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代中國重新認識梁啟超（上）

從當代中國重新認識梁啟超（上）作者:政右經左 標籤：社會2011-02-18 19:37 星期五 晴作者：秦 永 敏 　　　　1895年，北京發生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最後一次，也是近代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政治運動，這就是以「公車上書」名傳青史、反對清朝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請願大行動。梁啟超這位中國社會從農業向工商業文明轉型的重要倡導人，正是在這場運動中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　　　　隨後，梁啟超協助恩師康有為開展了一系列維新變法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直到參與領導百日維新，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後，更成為中國「言論界之驕子」，對構築中國工商業文明的思想基礎起到了無與倫比的巨大作用。可是，由於他在政治上接二連三的失敗——先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是死戰革命黨失敗，接著是附袁、附段一敗再敗，乃至最後不得不退出政界專門從事學術工作——中國的政治學界似乎普遍把他當做不足為訓的角色，把他的政治學說、政治見解當作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至於他的政敵，今天海峽兩岸的執政黨，對他更是貶斥有加乃至不屑一顧。　　　　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民主運動參與者，筆者對梁啟超的政治見解卻十分感服。無須解釋，在思想探索者眼中是不存在什麼權威偶像的。然而，當我們今天重新審度梁啟超的許多思想時，卻不能不驚異於他非凡的歷史洞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二十世紀近百年的曲折歷史，早在1906年就已被梁啟超清楚地預見到了，不僅如此，自那時起，直到離開人世，他全部政治活動的直接目的正是要使中國避免走上革命、戰亂、割據導致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以及「窩裡斗」引起的外國入侵，只不過面對瘋狂的激進主義浪潮和走向全面失序的歷史迴流，他雖有心力挽狂瀾，卻實在無力扭轉乾坤，終於只有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慘禍從可怕的預言變成悲慘的現實。　　　　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自然科學界尚能適時重新肯定被埋沒的傑出先知，政治領域卻很難擺脫「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強盜邏輯，這樣，偉大的悲劇人物通常是無法得到應有的公正對待的。　　　　筆者重評梁啟超，絕非對他個人獨加青眼，也不僅僅是要向世人說明他的英明預見和理論上本可避免的中國二十世紀的政治歷史悲劇，更重要的原因，是梁啟超的政治學說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其政治眼光在今天仍然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質言之，筆者是從今日中國的民主運動角度來看梁啟超，也自然要借鑒梁啟超式的眼光對當前的政局和民主運動加以評說。　　　　一、從梁啟超的激進談起　　　　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就一直為激進主義思潮左右，梁啟超卻站在它的對立面，作為保守主義的代表著稱於世。今天，激進主義給中國帶來的禍患已為人們廣泛認識。然而，激進主義泛濫導致中國幾十年革命戰亂的必然性，卻恰恰可以從作為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梁啟超身上得到證明。　　　　這裡，我們不妨引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時，於1901年所作《擬討專制政體檄》中一段慷慨激昂的陳詞為證。「起起起！我同胞諸君！起起起，我新中國之青年！我輩實不可復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我輩實不復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願與之共生，我寧顧與之偕亡！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專制政體之在今日，有百害於我而無一利！我輩若猶靦然恭然，與之並立於天地，上之無以對我祖宗，中之無以對我自己，下之無以對我子孫。我輩今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後朝食。壯行何畏，師出有名，奚聲其罪，布告天下，咸使聞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二，《自由書》、《擬討專制政體檄》）　　　　世界在工商業文明的號角聲中向現代化的康庄大道突飛猛進，中國卻在專制主義的鐵蹄下痛苦呻吟，中國與世界的反差愈大，覺醒的中國人悲憤就愈為強烈，行事就愈為衝動，特別是那些生理上年少氣盛，知識上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些洋「主義」的年青人，總以為自己找到了救世良方，儘管他們互相對立，卻都以為只要服下之自己開列的一服猛劑，中國社會就會立即起死回生，返老還童。大家赤子之心固然可欽可佩，其結果卻是把破壞性的因素通過他們向社會上放大百倍以後造成社會的全面失序。梁啟超雖是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戊戌變法慘遭扼殺，譚翮同等維新志士暴屍在銜頭，自己則九死一生逃亡國外的情況下，一度也表現出了不可遏止的激進主義情緒，說什麼對專制制度可「滅此朝食」，而忘記了專制主義制度下的民眾不作「順民」就作「暴民」，若非經過一定的學習和訓練，絕不會自動成為法治之下負責任的公民。　　　　既然連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愚昧的專制勢力迫害下也難免有過激情緒，自此以後的幾十年中，整個中國從政治到文化上一直受激進主義支配，從而使梁啟超類的保守人物的正確主張受到忽視，也就是不難理解的事情了。　　　　