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以史證詩」

陳寅恪有「以史證詩」之法，其門人王永興歸納此法云：「以宋賢治史之法治詩。」即注意「時間、空間、人事相結合之法」。而用此法證詩的典範之作是《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曾直呼白居易之詩「誠足當詩史」，此箋證稿充分地展示了以史證詩的具體操作過程，及作者對「詩史」的認識。

王永興說：「古今史家以時間、空間之法考證史實者多矣，但罕有人能如先生之精湛細密。因先生之考據使用可信之史料外，復注重人情事理。此亦宋賢考異之法而先生又有發展之明證也。」①「人事」即「人情事理」，即從史料推導出情理。陳寅恪箋證白氏《長恨歌》，一面指出「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於事理時空的不合史實；另一面又不忘點醒「文人描寫，每易過情，斯故無足怪也」「長恨歌乃唐代『駁雜無實』『文備眾體』之小說中之歌詩部分」，文章體制有別雲。事實上陳先生對史與詩的異同有獨到的見解，《金明館叢稿初編·讀哀江南賦》乃云：「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可惜陳氏並未自覺地將此卓識貫穿於以史證詩的實踐中，尤其未將「所感之情」與「幻覺」二事進一步發揮，以揭示文學虛構之特質，反而有時難免將評史的標準混同乃至取代文學批評之標準。如《元白詩箋證稿》箋證《賣炭翁》，將詩與韓愈《順宗實錄》對照後下結論云：「傳世之順宗實錄，乃昌黎之原本，故猶得從而窺見當日宮市病民之實況，而樂天此篇竟與之吻合。於此可知白氏之詩，誠足當詩史。比之少陵之作，殊無愧色。」評「詩史」而偏重在史而不究詩心，其影響甚巨，乃至掩蓋了其「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的卓識。後之學者大多才氣、學力、見識難企及之，更是囿於文獻一端，泥於從史料到詩文的單一邏輯，弊端更著，故今以考據史實代替文學鑒賞者往往有之。然而就「以史證詩」的提法自身檢討，我認為此提法本身也存在著某些局限。

史料並不等於歷史真相，即使是《史記》這樣的「信史」，它也只是歷史的敘述，必然是要帶上主觀的傾向性與某些想像；何況史料也不可能完全保存（不妨說，所存事迹只是歷史事件全體的九牛一毛），所以雖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參照，卻難以藉此全面恢復當時的語境。這對當代讀者而言已屬常識，可不必深論。

語境不僅是指那些「二重證據」所能驗證的部分，還應當包括那些難以確證的精神領域「虛」的方面。事實上「宋賢以治史之法治詩」時，其佼佼者對杜甫「詩史」的認識已關注到這一問題。如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云：「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便是情感方面的無形之象，也是「知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明王嗣奭《杜臆·杜詩箋選舊序》評杜則云：「一言以蔽之曰：以我為詩，得性情之真而已。情與境觸，其變無窮。」強調的便是個體對現實感觸的力度、廣度與深度，而非事件的「純記錄」。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卷首說得更明白：「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則杜之為「詩史」，是詩與史之化合，是通過個人對時代現實的切身感受，灌注了自己飽滿的感情，以一人之心來感應、反映一國之心，折射時代精神，是主客觀交感互動的結果。故浦氏於該書《讀杜提綱》中又說杜甫「慨世還是慨身」，且挑明了「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迹，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史記跡而詩能傳神，故讀詩不僅要核之史更要究其心。要知詩中之史，更要明詩人之心。古人這些看法，相當高明。

為人熟知的「三吏」「三別」是杜甫「詩史」的代表作。寫作年代為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是月，六十萬唐軍大敗於鄴，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洛陽），局勢十分危急。當時洛陽百姓處境如何，史無詳載。《資治通鑒》卷二二一「肅宗乾元二年三月」條僅簡單地提到：「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約略其時，杜甫由洛陽回華州，寫路上見聞為此組詩，不但揭露當時唐政府毫無章法、慘無人道的徵兵政策，還寫出當地民眾義無反顧地支持保家衛國戰爭的愛國主義精神，可謂與史載「士民驚駭，散奔山谷」云云背道而馳！何者為「真相」？兩相比較，史冊好比疏漏殘缺的賬本，杜詩卻是精彩的影視。

「詩史」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當時歷史的主流，補史家所遺之民心思唐的「氣運」，而且與當時的現實相向建構，建構一種集體的愛國主義情懷。可見詩人深得中國史家「反思致用」之精神，為今人與後人「立心」，是以史為鑒、建構未來之精義。史有詩心，詩有史據，理、事、情融為一體，斯為杜甫之「詩史」。（作者單位：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①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②蕭滌非：《杜甫研究》（修訂本），齊魯書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