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我國經濟特區的創建

吳躍農

2017年12月27日08:32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習仲勛，1962年被康生誣陷授意炮製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習仲勛罹難兩次下放洛陽工廠勞動「改造」及在北京隔離審查、脫離領導崗位長達16年之久。

1978年4月，矢志不移、年已65歲的習仲勛，恢復組織生活後即被中央派往廣東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一直工作至1980年11月調回北京，襄贊中樞。

習仲勛主政廣東僅兩年零八個月，但貢獻卓著，影響深遠。廣東改革開放先行先試、雷厲風行，成果豐碩，而他建言中央並主持創建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則是最重要碩果。

一、調研外逃香港問題，提出發展經濟對策——在深圳、珠海建「貿易合作區」

習仲勛到廣東時，滿目「文革」瘡痍。習仲勛住處門口有個賣魚賣肉的小檔口。要憑票購買，起早排隊，有些老人凌晨三四點就去排隊。有時習仲勛也在早上5點多鐘去排隊。他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春，是魚米之鄉，魚米之鄉沒魚吃，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里的，現在都是香餑餑。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儘快提高生活水平。」

廣東緊鄰港澳，是難以閉目塞聽的，粵港百姓貧富差別懸殊，青壯年眼見為實「走為上」，偷渡逃港謀生成為困擾廣東近30年的頑症。緊鄰香港30萬人口的寶安縣（深圳市前身）是「重災區」，達12萬人次偷越境，成功越境定居香港者有6萬之多，留下來的勞動力不足10萬人，且多是年老體弱，全縣40多萬畝糧田有10多萬畝撂荒。而寶安縣所在的惠陽地區，外逃人數佔全省60%以上，偷渡搞得人心渙散，給廣東省乃至各省區帶來極大負面影響。

習仲勛主政廣東省，首先要面對和解決繞不開的偷渡逃港問題。習仲勛在廣東任職期間，多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足跡遍及南粵大地，有「粵東之行」、「粵西粵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抵粵第一次調研就徑直去寶安縣，在與香港僅有一街之隔的沙頭角「中英街」，我方雜草叢生，蕭條冷落，香港那邊車水馬龍，繁榮蓬勃。臨時收容站里，習仲勛詢問青年人為什麼要偷渡？回答是：「我們窮，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習仲勛又與20多位寶安基層幹部座談解決逃港問題，基層幹部直言「左」的思想束縛，使寶安縣與香港新界農民生活差距日益擴大。習仲勛不忌諱，說，「香港人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國內卻不行？這是政策問題，怪我們沒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終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要靠加快改革開放步伐。」

習仲勛與鄧小平所思是完全一致的。1977年11月，韋國清、王首道等向到廣州視察工作的鄧小平彙報廣東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我們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鄧小平強調要發展經濟，「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那麼，具體怎麼解決呢？基層有好做法，習仲勛到蛇口看了一個漁業生產大隊，有5 對船，最大的150噸，共有200多個勞動力出海，生產搞得不錯，漁民收入也較高，他很高興。 他還考察了寶安縣兩家「三來一補」企業——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製作和補償貿易，他表態鼓勵大力引進港資辦工廠。在聽取寶安縣領導關於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小額貿易的工作彙報後，他鼓勵說：「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干。」習仲勛深感調整經濟政策和改革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說，「許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不讓搞，不敢搞，比如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企業家進設備采砂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他一眼看到市場經濟的活力和寶安縣的出路，指出，「搞外貿基地建設，主要看香港市場需要什麼，什麼價高、賺錢多，你們就生產什麼，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農民能增加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搞的，就大膽地干。」

此行，習仲勛先後至梅縣、汕頭、惠陽地區的21個縣調研，他接觸了很多老百姓和基層幹部，了解歷史和實際情況，掌握大量一手鮮活材料。在南海縣，了解到一季度來料加工企業就收到加工費77萬美元，等於出口1萬頭豬，還簽訂了72個金額達6000多萬港元的引進外資合同，他非常高興，鼓勵大力引進外資。

回廣州，習仲勛立即指示落實過境耕作和開展小額貿易等問題，並派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兩地調研，幫助開展外貿基地建設。很快，邊境農副產品、小商品和海淡水產品可以小額貿易出口。所得外匯40%留給社隊，用於進口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