梁啟超本人畢竟是中國政壇保守主義的傑出代表，發出此文的同時，他利用日本思想自由的條件，「努力攫取世界最新知識，刻苦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世界風行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學藝術等，他都認真涉獵，廣取博收」，又先後出訪了檀香山和美國本土及澳大利亞，詳細調查了各地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並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交往，從而在廣泛調查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形成了系統完整的保守主義觀念。在1903年底漫遊新大陸和日本後，便在一系列文章中進行了闡述。　　　　當然，梁啟超的保守主義並非指政治態度，而是指變革方式。1925年11月，他在北京《晨報副鐫》上發表的一篇為《國產之保護及獎勵》的文章中，曾對此做了很好的概括：「我在國內政治黨派分野裡頭，向來屬於漸進派。我對於現狀不滿足，認為必需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無論何時何事，對於那些暴力的無理性的無效率的革命論及革命手段總是要反對」。　　　　當年，梁啟超作為「言論界之驕子」，「執中國輿論界之牛耳」，其文章「整整教育了一代人」，然而，激進主義的狂瀾卻淹沒了他最輝煌的成就——政治理論和政治洞見，在民主運動再起高潮的今天，我們重溫他的那些金玉之言，將會感到實在是受益匪淺。　　　　二、「維新變法」與「改革開放」　　　　作為新時代的思想先驅，早在中國尚完全沉睡在中世紀的愚昧狀況之1895年前後，梁啟超在康有為影響下已初步確立了自己的新觀念，並在《時務報》、《湘報》、《新知報》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李喜所、元青在其1993年出版的《梁啟超傳》中，將其維新大思路概括為五個方面：　　　　一、講進化。面對靜態保守僵化愚昧的農業文明，梁啟超高屋建瓴地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地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人，束縛之，馳騁之，鳴呼，則非吾之所教言矣。」也就是說，中國從靜態保守僵化愚昧的農業文明，向動態、開放、靈活、昌明的工商業文明轉型，是社會進化的必然規律，想轉也得轉，不想轉也得轉，主動認同西方工商業文明，轉型的主動權就掌握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手上，不主動認同，則勢必被西方工商業文明強制性同化，這樣一來，其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梁啟超的這些看法，不僅在當時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放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針對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同樣完全適用，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在政治制度轉型方面又何嘗不是如此！　　　　二、開民智，梁啟超一生最注重開民智，他一向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歸根到底是民智的進化，各國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智力的競爭，各民族的優劣主要取決於智慧的高低，他把智慧和權利等同起來，認為智多應該權多，智缺自然不應有較多的權利。為了開民智，首先要開風氣，風氣指某個特定歷史時期多數人的一種共識，即不自覺的行為規範。一種風氣一旦形成，不僅會左右人們的思維和行動，而且將影響國家的政治走向和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為了開民智，梁啟超提出還須開「紳智」和「官智」，也就是用工商業文明的文化開啟傳統社會中知識份子、有錢人和各級政府官員的智慧，因為這些人在社會上起著領導作用，另外，梁啟超還特彆強調開啟佔總人口半數的「女智」。　　　　歐洲的近代化屬自然生長型，人文思想的傳播使社會走向市俗化，以此為基礎產生啟蒙運動順理成章。當歐洲工商業文明侵入中國時，中國卻仍然處於農業文明時代的第三次鼎盛時期（第一次為東周至秦漢，第二次為唐朝），這樣，無論朝野各界，一時當然均無法接受工商業文明的思想文化，因此，康梁致力於向光緒皇帝獻計獻策自上而下地進行全面變革的同時，為了讓整個社會認同工商業文明的基本思想，還不能不從傳播新學著手，使國民有接受啟蒙、認同改革的知識基礎和思想基礎。　　　　對今天來說，開民智的工作則集中表現在培養民眾政治生活的習慣和能力上，使民眾成為法治下的負責任的公民，一方面，大家都應遵守民主憲政下的憲法和法律，另一方面，大家也都要積極地運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來爭取和捍衛自己的利益，自由表達自己的各種見解，選舉、監督政府和代議機構，直到直接參加競選。就自由選舉而言，必須從基層政權逐級實行，若聚然搞全國議會和國家元首的選舉，便容易使社會管理陷入混亂狀態。　　　　三、變科舉，戊戌變法時期，康梁最大的困惑是民智末開，人才貧乏，此二者均由上千年的科舉制度所致。科舉不改，新學堂一無經費，二無生源，三學生畢業後無出路。梁啟超提出辦好新學堂的四項辦法：一是重師範，二是編教材，三是倡女學，四是從小學做起。今天，中國的教育仍須進行重大改革，第一是學校必須以民營為主，並歡迎國際教育界來華辦學；第二是必須全面改革與政治、道德、歷史有關的教材，使學生從一黨專制的偽文化中解放出來；第三是改革教育方法，用能力培養代替知識灌輸。　　　　四、興民權，梁啟超的變科舉、開民智均以興民權為標的。民權是人權與民主二概念在西方工商業文明傳入中國初期的含混籠統提法，就當時而言這種提法卻有許多好處，其一是對當時的中國民眾具有足夠的啟發作用，從中領略到足夠的人權和民主概念的精髓，另一方面，對滿清王朝而言，也顯得不像「民主」一詞那麼可怕。　　　　筆者在《論權利本位觀念的社會哲學》中早已指出，義務本位觀念是農業文明的社會哲學，權利本位觀念則是工商業文明的社會哲學，權利本位觀念的兩大基本原則，一是一切人權利平等，二是主權在民，就政治制度從農業文明向工商業文明轉型而言，歸根到底就是要依這兩條原則建立新的制度。　　　　五、設議院。梁啟超認為，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看，議院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是一股世界潮流，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無法抗拒，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正在於不知民權為何物，不設議院而行專制。從民主政治的長期發展去觀察，西方的議會民主才達到八九十分，中國最多僅一兩分，因此，東方和西方都有一個進一步發展民主政治建立和完善議院的問題。　　　　