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帥不同心境回故里
十大元帥回故里,既有與常人相似的思鄉之情,也有著不為人知的難言之情;他們甚至怕回家鄉……十大元帥回故里,次數都不多。少回去甚至不回去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有兩點是相似的:即一個「忙」字,一個「怕」字。忙,身兼要職,日理萬機,加之晚年多數身體不好;「怕」字:官至元帥,即使想輕車簡從,也斷不了前呼後擁,「聲勢浩大」。到了鄉里,上上下下一通忙乎,怕給家鄉添麻煩。同時也怕鄉親一旦提出非分要求,答應了,怕給家鄉搞了特殊化,壞了黨的名聲;不答應,也怕鄉親背後說「忘恩負義」。
朱德
1960年,朱德回到四川儀隴縣。
他執意要去看他小時候讀書的地方。他的記性很好,哪裡原來有棵樹,哪裡原來沒有,全都記得清清楚楚。早飯後,朱德自己認路,來到少年時讀書的地方——席家。這裡原是席聘三先生辦的私塾學堂,朱德在這裡生活了十年——白天讀書,晚上掌燈複習,還抽空幫老師挑水、煮飯。因為那裡有個很高的陡坡,不好走。陪同的省委書記廖志高說:「總司令,別去了吧,路不好走。」朱德說:「不要緊,我小時候走慣了。一定要去。我的古文就是在這裡學的。」朱德還是爬上去了。一看:晨霧炊煙里的席家,五間草房依舊,院子里靜悄悄的。朱德輕步進院探問:「席白谷先生在這裡住嗎?」「是。」屋裡走出一位中年人,應聲說,「在這裡住,我是他孫兒。」他主動向來客介紹:「這座房子是朱總司令讀過書的地方,我伯父跟他同過學,經常給我們擺朱總司令讀書很得行,文章做得最好。有人多次要拆這座房子,我說是朱總司令讀過書的學堂,才沒有讓他們拆掉……」朱德站在院壩里四處觀望,問:「這兩窩黃連樹中間還有一窩黃桷樹呢?」「下暴雨打雷,遭雷公抓走了。」中年人笑著道。朱德一聽也笑了,說:「再種兩窩嘛!」
主人望著來人似曾相識的臉龐和熟悉的鄉音,不覺好奇地問:「您老是從哪兒轉來的?這麼熟!」旁邊有人低聲插話:「朱總司令,你還不認得?」主人一聽,頓時紅了臉,又驚又喜地拉著朱德的手,叫道:「哎呀,我的天啦!朱總司令啊!」院子里,朱德、康克清和席家親屬合影留念後,席家人挽留說:「轉來了就莫忙走,在這裡多耍幾天嘛!」朱德哈哈一笑,說:「我們一塊兒照了相,就等於在你家住下了。」臨別,已走到院壩邊的朱德,又回頭凝視良久,才緩步離開。
彭德懷
彭德懷元帥自1925年盛夏離開故鄉湖南湘潭烏石寨,直到1958年,其間33年,從未回過家鄉。
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對當年的糧食產量,彭德懷提出了不同看法。當時,在西北地區的小組會上,討論公布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數字的時候,許多人贊成公布1萬億斤或1.2萬億斤,甚至還有人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懷不同意這些意見。武昌會議結束後,彭德懷便回到湖南家鄉去做調查,決心把有些情況弄個水落石出。為了便於聽到群眾的真實反映,彭德懷沒有住招待所,而是住進了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在公社和大隊幹部座談會上,當有的幹部談到今年糧食大豐收,吳公塘生產隊畝產過千斤時,彭德懷未敢輕信。他立即同幹部們步行數里來到吳公塘田邊,打著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兜禾茬,數著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稈,每個穗上大約有多少顆稻穀,細心計算著每畝地的產量。他對幹部說:「我最近看過不少地方,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吹得很厲害。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我們當幹部的,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誇。」聽公社幹部說,他們公社的煉鐵廠出了640多噸鐵。彭德懷就去看了公社煉鐵廠。