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終戰，還是終將再戰？

　　中日：終戰，還是終將再戰？　　——寫在抗戰勝利69周年紀念日　　魯直

　　又是一年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14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1947年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關於抗戰損失和日本賠償問題報告》中全國軍民人口傷亡統計：「軍人作戰傷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傷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負傷4739065人)。全國軍民人口傷亡總計12784974人。此數字不包括台灣省、東北地區和解放區軍民的傷亡數字。」而1987年北京「七七」事變50周年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繩提出：「中國在8年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人數有2000萬人。」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也提出：「抗戰8年，中國人民生命犧牲多達2000萬。」這些，還只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起算，如果上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人員、財產損失之巨實無法計量。　　

　　

　　（日本天皇宣詔投降及詔書 圖片來自於網路）　　代價如此之大，犧牲如此之慘，我們換來了什麼？套用梁啟超先生的「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可憐我們中國人民的無量頭顱無量血，只換得倭國假投降！——日本當初服服帖帖地接受波斯坦公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向中國投降，時至今日，卻變成了日方一口咬定的「終戰」——「終戰」與「投降」，兩字之差，反映的卻是日本骨子裡不服輸、不認錯、不悔罪。再看看今日日本國內之右翼沉渣泛起、集體自衛權解禁、自衛隊窮兵黷武、如過江之鯽的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和就歷史問題出爾反爾大放厥詞，我們不禁要問：日本到底想怎麼樣，中日之間是否終將再戰？　　

　　（日本向中國投降，圖片來源於網路） 　　中日千年之戰　　要回答中日是否終將再戰，有必要先回顧一下中日千年的交往史。　　提及中日關係，總有人喜歡用一衣帶水，自欺欺人說中日有上千年友好交往史。且不說今日正是日本全面侵華的抗日戰爭69周年勝利紀念日，也不說今年正是給中國造成巨大創傷且後遺症至今未愈（當初割讓的台灣至今未統一）的中日甲午戰爭120周年，再上溯至明清的幾次中日朝鮮之戰及沿海倭患、元朝的倭寇泛濫、唐代的白江口之戰，可以說日本國旗、軍旗上的那一丸鮮紅，倭軍百萬戰袍紅，儘是江南兒女血 !（最可恨的是，日軍可沒有張弘范那種矛盾與糾結）　　中日交往的最早傳說是在秦朝，徐福渡海。有文字記載的最早記錄是漢光武年間，但此後的交往因中原朝代更替頻繁而有中斷。此後的連續交往，主要從隋唐起，至今一千多年。　　這一千多年中，自唐代以降，中日確實有幾百年的和平「友好交往」。但是，這個和平不是日本心中有白鴿在飛翔，而是由於唐代國力的強盛和軍隊的彪悍：　　中日第一次正式交鋒是在唐高宗龍朔年間的公元663年，戰場在朝鮮西南的「白村江」（今韓國錦江入海口），史稱「白村江戰役」，俗稱白江口之戰。當時朝鮮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時代，得到日本援助的百濟與高句麗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後台老板唐朝求援。最後，中日雙方在白村江口決戰，唐軍「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這一次唐軍大勝倭軍，讓倭國乖乖地趴本島上900多年沒敢妄動。所以，此後絡繹不絕地派往的遣唐使、仿造的奈良古都，並不是什麼日本愛好和平、恭謙良善的明證，不過是打不贏就服軟裝乖而已。 　　

　　（中日唐代白江口之戰示意圖 圖片來自於網路）

　　六百多年後，元滅宋。「崖山之後無中華」，日本一方面痛心故國沉淪亡於野蠻人之手，一面因為沒了老大哥而更加自大。對於元朝派過去的外交使節，日本不是冷藏就是驅殺，五次通使不成，最終導致了元朝的兩次討伐：　　第一次發生在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在日本史上被稱為「文永之役」。日本的井上靖這樣記載：蒙古於「公元１２７４年１０月初，佔領了對馬、壹岐兩島，繼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軍處於不利，不得不暫時退卻到大宰府附近。元軍雖然趕走了日軍，但不在陸地宿營，夜間仍回船艦。當元軍回到船艦後，恰遇當夜有暴風雨，元艦沉沒兩百餘只，所余元軍撤退，日本才免於難」。此役，縱橫歐亞大陸所向披靡的元軍折戟沉沙，死亡兵卒達1.35萬餘人。　　

