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同：從政治學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線索與特色

摘要：本文認為當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應進一步加強政治學的學科特色。與西方不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表現為「唯實政治學」或「治理政治學」。本文揭示了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基本軌跡和線索，並由此指出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關注重點自有其特色。這些重點包含重農、重一、重和、重民、重德等，與政治實踐的緊密結合則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點。

我國古代的學術傳統特點之一是「專門之業不分」，除「經、史、子、集」之外就 不 再 有 專 門 學 科 的 分 類 。按 研 究對象的內容劃分學科則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產物。1902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首先在法科中設立政治學科（開始時稱「仕學館」），這是我國設置政治學專業的開始，中國、西方政治思想史（早期稱西洋政治思想史）也就成為該專業的主幹必修課程，最早一部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專門著作應該是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以後更有諸多名家，如楊幼炯（1937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1937年）、蕭公權（1945年）陶希聖（1932-1936、1942年）等諸多《中國政治思想史》專著或教材問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大陸又有徐大同等合著、朱日曜主編、劉澤華主編、曹德本主編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陸續出版。這些專著或教材各有所長，對教學和研究具有很大參考價值，對人們認識、了解中國政治思想史有所啟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帶有哲學、史學的痕迹，政治學學科色彩不夠突出。至於其他涉及中國政治思想的專著和文章，無論建國前或後則比比皆是，許多哲學界、史學界名家都多有力作。

政治學無疑主要是研究政治問題的學科。什麼是政治？說法甚多，不一一列舉。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觀，恩格斯有一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政治的實質。他說「在全部紛繁和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始終是社會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這就告訴我們統治權問題是政治的核心問題。歷史上任何階級要掌握對社會和國家的統治權，首先必須掌握、控制名義上代表全社會的公共權力組織——國家政權，通過國家整合社會、調節社會矛盾，協調各種利益關係，達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以實現其階級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政治學可簡要說，就是為一定階級或集團奪取或維護統治提供理論根據和說明，或為其奪取或維護統治出謀獻策。因此，如何認識國家、如何組織國家、如何管理國家，應該是政治學學科的基本研究對象。政治思想史也就是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各階級思想代表們對這幾方面問題的思想觀點的發展演變歷史。

中國和歐美國家由於歷史發展各有軌跡，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統治模式，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史。本文主要是談談中國古代政治政治思想史的對象和發展問題，兼及中西比較。

一、以「治國之道」為重心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

我們考察研究中西兩種政治思想史，首先會發現各自突出的重心不同，也即其所研究的具體著重點有所差異。

西方政治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獨立的學科，產生在古希臘奴隸佔有制社會後期。據說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學園中曾講授政治學課程，後經整理出版，即現在流行的名著《政治學》，這本書被視為西方系統政治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確立了西方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基本內容和結構框架，一直流傳至今。

亞里士多德曾說：「所謂科學顯然是對原因的知識的取得」，又說：「如若人們為了擺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那麼，很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並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就是按照他所確定的「科學」原則而編寫的，當時希臘社會的公共權力組織制度——城邦制正處在其發展末期。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內容主要是研究城邦的產生、性質、作用、演變、形式及其種類等問題。而且，為了挽救奴隸佔有制城邦制度的危機，他還設計了最理想的城邦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他也主要是學理的分析判斷、概念的說明以及對各種城邦形式的比較、評價，這就表明西方政治學從一開始時起就著重於探求學理知識和政權組織形式。西方政治學傳統一開始就是著重於如何認識國家和如何組織國家。直到19世紀以後，隨著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定，才把管理國家問題正式提上學術議程，我們可以說西方政治學的傳統是「唯理」政治學，主要解決是什麼、為什麼的問題。

中國與西方不同。中國系統的政治思想產生於周代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中國正在從東方奴隸制社會轉入封建社會時期，社會政治和學術特點則為「諸侯異政！百家異說」，為了適應諸侯獨霸天下的政治鬥爭需要，各家各派也都「思以其道易天下」，提出自己的「治國之道」，以遊說各國統治者。

道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春秋戰國時期，道更是各派思想家爭論的核心議題之一。

什麼是「道」，有天道與人道。雖然，「天命不可違」，但「天道遠，人道邇」。有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人定勝天」等說法。人們所著力考慮的主要是「人道」問題。