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中國和希特勒德國以及薩達姆伊拉克一樣，都有個作為擺設的議會，它不僅不能獨立立法和監督政府，也不是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而是執政黨根據自己的利益湊合而成。然而，它的從無到有畢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同時，形式即已具備，只要一有條件，內容就會產生，如何使它名實相符，正是擺在當代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總之，縱觀今日中國政局，對比梁啟超一百年前的維新思路，我們不難發現目前的情況雖然有些方面是梁啟超當年所無法想像的，但是，就政治制度轉型這個最重大的歷史課題而言，卻仍然如染啟超在世時一樣遠未得到解決，儘管這一課題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差不多早已成為歷史！　　　　更早的一本《梁啟超傳》由孟祥才著，他將維新變法的主要內容歸結為：　　　　一、維新變法的理論：梁啟超……著力強調一個「變」字。　　　　二、維新變法的主要內容：學習西方，廢科舉，興學校，育人才；開民智，開官智；興民權，興紳權；立農工商政，修鐵路，開礦山，給工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開武備學堂，練海陸新軍，達到富國強兵。　　　　三、維新變法的途徑：上靠王公大人，下靠開明土紳。激發天良，除舊布新，自上而下地進行改良。由易到難，由淺入深，按部就班，不能躐等。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最理想的榜樣。革命必然造成無盡的破壞和流血，中國民智低下，決不能走革命的道路。法蘭西大革命流血漂杵，根本不能效法。　　　　該書出版於「文革」後不久，立論深受「文革」觀念影響，在書中前言里甚至說：「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底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歷史的潮流，越來越走向墮落和反動，梁啟超一生的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一段過程，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改良派的進步作用與歷史的前進成反比。」基於這種立場，他對梁的評價當然不會那麼中肯，不過，就上述歸納而言，應當說是基本正確的，而其中的前兩點與李、元概括的維新大思路基本吻合，這裡有必要認真思考的，是維新變法的途徑問題。　　　　在梁啟超看來，維新變法的依靠對象，首先是掌權者和權力周邊的人，其次是主張變法的社會賢達；維新變法的方針，則是由上而下地進行。顯然，這兩點是相輔相成的，要自上而下地進行就必須依靠政權的力量，而要發布政令，當然得依靠掌握權力的社會集團，因此就社會改良道路而論，這些看法是合乎邏輯順理成章的，問題在於，改良道路能否走通？由於改良派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確失敗了，幾十年來，「改良派的進步作用與歷史的前進成反比」似乎已成定論，對此，筆者當然不能苟同。　　　　無須論證，讓我們先看看七十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所走的道路。沒有人不明白說到底它還是試圖藉助政權的力量完成中國從農業文明到工商業文明的部分社會轉型，也就是說，從目前的大政方針而論，它正極力在中國建立契約社會、市場經濟和人治下的法律，雖被迫接受了多元文化的現實，卻正頑固地拒絕實行民主政治。這種情況表明，當今的「改革開放」與「當年的」變法維新，並非本質不同，它的依靠對象同樣首先是掌權者和權力周邊的人，例如鄧小平、江澤民和他們的助手及智囊人物，只有他們，才能制定和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其次是社會賢達，也就是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中熱愛社會政治的人，沒有他們做「改革開放」的倡導者推動者，該政策的制定和實行被就沒有社會基礎，眾所周知，從「解放」到「文革」結束後的那兩年，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為鼓吹與「改革開放」有關的思想而挨整、坐牢、殺頭，知識界如顧准、孫治方，來自民眾中的如湯戈旦，王申西、李一哲都是例子，而「四五」運動和「民主牆」運動更是中國民眾要求「改革開放」乃至自由民主的公認例證。就「改革開放」的方針而論，同樣與「維新變法」無異，都是自上而下地進行。直接依靠原有的權力結構，「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按部就班」地逐步開展，而不是暴力奪權後另起爐灶。　　　　總之，梁啟超的目的，是要「通過漸進的改革，在避免動亂保持和平和秩序的基礎上達到最終的立憲」（李、元《梁啟超傳》P357）。鄧小平、江澤民也同樣要「漸進的改革」，但他們的目的迄今為此僅止於「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的現代化」這些皮相的內容，實質性的方面只有市場經濟，因此，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開放」說到底不過是梁啟超維新變法中的一小部分內容，儘管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民主憲政，但迄今為止，民主憲政卻仍在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的眼界之外。　　　　顯然，若就對中國社會的實際改造而論，鄧小平當然超過了梁啟超，就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理論範疇而言，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思想卻確實令當代中國的當權者們望塵莫及。　　　　三、容忍專制是為了埋葬專制　　　　梁啟超的《擬討專制檄》充分表明，他作為倡導社會轉型的民主政治活動家對專制政體可謂梁惡痛絕，但1906年前後，梁啟超又發表了《開明專制論》等一系列論文，為此，他遭到形形色色的革命家革命政黨的大肆攻擊，這裡的是是非非，究竟應該如何評說？　　　　十九世紀末，不僅歐美各國挾工業革命之威向世界上一切有人的地方擴張，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也以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威震中國，由於維新事業慘遭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派扼殺，並因向外國駐華使團宣戰而招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滿清王朝終於無力控制中國政局的發展，這樣，中國的社會轉型便一步步走向失序。　　　　