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儒學第三期的三十年 （一）

話題緣起

　　黃萬盛（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

　　歡迎各位參加由哈佛燕京學社主辦的「儒學第三期的三十年：回顧與展望」討論會，感謝《開放時代》、《中國哲學史》和我們協辦這次會議。

　　我先介紹一下召開這次討論的初衷，這是杜維明教授和我多次商談的意見。從文革結束至今差不多三十年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儒家學說的命運也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被批判清算的對象到重新發掘價值的傳統資源，這期間有豐富的學術教訓和經驗值得總結。當然，也有很多重要的學術成果需要進一步梳理保存。尤其是今天，儒家學說的發展條件雖然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面對的問題可能更加嚴峻棘手。按照杜維明先生的觀點，儒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看作這樣幾個基本階段，首先是山東曲阜的地方經驗，然後成為中國的地方經驗，再其後成為亞洲的經驗，現在它的真正考驗是能不能和如何成為世界的普遍經驗。任何一種人類的普遍經驗、普遍價值，一開始都是地方經驗，是在長期的發展中，不斷突破跨越地方局限的問題意識，建立它的普世性。現在，儒家面對的問題意識決不僅僅局限在中國了，它已經迎來了學術思想發展最重要的歷史時刻，是考驗和展現儒家普世價值的時代，也是我們的使命。

　　大約三十年以前，杜維明先生回國講學提到新儒家的發展，在學術界形成強烈的迴響和衝擊，雖然有很多資疑和反對的聲音，但是，的確把重新認識儒家文化的課題嚴肅地展現了。當時，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國內也有很多非常積極和重要的反思。龐朴先生寫了《中庸平議》，一改「中庸之道」的惡俗面目，把儒家「中庸」的積極價值重提出來。李澤厚先生髮表了一篇非常有影響的文章，叫《孔子再評價》，讓大家直面孔孟之道的問題。從五四到1949年再到文革，孔孟之道一直是批判的對象，這些努力很快形成了一種新的氣象，使孔孟之道從批判的對象轉變為研究和學習的對象。以後就是結合個人的研究，協調國內的學術力量，有計劃地開展一些比較有規模的研究工作，這方面的努力也出現了。朱維錚先生和龐朴先生在上海合作出版文化史的叢書，對整個中國文化回到我們學術研究的視野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王元化先生和我合作在上海搞了一個比較文化的研究中心；湯一介先生很快就在北大成立中國文化書院。以後我們又大概有兩次會，一次是在深圳開文化的協調會議，當時Fred Wickman和杜維明這些人都參加了，後來一次在杭州。還有方克立先生主持了海外新儒家的研究課題，對推動系統地研究當代海外儒家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轉眼之間三十年過去了，這個豐富而比較長的時段我們有一些可以回顧和總結的東西。大家可以就自己的學術研究來談一談，過去這些年我們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收穫，重點看一看整個儒家研究當中基本的困難、最主要的學術課題，還有哪些需要進一步努力發掘的。儒家作為一個學術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的關係從來非常有機、緊密，現在在這個向度上也出現一些新的情況，比如蔣慶的「政治儒學」、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缺失、于丹這些學者也開始講孔子、儒家，等等。這都是一些新的現象，是我們沒有料到的。所有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關於「儒學第三期」

　　陳來（北京大學哲學系）：

　　杜維明先生是1978年來的，來了一個月。1980年又來了一年差不多，1983年又來了一次，那是來參加湯用彤先生的那個會，當時李澤厚先生也在，後來有《燕園論學集》發布。然後就是1985年了，之後幾年來的比較頻繁了。1989年以後到1994、1995年有一個間隙。我第一次見他是在1980年北京市哲學會，是他做報告。一直到1985年，其實這一段他沒講什麼新儒家，沒講牟宗三、也沒講唐君毅，我們現在稱之為現代新儒學、港台新儒學的那一套東西並沒有講。1980年他講的是《道學政》。

