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民：凱歌再起，藝謀歸來

　　與陳凱歌多年沒有見面了，但是我一直一如既往地關注著他的影片和言語。不久前，在凱歌把他的《道士下山》推上影屏的同時，也宣布走馬上任上海大學電影學院院長，但願他教書育人，培養出有思想、能創新的中國電影人!

　　(陳凱歌走馬上任上海電影學院院長)

　　那是1987年初秋一天傍晚在芝加哥唐人街的一個華人餐館裡，凱歌、歐凡(李歐凡，著名文學評論家，美籍華人，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哈弗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教授)和我三人圍席而坐。那天是我做東，啤酒下肚，談興甚濃。 席間凱歌說他想回國後拍《荊軻刺秦王》，構思已經有了，接著就把電影如何開場描述了一番。有著深厚文學和文學評論功底的歐凡教授聽的津津有味，連聲叫好!那天我點的菜中有凱歌喜歡的蒜蓉豆苗，這是凱歌文革期間在雲南時能吃上的一道蔬菜，而那時在美國稍微好點的中餐館這道菜肴基本上都有， 如果那時是在北京的話，這道蔬菜還難得一見。

　　談起這類的文學作品和電影題材，凱歌和歐凡好像有說不完的共同語言，相見恨晚，越聊越來勁。可惜，數年後當我看到凱歌拍成的《荊軻刺秦王》，覺得有點意外，不像他原來設想的那種氣派、故事場面與情節處理，電影上映後也沒有多少「轟動」效應，難免感到遺憾!不知是他到真正拍這部片子時改了主意，還是另有原由。後來倒是張藝謀根據同一故事拍成的《英雄》有突破和看頭，創造了票房。我那時在想「凱歌怎麼啦?」

　　凱歌與我年齡相仿，歐凡比我們的年紀大一些，那時已經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了，先前從台灣來美國留學進而留在美國的大學任教，是美籍華人學者中一個有成就、有一定影響的人物。

　　他是我的忘年之交著名劇作家吳祖光老先生的朋友，是吳老在我來美國之前特地介紹我認識的。我到了芝加哥後就與他取得了聯繫並結交為朋友。他可以說是凱歌的「粉絲」，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把凱歌的《黃土地》當成在芝加哥大學的教學影片，講授大陸的文學，而影片就是從我這裡借用的。

　　他還曾經受芝加哥外交關係協會(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邀請，帶著我提供的《黃土地》在該協會的活動上放映並做了演講，那天的活動我也出席了。他一直希望有機會與凱歌見面。這次在芝加哥唐人街餐館的餐敘就是我為他們的初次會面安排的。歐凡教授對凱歌的文學功底有很高的評價，讚揚他書看的多。

　　芝加哥相會

　　早在此不到一年前，每年一度的「芝加哥國際電影節」與往常一樣舉行，初冬的芝加哥已經涼意十足了。那次電影節放映了凱歌的《大閱兵》，電影散場後電影節舉辦方邀請凱歌與媒體和觀眾見面，回答大家的提問。在活動結束時我走上前去，與凱歌打招呼並握手，在自我介紹時，凱歌略顯突然和拘束，可能是因為我的「外交官」身份。

　　此後一聊起來，我們都當過兵，有相似的經歷，更有共同認識的人，我的連襟的弟妹(北京人如此稱弟媳婦)是凱歌的發小，同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家屬院成長，又是鄰居，這一下就拉近了我們的距離。當時已經是晚上9點多鐘了，凱歌餓的夠嗆，問我能否帶他去中餐館吃飯，我立即答應，便開車去了唐人街的「三禧大酒樓」。

　　進入飯館，凱歌首先就問有什麼蔬菜，聽說有豆苗，立馬要老闆上這個菜，並說要蒜蓉的，說在雲南時常吃這個菜，他喜歡這道菜，已經多年沒有吃了。接著，我們天南海北聊了起來。

　　電影是一門藝術、是一種語言、是敘事講故事，電影是一種特殊的文學。凱歌用電影手法帶給我們的文學讓文革後的中國大陸耳目一新。同樣是用電影講「革命故事「，凱歌的表現手法卻與以前的中國導演不同，他更講究用不同的電影語言，更講究通過人的面部甚至「無語」來反映時空和情感，更講究視覺，同樣是荒野，卻能給人以一種美的感覺。凱歌的電影，講究的更多的是一種哲理，不管你同意還是不同意。凱歌從《黃土地》開始陸續推出的幾部電影，讓人們從電影里欣賞文學，獨特的角度，巨大的視野，在那個年代是一個突破，為觀眾所喜聞樂見。剛剛從文革和禁錮中走出不久的中國觀眾，感到了一種震撼。