習仲勛深有感觸地說：「廣東這麼好的條件，再搞不上去，作為一個黨員幹部心不安啊。」

習仲勛認真總結分析了「四小龍」新加坡、韓國和我國香港、台灣地區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的做法和經驗，親自設計、謀劃廣東改革開放政策方案。1978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選派三個代表團，分別到西歐、日本和港澳考察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的先進做法和管理經驗。港澳考察組回到廣州，向習仲勛等廣東省黨政領導人介紹考察情況，習仲勛還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參與西歐五國考察組的廣東省副省長王全國的彙報。習仲勛與外訪團組的思考不謀而合，習仲勛思謀在毗鄰港澳的寶安、珠海等地建立「試驗區」，並將寶安、珠海兩縣改為省轄市，面向港澳「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並開闢遊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等。

由此，習仲勛主持省委常委會議，研究關於迅速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建設問題，分析了廣東所處地位重要性和有利條件,希望中央能改變經濟管理體制,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權責。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的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在靠近香港處搞拆船業取得鋼材等；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減少不必要的層次、手續。這些要求突破舊體制的構想，是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

會後，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並提出將寶安、珠海改為省轄市的設想。

同時，習仲勛和廣東省委還同意國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寶安縣蛇口投資建立加工工業區的提議，充分利用國內較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和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原材料，兩者結合起來，促進我國交通航運現代化和寶安縣城市建設以及廣東省的建設。

國務院正式批複同意大力支持興辦蛇口工業區，同意寶安、珠海兩縣改設為深圳市和珠海市。

緊接著，習仲勛主持省委常委會議，分析說，國際上出口加工區，遍及歐、亞、非、中東和拉美等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設立的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有效地進行對外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在深圳、珠海、汕頭礐石、達蠔設立對外加工貿易區。

與海外有廣泛接觸的廣東各級領導幹部，對海外辦特區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廣東省委對在深圳、珠海、汕頭辦出口工業區的名稱一時定不下來，叫「出口加工區」，會與台灣的名稱一樣，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叫「貿易出口區」，那又不像。因此暫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習仲勛認為試辦「貿易合作區」富有創意，決定將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向中央領導作彙報。

習仲勛的這一決策，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創辦經濟特區戰略的先聲。

二、習仲勛是「大政策」最堅定的響應者、促進者，1978年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倡言中央給廣東面向港澳的特殊經濟政策

1978年11-12月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宣布了「一個大政策」，鄧小平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好起來。一部分人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鄧小平「大政策」激勵了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的領導同志，習仲勛在會上著力介紹廣東省的改革開放措施，根本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緊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為國家多作貢獻，希望得到中央支持。

他分析了廣東省發展的有利條件，提出：「在保證糧食自給的前提下，讓廣東放手發展經濟作物、畜牧業和漁業，放手發展農副產品加工等社隊企業，放手發展外貿出口工業，加強同港澳、華僑的各種經濟合作。」他還介紹：廣東省「根據中央的指示，從港澳引進技術、設備、資金、原料，搞加工裝配業務的工作正初步展開。到9月底止，簽訂協議合同近百種產品，金額3350萬美元。這不僅有利於開闢勞動力的出路，而且對提高技術，促進外貿，發展工業，也大有好處。但是現在思想很不解放，條條框框太多，機構運轉不靈，辦事效率太低，這種狀況必須迅速改變，否則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經濟損失。省委已經決定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全權處理有關業務。建議中央考慮：鑒於廣東與港澳來往密切，希望能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一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

他提出與外商合作發展海水養殖業和海洋捕魚業。說，要實現漁業現代化，需要更多的投資、設備，目前國家投資有限，比較現實的辦法是開展補償貿易。這是加快我省漁業現代化的重大措施，希望中央支持我們辦好這件事。

他提出引外資實現農業機械化。說，希望中央允許廣東省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另一方面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解決農機具製造所需的鋼材，建立強有力的支農工業。調動華僑建設僑鄉的積極性。他建議，為了適應華僑建設祖國需要，應採取積極措施：一是恢復華僑投資公司；二是請國家優先安排，幫助廣州市的建築行業儘快實現現代化；三是對一些重點僑鄉縣，要幫助他們分別作出建設規劃，以便利用華僑資金，有計劃、有領導地開展工作。