　　到了1983年來，他給的論文是講體知，收入《燕園論學集》里。1985年，他講的是「儒家哲學」，在北大開的課。1985年開始就有文化熱了，這個時候他主要討論的是文化問題。如果說他前兩次來是討論中國哲學，那麼他這一次來就是講的儒家文化和現代化的問題、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問題。所以我想，如果你講當代新儒家，也就是港台的當代新儒家，這個研究跟杜維明先生的關係是什麼？這個還要澄清一下：其實並不是因為有了杜先生來，傳播了新儒家這些思想，我們才開始研究這些港台新儒家的。「第三期」是1985年開始講了，這個「第三期」發展和文化討論有關係。他在1985年講的主要是針對當時的文化熱，儒學第三期的意思就是儒學仍有當代意義，仍然可以進行現代轉化，如果沒有現代轉化、沒有現代意義就沒有第三期了，所以更多介入的是文化。文化的討論我覺得杜先生的功勞是不小的。功勞在什麼地方呢？就是整個八十年代以來，龐朴先生七十年代末也寫了孔子的文章，李澤厚先生七十年代末也寫了孔子的文章，但是發表都是在八十年代。但是在這個過去以後，特別是到了1982、1983年以後，由於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思潮的變化，基本上來講有點像五四那個時代思潮的動向，就是對傳統進行批評批判。我那個時候思想也是這樣。那是現代化動員的時代，大家都有啟蒙的意識在裡面。

　　那時沒有一個可以代表儒學的聲音，我們本土沒有一個儒學發出的聲音。梁漱溟先生那時已經不管這些事了。杜先生的功績在於把海外、包括英語學界對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關係、所謂儒家人文主義的各個側面等等帶進來，作為當時文化熱討論裡面的幾大熱點之一，使討論更加多元化了，不僅僅都是反傳統的，而多了一個傳統的聲音。這個聲音從當時到九十年代一直到現在，了解的人越來越多了。

　　所以，杜維明先生的功績，並不是把新儒學、特別是牟宗三他們的東西帶進來，擴大牟宗三的影響。他更多是把儒家文化的現代轉化和現代意義，和外部世界討論的豐富性帶進來，使我們的視野開闊多了。當然，不等於他當時講了就有很多人同意，他講的恰恰是很多人都反對的。年輕學者像楊念群、陳維德都寫了文章，當然還有李先生和朱先生他們。我記得當時黃克劍也在《讀書》寫了文章，基本是對杜的觀點的否定。當然更不用說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了。但我認為杜先生有一點是不錯的，他始終是以非常開放的態度。這個我覺得是不太容易的。他始終有開放的態度來和別人交換意見互相溝通。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你要碰到台灣其他的新儒家，恐怕就很難這樣溝通了。另外，杜先生他本身雖然是新儒家，不同意五四的觀點，但是他對五四有同情的了解。他當時有一個講法，說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五四的繼承人，而且他也經常批判所謂「封建遺毒」。這方面我覺得他非常開放，不是純粹一個保守的、原教旨主義的人。

　　至於儒學第三期，我們知道杜先生有兩個講法，一是順著牟宗三講，就是從先秦、宋明到現代；一是從中國、到東亞、到世界。可是「新儒學」這個概念，我們講到「新儒學」、「新儒家」的時候，杜先生講的還是在熊十力、牟宗三的這樣一個系統裡面，這個線索下面的概念。所以杜先生新儒學的概念、新儒家的概念，沒有他儒學第三期的概念那麼廣。這個問題我想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比如李先生他也講荀子呀、馬克思呀等等，就是新儒學、新儒家這個概念本身也是很豐富的。所以，如果我們脫開香港或者台灣的角度來看整個中國儒學當代和未來的發展，一定是非常豐富的，絕對不可能是熊十力、牟宗三的一枝獨秀。所以如果我們說新儒學在中國不僅受到研究，將來它本身有所發展，這個發展一定是超越所謂心學的系統的，是非常豐富的。

