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假如唐宋文只讓我挑一篇

06-16

假如唐宋文只讓我挑一篇我有個片面的想法：假如唐宋文只選一篇，讓我挑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挑選蘇東坡《前赤壁賦》。千百年來人們都說「唐宋八大家」，可是唐代的兩位，論為人，韓愈太世故，柳宗元太脆弱。韓愈的文章，誰也不能說水平不高，可是他的古文中，關乎山水、表現點逸興的，幾乎沒有——此子有點不關山水。他在古文里只想「原道」的事。在這點上，就不如柳宗元了。可是，柳文的山水，著名的《永州八記》，特別是「小石潭記」，寫「皆若空游無所依」的游魚，漂亮死了。然而就是光景太孤峭幽冷。《八記》所表，主要就是發現這些被忽視拋閑的美境。問題是，連作者自己也說，在這樣的境界里，他實在是呆不住。這就要出麻煩了。看著好的地方不能棲居，現實熱鬧的世界又容不下自己。這樣「擰巴」下去，誰也長不了。這就是說他脆弱的理由，是說他的精神缺少自救的彈力。實際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四十幾歲就被那個不容他的世道折磨死了，反不如總說自己牙齒要掉、家族多命短、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自覺遺傳基因不妙的韓文公長壽。為什麼蘇軾文章以《前赤壁賦》為最佳北宋諸大文章家，當然以蘇軾的文章最好，而蘇東坡最好的文章，如上所說，又當以《前赤壁賦》為最佳。怎麼就「為最佳」呢？不妨拿北宋同類文章比較一下。這裡所謂的「同類」，是指三篇逆境中特見士大夫神情的文章。蘇公之外的另兩篇，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歐陽修《醉翁亭記》。範文正《岳陽樓記》言逆境，高標一個「憂」字，進亦憂，退亦憂；歐陽公的文章則獨顯一個「樂」字，身處逆境，則與民同樂。一個憂，一個樂，都是表現自己的精神不倒，都很挺立，卻各有姿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范仲淹《岳陽樓記》）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歐陽修《醉翁亭記》）那蘇東坡呢？則是不憂亦不樂，一切掃平，縱情大化之中，神契於天地之美。篇中沒有「憂」？有。「客有吹洞簫者」的一大段，不就是憂嗎？篇中也有「樂」，「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不正是「樂」？然而在蘇公，此「樂」固可生悲，而悲亦可以化除。歷來人們都說《前赤壁賦》融寫景、抒情和哲理為一爐，水乳交融，玲瓏剔透。是的，文章確實如此。但這樣解釋此篇，還缺一點層次，沒有深入其精神世界的底里。因為三者交融的背後，是儒、道、佛三家智慧水乳交融的圓融無礙。有此精神上的圓融無礙，才能一切放下，把心境放平，如此才能與造化之美洒然相遇，耳得之為聲，目遇之成色。照此再看看範文正的「憂」，歐陽公的「樂」，就難免讓人感覺姿態性偏強，像是松柏對抗著風勢的樣子。蘇文與范、歐兩大文章比較，就像大廟中佛祖與兩旁的菩薩，佛祖端坐正中，包容一切，旁邊則凈是各有姿勢的大菩薩，佛祖的平淡，反而是大境地才有的音容。

蘇軾書《前赤壁賦》《前赤壁賦》儒道佛的融合具體是什麼？那麼，《前赤壁賦》儒道佛的融合具體是什麼？文章有佛、道，是很明顯的。文中言「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就是道，也是佛。《老子》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馬一浮先生嘗言此同於佛教空、有兩觀。由此而來，就有後來所謂「以我觀物」和「以物觀物」之別。（此語出北宋儒家人物邵雍，見其《皇極經世書》。然此說的根底，細究起來，還是《莊子》「以道觀之，萬物並貴」說的影響。）蘇東坡上面的「自其變」、「自其不變」觀世界，就既是道家的，也是佛家的。在道家是「以物觀物」，在佛家則有所謂的「兩邊法」。什麼是兩邊法？《壇經》載，神會和尚初見六祖，問六祖，老和尚您閉眼打坐，還見不見這個世界？六祖說：「見，也不見。」說話之間，六祖用棒打神會的頭，問：「小和尚，打你，疼不疼？」小和尚照貓畫虎，說：「也疼，也不疼。」六祖聽罷，斷喝一聲：「小和尚，錯了！打你必疼，這是因緣法；見與不見，是兩邊法！」因緣法就是因果關係，因到果必到，就是佛祖挨打，也疼，也不能例外。可是，看不看這個世界，怎麼看這個世界，卻是由「我」來定。這是兩邊法。《前赤壁賦》中，「愀然」的「蘇子」，不正是用「兩邊法」開導「吹簫客」（其實是蘇軾自己一曲心情的化身），從而物我兩忘、與清風明月融為一體，以致「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了嗎？

