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探要

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探要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發布日期：2013-12-23]

　　【摘要】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屬於相對比較成功的探討，基本上是對於中國史學的內涵、構成、特點、走向的全面探索。雖然有其存在的問題，但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大體還是很有深度的。我們開展中國史學的研究，不僅要總結反思以往學者的成果，也要關注海外學者的研究和探討，從而更好地把握中國史學在國際史學格局中的成就、影響和地位。　　　　【關鍵詞】美國學者 中國史學 研究 探要　　　　我們開展中國史學的研究，不僅要總結反思以往學者的成果，也要關注海外學者的研究和探討，這對了解中國史學在國際史學格局中的成就、影響和地位是重要的。筆者在美國訪問期間，曾對美國的中國史學研究情況作過調查，搜集了一些文獻資料，爾後繼續在資料庫中查獲頗多數據資料。①茲將這方面的了解作一大體梳理，探討其研究的主要特點和關懷旨趣。謹請方家指正。　　　　一、重視對中國史學著作的翻譯　　　　在俾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國叢報》中，有多篇文章是關於中國史著的原文翻譯，如1850年3月號有對魏源《海國圖志》(1848年本)第12編的翻譯，5月號有對魏源《大清聖武記》的介紹文章，還有對《大清一統志》、《八旗通志》等清代歷史典籍的翻譯，這都是出於對中國現實政治了解的需要。他們還希望通過這樣的翻譯了解中國的史學、中國的文化。在20世紀初的美國中國學中，德裔漢學家也做了不少這樣的工作，勞費(Berthold Laufer)先後翻譯過苯教的贖罪詩(1900)和「密勒日巴」藏文本等作品，為美國學者開展中國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幫助。②這當中還有一種翻譯是為「存史」，能在自己國家保留一份來自中國的史學研究珍品。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Rockhill)與當時在美國德裔漢學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共同翻譯的趙汝適《諸蕃志》③就是這樣的作品。夏德在《大秦國全錄》④的導言中提及此書，認為書中材料「大多出自唐古書」，其中若干筆錄「似為獨到的資料」，「任何以前著作中所不能發現的」。⑤兩位譯者還在序言中強調，《諸蕃志》是它那個時代關於民族學和商業的最傑出著作。此外，像J.I.克倫坡(J.I.Crump)對《戰國策》的翻譯⑥、方誌彤對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翻譯(燕京學社1952年版)、徐中約對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翻譯(哈佛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等，都可以認為是他們「存史」的需要。　　　　美國人對中國史學翻譯的重要突破，在於他們對於幾部中國史學名著的成功翻譯。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有影響譯著要數德效騫(Homer H.Dubs)的《漢書》翻譯。從1938年開始到1956年，共出版了三卷(1938、1944、1955)。其主要特點，在集中於對《漢書》本紀的翻譯。⑦這種把重點放在帝王本紀的翻譯計劃，考慮到了中國歷史和史書記載的重點，也是中國歷史和史學的特色。德效騫《漢書》翻譯的再一個特點，就是考據細密，注釋嚴謹，很注意對所譯史事的精心解析，往往會在每章之首放自己的說明與體會文字，每章之後也安排所謂的「附論」。他的翻譯被認為有點生澀，但學者幾乎都肯定其卓具功力，把中國重要史著的特色和內涵努力作了翻譯。國際漢學界高度認可這一研究。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卜德(Derk Bodde)曾專門為之撰寫書評，稱德效騫的《漢書》翻譯對於美國漢學發展意義重大。⑧艾爾克斯(Edward Erkes)則說，《漢書》翻譯，「在重要性上完全可與沙畹的《史記》翻譯與研究毗美，甚至在科學的準確性上還略勝一籌」⑨。英國學者崔瑞德(D.C.Twitchett)所寫書評也稱，譯者的考據與闡釋尤其好，其筆下的每章內容，極好地給出了所描述問題以及取自相關歷史資料的說明。德效騫所翻譯的這一著作於1947年獲得法國法蘭西學院的「儒蓮獎」。　　　　當時另一部成功的翻譯作品，是華茲生(Burton Watson)的《史記》。這部《史記》譯本首次出版於1961年，1969年和1993年有過兩個再選本。⑩1961年本是他早年《史記》譯本的代表作。這個本子的諸章安排依次為：第一章陳涉世家、第二章項羽、第三章漢高祖、第四章漢朝傑出高官、第五章不忠者傳、第六章貴族官員、第七章皇帝統治者、第八章皇后專篇、第九章世家、第十章造反者、第十一章優秀官員。這種編排打亂了原來編目順序，但以漢朝緣起、發展和管理為線索，將《史記》全部內容串連起來，著眼於《史記》所載內容的大局反映。　　　　華茲生這一做法，有自己的大局考慮。