　　(《黃土地》電影海報)

　　(陳凱歌導演和張藝謀攝影在拍導演現場)

　　我非常喜歡凱歌的《黃土地》，那是真正的電影文學，裡面的歌曲、音樂和在該片攝影張藝謀鏡頭裡的陝北高原，很美，通過電影把過去文學裡所描寫的「美」視覺化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是過去中國的電影中很少見到的。聲勢浩大的「安塞腰鼓」和一些西北高原的風俗如婚嫁，就是從《黃土地》電影開始讓大江南北和外國所認識的。

　　可能正因為凱歌的電影在當時的背景下實在地表現出了中國文化中某些固有的、過去不被人們用電影手法去揭示的一些東西，讓電影觀眾五味雜陳，有感到新鮮的，有感到羞愧的，有感到不解的，也有感到不高興的。

　　我知道因為《黃土地》上映後受到了一些批評，凱歌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影片上映後遭到一些誹議，就連當時思想開放的一位領導人都提出過批評意見。記得他當時講話的大概意思是，電影表現出的中國農村和農民也太落後了，希望多看到描寫中國農村好的一面。這是我在出國之前，當時在中央機關工作時一次開會聽傳達領導人講話中說的。 對這樣的批評我當時並不認同，也感到不解。

　　電影中的故事說的是1930年代的事情，當時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那不是解放前嗎，說的又是八路軍某文化幹事到農村採風所經歷的故事。陝北農村農民的苦日子，別說在1930年代，就是後來解放後不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照樣落後和艱苦嗎?!1980年代是大陸文革結束後的第一個十年，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為一部電影出來說話(往往是批評)，還時有發生。就別提文革以前的毛澤東批評電影《武訓轉》，文革中鄧小平為電影《創業》和《海霞》鳴不平進而「狀」告到毛主席作出了批示，…… 。那時文藝界中的一些作品問世後遭到官方媒體的「上綱上線」的評論及批評，屢見不鮮，有小說的、美術的(如「星星畫展」)和電影的。

　　我當時很想知道凱歌受到了多大的壓力，於是問凱歌：「到底發生了什麼?有像外界傳的那樣受到那些批評甚至「批判」嗎?壓力大嗎?」。凱歌顯得很無奈，承認是遇到了壓力，但沒有多說所經歷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他感嘆拍中國現實或者某些題材電影的不容易。凱歌說到他很想拍文革題材的電影，不知道還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恐怕這也是為什麼凱歌在電影學院一畢業後，剛剛滿腔熱忱地接連拍完了《黃土地》和《大閱兵》，沒曾想到會引起軒然大波，於是就欣然接受「美國亞洲協會」的邀請，來美國留學當訪問學者，避開國內煩人的「政治氛圍」。要知道，凱歌來美國時，正是國內「反精神污染」的那個時期。他很慶幸有機會能來美國看看，考察了解美國的電影教育、電影市場和電影業。

　　我在中央機關工作時也曾經參加過「電影審查」，對電影審查制度的「荒謬」有所了解。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電影局還在文化部，電影審查的地點就在北京西城區北太平庄小西天的中國電影放映發行總公司的一個小放映廳里。小電影廳里前排放著一、兩排沙發，後面就是普通的座椅。每部國產和進口電影上映之前的審查都是在這裡進行的。每次審查一部電影，起碼文化部負責電影的副部長和電影局及部分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工作人員是要到場的。

　　電影審查的做法和細節就不去多說了，那還是在一年沒有幾部電影出品的年代，不知道現在每年好幾百部電影和電視劇出來後，有關主管部門現在又是如何「審查「的，審查的標準是什麼，是否有立法，是否「忠實於憲法」?還有，他們看得過來嗎、看得了那麼細嗎、看一遍就一切明白了、 ……!?

　　第二天，我再次開車到旅館接凱歌出去轉轉，又聊了很多。凱歌愛看書，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可以說是文學功底很好的，而且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之後，思想上有很多反思，是很有見地，能獨立思考，具有批判眼光的人。我們聊起了美國的電影導演，他對奧利弗 . 斯通(Oliver Stone)非常欣賞，他們見過面，對斯通的電影作品敢於批判現實很佩服。我知道，奧利弗 . 斯通是美國著名的電影導演、劇作家和製片人，他的電影作品往往聚焦於二十世紀美國最有爭議的政治問題，具有叛逆性。

　　1988年9月，我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Chicago Art Institute)的藝術學院舉辦了《中國電影展》，其中放映了凱歌的《黃土地》和《大閱兵》。舉辦此次活動之前，我給在紐約的凱歌通了電話，邀請他專程來芝加哥一趟參加此次活動助興，與觀眾見面。凱歌欣然應允。

