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20世紀維吾爾族知識分子的文化認同
目錄：
一、 問題的提出
二、傳播和影響過程
三、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重新認識魯迅
參考文獻：
作者姑麗娜爾.吾甫力，博士，喀什大學教授
【摘要】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魯迅及其作品在維吾爾族中傳播近百年，其影響廣泛而深遠。由此可見，中國各少數民族中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群體對魯迅的接受和認同過程，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魯迅精神"作為人格標識的心理軌跡，少數民族自覺完成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基本心理特徵。這對於"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對於"在中華民族整體格局中重新認識魯迅"，對於使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自覺融入中華民族文學整體框架，都具有積極探索和原創意義。
一、 問題的提出在新疆各民族文學研究領域，特別是非漢語書寫領域，探討魯迅對新疆多民族文學的影響、對魯迅及其作品的譯介研究已頗具規模，填補了"魯迅與中國現代少數民族文學"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但因非漢語書寫而沒有能夠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因此,對魯迅在新疆少數民族中的譯介、傳播及其影響研究，魯迅精神對中國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影響研究問題,沒有能夠得到到應有的重視和挖掘。
1985年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第一個魯迅研究會-新疆魯迅研究會成立，標誌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魯迅研究學術實力。其中，維吾爾族著名翻譯家托呼提·巴克一生孜孜不倦翻譯魯迅作品，潛心研究魯迅60餘載。迄今為止，托呼提·巴克相繼出版翻譯作品《魯迅雜文書信選》(1990年，37萬字)、8卷本《魯迅文集》維吾爾文譯本(2006年)以及15個單行本。他也由於自己一生與魯迅的心靈交流和精神追隨，不僅成為魯迅研究專家、魯迅作品翻譯家，而且還在創作中秉承了魯迅風骨，被維吾爾學術界譽為"能讀懂魯迅靈魂的人"，也被維吾爾民眾譽為"魯迅的維吾爾族傳人"。[②]
新疆遠在祖國的西北邊陲，但是自漢代以來與中原文化有著密切交往。在清朝特別是1884年正式建省以後，新疆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與中原地區的聯繫、交流日益密切，更加緊密的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並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戰的重要後方。我們在認識和研究這一歷史發展進程時，除了關注行政、經濟等方面新疆與中原地區交流以及它對新疆各民族在深層次建立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所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維吾爾族學者翻譯、研究魯迅作品，通過維吾爾文字想新疆各族介紹魯迅作品和中原文化，並自覺將魯迅作品融入自己的文學創作，這一典型案例足以說明，魯迅與新疆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關係已不僅是一個亟待研究的文學現象，而且這也雄辯地說明新疆各族在文化方面與中原地區和祖國大家庭的血肉聯繫。
本文試以魯迅在20世紀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中的譯介、傳播過程為依據，闡述20世紀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自覺履行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心理軌跡，希望這一研究能夠對當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鞏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和建設和諧社會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對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能自覺地融入中華民族文學的整體框架做出嘗試性探索，在此基礎上可以總結中國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在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中的重要作用。
二、傳播和影響過程（一）魯迅及其作品在維吾爾族中的傳播途徑
魯迅及其作品在新疆的早期傳播和介紹有兩個途徑：一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漢族知識分子的傳播，這是主要的也是影響較為深遠傳播途徑;另一個是20世紀初以來前蘇聯時期對魯迅作品的翻譯介紹及其研究對當時留學蘇聯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的影響，他們將這種影響帶回新疆，擴大了新疆的各民族知識分子對魯迅的了解和認識。