　　（元朝戰船模型 圖片來自於網路）

　　此後，1275年2月，忽必烈派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卻一到日本就被鎌倉幕府處死。消息直到1280年才傳到元朝，正好元已滅宋無後顧之憂，於是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近元軍兵分兩路遠征日本，因該年為日本俊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稱這一戰役為「弘安之役」。此役，元朝東路軍蒙、漢、高麗軍4萬人，乘戰船900艘，從高麗合浦出發，在筑前去駕島登陸。遭到日軍頑強抵抗之後，東路元軍退至鷹島，轉攻對馬、一岐、長門等地。主力江南軍江南士卒共10萬人，乘戰船3500艘，從慶元（今寧波）、定海啟航。七月，兩路大軍在平壺島會合後，主力駐屯鷹島。但是，由於元軍統帥之間不和影響軍務，日軍戒備森嚴頑強阻擊，元軍在鷹島滯留達旬月之久。八月初，元軍遭颶風襲擊，大部分船隻沉沒，軍士溺死者無數。隨後主將丟下10多萬將士在海島上臨陣脫逃，「獨帆走高麗」，日軍上島後，元軍大部分將士背水戰死，數萬士卒被俘。　　

　　（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珍藏的《蒙古襲來繪詞》中描繪的元軍戰船 圖片來自於網路）

　　元軍此次大敗，元朝忽必烈雖然心有不甘有心再戰，但終因財力支絀、時機不良等各種原因未獲實施。經此一役，自唐代以來日本對上國的敬畏全消，由此也帶來了另一個負產品：倭寇。許多國人大概都以為「倭寇之禍」始於明朝，其實「倭寇之禍」是從元朝開始的。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慶元（今寧波）「城郭，抄略居民」。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倭寇欺負中國的記載。元政府對倭寇入侵表現得無能為力。公元1309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嘗言：「兩浙沿海瀕江隘口，地接諸蕃，海寇出沒。」樞密院官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其時，元朝統一中國後不到三十年，就已經被日本人欺負了！而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當紅巾軍起義時佔領遼東的金、夏二州後，當時的元政府竟然無恥到派人加賞倭寇。「倭人攻金夏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　　儘管如此，由於元、明兩朝的強大綜合國力，以及日本國內原因，日本仍然不敢輕捋虎鬚。直到1592年，距白江口之戰900年後，又有了日本和大明之間的「萬曆朝鮮之役」：曾在1587年5月29日寫給家人的信中說：「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指中國）之版圖納入我之版圖。」的日本豐臣秀吉率20萬大軍再度入侵朝鮮，並準備從朝鮮入侵中國。日軍長驅直入，朝鮮軍隊節節敗退，丟失了從釜山到京城（今韓國首爾）的大片朝鮮領土。豐成秀吉認為勝局已定，研議進攻明朝呵印度，並開始對他的小兄弟們封官許願，分封中國各地。朝鮮再次向宗主國中國求援，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派兵入朝反擊日軍，這場戰爭從1592年打到1598年，最後由於豐臣秀吉突然病逝而急轉直下，日本秘不發喪與明朝議和，贏得時間從容撤軍。　　