他提出要給地方經濟決策權。習仲勛是第一個看到計劃經濟體制與發展大勢已經極不協調的領導人，他指出，「要果斷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適應的改變，在中央的統一計划下，充分發揮各級、各部門、各企業的積極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嚴格按經濟規律的要求辦事。現在搞的統收統支和靠『長官意志』、單純用行政辦法這一套，既不利於提高經濟效益，也不利於發揮各級的積極性。

他提出行政體制也要改革。他說，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

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習仲勛在會上所談的意見，成為中央工作會議熱議的話題。這些意見對於廣東爭取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具有重要作用，對於黨、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層解放思想、確立改革開放的理念，同樣具有一定促進作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習仲勛同志列席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後,習仲勛、楊尚昆、郭榮昌、王全國和吳南生等省委常委帶領8個工作組,共300多人，到各地區和縣、市幫助工作、開展調查研究。習仲勛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據廣東省的特點，發揮優勢，還希望中央下放權力，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省先走一步。

三、1979年春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再次倡言中央「放權」廣東和創建深圳、珠海和汕頭「經濟特區」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主要討論調整國民經濟等問題，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

習仲勛是中南組的召集人。習仲勛同志主持中南組開會，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討論，4月17日，習仲勛作了系統發言。習仲勛發言時，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不時插話，表示贊同。習仲勛彙報了廣東情況,他直截了當地對中央計劃工作提出了批評，認為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集權和分權關係沒有處理好。現在地方感到沒有權,很難辦事。習仲勛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他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這時，華國鋒插話問:「仲勛同志，你們要些什麼權？」

習仲勛說:「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廣東作為一個省，5000萬人口，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求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習仲勛要的是中央多給廣東審批權和錢（外匯）。

中央集權是比較突出的問題，中央幾乎是所有都管，所有財權都要收。省沒有外匯進口物資權，地方進口的急需物資，往往從填卡到進口，少則半年，多則一年至兩年，一些小的項目都要經國家有關部委審批，報批手續繁瑣，效率低下。如廣州市引進香港會得豐棉紡織與染整後處理全套設備的項目，從1978年8月開始洽談，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辦完銀行擔保手續，前後將近8個月。不少外商洽談後，因為我方遲遲不能決定拍板，就不再來了。只要放活一點，廣東可以給國家貢獻更多外匯。廣東1978年收入外匯20億美元以上，留給地方使用的只有4%。為此，習仲勛引用廣東僑務部門同志的話說：「不要殺雞取蛋，要喂點飼料讓雞多生蛋。」

習仲勛要求中央下放權力，實行外匯收入和財政定額包干；省對地、市也實行包干。外匯收入以1978年為基數，外貿出口增長部分的外匯，除了上繳中央三成以外，七成留給廣東省，由省內綜合平衡，包干安排。在財政體制方面，希望實行「劃分收支，定額上交，五年不變」的包幹辦法。以1979年收支決算為基數，每年上繳國家10億元，其餘由廣東省自主分配。廣東省內也照樣實行包干。

習仲勛說：「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划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鄧小平非常贊同習仲勛代表廣東省委關於請求下放若干權力和搞「貿易合作區」等富有新意的設想。對「貿易合作區」的名稱，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將來台灣回來，香港回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勛辦事執著，為了給廣東「放權」和創辦特區的事更牢靠，會議期間，習仲勛還專門去鄧小平家拜訪，一方面是溫故革命情誼，一方面是向鄧小平彙報提出廣東開放搞活的具體設想。那一天，習仲勛從鄧小平家出來神情喜悅，顯然他為能得到鄧小平同志的贊同、支持而倍受鼓舞。

習仲勛代表廣東省委鄭重提出向中央「要權」，得到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從而使廣東「先走一步」這個歷史性決策豁然誕生。

1979年6月6日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專門列出「試辦出口特區」一節，提出了特區的管理原則等意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的意見，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一文件為廣東、福建兩省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石，對我國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了巨大的撬動和衝擊作用，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十分重要的關鍵性文件。

習仲勛倡言、鄧小平決策創辦特區，有人明裡暗裡抵制和反對，說，陝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此話傳到廣東，習仲勛等省委領導同志反應很快，說，對了，就叫「經濟特區」！後來經鄧小平拍板，同意叫「經濟特區」，並強調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這就是「經濟特區」的由來。