他的博士論文是對司馬遷與《史記》的研究，在準備和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開始了《史記》翻譯。他認為《史記》是所有中國歷史著作中最有影響的讀物，其體例記載廣泛的特點，成為後來大多數史著的範例，對中國及其文獻影響下的異域文化深具影響。(11)他注意到19世紀末法國漢學家沙畹翻譯過《史記》前47卷，向法語世界介紹過這位來自中國的重要歷史學家，認為英語世界也應有相應的《史記》譯本。(12)考慮到這些問題，他沒有採用與德效蹇《漢書》一樣的編排。在文筆處理上，也有意採用與德效騫不一樣的做法，用趣味、通俗的語言表述《史記》原意，把注釋減少到最低程度，他認為注釋太多，翻譯會生硬、晦澀。華茲生的《史記》翻譯同樣得到學術界的肯定和讚許。狄百瑞說，作為美國和英文世界的第一部《史記》譯本，其地位無法撼動，人們將永遠感激華茲生的努力。(13)　　　　德效騫《漢書》、華茲生《史記》的翻譯，實際使當時美國對中國史書的翻譯出現兩種模式：一是重史書翻譯內容考據，窮究歷史真實；一是重譯文通曉順暢，期待更多人接受和知曉。這種關於翻譯不同模式的做法也引起分歧和探討，促進學者對中國史學著作翻譯模式思考的成熟。總的看，學術界更重視德效騫的翻譯模式。一些批評者認為華茲生「儘可能避免注釋」的做法並不足取，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在譯介諸如《史記》這樣的古代文獻時，「任何情況下都有必要提供解釋說明」。(14)有學者還指出，所謂基於對原著的同情式理解，並不能使普通讀者對公元前一百年中國文明有更透徹的理解，「虛假的現代表達的每一次出現，所帶來的是對原著更難以理解或是對原著真實表述更為陌生」。(15)對於學術界的這些批評意見，華茲生本人後來也表示接受，認為自己年輕時的做法確有值得反思之處。　　　　《漢書》、《史記》的翻譯也使美國學者意識到，因為中國史書記載浩瀚的緣故，僅抓住能反應中國歷史特點和史學特點的內容來作部分翻譯的做法也不是理想之舉。他們開始考慮翻譯內容的完善問題。據知已經有一個更大的對中國史學經典著作的翻譯計劃，一些學者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左傳》翻譯已進行。(16)《史記》也被再次翻譯，威斯康星大學的威廉·H.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等正著手這一工作，整部《史記》的英譯本(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將達到九卷，已經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1、2、6、7、8卷。他們希望能夠以新的譯本取代老的譯本。(17)這顯示了美國中國學界對於中國史學研究和翻譯的新氣象。　　　　二、注重中國史學名家的研究　　　　對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的史學研究，最基礎的還是要做好對於史學家的研究。研究他們的著作，思想、方法和編撰特點。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是希望通過對於典型個案的研究，透視相關問題的歷史全貌。美國的中國學界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很重視對於中國史家個案的探討。在他們看來，一些重要的歷史學家，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人物，其成就代表的是一個時代的史學高度，體現的是整個民族的歷史思考和理論思維。深入對他們的研究至關重要。　　　　還是回到華茲生。他是《史記》的翻譯者，更是《史記》及其作者司馬遷的研究者，他的研究論文題目為《司馬遷：中國傑出的歷史家》，195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8)華茲生在研究中，表述了對於《史記》及其作者思想的深見。他認為中國歷史在其長期發展和連續性方面，沒有什麼國家可與其相匹，見證了無數朝廷的興衰。中國的思想家們面對光榮不斷消逝的景象，一直關注更高一級的形而上學王國，而非世界的短暫現象。他們一直這樣嘗試著，感到如果真理被發現——一定是在其自身的變化過程中被發現的。這是中國人一直有最勤勉變化記錄的原因，有其孜孜不倦的讀者。華茲生說，在中國所有歷史學家中，司馬遷是最偉大的，他創造性地撰寫了長達130卷的《史記》，敘述了從久遠年代到他生活的時代以及他所知道的外國人的歷史。自它出現以後的兩千多年來，《史記》顯示了其記載最廣泛的特點，是所有中國歷史著作中最有影響的讀物，其編纂體例也成為後來大多數主要歷史著作的範例，其記載內容和模式也對中國人文和中國文獻影響下的周邊國家產生了影響。他認為如同希羅多德對於希臘羅馬史學的影響，司馬遷對於朝鮮、日本的意義也如此。　　　　華茲生對《史記》及其司馬遷的研究，是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史上的一個標誌性成果。(19)但像這樣的研究，又不止步於華茲生。如果說華茲生對於司馬遷《史記》的研究，是美國學者關於中國古代史家和史學研究的代表作，那麼倪德衛(David S.Nivison)(20)對章學誠《文史通義》的研究，就是他們關於中華帝國晚期史家及其史學研究的又一部重要作品。這部題為《章學誠的生平及其思想》的著作，出版於1966年。(21)作者在談起這本書的撰述動機時，還提到1948年洪業對他的推薦，稱之所以選擇這一課題，是出於對當時中國研究意義的考量和對章學誠學術價值的斟酌。