　　（中日明代萬曆朝鮮之戰 圖片來自於網路）

　　這樣，日本第二次企圖佔領朝鮮，並以之為跳板進攻中國的行動就此失敗，直到清朝光緒年間。1876年，日本以朝鮮拒絕邦交、蔑視日本為借口，出動兵艦，脅迫朝鮮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懦弱無能，姑息綏靖，完全沒有盡到宗主國的保護責任。而日本國勢蒸蒸日上，朝鮮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餘，開始把目光從大清轉向日本。此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經頗見成效，朝鮮一些貴族青年受其影響組成了開化黨，欲擺脫清朝靠攏日本，實行資本主義改革。1884年11月，他們在日本人的協助下策動「甲申政變」，在宮廷政變中挾持了國王，殺了一批親華勢力的大臣，宣布朝鮮獨立、停止向清朝進貢、改革稅制、廢除宦官……等改革。作為朝鮮宗主國的清朝儘管腐朽昏聵並正為越南和法國大打出手無暇他顧，但因駐朝的袁世凱果斷有為，甲申政變以中國大勝，日本慘敗而告終。　　可惜，正所謂「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本來這是中國大勝日本大敗的事，只因平叛過程中參與政變的日方有人員和財物損失，中日善後談判中，袁世凱的隊友兼上司李鴻章卻和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談出了一個《天津會議專條》，其中第三條「日後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由此，本屬於中國藩屬的朝鮮已在某種程度上變成由中國日本共管——本來無權向朝鮮派兵的日本獲得了隨時可以向朝鮮派兵的特權，而本來就在朝鮮駐軍的滿清中國反而將來要向日本通報才能派兵。這一條款，終為日後引爆甲午戰爭埋下了定時炸彈。　　對於日本而言，「甲申政變」這次小的失敗並未阻擋其擴張稱霸的野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旦，十年之後借朝鮮的「東學黨起義」 一躍而起，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這一次，清廷一敗塗地，輸得褲衩都不剩靠借貸賠款……甲午戰爭畢，中日於1895年4月17日簽署了《馬關條約》，而前面提到的被日本利用來發動甲午戰爭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簽署日期是1885年4月18日。十年，彈指一揮間！經過十年沉淪，滿清中國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割地、賠款……中國不僅永遠失去了對藩屬朝鮮的控制，（再50年後日本被迫將吞下去的朝鮮吐出來時，朝鮮跟中國半毛錢關係都沒有了。）而且，中國割讓出去的自己的親骨肉台灣至今和祖國心存芥蒂，至今尚未統一…… 　　

　　（中日甲午海戰繪圖，圖片來源網路）

　　除此之外，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終於獲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侵吞中國的基地和跳板——此後的「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七七事變」……及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十四年，禍根皆源於甲午戰爭。十四年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本該致力於國家建設的我華夏數百萬菁英，大好男兒十四年間血流成河！　　……　　回望中日千年間的交往史，何嘗和平友好，哪裡是什麼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分明是一衣帶血！兩國數次交手，除了元朝兩次是因為日本斬殺中國使節導致中方主動出擊，其餘哪一次不是日方主動挑釁和侵略？日本倒也確實機關算盡、矢志不渝，前後用了一千多年，於唐、明、清三朝與中國數次大戰終於實現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再以中國為基地征服全球的野心。而今，終於突破二戰後國際社會強加給日本的和平憲法，誰敢說日本不會再度起心動兵？　　思想決定行動。　　要探究日本為什麼至今咬口「終戰」、不肯謝罪，為什麼會侵略成性，會否再度和中國一戰，除了從歷史中找借鑒，更有必要了解日本人的脾性，梳理一下其對華心態的轉變。　　日本的島國心態使其憂患深重，日本精英一直有強烈的危機意識，這是任何想要探究日本心態必須了解的一個大前提。　　美國外交官和歷史學家賴肖爾曾在《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中說：「日本人對其他國家的態度猶如一個鐘擺，晃動於自卑感和優越感之間。」這句話，實可作為解開日本之謎的鑰匙。歷史上日本曾兩次大規模學習外國，一是古代學習中國，一是現代被美國軍艦打開大門之後的「脫亞入歐」。 在先進文化面前，日本人產生自卑感，不得不兢兢業業專心致志地模仿學習，這一點和大多數人一樣。但是，日本人的變態之處，也即鐘擺效應的另一端在於——一旦他們「畢業」，所學他們轉化為自己的文明時，就開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師益友，蔑視比它落後的國家，優越感取代自卑感。結果是，優越感的極度膨脹使日本人向外國學習每次都轉向對抗——對中國如此（千年之戰），對西方也如此（二戰時鼓吹「大東亞共榮圈」，號稱將東南亞小國是從西方白種人的殖民統治下解放。）　　

