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新年：張愛玲的文學是「姨太太文學」——也談「民國范兒」

　　不知什麼時候冒出來了「民國范兒」這個詞兒。在「民國范兒」那裡，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所謂的中華民國實際上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普通中國人命如草芥。這樣的半殖民地，在民國國父孫中山看來，連殖民地都不如，因此，他稱之為「次殖民地」。在這樣的「次殖民地」里，「民國范兒」儘管享受著高等華人的特殊優待，其實也並沒有獲得人的資格。在一些「民國范兒」的「新聞」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解放後共產黨的「愛國主義虛構」。然而，即使是「愛國主義虛構」，這一「虛構」的版權也屬於中華民國的國父們，而不屬於共產黨，在中國人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義憤填膺、痛不欲生的時候，共產黨還未誕生。「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記載至少可以追溯到為了喚醒中國而在日本蹈海自殺的陳天華1903年寫的《猛回頭》。

　　國父孫中山也像許許多多他的同時代人一樣重述了這一「愛國主義虛構」：「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因此，孫中山對治國平天下這一傳統理念進行了重新闡釋：「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的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 民國范兒」歷史研究與歷史考證最典型、最著名的成果是把1948年發生在北平而震動了天下的美國大兵皮爾遜強姦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改寫為延安派來的「共黨」色誘美軍的故事。但是，並非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而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袖和知識界反共的領軍人物胡適，以北大校長和監護人的身份親自介入了沈崇案件，並對美軍的不公正判決表達了不滿。「民國范兒」覺得不僅人民可以忽悠和愚弄，而且歷史也可以塗抹和篡改。香港許禮平揭開了歷史真相：沈崇即著名畫家丁聰的妻子沈峻，晚清名臣沈葆楨、林則徐之後，滿門都是國民黨，她直到1959年才加入共產黨。在污衊和謠言橫生之時，她仍然活在世上。沈崇事件並非偶然，沈崇事件發生的同一年，在湖北武漢發生了美國大兵集體強姦民國名媛的「景明樓事件」，類似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滿清王公貴族的內眷一院子一院子地被強姦，卻只能忍羞含垢。

　　與孫中山相反，今天「民國范兒」完全是一雙唯帝國主義列強馬首是瞻的勢利眼和將帝國主義強權當乾爹的奴才相。我不知道那個黑暗腐敗到了極點，對內特務統治，政治暗殺，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外束手無策，執行不抵抗政策，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最終釀成了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民族悲劇，甚至差點被小小的日本滅了國的這個所謂的民國有什麼范兒可言?袁世凱總統任命王闓運為國史館館長，民國名聯於焉誕生：「民猶昔也，國猶昔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我們可以將國史館長送給民國總統的「不是東西」這四個字送給今天的「民國范兒」。

　　說到「民國范兒」，首先會想到張愛玲。張愛玲不僅雅俗共享，而且成了「民國范兒」的一個重要指標和參數。國粉們不單迷戀張愛玲的創作，而且說起張愛玲的貴族血統來更是津津樂道。甚至由於張愛玲的走紅，連輕薄之徒、漢奸小文人胡蘭成也搭著張愛玲的順風車，成了「民國范兒」的後起之秀。

　　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大陸出版的張愛玲作品幾乎只有一本薄薄的《傳奇》。當時，淪陷區文學還是未墾的荒地，因此，我的一位師妹進入了淪陷區文學研究這塊未辟的荒地。有關張愛玲的評論，例如胡蘭成對她的評論，當時幾乎只有在已經發黃的舊期刊上才能讀到。我們幾位研究生幾乎天天在北大西門檔案館讀舊期刊，讀到精彩的關於張愛玲的評論，經常是奇文共欣賞。有一次，讀到了潘柳黛的張愛玲評論，真是妙語天成。潘柳黛的創作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但她的張愛玲評論卻稱得上畫龍點睛。因為胡蘭成在張愛玲的評論中將自己的姨太太肉麻地吹捧為自戀的公主，「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這決不是因為她有著傳統的貴族的血液，卻是她的放恣的才華與愛悅自己，作成她的這種貴族氣氛的。」所以，潘柳黛用數學式的精確的科學方法分析張愛玲的貴族血液：就好比太平洋里淹死了一隻雞，上海人喝了一口黃浦江里的水，便說是喝了雞湯。潘柳黛的評論儘管刻薄，卻一針見血，因此張愛玲一直耿耿於懷。實際上，潘柳黛的這一評論幾乎可以用在所有「民國范兒」身上。我的這位師妹研究了幾年淪陷區文學以後，終於自己也「淪陷」了，對淪陷區文學由發掘變成了作嘔。