他認為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劃為兩個陣營，一是關注中國和西方的相互關係的陣營，一是傾心於中國古代研究的陣營。他所說的兩個陣營，是指當時中國學研究和漢學研究已經有了區分，希望能將這兩類研究的視域很好結合起來，對章學誠的研究就出於這樣的考慮。他說：「當相關的探討在中國研究中還屬於一個新問題時，我就已經開始對章學誠產生興趣了。」他說很想探討一些難以窮究的問題，一些植根於歷史的東西，使自己既不忽略它當下的關聯，又能將它作為中國偉大傳統的一個完整的部分來理解。他說已經發現通過記錄和闡釋某個個體的思想困境，可以最好地滿足這樣的要求，通過將過去帶入生活而使它顯得切身相關和合乎情理。他還描述了這一研究的意義：「18世紀既是古老帝國延續的頂峰，又是近代歷史苦難的開端；它既向我們呈現了中國傳統最後的也是最燦爛的綻開，也讓我們看到了這一傳統『巨變前夜』的情形。」(22)他認為自己考慮這一選題時，並沒有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看成垂死腐朽的東西，而是還有最後燦爛的開放，希望這樣的研究能給現實生活帶來啟迪，所以章學誠很值得研究。　　　　《章學誠的生平及其思想》對章學誠及其史學有頗深入的探討，對章學誠的歷史觀點、史學思想、編撰方法、史料學觀點有精深考察和分析。在此之前，日本的內藤湖南率先在《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中發現了章學誠的可觀學術價值，編纂了關於他的簡要年譜。胡適稍後也寫過一本，從其著作中發現了史學和哲學方法。在法語世界，曾有戴密微對他的傳記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倪德衛的成果，屬於英語世界關於章學誠研究的第一本專著，是國際史學界關於章學誠研究的一次十分深入的探討，戴密微、崔瑞德、卜德、王同伊等學者都曾為這一專著撰寫書評。倪德衛的成果無疑是美國對中華帝國晚期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品，(23)為此還獲得1968年度法蘭西學院的「儒蓮獎」。　　　　我們發現，美國對於中國史學著作的研究還很注意將其放到世界的學術背景和宇宙觀中作比較的考量。由桂思卓(Sarah A.Queen)撰著的《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在探討春秋學的過程中，就十分重視其中的聖言內質的比較探討。她認為《春秋》所具體化的知識的源泉並不是天啟，而是人類的感知。就此而言，無論《春秋》保有何種「超驗」和神聖的地位，其所反映的都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觀而非以神為中心的宇宙觀。聖人站在宇宙的中心，其創製的經典值得人們崇敬。之所以如此，桂思卓認為，原因在於聖人對他的子民實施教化，並由此成了天在人間的化身。桂思卓的這一思考及其探索顯示了美國學者對於中國史學研究的獨特性，尤其放到國際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中，比較地考察中國史家及其史著思想、理念內涵的獨特性。(24)　　　　誠然，美國對於中國史家及其史著的關注是一貫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國叢報》，就有多篇這類文章，如1840年5—12月的該刊中，就有關於司馬談、司馬遷、司馬光、馬端臨等史家的史學研究情況的介紹。後來也湧現出相當數量的這樣有影響的研究。如鄧嗣禹的《王夫之對歷史和歷史學的研究》(1968)、畢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顧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顧頡剛和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和對傳統的追求》(1971)、波納(Joey Bonnet)的《王國維：一個學術傳記》(1986)、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的《錢穆研究》(1988)、邵東方的《崔述(1740—1816)：其生平、學術和再發現》(博士論文，1994)、Aque Stuart V.的論文《皮錫瑞和〈經學歷史〉》(博士論文，2004)等。這些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著名史學家及其史著的研究，透過對他們研究的時代背景、學術思潮、編撰思想、研究方法、史料來源等多方面的探析，形成了對於中國史學長河的鳥瞰全圖。這些研究成果的不斷積累，匯聚成了對於中國史學發展史的大體上的系統認知。　　　　三、對中國史學發展特點與價值的思考　　　　波蘭歷史學家托波爾斯基曾經說過：「歷史教育是形成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的主要基礎之一……歷史和關於歷史的知識是民族意識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任何民族之所以為民族的基本條件之一。」(25)他十分強調史學對於現實的社會意義，他的闡述實際上也在提醒應注意不同地區史學發展特點及其相關民族史學的價值觀。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是他們對世界史學研究的組成部分，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很注意去觀察他們發展的獨特個性及其發展的總體價值取向。