歸去醉模糊，酣坐金鞍踏綠蕪。落卻金丸無覓處，玉鞭馬上打蒼奴。」（一）「夜半梧桐隱玉鉤，朱門挽轡系驊騮。兩行紅燭迎人人，一派笙歌繞畫樓。」(其二)人純是客觀的描繪，沒有一句議論，也沒有一句斥責，但與上列諸首一對比，作者的憤懣和愛憎感情，就非常鮮明強烈地表現出來了。包括南遊的這一年在內，蒲松齡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人民的苦難和血淚，以及由此產生的滿腔的優憤，便成為他創作《聊齋志異》重要的生活基礎和思想基礎。幕賓的身份還使他有機會廣泛接觸封建官僚，並熟悉官府的種種黑暗內幕和政治腐敗。從他代孫蕙寫給上級的信中，可以看出當時政治黑暗之一斑。如他為孫蕙所寫的《二月念四日上布政司書》，這封信是因上級委任孫蕙兼管高郵印務，而孫蕙婉轉辭謝而寫的，信中曆數了為官之難，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敗。又《擬請撥補驛站上巡撫書》，信中談到驛站的經費不足，就因為官吏的敲詐勒索，那些「意外飛差」，本來是「不用夫馬」的，「亦多為需索，以便按其數目，折而人之腰橐，稍拂其意，呵罵不啻奴僕」，這使得孫蕙苦不堪言。蒲松齡在信中寫道：「卑職之苦累，真有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者也。」這雖是替孫蕙代筆，寫來卻有切膚之痛，顯然也是包含了蒲松齡本人目睹身歷的生活體驗在內的。又如《十一月十七日與淮安(知府)王克鞏》，信中向知府呈述了一群惡徒借知府之勢，「怒如虎狼」，「目無王法」的情況。從《聊齋志異》反映政治黑暗的篇章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從生活中直接得來的鮮活體驗。另外，孫蕙喜歡蓄妓養優，這又使得蒲松齡有機會同南方受封建禮教影響較少、思想比較開放而又富於才情的歌妓舞女們接觸，並同她們中的一些意趣相投、才情出眾者，建立起深厚的情誼。他有好幾首詩記述孫惹宴飲歌舞的享樂生活。如《樹百宴歌妓善琵琶，戲贈》七言絕句五首，詳細地描寫了琵琶女的容貌、服飾、神態以及按紅牙的指法等等。《戲酬孫樹百》七絕四首，記述了孫蕙「五斗淋浪公子醉，雛姬扶上鏤金床」的放浪生活。最突出的是孫蕙過生日，大開壽筵，招梨園演戲，燈紅酒綠，妙舞輕歌，作者寫成七古一首，題為《孫樹百先生壽日，觀梨園歌舞》。在他有關歌妓的詩中，提到名字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歌女顧青霞，一個是舞女周小史。尤其對顧青霞，兩人過從甚密，感情頗深。有一首《聽青霞吟詩》云：「曼聲發嬌吟，人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聽黃鵬。」極力渲染她吟詩的美妙動聽，以至於以在春日柳蔭下一邊喝酒一邊聽黃鸝鳴叫的愉悅感受來相比。這是一個儒雅風流、很有文學修養的風塵女子。她能很好地理解唐詩，並感情深摯地將它吟唱出來，極富於藝術感染力。蒲松齡特為她選了唐詩絕句一百首，供她吟唱，並有《為青霞選唐詩絕句百首》詩記其事：為選香奩詩百首，篇篇音調麝蘭馨。鶯吭囀出真雙絕，喜付可兒吟與聽。讚美她的歌喉堪與音調美妙的唐詩絕句媲美而稱為「雙絕」。後來顧青霞不幸去世，蒲松齡還去探視她的墓地，並作詩哀悼她。《傷顧青霞》云：吟音彷彿耳中存，無復笙歌望墓門。燕子樓中遺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詩中直將她比作《牡丹亭》中的杜麗娘，足見作者對她的評價之高和感情之深。另一首《周小史》是一首四言詩，記舞女「鳳舞鶯翔」的翩翩舞姿，也是極盡讚美之能事。此外有關民間女藝人的詩詞還有多首，如《與王心逸兄弟共酌，即席戲贈》(七律二首)，《西施三疊·戲簡孫給諫》(《聊齋詞集》)對歌妓的外貌、心理、神態等，都描摹得極為生動傳神，讚美之情溢於言表。《贈妓》絕句11首，對妓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這些體驗和感情，都是跟南遊在孫蕙那裡做幕賓這一段生活分不開的。這些生活體驗，都熔鑄到他的《聊齋志異》中去，創造出形形色色的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那些優美動人的花妖狐魅的婦女形象。南遊歸來以後的生活，是一邊舌耕度日，一邊積極準備科舉考試，生活是極其艱苦的。王洪謀《柳泉居士行略》云：「自是(指北歸)以後屢設帳緒紳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這是他主要的奮鬥目標.也是他主要的生活內容。與此同時，他也在奮力寫作《聊齋志異》，創作他的那部寄託孤憤的「鬼狐史」。「屢設帳」，所指當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家。