　　開場的那天，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劇場座無虛席。我主持了「開幕式」，在台上開場介紹說：「文革後中國湧現出了一批青年導演，他們在中國電影界算是『第五代』導演。他們的作品與中國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電影相比，無論在內容上、表現手法上和攝影技術技巧上都有很大不同。『第五代』導演的一位傑出代表就是今天晚上要給大家放映的這部電影的導演——陳凱歌先生。其實，你們大家可能已經見過陳凱歌了。如果不久前你們看過《末代皇帝》的話(之前不久美國剛上映了義大利著名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拍攝的《末代皇帝》，凱歌也是貝托魯奇的朋友)，你們可能記得電影中當『小皇帝』要跑出皇宮紫禁城時，在午門城樓門口被一組衛兵擋駕，而敢於領兵擋駕『皇上』的那位衛隊長就是陳凱歌扮演的。現在有請陳凱歌。」場內隨即響起了掌聲。凱歌於是登上舞台用很不錯的英文發表了講話， ……。

　　(在電影《末代皇帝》中扮演故宮衛隊長的陳凱歌劇照)

　　那時的凱歌來美國一年多，英文大有長進。在80年代末，美國人認知的中國大陸的電影和電影導演，凱歌及其作品恐怕是僅有的。張藝謀當時還不太為美國人所知。

　　電影不以票房論「英雄」

　　我知道，凱歌一直有拍有關文革題材的電影的念頭。多年過去了， 如今凱歌已經年過花甲，是否還有那個想法、還有那股勁呢?至今我們還沒有看到凱歌這類電影作品的問世。在與中國電影的審查制度的磕磕碰碰中，凱歌也許有了他新的想法。很遺憾，在我還沒有看到凱歌這個想法的實現時，倒是張藝謀在1994年和2014年先後兩次拍攝了有關文革題材的電影。一是《活著》(To Live)，這部至今在國內還是「禁片」的電影，其實早已經通過盜版的光碟走進了千家萬戶，即使不讓公開上映，看過《活著》的人包括中國各級的政府官員恐怕已經是數以億計了。

　　我是在1994 - 1995年間(具體幾月份不記得了)此片剛在美國上映時在芝加哥湖邊密執安大道上的一家電影院看的。那天電影院座無虛席，放映時電影院里觀眾的氣氛和《活著》一樣沉重，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否都看懂了，但是我可以看出《活著》作為一部電影被愛看電影的美國人作為一部真正的電影所認可，在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電影《活著》中文海報)

　　(《活著》的英文電影海報)

　　《活著》與其前後的《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為張藝謀在美國和國際影壇的迅速崛起，奠定了電影大師的地位和影響。這些電影的錄像帶和光碟(均有英文字幕)在美國許多學校和社區的圖書館裡都有。

　　或許在凱歌留美的「空檔」期間，曾經是凱歌「成名」影片的攝影師的張藝謀脫穎而出。張藝謀的才藝和智慧是不可否認的。幾年前我在首都機場登機之前在機場書店的書架上看到了一本雜誌，封面上顯目的大字標題《陳藝謀與張凱歌》，封面的設計把凱歌和藝謀的藝術頭像巧妙地暗化在電影膠片中。

　　我立即買了一本讀了起來。文章的標題顯然「借名」發揮，意思很明白，張藝謀是「高奏凱歌」了，而陳凱歌需要「藝謀」了。那是在張藝謀接連拍了一些商業大片(如《英雄》、《滿地儘是黃金甲》、《十面埋伏》)票房價值上去後，媒體人對凱歌在拍完《霸王別姬》之後無更大的動作而發出的憂慮。媒體和電影評論界總是愛拿凱歌和藝謀比較說事，各種炒作從來沒有歇息過。

　　在我看來，凱歌的《霸王別姬》、《與你在一起》、《梅蘭芳》比起藝謀的《英雄》、《滿地儘是黃金甲》和《十面埋伏》在文學造詣上更具優勢，是既有深度又有思想性的電影，沒有去迎合商業性的電影市場，沒有去迎合市儈的觀眾欣賞水平。而一旦凱歌也去隨波逐流，拍了部《無極》，不僅沒有滿足觀眾的「胃口」，反而是冷嘲熱諷和鋪天蓋地的批評。在我看來，《無極》是凱歌的「滑鐵盧」，是「凱歌電影質量」的一次倒退。人們不僅會問，中國電影何去何從?