這在他們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華裔學者在這方面努力是明顯的。1955年，加州大學歷史和地理系的韓玉珊的《中國史學綱要》起有不小作用。他說中國史學就像中國人的生活一樣，特點是堅持不懈的努力，在需要與非需要、變化與一致、閃亮和再創造之間保持著平衡。他說中國人所給予的歷史的意義是唯一的，不曾中斷探索經歷，不僅有史學編纂的方法，還在於所闡述的思想，「其最早的記錄顯示了歷史學家無比重要的地位」。(26)他也探討了中國史學編纂的缺陷問題，歸納為幾個方面，如「名字混亂」(如孫文、孫逸仙、孫中山)、「缺乏省時技巧」(如沒有引得)、「不精確」(出生年的計算方式)、「資料規模過大」(如從公元589年到1911年，史書「傳記」累計有一萬三千七百多個)、「過於簡單化」(重大事件只以幾字記錄)、「所謂客觀陳述」(被要求對歷史事件的純粹記錄)、「篡改和刪除」(歷史上常有)、「模式問題」(記載內容受傳統題材方式限制)等。他說中國歷史編纂學的道路和中國歷史研究也許還粗糙了一些，以致積累起大量史料而「只見森林不見樹」。韓玉珊向美國學者提供了一本英語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專著。應當說還相當淺顯，但被認為給了人們所需要的關於中國歷史編纂學的論述。(27)費正清稱其對中國歷史學做了饒有興趣的觀察，向西方漢學家講述了有價值的資訊。(28)　　　　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些重要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介入這樣的探討。他們希望能將中國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美國中國思想史研究委員會主任芮沃壽(Arthur Frederick Wright)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直關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29)認為對中國學術的探討，必須「與西方思想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研究」，從多文明的碰撞與交流的探討中，理解中華文明及現實中國的可能走向。這些思想也運用到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之中。1970年6月15日，他在給史華慈的信件中，很詳細地談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提了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具體要點。　　　　其一，中國和其他社會中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這裡，我們將著重於從漢代到宋代的主要的中國歷史學家，探討他們的社會背景，支持的動力來源、動機及其政治聯繫。總之，我們希望在這個題目下從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來儘可能多地了解不同時期的歷史學家。其二，中國和其他社會中歷史的作用。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環境里，可以概括為一種或多種作用：(1)紀念過去，以強調其輝煌以及與現在的連續性；(2)對當代人灌輸過去事件中所例舉精英的價值；(3)再現過去的典範人物或反面人物來為當代人樹立榜樣和警示；(4)正統性，也就是說通過歷史寫作，為當代的新個體或階層掌權的合理性提供古代的尊貴的譜系；(5)為政策、法律、宗教及其他論點提供可用的先例；(6)娛樂——通過講故事向不識字的人講述歷史以及通過書面作品向受過教育的人傳述歷史，從而從過去偉大事件中獲得間接的樂趣或者為那些永遠不可能成就偉大、尊貴、富有、自我放縱的人提供滿足願望的幻想。其三，歷史寫作機構的問題，如事件的記錄、記錄的收集和整理、單個歷史學家或一組歷史學家如何把這些記錄組織成歷史著作。還包括官方歷史和非官方歷史、中國歷史寫作的機構官僚化以及中國和其他地區國家審查和控制的類型等。其四，形式和風格的問題。(1)對不同的歷史編撰傳統記錄類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個案研究，如朝代的建立、鎮壓叛亂等；(2)中國和其他傳統對遣詞造句和虛構以及其他文學技巧的運用；(3)慣用語句的問題，即只要可能，就使用反覆出現的固定的語言順序，如「他剛提筆在紙上書寫，文章就寫好了」；(4)陳規的問題：當事件進展到似乎需要這種或那種人物類型的時候，就以老套的形式將其插入。(30)　　　　他所提的這四個方面，第一、二、四點屬於中國史學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第一個是關於中國史學家的社會角色，他們的撰史動機和社會背景。他希望從漢代史家開始其討論，因為這和希臘、羅馬時期相當，看看東西方史學家的角色是否一樣。第二個要點實際是關於史料收集、史官制度的討論，有些是西方史學不一定具有的，屬於中國特色，期待能討論包括史學的國家控制、官方審查等問題。