所謂人道，簡單說就是「為人之道」，就是如何對己、如何待人、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人的修身處世之道。從政治學上講主要包含如何調整好各種人與人的公共關係，即所謂「治國之道」，先秦諸子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出各自的治國之道。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道家的老子儘管把道說得玄而又玄，但仔細考察《道德經》的基本思想是「以德輔道」，實際目的還是在德"部，也就是它的「治國之道」。

從春秋戰國直到唐朝，中國政治思想的主題就是「道統之爭」，也就是以誰家之「道」來治理國家。「道者路也」，所謂「治國之道」就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也就是基本政治價值觀以及具體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謂「術」）。中國古代也講「理」，但正如章學誠所說，先秦諸子都不「離事」而「言理」。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古代的政治學稱為「唯實政治學」、「治理政治學」。

如果說政治制度問題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問題，那麼政治統治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道術），即做什麼、怎麼做就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問題。

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線索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古國。一般來說，有可信資料證明的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史的起點，確定為殷商時代已無所爭議了。殷商、西周是中國的奴隸制社會（屬於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範疇，侯外廬先生稱其為「早熟」。從東周戰國（公元前476年)開始，直到鴉片戰爭（公元1840年），中國社會兩千多年屬於封建社會性質，這段時期是中國系統政治思想形成、繁榮和發展時期。

在這幾千年中，中國政治思想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殷商、西周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緣起時期，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秦漢到唐是儒、道、法三家爭道統和儒家思想確立統治地位（儒法結合、儒道結合、儒道法結合）時期，宋明是儒道釋三家合流的理學時期，明清之際是新生產方式萌芽和批判專制統治時期，鴉片戰爭以後則是西學東漸、中國步入近代社會時期。下面分別做些簡要說明。

　（一）殷商、西周是中國奴隸制社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緣起時期，基本上奠定了後世政治思想發展的基礎。

1、殷商崇尚祖宗神

2、西周以天代祖，宣揚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宗法制、分封制的確立

3、《易》《詩》《書》《禮》《春秋》等古代文獻中反映的政治思想。這些文獻曾經孔子修訂整理，被後世儒家奉為經典，壟斷起來。實際上都是一些古代政治文獻，所謂「皆為政典」，而且在諸子時代還「有古籍留遺，並非尼山所手訂」

（二）自從周王朝東遷，中國歷史進入戰國時代之後，直到清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我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其間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質一貫未變。史學界一般把唐以前作為封建前期，宋以後作為封建後期，在這兩千多年中，社會制度未變，政治制度基本未變，所變的只是王朝的更迭與「何法之道」，即用什麼思想指導和如何治理好龐大的統一大帝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荀子曾說：「彼國措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也可以說，唐以前政治思想主要解決「道統」問題，也就是哪家思想主導政治統治，宋以後不再爭論「道統」問題，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人們應具有何種心性品格則成為關鍵的政治要求，春秋戰國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時期，當時周王勢衰，諸侯雄起。春秋時尚「尊周攘夷」「挾天子令諸侯」，戰國時更是「陪臣執國命」，諸侯稱王稱霸，要一統天下。這時期教育也出現了「私學」作為最下層貴族的士獲得獨立的社會地位，許多人開始授徒講學，在春秋時出現了孔墨顯學，戰國時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家各派登上歷史舞台，皆「思以其道易天下」，於是，諸子紛紛周遊列國，向各國統治者兜售各自的治國之道，所謂的百家爭鳴或九流十家，實際上影響到治國原則方向的主要只有儒、墨、道、法四家的主張，他們的治國思想大體如下。

1、儒家是由孔丘和他的弟子及後人孔鯉（子思）、後學孟軻、荀況等所構成。孔子是最早的私學大師，儒家的創始人，其治國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要求以仁處理好各種人倫關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關係），建立良好社會秩序，所謂「天下歸仁」，他主張「為政以德」、「齊之以禮」，提倡「中庸之道」，提出了由小康到大同的政治發展理想。

孟子處於戰國時期，他進一步發揮孔子的思想，提倡「定於一」，主張性善論，強調以仁義得天下。

荀子是戰國後期的儒家代表，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主張性惡論，強調以禮（法）治國，他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維護封建君主統治的治國之道。

2、墨家的創始人墨翟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人。他在批評孔子思想中提出自己的治國之道：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等主張。

3、道家由《道德經》和莊周的思想所構成。

《道德經》傳說為老子的作品，但關於老子的身世說法不一。故以書名代之，戰國中葉齊國為招攬天下士人，建築了稷下學宮，宮中出現了以老子《道德經》思想為核心主張的學派，史稱黃老學派。

