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十翼

默認分類 2011-03-21 12:03:08 閱讀0 評論0 字型大小：大中小十翼《十翼》即《易傳》，是對《易經》（《周易》）的注釋，共有十篇，因此又稱《十翼》。《易傳》內容一、彖上傳（《周易》每卦有「彖辭」，《彖傳》就是解釋「彖辭」的話）二、彖下傳三、象上傳（又稱「大象」）四、象下傳（又稱「小象」）五、繫辭上傳六、繫辭下傳七、文言傳（文言是解釋二卦經文的言語）八、序卦傳九、說卦傳十、雜卦傳。作者考證易傳確為孔子所作,孔子弟子所述.自孔子傳授《易經》，六傳至田何。孔子傳授《易經》給魯國人商翟子木，子木傳授給魯國人橋庇(疵)子庸，子庸傳授給江東的□臂子弓(弘)，子弓(弘)傳授給燕國人周□子家，子家傳授給東武人(淳于)孫虞(光羽)子乘，子乘傳授給田何。秦朝時，焚書禁學，但是因《易經》是卜筮類書籍，不在焚燒之列，所以《易經》傳授不斷。漢朝建立後，田何跟隨齊國田氏各族遷徒到杜陵，號稱「杜田生」，招收弟子傳授《易經》。弟子有王同子中、周王孫、丁寬、服生，王周傳授《易經》給楊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文偃，楊何又傳授《易經》經司馬談。丁寬，梁地人。起初，梁地人項生向田何學習《易經》，當時丁寬是項生的侍從人。丁寬學習《易經》思維敏捷，讀書精細，聰明超過項生，於是也成為田何的學生。丁寬向田何學習《易經》畢業，從杜陵去洛陽又向周王孫學習《易經》的《周氏傳》，發掘《易經》古義，作《易說》。丁寬傳授《易經》給田王孫，田王孫又傳授《易經》給施□、孟喜和梁丘賀。於是田何以下《易經》出現了施氏、孟氏和梁丘氏三個學派。田氏易學派為《易經》各學派所尊，《漢書·藝文志》列其著述有《易傳周氏》、《易傳丁氏》。附_馬王堆漢墓中帛書《周易》考：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六十四卦經文，及其另外的傳文《二三子》《繫辭》《衷》《要》《繆和》及《昭力》諸篇，經過二十餘年的整理校勘，近年始陸續發表出來。因為這是一批未經後人任何改動的漢初隸寫今文資料，特別是它的經文六十四卦卦爻辭基本完整，這為研究《周易》古經本旨及漢代經學史上的今、古文學，提供了極為可貴的資料。假如帛書經文與傳文為同時抄成的話，則其抄寫的年代基本可界定在漢高祖至呂后執政的二十餘年間。首先，這批帛書出土於馬王堆三號漢墓。據考，馬王堆三號漢墓下葬年代為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故帛《易》的抄寫年代不會晚於漢文帝十二年。其次，今本師卦上六爻「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開國承家」帛本作「啟國承家」，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之《周易》經文(以下簡稱「竹書」)作「啟邦丞 」。今、帛本作「開國」「啟國」而竹書作「啟邦」，由《象》稱「『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可證《象》作者所見《易》本作「邦」而不作「國」。帛本改「邦」為「國」，疑為避漢高祖劉邦之名諱也。據此，帛《易》的抄寫年代應在漢高祖時或其後。第三，今本《繫辭》「易有太極」，帛本作「易有大恆」。帛本《繫辭》之「易有大恆」，是不避文帝劉恆之名諱。故帛《易》當抄寫於文帝之前。而今本《繫辭》及《彖》《象》等今本《易傳》其他主要篇章，似當基本修訂完備於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時或稍後。因由帛本《繫辭》與今本《繫辭》對比而考之，知今本《繫辭》較之帛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補充與修訂。但若仔細考察這些修訂文字，很顯然是在帛本原文的基礎上做出的。此外，從上述避諱的角度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今本改「大恆」為「太極」、改「啟國」為「開國」以避文、景二帝之名諱，顯然其抄寫時間應在文、景之後也。再結合帛本《繫辭》之「易有大恆」與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恆先》篇中「恆先」之義考之，當以帛本作「大恆」為確，「太極」當由「大恆」而來。可以認定，今本「十翼」之文，是在帛《易》基礎上修訂完備而成，其時間大致在文、景之後的武帝時期，即武帝立五經博士時或之後。可以這樣設想：因為武帝設了《易》學博士，博士所用之《易》本經傳，即是代表官方的正本。