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為何找張居正秋後算賬？

(張居正墓在荊州市沙市西北張家台。張居正故里在今太岳路北之張家台，鑒於其生前功績卓著，墓築於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石碑高一丈四尺，鐫刻有「明相太師太傅張文忠公之墓」，有石雕香爐、蠟台，再前有半月池，墓四周有土築瑩牆，高3米，佔地15畝，頗具規模。走道兩側有翁仲（石人）、石馬及其它鎮墓石獸，距中心約半徑15米處有壘築之三米高土牆。)

公元1573年，即神宗萬曆元年，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上任之初，他接管的是一個爛攤子：神宗皇帝的爺爺嘉靖皇帝深居內宮，煉丹修道，二十餘年不上朝理政；神宗的父親隆慶皇帝在位六年，碌碌無為，甚至遇有國家大事，也是不發一言。與皇權相為表裡的相權即內閣，這時也極為混亂。明初朱元璋廢除宰相，成祖時設置內閣，閣臣可以參與機密事務。嘉靖以後，內閣權重，主持內閣事務的首輔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皇權的不作為，給內閣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空間。內閣閣臣因此進行你死我活的傾軋，導致內閣首輔走馬燈似的換人。據《明史》記載，隆慶元年至萬曆元年的七年間，內閣首輔換了四位，幾乎二年一換。皇帝和內閣這兩個權力中樞的紊亂，導致的後果是國家機構臃腫，官僚玩忽職守，效率極其低下。「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筆紙的浪費。……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文件發下去，「從此匿跡銷聲，不見天日」（朱東潤《張居正大傳》）。時人不無憂憤地指出：「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凌夷。」在他們眼裡，政府機構的混亂和失控，已經比北宋更為嚴峻，「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

更讓張居正頭疼不已的，是千瘡百孔的財政和國防。社會上土地兼并十分嚴重，皇親國戚利用特權逃避稅收，國家稅源日漸枯竭，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私家日富，公家日貧」。隆慶五年（1571），全國財政總收入只有250萬兩，支出卻達到400多萬兩，而且開支還有增無減。當時的明王朝在邊防上，北方韃靼入侵，南方土司叛亂，東南倭寇騷擾，朝野洶洶。

(這是張居正為當時年僅10歲的萬曆皇帝所編著的教科書《帝鑒圖書》，每段故事先承一段簡短的史傳記載，再譯成當時通行的白話文，於文末提醒為政之方，通俗易懂。）

在改革之初，早有精心準備的張居正從整治政府機構著手，提出了考成法，為政的主要內容是「尊主權，課吏職，欣賞罰，一號令」。在經濟方面，在全國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一律按田畝核算賦稅，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在水利方面，重用治水專家潘季馴，把黃河水患變成了可資利用的資源，「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在軍事上，重用戚繼光和李成梁等名將，安定邊防。

張居正的改革歷時十年，其中的冷暖艱辛，別人無法想像和體味。但改革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明史·張居正傳論》中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在工作效率上，「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國家財政上，「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以下的一組數據，可以讓我們有更直觀的認識：萬曆五年戶部統計的全國錢糧數目，歲入達400餘萬兩，比隆慶時期每歲所入250餘萬兩，增長了70%多。財政收支相抵，每年還可以結餘近百萬兩。

然而，即使有這樣的政績，張居正也無法避免招致非議、指責甚至口誅筆伐。對張居正的是非功過，當時人就已經毀譽紛紛，即使在他權傾天下之時，反對他的聲音還是不絕如縷。而在後世，讚譽和責難也是如影相隨。

攻擊張居正的一大口實是他阿附宦官，勾結後宮。宦官是皇權制度下的派生物，是一種特殊的﹑干預國家政治的消極勢力。歷朝歷代對宦官干政都有嚴格限制。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祖制，「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明成祖打破這一祖制，此後隨著皇權的衰落，宦官的勢力日漸抬頭，英宗以後，宦官集團儼然可以與政府機構分庭抗禮。太監馮保「性貪」而「橫肆」，是神宗皇帝及其生母慈聖皇太后最為信任的人，正直的大臣多敬而遠之。而張居正則不然，他和馮保結盟，使其成為支持他改革的堅強後盾。《明史·張居正傳》說「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由保為之左右也」。其實，這正是張居正的曲線救國之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他懂得敷衍和遷就，只要能有利於自己的施政，無論用什麼樣的手段都可以。退一步說，如果張居正也和其他大臣一樣，對宦官持敵對立場，結果是明擺著的：他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哪來此後十年的首輔生涯，可以一展他的報國之志。

抨擊張居正的理由還有很多，玩弄權術，貪戀權位，急功近利，持法苛嚴，貪污腐敗，驕橫專斷，任人唯親……不一而足。這之中，不乏張居正性格中的一些弱點，如專斷、偏狹、喜奢華，講排場，好聽阿諛奉承之詞，從而授人以口實。但更多的，與他勇於任事、過分專註於他的改革事業有莫大關係。作為一個實幹的政治家，張居正十分清楚自己的政治目的，更明白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應採取什麼樣的手段！