　　朱維錚（復旦大學歷史系）：

　　我和杜維明打交道非常早，特別是從1981年他第一次到上海，然後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他在上海的所有活動都是我主持的。當然我從來沒有同意過他的觀點，不過我以為有一點好處，就是現在的幾個所謂新儒家跑到上海都會來找我。成中英算不算我不知道，我最聽不懂他的話，我也最不佩服他的意見。劉述先跟我也很熟悉，但是劉述先是進攻型非常的強。我幾次請他到上海開會，只要有一點不同意見，他就給你毫不客氣地駁斥。不過我很欣賞他這個性格。不同意就爭論，那也很好。至於杜維明，陳來剛才說1985年他才講第三期，但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請他到上海去作報告的時候他已經在講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當然花了很大的力氣才能夠搞清楚。當時大概是1983年第一次在復旦搞了一次中國文化座談會，1986年我又在上海組織了一次國際性的中國傳統文化研討會。即使假定杜維明不是在國內首次提出來複興儒學的人，他也是把原先大家的一些意見推到桌面上來的這樣一個人物。在這以前發表了一些關於儒學、孔子的文章，這當然都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但是在那種氣氛之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種氣氛底下，就很難講能夠公開地談論這些問題。

　　杜維明是開放性的，他比較能夠聽不同的意見。也不是像那樣一種，像成中英，我總是給他弄得糊裡糊塗的。他講的東西，那一套分析哲學什麼的，我極端地不感興趣。因為我是搞歷史的，你給我講什麼太抽象的東西我就很討厭。杜維明倒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功勞，他在八十年代把我們國內關於儒學的討論推向公開化。還有一個，他能夠比較心平氣和地爭論，不是那種非常大的批判性的態度，這就是為什麼雖然我不同意他的意見，但是我一直與他進行合作的原因之一。

　　所謂儒學第三期不第三期，我根本就認為，從清朝末年以後就根本沒有儒學。我現在最不喜歡的就是我們大家在那裡討論什麼國學啊、什麼儒學啊，一哄而起都在那裡弄。起碼你從歷史上要說清楚一點，國學不是國貨，是日貨。第一個講「國學」的是從日本人那邊搞來的。「國粹」也不是國貨，也是日貨，也是從日本人那裡搞來的。如果講自己有一點發明，那就是章太炎講的「國故」。1901年，在講「國學」的時候黃遵憲就指出來了，這個不是中國的東西，這是日本的東西。中國從來沒有自己講過「國學」。那麼「國粹」呢？「國粹」開始講的時候，黃遵憲也已經講過了，「國粹」不是中國的東西，也是日本的。那麼我在想，我最近還講了一下，當年吳汝倫1902年跑到日本去，一大群日本人怎麼在那裡跟他談中國要不要搞國學呀中國要不要保存國粹呀，這樣一些問題。我覺得我們現在一些人都是混講。最近我在上海做了一次演講我就在那裡問：你講國學你講的是哪一國？你講的肯定不是現在的中國。因為在歷史上只有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我們才講到中國。現在有人講「宋學」，我老問他：你知道北宋只佔中國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嗎？你知道中國的南宋佔中國的土地不過就是五分之一嗎？那麼其它的那些你都不算中國？你如果特彆強調國學，國學只是漢人之學，又只是儒學，又只是宋朝以後的一套東西，那麼我想起來，你這跟陳水扁的「去中國化」相呼應。所以現在我們要講「新儒學」，我以為也要給它下一個定義。杜維明推廣新儒學，功勞是有的，但是他基本上是失敗的，他沒有把那一套東西變成大家真正很好地研究的一個對象。談論的對象是有了，但是它不是一個研究的對象。