道家學派雖然都從玄而又玄的道出發，實際上《道德經》與莊周的思想是很不同的，前書據考證成於戰國時期，當時諸侯割據，戰爭頻繁，社會紊亂，民不聊生，它反映了廣大農民的不滿和憤慨$同時提出自己的治國之道，它的政治思想主張無為虛靜、不爭、以柔弱勝剛強。《漢書·藝文志》對《道德經》的評語是「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術也。」其中還提出了小國寡民的理想國家，該書的思想對後起的法家思想有較大影響。

莊周是先秦時期又一位道家思想家，雖然也提出了玄而又玄的道，但與前者又有所不同，他的核心思想體現在個人自由自在無所約束的《逍遙遊》中，政治上提出絕聖棄智的主張，帶有無政府色彩。

4、法家是後起的一個學派。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及其他一些改革家，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韓非，法家從現實出發，主張功利原則，他們的治國之道是倡導法、勢、術，「事斷於法」、「權勢不可以假人」，重視統治策略與手段。

春秋戰國是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繁榮時期，當時政治上周室衰微、諸侯崛起，各路諸侯都欲由自己重新統一天下，各學派創始人也都列國遊說，希望能以己之道、治理天下，各派學者互相批評、攻訐和吸納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思想史的高潮，奠定了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基石。以後兩千年中國政治文化就是在此基礎上不斷充實演變發展起來的。

（三）秦漢之際，中國實現了新的統一，為各家治國之道提供了實驗的機會和場所。

地處西部地區的秦國利用法家路線，富國強兵，最後秦王嬴政統一了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秦始皇焚書坑儒，不信儒學，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路線，而且刻薄少恩，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只傳二世而終，為後世封建統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訓，漢時賈誼、陸賈等人就總結秦朝夭折原因有二：一是沒有分清楚「取與守不同術也」，二是「仁義不施」。

漢代初期，因久經戰禍，民不聊生。為了休養生息，統治者推行了無為而治的道家黃老之術，劉安組織撰寫的《淮南子》實際就是其理論總結。書中已露儒道合流的跡象。漢武帝劉徹時，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社會秩序也得到了穩定，劉徹決然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確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從這時起　　儒家的治國之道就基本成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主導思想。當然，此時的儒學已不同於先秦儒學，董仲舒混入了陰陽五行、天人感應思想，把儒學神秘化，明確用三綱五常觀念維護封建秩序，提倡儒法合流、外儒內法，所謂「王霸道雜之」，出現了儒家經典的今古文學派，研修孔子修訂的古籍和儒家著作成為士人的進身之階，有所謂「遺子黃金萬盈，不如教子一經」之說。

（四）及至東漢時期，外戚宦官頻頻亂政，豪門勢力巧取豪奪，漢王朝政治紊亂，西部少數民族崛起，最後，我國歷史進入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破壞了政治的統一，這一時期政治思想也打破了儒家思想一統的局面，三國時期，無論是曹氏治魏，還是諸葛亮治蜀都有些法家的色彩，特別是魏晉以來發展的玄學，不論是哪派(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玄學基本上都是以道解儒，即以道家的自然、天道思想來論證儒家綱常名教的合理性，此時期莊子的自由放任、無政府思想也有所表現。

（五）隋唐以後中國又重建了統一大帝國，重現了封建盛世，適應當時的形勢，韓愈提出了道統問題，他主張應恢復以儒家思想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治國之道，柳宗元又在《封建論》中總結了秦亡「非制也，乃政也」，進一步肯定了中央集權制度。

此時的儒學已是以儒家的仁義德禮為主體，結合法家的信賞必罰、黃老的帝王南面之術的一套有原則有方法的完整的治國方案，以後的政治思想不過是將這些原則運用於當時的實際政治之中。

（六）由宋至清，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後半期。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統治者仰仗武力擴張疆土，建立四大汗國，除少數人外，未顧及修文，未及百年即被農民戰爭所推翻，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宋明王朝在實際政治中發生過兩次著名的改革，王安石和張居正改革。

這個時期主流政治思想是所謂宋明理學，這是區別漢代以來的章句訓詁、倡導性命義理的新儒學，它表明儒道佛三家的合流，中國政治思想進入一個新階段。

宋明理學在宋代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人，明代則有王守仁。宋明理學是以個人的心性修養為其主要核心思想，但同時堅持儒家的經世理念。