　　　（漢賜倭奴國王印，圖片來源於網路）　　中日最早的有書面記載的交流是在中國的漢朝，《後漢書?倭傳》記載，公元前57年，光武帝劉秀就冊封了當時的日本為「漢屬倭奴國」，冊封其王為「卑嗚呼女王」，並授予「倭奴國印」。（此金印收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中，1922年在當年發現金印的地方樹立了一塊刻有「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以作紀念。） 那時日本的文化和經濟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對上國自然唯唯諾諾。此後中國歷經三國時代，社會動蕩，軍閥割據，中日文化的直接交流一度陷於停滯，但日本仍舊不停地通過朝鮮學習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歷經多年的學習，日本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基礎和框架的日本政經、文化。但是與此同時，倭奴自大的一面也在潛滋暗長：　　古代的亞洲，是一種不同於西方殖民體系的朝貢體系。當中國強盛之際，亞洲多國都是屬國，唯獨這孤懸海外的日本卻是欲與中國試比高。如日本稱中國為「兄」，自稱「弟」，堅不稱臣。再比如，古代的中國稱國王為「皇帝」。作為日本當時的國王，同樣也需要給自己定一個稱謂。但是，日本的國王既不敢自稱「皇帝」來觸犯當時的「」中國，又要不失威嚴最好還能表達出自己的「高人一等」，於是挖空心思想出了「天皇」一詞。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國遞交的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 同樣，為了體現自己比當時朝代頻繁更迭的中國皇帝地位更穩固，日本更是創造性地提出了「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超穩定概念」，並且深入日本國民心中。所以，即使是在日本最為混亂、王權最為虛化、大權旁落的幕府時代，「天皇」仍穩坐其位。這也是為什麼二戰日本投降，還要竭力保留天皇、二戰戰犯追責不及天皇的原因。對此，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評論：「從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對華遣使帶著一種驕傲態度，甚至是傲慢。」更有甚者，公元660年，日本甚至向唐高宗李治提出，一些小國必須「每歲入貢本國之朝」，以顯示自己和中國一樣，都是使夷狄臣服的大國。　　這種沒來由的自大和膨脹如果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皇帝也懶得計較。但正如當下的的名言「不作不會死」，日本還要將語言轉化成行動，於是他們隨後就在白江口和唐軍交手了。結果如前所述，很識實務的日本被暴扁之後馬上就對非常尊崇，不僅派出多批留學生（遣唐使）來深入學習上國，在奈良山寨了一個唐代都城。並且，乖乖地趴在島上幾百年不敢起二心，直到「神風」兩敗元軍。正是從此開始，日本不再尊崇甚至蔑視「」—— 元朝征日本之役，讓日本人見識了天下無敵的蒙古鐵騎的士氣（南宋投降漢人士氣很低、高麗軍被徵召也厭戰）、兵刃（據說元兵的鑌鐵軍刀被倭兵的暗光花紋鋼刀一削就斷）及戰鬥力，並不比日本強甚至不如日本；而兩場颶風總是那麼恰到好處的來臨，加之宗教色彩的宣傳，便認定這是「神風」，日本有天神庇佑永不淪亡（二戰後期，日本將自殺式攻擊的飛行部隊稱之為「神風特攻隊」可作佐證）。由此，日本開始自高自大，一發不可收。明朝萬曆年間，剛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便出兵朝鮮，發動「壬辰戰爭」，放言要征服中國及印度，雖遭失敗，其自大卻並未收斂。此後，日本歷經明治維新，滿清海陸軍與日交手一敗再敗；再後，「九一八事變」幾十萬東北軍一觸即潰或不戰而逃；八年全面抗日戰爭期間，平均約5~6個中國士兵戰死才能消滅1個日本士兵，除了頑強的戰鬥意志和為國為民慷慨赴死的精神，中國軍隊這樣的戰鬥力，也確實無法贏得日本人多大的敬意（直到抗戰後期，經過在印度蘭姆伽整訓、全副美式裝備的國軍在緬甸大敗日軍，以及國軍精銳在石牌等地的一對一較量不輸日軍的表現，這才為中國軍隊爭得一些顏面）。這，加上日本獨特的武士道精神，大概也是日本對美國投降、對中國不服輸，現在還死不承認「投降」而稱「終戰」的原因之一。戰後，日本很快實現了經濟起飛，而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幾次三番地折騰，致使中國各方面一直弱於日本，更讓日本人對華有優越感。　　

　　