　　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我不大讚同「儒學第三期」這個說法。我的講法是「四期」。我說「第四期」，就是牟宗三杜維明他們說的儒學第三期可以作為儒學世系裡面的一個流派，也僅僅是一個流派。儒學第四期可以有很多流派。我在1999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叫《說儒學四期》。我認為我是四期，是不承認這第三期的。因為第三期很清楚，第三期就是說孔孟是第一期，宋儒是第二期，然後熊梁牟是第三期。我在那篇文章《說儒學四期》里很明確地針對杜維明先生，點了杜維明先生的名。因為杜維明先生說過，你分十期也可以。我想這不是一個分第幾期的問題，這是怎麼樣看待儒學的問題。我分四期，孔孟荀是第一期，他們遵循的主要課題是禮樂；第二期是以董仲舒為首的漢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這是《漢書》裡面給董仲舒下的定義，他的核心是天人。有人把他給撇開了，像勞思光，他認為董仲舒不算儒家。《漢書》里說他是「儒者宗」，都尊他為宗了，那怎麼能撇開呢？如果講陰陽、講天人合一就是不對，那這個講法今天還在講，影響之大並不下於宋儒啊。儘管陰陽並不一定是儒家本來的東西，但是拉進來做了它的骨幹，我覺得很了不起。這就是漢儒的氣派，把陰陽家一下子就拉進來作為建構體系的骨幹。那是了不起的，所以漢儒絕對不能忽視。「新儒學」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把這個去掉，宋儒當然沒有問題了，它的主題是心性。

　　現在是第四期，現在第四期的主題是什麼？這需要大家去尋找。我的看法是「情慾」，但是這個我沒有說過，也沒有寫過文章。但是我認為這個主題應該是開放的。因此如果對儒學持「三期」之說，那就只是一種內聖之學，就是遵循它的宗教性的方面。這方面我覺得牟宗三先生做了很多功夫，所以我對牟宗三先生的工作是加以肯定的，認為這個是做得比較深的，超過前人的話題。但是我在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現在收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里的那篇文章裡面，講現代新儒家的，那是比較早一點的文章，1987年出版的，我就說從理論上看恐怕就到此為止了，以後很難開拓起來。現在過了二十年，我孤陋寡聞很多書也沒看，我就不知道這二十年來新儒家還開出了什麼重要的成果超過牟宗三的。我不知道，假使有人告訴我，我會很願意去拜讀。不過我沒有感覺到什麼，那就不幸言中，我這個話是二十年前講的，回去查，題目是《略論現代新儒家》。

　　因此，我對這個「三代」說也表示懷疑。老實說，從整個體系來說，我把現代新儒家說成是「新宋明理學」。牟宗三講得很清楚嘛，熊十力講得很清楚嘛，繼承的就是陸象山王陽明嘛。馮友蘭我也把他算一個，他繼承程朱講嘛。這個當然牟宗三先生更清楚，他是劉宗周，也是王學嘛，心學的一派。從整個的理論水平或者深度上，沒有大大的超過宋儒。所以張君勱說，單以Neo-Confucianism翻譯宋儒，那麼Modern-Confucianism就恰恰是「現代宋明理學」。這是我的看法，這個也是二十年前提出來的。它撇掉了外王的東西，假設把儒僅僅看作這個東西，那只有向宗教方面發展，我認為這不是儒學的全部。我常常講儒學如果僅僅只有這條線，或者說僅僅只有孟子，後來或者有人講道家的，有人講老子怎麼高莊子怎麼高，我想假設這個東西，中國早沒了。所以我在八十年代就很重視荀子下來那條線索。包括《郭店竹簡》，現在很多人就說思孟學派，我也表示懷疑。裡面有些東西跟《禮記》很接近，《禮記》我認為是和《荀子》比較接近的。我在1985年那本書里說過：沒有荀子就沒有漢儒，沒有漢儒就沒有中國文化。把漢代撇掉，而僅僅剩下這個線索，我覺得既沒有從歷史上概括出儒學全部的面目，或者說更為重要的方面的面目，而且對現代也不利。現代要發展的不僅僅是宗教性方面，它可以作為儒學四期的一個方向、一個流派，那是可以的，但是應不應該有別的？那也是可以的。