張居正性格深沉不露，《明史》本傳說他「深沉有城府，莫能測也」。為了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穆宗時期即入閣之初，他隱忍謙抑，在徐階、高拱等首輔之間周旋，終於等到了首輔的位置。為了能夠坐穩這個位置，免去自己的後顧之憂，他又不惜自己的名節，阿附太監馮保，並通過他取得神宗皇帝的生母慈聖皇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萬曆五年（1577）正當改革推向經濟領域之際，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照明朝禮制，在職官員凡遇父母喪事，必須辭官守孝三年，叫做「丁憂」。如有特殊情況，經皇帝特批，可以繼續留任，稱為「奪情」。按照慣例，張居正也要丁憂三年。可改革正在關鍵時期，張居正一離任，就可能使形勢急轉。在奪情和丁憂的軒然大波，在反對者「忘親貪位」、「禽彘」的叫罵聲中，張居正忍受著喪父之痛，為了完成改革，毅然奪情繼續他的改革。

同樣，張居正也無情地打擊反對、阻礙或破壞改革進程的人，甚至皇室貴胄也不例外，如對於遼王朱憲火節，明朝開國功臣沐英的後代、黔國公沐朝弼，他也敢於打壓。對於不稱職的官員，張居正也是一律從嚴處置。他也因此樹立了不少政敵。所有的這一切，張居正都安然承受。因為對他來說，流俗是非不足畏，得失毀譽不足計，「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也」，重要的是能排除萬難，力行新政，「得失毀譽關頭，若不打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

張居正在改革初期就說過：「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治亂世用重典，張居正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不予自身求利益」的自我奉獻精神，把改革推向全國，並取得了顯著成效，使千瘡百孔的明朝社會肌體，又恢復了活力。

張居正也因此得到了一位人臣所能得到的無上榮耀：他生病，文武百官一同為他「齋醮」、祈禱；他的官銜，也與日俱升，從中極殿大學士，到左柱國，到太傅，直到太師；他的兩個兒子，也因為父蔭，相繼授官，一個做管理皇帝印璽的尚寶丞，一個做錦衣衛指揮僉事；他的母親，也由神宗皇帝特派司禮監太監接到京城，神宗皇帝和兩宮皇太后，對她賞賜優渥，慰諭他們母子，「幾用家人禮」。

一切似乎都很完滿。然而，造化弄人，張居正，這個曾經主宰大明王朝國運的人，竟然沒法掌控自己和家人的命運了。

明朝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正當盛年的張居正積勞成疾，撒手人寰，終年58歲。皇帝給了這位權臣無以復加的禮遇：輟朝數日，贈上柱國，賜謚文忠，諭祭九壇，敕令四品京官、錦衣衛指揮使、司禮監太監護送他的靈柩回江陵老家。

然而僅僅過了幾個月，張居正全心全意輔佐的神宗皇帝，突然變臉了，先是剝奪他的所有功名、誥命、賜謚，向天下昭告他的罪狀，並下令對張家滿門查抄。他的家人，有十多人活活餓死，他的長子張敬修受刑不過，上吊自殺了，其他的人，不是流放，就是逃亡。

更有甚者，他在位時任用的官員，或削職，或棄市，張居正耗盡心血推行的新政，一夜之間停息了。因人廢事，自古已然。大明王朝短短時間內就恢復了舊時的模樣，此後更是一瀉千里，無藥可救。

明神宗時期的改革，可謂是「成也張居正，敗也張居正」。張居正以其鐵血手腕，總攬大權，使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張居正總攬的大權，是明神宗的權。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張居正和明神宗，從一開始，便站在了勢不兩立的對立面，只是在神宗年幼時，矛盾沒有顯現出來，隨著神宗年齡和權力欲的增長，這一矛盾瘋長起來，最終以神宗痛快淋漓的復仇作了徹底了斷。

其實，張居正對自己的命運並非沒有預見，《萬曆野獲編》記載說他晚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卷九），但他以一己微弱之力，「卜以孤焰，耿耿於迅飆之中」，謀求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想救國家於危難之中。海瑞說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其實他只說對了一半，張居正是「工於謀國」，但他不是「拙於謀身」，而是「無暇謀身」或者說「不屑謀身」。否則，以他的智商和才能，若求自保，又有何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張居正一生的寫照吧！

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為張居正申冤。直至天啟二年（1622），距明朝滅亡也就22年，風雨飄搖的朝廷才想起張居正的大功，給他復原官，予祭葬，發還沒有變賣的家產。崇禎三年（1630），禮部侍郎羅喻義等人為張居正訴冤，崇禎皇帝交給部議以後，才給張居正二子恢復官蔭，並發還誥命。只是到了這一步，即便張居正復生，也是無可奈何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極力為他平反昭雪的人，竟然有當初被他廷杖致殘、天啟時任吏部尚書的鄒元標。張居正的一生，有不朽的功業，更有身後人亡政息的悲劇。惟其關係明王朝國運的悲劇，讓人在感嘆深思之餘，一遍又一遍地拷問歷史，拷問歷史深處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