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廣波｜批判胡適運動中的夏鼐

夏鼐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絕傅斯年請其押運古物赴台的要求後，離南京返溫州故家——他對現政權已沒有絲毫信心。與夏鼐相反，胡適堅決地站在了蔣介石一邊，他受蔣的委派，於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開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蔣介石的時期。從此，胡適與夏鼐就成了兩個世界的人。1949年以後，在大陸已變成批判對象的胡適，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澤東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突破口，又親自發動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批胡運動。這次運動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領導中國科學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機構來具體實施。正是這場運動，使夏鼐與胡適又有了一點瓜葛。　　作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負責人，夏鼐無論如何是不能脫離運動的。而且，照當時的政治和學術生態，他還必須要「積极參加」。《夏鼐日記》為我們留下了當時參加運動的一些材料：　　1954年12月1日：郭院長至陳夢家君處談石鼓文問題，順便至我處，談及批判胡適思想問題，謂「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應改為「小心地假設，大膽地反證」，使不致落入唯心論的陷阱。　　12月25日：赴幹部學校聽潘梓年同志作胡適思想批判報告。　　1955年1月7日：下午赴院參加「批判胡適實用主義」討論會，艾思奇報告，發言者有賀麟、胡繩、王子野等同志。　　1月19日：上午閱侯外廬所寫《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　　1月20日：院中開胡適批判會，請黃仲良先生出席……閱馮友蘭批判胡適哲學史對孔、老的評價問題。　　3月5日：下午赴院參加史學界批判胡適思想座談會。　　3月26日：下午參加批判胡適思想史學部分討論會，由翦伯贊同志主持，發言者頗踴躍。　　4月2日：下午赴北京飯店，聽艾思奇同志報告「批判胡適思想」。　　4月15日：閱批判胡適思想的論文（侯外廬、胡華等）。　　5月1日：為《歷史研究》校閱呂振羽同志《批判胡適派的歷史觀》一文。　　5月3日：下午參加社會學部招待蘇聯專家阿斯塔莉葉夫座談會，由潘梓年報告批判胡適思想運動。　　應該承認，這些記載對梳理那場批判運動的來龍去脈，分析其中的成敗得失，肯定有參考價值。　　當時，夏鼐不但要參加批判會，還要寫批判文章。據《夏鼐日記》可知，他於1955年3月6日至9日完成了批判文章《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這篇文章開首就說：「胡適自己對於考古學是外行的。」這是實事求是的評論。既然外行，又如何影響考古學呢？作者認為：「胡適過去三十年在中國歷史學上是起著統治作用的，……作為歷史科學組成部分的考古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惡劣影響。」特別是，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運動的右派，以考古在內的幾個史學刊物為陣地，「因此胡適派思想在中國考古學上的總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風等各方面的影響，都是深刻的。」作者在文中所舉的例子，也采自史語所發表的考古論文和報告。這表明，文章批判的是考古領域中的胡適派思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胡適本人。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批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及胡適提倡的整理材料的方法，並舉出「殷墟文化曾是由洪水衝擊而來」等例子。作為造詣高深的考古學家，作者在這兩部分中所舉的例子都是擊中要害，無懈可擊的。但是，所言這些事例和胡適思想的聯繫，似乎有點牽強。　　第二部分，作者批判了考古領域中片段搜集材料、孤立看問題的現象，認為這種現象是中了胡適的毒：「胡適以為歷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聯繫的個別事實。」此外，作者從胡適做研究靠別人提供材料（顧頡剛供給其《紅樓夢》的材料，羅爾綱供給其《醒世姻緣傳》的材料）入手，強調考古工作者要親自動手找材料。應該承認，作者之立論，至今亦未過時。不過，所舉胡適的例子卻不合事實。