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史研究對圖像史料的採集和運用（下）

06-16

二、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學界對圖像史料的採集、整理和出版

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留下豐富的圖像史料，但學術界對這些史料的再發現和系統採集工作卻是在文藝復興後興起的。彼時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開始關注羅馬的廢墟，並進行系統的文物考察、收集、記錄和搶救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把那些易損的古迹畫下來，作為圖像資料保存在書籍里供後世研究。從事這項工作的有博物學家、歷史學家、文物收藏家和藝術家等。

學者們採集的羅馬文物與遺迹的大量圖像資料是無法用古代謄抄方式保存的，只能藉助印刷出版方式存世。時代需求引發印刷業的突飛猛進。15世紀德國印刷術的革命為保存這些圖像資料創造了現實物質條件。於是，各種精心繪製的三維圖畫、平面圖、碑銘集等陸續刊印出版。

文藝復興也激發了西歐學界對希臘和東方的濃厚興趣，不僅使最古老的人文學科——古典學獲得重生，也奠定了東方學的基礎。劍橋和牛津相繼設立東方研究的教席。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基督教世界處於對立狀態。直至16世紀後期，東西方的商業交往才重新建立起來，歐洲前往東方的旅行家們也逐漸增多。他們遊歷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希臘和東方，搜集古物，繪製古迹，拓印古代浮雕和碑銘，積累了重要的圖像和銘文資料。

帕特農神廟西山牆浮雕素描，法國畫家雅克·卡雷繪

18世紀的雅典衛城殘破不堪，文物流失嚴重。擔任英國駐土耳其大使的厄爾金勛爵托馬斯·布魯斯深知帕特農神廟浮雕價值，呼籲英國政府實施搶救，未予採納，遂決定自費實施。依靠行賄雅典地方當局，厄爾金將神廟最有價值的浮雕運回英國，請藝術家全面復原。1816年，189塊帕特農浮雕最終賣給大英博物館收藏，進而成為今日帕特農神廟復原的重要圖像史料。

1798年5月，波拿巴·拿破崙率三萬法軍和眾多戰艦遠征埃及，隨軍帶來500名文職人員組成的龐大團隊，包括167名學者，測量和繪製古埃及文化遺迹，進行考古發掘，搜集和整理文物，從事科研工作。1802年，拿破崙下令刊印從埃及收集的文稿和圖畫。從1809年至1829年，歷經20年製版、編輯和印刷，出版《埃及志》凡20卷，包括9卷文獻，1捲圖版說明，10捲圖版集，收錄圖像逾3000幅，共894幅圖版，另加2卷附加圖冊和1卷地圖集。就在《埃及志》編纂期間，法國學者商博良釋讀象形文成功，催生了埃及學。

克諾索斯史前宮殿的鬥牛壁畫

伴隨著旅行家和古物學家對古典和東方文化古迹的測繪與調查，現代考古學也逐漸發展起來。希臘擺脫奧斯曼帝國統治獨立後，制定相關考古和文物保護法律，成立考古學會，歐美各國陸續在希臘建立考古學院，開始了系統全面的發掘工作。奧林匹亞、德爾菲、邁錫尼、克里特的發掘實踐使古典考古學這門新學科逐漸成熟，牛津大學也於1885年正式設立古典考古學教席。亞瑟·伊文思在發掘克里特島克諾索斯史前宮殿時，先後聘任三位建築師，用來繪製建築遺迹的各種平面圖、剖面圖和復原圖，還聘請了父子兩位瑞士畫師復原古代壁畫。他還利用陶器定年方法確定各建築層的相對年代並建立克里特文明的年代分期，同樣的方法也被應用於邁錫尼、特洛伊、派羅斯等遺址的年代分期上。從1921-1935年，伊文思陸續出版了四卷《克諾索斯的米諾斯王宮》，共3000多頁，3400多幅精美插圖，多為其建築師和畫師精心手繪的精美圖像，只是到了第四卷才大量使用攝影照片。

三、圖像史料在近代史學研究中的應用

19世紀史前考古拓展了歷史學的視野和研究領域。因史前文獻不存，考古實物與圖像成為主要史料。舊石器晚期的洞穴壁畫和雕刻，新石器時代的母神像等，都是史前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某些上古文明，由於文字未能釋讀成功，如義大利的伊達拉里亞文明和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只能依賴實物和圖像資料加以復原；某些古老文明，雖然文獻已能釋讀，如愛琴文明的線形文字B泥版，但充其量只是宮廷管理清單，不涉及歷史、外交和文學，對這些文明的解釋和復原也只能依靠實物和圖像資料；某些上古社會處於史前向文明過渡時期，文字尚處萌芽階段，缺乏詳細的文獻記載，對其歷史和社會的復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實物和圖像資料，如古埃及的零王朝、早王朝，希臘的幾何陶時代和兩河流域的烏魯克文化時期。然而，在這些主要依賴實物和圖像資料復原古史的領域，圖像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歷史文獻匱乏的條件下，僅靠圖像史料復原古史很不全面，在復原社會生活和文化方面還差強人意，在復原歷史進程方面則力不從心。而且，給「沒有釋文的畫冊」填補釋文，其主觀隨意性較大，常常停留在假說階段，無法得到其他可靠史料的確證。因而，文獻史料始終是歷史研究的主體，圖像史料具有補史證史功能，有時亦可直接當作史料，但畢竟無法替代文獻史料。

埃及底比斯內巴蒙墓壁畫《捕禽圖》，大英博物館藏

伊特魯里亞墓葬壁畫《狂歡者》，塔爾奎尼亞博物館藏

20世紀的新史學重視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研究，古代社會遺留的各種圖像成為極寶貴的史料來源，其中壁畫是最生動寫實的古代生活畫卷，多來自墓室牆壁，如古埃及和伊達拉里亞的墓室壁畫。還有陪葬用的各種陶俑和陶制模型，表現日常生活和勞動的各種場景，在古埃及墳墓中尤多。古希臘缺乏大型墓葬，除了馬其頓的王陵，類似壁畫極少，但古希臘留下極豐富的陶瓶畫，除了大量的神話題材，還表現社會各行各業的生產生活場景，因而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第一手寶貴資料，可以彌補文獻記載之不足。

綜上所述，西方史學對圖像史料的運用和批判具有先天優勢和悠久歷史，不僅因為西方史學的研究對象，即古典文明和東方諸文明遺留的圖像資料異常豐富，也是因為近代學者的不懈採集和積累，形成了圖像史料的龐大寶庫。因而，西方史學界，無論是藝術史還是歷史地理學，以及歷史研究的各個分科，都不可避免地使用圖像資料來補史證史，甚至主要依靠圖像史料來複原史前歷史文化。20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對圖像的利用逐漸上升到理論的層面，也激發了我國史學界探索圖像史學，創建新學科理論體系的熱情。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