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與后妃(1-24) 末代皇帝溥儀談戀愛(2)

愛情四部曲(4)

皇帝與后妃

王先金 編著

第一篇 皇帝與皇后

1-24 末代皇帝溥儀談戀愛 (2)

溥儀的五位妻子 溥儀和婉容

　　1994年，原籍山東泰安的海外華人張世義在易縣西陵境內投資修建陵園，命名為華龍皇家陵園。並與溥儀的第五位妻子李淑賢聯繫，商議將溥儀骨灰遷葬於陵園內，李淑賢女士為了完成溥儀的遺願表示同意。兩廂情願並簽署協議書。李淑賢返京後即到八寶山辦理遷葬溥儀骨灰的手續，並確定在1995年1月26日將溥儀安葬清西陵。

1.婉容：溥儀選妃時，一共看了四個人的照片，他覺得「每位都有個像紙糊的筒子似的身段……實在也分不出俊丑來」。婉容成為皇后，把文綉擠成妃子，是皇太妃鬥爭的結果。婉容猜嫉、排擠、詛咒文綉，雖然得逞，卻使溥儀心生反感。其後婉容與下人李體育、祁繼忠私通並生下一女，此令溥儀大為惱怒，讓人將新生兒填進鍋爐燒化。後來，婉容由於吸毒導致病弱不堪，於日本投降的第二年（1946年）病死在延吉。

　　 文 綉 溥儀和貴人李玉琴(中)、譚玉齡

2.文綉：文綉不到十四歲就來到溥儀身邊當「宮妃」，後來文綉衝破禁錮，歷經艱難，與溥儀實現離婚。這種「休夫」的膽氣和行為，在中國封建史上恐怕是唯一的例子。《我的前半生》中首次披露「文綉離婚與清室立約」的圖片。

　　 3.譚玉齡：溥儀為了懲罰婉容，把新貴人譚玉齡「像一隻鳥似的養在宮裡」。後譚玉齡因其天真直率的性格，贏得溥儀好感。譚玉齡的突然病死，到底是得傷寒而死，還是為關東軍所害，至今還是個謎。《我的前半生（全本）》中披露了溥儀在譚玉齡照片背後的題字「我的最親愛的玉齡」。

4.李玉琴：福貴人李玉琴，是溥儀堅決不要日本血統妻子的產物。李玉琴曾經在關東軍大崩潰時，與溥儀一起共同逃亡。後來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期間，李玉琴曾多次探望溥儀，通了許多信件。最後，李玉琴還是向溥儀提出了離婚。

5.李淑賢：溥儀特赦後戀愛結婚的妻子。(前面已有介紹，後面還將有「末代皇帝談戀愛」的篇章。)

　　婉容、文綉是合法而有名份的皇后、皇妃，且同時入宮，生活內容交叉。譚玉玲和李玉琴是溥儀在偽滿當「康德皇帝」時期冊封的偽貴人，我們雖然不能承認她倆在偽宮中的名份，卻不能不把這兩位女士看作是溥儀的妻子。還有溥儀特赦後戀愛結婚的妻子李淑賢。這幾位女士，卻共同經歷了溥儀生平中那一段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

　　作為清朝的皇后和皇妃，作為按清朝禮儀制度冊立的偽貴人，她們的婚姻家庭生活不能不表現清朝的遺風，不能不留有愛新覺羅皇族的深深印痕，婉容、文綉和譚玉齡都出身名門望族，在清朝是被認為具有「高貴血族」的女性；李玉琴雖然生在平民之家，卻曾長期生活在破落的皇族家庭里，她們是在中國興旺了將近三百年而終於走向衰亡的愛新覺羅皇族的最後一批代表人物，我們研究皇族的敗落，她們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證。

　　作為具有皇帝身份的男人的妻子，她們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為了幫助丈夫實現清朝帝國的中興而做了種種努力，同時也在實踐中逐步認清了日本軍閥的嘴臉。婉容在鬼域中掙扎過，文綉因政治裂痕而跟溥儀分手，譚玉齡在枕邊給丈夫講述日寇的殘暴，李玉琴在溥儀受日本窩囊氣的時候給他唱歌、講故事……她們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和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在她們的生命的日曆上寫下了日本導演偽滿的事實。

