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

論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6-09-09 10:06:00 ]作者：未知編輯：studa20在冷戰時期，大國戰略穩定的框架主要建立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戰略平衡的基礎上。其中，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美蘇大三角關係對維持這種戰略平衡的穩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冷戰結束後，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後，舊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隨著國際政治多極化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建立新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勢在必行。而且，它應該建立在新的理論基礎上，並有自己新的特點。　　　　　　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必要性　　大國戰略穩定框架是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礎，它有三個要素：(1)主要大國在力量和利益基本平衡和妥協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穩定的相互關係；(2)它們由於各自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都願意在一個較長時期中維持這種相互關係，沒有足夠的刺激因素促使它們用武力改變它；(3)使這種戰略穩定機制化，形成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框架，包括有約束力的行為規範、國際協定或條約。　　在冷戰時期，大國戰略穩定主要包括「軍備競賽穩定性」和「危機穩定性」。「軍備競賽穩定性」指協調雙方軍備競賽的步伐，避免發展那些刺激對方首先進行核打擊的武器系統，使軍備競賽控制在不破壞戰略穩定性的範圍內，增加相互之間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危機穩定性」指建立危機管理機制，防止雙方迎頭相撞。在冷戰時期通常指在發生政治—軍事危機時的「威懾穩定性」，使雙方都不感到有對對方發動致命的第一次打擊的必要。　　冷戰時期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主要特點有：　　(一)以美蘇兩極體製為政治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國際上就形成了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西方和東方兩大陣營。它們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軍事等方面全面對立。但美蘇在嚴重對抗的同時也存在「並不完全是對抗的關係」(註：勞倫斯·弗里德曼：《核戰略的演變》，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頁。)。其表現是「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與潛在敵國的軍事力量處於對峙狀態時，它必須在明裡暗裡與對手相互配合，以求避免出現無法挽回的危機，也避免虛驚或誤解對方的意圖。」(註：托馬斯·謝林和莫頓·霍爾珀林：《戰略和軍備控制》，紐約20世紀基金會1961年版，第1～2頁。)美蘇兩國對世界霸權的爭奪和妥協主導著全球局勢的基本走向。　　(二)以核軍備控制為安全基礎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展開了激烈的軍備競賽，特別是核軍備競賽。它們建立了各自龐大的核武庫，雙方核彈頭的總數最多時達到5萬餘枚，足以毀滅人類好幾次，成為對世界和平與人類安全的最大威脅。但另一方面，核武器所具有的巨大殺傷能力，使它與以前的各種武器不同，「有可能遏制戰爭的發展，因為新的核武器會使威懾具有幾乎『天然的』穩定性」(註：勞倫斯·弗里德曼：《核戰略的演變》，第223頁。)。在此情況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把核軍控談判作為它們進行核軍備競賽、爭奪核優勢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企圖通過核軍控談判來避免在爭奪中迎頭相撞，也企圖通過制定核軍備競賽規則來維護雙方在軍事實力和軍事技術方面對其他國家的壟斷或優勢地位，並使雙方的軍備競賽在不危及各自安全的情況下「穩定」地進行下去。核軍控談判和核軍控協定使美蘇兩國保持了核均勢，併合作努力防止其他國家擁有核武器。　　(三)以「相互確保摧毀」為理論基礎　　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1964年提出了「確保摧毀」的理論。該戰略思想主張側重打擊蘇聯的城市目標，即在進行第二次打擊時，把對方的大多數城市摧毀，以威懾對方，迫使對方不敢對美國發動核突襲。60年代後期，隨著美蘇相互威懾格局的形成，在「確保摧毀」的基礎上，又發展起一個戰略概念：「相互確保摧毀」。與其說它是一種戰略，不如說是一種被確認了的現實。恰如主持過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程的著名核物理學家奧本海默曾打過的比方：「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大國比作一個瓶子中的兩隻蠍子，每一隻都能殺死對方，但是必須冒著毀滅自己的危險。」(註：羅伯特·奧本海默：《原子武器與美國政策》，載《外交季刊》1953年7月號。)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美國奉行「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戰略理論，蘇聯也逐步接受了這一戰略理論。