自1933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如鄧發、林基路、陳潭秋、毛澤民等到新疆，積極開展革命活動。1934年8月，在何雨竹等進步知識分子的倡導下，盛世才政府批准成立群眾性的政治團體-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反帝聯合會創設了平民學校，發展文化工作，如辦理印刷業，出版書籍、報刊及各種雜誌事項。反帝會出版了《反帝戰線》、《新疆青年》等刊物，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宣傳教育活動和支援前線運動。
同期，在新疆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人為發展新疆各民族的現代文學事業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初，著名愛國人士、《生活周刊》創辦人杜重遠應盛世才之邀來到新疆工作，之後，著名文學家茅盾、著名馬克思主義翻譯家張仲實、經濟學家沈志遠、報人薩空了等人隨杜重遠來到新疆。杜重遠任新疆學院院長後，這些進步人士都被請到新疆學院講課，大大提高了該校的聲譽和質量。同年8月，著名演員趙丹和一批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抵達迪化(烏魯木齊)，促進了新疆文化藝術活動的開展。[③]他們將內地的進步的文學藝術思想帶到新疆，許多維吾爾族青年詩人和作家深受其影響，創作了許多優秀作品，激勵人民積极參加抗日愛國運動，反對賣國投降及國民黨反動派的暴政。
此時，新疆日報社也是中共黨人開展工作的一個重要陣地。"王小川等10多名中共黨人分別負責采稿、編審、出版等部門的工作，使《新疆日報》在宣傳抗日救國和革命思想、介紹和轉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文章、講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報社印刷廠還印刷了一批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為推動新疆社會政治的進步做了大量工作。"[④] 其中也包括這些共產黨人對魯迅著作的介紹。
當時的托呼提.巴克就是在《新疆日報》的引導下，開始知道魯迅、逐步了解魯迅，並動手翻譯魯迅作品的，對魯迅作品和為人的尊敬使他傾其一生都與魯迅和魯迅研究會解和在一起。托乎提·巴克第一次從《新疆日報》的漢文編輯口中得知魯迅及其作品[⑤]。當時，茅盾先生擔任新疆學院教育系主任、新疆文化協會會長等職務，在新疆開辦多種講座和講演，就當時抗日戰爭的形勢、繁榮發展各族人民文化建設問題，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藝術問題展開宣傳和討論，其中也包括對魯迅及其作品的介紹。托乎提·巴克經常去聆聽這些講座和演講。因此，魯迅及其作品在新疆各民族中的傳播，首先在於《新疆日報》這樣具有重要影響的報刊以及茅盾等一批進步愛國知識分子的介紹和宣傳。
1939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3周年紀念日。為此，茅盾先生在新疆主辦"魯迅講座"，並與11月7日在《反帝戰線》上發表了專門文章《在抗日戰爭中紀念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一文。1940年秋，林基路擔任新疆學院教務長。在他的主持下，舉行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4周年活動。參加這些活動的維吾爾族青年知識分子，不僅進一步了解了魯迅，而且在與這些早期共產黨人的接觸中，思想政治覺悟和漢語水平逐步提高。托乎提·巴克就是因為這些活動的感染開始產生了學習漢語和翻譯魯迅作品的慾望。
受茅盾先生等人對魯迅先生的宣傳的影響和鼓舞，維吾爾族著名現代詩人魯特富拉·穆塔里甫(Lutpulla Muttelip,1022-1945)在1942年9月30日的《新疆日報》上撰文說："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高爾基的保爾·弗拉索夫、魯迅的阿Q、矛盾的吳蓀甫是文學作品中創造人物形象的典範之作"[⑥]，由此可知當時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魯迅作品和其它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了解程度。不僅如此，魯特富拉·穆塔里甫還親自為魯迅塑雕像，由衷地稱讚魯迅是"了不起的文學家、是我們的高爾基"。當時，這些進步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有著強烈的認同，魯迅被他們譽為如蘇聯的高爾基那樣的中華民族最傑出的文學家，體現了20世紀40年代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魯迅及其作品的評價和認可，同時也是也是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心理認同的標誌。
