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報」：回憶錄中的教授眾生相 l 讀史老張

對於在日寇空襲陰影下的「跑警報」，當年聯大師生還有不少回憶錄，同樣寫得真實生動，令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筆者手頭正好收藏了若干記憶史料，不妨趁《無問西東》熱映之際，梳理還原一下聯大教授「跑警報」的眾生相——讀史老張

周培源（左一）、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和金岳霖（右三）在西南聯大

電影《無問西東》中，西南聯大師生「跑警報」一段，無疑是精彩亮點。其中，沈光耀在空襲警報響起後，到鍋爐房煮冰糖蓮子一節，似是神來之筆，它源於作家汪曾祺《跑警報》一文：「……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

汪曾祺不愧是寫人狀物的高手，他把西南聯大教授的形象寫得活靈活現、妙趣橫生——有一次，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問一位「筆記記得最詳細」的女同學：「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女同學打開筆記本，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可以說，汪曾祺的《跑警報》是西南聯大校史回憶錄中的經典作品。

不過，對於在日寇空襲陰影下的「跑警報」，當年聯大師生還有不少回憶錄，同樣寫得真實生動，令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筆者手頭正好收藏了若干記憶史料，不妨趁《無問西東》熱映之際，梳理還原一下聯大教授「跑警報」的眾生相。

梅貽琦的彎把雨傘和吳宓的佛教書

歷史學家何兆武的《上學記》，對於聯大教授「跑警報」，記述得較為詳細。作為西南聯大學生，「跑警報」對何兆武來說並不難，「十分鐘就能翻過兩個山頭，躲在山溝里就足夠安全了。」但是，那些老師們則不然，「年紀較大，一二十年的習慣本是在書齋里靜坐，翻山越嶺則非其所長。」在何兆武看來，「跑警報」是衡量老師個性和風度的試金石。

西南聯大

何兆武特別欣賞梅貽琦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鬨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和梅貽琦一樣淡定的，還有外文系教授吳宓，他在「跑警報」過程中，居然還讀了《維摩詰經》《涅槃經》《佛教史》等佛教書籍。試想一下，凄厲的警報聲和日機的狂轟濫炸，都攪擾不了吳宓讀書的心境，這種平靜和淡定，足以證明讀書人的內心其實很強大。

梅貽琦

然而，空襲的恐懼畢竟揮之不去。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回憶，在聯大新校舍後面，有一座土山，中間有道「一線天」峽谷,「空襲時到那裡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顆炸彈落在『一線天』門口，掀起的土把華羅庚埋起來了，幸虧很快就解除警報，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來。」（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對此，何兆武的記憶更有現場感：那次，數學系教授華羅庚與歷史系教授皮名舉躲在一起，「不知怎麼日本人在那山溝（記得叫黃土坡）撂下兩顆炸彈，石頭土塊把他們埋了起來。皮先生爬出來，暈頭轉向地往外走，沒走幾步忽然想起華羅庚還在裡邊，趕緊又找人回去，又把華先生拉了出來。」（何兆武《上學記》）

馮友蘭

此外，「跑警報」還帶來心理陰影。歷史系教授錢穆、哲學系教授湯用彤、沈有鼎以及吳宓等7人租住城外法國醫院，據錢穆回憶，「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眾請有鼎試占，得節之九二，翻書檢之，竟是『不出門庭凶』五字。眾大驚。遂定每晨起，早餐後即出門，擇野外林石勝處，或坐或卧，各出所攜書閱之。隨帶麵包火腿牛肉作午餐，熱水瓶中裝茶解渴，下午四時後始歸。」（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更有甚者，何兆武曾親眼目睹一位思想激進的歷史系教授的狼狽一幕：「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何兆武《上學記》）

吳大猷的皮鞋和周培源的馬

在教授們心中，「跑警報」帶來的是無奈和煩惱。1940年10月，日機轟炸聯大宿舍和圖書館，校園損失慘重。何兆武記得，「那天回來以後校園裡到處都是灰塵，就看見蔣夢麟校長——平時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圖書館門前的地上，一副無奈的樣子。」蔣夢麟原是北大校長，也是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聯大實際上由另一常委、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領導），那次轟炸，大概他剛好回校。