理學產生於宋代是有其根據的：一是適應地主階級發展變化的需要；一是早在唐代時中國封建王朝的治國之道已基本定型；一是宋初採取抑武揚文、君臣共治的政策，從而提高了知識分子、士階層的社會地位並增強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宋儒把個人道德修養放在核心，正符合儒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要求。

理學思想家脫離實際、空談個人修養的觀點，在當時就遭到講求實功實利的葉適、陳亮和李贄等人反對和批判。

（七）明代中葉以後一直到清中期#中國已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長足發展，這種現象也在思想觀念中明顯地反映出來，王船山、顧炎武、黃宗羲、唐甄、龔自珍等人就是這個時期的思想代表，他們大都對封建社會和政治制度進行了批判；在經濟上有的提出了「工商皆本」，打破了「以農為本」的傳統主張；大都對王權進行了批判。但是總的說來，他們都沒有脫離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軌跡，龔自珍的詩句「藥方只販古時丹」就可以反映他們的心態。

清代是滿族統治中華大地，清朝統治者吸納了漢文化，維持他們的統治二百餘年。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格局，中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近代歷史新時期。同時，隨著西學東漸，中國文化也出現了新面貌，歷史也為其提出了新任務，振興中華，重新崛起，為中華民族尋找走向獨立民主和諧富強的現代化之路。

三、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幾個「重」

從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線索我們就可以看出中西兩種政治學關注的重點不同。正由於中西政治學所研究的重心不同，政治學的著眼點不同，因此政治思想史所突出的重點也有所區別，西方重政治制度，中國重執政能力、德才兼備，西方的政治制度建設宣揚民主政治，重視法治及法制建設，重視個人權利的確認和保障。我們初步分析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能提出以下幾個「重」——重農、重一、重和、重民、重德。在此之外也可能總結出若干條「重」來，如重家、重實等，但我認為前幾條是政治思想中最為核心的，所以特別提出來解釋一下。

關於重字的講解很多，《說文》解為「厚也」,《康熙字典》、《辭典》等都解為「輕之對也；尊也；貴也；尚也。總之，可以解釋為重視、崇尚、重要、主要、尊重等，這裡所說的重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我們說我國政治文化中的重並無#唯一之意，而是在相比之下更為側重之處。

（一）重農。西方古代社會經濟奠基於海上貿易和移民。中國則不同。中華民族生存的自然環境是一個良好的農業氛圍，人們生活在一片片平原上和盆地中，有著黃河、長江等河流的灌溉系統，溫帶、亞熱帶的氣候條件，我們的祖先以辛勤的勞動，開創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古中國就以農業為主業，春秋戰國以來，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就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矛盾也就成為社會基本矛盾。

關於小農的階級本性，馬克思在總結1848年法國革命時曾有過精闢的分析， 作為小農，從階級分析他應是個階級，但這個階級由於他經濟上的分散性，又使其不能組成一個整體，這樣從個體說他是自由的、排他的，在經濟上，每一個個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生產。他們願意過一種男耕女織、自得其樂的一切不求人的安居樂業的田園生活，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也是無拘無束、不受約束的自由，如果需要交換，也是「以有餘，補不足」，然而，由於他們缺乏一種凝聚力，又無法組成一個整體力量，因此，他們無法抗拒自然災害和地主階級的壓榨和欺凌，他們必須從外部尋求一個力量來保護自己，這個力量是他們的代表者、保護者，也是他們的統治者，否則他們就是一盤散沙、無力自保，這在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了人們反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和對明君、清官的期盼，我們可以說，以小農為主體的自然經濟，是我國長期專制制度的基礎，它使君主專制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唯一政權形式，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產生的根源。

中國農民身受多層壓迫，當他們被逼得忍無可忍、無路可走的時候，只有揭竿而起，進行抗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都是世界其他民族所罕見的，歷次農民起義大都以「等貴賤」、「均貧富」作為綱領口號，進行反封建鬥爭。但是，每一次農民戰爭的結局大多是改朝換代，建立新的王朝，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在這樣反覆中緩慢地前進著。

（二）重一。這裡所說的一是指政治上的統一、一統而言。西方的國家形態在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的主流是城邦國家、城市共和國。羅馬雖然建立了囊括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但它除本土外！還包括了大部殖民地，並未形成統一整體。中世紀時，在「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則下，各封建領主都把自己的領地當作獨立王國，各王國也未形成真正統一整體。