　　(拍攝《霸王別姬》與張國榮合影)

　　(拍攝《霸王別姬》與張國榮、鞏俐在一起說戲)

　　無獨有偶，藝謀也來了一個《三搶拍案》，讓人大倒胃口。說來也奇怪，那幾年中國電影界這些大師作品的接連「問世」，似乎與中國社會浮躁和腐敗氛圍的發展「與時具進」。接著，藝謀因為「超生」的緋聞等被推上了媒體和公眾輿論的風口浪尖。我開始對曾經帶領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這些曾經充滿活力、生氣和具有批判眼光的「第五代」導演的變化深感憂慮。中國電影界兩個標誌性的人物陳凱歌和張藝謀到底怎麼啦?

　　去年在北京，我看了剛上映的張藝謀拍的《歸來》，這是近年來難得的一部有關文革題材的電影。經過文革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歸來》普遍看好，知識界和媒體對這部電影給予的肯定是主流意見，儘管有人嫌它批判文革的「勁還不夠」。如今五十來歲以上的幾代人都懂得這部電影的意義，也理解拍這樣一部電影在現今的中國還是需要膽量和「技巧」的。在拍完《山楂樹》之後，藝謀又拍了《歸來》這部有意義、有價值的電影，其票房雖然遠不比《泰囧 》之類迎合市儈的庸俗或者「純娛樂」的電影，但這是中國電影真正需要的，是時代的一種召喚。此時，人們感嘆「藝謀歸來「了!

(張藝謀電影《歸來》海報)

　　此前凱歌的《趙氏孤兒》上映後也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和肯定，許多人都說這是在他的《霸王別姬》之後又一部從藝術和深度上都有一定創新的好電影。一個導演一生不可能總能拍出部部都好的電影，高高低低就像人生，不足為奇。

　　《道士下山》是凱歌的新作，比起凱歌先前的作品未必有哪些超越，但是總比《無極》這樣的敗筆更能讓人看到凱歌的「手藝」。至於社會上對《道士下山》的爭議，我認為何必在意，實屬正常，世俗社會，無奇不有嗎。如果說有什麼意外的的話，那倒是如果有道士出來說話指責的話，恐怕反而是沒有按道教最基本的「與世無爭」的教義修鍊好。

　　我從來認為電影不以票房論「英雄」。說「藝謀歸來「，就是認可「電影不以票房論『英雄』」。說「凱歌再起」，也是對「電影不以票房論『英雄』」觀點的贊同。

　　電影的票房價值從來不是衡量一部電影的真正價值的尺度，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時代。這個道理就跟世界上許多繪畫大師在生前窮苦潦倒，畫作問世後賣不出去或者賣不了幾個錢，畫家的「票房」不佳，但他們卻是最享有盛名和流芳百世的真正的世界級藝術大師和作品。小說有很多，但不是都可以流傳世代而經久不衰的、不是都可以稱為經典的作品。

　　就是在美國，「奧斯卡金像」得主的影片(最佳影片獎)大多都不是當年票房最高的，而往往票房最高的那些電影又大多沒有得到過「奧斯卡金像獎」 (當然有些影片在獲獎之後才助推了其票房，這很正常)。 「奧斯卡金像獎」的正式名稱叫「學院獎」(Academy Award)，之所以叫「學院獎」就是必須具有相當的文學性、藝術性和思想性，甚至有某種「批判「性。當然，獲得過「奧斯卡」的電影也未必都是最傑出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界沒有必要去爭一個「洋」獎，畢竟那是美國的藝術成就獎，評獎中的偏見誰也不可否認。能夠得到13億人中大多數人認可的電影不管拿到拿不到「奧斯卡」，本來就無所謂，不見得比那些獲獎的外國電影差，我們要有這個自信。過去中國電影界老拿在外國得獎回來吹噓，電影出品人和導演也都喜歡走「出口轉內銷」的「捷徑，這並不值得提倡。當然，中國也得對「牆內開花牆外香」的事情認真反思!

　　凱歌曾經說過：「我們一直被號召拍出無愧於時代的作品，但我們一直深陷於有愧於時代的泥潭，想跑，腳下卻拖泥帶水。」 一語道出了一個導演對現在電影市場的無奈，對電影審查制度的無奈。同樣的，是否也道出了對導演本身不得不去迎合市場和票房價值的無奈呢?

　　《道士下山》中有一句台詞：「人生無非是上山下山」。 凱歌如今走上了上海電影學院院長新的崗位，但願當了「領導」而不是高就，《道士下山》不是「導演下山」「金盆洗手」， 不是凱歌的封山之作。

　　我期待凱歌下一個能稱為傳世佳作的電影問世，讓觀眾在看完電影走齣電影院時會激動、會思考、會回味，甚至會再想看一遍。但願凱歌登山不止，再創輝煌，凱歌畢竟具備有這樣的藝術才能和文學功底!

　　王新民

　　2015年8月

　　寫於瀚海閣

本文首發於《財經(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