天下草昧，群雄竟起。國難當頭，出路何在？圍繞著奄奄一息的老大帝國，不斷產生的社會精英們各各開出了自己的救國藥方。撇開非政治性的「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之類不論，最有影響的應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以及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實際上以「開明專制」為特點。由於政權最終被毛澤東以暴力奪得，故毛澤東宣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然而毛澤東卻始終無法擺脫「資本主義復辟」噩夢，實事上被他一再整垮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也確實在他死後通過改革開放在中國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如此撲朔迷離的歷史面前，我們不禁要問「救國」的要點究竟何在？　　　　西方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的崛起，使中國面臨「救國」危機，但這裡的「救國」從根本上說並非救中國不亡於某國或遭列強瓜分，更不是救漢人於滿清統治，而是要使中國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使列強能平等待我，為此，除了認同西方工商業文明之外別無他途。工商業文明的基礎絕非機器製造，所謂「四個現代化」只是表相，它的真正基礎是契約社會和市場經濟。而西方列強壓迫中國的實質，也正是強迫中國接受他們以契約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為依據制定的各種規範，儘管裡面的確有非平等的，歧視性的內容，但就這方面而論，也還比農業文明國家之間發生衝突時來得文明。須知，權利平等不僅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也是契約社會的基本準則，你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運用他們規定的權利和準則為自己個人或自己國家謀利，你同樣能夠取得比他們更大的成就。　　　　事實上，到中國省悟到必須認同西方工商業文明時，率先認同西方的東瀛島國已經能夠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了。　　　　正因此，「救國」的基本任務絕不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四個現代化」，更不是「扒鐵路、砍電杆、旋即毀壞大輪船」的仇洋排外，而是把依附社會和自然經濟的農業文明基礎改造為具有無限活力的契約社會和市場經濟的工商業文明基礎，而這一任務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專制政權來完成不僅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縱觀世界各國，除了美國之類屬歐洲殖民地的國家是在其宗主國基礎上繼續前進因而可以避開這個階段之外，舊大陸各國差不多概莫能外，法國儘管發生了慘裂的革命流血，革命後還是不能不經歷一段拿破崙的專制。　　　　因此，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是對這種歷史發展過程的準確把握，就是說，從農業文明的依附社會、自然經濟向工業文明的契約社會、市場經濟過渡，由一個相對專制的政權進行「保育」，差不多是一般規律而不是特殊例外。　　　　「開明專制論」的立論基礎，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梁啟超清楚地洞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動亂因素大大超過了為工商業文明奠基所必需的穩定發展因素，正因此，「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他在《開明專制論》中列舉這樣六項原因：「一曰中國人民智力低下，無實行共和國之能力，二是革命後所建立之軍政府必然專權，決不會讓權力於議會，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亂，劉邦項羽之輩迭出，你爭我奪，混戰不已，四曰「土地國有論」的理想根本無法實現，五曰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不造成議會專制，就造成行政首腦的專制；六曰共和立憲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結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無休止，流血複流血，國無寧日。」（孟祥才《梁啟超傳》P111）。顯然，梁啟超的這六個推斷都言之成理，並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驗證。　　　　首先，在當時全國絕大部分人尚處於農業文明的愚昧狀況中，根本不具備過民主共和式政治生活的能力，就是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要實行完全的民主也須有一個很長的實踐鍛煉過程。據說，鄧小平臨終前不久曾說，中國中央一級的直接選舉恐怕還得五十年，既然如此，梁啟超在一百年前的斷言怎麼會不對呢？第二，軍政府不讓權於議會，不僅北洋政府如此，民國政府如此，共產黨又何償不是如此？第四，「土地國有化「的理想不僅是能否實現的問題，而是共產黨實施它不光構成了當年的社會倒退，還使今天的市場經濟建設難以順利進行，第三和第六，從」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後又是「解放戰爭」，最後再來個「文化大革命」，豈不正是「革命接革命，永無休止，流血複流血，國無寧日」的最好註腳？　　　　由此可見，學貫中西智慧超群的梁啟超，對「革命」惡果的洞見不僅不是庸人自擾，而且是無與倫比的真知灼見！　　　　梁啟超還指出：「中央舊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暫成立而旋起衝突，中央紛亂如麻，而各省新經兵燹之後，人民生計憔悴，加以亂機已動 ，人人以好亂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動陸續起，於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復，而外國干涉乃起」，其結果，「小之則自取滅亡，大之則滅亡中國（《暴動與外國干涉》《新民叢報》第82期）。　　　　顯然，他的這些推測，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辛亥革命後的寫照。