它的基本含義是：只要美蘇雙方都擁有能給對方以毀滅性報復的「確保摧毀」能力，則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衝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戰略穩定性，避免了核戰爭。根據這一戰略理論，美國提出，核軍控的重點應該是減少那些促使任何一方首先發動第一次核打擊的因素，確保雙方進行核報告的「第二次打擊力量」。美國認為，一方部署的反彈道導彈系統「有可能威脅到另一方的報復性的威懾力量」。因此，美國主張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並同意將進攻性戰略武器數量「向上平衡」。美蘇核軍備控制遵循的主要規則是：一方面限制防禦性的反彈道導彈系統的部署和發展，另一方面對進攻性戰略核武器逐步進行限制和裁減。總的原則是維護穩定的戰略平衡，限制並逐步裁減過於龐大的核武庫，減少爆發核戰爭的危險。　　(四)以一系列軍備控制協議和條約為框架　　在冷戰時期，國際上籤署了一系列軍備控制協議和條約，形成了對各國有某種約束力的機制和一個較為清晰的戰略框架。這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美蘇為保持核均勢而簽署的雙邊條約和協定，包括《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反彈道導彈條約》、《中導條約》等。第二部分是為防止核武器擴散而簽署的條約，包括《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等。後一部分對無核武器國家帶有歧視成分，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對在國際範圍內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防止核擴散體系起了重大作用，有利於減少世界上核污染和核戰爭的危險。　　應當指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中小國家也為大國戰略穩定框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註：高金鈿主編：《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頁。)，對維持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60年代後，隨著第三世界國家力量的逐步壯大，它們不僅對兩個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起到牽製作用，而且還以實際行動為消除核擴散和核戰爭的危險做出了貢獻。例如，1967年簽署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條約》和1985年簽署的《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為建立無核武器區發揮了積極作用。　　冷戰時期大國戰略穩定的框架對於當時的世界形勢是有積極作用的。它符合世界人民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強烈願望，對維護世界和平、防止核戰爭的爆發起到積極作用，形成了一個制約軍備競賽和防止核擴散的機制。但它也存在著一些內在的矛盾：美蘇兩國因為擔心相互之間爆發核戰爭而謀求建立戰略穩定，但它們又都想爭奪世界霸權和奪取核優勢；都希望將雙方的核軍備競賽納入可預見的範圍內，但又都對對方有著根深蒂固的敵視和不信任，因擔心自己核力量不足以威懾對方，而拚命發展核武器和提高核實戰能力。美國和蘇聯激烈的核軍備競賽使它們的核力量發展到足以毀滅人類好幾次的程度，而這種「超殺」能力又使它們的核軍備競賽走到了雙方願望的反面：它們原是為了自身安全而大肆擴充核軍備，結果核武器的大量積累使它們更加不安全；它們最初是為了準備打核戰爭而發展核軍備，結果核力量的巨大毀滅能力使雙方都不敢輕易發動核戰爭。　　由於美蘇冷戰的結束，冷戰時期大國戰略穩定框架中的一些內在矛盾不再存在，它的政治基礎已經消失，理論基礎也不再適用。但由一系列軍備控制協議和條約形成的對各國有某種約束力的國際機制在冷戰後時期仍然在世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對促進核裁軍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有重要意義。對此，中國政府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經過多年的努力，國際社會已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軍控與裁軍法律體系。作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總體安全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體系增強了國際關係的可預測性，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註：唐家璇：《在聯合國裁軍研討會上的講話》，北京，2000年4月2日。)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九一一事件以來，國際戰略形勢出現一些新的特點：首先，非國家行為者挑戰主權國家成為影響國際戰略形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在國際安全和政治領域最突出的是恐怖主義。其次，非傳統安全威脅特別是恐怖主義在國際上的影響突出起來。再次，非對稱性戰爭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美軍為主的聯軍與塔利班和本·拉登進行的阿富汗戰爭實際上就是這種形式的戰爭。國際戰略形勢的這些新特點促使大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來應對新的威脅和挑戰。　　2001年12月13日，布希總統宣布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由於該條約是冷戰時期延續下來的美俄戰略穩定框架和國際核裁軍框架的基石之一，因此美國退出該條約使原有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受到嚴重削弱。美俄兩國領導人2002年5月24日在莫斯科簽署《削減戰略進攻性武器條約》和《美俄新的戰略關係聯合宣言》。