　　張愛玲有「姨太太文學」之稱。姨太太是現代作家張愛玲獨特的身份及其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視點。不僅張愛玲的創作有「姨太太文學」的特點，而且作為「海派傳人」和「張派傳人」的王安憶與蘇童的《長恨歌》、《妻妾成群》也都不自覺地承續了這一「姨太太文學」的傳統。張愛玲淵源於《紅樓夢》，然而，《紅樓夢》中的姨太太趙姨娘卻是曹雪芹最厭憎、鄙視的人物，因此，曹雪芹與張愛玲雲泥自別。《紅樓夢》是傳奇的傳奇，頂峰的頂峰，而張愛玲的創作最根本的特點卻是「反傳奇」。這既是她卓異的地方，也是其局限所在。張愛玲表現的是被扭曲了的人性。她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變態的。曹雪芹不僅真實地描繪了賈府那個血淚的、黑暗的、腐朽的、扭曲的世界，而且還創造了一個理想的世界——大觀園。如果借用一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之說，張愛玲僅僅剩下《紅樓夢》中賈府那個現實的、晦暗的、骯髒的世界，《紅樓夢》里大觀園那個理想、純粹、美好的世界卻是缺位的，因此，喪失了《紅樓夢》兩個世界所構成的巨大的想像空間和藝術張力。換句話說，張愛玲根本沒有為《紅樓夢》這部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的主人公賈寶玉和林黛玉及其「理想的人性」留下任何空間和位置。那些嗜痂成癖的「民國范兒」心中缺乏高貴、光明與美好，習慣於用一種趙姨娘式的卑俗、陰暗、怨毒的心理來看世界、人物與歷史。於是，他們就像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里的主人公曹七巧——那個最具張愛玲氣質的人物——的女兒長安一樣，「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陳寅恪是現代最博學的學者，是現代的學術神話，堪稱民國學術的象徵符號，他自己也以民國遺民自居。陳寅恪是世家子弟，極為重視門第，門第氏族也成為他歷史研究的一個最重要的視角，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陳寅恪可以稱得上最頂級的「民國范兒」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吳宓在日記中記下了陳寅恪對中日戰爭的看法：「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陳寅恪和吳宓自比顧炎武，他們把亡國視為必然。周作人認為，中國沒有海軍，根本無法與日本作戰，因此，在周作人的詞典里，根本就沒有「抵抗」這個詞。陳寅恪和吳宓儘管不像周作人那樣毫無抗拒地追隨「歷史的力量」與順應「時代的潮流」，甘心認賊作父，而是保持了可貴的民族氣節;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在根本認識上卻像周作人一樣，看不到中國潛在的力量，看不到中國的希望和未來，從而陷於消極絕望。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入侵蘇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蘇聯和美國加入了反法西斯戰線。美國是當時的「世界工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通過租借法案，奠定了蘇聯打敗納粹德國的強大物質基礎。然而，陳獨秀1942年3月發表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仍然對戰爭抱著悲觀的態度，因此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李心清的《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