　　由於日本投降後盟國對日本戰犯清算不徹底，也由於中國內戰在中國投降的日軍廣大俘虜本人其罪行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此後，中國政府免除日本戰爭賠償，大多數參戰日軍也並沒有體驗到戰爭對日本、對其家庭及個人生活帶來多大的傷害，所以日人對於戰爭帶來的傷害、對自己應受的懲罰可以說幾乎無感。對於特別佩服強者、極端蔑視弱者、只對對自己造成銘心刻骨的傷痛才絕對膜拜、「恥高於罪」的日本人來說，既然中國又不強、中國軍隊也沒有多少次直接打敗自己給自己帶來難以洗雪的恥辱，又沒有傷害到自己沒給自己留下刻骨傷痛，那就實在沒必要對飽受傷害的中國、中國人有什麼負罪感。他們唯一感到愧疚的，是戰敗了，讓日本、讓天皇蒙受恥辱，對不起天皇（這有投降後眾多切腹或跪在路兩邊痛哭「對不起，戰敗了」的男女老幼的表現可作佐證。他們痛苦和痛哭不是因為像德國人那樣認為戰爭給自己國家民族和其他人都帶來災難，而僅僅只是因為戰爭沒有勝利）。至於要他們為自己在中國殘殺百姓的兇殘暴虐而負疚和有負罪感，那更不可能，誠如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第五章「武士的興起及其意義」中所言：「武士則不同，他們缺乏尊重人的的生命的心情，滿不在乎地殘害生靈，具有強烈的非人性的一面。（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日軍會在中國搞砍頭殺人比賽）因此，不應該隨便地拔高武士的人倫道德。」即便有少部分人偶有惻隱之心，馬上也會以「是在完成國家任務」來為自己開脫——因為這是自己的「義務」。至於中國人民以怨報德的情義，固然也值得感激和回報，但這只是 「情義」而不是「恩情」， ——正如美國人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第六章「報恩於萬一」中所言，對於日本人來說，需要還報的義務（「恩情」）首要的是報天皇的「恩」，要忠，這是一個人必須主動「償還」的，是無論如何償還都無法全部還清，而且是永遠無限期的；至於中國人以怨報德的「情義」，不過是屬於應當如數償還的恩情債，在時間上也不是無限的，那麼作了對價補償、到了一定的時間，就算完了。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日雙方對於二戰的賠償、反省、道歉、謝罪等問題會有分歧——中方覺得，日方的道歉謝罪遠遠不夠；而日方覺得，已經道過歉了，戰爭破壞和傷害的賠款是中國自己不要的，日本不需要永遠感恩，而且日本提供了對華援助貸款，那就是作為對價的對中方「情義」的「償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戰後80年代有一個時間段「中日友好」，日本人對中國人很友好（因為還情），而現在大多日本人對中國人都非常討厭或厭惡（時間段過了，還情完了）。】　　除此之外，戰後日本的經濟迅速起飛，科技進步迅猛，不僅將中國遠遠甩開，在有些方面還超過了美國，這無形之中更增添了日本人的對華優越感。儘管時至今日，中國的GDP已經超過日本，但是日本仍然在科技、工業、國民所得、軍事裝備等各方面優於中國。所以，日本對華不僅僅是有優越感，更是骨子裡瞧不起（這從日本將一流的汽車出口歐美、二三流的同款汽車高價出口中國可見一斑——越強就越卑賤地諂媚，越差就越露骨地鄙視、作踐）。　　通過對日方千年來心態轉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千年來，日方經歷了對華恭謙和崇敬到看輕和有優越感的心態轉變，這種優越感至今仍在；即便是今日中國綜合國力已經超越日本，日本人雖然攝於中國的巨大體量而有不安，但骨子裡仍然瞧不起中國人。對於中方而言，唐代是擁有對日心理優越感的頂峰，元代以後即走下坡路，清末跌到谷底；抗日戰爭是慘勝，不僅未獲得勝利者本該具有的對日心理優勢，反而滿腔受害者心態；對於絕大多數國人而言，抗戰都是勝而不勝，是「靖康恥猶未雪」，中方不僅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無盡的傷害，而且日本還不認錯、不悔罪，當下更是不斷挑動傷害中國人感情（參拜靖國神社、要檢討當初有道歉表示的「村山談話」、集體自衛權解禁、釣魚島紛爭、以二戰時侵華旗艦「出雲號」再次命名日本新艦等），實在是恨意綿綿無絕期，是可忍孰不可忍，廣大愛國青中老年恨不得隻身抱起原子彈跳過去；對於日方而言，日本並不是輸給中國，實在是輸得不甘；日本對中國沒什麼虧欠，二戰的各種問題早已是過去；從個體而言日本人從骨子裡瞧不起中國人，但是鑒於中國的龐大體量又多少有些害怕和擔心中國；也許，還有當初「崖山之後無中華」余留的奇怪幽怨——神州大陸那麼好一塊土地，資源豐富，如果讓中華正統的我大日本帝國來開發利用和建設、經略本來可以做得好很多，肯定可以超英趕美把歐美白皮豬都壓下去，不幸卻是被並非華夏正統的中國人占著，用支那人的說法該叫那占著什麼不什麼了，實在是太可惜！（不少日本人認為宋滅中華文明在中國即滅，現在的中國人不能代表中華，自己才是中華文明的衣缽傳人。此說，可從侵華戰爭期間不少日本士兵寫信回家稱「我神州」如何如何作佐證）　　——如此，既然雙方都有再戰的意願，敢說中日不會終有一戰？　　