作為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皇后、皇妃、「貴人」和妻子，她們各自的生平道路都交叉在溥儀人生途程的最本質、最深刻的一段上，所以從她們的經歷中不但能找到最真實、最可靠、與普通人一樣食人間煙火的溥儀，而且能找到擅於在複雜形勢中變幻臉譜的溥儀的真正政治面孔。因此，研究溥儀的生平也離不開他的五位妻子的生平。作為具有某方面典型意義的婦女界名人，她們的喜悅和哀怨，她們的理想和結局，無不可以歸放到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當中，婉容、文綉和譚玉齡都是從血淚中走過來的，一個瘋了，一個跑了，一個死了。她們的悲劇既是由封建社會道德觀念釀成，也是外來侵略勢力刺激、催化的結果，因此不能說這只是一些弱女子的個人悲劇，而是民族歷史上一幕軟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劇。李玉琴因與溥儀保持婚姻關係的十二年橫跨兩個時代，她才在經歷痛苦與坎坷之後被新中國改變了命運；李淑賢則是作為公民的妻子而給溥儀送終的，他們夫婦間溫馨的感情構成一幕永恆的喜劇，被這喜劇折射著的，當然是全新的時代、全新的社會和全新的觀念溥儀被特赦之後，作為普通公民的溥儀與普通公民李淑賢結婚。這是溥儀最後一位夫人，這段婚姻一直延續到了溥儀去世。

絕後之禍 載濤(中)、溥儀(左)、溥傑(右)

同治帝載淳，十九歲死去，身後沒有留下一男半女。認為皇帝死時皇后阿魯特氏已懷有龍種的，只是野史之說，正史未見確鑿材料。滿洲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結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晉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帝於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舉行大婚典禮，因得病死於（官方記載死於天花，野史記載死於梅毒）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單從大婚之日算起，他與眾多的后妃宮女生活了兩年零三個月時間，居然沒有留下一點骨血，已屬不可思議。

　　光緒帝本人三十八歲死去，身後竟然也沒有留下一男半女！

　　光緒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兩名，身邊還有成群的妙齡宮女。他於光緒十四年十月(1888年11月)大婚，至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時間，雖然政治上難以伸展手腳，基本上是個傀儡皇帝，但性生活還是有較大自由度的，尤其與他寵愛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稱甜美。

　　光緒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間，皇后葉赫那拉氏還是伴著他。光緒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對面的扆香殿。葉赫那拉氏入主後宮幾十年，光緒帝對她幾乎沒有興趣，但也絕不是沒有碰過半個指頭，史家說「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緒帝與皇后的性生活記錄，「很少」不等於沒有，儘管極有可能這是皇帝受「親爸爸」所懾的逢場作戲。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雖然她為此想得心酸，想得發狂。

　　光緒帝、他的后妃們、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龍子，或者得個鳳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望終於變成絕望。

　　愛新覺羅氏皇族悲哀連連。據史料記載，光緒帝繼位人宣統帝溥儀，活了六十二歲，也是絕後。

　　接連三朝皇帝都沒有留下一男半女!是不是忘了記載？相信史學家們不至於疏忽到這等地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入主中原二百餘年，已被儒家文化浸透了的愛新覺羅氏皇族，必以皇帝有生育能力為榮。如果沒有長大成人的皇子，即使曾經有過夭折的兒子，哪怕有過夭折的女兒，史學家們都會不吝筆墨給予鄭重記檔。

　　同治帝、光緒帝、宣統帝，三朝皇帝個個絕後。人們不禁要問：愛新覺羅氏皇族到底怎麼啦？清朝到底怎麼啦？

　　對此，廣泛涉獵有關史書、傳記，未見研究結果。探討這三位皇帝為什麼沒有生育能力，雖然對研究清史，尤其對研究清朝皇權統治具有重要價值，但難度顯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過世，那個時代的御醫不敢探究此事，沒有留下直接的醫學資料，研究很難下手。於是，為何連續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為一團疑雲，浮懸於史海上空。

　　從現代醫學角度對其透視分析，能依稀看到相當重要的緣由。

　　可以說，清代三朝皇帝都絕種，與滿洲皇族的婚姻習俗有關。

　　按照滿洲皇族的婚配傳統，丈夫死後，允許妻子轉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轉嫁兒子或侄輩。這種原始的婚俗，把女人當做一種財富和交配工具。努爾哈赤死前曾囑咐：我百年之後，我的諸幼子和大福晉交給大阿哥收養。大福晉是指努爾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爾哈赤的長子褚英。有人認為，努爾哈赤所說的「收養」，是指自己死後將嫡妻歸兒子褚英所有。皇太極時代，莽古爾泰貝勒死後，他的眾多妻子分別分給侄子豪格和岳托；努爾哈赤第十子德格類貝勒死後，其眾多妻子中的一個被第十二子阿濟格納為妻。肅親王豪格是皇太極的長子，多爾袞是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極的親弟弟，論輩分多爾袞是豪格的親叔叔。但豪格娶的嫡妻博爾濟錦氏，是叔叔多爾袞其中一個妻子(元妃)的妹妹。侄子豪格死後，其嫡妻博爾濟錦氏在叔叔多爾袞逼迫之下，被多爾袞納為妻子。