第四個是關於史學的編撰風格、編撰形式問題，他對這一問題很看重，將其化為四個具體的小問題，即所謂「對不同的歷史編撰傳統記錄類似事件的不同方法的個案研究」，涉及對於中國史學編撰體例和傳統的探討；所謂對遣詞造句和其他文學技巧的運用的討論，由章學誠《文史通義》內容看，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問題。他提的第三個要點，實際上就是對史學功能問題的探討，也就是史學價值問題的探討。他顯然對這一問題也特別重視，將史學功能歸納為六個方面供大家討論。　　　　當然美國學者還試圖從多途徑來探討中國史學發展的特點。20世紀60年代，美國中國學界出現過一次有關中國傳記研究方法問題的討論，(31)看似關於中國傳記的研究，實際是對中國史學特點及其價值觀念的重要探討。當時，倪德衛撰寫題為《傳統中國傳記概觀》的文章，從中國古代的傳記研究來看古人傳記研究的價值。他認為傳記研究在中國史學中的意義重大，《明史》中傳記的篇幅甚至佔全書篇目的60％還多。倪德衛認為在古代中國，傳記的編撰無論是「社會的」還是「歷史的」，都扮演著對死者的最後尊重，提供一項最後的定論(雖然還會有例外)。這主要源於中國的社會特徵，對個人生命的最後尊重的行為，是紳士們的唯一義務。(32)而由此，傳記也成為傳統中國史學的「最引人注目的財富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關於中國古代傳記特點和價值的討論還出現幾種不同觀點。一種是贊同倪德衛的觀點。哥倫比亞大學的包華德(Howard L. Boorman)就認同支持倪德衛的研究，認為傳記撰著作為對個人生命價值最後敬重的行為。第二種觀點沒有直接評論中國古代的傳記特點與價值問題，而探討西方史學影響下的中國近代傳記研究。霍華德(Richard C.Howard)題為《近代中國傳記研究》的文章認為，19世紀早期西方企業、軍隊、技術的闖入，導致中國文化和思想傳統的優越性、自我滿足信念逐漸喪失。中國知識分子根據他們所了解的西方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理念，重新鑒定自己國家的過去。探索導致對西方著名人物生命的審視，包括對中國歷史上先賢生涯的再思考。霍認為，中國迅速轉型和變化，對傳記寫作也起了作用。過去專制淫威下的政治批評(特別是對政府領導的公開討論)是沒有勇氣的，但以後就不同。政府權威的相對寬鬆，傳記家能有比以前更大的自由度去重新討論和評估他們所關注的同輩人。他認為中國傳記研究近代化的演變中，胡適的《章實齋年譜》值得關注，這是傳統中國年譜和西方傳記史學的一座橋樑。在選材運用的基礎上，滲透自己的研究和批評，克服舊年譜形式中的固有缺陷。(33)第三種觀點不認為中國傳記和西方傳記有大的區別。哥倫比亞大學的賈勒特(John A.Garraty)教授就反對傳記研究只是中國專利的觀點，他的題為《中國與西方傳記的比較研究》的文章認為，中國傳記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傳記發展還是有共同點的。雖然傳統的中國觀點在看待個人與社會聯繫的問題上有別於西方，然而最早的傳記寫作就需如此。在章學誠那裡被認為是「對死者的最後的敬意」的話題，也是數個世紀來西方傳記的主題詞，而章學誠並沒有受西方趨勢的影響，他的理念主要來之於自己的經驗和天才。他認為基本的制約因素還是傳記特點本身，一種模式強加於所有傳記是不可能的。賈勒特稱，「研究中國的傳記有助於澄清這些模式的心態，對於每位試圖寫作的傳記作者都是一種幫助。」(34)　　　　這些試圖從對傳記研究來探討中國史學特點、價值的努力及其諸多爭論，顯示出美國中國學家對於中國史學總體特點研究的用心。由此還會發現，這種對於中國史學特點的探討，也出於一種「他者」的需要。近來的一些學者，尤其希望通過對中國史學的深入研究，從對中國史學編撰技法和手段的思索中，尋找擺脫西方史學編撰某些困境的出路。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的題為《司馬遷的多重敘述：中國古代史學能否對現代西方史學有現實貢獻》(35)的論文認為，西方史學由於社會科學化的影響所帶來的表述上的種種困厄，看來要到古老的中國史學的編撰中去尋找解決的良方。他認為司馬遷的歷史研究方法提供了連貫的歷史方法的畫圖，為西方史家擺脫傳統歷史編纂模式提供了思路。　　　　四、關注現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的走向　　　　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說過：「代替一個『範例』，出現了一批範例，對於不同的史學流派來說，每一範例各自代表一種尋求更大科學性的研究模式，同時每一範例都與某些有關歷史現實性的一般觀念密切相關，這些觀念反映了學術團體中不同的思想，社會和政治派別。」(36)他是在《歐洲史學新方向》中提及這一問題的，認為在對於區域史學的研究過程中，要重視對於史學範式和史學流派更迭的研究，沒有這樣的研究是無法深入探討的。以此來看美國中國學家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會發現他們對於中國史學演變、史學思潮更迭的探討十分重視。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受國際史學思潮、國內外政治變動的影響頗巨，有過數次重大的研究格局的變化，美國學者都有過仔細觀察。他們一直試圖把握中國史學發展的真正走向，尤其中國史學界有重大轉變的時候。這是我們的一個重要考察點。　　　　