同樣是在1942年，維吾爾族另一位詩人艾合買提·孜亞依(Ahmat Zyayi 1915-1989)在自己創作的歌劇《熱比亞與賽丁》(1242)中就已指出："熱比亞與賽丁的愛情故事是由一個中國的維吾爾族詩人寫成併流傳給我們。"[⑦]這是中華民族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這樣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作出的心理歸屬的選擇。這與魯特富拉·穆塔里甫對魯迅的認同、托乎提·巴克開始積極學習漢語為日後的魯迅作品的翻譯和傳播做出貢獻的意義是一樣的。因此，當我們說到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和研究時，不僅僅是對魯迅個人氣質、作品風格以及創作技巧的高度評價，而是在那個時代維吾爾族知識分子通過認識和了解魯迅，對以魯迅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這是日後魯特富拉·穆塔里甫、托呼提·巴克、烏提庫爾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共同的精神品質。
那些親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反動派的蹂躪和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當家作主這樣翻天覆地變化的知識分子，通過自己的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將這種認同感化作責任感和使命感，一生孜孜追求。即使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與全中國的各民族知識分子一樣，遭遇"四人幫"的迫害，但依然堅持自己對黨和人民的信念、堅持對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念。因此，我們說在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心裡深層，"魯迅精神"不僅僅是魯迅個人的或者是中國某個民族的精神標識，而是超越中國單一民族之上的中華民族整體精神氣質的象徵。魯迅的憂患、魯迅的憤慨和他的傲骨，已經成為中國各民族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
魯迅作品在新疆傳播的第二個途徑，是前蘇聯的影響。前蘇聯在20世紀初已經興起的對魯迅作品的翻譯和研究成果，在20世紀30年代傳入新疆。30年代初期，從前蘇聯流傳至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語的書籍中，就有魯迅的小說。當時從蘇聯留學回來的一批知識分子也將魯迅帶到了維吾爾族人民之中，成為宣傳介紹魯迅的文化使者。其中，從蘇聯留學歸國的維吾爾族著名詩人阿不都哈里克·維吾爾[⑧]閱讀了魯迅的《阿Q正傳》後，受到啟發，將小說的情節變成故事講述給親友們聽。他還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具有鮮明的啟蒙意識、憂患色彩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這與魯迅精神的影響直接相關。
（二）魯迅的維吾爾族傳人托呼提·巴克六十年的追求維吾爾族學界以及維吾爾族讀者之所以將"魯迅的維吾爾族傳人"這一殊榮給了他，在於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翻譯魯迅作品的過程中，與魯迅傾心交流，直至他以魯迅精神為自己的精神，以魯迅的追求為自己的追求。
如上文所述，20世紀40年代起至今，我們可以將托乎提·巴克的精神歷程概括為從了解魯迅、學習魯迅到翻譯魯迅作品，最終與魯迅精神合而為一，成為"魯迅的維吾爾傳人"。托乎提·巴克1942年開始學習學習漢語，並嘗試翻譯魯迅的作品。1946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從看守那裡得到了一本魯迅的《熱風》。這是托呼提·巴克首次真正接觸魯迅的作品。儘管因漢語水平的限制，其中的一些篇目並不能完全看懂，但這部作品，給他打開了一扇認識魯迅的窗子，魯迅及其作品從此開始深深的印入他的腦海。不久，托呼提·巴克出獄，便四處尋找魯迅的書，如饑似渴的閱讀："書中那一片片滲透著魯迅文人風骨和獨特見解的文章，深深打動了我，從此，魯迅在我的心坎里紮根了。"[⑨]
新中國成立後，托乎提·巴克被調到北京。1953年參加了北京民族出版社的籌建工作，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少數民族職業翻譯工作者。大量的馬列、毛澤東著作、文學、科技和影視作品的翻譯，為日後托呼提·巴克翻譯魯迅作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7年他翻譯完成魯迅的《吶喊》和《彷徨》，但還沒等正式出版，全國整風運動開始，他在這一政治運動中遭到批判。1960年他又因被錯劃為右派被捕入獄。據他自己回憶，正是魯迅的作品給了他生存的勇氣。他在獄中如饑似渴地閱讀魯迅作品，從中獲取對人生的信心。1962年他雖被無罪釋放，但"右派"帽子摘不了，一戴就是22年。但托呼提·巴克已經將自己的全部時間用在了魯迅作品的翻譯上。在他的口袋裡一直裝著在自己用漿糊糊成的兩個小本子，一個本子上面寫滿了魯迅作品中的格言警句，作為自己行為的準則;另一個本子則隨時記下自己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便隨時向漢族同事請教。在他內衣口袋的上方，別著一枚魯迅先生的頭像紀念章。[⑩]