武元直《赤壁賦圖》說《前赤壁賦》里有佛、道，容易。可是，說此文中有「儒」，或許會覺得費解，找遍了字句，哪有「儒」？這可不能單從字面求解，應從此文自身所顯示的一場精神自救來理解。黃州貶謫，是蘇東坡最苦的時期，讀一讀《寒食帖》上「今年又苦雨」的句子，就可以領略了。皇帝富於春秋，王安石變法方興未艾，自己身處壯年之期，卻被拋擲到這偏遠潮濕之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兒？長此以往，功名利祿不全泡湯？這樣的念頭一起，主宰了心思，一切的鄙吝的念頭都會找各種理由冒出，於是放棄操守、品格的各種糗事、糗行徑，就難免上演了。

說到儒，又得說韓愈幾句這裡，對不起，又得說韓愈幾句。他那篇大文章《諫佛骨表》，其實是藏著滑頭的。唐憲宗是崇奉道教的長生術的，平定淮西的割據勢力後，他派柳泌做台州刺史為他找仙藥就是明證。「諫佛骨」卻說信佛短命，本來是從「皇帝是道教信徒」這一點精心落筆的。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韓愈沒有想到的是，凡怕死鬼，都忌諱說一個「死」字。於是，地雷被踩響，韓愈被發配。一開始，韓文公還能有「一封朝奏九重天」的范兒，可是再走遠一點，到鄧州，有詩為證，當他見到從南方被朝廷遣返回家的吐蕃人，就開始問自己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了。再走，到了韶關，一聽當地人說，此地距潮州尚有千百里的路，一下子就全垮了。這也有詩為證。他開始借詩篇的對話，責備自己不懂事，說皇帝那麼大功勛，求個長生有什麼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言語，也差不多是這時候寫的。更糟糕的是，到了潮州，馬上給皇帝上奏摺，說我韓愈百無一用，可是皇帝若是東封泰山，我還是有用的，可以寫封禪文。為求得一己脫困，招數上就無所不用了。「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這話用在這裡雖難聽，卻也頗為對景。這就是韓愈。皇帝看了奏摺說韓愈還「大是愛朕」，只是當初不該總說「死」、「死」的話。這也是史有明文，恰可證明上面我說韓愈是聰明誤、踩地雷，沒有大差。人家會問，你這樣掰扯韓愈幹什麼？不是我要故意跟韓文公過不去。韓文好，筆者沒異見。但是，他韓愈不是自居「道統」的接續者嗎？既然這樣自居，就可以檢討一下他的言和行是否一致，是否合乎一個儒者的標準。說實在的，韓愈的平生，除了文章弘道自有其思想的價值外，他的言與行，實在與真儒的風範相去太遠。而且，掰扯韓文公的言行不一，還對於了解古代士大夫精神的歷史有點用處。畢竟由唐至宋，中古士大夫正經歷品格的轉型。在這一長時段的轉型期中，韓愈是站在開始地段的，他表現上有點「風俗不純」，也是自然的。這是應當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待的。到北宋，總體上就好得多。韓愈承的是六朝才子「文人無行」的老統緒，所以才有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窘促之態。到北宋蘇軾的時代，范仲淹等所倡導的做人要有廉恥、要有人格，已蔚然成了大氣候。這就有蘇軾「歸於審美」的擺脫精神困頓苦悶的自救方式。在蘇公《前赤壁賦》里，你看不到他關於儒家的任何言說，可是身處近乎絕望的境地，不是去找路子，不是做文章向皇帝或其他誰狗搖尾巴，這不正是「君子固窮」，講究人格操守的寫照嗎？

大才成大文更高的是，蘇軾又不是柳宗元，他放達曠觀，可以抓道家、佛家的仙藥來鎮痛，讓靈魂在清風明月中得到疏放，得到慰藉，所以才能有這樣的「最好」大文章。誠然單有胸懷的灑落，也未必就有好文學，幸運的是蘇東坡是千百年間一等一的大才，所以他的精神圓融，可以成就一等一的高妙大文。上述，就是筆者不避片面之嫌推《前赤壁賦》為唐宋文首選的原由。

本文作者：李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