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929年撰文稱中國學術水平很差 比日本差很多

高清圖集朱自清和陳竹隱[詳細]核心提示：其實對現狀的不滿哪個時候都有，比如陳寅恪在1929年就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國現在的學術水平很差，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那個年代倒可能是最好的。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13年4月21日第B02版，作者：黃曉峰，原題：《胡文輝談民國學術圈》「民國范兒」現在是個很流行的詞，一談到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就不由自主地帶著仰望的態度。胡文輝先生所著的《現代學林點將錄》，對民國以來的人文學者的成就均有評騭，在他看來，「民國范兒」對一般人來說，更具有文化啟蒙的意義；而從學術、歷史的角度看民國學人，還是平視為好。在您看來，與現在國內的學術界相比，民國學術界有什麼不同之處？如果說水準高於現在，其優秀之處表現在哪裡？胡文輝：因為學術背景的原因，從古代一路傳下來的學術傳統在民國時並沒有中斷；同時，民國學人很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甚至他們接受西方的教育比我們現在更直接。我們現在一般要讀完本科才會去美國繼續深造，而民國的很多學人可能在高中時期就出國了，接受的東西也比我們直接。我覺得最主要的是這兩方面的因素，至於其他的，倒不一定是他們的特別之處，比如有天賦的人、勤奮的人，什麼時候都有。我在《現代學林點將錄》的「凡例」中曾說過：民國以來的中國學術，一方面趨新求變，方法多取經西方；但另一方面，由於本土學術傳統及學術資源的潛在制約，在研究領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為重心。故這一時期最具水準與成績的學問，始終以中國領域為絕對主流；而在中國領域之內，又始終以廣義的史學為絕對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學」，也即所謂「國學」最為發達。這算是我對民國學術的總體看法。還有一個因素。那個時代處於現代學術建立的開創期。我曾說過，那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創世紀」。那些學人受西方學術規範的影響，在本土創立了一套新的學術規範，在這種條件、環境下，肯定能貢獻更多。用現在的話說，那時的學術什麼都是空白的，所以他們無論做什麼似乎都可以填補空白。現在要想填補空白就很難了。現在一談到民國知識分子，就有種仰之彌高的調子，這是不是合理呢？胡文輝：我們對現在的學術狀況不滿意，所以會覺得以前的好，這是一種自然的心理。古人所謂「凡人之情，重古而賤今」嘛。很多學者在回憶民國的老師時，總是一種仰望的態度，很容易有把那個時代神化的傾向。其實對現狀的不滿哪個時候都有，比如陳寅恪在1929年就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國現在的學術水平很差，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那個年代倒可能是最好的。（當時的學界，也許某個學者並不比日本的差，但是日本十九世紀就學習西方，現代的學術建設比中國早。所以當時陳寅恪會那樣說。）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不是一無是處，現在看起來當然有很多問題，但如果過幾十年再看，現在一些好的東西會慢慢浮現出來，只不過現在信息太雜亂，好的、壞的混雜在一起，不容易分辨。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評論趙越勝先生的《燃燈者》，裡面提到，學生回憶老師，可以說有三派：仰望派，平視派，俯瞰派。一般來說，仰望派最多，但我最欣賞平視派。我寫《現代學林點將錄》時，對那些學人可以說就是取平視的態度，不會把他們看得很高，對好的東西我會說它好，對壞的東西也說得很刻薄。在學術圈之外的人談論起民國學人，會更看重他們的個性、精神氣質等，那時的學人在氣質上有什麼特別之處嗎？胡文輝：如果我們把過去的學者神化了，他們的行為自然就成有個性了。其實現在的學者，說起來也是有個性的，只是當我們跟他的距離太近，我們不覺得他的學術水平達到某種境界的時候，大家就覺得不值得去說。就像明星，對於他的粉絲，他的一舉一動好像都有個性、性格，如果你不粉他，他就什麼都不是。所以這其實取決於我們怎麼看某位學人。如果我們覺得他是大師，那麼他的很多行為都是有個性的，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如果覺得他夠不上這個檔次，就根本不會注意他。