　　委員長常凱申是「民國范兒」當之無愧的代表。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1935年11月19日，他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對外政策時宣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它充分表達了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抵抗政策」。1980年，梁漱溟在與美國學者艾愷的談話中這樣評論常凱申同志：「起初我們沒有料到蔣介石、國民黨能夠被趕出大陸，以前沒有料到，因為顯然國民黨是中國政府嘛，共產黨只佔局部地方，對外國民黨代表中國，美國無論哪一方面，軍事方面什麼都是支持國民黨，我們沒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國的武器幫助、外交上的援助，種種好條件、便利，被趕出大陸，這個沒想到，實在沒想到，為什麼就是這樣子被趕出大陸了?就是蔣介石太壞了，蔣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點信義沒有，說話不算數??」他說常凱申最大的貢獻是造成了共產黨的成功。最具喜感的常凱申的無賴，是他用國際條約的形式丟掉了外蒙，但等到他把整個中國大陸都丟給了共產黨，逃到了台灣島上之後，他又重新把外蒙「納入」了中華民國的版圖。他的那個所謂中華民國不過是一個虛構，只存在於他蔣某的地圖上，尤其是1971年那個所謂的「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之後，連代表中國的虛假名義也失掉了。殷海光將蔣介石統治集團稱為馬戲團。儘管台灣島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是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但尼克松訪華後，美國乾爹還是毫不猶豫地把它拋棄了，馬戲團再也表演不下去了，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在台灣長大的民國子民李安「愛國主義」的虛妄感和荒誕感，也因此李安才會用無比華麗的修辭拍出《色戒》這種虛無的「被X」的電影。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後來，又進一步策動分裂華北。胡適要求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並且與汪精衛一夥組成低調俱樂部，主張對日妥協。如果常凱申委員長聽從了胡適博士的建議，以條約的形式在法理上承認日本佔領中國東北的事實，那麼，也許中國的版圖便又因此失去很大一塊。不過，胡適博士和常凱申委員長都了解美國的強大。胡適在1935年6月20日致王世傑的信中闡述了兩個重要觀點：(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這也是不很可疑的。七七事變之後閱旬，常凱申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談話」：「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對常凱申幾乎沒有什麼好感,然而，比起當時的許多「民國范兒」來，他仍然顯示了一個政治家不同的見識、擔當、決心與勇氣。常凱申也正是通過抗戰在某種程度上贏得了民族領袖的稱號。不過，發國難財，五子登科，民國一代，實際上只成就了四大家族。馬寅初痛陳四大家族的腐敗，謂常凱申「非民族偉人，為親族偉人」。民國腐敗登峰造極，太子蔣經國「打老虎」，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賺得「傅大炮」的稱號，都在一致述說著天方夜譚般的民國腐敗故事。

　　常凱申和胡適一樣相信乃至迷信美國，尤其是把抵抗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干涉上。常凱申幻想使蘇聯、英美捲入戰爭，其根本戰略思想可以四字概括：「苦撐待變。」常凱申沒有脫離晚清以來「以夷制夷」的思路與策略，不圖自我的革新和根本的建設。抗戰初期，不惜代價發動大規模的淞滬會戰，就是出於這種戰略目的。1941年12月9日，在美英對日宣戰以後，常凱申領導的國民政府才追隨其後對日宣戰。直到這時，這場已經進行了4年多時間的戰爭才開始有了正式的名目。

　　梁漱溟晚年這樣回憶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國內的思想情緒與氛圍：「全國有一種崩潰之象。」於是，他到延安去，看共產黨有沒有辦法。他見到了毛澤東以後，對世界獲得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毛澤東告訴他，中國非有這麼一天不可，非有這麼一個大災難不可。毛澤東將《論持久戰》的思想講給他聽，日本想要吞併中國是妄想和笑話。與陳寅恪一樣曾經留學德國的蔣百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假託一個外國人之口，用簡單的一句話結束了《日本人》一書，表達了和毛澤東相同的持久戰思想：「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早在1919年和1920年，蘇俄政府即已主動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建議根據平等互惠原則，談判締結新條約。越飛建議中國廢除與其他西方國家締結的不平等條約，蘇俄將支持中國的這一立場。然而，顧維鈞告訴蘇俄政府：「中國政府已考慮了蘇俄的建議，我們十分讚賞蘇俄給予支持和實行合作的表示，不過中國政府對於不平等條約並不想採取單方面行動的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國聯中的英法等大國不敢得罪日本，十九國委員會中只有瑞士、西班牙、愛爾蘭和捷克四個小國提出四國決議草案，譴責日本侵略，不承認偽滿洲國。顧維鈞作為民國最著名的外交官回憶在此期間國聯的一次公開辯論說：「我為中國發言時，我自己都感到平淡無味。因為政府指示，不要在大會發言中提到日本侵略的問題，我不得不刪掉有關中、日問題的一大段。它幾乎占原稿三分之一。」今天鼓吹和平外交的翻譯官錯生了時代，如果替蔣介石當外交官，尤其為汪精衛「和平運動」前驅，可謂得其所哉。