　　當然我也完全不同意甚至非常厭惡蔣慶搞的所謂「政治儒學」。我看過他的《公羊學概論》，很早以前，他裡面講「儒學是種信念」，我覺得「信念」，這就沒法跟他討論了。他假設天圓地方，他相信地球是方的，為什麼？因為中國古人說天圓地方，這還怎麼跟他辯論呢？我非常討厭搞什麼儒教啊、祭拜啊什麼的。所以我是反對《甲申文化宣言》的。儘管在座的都沒有參加，很多名流都參加了，杜維明先生參加了。那大講文化相對主義。這是一種國際時髦，文化多元相對主義，沒有一個普遍性的。像我們講黑格爾，那麼一個高明的哲學家，他那一套東西最後是什麼——普魯士王國是倫理的最高境地。康德強調的是永久和平，你現在看誰對？文化相對主義強調的是一種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可以不顧普遍性的特殊性。好像什麼都是中國可以自己搞一套出來的。我是懷疑這個東西的，我認為這個東西帶有一定的危險性。各種民粹主義國粹主義的東西我是非常警惕的。特別是在國家強大的時候，就是要走向未來。因為中國現在在經濟上已經開始走了嘛。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思想家、搞儒學的應該怎麼個搞法，值得好好考慮一下。當然大家知道我不是只講普遍不講特殊，我恰恰是講特殊講得多的。所以我以前的學生，劉東，我都跟他斷交十五年了，沒有來往了。他就嘲笑我，說錢鍾書講什麼都是相同的，你講什麼都是不同的。這一點就證明我不是只講普遍性，我是講特殊性的，但是我提醒一下，現在應該注意普遍性的問題。我們應該怎麼樣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不是趕國際時髦，今天利奧·施特勞斯來了紅了，明天施米特紅了，跟著講。文化相對主義來了，多元文化主義來了，這是不對的，所以我說要回到康德。而剛才講的，黑格爾哲學這些毛病在哪裡？就在純粹思辨，所以一定要關注到現實。

　　我講這個「儒學第三期」就是應在儒學第四期中間想方設法創造出新的東西出來。開玩笑說，我希望你們和劉小楓合作。劉小楓不想搞個漢語神學嗎？既然神學又是漢語的應該不同一點。你們可以定名叫「三期學派」，我剛才講是追求宗教性方向的。這個宗教性方向能不能搞出一些東西出來。這方面我覺得可以跟劉小楓對話。我們需要這方面的東西。不是講道德崩潰呀、信仰喪失呀，這個到底能搞出一些什麼東西？我們需要原創性的東西，不要做洋奴，也不要你國粹。怎麼樣來走出一個自己的路，帶有創造性的一條路。這就是我寄厚望於「三期學派」的，請幫我轉告杜維明先生。

　　張志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關於儒學第三期發展，我們要有一個雙重置入：第一個是我們怎樣把儒學的問題放到儒學內部來討論，第二個是怎麼樣把儒學放到當代思想史的脈絡裡面來看待，我們把儒學作為中國這三十年的思想發展裡面非常重要的一支，它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對這個問題我們要進行檢討。同時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檢討裡面我們對三期發展的提法就可能有一個重審，這個重審在我看來就是這個三期發展裡面可能忽略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第一個環節就是明清思想史，特別是清代、明末以來儒學發展史的定位問題。如果忽略了明末清初以來儒學思想史的發展，就有可能忽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如何在中國思想史的內部追根溯源，也就沒有辦法來理解道德形而上學這樣一種心性論的現代新儒家到底是在怎麼樣的語境里產生出來的。所以，應該從明清思想史發展的主題和線索來理解現代新儒家的發展，同時來理解這個發展所形成的現代心性論在三十年來的大陸的發展裡面到底起了一個什麼作用。第二個環節，儒學問題是一個中國內部的問題，只有它成為中國的內部問題的同時它才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它只有幫助我們當下中國人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出路、處境的時候，它才可能是對世界有貢獻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現成的，這就涉及到我們怎麼從歷史傳統裡面把儒學的價值尋找到。

儒學不是宗教

　　牟鍾鑒（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

　　改革開放既開放了中國的國門，也開放了對傳統文化的研究。這麼大的一個文化，幾千年有這麼深厚的積累，它的問題很多。但是不能用簡單的方法去取消它，這是不行的，你得消化。你得正面去對待它，特別是儒家的思想，很複雜的一個體系，影響那麼深。儒家給中國社會給中國歷史帶來什麼？全是消極的嗎？或者全是積極的嗎？這個很複雜，不是一句話能說完的。

