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全球製造新版圖——歐美復甦,中國萎靡

郎咸平:全球製造新版圖——歐美復甦,中國萎靡

2013-12-19 09:49:30

導讀:2013年12月16日,滙豐(HSBC)公布了中國1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只有50.5,且低於上月終值50.8,創下3個月來的新低。在此之前,我們的滙豐PMI指數一直在枯榮線50上下徘徊,夏季的5、6、7三個月更是跌到50以下。這是正常的嗎?根據Markit統計,德國12月製造業PMI初值達到54.2,並帶動整個歐元區實現31個月的最高值52.7;美國12月製造業PMI初值是54.4,這還是低於預期的。對比之下,我們作為所謂的「世界工廠」,製造業僅僅是趴在枯榮線上殘喘。中國製造業到底得了什麼病?「用工成本、營商成本、官僚主義衍化出的隱性成本,統統高漲,導致外資工廠大量撤離中國。」郎咸平教授在2013年8月推出的最新力作《郎咸平說:讓人頭疼的熱點》中,對中國製造業的病根進行了全面解析,並超前預測出中國製造業目前的萎靡不振局面。以下為圖書正文部分節選,以饗讀者。

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企業選擇把工廠搬離中國?因為我們過去擁有的發展製造業的傳統優勢正在逐漸消失。第一,我們的用工成本不斷上漲。中國在過去30年里,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主要是靠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環境成本,吸引歐美企業來我們這裡投資建廠的。但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製造業的用工成本開始迅猛上升。我給各位提供一組數據,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2008年以來,「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已累計上升71%」。我給各位舉個例子,從2010年起,富士康連續漲了好幾次工人的基本工資,工人每月的基本工資從2010年6月以前的900塊,增長到了2012年5月的2200塊。而且富士康的總裁郭台銘還說,到2013年8月,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大概要漲到4400塊,很可能超過台灣島內工人的基本工資水平。

另外,在這5年多時間裡,來華投資建廠的外國老闆還要考慮人民幣的升值問題。為什麼?因為你賺的是美元,但是給工人付的工資是按人民幣結算的,一旦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上升,就意味著工人即使還保持原來的工資水平,但你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去兌換等量人民幣,這其實相當於工資開支上升。那我們的人民幣幣值上升了多少呢?告訴各位,從2008年至今,如果按照實際貿易加權匯率計算,人民幣的同期升值幅度達到了25.9%。

各位看懂了吧,總結起來就是,我們的用工成本在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之下,已經不再是「廉價」的了,而與此同時,越南、墨西哥等國家,它們在生產成本上比我們更有優勢。就拿越南來說吧,越南工人的每月工資只相當於500塊人民幣左右。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阿迪達斯把中國工廠關閉,然後再到越南、墨西哥去開新工廠。

還有一點讓人很擔心,對於國內工人工資的不斷上漲,很多企業一邊尋找更為有利的環境,一邊加快了自動化的步伐。比如富士康,在看到國內工人不斷要求漲工資之後,它不但以「接近惠普等客戶企業」為由,到美國開工廠,還宣布在2014年用100萬台機器人代替不斷鬧事、要求漲工資的工人。而且據我所知,到2012年年底,富士康在山西晉城建立的機器人基地已經造出了2萬台機器人。

第二,我們的營商成本在不斷加重。我要提醒各位,比我們不斷高企的用工成本更可怕的是不斷上漲的營商成本,比如稅費、工業佔地等。我在這裡向各位提供一組數據,美國因為頁岩氣的大量開發,它的天然氣價格只有中國的七分之一,工業用電價格是中國的二分之一;由於物流成本和能源價格相關,所以美國的物流成本只是中國的三分之二。我們再來看融資成本,中國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佔總成本的20%,美國的是10%以下;中國大型企業的是6.5%,美國的是2%左右。再看土地成本,中國工業用地全國平均水平是102美金/平方米,美國的中西部地區是13美金/平方米,即使是舊金山也只有46美金/平方米,那麼我們地價最高的上海和深圳的工業用地價格是多少呢?達到了200美金/平方米。

另外,我們的地方政府還有令人吃驚的8921部地方行政法規,這項法規讓各地方政府隨時可以根據當地的財政需要,多給企業增加幾項地方稅或者費用。我說這是「地方政府不守法成本」,它大大地增加了企業的營商成本。就是這樣的營商環境,也難怪這麼多的美國企業,還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會紛紛選擇撤出中國了。

第三,由官僚體制衍化出的隱性成本。2011年,中國美國商會對會員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華美國企業反映出的首要運營挑戰竟然是官僚主義。為什麼這樣講,是因為當這些企業在中國的一線城市站穩腳跟之後,向二三線城市發展的時候,它們發現這些地方政府普遍都有自由裁量權這個問題。什麼叫自由裁量權?我給各位解釋一下,我們目前制定法律、法規的一般情況是,政府出一個「綱」,地方政府再根據自己的情況制定詳細細則。這就造成了什麼?地方政府在決策、執行和監管環節上被賦予了非常多額外的權力,這就導致地方政府官員有了更多的權力尋租空間。另外,因為各地方的情況各不相同,同一個政策在不同地區執行,肯定會有差異,這也非常容易給企業增添麻煩。我給各位舉個例子,上海浦東新區在行政審批制度里,把車船許可證的審批給取消了,但是周邊省市卻沒有這個規定。結果船隻從上海出發,到了江蘇的蘇州,因為你沒有這個許可證,按照江蘇的政策,那就必須接受罰款。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審批流程,環節太多,情況太複雜了。我在調研的時候,聽一個市的領導說:「一個項目從簽約到開工,要走20多個流程,辦30多個手續,一般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時間,有些需報省審批的甚至需要兩三年時間。」而且告訴各位,根據我的親身調研,這個現象在我們全國都是普遍存在的。我就不曉得有多少企業能經得住這麼繁瑣的流程,等得起這麼長的時間,因為市場是瞬息萬變的,有時候錯過了最好的時機,跟延誤戰機是一樣的。等把政府要求的各項手續都拿下來,你會發現,也許這個項目就沒有必要做了。

綜合上面的這些原因,就導致了現在這樣一個趨勢: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大批歐美製造企業或者迴流本土,或者遷去越南、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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