現在考知，在康熙十三年(1674，作者35歲)前後，曾往外在豐泉王家設帳，與王觀正(號如水)關係密切。(16〕到康熙十八年(1679，作者40歲)，就開始在西鋪畢際有家坐館，一直到1710年初，即作者已年交71歲時，才撤帳回家，前後共歷三十年的時間。坐館教書，舌耕度日，對當時的蒲松齡來說，既是迫不得已，又是非常合適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謀生計，又可以習舉業，同時還能獲得搜集民間傳說，創作《聊齋志異》的良好機會。尤其是在畢際有家，具備極優越的條件。畢際有，字載績，號存吾，淄川西鋪人，官至江南揚州府通州知州，是明代尚書畢自嚴的兒子。畢家繫世家大族，家中有園林之勝，又藏書甚富。蒲松齡詩中寫到畢家優美園林的不少，以「石隱園」為題的就有多首，又有《和畢盛拒石隱園雜詠》絕句十六首，以畢氏石隱園中的風景為題，一景一題，共十六景十六題。他在效樊堂讀書，在綽然堂與畢氏兄弟談狐說夢。他與畢家關係幾十年一直很好，《贈畢子韋仲》其三云：「宵宵燈火共黃昏，十八年來類弟昆。……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無芥蒂存。高館時逢卯酒醉，錯將弟子作兒孫。」畢家有許多應酬文字如書信、祭文、墓誌等都由蒲氏代筆。他還寫過一篇《綽然堂會食賦並序》，生動地描繪了畢家六個弟子與他同桌共食的情景，真是不分內外，情同家人。這個時期，雖然勞頓艱苦(西鋪與蒲家莊往返百餘里，數月一次探家)，但家庭經濟情況略有好轉。直到晚年，他的生活才稍微安定閑適，不再為衣食所困。蒲松齡在長時期中生活貧困，與窮苦農民有著大體相近的生活遭遇。他曾在《齋中與希梅薄飲》一詩中這樣描繪他的生活境況：「久典青衫惟急稅，生添白髮為長貧。」這樣的生活，使他接近下層，了解和熟悉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思想感情；對政治的腐敗和黑暗，都有極其深切的感受。這是他能夠在《聊齋志異》中充當人民的代言人，傳達人民的愛憎感情和願望要求的重要基礎。蒲松齡自幼愛好民間傳說，喜歡搜集精魅神鬼的怪異故事，積累很多；但他不是單純的記錄，而是熔鑄進自身的生活體驗和愛憎感情，以畢生的精力寫出了這部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是他書齋的名字，在聊齋中寫下許多花妖狐魅的奇異故事，所以取名《聊齋志異》。《聊齋志異》的創作始於20多歲的青年時期，到康熙十八年(1679，作者40歲)到西鋪坐館以前，已初步結集成書，故有《自志》之作。同年有同邑人退職御史高晰為之作序。但當時規模還不大，以後又繼續補充創作，數量不少。在緒紳家坐館的這三十多年時間，當是主要的創作時期。辭館歸家的晚年，在進行加工、修訂、整理的同時，或亦時有新作產生。應該說，蒲松齡的一生，雖然科場上失意使他情意灰冷，但生命和熱情融人《聊齋志異》的創作中，人生的追求總算是有所寄託了。《聊齋志異》雖以神鬼怪異為主要內容，卻同傳統的志怪小說有很大的不同，創作目的並不在張揚神道，也不是單純博人博己愉悅的遊戲之作或消閑之作，而是一部充滿現實生活血肉的抒發孤憤之作。蒲松齡在南遊時寫過一首《感憤》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漫向風塵試壯遊，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夷堅志》(一作「鬼狐史」)，斗酒難消磊塊愁。」《夷堅志》是宋代洪邁寫的一部志怪小說集，這裡用來借指他當時正在寫作的《聊齋志異》。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他創作《聊齋志異》，是為了抒發和消解胸中鬱積的悲憤和不平。他在《聊齋自志》中，就將《聊齋志異》稱為一部「孤憤之書」，並且深深地感嘆說：「寄託如此，亦足悲矣!」難能可貴的是，蒲松齡在書中所寄託的「孤憤」，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個人懷才不遇、窮困潦倒而產生的不平，而主要是同廣大被壓迫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憤懣。蒲松齡一生創作繁富，據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此外還有雜著五種，戲三出，通俗理曲十四種。除《聊齋志異》外，所存作品大部分收人路大荒先生所編的《蒲松齡集》中。計：《聊齋文集》十三卷，《聊齋詩集》五卷，續錄一卷；《聊齋詞集》一卷；雜著兩種；戲三出；《聊齋理曲集》十三種(《富貴神仙》與《磨難曲》算作一種)；並附重訂《蒲柳泉先生年譜》。但此書編輯較早，有缺漏，也有誤收。其後經學者廣搜佚作，又先後有馬振方先生的《聊齋遺文七種》(北京大學出版社)和盛偉先生新編《蒲松齡全集》(學林出版社)出版。