情況和他在別處看到的一樣,是「大兵團作戰」。事後,彭德懷跟公社幹部算了算賬:為了煉那麼一點鐵,集中公社、大隊全部勞力運料,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里;為了解決燃料問題,拆毀了社員許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為了收集原料,連社員的農具和做飯的鐵鍋都砸了……這是多麼大的代價呀!彭德懷對幹部和社員說:「過去技術落後,民間需要製造農具用這種小土爐煉鐵。現在大規模這樣搞,看來不是好辦法。」在烏石學校,彭德懷看了教室和教員們的宿舍,嘗了學生們的飯菜;在趙家弄子大隊,彭德懷參觀了設施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許家塘大隊敬老院,彭德懷和幾位少年時代的夥伴進行了親切交談,得知他們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兩米(16兩一斤),數九寒天老人們還睡在光光的篾席上,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彭德懷緊鎖著眉頭忍不住說:「這叫什麼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錢給幼兒園,為孩子們買一些生活必需用品。還捐了200元,讓幹部給敬老院添置些鋪蓋。
對家鄉的考察,使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鍊鋼鐵中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給他增加了更大的疑慮。
林彪
翻開林家大灣保存的《林氏宗譜》,林彪的名字後面寫著三個妻子,列在第一位的是汪靜宜,過去有些資料認為她姓王,可能搞錯了;列在第二位的是劉新民,也就是張梅;列在第三位的是葉群。汪靜宜原名汪伯梅,比林彪晚一天出生,與林彪訂婚後,按林家的提議才改名汪靜宜的,汪靜宜的父親汪友誠與林彪的父親是最好的朋友。一次汪友誠到八公里外的林彪家做客,見林彪與自己的女兒一樣大,就向林彪的父親提出兩家結親,林父在經常的走動中也見過汪靜宜,不僅長相漂亮而且人品也不錯,就滿口答應下來,隨後按當地風俗,林家在1914年農曆正月初四辦了兩桌訂婚酒席,當時的林彪只有7歲。1949年後,汪家家道貧寒,汪友誠死後,汪家生活變得異常貧困,看見汪靜宜很是可憐,林父就寫信給在北京做大官的林彪,勸他把汪接到北京去,安排點事做,在此事上林彪有點怕他的老婆葉群,就沒有辦。後來林父又寫信給葉群,葉群認為汪不識字,又是一個鄉下小腳女人,就提議讓汪做她家的保姆,就派兩名工作人員去湖北鄉下接汪進京。
汪靜宜一聽說是進京做葉群的保姆,十分生氣地對來者說:「葉群憑什麼讓我做保姆?我與她應該是平等的。」隨後林父又找到黃岡縣民政局,請求給汪靜宜以生活上的幫助,汪又斷然地回絕了民政局送來的錢糧。人民公社成立後,汪靜宜不會種田,又是一個小腳,就被安排在公社孤兒院里看孩子。1954年夏,林彪回故鄉時,村支書早就聽村子裡的老人談起林彪逃婚的事,而且又見過汪氏幾次。所以,當林彪問起「她怎麼樣」時,書記馬上就明白是指誰。「您是說汪家奶奶吧,她身子骨倒還挺硬朗。可家裡已沒什麼人了,現在她自己靠做鞋賣為生,生活一般。」聽了書記的話,林彪沉默良久。村支書又小心翼翼地說:「是不是叫她來見您?」
林彪木然地搖頭,說:「不必了。」隨即讓秘書拿出了3000元錢,讓書記轉交給汪氏.並一再囑咐:「如果她問誰給的錢,就說是黨給的吧!」聽說林彪還建議她儘快嫁個人家,汪靜宜聽後卻說:「烈女不嫁二夫。」
劉伯承
1911年,劉伯承從戎,從此開始了軍旅生涯。隨著年齡的增長,母親便做主在家鄉為他選定了一門親事,女方叫程宜芝,是早年訂下的娃娃親。劉伯承雖一直心有不滿,但在母親的堅持下只得同意完婚。由於軍務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劉伯承駐防奉節時,為了孝敬母親,便把母親和妻子從開縣老家接到奉節同住。但由於操勞一生的母親過不慣遠離故土、養尊處優的日子,沒多久便又帶著兒媳回到了開縣的鄉下家中。1924年,劉伯承在重慶養傷期間,結識了吳玉章、楊闇公等革命家,並在他們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從此,長期南北征戰,與家中失去了聯繫。
