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帝陵長啥樣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發布三維復原圖

三維復原圖作者馬伊林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李岩實習生王梅竹

核心提示|東漢是漢文化形成、穩固的關鍵時期，東漢的輝煌，史書記載甚詳，然而承載著當時國家正統文化、體現著王朝之正朔、制度之威儀的東漢帝陵，卻與歷代帝陵迥然不同，如一團迷霧，蹤跡難覓，形制不明，格局更是無有定論，困擾各方，幾成考古空白。

生老病死，入土為安。中國人歷來講究墓葬形制，看重陵墓建設，東漢的皇帝們自然也不會例外，但他們的陵墓究竟是何形態？

在考古人員持續超過10年的勘探發掘之後，困擾各方多年的東漢帝陵終於開始揭開神秘面紗，並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

北邙，這片位於如今孟津和偃師交會處洛陽漢魏故城附近的「風水寶地」，隨著光武帝劉秀原陵、安帝劉祜恭陵、順帝劉保憲陵、沖帝劉炳懷陵、靈帝劉宏文陵共五帝五陵的考古發掘而再次揚名於世，展露了它蘊藏的厚重文化。

這些難得的發現，也成就了「洛陽東漢帝陵考古發掘與調查」項目於4月10日成功入選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4月13日，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過大河報獨家發布邙山東漢帝陵三維復原圖，用翔實的考古發現證據還原了近兩千年前東漢皇帝陵寢的外貌，並對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現進行了權威解讀。

東漢帝陵啥樣？很長時間僅限於文獻記載

史書記載，劉秀建政東漢後，採用了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度，特別重視喪葬禮儀，祭祀先祖。為適應政治上的需要，他還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辦法加以擴大，運用到陵寢制度中，從選址、布局到地宮建制，對西漢帝陵都有承襲之處。

在洛陽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掘和調查項目展開之前，社會各界對東漢帝陵的認識僅局限於文獻記載中。

參與洛陽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掘的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室王咸秋介紹，根據史籍，除獻帝禪陵位於焦作修武縣之外，東漢其餘11座帝陵均位於洛陽，其中漢魏洛陽城北兆域（孟津縣境內）5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和靈帝文陵。

對東漢帝陵的格局，不少文獻都曾提及。

在《後漢書》「諸帝紀」中，東漢帝陵陵寢建築包括寢屋（憲陵寢屋）、更衣（即便殿，光烈皇后更衣）、門（原陵長壽門）、闕（恭陵東闕）、廡（恭陵百丈廡）。

王咸秋解釋說，帝陵的寢屋、門比較好理解，而更衣實際上就是便殿，這種解釋在唐、晉、清等古代多部典籍中均有明確註解。

比如，對《後漢書》卷三《孝章帝紀》中所說「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唐代李賢注曰：「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便殿，即更衣也。」

什麼是便殿？王咸秋說，便殿是正殿以外的別殿，是古時帝王休息消閑之處。

對於帝陵的闕，他說，闕又稱作兩觀、象魏，實際上就是外大門的一種形式，與牌樓牌坊的起源可能有相同之處。闕這種建築物一般是指古代帝王在宮廷大門之外建兩個對稱的檯子，在檯子上建樓觀，上圓下方，因其兩檯子之間闕然為道，所以稱為闕。又因為在闕樓上可以觀望，所以又稱之為觀。

至於廡，則是指在高台基址上，周邊連續建屋，圍成的一個內向空間的院落。最早的廡，是一種防禦性的設置。後來，宮廷外周加築宮牆、宮城，然而廡作為一種設置，一直被保留下來。

對於這些所載建築，其他典籍也有一定記載。比如，《續漢志》提到，東漢帝陵陵園有垣牆、行馬、司馬門、石殿、鍾虡（jù）、寢殿、園省、園寺吏舍等建築，但是唯一沒有提到便殿。

對於這些建築稱謂，王咸秋說，「行馬」一般是指宮門、官署前阻攔通行的路障，一般認為是木質的柵欄。司馬門就是皇宮或者帝陵的外門。自秦代起，司馬門就是皇帝專用的天子之門，只有天子或天子的使者（代表天子）才能自司馬門出入，規格較高，「曹植就曾因為擅闖司馬門而失去了繼位的機會」。

「鍾虡是懸掛樂鐘的架子，上邊往往裝飾有猛獸造型。」王咸秋說，從《後漢書·禮儀志》的記載「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和「省『本為禁中』」說辭看，園省是守園後宮居住地，「園寺吏舍，就是守衛陵園的官署所在地、官員居住地」。

這段歷史考古教授曾經不知道咋給學生講

「洛陽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掘與調查」負責人之一、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研究室主任嚴輝認為，古陵墓和古都城同是中國國家基本文化重要的物質載體，代表著陰陽二界，二位一體，正如「事死如事生」一樣，承載了中國古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此二者應該有一定的共通之處。

「事實上，通過我們10多年的考古發掘和調查，邙山東漢帝陵的地面建築格局已經基本查清，文獻記載的建築比如寢殿、石殿、便殿、園省、園寺吏舍等確實存在，帝陵四周有行馬或者垣牆環繞，設有司馬門。」他說。