下面簡單介紹幾種《聊齋志異》的重要版本。《聊齋志異》今存半部手稿本，原稿藏遼寧省圖書館，有影印本出版。這是《聊齋志異》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另有康熙抄本，藏山東省博物館，未影印。鑄雪齋抄本是現在能確定具體年代的時代較早的一部抄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有影印本出版。1962年在山東淄博市周村發現一部二十四卷抄本，又稱為周村本，原稿藏山東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中國書店又發現了一部題為《異史》的重要抄本，現藏北京中國書店。最早的刻本叫青柯亭刻本，刻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六卷。是現存最早、也是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聊齋志異》刻本。青柯亭刻本的最大功績，在於廣泛地傳布了《聊齋志異》，在手稿本、鑄雪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異史》本等重要抄本發現和影印出版之前，人們閱讀和研究《聊齋志異》，幾乎就只知道、只憑藉這個本子。它的缺點是收錄不全，且文字上多有刪改，不能得見《聊齋志異》的真貌。由張友鶴先生編校的會校、會注、會評本《聊齋志異》，簡稱為三會本。三會本資料豐富，在版本、注釋、評點三方面都帶有初步的總成性質。讀者一冊在手，等於得到了好幾種版本，而且每句下出校記，最方便研究者進行比較。但因編校時間較早，當時所取底本除手稿本之外，用了文字距手稿本異文較多的鑄雪齋抄本，未免失當。且當時一些重要版本尚未發現，未能取以參校，也是重大的缺憾。齊魯書社2000年出版了由任篤行輯校的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這是一部新三會本，是在張友鶴先生三會本基礎上編校而成，彌補了張友鶴先生三會本底本選取失當和參校本不全之不足，序跋和評語收羅亦更為完備。但此書的校勘方面尚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第二節((聊齋志異))的思想內容《聊齋志異》全書將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數篇章是寫的現實故事以外，多數都是充滿奇異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在《聊齋志異》所創造的奇異世界中，卻充滿了人間氣息，充滿了現實生活的血肉；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重大的社會矛盾，反映了廣泛的社會人生。可以說，《聊齋志異》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寫成的社會問題小說。《聊齋志異》所反映的社會人生，概括起來，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抨擊黑暗政治，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這類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反壓迫、反剝削的要求，主要是暴露封建官吏的貪和虐。《梅女》中寫一個典史，因為收受了小偷三百錢的賄賂，就顛倒黑白，包庇小偷，誣陷被害者，逼得無辜的梅女含冤自繳。小說借人物之口怒斥典史道：「汝本浙江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小官的服飾)，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爾)翁也!」《夢狼》運用象徵的藝術手法，通過夢境來揭露封建官吏的吃人本質。白翁的兒子白甲在外地做官，白翁在夢中到了他的衙門，看見的是巨狼當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庭院之中是「白骨如山」，兒子白甲則化為一隻老虎。這種夢中的幻境，實際上是黑暗現實的反映和寫照。《席方平》則通過陰間來反映陽世。席方平的父親在陰間被仇人買通冥吏遭受酷刑，席方平的靈魂到冥界為父伸冤報仇。可是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無不貪贓枉法，凶暴殘忍，不但不明辨是非，伸張正義，反而對席方平施以種種酷刑。