袁也凱的民國政府成立未幾，便與國民黨發生衝突，孫中山乃發動「二次革命」——「旋起衝突」經過「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中國終於「亂機已動」，「人人以好亂為第二天性」，從此以後，內戰連綿不斷，乃至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終於使中國險遭亡國之災！　　　　在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論戰中，梁啟超反覆指出，革命將使中國「流血飄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紀里中國直接死於「革命」的人和間接死於「革命」的人數以億計（中共自稱其政權是四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加上被他們革掉命和解放後整死的人，這個數字必然翻上一倍，而且政策錯誤使60年代初餓死的人又是四千萬，此外還有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軍閥混戰中的死者），如此驚人的死亡，又帶來了什麼結果呢？　　　　「革命後新建共和政府……終無術以持久，斷斷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終必復返於專制，然則其去政治革命以求救國之目的不亦遠乎！」（《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76期）。　　　　是的，的「革命」終於勝利，然而其「復返於專制」的程度，連滿清王朝乃至古今中外專制歷史上任何最專制的王朝也望塵莫及，試問，哪一位專制暴君做到了要八億人每天早晚向他「請示彙報」高呼「萬壽無疆」？在那個年月，工業建設在繼續，文明建設則徹底摧毀，嚴格的戶籍制度使全國人陷入空間嚴重的依附關係之中，每個人都變成了「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這種革命結果，恰恰如梁啟超所云，離革命開始時的目標當然更遠了。　　　　正因為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洞見，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一直堅持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則致力於促成當權者袁世凱、段琪瑞之流實行「開明專制」，希望藉此實施他的「保育政策」，把國家逐步引向穩步發展道路，使中國奠定契約社會、市場經濟的工商業文明基礎，從而使全面轉型程進入序化狀態。梁啟超的深刻理論和歷史洞見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遭到重挫，滿清王朝坐失了駕駛社會轉型的良機，袁世凱專制而不開明，段祺瑞更不值一談，同時，政治實踐本身非梁啟超之所長，他自己一再舉措失當也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　　　　然而，梁啟超的失敗只限於實踐活動，並不因此而影響「開明專制論」的正確性，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終歸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開明專制」的方式來完成。　　　　經過幾十年的戰亂，中國出現了台灣海峽兩岸兩個政權隔海並立的局面，雙方的交戰狀況雖未結束，天然的海峽屏障卻使兩個政權和平共處。　　　　兩個政權同樣專制，為了徹底清除自己轄區中的對方勢力，海峽兩岸的政權都濫殺了成千上萬的無辜人民，儘管如此，三十年之後兩岸的結果卻完全不同。　　　　敗走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雖然專制，在此期間卻大力鞏固契約社會，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隨著老一代領導人的自然更替，開放黨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國民黨通過全民普選確認其政權的合法性時，它的「開明專制」政策的成功也就由工商業文明的全面確立而得到了證明。　　　　武力奪得大陸政權的共產黨搞了近三十年的整人運動，同時以「社會主義」名義使大陸陷入比農業文明時代更嚴酷的統制統濟和依附社會的泥沼中。這樣，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它仍然實行了專制而不開明的政策，直到鄧小平出山搞「改革開放」，情況才發生了變化，前文早已指出，「改革開放」與「維新變法」的本質毫無不同，都是藉助原有的國家機器建立工商業文明的基礎——契約社會與市場經濟，因此儘管「6.4「期間坦克輾向學生市民，其專制殘酷空前絕後，這樣的「專制」仍然屬於開明典型。　　　　作我們的確應當承認中國大陸政府今天的「開明專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對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必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絕不是說它的所有作為都無可非議。首先必須指出，不僅它前三十年的黑暗專制大大減緩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而且十一屆三中全會建設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諾言也未兌現，像80年區縣級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被壓制。89年人大代表胡績偉彈劾李鵬政府案被粗暴打殺之類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從而一再開歷史倒車的作法，是必須予以揭露和抵制的，至於像用坦克和機槍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之類的惡行，更要堅決反對，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善於發現執政黨和政府的每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正確抉擇，爭取形成朝野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開啟一個新的時代。總之，中國社會向民主憲政的過渡不僅取決於經濟制度變革，它更需要執政當局的大徹大悟和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的大力爭取。　　　　正如梁啟超所云：「立憲之原因，則君主之肯與不肯，固占部分，然其肯與不肯，仍在人民之求不求。