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第一次重要考察，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這也是中國史學在西方史學思潮影響下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一種是在蘭克史學思想的影響下，治史者更重視史料的考證和研究；一種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的影響下，治史者更用心於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探討。事實上，中國傳統史學的治學精華，也非常強調對史料的精確驗證和把握。20世紀30年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辯思潮的出現，與外來的學術思潮有關，也與國內的重大考古發現、史料發現有關，成為中國史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學案。美國學者十分關注這一重要學術思潮的出現，關注其對於中國歷史學發展產生的影響。漢學家恆慕義還精心翻譯了顧頡剛《古史辯》自序。時在美國的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J.L.Duyvendak)也很留意古史辯派的動向，熱心支持恆慕義的這一研究課題。　　　　華裔學者參加了對於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發展走向的考察。鄧嗣禹撰寫的《近五十年中國歷史編纂學》對這方面情況都有分析。他認為20世紀初50年的中國歷史編纂學取得了巨大進步。歷史研究範圍的擴大也使很多分支研究取得進步，各個斷代史和課題的專家得到訓練。他認為歸納起來可以劃為兩大流派，一派為「古物考證家」，他們「學得多，思考少」；一派為「社會歷史學家」派，這派學者「思考多，學習少」。但兩派各有千秋，總體上應該合作，「思想與事實應該結合起來，孕育出信史」。這篇論文還對當時中國史學的進步作了探討，認為至少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歷史研究科學方法的應用，尤其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以及考古、甲骨文、金文的應用；其二，西方歷史解釋學的運用，把重點從帝國的政治事件轉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其三，新史料的發現；其四，歐洲、美國、日本的漢學，尤其是蒙古史和中西方交流史發展的刺激所致；其五，白話文的興起和短篇、長篇小說，戲劇和其他民間文化如民歌民謠等非正式史料的地位提高，醞釀出社會史和經濟史。(37)他認為19世紀的史前史、古代史、通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專門史、斷代史、中外關係史、藝術史等諸方面研究都在發展，這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漢學界對於中國史學的一次重要探討。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考察焦點，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希望弄明白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究竟是怎麼回事，中國人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怎麼回事，會對中國史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哈佛大學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學家首先開始這一研究。是時翦伯贊主編了一套《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料》，共10種64冊。費正清組織芮瑪麗(Mary C.Wright)、劉廣京、鄧嗣禹、房兆楹等一批學者對這部史料集研究，分別對文獻集中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中法戰爭」、「義和團」等諸個專篇展開專門評論，發表於1957年的《亞洲研究雜誌》。費正清、芮瑪麗聯名寫「引論」，表達了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見解和批判立場。費正清堅持「衝擊—反應」論的歷史觀，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史的重大事實之一」，「外國人曾經起了主要的作用」；否定所謂中國的現代化將遵循任何普通適用的諸如「封建主義」、「半封建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發展範疇的意見。保羅·埃文斯在《費正清看中國》的研究中認為，當時的費正清投身於創立一種以美國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可行性分析，駁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編纂學。(38)　　　　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以兩章篇幅討論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其相關問題。