嚴輝介紹，考古發現，東漢帝陵中，帝陵陵園整體結構往往由兩部分組成，即陵園和寢園，或稱為內外陵園，上述建築分布其間，同時帝陵分布在一個相對集中的區間，貴族勛臣陪葬墓地也固定在一個集中的區間。

「東漢帝陵研究一直為學術界所重視，但由於歷史的久遠，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近1000多年來已經十分模糊，通過考古查清，很有意義。」嚴輝說。

對此，在3月31日於洛陽市舉辦的「洛陽邙山陵墓群東漢帝陵考古收穫專家座談會」上，來自中國社科院、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等單位的專家都給予較高評價。

「我在學校主講秦漢考古，原來講到東漢帝陵，一兩頁書就講過去了，因為我們都搞不清楚當時的情況，怎麼和學生講？」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化成認為，隨著此次考古成果的公布，大學的考古教材可以得到更新，讓中國文明的發展脈絡更清晰。

「此次公布的考古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明晰了東漢帝陵的基本情況，填補了我國考古界的重大空白，對中華文明史研究也有重要意義。」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信立祥說。

對後世影響深遠東漢帝陵開儉葬之風

東漢帝陵陵園遺址（光武原陵）示意圖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李岩實習生王梅竹

考古工作者半個多世紀的努力

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復原

嚴輝介紹說，目前來看，洛陽東漢帝陵考古研究已經延續了五六十年的時間，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後的上世紀80年代，主要是學者們的獨立研究，基本沒有涉及考古發掘。比如楊寬先生的《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將東漢作為古代陵寢制度的確立時期，對上陵禮、宗廟制度、石刻建築、帝陵方位等進行了探討。陳長安先生的《洛陽邙山東漢陵試探》，首次提出東漢北兆域五陵均位於邙山之上的觀點。

第二階段，21世紀初的前10餘年，主要是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現與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合併為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擔的國家文物局項目「邙山陵墓群考古調查與勘測」（2003~2012年）。截至2012年，該項目先後普查面積950餘平方公里，調查古墓冢、古墓葬1175座，鑽探面積329.97萬平方米。其間，在偃師市白草坡村和孟津縣平樂鎮朱倉村，分別鑽探、發掘了3處帝陵陵園遺址和多處東漢墓園遺址。

這一時期，相關的田野考古工作還有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在2002年對邙山和洛南陵區20餘座與東漢帝陵相關的墓冢進行的考古踏查，和2004年對洛南陵區2座墓冢進行的考古勘探和試掘。

「該階段的考古工作，依靠全新的考古學理念，採用現代科技手段，開展了有針對性的文物普查和調查鑽探。主要解決了東漢帝陵的分區，帝陵級別墓冢的分布、帝陵墓冢的封土形制，以及部分陵園遺址的布局結構等，取得了一定的收穫，推動了研究。」嚴輝說。

第三階段是2012年至今。在此期間，隨著國家文物局的批複，針對東漢陵園遺址的主動發掘首次展開。「相比於之前，這個階段的工作進入了更高的層次，以田野考古發掘為主要方式，直接對帝陵陵園遺址的相關元素進行了全面揭示。」嚴輝說，通過發掘，主要解決了陵園的整體布局、陵園建築結構，以及相關遺迹的性質、年代、內涵等問題，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終於得以復原。

4月13日，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過大河報獨家發布了他們製作的《洛陽東漢帝陵陵園三維復原圖》。

這份以大漢冢東漢帝陵陵園遺址（光武原陵）的考古發現為依據繪製的復原圖上，圓丘形的封土位於陵園中央，陵園四周為行馬，行馬有四齣司馬門，外有壕溝，陵園內還有石殿，西北角還有高大的闕。緊鄰陵園東側的寢園北端，有園省、園寺吏舍建築，向南還有寢殿、便殿建築。

這張三維復原圖，在邙山東漢帝陵的考古發掘平面圖上，很有代表性，也得到了不少業內專家的認同。

與前朝相比變化巨大

奠定墓葬的基本規制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史家珍接受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採訪時說，東漢王朝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其帝陵在祭祀祖先、喪葬禮儀、陵寢形制等方面有繼承，也有所改變。

東漢明帝時，為把公卿百官和地方官員團結在皇帝周圍，鞏固東漢統治，將每年元旦公卿百官會集祝賀皇帝的禮儀和八月舉行的「酎祭」一併搬到陵園中。如此一來，宗廟的地位開始下降。為了適應陵園中舉行祭祀的需要，陵園建築也增添了新內容，開始在陵前建築祭殿，還在陵旁建築懸掛大鐘，以便祭祀時鳴鐘。

東漢帝陵從外到內的改變，有的相當明顯，對後世產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東漢帝陵封土形狀不同。封土是指堆砌於墓室之上、高於地面的土丘，多認為始於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聚族而葬的「公墓」制轉向以財富、地位維繫的共同體葬於一處的制度，出於強化辨識度的要求而產生。西漢帝陵封土均為覆斗形，而東漢帝陵普遍為圓丘形。