因此，武帝時對田何所傳之今文本經傳，必須在文字上作統一的修正與增訂。此一工作疑在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時期。《漢書·楚元王傳》載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說：「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等。恐怕就是在「博士集而讀之」時，對傳文作了統一的刪削、補充與修飾。這就是今本《繫辭》何以與帛本有異的原因。如前所述，馬王堆帛本《易》的最最可貴處，是它塵埋兩千餘年，原封不動地保留了漢初隸寫今文《易》原貌。經過考辨認定，此隸字《易》本，正是漢初田何所傳之今文《易》本。首先，以時間考之，如前所述，帛本寫定於漢初，而田何為漢初唯一傳《易》之人。《漢書·藝文志》說：「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特別是《漢書·儒林傳》稱：「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所以，依《漢書·儒林傳》的說法，田何為漢初傳《易》第一人。《漢書·儒林傳》中還有一條重要線索：「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據顏師古註：「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依此條顏注可知，此所謂「漢興」，乃指田何是於高祖時徙杜陵的，故「漢興，田何傳之」之「漢興」，自然亦是指田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也應在高祖之時。其次，依據傳統說法，今本「十翼」諸篇為孔子所傳授，而帛書經文卦名多依「十翼」傳文訓讀，說明帛書經文屬孔子所傳。而田何正是漢初孔門易學的傳人。依據傳統說法，《彖》《象》《繫辭》《說卦》《文言》等解說《周易》古經的傳文系孔子所作，故《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同時，《史記》與《漢書》都列出了一份由孔子傳《易》直至西漢田何的師承關係傳授名單，由此可知，田何《易》確實師承於孔子，而這也正是田何《易》在武帝時能立為《易經》博士的根本原因。因此，考察帛《易》經文及傳文與孔子的關係，是確定它是否為田何傳本的重要依據：首先，帛《易》傳文各篇大量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研《易》言論。由此可知，帛書《易傳》是孔子及其弟子《易》學思想的反映。其次，帛《易》經傳文中的卦名，多依《序卦》《說卦》《繫辭》等傳文訓釋，說明帛書傳文、帛書經文皆當為孔門所傳之《易》。如：今本「睽」卦，竹書作「楑」，「楑」字很明顯與今本「睽」同。而帛本此卦作「乖」，帛本卦名作「乖」，顯然是得之《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可證帛本卦名作「乖」，是以《序卦》的訓釋為據。再如今本「履」卦，帛本作「禮」，此亦得之《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由此知，今本乾卦帛本作「鍵」，今本坤卦帛本作「川」，亦皆得之《說卦》「乾，健也」「坤，順也」。過去讀《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總不解先儒何以「天行健」對應「地勢坤」，見到帛本後方知，此「天行健」者，乃「天行鍵」也。因「鍵」「健」互假，故而「天行健」即「天行鍵」，而「天行鍵」亦即「天行乾」也。《象》文是以「天行乾」對應「地勢坤」。以此可知，《象》文當經今文經師整理。今本離卦帛本作「羅」，亦本之《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由帛本卦名多以《序卦》《說卦》《繫辭》等傳文之釋為據考之，帛本對原古文本中的古字古義，已經本著「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的精神作了訓詁解讀，因而留下了田何當時傳《易》時，「傳通其義」「以今文讀之」的明顯印記。故帛本當為漢初田何所傳之今文本無疑也。同時，亦知《漢書·儒林傳》稱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顏師古註：「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觀夫帛本卦名及傳文中對經義的簡約解說，方信此說不謬也！以上說明了帛《易》是漢初田何所傳之今文《易》本。