　　我不怕尊孔，尊孔讀經是什麼罪名嗎？老師都要尊重，第一個老師要尊敬一點這就大逆不道嗎？讀經可以讀啊，看用什麼方式讀。經過這三十年，儒學的研究和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就是說一種文化一種學說，它的內涵很豐富，有有價值的東西，你想消滅都消滅不了。就像孔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你得給他一個合理的定位，他才能繼續下去。你把他捧成神，也不能持久，所以我也不贊成搞一個宗教化的儒學。這不是儒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儘管在我們周邊地區，有很多儒教。儒學的宗教性是有的，這肯定是有的，所以我歷來認為儒學是人學，東方倫理學的人學，要朝這個方向發展。你要把它宗教化，當然這有人搞，你也不要去消滅不要去打擊它。我覺得儒學的宗教化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容易被扭曲。另外一個很大的弊病就是落實到人，落實到教會組織，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李澤厚：

　　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出像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這樣的宗教？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在美國上課的時候一個美國學生問我：你們中國人沒有上帝，怎麼還能生存那麼久？這問題提的非常好，這問題已經提過了十多年，我始終記得。中國為什麼始終是多神的？我就講中國的禮教代替了這個東西。所以禮教不簡單，它是世俗生活的規範。它有它的神聖性，這神聖性來自哪裡呢？所以在中國你要搞一個孔教恰恰不符合儒家精神。儒家的精神就是你拜祖宗天地，你信什麼教都可以。這是儒家很了不起的地方。你信基督也可以，信佛教也可以。這個是值得考慮的。我覺得「儒學三期」，就是作為一個學派，可以向宗教性方面的探求更加深入，但是不要搞成一個「儒教」。

　　朱維錚：

　　我們不能否定儒家的排他性，儒學其實有很強的排他性。將儒學當作宗教，或者純粹的哲學，我都不贊成。我以為，第一，你要把從孔子以來一直到現在的基本的中國歷史搞清楚，不然那就是混講。比如牟宗三，牟宗三的《歷史哲學》恰好是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錯誤，到現在為止沒有人給他好好駁斥過，實在是這些人反歷史非常厲害。（牟鍾鑒：哲學家的角度和歷史學家的角度是有不同。）不是角度的問題。起碼的時、地、人、事要搞清楚吧？不管你是哲學家你是什麼家。如果不涉及到中國歷史那是你的事，如果涉及到中國歷史，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你要搞清楚吧？你這個搞不清楚你來講什麼儒學史？所以我從來不講儒學史，我只講經學史。我還是講一個老觀點：我以為你要講中國的學說，不講則已，你要講你就要先弄清楚它是什麼。你連是什麼都不清楚你就在那裡大發議論，說中國將來怎麼怎麼樣，這怎麼行呢？現在你看我們那些由國務院的漢語辦出面搞的什麼孔子學院，我把它叫作「挾持孔子週遊世界」，而且強迫他去充當，去教那些他自己也不懂的所謂漢文、漢語。如果你還要尊敬一點，說孔子對我們的文化有貢獻，你做這個樣子不是糟蹋他嗎？