　　有一次，我看到兩位「魯迅研究專家」在媒體上一本正經地討論魯迅反不反日本侵略的問題。他們的結論是：反日還是不反日，在魯迅那裡找不到文字根據。比起那些公然造謠污衊魯迅是日本特務和漢奸的卑劣文人來，他們這種說法看起來很客觀、中立、公允和學術。不過，我很奇怪，也很驚訝，並且大為「佩服」的是，魯迅抗日的文字是怎樣在這些「魯迅研究專家」眼前消失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魯迅的雜文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無情的鞭撻，充分表達了其鮮明的、堅定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立場。在魯迅的胞弟，同時也是極端敵視他的大漢奸周作人眼裡，魯迅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如果用民族主義者來稱呼常凱申同志還算勉強的話，用它來概括魯迅就完全失掉了尺寸。魯迅不是什麼民族主義者，而是一位左翼作家。作為左翼作家，魯迅自然地站在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立場上。針對主張與日本帝國主義親善妥協的胡適博士，1933年以魯迅的筆名發表的著名的《出賣靈魂的秘訣》進行了毫不容情的鞭撻：「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的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讎，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係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怒斥和鞭撻「低調俱樂部」的胡適博士，難道不是充分反映了魯迅堅定的反日立場嗎?這篇瞿秋白撰寫卻是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並且收錄在魯迅的雜文集《偽自由書》里的文章，無疑代表了魯迅的立場與觀點，表明了魯迅與胡適等黨國文人針鋒相對的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決心。由於魯迅作品鮮明的抗日立場與漫溢的抗日精神，因此，在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鮮半島，魯迅的作品成為了禁書。這也充分證明了某些所謂「魯迅研究專家」實際上是魯迅謠言專家。

　　潘光旦將漢奸歸結為病、貧、愚、私四種原因。他認為，前三種情有可原，最不可原諒的是基於私的漢奸，他們才是真正的漢奸。而同樣是基於私的漢奸，「市儈土劣也還有幾分可恕之處，因為他們所貪的是赤裸裸的利，他們一面貪，一面也不諱飾其為貪，一面做漢奸，一面也不避忌漢奸的名號，他們是些真小人，真小人比較可恕。最不堪的是士紳官吏以及曾經在黨、政、教等界當過領袖的人;他們所貪的是比較抽象的權勢，所爭的是一口私人的怨氣;他們一面貪與爭，一面必諱其所貪所爭，不但諱，且從而為之辭，例如『民族前途的福利』『東亞永久的和平』之類;他們一面做漢奸，一面卻自承為民族的救星;他們是偽君子，是侫人，侫人最不可恕。」潘光旦認為，中國這種自私自利心的畸形發展是淘汰的結果，中國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尤其是在災荒的淘汰影響之下，「惟有最自私、最能搜括、最會保身家的分子才最有生存與繁殖的機會。」今天，在「民族魂」魯迅被污衊為日本漢奸特務的同時，刻骨地自私而置民族大義於不顧，一邊吃著魯迅、一邊罵著魯迅的真正的漢奸文人周作人卻被「民國范兒」捧到了天上。即使上個世紀40年代在日本佔領下，漢奸文人對周作人的吹捧也沒有到今天「民國范兒」這樣荒唐離奇、顛倒黑白的程度。胡蘭成的《周作人與魯迅》一文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思想出發點是相同的，兩人晚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原因在於，「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著更大的人生愛。」他借周作人的弟子沈啟無的話說：「和魯迅分離，於他的影響甚大，魯迅的死於他更是一種損失!因為魯迅在時，究竟是他的一個敵手，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敵手，沒有了魯迅，他是要感覺更荒涼的。」