雙方在前一個文件中承諾到2012年底將兩國部署的戰略核彈頭削減到1700枚至2200枚，在後一個文件中宣稱「互相把對方視為敵人或者戰略威脅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是夥伴，將為推進穩定、安全、經濟一體化，為聯合對抗全球威脅和促進地區衝突的解決而合作。」(註：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3360—2002May24.html)這兩個文件雖然為美俄新的戰略關係建立了初步的框架，但隨著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僅僅在美俄之間建立戰略穩定框架是無法實現全球穩定的。在新世紀，有必要建立所有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框架。　　　　　　影響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若干主要因素　　(一)美國「單極世界」企圖與多極化趨勢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潮流的互動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或「超強國」，並企圖長期維持其「一超獨霸」的地位和實現「單極世界」。與此同時，世界多極化的趨勢雖然遭遇艱難曲折，但仍繼續向前發展。　　對21世紀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國內有不同的評估。美國政界主流派認為，美國將長期保持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喬治·W·布希總統提出，美國「正處於全盛時期」(註：TheInauguralSpeechbyPresidentGeorgeW.BushattheInauguralCeremony,January20,2000,AmericanUnitedPress,Washington.)，美國「擁有獨一無二的力量和無可比擬的影響」(註：TheSpeechbyPresidentGeorgeW.BushattheMeetingofNominatingCollinPowellasSecretaryofState,December17,2000,FrenchNewsAgency,Texas.)。布熱津斯基認為：「我們至少開始了一個新的美國世紀」，「至少對於下一代來說哪個地方會出現競爭對手呢?印度?不可能。中國?即使它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20年之後仍然還是一個窮國。日本?一個不值得認真對待的競爭對手。惟一一個值得一提的挑戰者將是歐洲……」(註：[德國]《明鏡》周刊2001年1月1日刊登的一篇對美國前國務卿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的專訪。)但美國也有一些人士認識到，美國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在2015年後將遭遇嚴重挑戰。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認為，15年後「歐盟和中國將是主角。在正常情況下，俄羅斯將東山再起，印度可能會崛起成為一個有影響的角色。長期趨勢無疑是朝著這幾個大國的力量進一步平衡、美國優勢下降的方向發展。美國的相對實力將逐漸削弱。美國將不再有掌管整個世界的意願，整個世界也將越來越不能容忍美國的這種圖謀。」(註：[美國]《洛杉磯時報》國際辛迪加《全球視點》專欄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採訪錄：《正在形成的另一種世界新秩序：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預測布希執政期間及其後的全球強權政治前景》，載《曼谷郵報》2001年1月28日。)　　總的來說，前一種觀點在美國仍是主流派的看法，但接受後一種觀點的人在增加。這些觀點的演變發展將對美國全球戰略產生重大影響。　　與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樣，以實力為基礎的霸權有它產生、發展和強盛的階段，也有它的衰落時期。有的國際關係理論認為，歷史上沒有永恆的霸主，但它們的壽命長短差別很大(註：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頁。)。莫德爾斯基「長周期理論」則認為，霸權國(又稱為世界領導國)位置更替的周期基本呈現規律性，這個「長周期」大約為一個世紀。要成為世界領導國，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島國或半島的地理位置；開放、有凝聚力、有聯盟能力的社會；領先的經濟；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政治—戰略組織。長周期包含四個階段：(1)爭霸性的全球戰爭；(2)世界領導國的出現和被承認；(3)霸主原有權力的合法性被拒絕；(4)權利逐漸分散化。如果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算起，美國成為世界「領導國」已經有50餘年。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作為霸主原有權力的合法性逐漸受到世界多極化趨勢和國際關係民主化趨勢的壓力。九一一事件對美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美國以「反恐」為旗號，不僅在世界範圍內直接打擊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的恐怖主義，而且企圖重新確立和鞏固美國的世界「領導國」地位。　　儘管九一一事件使美國經濟發展進一步放緩，但美國經濟可能實現「軟著陸」，在不很長的時間裡從經濟疲軟中恢復。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2000年幾乎等於全球第二至第六大經濟體——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的總和，預計2002年底將突破10萬億美元。