　　（戰後日本唯一一個在職表示日本道歉的首相村山富士圖片來源於網路） 　　終戰，還是終將一戰　　從歷史交往中日本的秉性，從千年來日本對華心態的變化來分析，似乎很容易得出中日終將一戰的結論。　　只是，一場戰爭是否會發生，影響因素非常多：包括交戰雙方的意願與意志、條件與實力，還有時機、國際環境和突發事件等等。　　戰爭目的：　　「兵者，國之大事」，要打一場仗，首先考慮的是要達到什麼戰爭的目。從日本的角度，有沒有必須和中國再戰一場的必要性？有，但是當下並不急迫。日本的島國生態決定了其島國心態，危機感很強的同時又有靈活多變的實用主義性格。島國日本必須依賴外部的資源生存，這也是歷代日本精英無不念茲在茲希望通過侵佔朝鮮和中國來「擴大生存空間」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日本所需的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都可以通過全球產業分工、布局及進出口來解決。比如，不用再通過強佔領土奴役民眾的方式來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現在慢慢換成了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勞動力）；可以廉價購買中國的各項資源或利用技術優勢廉價進口中國資源加工，部分儲備留用部分出口；而中國龐大的需求市場也早已被日貨填充。既然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和市場都可以如此相對簡單便（bian）宜地利用，那麼日本似乎犯不著大動干戈來直接佔領和統治中國——退一步，即便在日本佔領通統治下，日本對以上三項生產要素的利用未必比「以華制華」更好。除了這些有形的目標，日本要不要通過戰爭來阻滯中國崛起的步伐？如今的情勢，中國雖未對日形成壓倒性優勢，但崛起已成事實。日本若想通過戰爭來阻滯和削弱中國，只會自損八百讓漁人得利，或自取其辱。戰略性的戰爭不可取，如果日本能設法不讓戰爭升級，通過一場戰役來阻礙中國控制南海運輸生命線或是台灣，這種可能性倒是很大，但是問題在於，戰爭是否升級由不得日本。　　反過來，中方如果要發起對日一戰，基於什麼目的呢——佔領日本那幾個鳥不生蛋的島？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興趣。那麼，發起對日一戰對中國有什麼好處？中日經濟如今互補性較強，但是隨著中國科技發展進步，產業競爭的一面將更加凸顯。無論從市場資源人力等哪個角度，日本都沒有中國需要通過戰爭來獲取的東西。剩下的唯一目的是泄恨，但是勞師襲遠，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僅僅只是為了泄恨，稍微有點理智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會幹。　　政府發動戰爭的便利程度：　　從日本的政體來看，日本是天皇之下的內閣政府和參眾兩院分權。美國外交官、歷史學家賴肖爾認為日本的分權制從13世紀鎌倉幕府時代就形成了歷史傳統，「對獨裁權力乃至領袖權威的反感和對群體合作的強烈偏愛，構成了日本政治遺產的特徵。（《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理論上，分權政體較獨裁、威權政體更不易發動戰爭，但是從日本二戰及當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如此——比如天皇並沒有完全掌控內閣的能力，兩院對內閣制約很弱，而日本的軍隊首腦有對政府保持獨立性的慣例（比如日本侵華期間，儘管外務省不贊成關東軍還是自行侵入了東北）。日本現在雖然實行選舉，但是因自民黨多年的一黨獨大，同時在整個日本右傾化下，民眾淪入「選誰都一樣」的困境，日本實際上更像一個奇特的獨裁政體。就像魯斯在《菊與刀》中所言「在政府最高層，『人民的輿論』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國民支持』。」（最近安倍不顧民眾反對強行通過集體自衛權解禁即是一例。）很多人認為日本人是反戰的，那麼日本就不易發動戰爭，但是如上所述一方面人民意願對政府影響有限，另一方面普通日本人對政治越來越冷漠，這也無形中助長了政府發動戰爭的能力。也就是說，只要政府意願強烈，就幾乎可以如願發動戰爭。　　中國是威權統治，只要執政黨願意，幾乎就隨時可以發動戰爭。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時刻，當局為了轉移民眾視線或其他目的，發動一場對日戰爭的可能。以當下中國民間之對日情緒，這場戰爭所獲支持也將很大。但戰爭是否對中國、對老百姓有益，絕大多數民眾可能並不會去深究。這，是中日可能會有一戰最弔詭的地方。　　