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沒有那麼重要

史家蔣廷黻說，鴉片戰爭沒有驚醒老大民族，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耽誤了20年，我以為，如果著眼於制度文明的變革的話，至少耽誤了半個多世紀。張謇是1853年出生的，康有為是1858年出生的，梁啟超是1873年出生的，歷史要等到他們，當然還有譚嗣同、張元濟以及陳寶箴、陳三立等新人物登場，才有了點兒新跡象。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緒帝確是歷史上難得一見、有抱負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沒有足夠的權力，至少沒有改寫歷史、扭轉文明航向的實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必敗無疑，如果參與維新變法的大臣志士運籌好了，穩健地推動漸進的變革，逐漸化劣勢為優勢，雖說成事在天，畢竟是謀事在人。從當時的情況看，論天時，危機感籠罩之下，為民族謀出路，得人心，許多士大夫都支持變革，至少慈禧太后一開始並不反對變法，否則，一百天都不可能。論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陳寶箴這樣堅定的維新派，湖北的張之洞、譚繼詢也基本上支持變法，其他地方在觀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時日，也並非不能跟上來的。論人和，皇帝站在了變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許許多多有科舉功名的讀書人站到了這一邊。不能說變法就註定了失敗。歷史沒有命定。關於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變法，我們以往了解的那些都是從康有為、梁啟超筆下來的，主要代表了他們這一派的說法。因為變法失敗，六君子殉難，康、梁亡命海外，繼續舉起維新、保皇的旗幟，贏得了海外華人和國際輿論一邊倒的同情。他們贏得書寫、解釋那段歷史的主導權。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當事人陸續離世，擁有很強宣傳能力和天生懂權謀的康有為，加上「筆鋒常帶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啟超，他們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放大。我們從歷史教科書中獲知的戊戌變法幾乎就是以他們為絕對主角的，連主動變法的光緒帝都成了陪襯、配角。康有為因身歷戊戌變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16年，「周遊大地，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晚年在他所反對的民國安享富貴尊榮。他支持張勳復辟，可惜只撈了個弼德院副院長的虛職。他在西湖邊築廬，娶得孫女輩的西子姑娘為六姨太。他在《大同書》中鼓吹的一夫一妻從來沒有想過要身體力行，那只是給後人研究的思想罷了。我曾說，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會發芽的。在百日維新之後，他實際上已成了個拉倒車的。相比之下，他的學生梁啟超後來的貢獻要在他之上，晚年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在學術上還多有建樹。近些年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做過許多努力，越來越多有關戊戌變法的歷史細節被挖出來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證實，康有為確是維新運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者，但並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麼重要，比如光緒帝的那份密詔不是寫給他的，比如所謂一千三百多舉人聯名「公車上書」並非事實。當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還是所有上書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動人心的。諸如此類的史實正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從 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緒帝下的新政詔書就有一百多件，幾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樣飛到全國各地，涉及經濟、教育、工業、商業、農業、行政等各個方面，令人應接不暇、眼花繚亂，就是要認真執行也來不及，何況多數地方還在觀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變已發生，已開缺回原籍江蘇常熟的翁同龢還在日記中說：「自明發皆歸電報後，絡繹紛紜，新政煥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讀到21日的電傳閣抄，他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簾。當時全國的18行省，只有陳寶箴主持的湖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儘管不斷遭到守舊勢力的反抗、抵觸。而且，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維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礎。往事如煙，世局如棋，不以詩名的陳寶箴在維新失敗後留下意味深長的詩句：「乾坤泡幻局如棋，獨立蒼茫事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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