世界銀行認為，如果美國經濟能保持3.3%的增長率，那麼到2010年美國的GDP將達到約13萬億美元，仍保持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和預測，日本和歐洲4個八國集團的成員國(德、法、英、意)1999年的GDP分別為4.4萬億美元和6.05萬億美元，2000年至2010年的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為2.2%和2.8%。如果它們能按這種增長率發展，那麼到2010年GDP將分別為約5.6萬億美元和8.2萬億美元。屆時美國的GDP將仍然幾乎等於它們GDP的總和。　　美國在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微電子技術和太空技術等多數高新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由於這些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美國在未來經濟發展上仍具有相當的潛力。美國近年來大力發展智能武器、激光武器、隱形武器、精確制導武器、太空武器等高技術武器，從而在新軍事革命中處於優勢地位。這些高技術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摧毀各種目標的能力。美國將它們作為實現國家戰略意圖和政治目標的有效手段。　　從以上這些來看，美國到2010年仍將保持其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美國也將面臨世界多極化趨勢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潮流越來越大的制約。歐盟和東亞區域合作的發展不僅將有力推動世界經濟多極化的趨勢，而且將促進世界政治多極化的趨勢。同時，國際關係民主化已成為世界上的主要潮流之一。廣大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國際關係民主化潮流與世界多極化趨勢相互呼應，成為制約美國「單極化」戰略的有力因素。　　九一一事件後，一些人估計這次襲擊將迫使美國採取更加多邊的立場。但迄今為止，「布希政府的表現是武斷的單邊主義的。」(註：Matthews,Jessica,Chairmanof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ChangesintheWorldduringtheOneYearSince911」,PolicyBrief,No.8,August2002,p.7.)當前，關於美國應在世界上發揮什麼作用和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戰略問題，在美國國內和美國的盟國中正在進行一場辯論，主要有兩派觀點：　　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珀，他提出了具有強權色彩的「新帝國論」，主張美國應實行「新帝國」政策，依靠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實現「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註：Theobserver,「WhyWeStillNeedEmpires」,April7,2002,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與此相似的一種觀點主張美國應該實行「仁慈霸權」，徹底改變世界力量對比，鞏固美國的霸主地位，打敗並解除「惡棍國家」的武裝，使其他國家包括俄國、中國以及歐盟國家等全部永久退居次要地位。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理查德·哈斯。他提出「整合論」(Integration)，主張美國用外交手段「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整合到與美國利益和價值相一致的世界性安排中」，以促進和平與繁榮，並幫助美國對付地區衝突等傳統安全挑戰和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跨國威脅(註：Haass,Richard,「DefiningU.S.PolicyinaPostPost-ColdWarWorld」,theArthurRossLecture,RemarkstoForeignPolicyAssociation,NewYork,April22,2002,http://usembassy.state.gov)。這場辯論的結果將對美國未來全球戰略的制定有相當大的影響。如果美國更多地採取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將有利於大國之間戰略穩定框架的建立；而如果美國更多地採取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和依靠軍事力量，則不利於這種框架的構建。在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過程中，將一直存在是實現「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還是實現「多極格局下的世界和平」的競爭和鬥爭。　　(二)大國戰略武器的實力與控制　　美國為維持其「世界領導地位」，企圖保持其軍事力量「無與倫比的優勢」。為此，它不允許其他國家謀求軍事優勢或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軍事地位。在2002年1月向國會提交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中，美國國防部提出由核與非核進攻性打擊力量(包括信息戰手段)、主動和被動防禦力量(特別是導彈防禦)、能及時提供對付正在出現的威脅的新能力的防務產業基礎設施組成新的「三位一體」戰略報復力量，以代替由洲際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和戰略核潛艇組成的舊的「三位一體」戰略報復力量。這大大擴大了戰略武器的範疇，使核武器、導彈防禦系統、高技術常規武器、太空武器、信息戰手段等都納入戰略力量範疇。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為其大力發展導彈防禦系統解除了束縛。這些都加大了戰略武器控制和實現戰略穩定的難度。　　(三)打擊恐怖主義　　九一一事件後，世界各國以及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都嚴厲譴責恐怖主義，在反恐問題上表現出空前的一致。