港台的經驗

　　陳祖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

　　我的專業是政治哲學，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是研究政治哲學，主要是英美的政治哲學，由亞里士多德到當代西方的自由主義。過去的十年中我開始想一些儒家的政治哲學方面的問題。我主要的方法和目的用英文講就是一個「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就是哲學上的重構。研究古代的思想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目的，有一個用英文講就是「classical scholarship」，古典的信念的研究，中文系裡面歷史系裡面歷史思想史方面的角度。我不是採取這個角度，但是這個角度是很重要的，我要多多學習。我的角度就是問一些古代傳統可能沒有問的一些現代的問題，比如說全世界現在重要的政治問題是哪些問題，自由、人權、平等、社會公正、寬容、宗教自由、社會福利、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政治權威的基礎，這一系列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我就問儒家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看法，有哪些是他有明明白白說出來的，有哪些是他沒有說過需要推出來的。我過去十年就是每一個問題都一步一步的做，以前寫過一些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社會福利、社會公正的一系列的文章，方法就是這樣，我首先問這個概念是怎樣定義，但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我是盡量採取一個比較公正的中立的方法。比如說民主、社會公正是什麼意思，然後就問儒家怎麼看這個概念這個課題。但這裡就要很小心去做很多解釋的工作。如果這個是儒家最可能的看法，我就問這個看法有沒有道理，在今天什麼是不能再繼續的地方，什麼是重要的地方，在這方面是一個嚴格的政治哲學思維。不是要站在任何一個立場去判斷，而是要考察西方的觀點是怎麼樣，這一個觀點和儒家的觀點比較哪一個比較好，然後提出一個有儒家內涵但不完全是跟古典儒家的觀點一樣，在哲學上有說服力的觀點。最後就想將每一個部分總結起來看看它是一個矛盾的系統還是一個一致的系統。但是最後這個東西是不是儒家我覺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系統能不能在世界的哲學的範圍裡面站得住腳能夠有說服力。這就是我的興趣所在，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去。謝謝各位！

　　江宜樺（台灣大學歷史系）：

　　我先講一下台灣的情況。台灣從1949年蔣介石過去以後基本上並不反孔。因為大陸在建國不久文革後就開始反孔，台灣的統治當局為了表示自己是反共，所以就反其道而行，要去尊孔。尊孔的方法是用非常政治性的方式去做，就是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協會等等，然後讓孔德成當大成至聖先師奉侍官等等。用表面上的方式表示台灣那邊是一個自由社會，跟大陸不一樣，大陸批孔我們這邊尊孔。雖然它做的是一個很政治性的事情，但是它的影響是很大的，那就是從小學生開始到大學生一直都在接受以《四書》為主的經典的東西。我們高中的時候都要念《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它是把《四書》最基本的東西挑出來，要求每個高中生都要念都要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中期，如果沒記錯的話，那個原始的教材才被一本東西取代，就是陳立夫的《四書道貫》。那是一個很不幸的發展，因為那是用一個人的解釋去取代原典的體會。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以後情勢有一個更大的改變，台灣的本土化開始出現，所謂本土化就是越來越認同台灣，越來越相對的不把中國舊有的文化當作自己認同的一部分。當然我只是說有這樣一種傾向出現，不是說一夜之間整個社會都變得比較反中國。九十年代以後主要是因為本土化和民主化的發展，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人們就說中學生要念的東西已經太多了，所以就不要再去背那麼多國學的東西，把那一部分給切掉了。切掉以後，據我的觀察，十幾年下來影響是蠻大的。因為現在我們跟我們教的大學生對話時，發現已經沒有那個共同的文化傳承的語言。我們這個準備是有的，但是現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是比較沒有的。對他們來說，國學的儒學的東西是陌生的，雖然他們並不一定會對它們有敵意。

　　這是一般社會的情況，在學術界裡面研究所謂的國學和儒學，大概有幾個主要的方向。牟宗三的弟子形成的，我們稱為「牟門」是比較團結、比較有特色的，可是他們並不是說掌握整個台灣的國學或儒學研究。錢穆先生零星有一些學生在不同的學校，他們對錢穆先生的解釋也是非常忠誠的。

　　杜維明先生從八十年代以後也陸續到過台灣幾次，就像到中國大陸一樣，宣傳儒學第三期。我個人也不是很贊成儒學第三期的概念，我覺得在台灣他這個儒學第三期的講法影響也並不是太大，並沒有多少學者真正在這方面成為杜先生的信徒，這樣的觀點並沒有在台灣的學界獲得肯定。台灣的中文學界和歷史學界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看重儒學。像剛才朱先生所說，如果歷史都搞不清楚，談這些都是空的。我在台大歷史系一個朋友就完全是這個觀點。一方面台大歷史系有黃俊傑先生一直在做東亞儒學的研究，找了不同地方的人，包括我在內也在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根本不承認有儒學，從歷史的角度講根本不承認有儒學。這裡是有一些雜音的。因此就整個學界的情況來講，可能不像大陸這樣這幾年對國學特別是儒學這樣一個龐大的資產給以那麼大的興趣。