小說通過二郎神的判詞，斥責這些統治者是：「惟受贓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續黃粱》中，寫曾孝廉在夢中做了宰相，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甚至到了「扈從所臨，野無青草」的地步。小說里說他「可死之罪，擢髮難數」。除了官府的黑暗腐敗，豪紳惡霸的罪行，也是《聊齋志異》揭露和鞭撻的對象。《紅玉》中寫被罷了官的宋御史，橫行鄉里，欺壓良民。他看見別人的妻子長得漂亮，就派人在光夭化日之下到人家裡去搶奪，逼得人家破人亡。而官府卻包庇他的罪行，使受害者的冤屈無處可伸。《竇氏》寫惡霸南三複誘姦了一個純樸的農家少女，在她懷孕以後又將她拋棄，生產後母子被逼，僵死在南三複的門前。《聊齋志異》抨擊黑暗政治的作品有如下幾個鮮明的特色：(1)小說揭露的是整個吏治的腐敗，而不是個別官吏的品德不好。這就觸及到了封建政治的本質問題。在《夢狼》篇末的「異史氏曰」中，作者憤慨地說：「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又在《成仙》中借人物之口說：「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意思是說，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強暴橫行的世界，黑白顛倒，當官的多半是不拿兇器的強盜。這些認識，在《聊齋志異》中，都通過奇幻而又真實的生活畫面，展現在讀者的面前。(2)小說不僅揭露一般的官吏，還將矛頭指向封建社會中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名篇《促織》，就寫的是為了滿足皇帝鬥蟋蟀的享樂需求，逼得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的駭人聽聞的事實；而皇帝的享樂生活一旦得到滿足，就給奉獻者以極高的賞賜，以致「一人飛升，仙及雞犬」，連那些撫臣、令尹都得到了好處。在「異史氏日」中，作者針對皇帝發出了這樣的議論：「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即半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這段話表面上委婉含蓄，卻暗藏著尖銳的鋒芒。在青柯亭刻本中，這幾句話就被刪掉了，說明在蒲松齡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實是犯忌的。《續黃粱》中的曾孝廉，也是因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支持、包庇、縱容，才敢於那樣為所欲為、無惡不作的，因此揭露曾孝廉，也就連帶地觸及到了皇帝。(3)表現了作者鮮明強烈的愛憎感情。在作品中，不僅無情地揭露和抨擊壓迫者的罪惡，而且總是藉助於現實的或超人的力量，使惡人受到應有的懲罰；而與此相反，故事的結局，一般都是被壓迫者得到好報，過上美滿幸福的生活。《梅女》中的典史，在受到杖擊、替刺後患腦病而死；《席方平》中的冥官鬼役，受到了二郎神的嚴厲懲罰；《夢狼》中的白甲，不僅被冤民砍下腦袋，而且被一位神人將其頭歪裝到脖子上，使之雖然復生卻「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作者還借神人之口說：「邪人不宜使正」，表現出強烈的憎恨之情。《紅玉》中的宋御史，被行俠仗義的虯髯豪客殺了一家五口。而最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則是《續黃粱》中對曾孝廉的懲罰。作者真是別出奇想，寫他被冤民殺死以後到了陰間，下油鍋、上刀山還不解恨，又將他生前所貪占的321萬錢，全部燒化灌進他的嘴裡。作者尖銳地諷刺道：「流頤則皮膚臭裂，人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作者對殘酷壓迫剝削人民的貪官污吏充滿刻骨仇恨，在《伍秋月》的「異史氏曰」中，他甚至這樣說：「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相反，作者總是將深切的同情給予被壓迫者，不僅使他們在歷盡磨難之後終於伸冤吐氣，而且大多有一個美滿幸福的結局。《促織》、《紅玉》、《梅女》中的主人公都是如此。(二)歌頌青年男女純潔真摯的愛情這類作品在《聊齋志異》中數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類作品反映了反封建禮教的進步傾向。作者通過一系列花妖狐魅同人的戀愛故事，熱情地歌頌青年男女的真摯愛情，寄託了他的愛情理想，即：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婚姻自由，並且有真摯的愛情作基礎。