世界各國在全球反恐鬥爭中加強合作，表現了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強烈意願和堅定決心。同時，反恐合作已成為大國之間新的戰略利益交匯點。中美關係明顯改善，中歐關係、中俄關係也得到加強。在大國關係中，對抗的因素大大減少，合作協調的因素有所增加。大國之間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態勢和突出特點。單邊主義政策和單極世界構想遭到許多國家的批評和抵制。大國之間建設性合作關係的發展為它們構建相互之間新的戰略穩定框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理論基礎與前景　　冷戰結束以後，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和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後，「相互確保摧毀」這箇舊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理論基礎已經不適用了。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必須建立在新的理論基礎上。當前，國際安全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安全的內涵擴大了，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還涉及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各國在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明顯增加，相互依存性加大。安全的遊戲模式正在發生變化，由原來的「零和」遊戲轉向更多地尋求「雙贏」或「共贏」。單一的軍事手段已不足以應付多種多樣的安全挑戰，維護安全的手段面臨更新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主張維護安全需要有新觀念，一直在提倡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以通過對話增進相互信任、通過合作促進共同安全為宗旨的新安全觀(註：唐家璇：《在五十七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02年9月16日。)。這個新安全觀應該成為構建新世紀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理論基礎。第一，互信是指大國間應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擯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通過建立各種信任和安全措施，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敵視、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大國應順應全球化發展的客觀趨勢，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國家間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第四，協作是指大國應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隱患，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防止戰爭和衝突的發生。總起來說，新的戰略穩定框架的理論基礎應是合作安全、綜合安全、協調安全和共同安全。同時，新的戰略穩定框架不僅應處理核武器與導彈防禦系統等傳統戰略安全問題，而且也應使大國通過有效機制在反對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地區安全和跨國安全問題等方面進行合作。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也認識到大國合作的重要性。布希總統說：「我們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時機，建設一個各大國之間和平合作、不再持續備戰的世界」，「大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之間在這個世界上的武裝衝突是可以避免的」，「美國獲得的最大機遇是建立維護人類自由的世界均勢」(註：U.S.PresidentGeorgeW.Bush,「TheAssuranceofFreedom」,NewYorkTime,September12,2002.)。2002年9月20日發表的布希政府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今天世界大國發現我們站在同一邊——聯合起來對付恐怖主義、暴力和混亂的危險」，「我們將用在大國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方法來維護和平」(註：TheWhiteHouse,「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September20,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sc/)。這些表明，布希政府願意建立一個大國合作保持和平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布希政府的戰略理念和對外政策中又存在一些嚴重的內在矛盾和制約因素：第一，布希政府認識到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前景，承認存在「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註：ibid.)，但又企圖繼續保持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第二，布希政府表示要實現「大國之間的和平合作」，但又將「維護人類自由的力量均勢」概念作為處理大國關係的主要理論(註：ibid.)。第三，布希政府一方面強調要「維護和平」，但另一方面，又準備對威脅美國利益的敵人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註：ibid.)