但前面已說，田何曾授《易》給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等四人。由於有今本和帛本卦序的差別，故田何所授四家之《易》當有不同。那麼，帛本這種有著與今本全然不同卦序的《易》本，它屬於這四家中的哪一家呢？帛本《易》當屬周王孫《周易》「古義」，號《周氏傳》者的可能性較大，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各家。案《漢書·儒林傳》：「丁寬字子襄……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漢書·儒林傳》中此段文字記錄了一件過去從未引起學人注意的重要傳《易》史事：當時，丁寬與服生、周王孫等一起師從田何學《易》，且極得田何賞識，但丁寬學成後，卻又至洛陽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以此可知，當時田何傳《易》，除有今本卦序的「今義」外，尚有傳於周王孫的「古義」。估計為了避免「後世之士疑丘」，故「古義」只秘傳給個別弟子，並不公開傳授。周王孫傳丁寬，丁寬傳田王孫，田王孫傳孟喜，《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由田王孫「獨授」，此說恐非「詐言」，因為丁寬「古義」還曾傳至高相：「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高相與孟喜所得，皆為「陰陽災變」「陰陽災異」之書。如果孟喜之說確為「詐言」，高相《易》學所出又為「自言」，皆不可靠的話，何以會如此之巧：「自言」者本於丁寬，「專說陰陽災異」，「詐言」者本於丁寬唯一的「同郡」弟子田王孫，則「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所傳皆為談「陰陽災變」「陰陽災異」的相同內容。其所「詐言」「自言」所得之傳何以會如此一致？此其一。其二，《漢書·藝文志》與《漢書·儒林傳》皆稱「漢興，田何傳之」，「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京氏《易》得之焦延壽，《漢書·儒林傳》也承認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然而在論及京氏《易》來源時，《漢書·儒林傳》卻又稱「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西漢《易》本由田何一人傳之，田何傳到此時亦無非四傳，何以又出「隱士之說」？即使真有「隱士之說」，此說亦只能得之田何！以此可見，班固或依梁丘賀一面之辭而定孟喜《易》得之田王孫為「詐言」，又雲高相《易》得之丁寬為「自言」，且對當時已流傳很廣影響頗大的京氏《易》，又出來一個「獨得隱士之說」而「托之」孟氏的說辭，若仔細核對並思索這些記載，不難發現：班固是在有意迴避著什麼事情。據前所述，《周易》「古義」自田何傳授後，其師承關係應為：田何—周王孫—丁寬—田王孫—孟喜—焦延壽—京氏。但班固為何竭力用「詐言」「自言」或「儻」，謂「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以使高相與京房的「陰陽災變」「陰陽災異」之書，與丁寬、田王孫及孟喜這些田何弟子及再傳弟子們脫離干係呢？考之帛書《易傳》諸篇內容，今人更為清楚明白地看到了帛本《易》與孔子及孔子諸弟子的關係：《二三子》《衷》《要》《繆和》及《昭力》諸篇中保存了很多與今本《彖》《象》《文言》《說卦》《序卦》等文字基本相同的內容。更有在帛本《繫辭》基礎上，由帛本傳文其他各篇的文字補充、修訂而成的今本《繫辭》。同時，各篇記錄了大量孔子向子貢等諸弟子傳《易》講《易》的內容。尤為重要的是，《要》篇記錄了孔子對占筮的態度及其《易》學研究方法論，它對後人治《易》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易》，我後亓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亓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亓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賴於《要》篇如上內容的出土，才使今天明白了秦時尚定位為「卜筮之書」的《周易》，何以到了漢代，因學者們大量推崇和引用《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傳文內容，致使占筮的功能顯著下降，而將《易》重新定位為「潔靜精微」之書，使《易》成為「眾經之首」「大道之原」，這樣就為人們指出了一條「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的研《易》新路。