197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了"魯迅作品翻譯小組"。托乎提·巴克是翻譯小組的主要成員之一。他的翻譯作品從此源源不斷出版，197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翻譯的《阿Q正傳》，1977年又以"魯迅作品翻譯小組的名義"，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魯迅的《朝花夕拾》(據托乎提.巴克老人口述，當時出版的是維吾爾文的新文字和老文字版本各5000千冊)。在此之後，他陸續完成了魯迅作品15個單行本的翻譯工作。托呼提·巴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翻譯完成並出版《吶喊》、《彷徨》、《墳》、《故事新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野草》《朝花夕拾》、《熱風》、《准風月談》、《花邊文學》、《詩文》、《二心集》、《三閑集》、《南強北調集》、《偽自由書》、《而已集》、《且介亭雜文》、《兩地書》等維吾爾文單行本。由於托呼提·巴克以及其他維吾爾翻譯家的努力，魯迅的作品在維吾爾族中迅速傳播，在維吾爾族幹部、知識分子和廣大學生的書架案頭，都可見到維吾爾文版的魯迅作品。甚至在維吾爾知識分子中,將那些知識廣博、思想敏銳且富有正義感和使命感的人讚譽為"像魯迅一樣高尚的人"[11]。在我國少數民族當代思想文化發展中，人文知識分子在塑造民族整體精神形象、價值判斷和行為取向等方面具有如此作用，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
由於魯迅作品在當代文學中的多版本特點，這也使得魯迅作品的翻譯版本多，也較為零散。1986年，托呼提·巴克又決定在重新修訂以前譯本的基礎上，出版一套完整的魯迅文集。199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雜文書信選》(37萬字)，受到了大專院校和廣大翻譯工作者的好評。由此,托呼提·巴克的身影不斷出現在大學課堂和各種文化活動中，宣傳魯迅、解讀魯迅又成了他的一項新任務，在他的影響下一大批像他一樣熱愛魯迅、研究魯迅的維吾爾族教師、學者以及創作者不斷湧現。2006年，經過他的重新校注和翻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維文版8卷本《魯迅文集》，並在全國第16屆圖書節上展覽。
2006年6月，鑒於他在魯迅作品翻譯事業上的貢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召開"托呼提·巴克先生翻譯作品研討會"，對他的翻譯成果給以高度評價。
托呼提·巴克在他六十年翻譯生涯中，不僅翻譯了魯迅的作品，更向維吾爾族人民詮釋了魯迅的精神。因此，他的翻譯深受廣大讀者的熱愛，魯迅的作品經過他的不懈努力，在維吾爾族廣大知識分子心中已經生根開花結果。
（三）維吾爾文學中的魯迅研究與魯迅精神1939年茅盾在新疆《反帝戰線》上發表《在抗戰中紀念魯迅》，揭開了新疆各民族知識分子研究學習魯迅的序幕。之後的魯迅研究就從未中斷過。
1981年，托呼提·巴克撰寫了《魯迅作品在新疆》一文，這表明維吾爾知識分子在回溯20世紀民族文學發展歷程時，認識到魯迅及其精神已經是本民族文學中不能忽視的精神元素。這也是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自覺地將本民族的文學納入到中華民族文學的整體框架中加以研究的見證。這引發了後來在中國各少數民族中率先開始的新疆各族學者發起的"魯迅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這一重要學術話題。因此，托呼提·巴克的這篇論文實際上是新中國成立後，各民族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集體認同的標誌性論文。
1985年，在托呼提·巴克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全國少數民族的第一個魯迅研究學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魯迅研究會成立。托呼提·巴克任會長。1990年，新疆魯迅研究會與全國魯迅研究會聯合發起，在新疆召開"魯迅與新疆少數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1994年，新疆魯迅研究會出版了《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進一步擴大了"魯迅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這一學術話題的影響範圍。1998年，新疆魯迅研究會召開的"魯迅與當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上，新疆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振坤先生指出："托呼提同志是維吾爾人民的普洛米修斯!"這不僅是對托呼提本人的評價，也是對像他一樣，自20世紀初以來，以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自覺認同中華民族文化，甚至為此而獻身的一大批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諸如阿不都哈里克·維吾爾、魯特富拉·穆塔里甫的精神追求的的高度評價。筆者在2006年8月底對托呼提·巴克的採訪中，有兩件事至今難忘：一是托呼提先生說到自己在最困難的時期，一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裡，一張床晚上睡覺，白天捲起鋪蓋當書桌，床底下擺滿了譯稿。不知情的小女兒拿了一張譯稿引火用，被托呼提·巴克看見，他從女兒手中奪下正在燃燒著的手稿，情急之下一巴掌扇在女兒的臉上，女兒的一隻耳朵從此沒有聽覺。先生說到這裡眼裡噙滿淚水。對一個父親來說，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女兒更值得珍愛?