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的基石是文本

▲魯迅《野草》插圖本

復旦大學中文系百年慶典，舉辦了一系列學術活動，其中包括《紀念〈野草〉出版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中外有關學者畢至，有人用不同方法闡釋《野草》，有人將《野草》譯為不同語種。我在會上有一個插話，大意無論是從事理論探討，抑或從事翻譯工作，都要以這部文學經典的文本作為基礎。這個道理十分淺顯，但在研究過程中卻經常被忽略。

魯迅《野草》收錄散文詩23篇，連同《題辭》共24篇，從1924年12月至1927年7月，連載於北京《語絲》周刊。1927年7月北京北新書局出版，至魯迅去世那年，共發行11版，總印數達29000冊，現已譯成維吾爾文、蒙文、朝鮮文以及日文、英文、捷克文、世界語等語種。據此次《野草》研討會的信息，印地文譯本也將於明年出版。

但是，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簡稱「通行本」）跟原刊於《語絲》的文字和北新版《野草》相匯校，相出入的文字多達百餘處，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四種情況。

一、通行本訂正了原刊本中的若干訛誤。比如，《好的故事》原刊本：「我正要凝視他們時，我驟然一驚……」衍一「我」字，現已刪除。同篇「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裡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如）縷縷的胭脂水」，原刊本脫一「如」字，現已增補。

二、《野草》結集前，可能經過作者修訂，故北新版文字比原刊文字更為精確。比如《風箏》中的「我」反對小兄弟製作風箏，原刊本的文字是：「我知道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知道」含有肯定的語氣，也就是判定了孩子製作風箏是一種沒出息的事情。後改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以為」就是「認為」，這只是表達一種看法，語氣中並不含有對正誤的判斷。因為事實上，這只是某些成人一種違反兒童天性的偏見，在作品中為作者所批判。《雪》中描寫南國的雪景，其中有一句：「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原刊「山茶」後無「花」字。「山茶」是一種灌木，加一「花」字，更準確地表達了蜜蜂采蜜的對象。《過客》中老翁問行者怎麼稱呼？原刊本中行者的答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是一個人。」「就是」中的「是」字，在此處表意模糊，因為他本來就是「人」，而不是其它。後改為「我就只一個人」。這個「只」字不僅表達了人物的屬性，而且突出了他的孤獨感。

第三種情況是原刊本的文字跟北新版和通行本的文字互有出入，留下了改動的痕迹。差異的地方很多，但似乎在兩可之間，很難判定孰優孰劣。比如《求乞者》的首句：「我順著剝落的高牆走路」，原刊本「順著」為「沿著」。兩相比較，文意相同，只不過前者更口語化。《復仇》中描寫無聊的路人圍觀兩個提著利刃的裸者，「而且拚命地伸長頸子」。原刊本「頸子」為「脖子」。這兩個詞都指人體頭顱跟軀幹相連接的那個部分，均可用。《雪》中描寫朔方的雪在無邊的曠野上旋轉升騰。原刊本「無邊」作「無際」。「際」者「邊」也，複詞同義。類似的例子，可以列舉數十處。

我以為當下最值得關注的是第四種情況，即通行本的文字跟原刊本、北新版進行匯校，前者反遜於後面，亟需進一步校勘規範。記得龔明德先生曾指出，《死火》中的「我」撿起「死火」，塞入衣袋中間，後來「死火」燃燒，燒穿了「我」的「衣裳」。此處「衣裳」原刊本作「衣袋」，顯然更加準確。《頹敗線的顫動》中那垂老的女人曾經為女兒無私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最終得到的卻是怨恨和鄙夷。老女人痛苦萬狀，「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人與獸」的語言中既然包含了「人」，怎麼又會「非人間所有」？實際上原刊本作「神與獸」，這兩種言語當然「非人間之所有」。所以，通行本的「人」字應據原刊本訂正為「神」。通行本類似的錯訛和不規範之處還有一些，比如《淡淡的血痕中》譴責造物主「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穠」。「穠」，是形容花木繁茂；應作「濃」，「淡」的反義詞。《影的告別》中連用文言嘆詞「嗚乎嗚乎」。原刊本及北新版均作「嗚呼嗚呼」，更為規範。《復仇》中描寫路人從四面奔來，「如馬蟻要扛鯗頭」。原刊本作「螞蟻」。「馬」是動物，「螞蟻」是昆蟲，應予規範。《希望》中有一句「雖然是悲涼漂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原刊本「漂緲」作「飄渺」，當更規範。關於裴多菲的生卒年，通行本的注文為「1823-49」，原刊本為「1823-1849」，文中援引了「希望」之歌，原刊本「希望」前後使用的是書名號，顯然也比通行本規範。《聰明人和傻子的奴才》一文中奴才尋人訴苦，說他住得簡直比「豬窠」還不如。原刊本為「豬窩」。雖然「窠」「窩」同義，但「窩」比「窠」更口語化，通行本應據原刊本訂正。

限於篇幅，僅舉以上數例，借一斑略窺全豹。校勘工作是文學研究的基礎工作，遺憾的是水平低的人做不好，水平高的人不屑做，評職稱時不被視為學術成果，出版校勘成果又困難重重，以至產生以上現狀，應該引起學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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