中國則不同，早在傳說時代，在當時低陋生產力的條件下，為了對付惡劣的環境和自然災害，先民們推舉有德能之人指揮生產和組織生活，這就出現了一批所謂先賢、先聖、聖王，直到夏代，由禪讓轉變為父子相承，殷代又有兄終弟繼之說，周代實行分封制，周王為天下共主，及至春秋戰國諸侯割據，天下分裂，在諸子百家中大多主張天下重歸統一，實現「大一統」，儒家的孟子主張「定於一」；荀子提出「隆一而王，隆二而亡」；墨子更主張「天下尚同於天子」；法家韓非更明確主張建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秦漢以後，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是主要的政治統治形式。總的說來，合多分少，而且分中求合，在分合之中體現出治與亂的不同，統一往往是政治秩序穩定的前提，人們隨之高度重視二者之間的關聯。

（三）重和。西方政治思想經歷了中世紀神學政治觀，政治學只是神學的婢女。直到近代才明確從人出發建立了新的權利政治觀，中國則早在古代就從人的角度觀察政治現象，但是，中西政治思想對人的看法並不相同，西方把人看成孤立的單子，人們必須在相互競爭中謀求，自我生存和發展，中國所強調的則是人與人的關係，即所謂「仁學」。傳統又特別透過仁指導下的禮來實現和諧，其著重點在於處理好各種人際關係，和睦相處就是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的原則，中國曆來提倡在一定原則和規範的指導下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國家的任務並不是取消矛盾，而是在一定原則和規範的指導下調節矛盾，甚至化解矛盾，使人們歸於一致，和睦相處，以求得百姓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得到發展。

重和還有另一個含義，就是「融合」，在政治思想上就形成了吸納包容精神，比如百家爭鳴，各家「皆欲以其道易天下」!而且互相批評、攻訐得很激烈，但是最後還是要歸入一個道統上，在具體內容上則互相吸收借鑒，最後形成儒法結合、儒道結合、儒道法結合。對外來的文化也是如此，比如，古代由印度傳入的佛教，至宋代與儒道結合構成理學，近代西學東漸以後，對西方政治思想也是吸納包容，為我所用。

（四）重民。兩千多年中國曆來都是君主專制制度，從未建立過民主政治制度，而如何對待民的問題則成為政治思想中的主要問題。早在古文獻中就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周朝的基本思想就是「敬德」與「保民」，及至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為了「爭民」、「徠民」，擴大兵源和財源，以爭奪天下，故而愛民、養民、恤民、安民、親民、惠民、利民等主張比比皆是，直至孟子提出「政在得民」和「民貴君輕」的思想，至於「君民如舟與水」的比喻更成為以後各朝代教育帝王的訓誡。

必須指出，中國傳統的重民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民主是一種國家的組織形式，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重民則是統治者對待人民大眾的態度問題，最終還是為了「牧民」，中國自古以來從未實行過民主制度，而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不過，這不同於極權，也不同於暴君，理想的君主應該是有道明君，即勤政敬德、納諫親民的開明君主。

（五）重德。任何國家為了將社會納入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秩序之中，就必須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人們應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包括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社會的風俗習慣等，因此，無論西方或中國歷史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但是，在治理國家過程中，法律究竟居於何種地位，中西方則有不同。西方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強調「法治勝於人治」，此後，法治就成為西方治國傳統，在中國，先秦法家雖然主張「事斷於法」，但幾千年封建社會中一貫推行儒家的「人治」或「禮治」主張，強調以德治國，中國傳統德治基本包括三個方面內容：行德政、施德教、修德行。

四、結語

語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文明史，總的說來其線索是「一以貫之」的。它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政治文化遺產，其中當然有精華和糟粕之分。因此，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認真地總結，鑒別和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用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政治建設。

列寧曾說：「政治是一門科學，一種藝術」。 政治的藝術魅力就體現在它調節各種矛盾和處理具體事務中，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與政治實踐的緊密結合，主要表現在調和各種矛盾和治理策略與方法上，它強調因時因事而變異的辨證思維方法。因此，在中國這個地區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聚居、情況複雜、歷史悠久的泱泱大國，如何使各種矛盾得到調節，國家能穩定發展，人民能安居樂業，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經驗教訓。對這些經驗教訓認真科學地總結和研究。在當今紛繁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對提高我們的政治智慧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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