一個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將自己對魯迅的精神品質看的如此之重時，這又是怎樣一種境界?這又代表了這個民族知識分子整體的怎樣一種品質?筆者聽完先生的講述，對維吾爾族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和追求油然而生敬意。還有一件事，在採訪中給筆者留下印象。1979年，托呼提老人在翻譯完茅盾先生的《子夜》後，有一次去北京專門探望了茅盾先生，向他請教了翻譯中遇到的的疑難問題。在談到文學翻譯的問題時，茅盾先生告訴他，對文學翻譯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表達原作的風格和神韻，在一般所理解的忠於原作的直譯中，切忌"字對字、句對句"的翻譯，尤其是像魯迅的作品，應該首先理解魯迅作品的精神品格和風骨。他感慨地說，茅盾先生不僅是中國文壇的巨匠，也是翻譯文學大家。茅盾先生和魯迅先生身上有一種共同的世界精神，我們的時代需要的正是這種精神!這使後來托呼提·巴克把對翻譯魯迅作品的翻譯研究，提高到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這樣一個高度上加以把握。這對青年一代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來說，無疑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魯迅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品格的代表，通過他的翻譯,在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中產生共鳴，這也進一步也證明，雖然民族不同、生活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脈因為魯迅而得到相互映證、相互詮釋。
三、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重新認識魯迅托乎提·巴克一生中在認識和學習魯迅精神方面的頑強追求，他完成的豐碩的文學翻譯成果和帶來的廣泛社會影響,以及他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在維吾爾族社會文化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向我們說明了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在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交流、維護祖國統一方面所能發揮的特殊作用。這些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發出的獨特的聲音，引領公眾的潮流。他們堅定的風範和信念都具有超越民族、地域的共性，是魯迅、薩特、賽義德等人精神中公有的東西。
可以說，在近代正是魯迅及其作品激活了業已存在於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心理深層的精神積澱。我們之所以強調托呼提·巴克等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翻譯、介紹在當代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格局構建中的重要意義,是因為"知識分子作為代表性任務：在公開場合代表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險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12]知識分子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增進彼此間的理解和信任，創造彼此坦誠對話、共同促進知識繁榮和人類精神的發展的話語空間。因此，中國各民族知識分子在繼承和發揚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以魯迅精神為共同的人格標識，追求和維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也同樣具有促進人類的文明與進步的意義。在當代中國，正是應該將魯迅精神置於這樣的背景，在全國民眾中進一步開展對魯迅作品的闡釋和研究，要凸顯魯迅精神對中國各民族精神的代表性意義。魯迅是屬於全中國的，每一個民族中的魯迅都是魯迅整體精神的不同詮釋，都在使這種精神趨於完善，最終成為能夠代代相傳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核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如同在沿海地區發生的一些事件一樣，近年來我國的民族關係中也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因此，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重新認識魯迅及其價值，這對於各少數民族建立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並在此基礎上整合全中國的魯迅研究，這對中國文學史、民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必將會有一個重大推進。