當下的國際環境：　　日美安保條約實際是一把雙刃劍，既協防日本又看住日本。儘管日本急於掙脫美國束縛，美國在力有不逮的情況下也樂意放狗咬人，但中日爆發大戰不符合中國利益，也不符合美國利益。另一方面，在中國已經再度崛起，日本最終必將成為正常國家的背景下，俄國躍躍欲試地旁觀中、美、日三國演義——目前是美日聯合對中，但中方很有必要權謀是短期聯日抗美，先將美國勢力擠出亞太，再和日本排座次；還是聯美抗日，繼續將日本鎖住，最終從美國手中接手對日本的管制權？目前中國似乎試圖踐行的是第二種策略，但效果很差，而且有註定失敗之虞。最壞的結果是美日聯手對華一戰，由日本充當炮灰，中日雙雙受損，美國和俄羅斯坐收漁人之利。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避免這種被動局面，但拉俄抗美日絕對是一著險棋和臭棋，中國實際上應該防俄更甚於防日，因為俄國從不怕中國，日本還多少有些忌憚中國，且隨著中國的發展日本終將永不敢覬覦中國。 　　當下的中日兩國實力對比：　　儘管中國海空軍事實力還弱於日本，但是中國有佔壓倒性優勢的中程彈道導彈和戰略核導彈，而且海空實力正在迎頭趕上甚至在部分領域超越。在核武時代，大國之戰沒有絕對的贏家。而且，即便在將來，日本核武裝了，對扔原子彈，中國也依然占體量大、人口多的優勢。如果日本膽敢和中國爆發核戰爭，哪怕是糾合眾多幫凶對中國佔壓倒性優勢，鑒於中方對日本多年的積怨，估計中方明知不敵也一定會挑日本作為頭號敵人來一雪前恥，日本會優先被滿腔怨恨的中國人藉機不顧一切地永遠沉入海底。由此可見，只要中國不出現大的動亂和極度衰弱，中日是否終將一戰的主動權已經不在日本，而在中國。　　突發事件：　　如果日本要蓄意挑起對華戰爭，不管大戰還是小戰，也不管偷襲還是宣戰，也許中方會一時一地吃虧，但戰爭的最後勝利一定不會屬於日本。因為中國輸給誰都可以，唯獨對日本輸不起，迫於國內壓力，若常規戰爭失利則必將不顧一切將戰爭升級。最終的結果，只能如上。故而，中日如果爆發戰爭，最有可能的是突發意外。正如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中所言，日本有「下克上的文化」傳統，（已經有中俄之戰、日本對華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少壯派軍官襲擊山本五十六、天皇下達投降詔書後部分少壯軍人衝擊皇宮等眾多先例。）那麼，如果中日雙方在東海上空或海域檫槍走火，或者個別士官發起對中方的攻擊，（這種可能並不能排除，而且現下的可能性很大。）如何處置應對，這是中方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很現實和急迫的問題。　　綜上所述：歷經千年糾結，東亞中日兩強並立之勢已成。中日雙方都要學會適應並接受一個強大的對方，尤其是中國如果有意重回亞太領導者角色，則必須慢慢放下對日的舊怨，打造以自己為首，雁行陣或雙中心的亞太新格局。而中日是否一戰的主動權，已經逐漸向中國轉移。　　對於中方而言，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成為正常國家，出口武器乃至核武裝，都將是遲早、必然的事，中方可以大聲抨擊、鞭撻，卻不必將自身的安全和江湖地位寄望於日本的永遠太監化。「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所要做的是苦練內功，進一步加強海空軍裝備建設，增強綜合國力，「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日本實力不弱，中日雙方都不可能在領土問題上作多大讓步，釣魚島的問題短期內絕無解決的可能。東海防空識別圈不必搞雙方軍機擦撞比誰膽大的遊戲，日方有飛機過來我方有飛機升空和監視即可；在加強海巡凸顯對釣魚島的有效管理（共同管理）之下，東海釣魚島問題無必要激化。據日方言，今年以來中方進入釣魚島海域巡航共18次（真正進入12海里幾次尚不得而知），這個力度還有必要加強。除非日本登島，或是日本開始在周邊開採油氣，中方暫不必為釣魚島大動干戈。但是，控制權本身還在日本手中，日本登島也並無實際用處。萬一日本登島，中方也可以「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和日本分開日期或分不同地點登陸即可，「你登不登，它就在那裡」，並不因為誰登了馬上就收入囊中了。至於日本採油，短期也不可能，因為釣魚島靠我方一側淺，靠日本一方沖繩海槽太深，日本並沒有勘測準備好，反倒是我方在東海的油氣田盡可大幹快上。釣魚島的最終解決，必定是在台灣問題解決之後，而台灣問題短期內並不易解決。對於中國而言，當下更急於要解決的島嶼問題是南海和南沙諸島，將釣魚島放一放，以東海的適度隱忍和拖延，少樹一個強敵和南海的攪局者來換取優先解決南海諸島的問題，是值得，也是可行的。 　　