第二，墓室形制不同。西漢帝陵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即從地面豎直向下挖出墓穴，再用數重棺槨裝殮遺體與隨葬品置於其內，其槨室為「黃腸題湊」，即用柏木芯構築的框形結構。而東漢帝陵已探明為方坑明券墓，墓室推測為磚石混合型的迴廊形。

第三，墓道數量不同。西漢帝陵為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四條墓道除了表明等級最高之外，其必要性在於搬運開挖墓壙產生的大量土石以及安裝木槨。東漢帝王陵墓使用一條墓道的洞室墓，平面呈「甲」字形，一方面強調了祭祀空間，另一方面是由於磚石墓的建造不需要四條斜出的墓道。

第四，西漢時期，皇帝和皇后雖埋葬於同一陵園，但位於陵園內的不同位置，墓室和封土都是分別建造，「同塋不同陵」，但到了東漢時期，帝後葬於一室。

第五，西漢時期，外藏系統（指商周時期以來，出於「事死如事生」的需要，為逝者分門別類準備的「婢妾之藏」「廚廄之屬」等各類隨葬品）為陵冢內外大量不同類別的陪葬坑。東漢帝陵中，就目前調查勘探的情況來看，沒有發現與墓室分離的外藏系統，應當是由於洞室墓的耳室、前室等取代了陪葬坑的功能。

此外，西漢時期，帝陵陵園皆以垣牆封閉，而東漢自明帝開始，垣牆普遍被行馬代替，作為陵園的界線。從規模上比較，東漢陵寢也遠遠小於西漢時期。

史家珍認為，通過長期考古發掘和調查發現的東漢帝陵的這種演變過程，不但填補了考古學空白，也奠定了如今國人墓葬的基本規制，影響深遠。

對此變化，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也認為，東漢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春秋時期開始的文化、政治變革，在東漢有了物質上的凝結，以東漢帝陵為代表的制度確立，對後代影響深遠。

「確定了東漢帝陵的墓葬朝南意義重大，古人『事死如事生』，『南面而居』的觀念到今天還在繼續。」他說。

由厚葬變成儉葬

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東漢帝陵的諸多演變中，王咸秋、嚴輝在受訪時表示，東漢時期帝陵規模大幅度縮減，相對於秦、西漢時期的厚葬之風，在考古圈內被稱為儉葬，對後世影響深遠。

對此，史家珍也表示認同。他說，作為全國最大的陵墓遺址、最大的國保單位之一，邙山陵墓群有6代共計24座帝王的陵墓及其陪葬墓，朝代跨度從東周到後唐，是中國帝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布之密集，數量之眾多，延續年代之長久，堪稱中國之最。通過長期的考古發掘和調查，邙山陵墓群中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帝陵的變化脈絡已經基本清晰。

比如「外藏系統」，考古人員在秦和西漢帝後陵墓之外發現了性質多樣、內涵豐富、數量眾多的陪葬坑。以秦始皇陵為例，除了陵墓內建有各式宮殿、陳列著許多奇異珍寶，陵墓四周還分布著200多座形制不同的陪葬坑。

「陪葬坑不僅存在於墓室外墓壙內，在內城之內、內外城之間、陵園外城之外也大量存在，每個陪葬坑對應一個中央機構，是秦始皇完成構建帝國的表現。」史家珍說。

西漢時期，帝陵陪葬坑數量繼續攀升，數目從漢高祖劉邦與呂后合葬陵長陵的285座，到漢昭帝劉弗陵平陵的1288座，達到高峰，然後開始減少，到漢平帝劉衎（kàn）的康陵，陪葬坑只有7座。到了東漢，帝陵陪葬坑被徹底拋棄。

史家珍說，考古發現證實，從秦朝、西漢到東漢、曹魏乃至後世很長一段時間，帝陵尊崇了厚葬、儉葬到薄葬的演變過程。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研究室成員、邙山陵墓群發掘者之一張鴻亮博士介紹，從儉葬到薄葬，主要表現為，到了曹魏時期，相比於東漢，帝陵規模繼續縮小，不封不樹，帝陵無地表標識，也幾無陵寢建築，雖然墓葬形制和建築方法沿用東漢，但結構簡化很多。同時，墓室規模縮小。隨葬器物方面廢除「玉衣制度」，不少隨葬品以「刻銘石牌」形式記錄，更講究形式，並非實物。

對此轉變，史家珍認為，背後有歷史原因，「秦、西漢用武力征服，到了東漢，匈奴等問題已經解決，奉行以儒治國，理念扭轉，這說明國家的文化、科技與制度都在進步」。

談及此事時，中國社科院有關專家也說，研究墓葬制度尤其是帝陵制度其實就是研究文明史，儉葬、薄葬的推行實際上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東、西兩漢陵墓的變化與漢文明的形成有關，也說明皇帝專制中央集權體制在被廣泛接受後，帝陵也就不太需要再用厚葬來證明王權的合法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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