由於「德行」「仁義」的修養，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從而淡化了人們對祝巫卜筮的研《易》需求，以截斷「後世之士疑丘」的思想線索。恐怕這就是班固在《漢書》中總是竭力迴避田何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們與高相、京房《易》有傳承關係的根本原因。因為直至班固時代，傳《易》者們恐怕都知道並仍習慣於遵循著這一條「為長者諱」的原則。班氏之做法，亦當如此！儘管孔子及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們為使《周易》「祝巫卜筮亓後乎」，從而作了大量工作，但到了漢代，武帝立《易》學博士，恐怕絕不僅僅是為了聽《易》學博士給自己講解經文大道，主要還是在遇到大事時，由博士以《易》筮之而知其吉凶，如《漢書·儒林傳》記載梁丘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即其證也。可知田何當初傳《易》時，不但究「陰陽災異」的「古義」中當有祝巫卜筮的內容，且其所授「今義」中亦有占筮的內容，故梁丘賀雖「疏通證明」孟喜從其師田王孫處「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為「詐言」，但他本人卻精於筮，此即其證。重要的是，依據本人考證，與今本全然不同的這種特殊的帛本卦序，與京氏《易》的八宮卦序有關係：京氏《易》八宮橫向的八組卦(由本宮橫向八個卦至「歸魂」橫向八個卦)都是由四對互「變」的卦組成，而這些互「變」的卦，在帛本卦序中有著完全相同的卦序差數！這就揭示了京氏八宮的特殊卦變方式和卦次排列，乃是在帛本卦次排列的基礎上演變發明而出，從而證明帛本在漢初並不是一種上無所承而下無所傳的孤本(詳見拙著《周易概論》之「帛《易》初探」)。這種卦序排列方式是為便於占筮而設，京氏八宮卦次排列就是在帛本卦次排列的基礎上變化發明而出。正是據此理由，基本上能認定馬王堆帛本《易》可能為周王孫「古義」的傳抄本。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另外三家傳本的可能性。如為其他三家，亦當是田何當初為講筮法而特定的一種經文本子，為避免「後世之士疑丘」，故對這一本子不作公開傳授，只秘傳給個別弟子，而公開傳授的只是今本卦序的傳本。當今天讀帛本《易傳》諸篇時，可以發現一些極其重要的研《易》內容，如《二三子》中「必尊天而敬眾，理順五行……甘露時雨聚降， 風苦雨不至」，「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等，這類孔子談天道陰陽和理順五行的話語，於今本傳文中皆見不到了。再如《二三子》中出現講解卦爻辭經文的「其占曰」亦皆被刪去——而正是這一點，證實了如前所說，田何《易》中當有以經文解占的內容。《衷》篇體現「卦氣」思想的「歲之義，始於東北，成於西南」等，此皆被刪。今本《繫辭》刪去《衷》篇「贊以德而占以義者也」一句，而僅取「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云云，刪去《衷》篇「是故占曰」之句，僅保留「履，和而至；謙，尊而光」云云。刪去《衷》篇「無德而占，則《易》亦不當」，而僅保留「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刪去《要》篇「子貢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及「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亓多者而已矣！』」刪去《繆和》篇有關夢兆的「物未夢頫而先知之者」「亓始夢兆而亟見之者也」等話語。總之，孔子這些談陰陽五行、占筮夢兆的內容，在「十翼」中已經皆不可見。尤應引起注意與重視的是，《繆和》等篇中所引向孔子問《易》之人計有：《繆和》篇中的繆和、吳孟(又稱「吳子」，可見當時是一個有影響的人)、呂昌、庄旦、張射等及《昭力》篇中的昭力，還有孔子特別提及的周梁山。由這些人所探究的《易》學問題來看，其水平還是相當高的。但所有這些人在《史記》《漢書》等所列自孔子至田何的傳《易》者名單中皆不見之。所列漢代各家《易》中亦皆不見其名。更像子貢這樣孔子重量級大弟子，在帛本《要》篇以大量篇幅記錄了他與孔子多次討論《易》中的重要問題。