故人民之求立憲，實能立憲之最高原因也。」（《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16期）。　　　　綜上所述，對復古倒退的野蠻專制一定要堅決反對，對致力於社會轉型的開明專制則必須容忍，但容忍它是為了穩妥地向民主憲政過渡，從而徹底埋葬專制，這是梁啟超「開明專制論「的精髓，梁啟超的這一理論仍然完全適用於今日的中國。　　　　四、目標是民主憲政　　　　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後一直致力於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憲政在梁啟超的思想和活動中均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乃至被一些人認為「憲政迷」。梁啟超的確「迷醉」於民主憲政，那麼他為什麼把憲政看得如此重要呢？　　　　古今中外一切政權的建立不外乎兩種途徑，其一是民眾以某種形或直接或間接地予以授權，其二是掌權者直接或間接以暴力奪權。民眾授權並不足以保證掌權人不濫用權力、暴力奪權者則必然濫用權力乃至實行血腥專制。自啟蒙學者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問世，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原則得到公認後，「權利平等」、「主權在民」的兩大原則就在民主憲政中充分體現出來。民主憲政的要點是：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由全體公民制定通過，一切個人和集團必須遵守，同時，憲法的第一任務就是確保一切公民權利平等，並平等地保護一切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二，民意機關議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民意代表——議員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並代表人民作出重大決策和監督行政權力；三，國家行政長官由公民或公民的代表選舉產生，他必須依法行使權力，必須受公民、議會和與論的監督，並有固定的任職年限和期限；四，司法機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僅不受立法、行政方面的控制，而且有責任監督制約他們等等。　　　　筆者手頭湊巧有1996年俄國總統葉利欽競選連任後的誓詞，現全文照錄如下：「我宣誓，在行使我俄羅期總統的權力時，將尊重並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捍衛俄羅斯聯邦憲法，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安全和完整，忠實地服務於人民」。無疑，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誓詞中，都會有和葉利欽誓詞大致相同的內容，這些內容當然都必須體現憲政原則：主權在民。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寶座可以父子相傳，可以真真假假地私相接受，也可以暴力奪取，但皇權卻始終不變，綿延幾千年後，皇權便成了國人心目中意義世界的象徵，皇帝便成了文明社會的代表，「國無君不立，民無君不安」，皇帝金口玉言，一言立法，一言廢法，言即是法，因此，誰奪得皇權，全國人就服從誰，皇帝可以為所欲為，臣民則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　　　　在民主憲政下，情況完全不同了，總統必須由民眾依法選舉，選出後必須依法辦事，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都必須遵守憲法和依據憲法制定的法律法規，立法、行政、司法官員們尤應如此。所以，梁啟超說，在民主憲政下，法是「國家之意志」、「一國之元氣也」。　　　　君主專制與民主憲政的差別如此之大，不僅彼時尚大權在握的滿清王室絕不會同意作此轉變，即使全國民眾也沒有多少人能認同，何況認同也不等於能立即適應。這樣，要使中國人從皇權的奴隸轉變為法治下的公民，其一是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其二是要制定一部兼顧當前和長遠的憲法。　　　　梁啟超之所以主張改良主義，先是要搞「君主立憲」，以後又鼓吹「開明專制」，都是為了使全體中國人有足夠的時間從皇權的奴隸轉變為法治下的公民，從而使民主憲政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基礎上。　　　　早在1906年，梁啟超就在《開明專制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長篇論戰性文章中闡發了他的「政治革命」理論，他指出：「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　　　　立憲政治雖然未必是民主政治，但既然已使君主受制於憲法，就為走向民主憲政打開了通路，作為從君主專制走向民主憲政的橋樑，君主立憲不失為一種極好的選擇。英國、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都是由此平和地走向民主憲政的。只要能平穩、順利地完成社會轉型，走君主立憲道路又有什麼不好呢？　　　　梁啟超的「政治革命論」無疑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他當時卻無法想像，到二十世紀皇權專制已成為眾矢之的，許多專制者武裝奪權之後開始玩起假立憲的把戲，他們在形式上搞出一部憲法，肯定一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實際上卻仍然完全靠軍隊、警察、特務來進行高壓統治，並且完全或大部分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權利，使社會生活與皇權時代並沒有本質區別，有時候甚至更加黑暗。眾所周知，這種國家除希特勒德國、波爾布特柬埔寨、金日成父子朝鮮外，當然還少不了我們多災多難的中國。　　　　不過，到二十年代，梁啟超便一眼洞穿了剛成立不久的蘇聯，在《復劉勉已論對俄問題》中，他一針見血的指出：「蘇聯是不是帝國主義？我毫不猶豫的答道，他是帝國主義的結晶，他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俄國人頑的政治，對內只是專制，對外只是侵略。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聽啊，你信仰共產主義，教你信仰的人卻並沒有信仰。馬克思早已丟在毛廁里了，因為侵略中國起見，掏出來洗刮一番，充當出廟會的時候抬著騙人的偶像。喂，青年們，傻子們聽啊！