皇太極及其兒子順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親婚配或亂倫婚配。建州女真的領頭人努爾哈赤，為統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的女兒為側妃，開與蒙古部落聯姻之先河。後來，他的四個兒子都娶蒙古女子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極，為了對付強大的明朝，積極推進滿蒙聯姻。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後，冊封的五宮后妃都來自蒙古博爾濟吉特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論輩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爾濟吉特氏哲哲於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嫁給時為貝勒的皇太極，後尊稱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個女兒；接著，天命十年(1625年)春，她的年僅十三歲的侄女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又嫁給當時仍為貝勒的皇太極，後被封為永福宮庄妃，生了順治帝福臨，還生了三個女兒，後被尊為孝庄文皇后，即著名的孝庄太皇太后；之後，天聰八年(1634年)，她的另一個二十六歲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親姐姐博爾濟吉特海蘭珠，也嫁給了繼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極，被封為宸妃，生過一個兩歲即夭的兒子。有人統計，皇太極在位期間，滿洲貴族僅與蒙古科爾沁部聯姻就達十八次之多。皇太極之子順治帝與其父親一樣，也是近親婚配或亂倫婚配：孝庄文皇后的兩個侄女，都嫁給了順治帝，一個封為皇后(即孝惠皇后，後被廢降為靜妃)，另一個封為淑惠妃，順治帝娶的這兩個妻子，是他同一個親舅舅的兩個女兒，都是他的表妹；後來，孝庄文皇后的一個侄孫女，又嫁給順治帝為妻，後被封為孝惠章皇后，即仁憲太后。這就是說，順治帝不僅娶了兩個表妹，還娶了表侄女為妻。而從蒙古科爾沁部首領莽古思的角度來講血緣倫理，他將女兒(孝端文皇后)嫁給了皇太極，又將兩個孫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給了皇太極，後又將兩個曾孫女(靜妃、淑惠妃)、一個玄孫女(孝惠章皇后)嫁給皇太極的兒子順治帝福臨。順治帝福臨又搶了自己親弟弟襄昭親王博穆博果爾的老婆，即「三千寵愛在一身」的董鄂妃（孝獻皇后），為此還逼死了親弟弟。

《我的前半生》

末代皇帝、公民愛新覺羅·溥儀於1967年10月17日病逝於北京，身後留下了一本極具價值的著作《我的前半生》 。如今已再版40餘次。 普通公民溥儀

國內總發行量近187萬冊的這部著作，在溥儀謝世40周年之際，因其著作權、繼承權、專有出版權紛爭又起，遂至再生波瀾。

　　在當代出版史上，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問世45年以來，印刷21次，累計印數186.3萬餘冊，而且仍然有長盛不衰的趨勢。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調即「我罪惡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懺悔性質的作品。

《我的前半生》從家世寫起，一直寫到1957年溥儀參加戰犯管理所組織的社會參觀。溥儀從一個末代皇帝、戰犯到自覺悔罪成為一個新人，思想轉變過程雜亂不清，史實方面也有很多地方敘述得不準確。由於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重視，由於有關方面負責人的積極響應，在20世紀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獲得了出版的機會。該次出版對歷次出版有所增補，刊發了大量以前未經發表部分。

末代皇帝 愛新覺羅·溥儀

滿風浩蕩 祖陵春秋

末帝溥儀被驅逐出宮

末帝溥儀和清宮舊人

現在，我(吳瀛)要說明了，這裡所記的，是北京神武門的清宮，從1924年11月驅逐清廢帝溥儀，將它改成故宮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溥儀久居宮禁，頗不安分，與張勳、康有為等清室舊臣陰謀串聯，常思復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將宮內寶物不斷移出宮外。這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轄之內，由於事涉重大，我畢竟一介書生，哪裡經過如此複雜的局面，倘若真出變故，非同小可，殺頭之罪姑且不談，國家顛覆、天下大亂、禍延百姓、騰笑世界，則誰來承擔？

為此我多次向上級呈文，提議按照清室退位時簽署的優待條件請溥儀遷移出清宮，搬至頤和園。清宮即為故宮，並由故宮蛻化而為博物院。此為國體變更應有之結果，若法、若俄、若德，何莫不然。但當時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過高官，受過聖上隆恩，還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這樣做，我的呈文也就沒了下文。

1924年11月5日下午，教育總長培基匆匆地來到我家，就興奮地告訴我說：「你平常談的要請溥儀出宮，昨晚我們深夜開了一個會議決定實行了，組織了一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推舉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長，會內除少數專任的職員而外，聘請許多專家以及各機關有關係的人士做顧問，政府各機關規定每部派二人為助理員，內務部自然要派，你來吧！」