《聊齋志異》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情痴」形象。《阿寶》中的孫子楚，家庭貧窮而為人誠樸，愛上了富商的女兒阿寶。論門第和容貌，他都不可能娶貌美而家富的阿寶為妻。但他真誠執著地追求阿寶，情志專一，以致靈魂化為一隻鸚鵡，飛到阿寶的身邊，朝夕不離。阿寶終於為他的真情所感，同他結成美滿的婚姻。《香玉》中的黃生，愛上了牡丹花精香玉，當牡丹花枯死時，他精心澆灌培護，最後自己也變成了牡丹花，與香玉美滿結合。其他如《嬰寧》中的王子服，《阿綉》中的劉子固，((王桂庵》中的王桂庵，《花姑子》中的安幼輿，《青鳳》中的耿去病等，都是一些情痴的形象。所謂情痴，在蒲松齡的筆下，就是指對愛情的如痴如醉的堅韌追求，就是對愛情的執著和專一。作者在《阿寶》篇的「異史氏曰」中對什麼是「痴」做了十分精闢的解釋，他說：「性痴則其志凝，故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痴者也。」在《香玉》中寫香玉死後，黃生一片至情感動了花神，遂使香玉死而復生。作者感嘆說：「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這反映了蒲松齡對愛情追求者的基本態度，因此在《聊齋志異》中，情痴們真誠執著的追求，總是得到美滿幸福的結局。《聊齋志異》中的愛情描寫，突破了傳統小說戲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模式，而強調一種心靈契合的知己之愛。這是同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描寫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很接近的一種新的愛情觀。《連城》中寫喬生同連城相愛，就是以兩心相知為基礎，而不以金錢、門第和才貌為條件。喬生割下自己的胸肉來為連城治病，是因為連城同他心心相印。正如他所說：「『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瑞雲》一篇所寫的知己之愛，則主要表現在「不以妍媛易念」上。瑞雲是一個名妓，「色藝無雙」，紅極一時。賀生很窮，十分愛慕瑞雲，他去見瑞雲時還心存疑慮，沒有想到卻得到了瑞雲的理解和熱情接待。後來當瑞雲變得丑狀如鬼，遭人鄙棄時，賀生不忘舊情，仍然一如既往地熱烈地愛著她。他對瑞雲說：「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這種以心靈的契合為基礎，打破了門第、金錢、才貌等世俗觀念的束縛的純真的愛情，已經初步具有現代愛情觀念的色彩，就是在今天，格調也是比較高的。蒲松齡還繼承了明代湯顯祖《牡丹亭》的思想傳統，肯定和讚美超越生死的愛情力量。這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荒唐，但在當時男女愛情普遍被壓抑和摧殘的歷史條件下，卻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連城》中寫連城和喬生因情而死，又死而復生。清代的王漁洋評論說：「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蓮香》寫鬼女李氏和狐女蓮香都真摯地與桑生相愛，為了實現美好的愛情，鬼女借屍還魂，由鬼而變成人，同桑生結為夫婦；狐女蓮香則為桑生生了一子後死去，轉世投胎為人，14年後也同桑生實現了結合。鬼女和狐女是一對情痴，她們為了真摯的愛情，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由生而死，也可以死而復生。作者深有感嘆地說：「磋呼!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規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這是批評現實生活中許多人還不如狐女和鬼女那樣多情。這說明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創造情痴的形象，是有所感而發的，表現了他對愛情理想的追求。其他如《香玉》、《阿寶》等，也都是歌頌了一種生可以死，死又可以復生的真摯愛情的。在愛情不被承認甚至被扼殺的封建時代，歌頌真摯的愛情本身，應該說就具有反禮教的積極意義。但除此以外，在《聊齋志異》中，也還有一部分作品是直接描寫了反封建禮教和反世俗觀念的內容，表現了男女主人公在爭取愛情的過程中，同封建禮教進行了曲折的鬥爭。例如《連城》、《鴉頭》、《葛巾》、《青鳳》等篇就表現了這方面的內容。(三)揭露諷刺科舉考試製度的腐敗和弊端這類作品，提出的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才問題。