所關注的幾乎與中國史學界的諸多焦點同步，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待古代文獻的態度還是溫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歷史分期研究非常重視，「為研究本國的歷史投入了眾多的心血和情感」。他也強調自己所堅持的「傳統—近代」歷史觀，奉勸毛澤東放棄自己的歷史觀點，稱「中國的歷史(至少在近代如此)並不只是按照她自己特有的道路發展」。(39)　　　　當時下功夫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研究的是密西根大學的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他很注意基礎史料的收集和建設，用心主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對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尚鉞、華崗、胡繩、何干之、胡喬木、胡華、吳晗、劉大年、白壽彝等學者及其著作都有詳細介紹。(40)費維愷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已經站住腳了，我們就要重視和研究。(41)當時有關的史料條件很差，費維愷與他的同事們以香港為跳板，收集有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最新信息。費維愷還主編了《共產黨中國的史學》(1968)(42)等有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論文集，收集了英國、荷蘭、蘇聯、澳大利亞、美國等多國學者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學術論文。(43)他在研究中認為，即使對中國的歷史研究作無情批判的人也對它那數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積極成就有深刻印象，尤其經濟史研究。他認為許多新領域已經開闢，「現代中國的經濟史寫作已經在成熟的理論水平和全面地掌握反映實際狀況的資料上奠定了基礎。」(44)他認為大量新文獻資料已經可資利用是公認的事實，方法論上也有重大進展，創造新中國的歷史觀以取代過時的儒學觀念已收到實效，(45)僅從有關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的論文達150多篇這一事實就可以衡量出來。(46)　　　　作為當時美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深入的標誌，是兩本重要著作的出現。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Harrison)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和農民戰爭》(1969)(47)，一本是杜克大學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起源，1919—1937》(1978)(48)。哈里森的著作主要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農民戰爭問題的理論進行研究，包括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關於農民戰爭的領導和組織、口號和意識形態、作用和進展、特點和失敗原因等問題的探討。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步形成進行研究，尤其注意探討當時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魏斐德率領的美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家代表團及其後來形成的訪問論文集，是他們對當代中國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品。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49)的論文集，體現了學者們對當時中國史學重大轉折的觀察與思索。他們認為中國的歷史學家正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包括對於像農民運動的解釋，不再僅僅看成是對於革命特別是對於當權者態度的反映；對農民政權的討論也不再是註解當代政治的媒介。歷史學者的研究領域也有很大改變。像大眾宗教這類問題的探討，已經從中國史學的復甦中崛起，儘管1949年以來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鼓勵。(50)他們還特別注意中國學者一些重大歷史觀點的變化，像對元明易代、明清易代這一類事件的研究，已經不再從野蠻異族入侵這個視角簡單思考，所有少數民族被視為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的夥伴，蒙古族和滿族人都有權力登上統治地位；征服王朝的帝國，一般都被看成是少數民族與大多數漢族精英階層所建立的聯盟，由漢族與非漢族所建立的聯合王朝產生了新的動力和方向，推動了歷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