我聽到這消息，當然非常高興，也感覺很有興趣。同時心裡也暗思忖，倘若溥儀不思復辟，守紀守法，我也不去寫那些呈文，建議轟他出宮，他仍可與英、日皇室一樣住在宮內多些時日。

「自然要參加的！」我說。

原來在前一天，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國務院臨時執政，實際上的代總理黃膺白(郛)召集了一個臨時攝政會議決定了請溥儀出宮這個議案：命令警衛司令鹿瑞伯(鍾麟)、警察總監張玉衡(璧)會同執行，以李石曾為國民代表組織一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會同辦理。

在這個時候，駐在故宮和景山的守衛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隸屬京師衛戍司令部。自民國元年(1912)起，就在那裡駐紮，可以見得袁世凱也怕溥儀萬一逃亡，將要生出無窮的麻煩。但是久而久之，政府當局時時更換，這班士兵卻還是袁政府北洋軍閥統率時代遺留下來的，他們逐漸忘記了自己的任務，轉與清室相親了。

馮系的國民軍總司令部為了要執行這樣一個任務，反倒要防範這一支政府派遣軍，怕他們幫助清室反動。於是總司令部以統一軍權名義，在4日上午10點鐘，先派員將那一部兵士繳械，調駐北苑改編。清室不知所以，當然著了慌，他們急急地寫信給國民軍詢問，總司令鹿鍾麟只得派員說明，完全為了維持治安，別無他意。

到了5日上午9點，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軍隊到神武門一帶，命令駐在神武門護城河營房的警察，將他們所有的軍械子彈一律繳出，聽候改編，或者給資遣散。那裡的警察共為四隊，每隊120人，一共480人，到12點鐘，安穩地都繳械點收了。也就派員同所謂清室內務府大臣紹英、朱益藩接洽，請那廢帝溥儀即日遷出宮禁。一面要派員點驗宮內公私物品。

紹英他們慌忙向溥儀傳達，在他們還要說是「奏聞」。溥儀於是召集妃嬪，也算開了一個御前會議來討論這事。

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官式地說：「按照民國元年優待條件，清室本應移居頤和園，只因民國政府不令遷出，延遲至今。清室對於遷居一節，本無所謂，不過時間迫促，實在來不及，宮內各物原屬愛新覺羅氏私產，當然有自由處分管理之權，不能點收。」並由紹英等回答了國民軍，並且請「約定日期，清室自遷，物件不予點交」。

國民軍同他們磋商了兩三個小時，認為全部遷出，自然不是倉促可以完成，可以允許稍緩一二日。但是廢帝溥儀，應該即日出宮，無論如何，不能延遲。在這相持之際，鹿鍾麟故意做了一個引而不發的姿態，他突然傳了一個命令說：「叫他們士兵弟兄們不要著急動手，事情還在商量。」給了這個面子，反而促成了溥儀城下之盟。至於皇室的優待費，改定了以後年支50萬元。

溥儀屈伏了，他沒有「揮淚對宮娥」，並見了鹿鍾麟。

鹿鍾麟問他：「您還是皇帝嗎？」

「我當然是國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覆。

「那我們當然應該保護啊！」鹿的話也很得體。

於是急急地傳知所謂「大內」各宮太監宮女各人，收拾細軟物件，準備出宮，並且發出了「內帑」，每太監一人發銀10元、宮女8元。宮內計有太監470多名、宮女100多人，宮內亂糟糟了，紹英又傳令各守宮太監照舊負責執行他原來的職務。宮內還掛了一面「宣統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急急摘去。繼續著再開第二次「御前會議」，討論移居何處。決定了德勝橋醇王府。

醇親王本是溥儀生身之父，當初做攝政王，當時派了內務府總管趕去布置。溥儀以及各貴妃一行，在下午4時10分永別了他們佔據260年中國的宮廷，乘坐了他們第一次受用的汽車，到了醇王府，那裡自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滋味，不必細說。各太監宮女，除了少數仍居原處暫行服務，親近的十數名隨從到了醇王府之外，其餘一律如鳥出籠，恢復了他們的自由。還有清室附屬的司法處等機關，同時自動解散。

汽車是民國國民軍司令部預備的，一共是五輛，鹿鍾麟司令第一輛為前導，溥儀帶著他的隨從坐第二輛，溥儀夫人同她的親屬坐第三輛，張璧第四輛，紹英等坐最後一輛，也稱得上浩浩蕩蕩一行人，直奔什剎海醇王府。

(文章摘自《故宮盜寶案真相》 作者：吳瀛 出版社：華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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