具體到新疆地區的文化建設，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考察研究魯迅在維吾爾族中的譯介、影響的途徑及特點，對中國的魯迅研究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延伸。這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魯迅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這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話題的一個積極嘗試。同時，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研究來說，如何自覺地將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體系融入自己的創作和研究中，尋求共同的精神財富和精神家園，在各民族的心理軌跡中勾勒清晰的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過程，使少數民族文學真正融入中華民族文化格局，從中確立自己的地位，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近一個世紀對魯迅的翻譯、解讀和自我詮釋，能夠成為一個十分有力的參照。
綜上所述,通過對維吾爾族現代知識分子半個多世紀翻譯魯迅作品、在心理深層自覺接受魯迅精神影響的過程和途徑的研究，可以透視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精神歷程，也會催發我們思考在中華民族多元體一體格局及和諧社會構建中，如何發揮少數民族知識精英的作用。這也是本文提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重新認識魯迅"這一命題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 李振坤等：《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85。
2、 托呼提·巴克翻譯：《魯迅文集》(維吾爾文，8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 托呼提·巴克：《怎樣翻譯》(維吾爾文)。
4、 托呼提·巴克著：《翻譯經驗漫談》(維吾爾文)。
5、 陳思和：《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6、 馬紹璽：《文化撕裂、文化身份與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化認同》，雲南社會科學，2006，3
7、 賽義德：《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
8、 王增進：《後現代與知識分子社會位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①] 本論文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紀念建黨九十周年)成果，課題編號：10JDJNJD141.
[②] 見新疆喀什地方雜誌《喀什噶爾》(漢文)2007年第三期，第20頁。
[③]參閱白振聲、(日)鯉淵信一等編著：《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北京：中國1992年版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278頁。
[④] 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60頁。
[⑤] 筆者2006年8月與托乎提.巴克老人的訪談記錄。
[⑥]新疆喀什地方雜誌《喀什噶爾》(漢文)(2007年3期)，26頁。
[⑦]艾合買提·孜亞依;《阿合買德·孜亞依作品選》(維吾爾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9頁。
[⑧]阿不都哈力克·維吾爾(Abduhalik Uygur,1901-1933)出生於吐魯番的一個富商家庭，其父足跡遍及中亞，諳熟維吾爾古典文學，祖母和母親能歌善舞，擅長講維吾爾神話故事和傳說。他幼時進經文學校學習經文和阿拉伯語、波斯語，閱讀了大量維吾爾古典文學作品。1916年他隨父親去俄國經商，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學會了俄語。回國後在吐魯番的漢語學堂學習漢語，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取漢名哈文才。這期間他閱讀了漢語古典文學名著《水滸》、《紅樓夢》等，後來又讀了孫中山、魯迅等人的文章、作品。1923年他與一批青年去蘇聯學習了三年。學習期間他閱讀了俄羅斯文學的代表作家普希金、萊蒙托甫、列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的作品。1926年回國後，開始關注農民的反抗，組建"教育聯合會"，捐資辦學，選送一批學生到蘇聯留學。1931年哈密爆發了反對軍閥金樹仁的農民起義，阿不都哈力克·維吾爾積極聯絡各方人士參與，由於叛徒出賣，阿不都哈力克·維吾爾等17人被軍閥政府逮捕，並與1933年3月殺害，年僅32歲。
[⑨] 根據筆者2006年8月底對托呼提·巴克老人的採訪整理-筆者。
[⑩] 新疆喀什地方雜誌《喀什噶爾》(漢文)(2007年3期)，26頁。
[11] 在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中這是一個共識,筆者在喀什幾次聽到老一輩知識分子用這樣的稱呼。
[12] 賽義德：《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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