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瓶頸是國民的人文素養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郭齊勇

　　記者 任思蘊 實習生 祁濤

　　宋代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郭齊勇教授看來，這恰是中國曆朝歷代知識分子，不管在潦倒還是得意時，不管是進是退，都要為社會做貢獻的抱負和擔當。前不久，郭齊勇教授來滬授課，匆忙行程間，他圍繞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等話題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

　　儒家的擔當意識，現在尤其需要

　　文匯報：傳統文化近年來在大陸似呈復甦勢頭，比如民間有國學熱，學界對傳統思想的研究也不斷細化、深入。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曾在其文章《西方眼光之下：對儒學復興的批判性反思》中談到：「成功實現向現代化的過渡之後，中國如今正在尋求與其珍貴的歷史根基與傳統重新聯繫在一起……最近數十年來，一大批中國的思想者與文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中國本土傳統中有關社會與道德的思想或許可以為當代社會弊病提供與西方治理完全不同的對策。」您如何看中國傳統文化的復甦？

　　郭齊勇：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如此熱衷傳統文化的復興。很多理工科的知識分子，甚至人文社科的知識分子，還是對包含儒家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非常隔膜。現在提起儒家，或提起道家、佛家文化，大家都有一些概念式理解，且受「文革」中某些意識形態的影響。儒家文化到底有些什麼內涵？在傳統社會裡發生過一些怎樣的變化，起過什麼正面或負面的作用？其精義和內核是什麼？在今天可以對其進行何種創造性轉化和發展……這都是一些複雜的、系統的問題。

　　深圳有個村落，集中了很多私塾，這其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現行體制內教育的不滿足。我是1954年上小學的，回顧我所接受的課堂教育，傳統文化的內容少得可憐，現在一代一代的學生仍然面臨這一問題。甚至，如果現在去北大讀一個中文系博士，也是很有可能未必了解四書、了解老莊的。現在的人文學科也未必熟諳傳統文化。今天民間有一種自發的對於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所以出現各種書院、國學班等，而體制內的教育恰恰又滿足不了這種需求。而這種自發的熱情難免會導致內容的五花八門和魚龍混雜，因此，如果說復甦，也是多重效應的國學或儒學熱潮。

　　然後，既然有了這種需求，知識分子就應該予以指導。孩子們在記憶力最好的時候，誦讀甚至背誦一些經典是很好的，但是盲目讀背也不妥當。中國的傳統文化到底哪些在歷史上起到過良性作用，哪些是負面的，哪些是要繼承弘揚的，哪些是適應現代民主政治、適應現代性需求的，我們都要理性分析，要有全局性關照，然後才能談創造性轉化。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瓶頸是國民的人文素養和精神文化程度，對比日本和歐美一些國家，我們的國民素養是大有提升空間的。而這方面，傳統文化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可以用以對國民進行禮樂教化。

　　文匯報：在今天思想情境之下，儒學與華夏其他諸思想之地位何如？是一種平等的關係，還是仍具有一定的精神引領的地位？

　　郭齊勇：諸子百家當然是各有長處和弱點，但是從社會治理角度，對大群人生（這是錢穆先生常用的一個詞，意為大的群體的人生）而言，比起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和法家，儒家還是有優長的。漢朝政府在戰亂之後建立，經過六七十年休養生息，彼時崇尚黃老道家。到了漢武帝時，「有為」的來治理國家，所謂「內裕民生，外服四夷」，即使民生富裕，又使其他民族心悅誠服甚至融合進來。到了這個時候，如錢穆先生所言，漢政府最後是選擇了儒家。道家強調超越境界的追求對個人而言很好；墨家太苦，主張遊俠，它不適合建設性的民族國家的建構；法家又是刻薄寡恩，暴秦已經證明了法家缺乏溫情，凝聚不了人心。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族群、這麼大面積的社會，要靠什麼融合起來呢？還是靠儒家。儒家強調社會的和諧，也強調領導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的君子人格的建構；儒家重視修身，甚至是能夠影響外王的事務；它有一系列社會自治的功能，包括教育制度、社會文化制度等，它提倡有教無類，能使民間有活力的低等級的農家子弟通過教育來參與最高級的政治。因此，儒家畢竟適合中國社會的建構。諸子百家各有優長，而為了大群人生的社會建構，最後選擇了儒家。儒家是朝野都可以接受的，是能夠使社會整合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所謂尊儒，也不是排斥別家，儒家其實也融合了道家、墨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儒家有天地人物等和諧的觀念，我們的社會要可大可久，大指空間，久指時間。我們常說長治久安、天長地久，中華文明與軸心時代的其他文明相比，是連續性的文明，我們的族群是最具有延綿性和時間性的族群，和古希臘、古羅馬、古巴比倫、古印度相比，只有我們一以貫之，正因如此才選擇了儒家。儒家在今天還是有很多價值可以發揮出來，包括內外、身心、天地人物我等。

　　文匯報：您很強調儒學的擔當意識，擔當意識不僅是儒家思想中的精神旨趣，也是士大夫、知識階層的實踐指向。我們如何來理解儒家的擔當意識？

　　郭齊勇：所謂儒家的擔當意識就是，作為這個社會的君子——當然，有的儒生只是三家村的一個小知識人，像我們的士紳階級，很多人地位不高——一直默默地引導著社會正向發展。比如在某個鄉村，老百姓有事情，就去找某先生評理，這個先生不僅是知識的傳承者，也是道德的楷模。因此，不管大知識分子還是小知識分子，儒家總是擔當著一份社會責任。

　　儒家的個體性與近代以來西方強調的個體性不同。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也有自己的血性和人格；另一方面，儒家非常強調家國天下事務的整合，這就是宋代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成為後世知識分子的抱負和擔當。有些西化的知識分子或許覺得，儒家怎麼那麼狂妄呢？其實，這恰恰是中國曆朝歷代的知識分子，不管他潦倒還是得意，不管是進是退，他都要為社會做貢獻的抱負和擔當，我們從《岳陽樓記》等名篇中就可以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操。而這就是儒家的擔當意識。

　　這種擔當意識，現在尤其需要。現在的社會得了很多嚴重的社會病，比如環境污染嚴重，我們沒有為子孫後代留下棲息的空間，土地資源、水資源等都被大肆消耗。剛剛講到可大可久，我們今天的環境是祖宗留下來的，我們又給後代留下什麼呢？這樣透支怎麼行呢？現代人真的應該從更長更大的時空來考慮中華民族的棲息和發展。現在社會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地方惡性案件陡增，我們怎麼來調製呢？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儒家知識分子，還是大有可為，不但要教化百姓，還要從我做起，像垃圾分類、少用塑料袋等小事，其實就是一個習慣而已。我們的國民教育也應該尊重過去的傳統，教人懂禮貌、尊重人，要守禮，這些禮教的長處要重新呼喚出來，讓更多人通過禮儀教化懂得社會規範，懂得社會群居生活的秩序。這都是儒家的禮，它和今天的禮當然不同了，但道理是貫通的。諸如此類，知識分子從內心操守到生活實踐，都是有空間的。怎樣使社會良善，而不是鬥狠，這是儒家知識分子要努力的。

[責任編輯:蔣正翔]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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