蒲松齡在科舉考試中的失敗，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會上不懂得愛惜人才。他在《中秋微雨，宿希梅齋》(其二)中寫道：「與君共灑窮途淚，世上何人解憐才?」在《九月望日有懷張歷友》中寫道：「名士由來能痛飲，世人原不解憐才!」都將自己的科場失意提高到一個人才問題來認識，深切地感嘆當時的社會不懂得愛惜人才。他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認識到，由於試官的昏庸、貪賄，真才不得錄用，而庸碌之輩卻能飛黃騰達。因此，他在《聊齋志異》中，就將試官的昏庸無能和貪鄙作為揭露和諷刺的重點。《司文郎》是一篇傑出的諷刺作品。寫一個盲僧，把文章燒後可以用鼻子聞出好壞來。一個叫餘杭生的人文章寫得非常不好，盲僧聞後「咳逆數聲」，馬上就要嘔吐，赴考後卻高中了；可經他鼻聞鑒定文章寫得很好的王生卻反而落選。盲僧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仆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指試官)並鼻盲矣!」《賈奉雉》寫一個才名冠一時的賈生屢試不中，後來他把落卷中寫得最不好的文句拼湊到一起再去應試，卻意外地考中了。考中後再讀舊稿，不禁遍身出汗，重衣盡濕。他因此而羞愧得無地自容，決心「遁跡山丘，與世長絕」，以保持自己的清白。考官的昏庸無能，造成了「陋劣幸進，而英雄失志」(《於去惡》)和「黜佳士而進凡庸」(《三生》)的不公平的現實。蒲松齡對此是十分憤慨的。他在《於去惡》中借人物之口說：「數十年游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三生》中寫這種因考官的昏庸而被黜落以致憂憤而死的人，竟「以千萬計」，這些冤魂在陰司中紛紛要求閻王對這樣昏庸的考官施以剜眼、剖心的嚴厲懲罰。這類作品大多滲透了作者本人痛切的生活體驗。《葉生》一篇寫葉生久考不中，憂憤而死，死後也要顯示自己的才學不凡，不僅教朋友的兒子獲得功名，自己也終於中了舉人。篇中葉生所說的「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這些話就完全是蒲松齡本人的心聲。清代的聊齋評論家馮鎮巒評云：「余謂此篇即聊齋自作小傳，故言之痛心。」這是說得非常正確的。《司文郎》和《葉生》的命意相同，但寫法和風格卻有很大的差別。《葉生》著重表現的是落第書生內心的憂憤，寫得十分沉重；而《司文郎》則出之嬉笑怒罵，是一篇人骨三分的諷刺傑作。《葉生》重點寫知識分子的不幸，而《司文郎》則以鋒芒畢露的筆墨揭示出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試官的昏庸又總是和貪婪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不少作品又揭露了考官們的貪賄和可鄙。《於去惡》中，作者將試官斥罵為瞎了眼的樂正師曠和愛錢的司庫和嶠；《考弊司》中，又將陰司的學官稱為「虛肚鬼王」；《神女》中，揭露「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在批判科舉考試製度的作品中，還有一些揭示了熱衷功名的封建士子那種痛苦而又空虛的精神世界。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因為久困場屋，期望甚切，醉中竟產生幻覺，在迷離恍惚中體驗了瞬間的得志，顯現出種種虛妄而又可笑的醜態。此外，還有一些作品觸及到了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面，揭示出科舉考試製度不僅影響到讀書人本人的前程和命運，而且還影響到他們妻子的命運和家庭生活。如《鏡聽》、《胡四娘》等即是。從總體上看，蒲松齡雖然還沒有完全否定科舉考試製度，但他在揭露和批判這一制度的弊端和腐敗時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對稍後產生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顯然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四)熱情歌頌普通人的種種美德和情操蒲松齡雖然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會中，但他不僅看到生活中的污濁和罪惡，而且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作品中，他熱情地讚美和歌頌現實生活中人的種種優美品德，諸如反壓迫的鬥爭精神、熱情無私、助人為樂、誠實純樸、勇敢機智、為官清廉等等。