1936年,當第二、第四方面軍會師後,任弼時和他的夫人陳琮英,對劉伯承非常關心。他們知道劉伯承早與前妻失去聯繫,傷殘的身體又無人照顧,就介紹汪榮華與劉伯承結婚。劉伯承就此與家鄉的姻緣已經了斷,與家鄉也失去了聯繫。
1950年,劉鄧大軍席捲四川、雲南、貴州,劉伯承回到重慶出任雲、貴、川最高軍政長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此間,他沒有回故鄉開縣探親,也沒有急於尋訪舊友,而是給當年救助他的涪陵縣人民政府寫去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鄉親們在34年前的救命之恩和深情厚意,並向當地群眾致以崇高敬意和親切的問候。
中國人是講究葉落歸根的,漢民族更沿襲了這一文化傳統和習俗。在外遊歷幾十個春秋的元帥,總算葉落歸根了。當然,在劉伯承元帥本人及其親屬看來,根的概念的外延已經大大地擴展了。劉伯承元帥的夫人汪榮華在給黨中央的信中寫道:
根據伯承同志一貫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對我們的教導:為人民的事業要敢於鬥爭、勇於犧牲,永遠同戰士們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因此我要求把伯承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國大地,撒在淮海、南京、大別山區、太行山區、大西南及故鄉,撒在養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經與戰士們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讓他安息在與他血肉相連的人民群眾之中。
元帥在1986年10月7日離開人世,走完他94年的艱難歷程。這一天,兒女們護送著父親的骨灰盒,最後返回故里。
賀龍
1920年,賀龍與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結婚。賀姓家族因賀龍與前妻結婚多年未能生子,按照當地習俗,為賀龍舉行了「喪婚」,藉以告慰先靈。這次結婚,賀龍並未參加,由賀龍未出嫁的小妹賀絨姑抱著大公雞,與新娘在亡父神主牌位前拜了天地。賀龍仍在外面打拚。
1925年5月18日,賀龍回到分別了五年之久的家鄉桑植洪家關,祭奠祖先,看望親族故友。
賀龍家中原來的房子已經被敵對武裝燒毀。繼母正在修建一棟木石結構的大屋,房架搭起來了,剛剛上樑。賀龍回來看到正在興建的大屋,對親屬、鄉親們說:「你們看看,左鄰右舍這些茅草木屋,單單我家修一座大殿,當成菩薩來供,這不是成心叫人罵我賀龍嗎?」他斷然決定不準再修。親友們紛紛勸說,你當了師長,當了將軍,修個大一點的屋子也是應該的,再說,屋架已經搭完,大梁已經上妥,搭成個屋算了。賀龍還是不答應,他說:「不要修了,蓋個屋頂,讓它空著,讓往來趕場的鄉親也好有個躲風避雨的地方。」後來,賀龍參加了共產黨,領導湘西武裝鬥爭,這個供四鄉來往群眾躲風避雨的棚子被國民黨反動派燒掉了。
陳毅
陳毅是孝子。1962年,他出國訪問回來,路過家鄉,抽空去探望身患重病的老母親。
陳毅的母親癱瘓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陳毅進家門時,母親非常高興,剛要向兒子打招呼,忽然想起了換下來的尿褲還在床邊,就示意身邊的人把它藏到床下。陳毅見到久別的母親,心裡很激動,上前握住母親的手,關切地問這問那。過了一會兒,他對母親說:「娘,我進來的時候,你們把什麼東西藏到床底下了?」
母親看瞞不過去,只好說出實情。陳毅聽了,忙說:「娘,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邊伺候,心裡非常難過,這褲子應當由我去洗,何必藏著呢。」母親聽了很為難,旁邊的人連忙把尿褲拿出,搶著去洗。陳毅急忙擋住並動情地說:「娘,我小時候,您不知為我洗過多少次尿褲,今天我就是洗上十條尿褲,也報答不了您的養育之恩!」說完,陳毅把尿褲和其他臟衣服都拿去洗得乾乾淨淨,母親欣慰地笑了。
羅榮桓