　　我們怎麼看待儒學的未來或者說儒家的未來？我覺得首先要從處境做一個分析或者說判斷。我們並不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談這個問題，也不是在明末清初談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是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談這個問題。那現代的處境是什麼呢？相對以前來講，我覺得如果要振興中國思想文化傳統，我們所面對的一個基本格局是現在是一個多元價值體系的存在已經被確認的事實。我的意思是說，傳統的儒家思想大可以以中華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四邊都是蠻夷這樣一個文化優越性的概念來處理很多問題，但是經過清朝的一些振蕩到現在，大家知道已經不可能再維持這樣一個思考的框架，而必須要承認，歐洲那個猶太教基督教的傳統是有它的特色的，南亞大陸的印度教也是有它的特色的，還有像伊斯蘭，它們都有很豐富的內涵。那麼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只是世界多元價值體系中的一種。用這樣一種態度去和其他價值體系接觸，先不要講什麼競爭、同化等等。這是一個必須要認識到的，就是儒家有一些認識的框架必須要改變。

　　第二個問題是目前的中國，更不用說幾十年前的台灣，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西方現代性的擴展。作為它的一個被動的接受者，所必須要應對的策略。所謂西方的現代性，modernity，大家並不陌生，它指的就是說在政治組織的建制上是不是要認真考慮所謂民主體制的問題。而這個民主體制並不一定意味著是美國的總統制或英國的內閣制，而是說傳統的儒家並沒有一個讓人民統治的傳統。它有很好的愛民、惠民、養民、為民父母的傳統，但它並沒有一個讓人民自己來統治的傳統。可是我覺得現在大陸沒有辦法完全迴避這個問題，就算不想面對民主這個觀念，也還是要處理日益具有自主意識的社會的形成，統治權力應該如何安排的問題。這只是整個現代性里偏政治的一環。經濟那一環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從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進來，你很難講這個是傳統中國的思想本來就包含的，所以我想第二個要判斷的事實是西方現代性的擴展之下儒家要提出什麼應對之道。

　　第三個要判斷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以馬列主義作為指導原則，過去二十年來可以看到過於正統的意識形態逐漸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但是我覺得一個大的國家或歷史上大的帝國，它多少是有一個指導性的思想。它不一定要用意識形態的形式提出來，不一定要像民國初年孫中山講三民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化。可是以中國來講，它過去也許大部分的時候是以儒家國家教化的方式來進行統治。那麼現在在正統意識形態已經慢慢失去作用的時候，很多人寄望於儒家應該取代這個東西。可是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很弔詭的問題，就是儒教化是不是一個出路的問題。我前一段時間讀了蔣慶先生的東西，我也不是很同意。那個做法以前是有一些知識分子嘗試過，但幾乎是註定要失敗的，沒有辦法用這樣的方式做。可是在另外一方面，這和我自己訓練的背景有關，就是從西方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所謂廣義的宗教或信仰和政治體制的關係，我可以很明確地跟大家講，沒有一種堅固的政治體系不是建立在某一種信仰上面的。這裡的信仰不一定要制度化宗教，所以像在西方所謂共和主義的傳統裡面是明白的講要有civil religion，也就是公民宗教。像羅馬就是有羅馬的宗教，類似這樣的一個做法。但是即使在自由主義這樣一種號稱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沒有人否認過基督教其實是它背後一個隱性的意識形態。所以亨廷頓在他的文明衝突論裡面特別去講歐洲與美國要團結起來，要堅定他們與基督教和希臘羅馬一路傳下來的傳統。因為這個是他們用來彰顯他們和其他文化不同的重要的根源。在那個廣義的意義下，儒家不是要變成一種宗教被崇拜、被信仰、被風光等等，而是怎麼樣讓他變成一種既深入到社會各階層裡面可是又不會與其他本土和外來的幾種宗教陷入你死我活、有我無你的對抗。謝謝各位！

[未完，後文見儒學第三期的三十年 （二）]

　　（錄音整理：陳　冀）

《開放時代》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