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蘇俄現狀，只是共產黨的人大成功，卻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你跟他們走，自以為忠於主義，其實只是替黨人張牙舞爪去當鷹犬，和你腦子裡理想的主義相去不知幾萬里，傻子，可愛的青年們，醒過來罷！」　　　　梁啟超的這些充滿哲人智慧的緘言卻並沒有什麼人能聽得進去。的確，歷史的發展從長期看是水流千遭歸大海，最終還是要服從經過開明專制才能走向民主實政的規律，從中短期說，卻絕不會接受什麼最有價值的理性選擇，倒是更容易受激情衝動，跌跌撞撞地蹣跚前行，走許多彎路、死路和回頭路，正因此，中國大陸沒有接受滿清王朝的開明專制，也沒有接受國民黨的開明專制，最後終於不得不接受鄧小平的開明專制。　　　　以「政治革命」實現民主憲政，在梁啟超看來就是「以要求而勿以暴動」，「人民要求立憲，實踐立憲之最高原因也。」「求立憲」的方法是（一）國民大多數「相率以要求立憲」，這是立憲唯一正當的手段；（二）「其所要求者，必須提出條件，苟無條件，微論彼不知所應，即應矣，仍恐其不正確也。」（三）「其提出之條件，必須為彼所能行，若為彼所必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以雲要求，則等諸無效也。」既然立憲之本在人民，那麼，向人民廣泛宣傳「政治革命主義」，提高國民「政治革命」的素質和能力，「使一國中大多數人知立憲，希望立憲，且相率以要求立憲」就成了主要工作之一。　　　　顯然，梁的這些思想完全適合於今日中國民運，今日中國迫切需要以民主憲政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民運人士促成改革的方法也可以從梁啟超的上述說法中得到啟迪。　　　　辛亥革命前的流亡歲月中，梁啟超為實現他所謂的「政治革命」而大力推動憲政活動。1907年10月7日，梁啟超在其組織的「政聞社」、「社刊《政論》第一期發表的《政聞社宣言書》中提出了該社的四條政鋼：　　　　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釐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許可權。　　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之權利。　　　　在宣言書中，因為預計到清庭可能封禁政聞社及其社刊，梁啟超還特彆強調了立憲國家均允許「集會結社」自由。有趣的是，七十年代末民主牆運動中刊出的大字報，成立的會社、創辦的刊物也都在顯著位置事先引證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的公民有大字報、結社、出版自由的權利。當然，這兩件事的偶合說明的無非是今日中國從政治上講與清末並沒有多少差別。　　　　1908年1月，政聞社將總部遷往上海，加強了在國內的活動，特別是請願速開國會，甚至把旗人也組織起來了，發起了八旗國會請願活動。「到1910年夏，立憲派掀起的兩次大規模國會請願運動高潮由於清政府的無理拒絕均宣告失敗。」清庭的冥頑不靈使梁啟超清晰地認識到這個政權的末日已經來臨。1910年8月31日，他在《國風報》上發表了《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一文：「使政治現象一如今日，則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於此二二年之間。此絕非革命黨煽動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他斷言：「中國而欲有國會者，惟開設於宣統四五年以前方能有之，過此以往，吾中國永無開設國會之時矣。」　　　　眾所周知，梁啟超的這些歷史性預言都神奇的應驗了。必須指出，梁啟超從開始政治活動到辛亥革命前一直對清室寄予很大期望，這絕非效忠清室，更非篤信帝制，而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晰地認識到藉助皇權變法維新是中國平穩變革的唯一辦法。中國即往的政治歷史，從來都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為了統而不死，放而不亂，只能是利用清室的皇權穩住社會，由清室採納立憲制以求變革，可惜，滿清皇室中畢竟沒有產生第二個光緒，也就最終失去了挽救自己於滅亡，同時挽救中國於長時間社會動亂的機會，對此，深具歷史眼光的梁啟超當然不能不深感惋惜！　　　　從1910年到1911年，梁啟超寫了二十餘篇有關憲政的文章，他廣泛研究了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對憲政理論及其在中國的應用作了許多探討，其中心環節是關於國會的生張。他認為立憲政治的實質是政府對國會負責，「有國會謂之憲政，無國會謂之非憲政，籌辦國會謂之籌辦憲政，不籌辦國會不謂之籌辦憲政。（《憲政試說》、《國風報》第一年第一期），召開國會是籌辦憲政的先決條件，因此開設國會是中國當時最大的政治問題，成為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他提出，從法理上說，將來國會應擁有以下權力：　　　　（1）參預改正憲法之權。　　（2）提出法律、議決法律之權。　　（3）議決預算、審查決算之權。　　（4）事後承諾之權。　　（5）質問政府之權。　　（6）上奏彈劾之權。　　（7）受理請願之權。　　　　他特別指出，這些權力「苟缺其一，即不成為國會」，從政治上講，國會最重要的職務「在於代表民意、監督政府。」　　　　梁啟超的這些認識，不僅為當代世界公認，而且已是佔世界大多數的民主國家的政治生活現實。然而，當今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毛澤東時代而言，與其說是國會，不如說是執政黨的另一塊招牌，到鄧小平時代以後，情況開始改變，但仍然充其量只能算是執政黨的諮詢機構，仍然不成其為國會，因為它所缺的不是一項而是多項權力。　　　　五、目標還是民主憲政　　　　梁啟超抓住了民主憲政的本質，在國體問題上，就持相對靈活的態度，辛亥革命爆發之前，他始終堅持君主立憲，以免因國體變更而發生社會震動，辛亥革命即已發生，他也非常歡欣鼓舞。一則因為這場革命既已發生、結束了中國幾千年帝王專制的歷史，的確可喜可賀，二則與古往今來的革命相比，它的代價是非常小的，三來這場革命的成功不僅是他本人十幾年奮鬥的結果，在革命爆發前後他也同樣做了大量工作。　　　　預見到「全國兵變與全國民變必起於此一二年間」之後，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決心利用滿族權貴的矛盾發動宮庭政變，正在這時，武昌起義爆發。經過仔細的考慮，梁啟超調整了戰略，精心制定了「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的新方針，希望此舉能「紓革命之禍」，使「國會得有實權，完全憲政從此成立。」在梁啟超指導下，立憲派大力開展活動，許多省份宣布獨立，從而沉重地打擊了滿清王朝，對結束帝制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1911年10月30日，清庭下罪已詔，梁啟超見過上諭後，把「用北軍倒政府」的計劃發展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方針。　　　　