中共中央對廣東省的探索也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批示》指出：「中央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正確的」，「不但有利於加快兩省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同年9月，習仲勛等又上京向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彙報了廣東省的工作，並提出擴大廣東省改革的許可權，給廣東省更大的自主權。9月28日，中央印發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進一步肯定了廣東省先行一步的成就，給廣東省以更大的獨立自主權，要求廣東省「為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探索道路，積累經驗，培養幹部」。

廣東省能夠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是與習仲勛反覆倡導解放思想，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找准廣東省的出路，並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議和積極爭取分不開的。

四、懂華商、懂市場價值規律、懂幹部的領導人

習仲勛傾聽百姓心聲，懂民生，更懂參與經濟建設的港澳、海外華商的心思和政商關係實質，看問題看本質抓要害，決策務實。改革開放初期，港澳華僑以及台商到廣東考察，在一次外經貿的會議上，習仲勛直率地說：「現在，人們都說你們來祖國大陸投資，第一是愛國，第二才是賺錢。此話不對，你們實際上第一是賺錢，第二才是愛國，不賺錢你們愛什麼國。」那些華僑就笑了：「習書記講得對，我們來投資，當然有愛國心，但是不賺錢，誰來呀。」

廣東引資興業走在全國前面——最先積極引進外資興建賓館，促進旅遊業和對外開放。習仲勛提出，調動華僑建設僑鄉的積極性，是很重要工作。1978年以來，除華僑商人要求搞加工裝配業以外，有些人還提出在廣州市等地建高級賓館，協助開展旅遊和華僑回國觀光業務；有些人要捐款建學校、辦福利事業，等等。他說，為了適應華僑建設祖國的需要，我們研究應採取措施：一是恢復華僑投資公司；二是請國家優先安排，幫助廣州市的建築行業儘快實現現代化；三是對一些重點僑鄉縣，要幫助他們分別作出建設規劃，以便利用華僑資金，有計劃、有領導地開展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廣東從1978年夏天開始，就引進外資發展旅遊事業，建設了內地第一家涉外旅遊中山溫泉賓館；習仲勛與霍英東、李嘉誠、胡應湘、利銘澤、李兆基等人多次洽談。省旅遊工程領導小組與霍英東達成在廣州市白鵝潭興建賓館的《投資計劃意向草案》後，習仲勛於1979年2月22日親筆給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寫信，請余秋里幫助從速審批這一合作項目，白天鵝賓館迅速建成，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和最高建築。

廣東價格改革走在全國前面——推動價格和商品流通管理體制率先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內產品的價格體制和價格結構基本脫離市場，造成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習仲勛通過市場調查，深切意識到必須改革價格管理體制。1978年秋始，在習仲勛主持下，廣東省依據先農副產品、後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後生產資料的順序，通過放寬計劃外產品的價格管理，逐步縮小統派購範圍，擴大實行浮動價的範圍和幅度，實行計劃價、浮動價、自由價、質量差價、地方差價、季節差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逐步把價格放開。

廣東幹部「走出去」走在全國前面——習仲勛除了親自率領代表團出訪考察外，還派出領導幹部到香港和一些發達國家考察。習仲勛讓省委常委、秘書長帶隊，組織全省地委書記到港澳考察，打開幹部的眼界，學習境外先進的管理經驗。臨出發前，習仲勛還親自接見全省8個地市出訪全體人員，風趣地說，「咱們廣東是孫中山先生誕生的地方，又是著名的僑鄉，世界各國都有咱們廣東人在做生意，他們很想了解中國，了解廣東，咱們也很想了解世界、關心華僑，所以這次請你們各路諸侯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加強了解，增進友誼，促進合作，我看是有好處的，香港是資本主義的縮影，但資本主義有益的東西我們還要大膽吸收。」這次外出的同志不少是廣東人，建國前後曾在香港呆過，30多年舊地重遊，卻好像到了另一個地方，發現香港大大變樣。特別是大家到超市上一看，除了廣州出的「豉汁鯪魚」外，沒有別的廣東商品。新會橙1港元10隻，而美國的金山橙（新奇士）卻要10 港元1隻，廣東出口的生豬在香港沒有市場，賤賣給工廠煉油。這讓大家驚醒，心中沉甸甸，迅速趕上香港成了大家的心愿。

全國首創的4個經濟特區，廣東佔了3個，從倡建特區到選點和規劃、再到特區領導班子的配備和加強，以及《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誕生，把特區真正創辦起來，習仲勛傾注了極大心血和智慧。

1984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這裡「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後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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