1919年夏,羅榮桓到長沙去讀中學。12月,羅榮桓因學校罷課還鄉時,家裡正忙著過年和為羅國理夫婦做五十大壽。羅榮桓看到那堂屋裡為父母製作的「艾令同慶」的壽匾(古人稱50歲為艾),正在上著最後一道油漆。可是,直到此時,有一件事他還蒙在鼓裡,原來羅國理已決定要乘著做壽和過年的機會,為羅榮桓完婚。女方是一位貧家的女兒,比羅榮桓大兩歲,名叫顏月娥。羅榮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違抗父命,就要同家庭決裂。剛剛17歲的羅榮桓還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想繼續讀書,而他在經濟上還不能獨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傳老例當了「新郎」。羅國理把繼承家業的希望寄托在羅榮桓身上。他認為,為羅榮桓娶了媳婦,就可以把兒子拴在家裡,從而使永隆號能夠復興。可是,羅榮桓的志向是學習科學知識,探尋真理。他當然不同意他父親的安排,去當永隆號雜貨鋪的什麼老闆。因此,他同父親、同家庭的矛盾日益發展起來,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衝突,
1927年7月初,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羅榮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縣做農運工作。他把心愛的教科書、英漢辭典,還有計算尺等都送給了同學,毅然放棄了當建築師的志願,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的決定,對吃苦、犧牲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臨行前,他給家裡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父母的。他通知家裡,再也不要給他寫信了,因為他行蹤不定,且生死難卜。他希望家裡能幫助他贍養顏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顏月娥改嫁了,就幫助他把女兒撫養成人。另一封是給顏月娥的,他告訴顏月娥,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為了不耽誤顏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為此,羅榮桓宣布解除他們之間的夫妻關係。羅榮桓考慮到顏月娥的處境,又補充了幾句,她是否離開羅家,一切由她自己做主,既不強迫她留下,也不強迫她離開。
信寄了出去,羅榮桓割斷了同家庭的關係。
1956年和1957年之交,他去湖南、廣東、福建視察,並順便回到闊別三十年的故鄉衡山縣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遊覽了慕名已久的南嶽衡山。
徐向前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一二九師向正(定)太(原)鐵路以南太行山區展開游擊戰爭,發動群眾。擔任一二九師副師長的徐向前率七六九團一路南下,27日走到五台縣永安村附近。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徐向前就把陳錫聯、汪乃貴、范朝利、丁先國幾個團的幹部請到家中進午餐。嫂嫂給做的莜麵窩窩、餄和羊肉燉山藥。陳錫聯等幾個都是南方人,不曉得莜麵吃多了會脹肚子;加上打仗、行軍,很難吃上一頓飽飯,便大吃起來。徐向前說:「這東西不能吃太飽呀,會脹肚子的!」
軍情緊急,吃過飯就上路了。徐向前的父親把他們送到村頭,眼裡含著淚珠。大家都熱情地向老人告別。徐向前說:「回去吧,有機會還會回來的。」