孫中山曾說「革命改良決分兩途」，但事實上絕非如此，連深受中共觀念影響的李喜所、元青在其所著的《梁啟超傳》中也承認：「這也說明，追求溫和改良的資產階級立憲派和執著於武裝鬥爭的革命民主派雖然鬥爭的手段、途徑迥然有別，但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方面是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的。」　　　　豈止如此，難道革命派的目的不也是民主憲政？武昌起義十八天後，梁啟超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剖白自己道：「痛恨滿人之心，吾摯又豈讓革黨？不過暫借為過渡，一旦立憲實行，政權歸諸國會，皇帝充其量只是『坐乾修之廢物』」，存之廢之，無關宏旨。　　　　有些人逃出大陸後大唱高調，大罵當局，雖搏得了國際輿論的一些關注，對中國內部的變革卻於事無補。如果他們留在國內又想做一點事，就會知道不僅語調要平實謙和，而且要儘可能地尋找當局所能接受的方法和道理，恐怕也只有如此，才能促進國家的民主進程，因為今日中國的政治改革終歸只能在目前的權力構架中進行，只要能促進人大成為真正的最高權力機關，使憲法成為「天下之公器」而非一黨之工具，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當然，在社會政治領域，再偉大的理論家發明了再偉大的理論，面對變革時期風雲萬變的局面，也不可能成為「常勝將軍」。梁啟超註定無法逃脫這一定數。　　　　何況，作為一個始終沒有掌握實權的政治理論家，他也根本沒有機會按自己的意志實踐自己自上而下全面變革中國社會的系統理論。在不能不一再依附其他掌權者以圖謀貫徹自己意志的局面中，政局的發展也就不是由他而是由他所依附的強權人物的動向來決定了。　　　　1911年底，梁啟超和康有為提出了「虛君共和」主張，作為一個夾在革命派和北洋軍閥中間沒有軍事實力作後盾的政治勢力，他們的這一主張在「亂機已發」的局面中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此後，他們開始採取聯袁拒孫的方針，梁啟超一介書生，卻自以為清王朝傾覆後可以左右政局，說什麼「入都後，若冢骨（指袁世凱）尚有人心，當與共戡大難。否則取而代之，取否，唯吾所欲耳，」安知迄今為止中國的政爭總是以軍事實力為背景，他所倡導的以理服人的民主憲政時代還未到來，自己又能拿什麼去對付兵權在握的傳統官僚袁世凱和他的後繼者呢？　　　　這樣，1912年11月中旬返國後雖然始終不渝地的堅持通過「開明專制」實行「保育政策」以走向完全的民主憲政的正確主張，但梁啟超卻因曾和袁世凱、段祺瑞之流同為前清臣僚而以為他們是能在自己輔佐之下完成「保育」工作的「開明專制者」，因而在政治實踐活動中一錯再錯，以致最終被擠出了政治舞台。　　　　民國初年，梁啟超的政治口號是「國權主義」，通過本文以上分析，不難理解「國權主義」的立論基礎正是「開明專制論」——因為他發現「開明專制」是實現「立憲政治」的必由之路。他舉例說：「英國的克倫威示時代，普魯士的腓力特烈時代，俄國的大彼得時代，荷蘭的阿連治時代，法國的拿破崙時代，奧匈帝國的周瑟夫時代，都是史家所稱的開明專制。當代有名的國家，幾乎沒有不經過開明專制時代而論『徑行完全粹美之憲政』的。」（李喜所，元清《梁啟超傳》P308）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才倡導國權主義，想通過袁世凱、段祺瑞之類握有實權的人，在「共和」的形式上，運用專制手段穩定社會，把國家引上憲政軌道。　　　　與此同時，梁啟超從理論上說並沒有忘記對「國權」擴張為專制權加以防範。在聯袁聯段的同時，他一直致力於建立「強善政府」，也就是建立完全的政黨內閣。即內閣由國會多數黨組成，使內閣成為國家的指導者，而國會又為內閣的擁護者，閣會融為一體，政府便會強有力；另一方面，政府如以國會為後援恣行秕政，政府黨便會失去人民信任，在選舉中喪失國會的多數，而使內閣不安其位，如此則政府萬不能為惡，否則便會因選舉大權操諸國民之手而隨時被更選……。完全的政黨內閣又如何實現呢？他認為，這要以健全的政黨發生為條件，尤其要有健全的兩大政黨，一黨在閣，一黨在野，在強健正當的對抗下，開展正常的政黨政治。（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P310）。　　　　歷史的行程並沒有按梁啟超所致力的這一方向發展，卻往他1906年便已指出並極力避免的「革命復革命，永無休止，流血複流血，國無寧日」的方向墮落。應當說，這種情況的發生梁啟超本人也並非毫無責任。概括地說，第一，袁段之流作為前清官僚與民主政治家梁啟超有本質不同，他們只認權力，篤信武力，是沒有民主憲政理想可言的傳統政客，早在戊戌變法中，維新事業就因袁的背叛而失敗，面對政治品質如此惡劣的袁世凱，梁啟超在根本無力挾制他的情況下，將「開明專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無疑屬根本性的策略錯誤，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第二，理論上講，辛亥革命後到「二次革命」前，孫中山的國民黨和梁啟超的進步黨是共匡民主憲政的同道，梁啟超本應把國民黨當成維護「臨時約法」和第一屆國會權威的夥伴，但梁啟超湯化龍卻落井下石，這種作法導致唇亡齒寒，實在是自掘墳墓，儘管梁啟超湯化龍後來有所省悟，彼時卻大勢已去於事無補了。此外，孫中山也缺乏民主政治家的度量，從而把梁啟超及其追隨者當作民主政治建設的同道，並不顧國會中國民黨議員的反對，無視第一屆國會的存在，毅然發動「二次革命」，則屬梁啟超處理兩黨關係失誤的重要外因。　　　　從追求民主憲政理想的角度說，梁啟超政治實踐的敗筆還有不少，他未能在袁世凱拿國會中國民黨議員開刀時挺身而出，大力維護議員的權利和國會的聲譽，就不僅缺乏政治家的風度，而且造成了袁世凱把包括他在內的國會乃至「臨時約法」均看得一文不值的局面。粉碎張勳復辟後，他忘記了不久前護國戰爭中只有恢復民元約法，並根據約法第54條之規定產生憲法並傳諸無窮才是唯一正確道路的主張，竟然擁護段祺瑞召集所謂「臨時參議院」代替舊國會，則不僅是一個重大原則錯誤，而且成為孫中山號令天下發動「護法戰爭」的口實，致使中國從此走向長時期的全面內戰。　　　　此外，就是世人視為梁啟超政治活動中閃光點的「護國戰爭」，其歷史價值也屬可疑，事實上，「護國戰爭」使1911年到1917年正好兩年一大戰，成為使中國陷入全面內戰的重要環節，而護國軍本身，也成為日後淆亂中華的重要軍閥勢力，因此，若以梁啟超本人避免革命流血以引發亂機的觀點衡量，梁啟超不用組織遊行示威之類的非暴力手段迫哀下台，也同樣是南轅北轍之舉。　　　　梁啟超的改良主義雖隨著擁袁擁段搞「開明專制」的錯誤抉擇宣告徹底失敗，但就其理論而言卻並不錯，因為革命復革命、流血複流血、外族入侵等現象的發生早在他的預料之中，他所做的一切總的來說正是為了避免這些惡果，至於這一切終於還是接踵而至，對他來說，只能是「盡人事而聽天命」。　　　　（未完待續）分類：紀念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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