蔣夢麟

與「跑警報」相關的一個詞，叫「疏散」——為了躲避空襲，教授們分別疏散在昆明城郊，最遠的離聯大校舍有幾十公里。物理系教授吳大猷住在昆明北門外5公里的崗頭村，從崗頭村步行到學校，要一小時，每次上課，吳大猷要在早上五點多鐘起程，六點三刻左右到學校。他回憶，「有時剛走到學校，便逢著警報，立刻又要趕回崗頭村。累不必說了。皮鞋走石子鋪的路一天來回廿里，不幾天便要打掌。」（吳大猷《抗戰期中之回憶》）同樣疏散在崗頭村的蔣夢麟，雖建了獨立的院子，但因夫人陶曾谷「與北大同仁及家屬不睦」，與經濟系教授周炳琳「個性上衝突尤烈」，引發糾紛。後經聯大總務長、歷史系教授鄭天庭調解，雙方才息事寧人。（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

吳大猷與他的學生李政道

物理系教授周培源一家疏散得更遠，在昆明城外西山腳下的山邑村，離聯大新校舍約有40里，水路要行三個半小時。據馮友蘭回憶，「周培源只好自己養一匹馬，騎馬來到教室跟前，把馬一系，就進教室，保證按時上課。」物理系教授饒毓泰為此給周培源起了一個外號：「周大將軍」，據說這個外號在聯大師生中廣為流傳。

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疏散在一個農民家裡。他早年因參加體育運動而導致一條腿受傷，只得倚拐杖而行。有一天，雲南地方部隊到村裡來打狗，潘光旦出來阻止，那個帶頭的軍官說，是龍雲的長子「龍大少爺」讓他們來打狗吃狗肉的。「潘光旦說：『好了，龍大少爺我們都是熟人，龍大少奶還是我們的學生（這倒是真的，她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你們都回去吧。』有個兵插嘴問：『你說你跟龍大少爺是熟人，你知道龍大少爺住在什麼地方？』潘光旦裝著大怒，用手一指，說：『你說話小心點！你知道我這條腿是怎麼丟的？』那個帶頭的大概認為潘光旦一定是一個有戰功的高級軍官，就回頭向兵們說：『走吧，走吧。』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馮友蘭《三松堂自序》）

潘光旦

費孝通的警報袋和金岳霖的手提箱

「跑警報」，教授們一般都用專門的袋子，裡面裝滿書本和食物——社會學系教授費孝通稱之為「警報袋」：「一有預行警報，街上行人的聲音嘈雜起來，我們一聽就知道。我的習慣是一聽這種聲音，隨手把譯稿疊好，到隔壁麵包房去買麵包，預備在疏散時充饑的，我太太則到廚房裡把火滅了，把重要的東西放入『警報袋』，十分鐘以內我們都準備好了，等空襲警報一響，立刻就可以開拔。」（費孝通《疏散》）

費孝通

哲學系教授金岳霖一直謙稱，1949年以前他只寫了三本書，花時間最長、災難最多的是《知識論》。他回憶，「這本書我在昆明就已經寫成。那時候日帝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只好把稿子帶著跑警報，到了北邊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轟炸的時間長，天也快黑了，我站起來就走，稿子就擺在山上了。等我記起回去，已經不見了，只好再寫。一本六七十萬字的書不是可以記住的，所謂再寫只可能是從頭到尾寫新的。」（金岳霖《談談我的書》）

金岳霖也將書稿裝在「警報袋」里嗎？他自己沒說。不過在汪曾祺筆下，「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生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麼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汪曾祺《跑警報》）這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是誰？他的「女朋友」又是誰？汪曾祺隱而不表，但查一下當年聯大哲學心理學系教授名錄，似乎除了金岳霖，別無「金先生」了。若真是如此，金岳霖的書稿大概是放在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里。

劉文典

西南聯大八年，「跑警報已經成了日常課程。」（費孝通《疏散》）在「跑警報」中，教授們的無畏個性、紳士風度展露無遺，用何兆武的話來說，「並沒有士氣不振，也沒有失敗主義的氣氛……」當然，也有離譜的個案。據何兆武回憶，中文系教授沈從文，非常用功，但因沒有學歷，常常受到學院派教授的白眼，中文系教授劉文典就在課堂上公開說：「……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何兆武《上學記》）據說，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撞上了劉文典，劉文典隨後對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現在看來，「無問西東」，也容忍了自命不凡和恣意張揚——劉文典的「狂人」個性，確實屬於西南聯大教授中的另類。

（本公眾號與上觀APP朝花時文欄目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