。第四，布希政府宣稱要「利用這個機遇將自由的好處擴展到全球」，但美國要用美國的觀念來定義「自由」，並企圖以此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這些都將對建立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進程產生負面影響。　　中國與俄羅斯1996年決定建立和發展兩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種「戰略夥伴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盟友關係」或「戰略合作關係」有著本質的不同。它不是針對第三國的、不帶結盟性質，其主旨是爭取不搞對抗、相互友好、加強合作。這種關係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同時不是排他性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認為，俄中兩國「向世界顯示了一種新的國家關係模式」(註：普京2002年7月6日在聖彼得堡接待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時的講話，載TheRussiaIssues,Com,http://www.yahoo.com)。俄羅斯對建立未來大國戰略穩定框架也有自己的思考。2002年6月，普京總統主張，美中俄三國應共同形成「穩定弧形」(註：普京2002年5月20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載TheRussiaIssues,Com,http://www.yahoo.com)。他還提出建立由北約、獨聯體集體安全體系和上海合作組織組成的「穩定弧形區」(註：普京2002年6月6日在會見《人民日報》記者時的談話，見NataliaAlekeyeva文章：FromTriangletoArc，載TheRussiaIssues,Com,http://www.yahoo.com)。普京認為，新的國家關係模式的主要特徵應該是：拒絕建立軍事聯盟、緊密協調以維護共同利益、高質量的夥伴關係、以相互信任的精神處理所有事務等(註：普京2002年7月6日在聖彼得堡接待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時的講話，載TheRussiaIssues,Com,http://www.yahoo.com)。俄羅斯政府高級官員指出，「惟有通過密切的國際合作，才能真正地獲得地區和全球穩定，才能解決俄羅斯面臨的諸多問題。」(註：俄羅斯副外長阿列克謝·梅什科夫：《戰略穩定學說——21世紀初的俄羅斯外交和安全政策》，載[俄]《獨立報》2002年8月8日。)這些主張與中國的新安全觀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　　由於現在美俄之間已經初步建立了戰略穩定框架，中俄之間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因此有必要建立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框架。這個框架應該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協調機制，包括雙方在反恐、地區熱點、防擴散、跨國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機制等。二是兩國危機預防機制，包括雙方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建立信任措施、防止衝突機制和危機管理機制等。例如，因為中國的核武器數量很少，如果美國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將對中國的核反擊能力構成一定的威脅。鑒於這種狀況的存在，中美兩國需要就這一事關戰略穩定的問題進行磋商。這一框架的基礎之一是美國必須堅持和嚴格執行「一個中國」政策。要建立這個框架，需要首先建立制度性的、多層次的兩國戰略對話機制。由於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最高級會晤對於改善和推進兩國關係具有重大意義，應該努力使其定期化和制度化。　　隨著世界多極化趨勢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潮流的發展，有希望逐步建立幾個大國之間的雙邊戰略穩定框架，在國際社會成員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的情況下，形成新的全球戰略穩定框架。為此，中國應該高度重視與其他主要的全球力量中心(如歐盟等)以及其他潛在的全球性大國(如日本、印度等)發展各種夥伴關係，並積極推動各種地區或次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形成和發展。　　新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應該與聯合國等現有的全球安全機制和各種地區安全機制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共同為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服務，並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新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形成將有利於維護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長期的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從而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它也將有助於包括亞太地區在內的世界的穩定與安全，有助於中國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從而有利於其他所有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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