在歌頌被壓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方面，《席方平》一篇是最出色的代表作。席方平的靈魂到陰間去代父伸冤，他告狀從城一直告到冥王，都因官府貪賄，不但不為他伸冤，反而對他施以種種酷刑。席方平勇敢反抗，毫不畏俱，當面對冥王進行一針見血的揭露和抗議：「受答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將他放到火床上，烙得骨肉焦黑，問他還敢不敢再訟，他堅強不屈地回答說：「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後來又下令用鐵鋸將他從頭到腳鋸成兩半，席方平忍著劇痛，一聲不號。連執刑的小鬼也為他的這種精神所感動，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壯哉此漢!」由於他堅持鬥爭，最後在二郎神的幫助下，終於使貪暴的冥王、郡司、城隍都治了罪，為父親伸了冤報了仇。席方平這一光輝的復仇者形象，顯然是長期封建社會中被壓迫人民反抗鬥爭精神的藝術概括。《向杲》中的向杲，也是一個動人的復仇者形象。他的哥哥被一個財主打死，他告到官府，官府受賄，大冤不得伸張。他於是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復仇鬥爭，最後在神人的幫助下，變成一隻老虎，咬死了仇人。作者在「異史氏口」中感嘆說：「然天下事足髮指者，多矣!使怨者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人化為虎而復仇，當然是出於一種幻想，但它既反映了現實生活中含冤者申訴無門的悲慘遭遇，也是被壓迫者反抗意志的一種藝術升華。((商三官》中描寫了一位復仇的少女，她年僅16歲，而在眼光、膽識、堅韌的鬥爭意志等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男子。父親被殺而大冤不得昭雪，使她看清了官府的本質，於是丟掉幻想，自己鬥爭，經過長期的準備和周密的計劃，終於親手殺死仇人，然後自隘而死。作者在「異史氏曰」中深情地加以讚美：「然三官之為人，即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浮沉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綉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指關公)也。」在作者看來，就連歷史上刺殺秦王的壯士荊軻，在商三官的面前，也會感到自愧不如，人們真應該像供祀關公那樣來敬奉她。《聊齋志異》中還塑造了許多幻化為花妖狐魅的婦女形象，她們大多具有美好的思想品德，非常善良，富於同情心，能主動熱情地幫助別人，救人於危難之中，往往比現實中的人更富於人情味。這些精怪，我們讀後不僅不感到可怕，相反卻感到可親甚至可敬。《紅玉》中的狐女紅玉，奉獻給遭難的馮相如的，不只是真摯的愛情，更重要的是在反壓迫鬥爭中的赤誠相助。所以作者熱情地稱讚她為「狐俠」。《阿綉》中的狐女，自己有著熱烈的愛情追求，並且幻化為阿繡的樣子而先於真阿繡得到了劉子固的愛情；但當她得知阿綉和劉子固兩人真誠相愛時，並沒有產生嫉妒心而加以破壞(作為具有超人本領的狐精，要做到這點是非常容易的)，相反卻有感於兩人的真情而主動退出，並無私地促成兩人的結合，幫助她們建立起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她失掉了愛，卻顯示了道德上的完美。這是一個靈魂優美、超塵拔俗的具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崇高形象。同紅玉相似，《張鴻漸》中的狐女施舜華，也是一個具有俠義心腸而品格優美的婦女。她在書生張鴻漸遭受迫害逃亡時，熱情地幫助他，並同他相愛而結為夫婦。但當她得知張鴻漸仍然深切地懷念他家中原來的妻子方氏，並且看出張對妻子是懷著真摯的愛情，而對自己則僅僅是一種感恩時，初時雖也曾感到不高興、不滿足，但繼而馬上就誠心誠意地檢討自己存有私心，對張鴻漸說：「妾有蝙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她心有艷羨、追求，卻既不嫉妒，也不苟且，而是熱情無私地幫助真心地愛著妻子的張鴻漸回家同妻子團聚。她追求愛情，但並不是為了愛情才對張鴻漸好的，在得不到愛情時仍然樂於助人。在她的人生價值觀中，顯然有比愛情更高、更珍貴的東西。類似的形象還有《宦娘》中的鬼女宦娘，也是一個風雅不俗而靈魂優美的婦女形象。她愛好音樂，暗中向書生溫如春學琴，自然地對溫產生了一種愛慕之心，卻因自己是異物(鬼身)而壓抑自己的感情，以自己超人的能力幫助溫如春與所愛的少女良工美滿結合。深情美意，人間少有。