　　（台灣周邊海底地形圖，從此圖上可以清晰看見位於東海大陸架上的釣魚列島與日本琉球群島間隔著寬而深的沖繩海槽。圖片來源於網路）　　當年戴季陶先生有言：中日會為生存而競爭，為競爭而互助。如今時代發展，為生存而你死我活的零和競爭已全無必要，為共贏而合作是主流。中日不管是當下，還是將來，都有更多合作而非戰爭的理由。除非中國控制南海或統一台灣之後，逼得日本走投無路狗急跳牆，否則越往後日本越不可能對華一戰，因為那時日本已被中國掐著脖子。日本若要對華一戰，時間節點只能是中國尚未對日形成絕對優勢、未控制南海或統一台灣之時，但即便如此，日本對華一戰也撈不到什麼好處，理智的日本領導人應該很清楚這一點。　　不過，日本是個很奇葩的國度，很難以常理來揣度。比如當初二戰對美，日本內閣明知道不是美國對手仍然要打，山本五十六明明反對對美作戰仍然主持偷襲了珍珠港；日本都偷襲美國珍珠港了，大使還正在和美國和談；再比如，二戰後美國對日本進行了民主改革，日本天皇也被迫發布了《凡人宣言》走下神壇，但當天皇出現在戰後的日本國民中時仍能引起人們的歡呼和膜拜，而不是對於戰爭給自己帶來傷害的抱怨；天皇明明對甲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不滿，卻也未能阻止；天皇到機場迎接胡錦濤主席訪日，日本許多網民居然表示不滿，認為天皇「屈尊」了。……鑒於日本這種奇特的民族性，中國仍然不可不防。　　總之，今日之中國，當有大國的底氣和自信。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言，我們不挑事但是也不怕事。如果日本真想一試，那咱們就像金庸先生虛構的成吉思汗對花剌子模國：你要戰，便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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