　　胡適是民國最大的范兒，是「民國范兒」的范兒。當時，人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適之」為無尚榮光。據說魯迅被神化了，因此，新時期要將魯迅請下神台。在魯迅被請下神台之時，胡適卻被供上了神台。精英們，尤其是「民國范兒」紛紛以胡粉自居，為胡適自由主義在中國現代不能通行大吐其血。胡適對自己的政治能量頗為自負。1948年，在國民黨政權垮台前夕，蔣介石聲明自己不競選總統並提議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胡適與蔣介石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無縫，稱讚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在蔣介石登上總統寶座以後，胡適以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蔣介石送上了總統當選證書。胡適一直自命為中國自由的使者與光明的象徵，他為1932年出版的《招商局三大案》一書題辭：「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因為民權保障同盟揭露國民黨監獄的黑暗，胡適在《北京通信》中公開檢舉並且憤而退出了民權保障同盟。魯迅因此寫了《光明所到??》一文：「我於是大徹大悟。監獄裡是不準用外國語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歷史學家汪榮祖在《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一文中這樣評論置身於歷史潮流中的胡適：「蔣介石在表面上對胡適的禮遇與尊重，過度誇大了胡的影響力，民眾不免對胡有過度的期盼。其實，胡在蔣面前並無招架之功，因蔣自以為有恩於胡，而胡亦不能自外於蔣，雖欲置身於體制之外，然大使、院長皆為蔣所授之官，實已參與了蔣政府，更何況暗中接受蔣私下金錢的饋贈，從國史館所藏蔣介石囑俞國華電文可知，自1951年至1955年間，胡一共收了蔣九筆錢，總金額45000美元，難怪蔣私底下如此瞧不起胡，甚至罵胡是『無恥政客』。在這種蔣胡關係的框架里，胡適所領導的自由民主，只能成為專權者的點綴，而其本人在獨裁者的眼裡又是何等的卑下與屈辱。」

　　其實，比起這些「民國范兒」來，倒是「民國媳婦」端莊大度，是非分明，才真正稱得上范兒，哪怕她們沒有接受過正規、新式的學校教育。被許多人認為與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極不般配的小腳媳婦江冬秀一再告誡胡適：你若做了官，我們就不便相見了。1938年11月24日，胡適在致江冬秀的信中感嘆：「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的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我總覺得，胡適的步子之所以走得不是太亂，臉面沒有丟光，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江冬秀這樣一位從農村出來的沒有文憑和學位的普通婦女。

　　「民國范兒」是病態歷史的折射。它迴避南京大屠殺這一民國最重要的歷史記憶，試圖通過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等歷史記憶的重新「發掘」、「考證」與顛覆，通過對「民族魂」魯迅的八卦式「研究」與流言性書寫，掩蓋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消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內核，通過對「民國范兒」虛假的貴族身份的偽飾，為中國社會的重新封建化招魂。這種封建性與流言性的寫作將「民族魂」魯迅改寫為「大先生」，與漢奸「二先生」並列，以此消解「民族魂」與「漢奸」根本不同的性格特點。「民國范兒」消抹了「民族魂」，將周作人、胡蘭成、張愛玲抬上了神壇。被夏志清書寫為民國文學的最高典範的張愛玲文學在根本上是一種畸形的、病態的「姨太太文學」，它體現了「民國范兒」畸形的、病態的姨太太心態。只有從舍勒的「怨恨與現代性」這一角度，我們才可以說，「民國范兒」也具有某種現代性。

　　這些歷史上不入流的人物受到如此頂禮膜拜，用張愛玲的說法——低到了塵埃里，乃是當代文化陷落的結果和證明。最近，看到王朔在一篇文章里說，中國當代作家是不及格的，男超不過胡蘭成，女超不過張愛玲。新時期文學取法「民國范兒」，與魯迅及其現代文學背道而馳。用今年北大一篇博士論文的說法，胡蘭成不過是汪偽政權里的一個三流政客。今天裝模作樣、裝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文學大師的某些作協高官被胡蘭成甩出去了好幾條街。確實，胡蘭成是他們望塵莫及的。因此除了跪舔，我們還能指望他們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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