值得注意的是，《聊齋志異》還創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與傳統的婦女迥不相同的新的女性形象。嬰寧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這個形象的創造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對封建社會中長期窒息婦女天性和生命的封建禮教的一種否定和蔑視。小說以貌寫神，通過對形體動作、音容笑貌的描寫，著重表現她內在的優美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笑容可掬的少女，從她抑止不住、無拘無束的笑聲中，我們看到了她那天真、爽朗、純潔、善良的性格；她不受禮教的束縛，甚至無視禮教的存在，天真無邪，自由不拘。嬰寧的形象表現了作家對至純本真的人性的肯定，對個性自由的熱情呼喚。嬰寧是真、善、美的結合和藝術升華。此外，《小翠》、《霍女》、《俠女》等，也都創造了不同凡俗的婦女形象。有一些女性形象，作者還特意強調她們是壓倒了鬚眉男子。如庚娘被譽為「千古烈丈夫」(《庚娘》)，細柳被認為是「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細柳》)。又如，在《顏氏》中，作者這樣頌揚顏氏：「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農婦》把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描寫為有勇、有力、具有俠肝義膽的女中豪傑，並且熱烈地讚美說：「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為巾幗矣。」這些形象都多少帶有一些理想的色彩，但也並非憑空虛構，而是作者對現實生活中人們美好思想品德的集中和概括，也是他針對現實的缺陷而發的對現實人生的一種美好的憧憬和呼喚。生活在大黑暗之中而能發現美和讚頌美，表現出改良社會和改良人生的美好願望，給人們以希望和信心，這是蒲松齡的難能可貴之處。(五)帶諷刺意義的訓誡故事在《聊齋志異》中，作者還總結了社會人生中的一些經驗教訓，教育人要誠實、勤勞、樂於助人、知過能改、清正廉潔；同時又勸誡人要戒貪、戒淫、戒狂、戒酒、戒賭等等。例如著名的《勞山道士》，就描寫了一個想學道而不能吃苦耐勞，半途而廢，並最後碰壁的書生的可笑的故事，揭示出帶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它告誡人們：對任何一種學問或事業，都必須有真誠執著的追求，並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獲得成功。另一篇為大家所熟知的《畫皮》，其訓誡意義其實是有兩個方面：除了人們熟知的，告誡讀者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揭破美女的畫皮看出其厲鬼的真相以外，另一方面還有警戒好色之徒的意義：王生之所以被化為美女的厲鬼所迷惑，並且對道士和妻子的勸誡置之不顧，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貪戀女色，迷了心竅。結果不但自己被厲鬼掏心而去，連妻子也蒙受了食人之唾的羞辱。這些訓誡故事既是現實人生經驗的總結，同時也體現了蒲松齡本人的道德追求。體現他的這些道德觀念，在《聊齋志異》中戒貪、戒吝、戒淫的作品相當多。戒貪的有：《雨錢》、《罵鴨》、《沂水秀才》、《丑狐》、《金陵乙》、《真生》等；戒吝的有：《種梨》、《僧術》、《死僧》等；戒色的有：《瞳人語》、《董生》、《黎氏》、《杜翁》、《人妖》等。此外還有戒酒的《酒狂》，戒賭的《賭符》，戒狂的《仙人島》等等。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和作者世界觀的影響，在《聊齋志異》中也表現了一些落後的思想和封建糟粕，比如封建迷信和因果報應思想，封建倫理道德觀念，肯定一夫多妻，反對婦女改嫁等等。但這些畢竟只是這部小說集的極其次要的方面。從整體來看，肯定和歌頌真、善、美，揭露和抨擊假、惡、丑，是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總的思想追求和藝術追求。郭沫若先生1962年給山東淄川蒲松齡紀念館題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下聯是「刺貪刺虐人骨三分」。這是對《聊齋志異》思想特色的最精當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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