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訟閱讀｜「離開現場」≠「肇事後逃逸」：一起成功的量刑情節辯護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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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天津市J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指控：2014年2月某日六時許，被告人W某無證駕駛無牌照的正三輪輕便摩托車，在某公路由北向南行駛途中，其車右前部撞上Z某身體，致Z某急性重型內開放性顱腦損傷，後經鑒定為重傷二級。事故發生後，W某駕車逃逸，被途經此處的群眾攔截後返回現場搶救傷員。經交管部門認定，W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公訴機關認為，W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致一人重傷後逃逸，應承擔事故全部責任，已構成「交通肇事罪」，建議判處有期徒刑三到四年。W某辯稱：自己並沒有撞人。

分析

對於「交通肇事罪」，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就犯罪構成而言，該罪的主觀方面有特殊之處，即：定罪的主觀方面要求為「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於自信的過失，具體要結合行為人對自己的交通違規行為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的心態認定），而作為法定刑升格情節的「肇事後逃逸」，其主觀方面要求為「故意」。所謂「故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3號）的規定，是指「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鑒於定罪、量刑的主觀標準存在上述不一致性，律師在為涉嫌交通肇事罪的當事人提供辯護時，務必對該案事實與證據詳加審查、認真推敲，充分運用經驗法則，準確判斷當事人的主觀心態。也就是說，辯護律師在衡量該案證據體系時，對於不同的犯罪構成要件，要以不同的標準來評估。「過失」的證據足夠，不等於「故意」的證據足夠；定罪的證據足夠，不等於量刑的證據足夠。本案的證據並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W某是在「明知」本人已經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況下，「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

一.關於是否「明知」：對認識因素的考察

我國《刑法》第十四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因此，刑法意義上的「故意」是「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結合。「認識因素」的判斷，離不開主觀上的「明知」。

本案證據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行為人W某在「撞人」時是「明知」。事發時間是冬日早晨六點左右，剛下過雪，光線較暗、路面很滑。肇事車輛的照片顯示：W某駕駛的三輪車曾被自行改裝，右側車窗部掛有拉簾，影響視線；該車輛半新，車斗部位常年顛簸作響，影響聽覺，而恰好W某年逾六十，聽力不佳。在該車與被害人發生物理接觸的「右前部」，沒有提取到痕迹物證，雙方發生接觸、碰撞的程度不深。《現場勘驗筆錄》、《交通事故勘驗照片》及證人證言等證據顯示：在事故發生後，W某雖然沒有立即停車，但是也沒有刻意加速逃離或者躲藏的表現，而是沿著公路平直向前行駛。過路群眾向其口頭告知「撞人」後，W某即停車並趕回事發現場。綜合上述因素，現有證據不排除W某對於發生交通事故主觀上並不知情的可能。實際上，W某此時的主觀心態恰恰是構罪要件中的「過失」，即「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證據僅能證明構罪標準，但是不能證明法定刑升格標準的，應當做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處理，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關於是否「為逃避法律責任」而離開現場：對意志因素的考察

證據顯示：回到事發地點後，雖然被告人W某堅稱自己「沒撞人」、「人不是我撞的」，但在問明被害人身份後，其積極聯繫家人對被害人進行救助，開車將被害人送往醫院，並墊付醫療費數千元，主觀上沒有任何遲疑，客觀上沒有延誤救治。在治療過程中，W某曾因工作原因而離開醫院一段時間，但其妻子自始至終陪同救治。W某將單位的工作處理完畢後，又馬上返回醫院，體現出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從W某的上述行為推斷，其雖有離開事故現場的客觀行為，但是其主觀上並非「為逃避法律責任」而「逃離」。

綜上，「離開現場」不等於「肇事後逃逸」。

結論

最終，天津市J區人民法院本著高度認真負責的精神，聽取並採納了上述辯護意見，認定W某犯「交通肇事罪」，但不屬於「肇事後逃逸」，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最後，筆者補充說明一點：實際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3號）的規定，「逃逸」既可能影響量刑（「肇事後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可能影響定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一的「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為行文方便，筆者側重於對「逃逸」作為量刑情節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