誰知,這竟是他們父子的最後分別,從這以後,徐向前再沒回永安村。後來聽說形勢緊張時,鄉親們幫助把他母親棺木下了葬,把他父親轉移到山上一個寺廟裡,嫂嫂和侄兒不時送點米和面,經常照顧他的是一位本家人徐獻榮。老人最後去世在那個廟裡。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時21分,徐向前與世長辭。11月1日至10日,中央有關部門陪同徐向前的親屬,乘專機飛往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執行徐向前的遺囑,撒放骨灰。飛機追尋著徐向前的戰鬥足跡,將骨灰伴著朵朵鮮花,撒向徐向前征戰過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徐向前安息在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浴血征戰地。骨灰盒和遺像最後安放到他的故土——五台縣烈士陵園。
聶榮臻
到了暮年,聶榮臻元帥常說還有兩個未了的心愿。
他眷戀家鄉,多次提出想到哺育自己成長的四川江津老家看看。但醫生總是勸阻,擔心他長途顛簸,身體發生意外。
他也眷戀革命老區,把河北省老區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鄉。1987年,他在寫給支前模範戎冠秀的信中說:「我常講,從八一南昌起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打就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華北,主要是在河北度過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會忘記。」進城以後,因為工作忙,抽不出時間到老區看看,「文化大革命」後,「幾次想去,又因為身體不好,未能如願。現在腿腳更不便了,真是遺憾,不過我對老區人民始終懷念著」。1991年,他讓辦公室寫信給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阜平、完縣、平山、唐縣的黨政機關,轉達他的話:「近來常有老區的同志來看望我。由衷地感謝老區人民對我的關心。老區人民是我們戰爭年代的主要依靠,我對他們懷有深厚的感情。1970年我曾計划去看望老區人民,後因病未能成行。現在多種疾病纏身,已經沒有這種可能,我視為終身憾事。當我聽到大部分老區人民生活還比較困難,深感不安,心裡不是滋味。所以你們以後來,無論如何不要再帶什麼東西了(包括土特產)。否則只會增加我的不安。」信里還建議省的領導人,注意在搞好平原建設的同時,盡量對革命老區多投些資,幫助那裡的人民儘快脫貧致富。
葉劍英
葉劍英從東山書院畢業後,便漂洋過海到南洋去了。後考入雲南講武學堂,投筆從戎,走上革命征途,逐漸成長為一代元戎。解放後,他曾三次回故鄉梅州,每次他都要去看看東山母校。
1980年5月,時年84歲高齡的葉劍英第三次回到東山母校。葉劍英先在休息室聽了學校領導人的情況介紹,然後緩步走進他少年時期讀書的課室,這課室不很大,十幾張簡樸的雙人課桌,擺得整整齊齊。葉劍英在三堡學堂讀書時期,帶頭革舊習,剪辮子。他從小愛憎分明,關心群眾疾苦。在丙鎮一帶,到處都流傳著他帶領同學們「打潮勇」的故事。那是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清廷腐敗,駐在潮州的官兵常常沿韓江上溯,劫掠兩岸鄉民,擾得丙村墟的人們不得安寧。有一天,四個清兵穿著胸前綴著「勇」字的兵服,又跑上岸來搶鄉民擺賣的牛肉,葉劍英聞訊,便帶領同學,肩扛長矛、木棍、鋤頭,趕了過來,一直追到河邊的沙灘上,將這四名清兵捉拿回校,關了一夜,嚴詞痛斥,直至他們畫押作保,不再重犯,才予釋放。這件事雖然過去70年了,丙村墟上的男女老少大都還記得它。
從課堂里出來,葉帥看了他當年住校的卧室,接著,來到當年三堡學堂的辦公廳門口。他指著高高的木屏風門的右上角說,在這裡,他曾給當時的校長貼過一張意見書。葉帥興奮地回憶道:「有一次,考試卷收去了兩個多月,也沒有發回來,我們就給校長公開提意見。意見書貼出來之後,校長把它撕下來貼在教室里,要我們全班學生每人抄一遍。我又問校長:『抄它幹什麼?』校長說,抄了對筆跡,對到了就處罰。」葉帥講到這裡,身旁的人問他,最後怎麼樣?葉帥呵呵一笑,說:「後來是我們勝利了。」他一邊講,一邊笑,還一邊比劃著手勢。在旁邊的師生們聽著,都笑了。
《紅牆知情錄(二):開國將帥的非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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