但《漢書·藝文志》所載「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卻無子貢的一席之地，僅於「雜佔十八家」中記有「《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然而「凡《易》十三家」中卻有「《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為什麼《古雜》《雜災異》可入《易經》之列，位居《藝文志》之首，而作為孔子重要弟子的子貢，其《子贛雜子候歲》卻被放入地位大大下降了的「雜占」類呢？此顯然是當時一派得勢而另一派失勢的結果。依據以上帛《易》資料的考證，由於師祖孔子對祝卜史巫「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的否定態度，故當初田何傳《易》，古義只傳個別弟子，因而可證「古義」在田何時已入另類單獨傳授。當漢武帝獨尊儒術而立《易》博士時，田何所傳王同「今義」的一派得立。估計他們憑藉官學的權勢，在整理《周易》傳文資料時將一些古義的內容全部刪去，將田何之前傳古義的人從傳《易》者名單中刪去。過去每每不明白，依《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與《漢書·儒林傳》所記之傳《易》名單，從孔子到田何只有六傳，而時間跨度長達三百五十年左右，可見此傳《易》名單肯定多有缺失。再者，帛書傳文諸篇所列孔子與之論《易》之人，《史記》《漢書》及其他漢人典籍所記《易》學資料中皆不見之。而《史記》《漢書》所列孔子傳《易》之人於帛本諸篇傳文中亦皆不見其名，如孔子傳《易》的第一位弟子商瞿，竟在帛本傳文所記與孔子問《易》諸人中從不見之，令人奇怪。可證凡當時得勢一派不感興趣的《易》學資料，只能在民間流傳，其不屬於自己直接師承的傳《易》人物，亦不列入史書的傳《易》者名單。今觀其所不立的子貢，當時尚有著作傳世，孔子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子夏亦同，後世多引其著《子夏易傳》，此書被唐人收入《周易集解》後，對後世治《易》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其所列孔子傳授的第一位大弟子商瞿等人，後人皆不見其有何《易》著行世，豈不怪哉！太史公曾學《易》於武帝時第一位《易》學博士楊何，故《史記》中所列由孔子至田何的傳《易》名單，應該是太史公得之其師楊何所提供的名單。因為對比《漢書·儒林傳》與《史記·儒林傳》所記田何傳《易》史事，不難從中發現問題：《漢書·儒林傳》言及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征為太中大夫」。而《史記·儒林傳》則僅言「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淄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很清楚，《漢書·儒林傳》不僅言田何傳《易》於其師王同，更言還傳及楊何師叔周王孫、丁寬、服生，且未專言楊何因何征官，征官時間亦僅及「元光中」。而《史記·儒林傳》僅僅言田何傳《易》於王同，王同傳楊何，除楊何之老師、師祖外，則其餘人皆不提及，並特別言明楊何以《易》而「征官」，其當官時間亦極清楚精確。《史記》《漢書》中的這兩段短短的文字，雖然同樣是記錄漢興田何傳《易》之事，但《史記》中特別突出炫耀楊何的用意是極為明顯的。更為明顯的是，《漢書·儒林傳》談及西漢《易》學所本時，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而《史記·儒林傳》竟稱：「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史記》於此竟將楊何置於其師祖田何之上，而捧成漢《易》之本，此足證《史記》所云諸資料當為楊何或楊何一派提供也。那麼，《漢書》為何以「詐言」「自言」「托之」諸辭，力求擺脫田何諸弟子與「陰陽災變書」的關係。據此推斷，當時今義派得勢後，古義派只能流落民間，此種變遷，司馬遷猶知之，故他於《史記·日者列傳》中記錄了司馬季主與諸弟子「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等，司馬季主所云此旨，於帛《易》傳文中多見之，故司馬遷引用賈誼的話：「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看來，在賈誼時代，《易》已一派進入官場，另一派融入民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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