即拿其研究《紅樓夢》來說，他用實驗主義的方法研究《紅樓夢》，把從不被重視的材料，都變成有用的材料，活的材料，這就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曹雪芹的家世材料，都放在那裡，從來沒有被人重視過。他讓顧頡剛幫助搜集材料，但這些材料在顧頡剛手裡仍是一堆死材料，經胡適研究後，就能理出脈絡來，得出有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系統判斷。所以，作者所舉例子不恰切。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用胡適派的方法整理材料，不能得出正確結論。批判了「胡適的庸俗進化論」。　　第四部分，批胡適派統治下的考古學學風：學術脫離政治；支離破碎的鑽牛角尖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作風；「為考古而考古」；壟斷材料，囤積居奇；宗派林立、學閥霸道。從現在來看，學術是應該遠離政治的，而且越遠越好。「為考古而考古」的提法，也無可指摘。在史語所，確實有大量的材料沒有得到及時整理，但並沒有「壟斷材料，囤積居奇」；只舉傅斯年、董作賓將材料提供給郭沫若一例即可說明問題。　　第五部分表態：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同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作鬥爭。　　仔細研究這篇文章，發現作者對考古領域存在的具體問題所作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但與胡適聯繫起來，又極為牽強。這是運動的產物，沒有運動，肯定不會產生這樣的文章。　　遠在美國的胡適對這些批判文章非常關注，就是對這篇文章，胡適也用紅筆做了很多勾畫。胡適勾畫的，主要是胡適認為能給他提供學術信息的部分，而不是對他大不敬的話語。確實，胡適從不責怪、怨恨批判他的人，他自己的說法是：這些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管對批判者，還是對胡適本人的態度，我們都還缺乏一種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我們應該採取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度，結合歷史的情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單單從字面上的表述，就得出「某某人忘恩負義」，靠批胡適換取進身之階之類的結論，那肯定是膚淺的。　　經過1954~1955年的批判運動後，胡適在大陸上已被徹底批倒批臭。不過，這之後，胡適的名字仍偶爾出現在《夏鼐日記》里。比如，胡逝世後，夏在1962年2月27日記道：「閱《參考消息》，知胡適已於24日在台灣逝世。」1964年8月4日在游呼和浩特的抗日烈士公園時，又記道：「乃出來散步，海拉爾路西口路南有抗日烈士公園，乃1933年華北軍第59師傅作義部下在懷來一帶抗日陣亡將士203人之墓，有一紀念碑，胡適撰文，錢玄同書。此公園現已開闢為農田，僅有二三墓碣，尚矗立田間而已。」　　「文革」以後，胡適的名字又較多地出現在《夏鼐日記》中。1982年元旦，夏鼐閱讀了《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胡適與中研院關係的文章。後來又讀了傳記文學社出版的唐德剛《胡適雜憶》，大陸出的《胡適往來書信選》等書。他在讀這些書時常有畫龍點睛的評論，比如他評《胡適雜憶》：「乃胡適評傳性質，作者雖以受歷史訓練者自居，但所論殊未必皆中肯，文章尚流暢活潑。」讀到《胡適往來書信選》之1945~1948年部分，又不由自主想起乃師陳寅恪的詩：「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最有趣的是他讀《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套10巨冊、300多萬字的大書，他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讀完了。讀的時候，還就有關部分與其日記對勘，寫「補註」。從「補註」的文字看，他一定是懷著興奮和感慨的心情讀這套書的。　　此外，無意中的小事，也常常能使他想起胡適。比如，他偕家人游長城時，就想起胡適說的：「我在北京九年，沒有游過長城，我常常笑我自己。」這些，都無關宏旨，實在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過，他在新時期強調要充分注意人文科學自身的特點和客觀發展規律，反對學術機關行政化、企業化，反對過分強調為政治服務。他還深切贊同嚴濟慈先生的主張：渴望有蔡元培那樣的人來主持學術和教育機構。這恰是與胡適有相通之處的。本文出自《胡適與夏鼐》，有刪節，原文載《胡適研究論叢》（第二輯）。作者宋廣波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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