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哲學家尼采：求婚遭拒 終生未婚

　　1889年1月3日，尼采離開了他的住所。在義大利的卡爾洛·阿爾貝托廣場，他看到一個馬夫在抽打他的馬匹。尼采哭叫著撲了上去，抱住馬脖子大叫：「我受苦受難的兄弟啊！」他徹底崩潰了……

　　與叔本華的關係充滿了糾纏

　　寫作《悲劇的誕生》時，尼采與瓦格納的友誼正處於最熱烈的時期。尼採在瓦格納的音樂中看到了希臘悲劇復興的希望，將瓦格納的音樂作為偉大的酒神精神的復歸，並將悲劇的誕生不合比例地分配給了音樂精神。尼采與瓦格納的友誼維持了十年，他們的決裂源於瓦格納音樂風格的變化。1876年，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在拜羅伊特新建的劇場里進行首演，這次演出讓尼采大失所望。整個演出活動像是一場浮華、腐朽的社交場面，瓦格納的表現也越來越像一個「出色的演員」。尼采感到震驚，傷心得生了病，不久便離開了瓦格納和拜羅伊特。在尼采看來，瓦格納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是「最大的戲子」，「無與倫比的演員」，從事的不是肯定生命的創造，而是頹廢者、失敗者對生命的憎恨，是一種「非藝術」。1888年，尼采寫作《瓦格納事件》和《尼采反對瓦格納》，對自己的昔日偶像做了清算：「我的最偉大經歷是一種痊癒，瓦格納就是我的病。」

　　尼采與叔本華的關係充滿了糾纏。可以說，叔本華是尼采最初的啟發者，無論他是順從了叔本華，還是後來公然違抗了叔本華的教導。叔本華認為，世界、生命並不能給人以真正的滿足，因而不值得我們留戀，悲劇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導我們聽天由命。尼采則說：「哦，酒神告訴我的是多麼不同！哦，正是這種聽天由命主義當時於我是多麼格格不入！」叔本華停留於悲觀主義，他認為只要我們還是欲求的主體，那麼我們就永遠得不到持久的幸福。尼采正是在這一點上義無反顧地與叔本華決裂，由悲觀主義出發而走向對悲觀主義的反抗和超越，並由此形成了他的「藝術形而上學」。也就是說，尼采是一方面利用叔本華的分析術語，另一方面又從根本上顛覆了叔本華的核心觀點；尼採的阿波羅和狄俄尼索斯，就像穿著希臘外衣的表象與意志。在尼採的晚期思想中，與叔本華之間則更多的是一種對峙，他簡直就是在用叔本華的手段反對叔本華。叔本華反對非道德主義和敵基督者，而尼采就是最大的敵基督者和不倦的非道德論者。叔本華認為：「藝術的價值在於將我們從意志、慾望、獲取和痛苦之境解脫出來。」尼采反駁之：「不，藝術的價值在於成為生命意志的一種偉大的自我確證，成為生命的一種刺激，意志的一個喚起者。」叔本華說：「在經驗特殊性的面紗背後，存在著一個無時間性的實在王國。」尼采則反駁說：「不存在彼岸，存在的只有這個世界，是自我詆毀的本能衝動投射出一個彼岸。」叔本華哀嘆：「假如我不曾存在，假如世界不曾存在，該有多好啊！」尼采反駁：「我愛且願意一切已經發生者，並願意其永恆復返。」……雖然他的一生都在反駁叔本華，但他依然承認，叔本華是他的一位「教育者」，一位「啟示者」，一位站在對面的「大師」。

　　「藝術是一種生命意志」

　　對於最初的「藝術形而上學」，尼采後來也多有反思。所謂藝術形而上學，也就是把藝術當作形而上學，把形而上學當作藝術，對於必有一死的個體生命而言，這種形而上的慰藉不過是一個幻覺，一種致幻劑。尼采對叔本華的超越，也只是在同一個形而上學的地平線上強者對弱者的超越，並非本質意義上的超越；尼采對蘇格拉底理性主義的批判，也只是用一種新的非理性的致幻劑來代替理性主義的致幻劑。尼採在後期修正了自己的立場，他不再堅持「藝術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慰藉」，不再用「藝術家之神」的身份講話，而是重新恢復了人的身份。至為重要的，是恢復了一個枝繁葉茂的、蔥鬱的、富有個性和意志力的生活世界。他告誡青年們，人生並非一定需要一種浪漫主義的、基督教式的形而上學的慰藉，「你們首先應當學會塵世慰藉的藝術，——你們應當學會歡笑，你們有朝一日也許把一切形而上學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學——扔給魔鬼。」按柏拉圖主義的觀念，這個陷於感性中的世界是毫無價值的，是「假象世界」和「謬誤世界」。尼采標榜自己的哲學是「顛倒的柏拉圖主義」，他認為，我們之所以擁有藝術，就是為了不因這種超感性領域的「真理」而招致毀滅，而使生命趨於弱化和沉淪。他更加強調對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甚至「身體」本身的重視，「對身體的信仰比對心靈的信仰更為基本」，「藝術乃是反抗一切否定生命的意志的最高力量，是反基督徒、反佛教徒、反虛無主義最卓越的功臣。」尼采否定了一切彼岸世界和先知，完全肯定了現世的快樂和幸福。「我們的宗教、道德和哲學，都是人性的頹廢形式。對這些頹廢形式的反抗，便是藝術。」尼采認為，藝術在本質上是一種生命意志，藝術乃是「生命的最大刺激」，藝術作品之所以對存在者有價值，乃是因其激發了存在者的意志，促使其以「藝術的自我」沉入醉境與夢境。與真理之價值相比，藝術無疑是更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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