現在要把民國的學人向大眾介紹，很自然地就會有點偶像化、娛樂化的傾向，比如陳丹青的一些談話和文章，岳南的《陳寅恪和傅斯年》、《南渡北歸》三部曲之類，還有鄧康延搞的紀錄片《先生》等，這些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他們用的是比較煽情的寫法，比如「大師之後再無大師」之類。這屬於大眾文化的範圍，其實無意識地是把這些學者、大師當成明星來包裝、敘述，從通俗文化這個角度上來說，我覺得可以理解；但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應該對這種傾向保持一點距離。現在的學術水準，是沒有達到民國時候的高度，但是不能因此就說現在沒有學術水平高的人，也不能說沒有認認真真做學問的人，說「再無大師」這種話，對現在做學問的人未免不公平。我注意到，您的《現代學林點將錄》中，只有鄒衡、裘錫圭、汪寧生這三位大陸學者是1949年之後才進入大學的，是否意味著在大陸有一個明顯的學術斷層？胡文輝：這個斷層很明顯，是不用強調的了。我在《點將錄》中提到的余英時、唐德剛、何炳棣先生是1949年之後在海外成名的。比如余英時先生，真正成長起來是在1949年之後，學術傳統在他們身上還是陸續傳下來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讀書的時候，覺得從五十年代開始，大陸學界，除了史料以及考證上的著作，其他沒有多少可看的了。而且會有個印象，那時中年一代的學者沒有太大的成就，要麼是民國時已經冒出來的錢鍾書、沈從文這些老先生，要麼是吸取了新風氣的年輕一輩。而中年的這一代中，李澤厚算是特例，像他這個年紀的，多數人沒有留下什麼學術成果。李澤厚出道比較早，相對比較突出。但即使是他，也不是那種基礎很雄厚的路子，他有大的眼光，但是從現在的學術狀況來看，他也不太合乎現在的要求了。要是單純從學者的數量上來說，民國時期肯定不如現在多，但是相對來說，平均水準肯定比我們現在高。就像日本研究中國學術的人，肯定沒有中國多，但是他們的平均水平很高。民國的學術群體與以前的學術傳統有很多關聯的，所以做文史研究的人，似乎有著一個學術共同體，平均水準比現在高得多。（其他的學科，如社會科學、理工科等，傳統的影響就相對小得多了。當然，理工科的學者在民國時期傑出的也很多，冒出來很快。）傳統不是說對某個人的成長一定有很直接的作用，只是從整體背景來說，傳統的因素會影響到他們的學術取向，在文史領域，過去的積累比較多，就能達到比較高的水平。民國學術圈也有學術不規範甚至抄襲、剽竊的陰暗面，您能介紹一下嗎？胡文輝：陰暗的東西肯定有。每個時代都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好的東西出現，原因也許各有不同，但壞的東西出現，原因應當都差不多。我曾寫過文章，舉了不少例子。比如劉師培，章太炎、顧頡剛都說過他是抄了自己祖輩的東西，考慮到劉師培只活了三十六歲，似乎不是空穴來風。有個方壯猷，曾以個人名義發表《匈奴王號考》《鮮卑語言考》兩文，至少後一篇是抄日本白鳥庫吉的《東胡民族考》。梁啟超在日本的時候，通過日本人的著作，對東西洋的學說有不少生吞活剝的地方，近代有不少人專門研究過（比如鄔國義先生專門出過一部專著，作了細緻的文本校勘）。傅斯年曾指出，王國維也曾沿襲前人的見解，而沒有說明出處。寫《清代通史》的蕭一山也有不少內容是抄的，甚至是抄梁啟超那些名著的。還有，余英時先生指郭沫若抄了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白壽彝卻也指責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剽竊了清人著述，也算剽竊連環案。當然，那個時候的學術規範沒有那麼嚴，像錢鍾書，他一般不提近代學人的名字，有時參考了也不加說明，這可能與他自己寫作的體例有關，但至少屬於不夠規範。而他的父親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則直接抄了別人的不少東西。任何時候的學術都不是一片凈土。從剽竊這個問題，更容易讓我們看清民國學術界，不必將它神化。王國維、陳寅恪這些民國學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人關注，有人認為是因為那時文化保守主義興起造成的，是這樣嗎？胡文輝：我覺得可以分出不同的線來看這個問題。比如我們說重新發現王國維、陳寅恪，還有錢鍾書、沈從文，其實說是重新發現的，這是學術史本身的規律，是理所當然的。「國學熱」則是另一條線，有些人有重合，但是熱起來的原因不一樣。王國維、胡適這樣的學者，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是主流，大陸重新承認他們的成就，是很正常的；但像章太炎，我覺得就不一樣，現在已沒有人能像章太炎那樣做學問，不合乎學術的規範，他熱起來，應該更多是「精神」方面的原因，跟「國學熱」有關。我們看胡適的著作，還可以照胡適的方法做學問，但是看章太炎的東西，像他的方法去做，恐怕就沒法畢業。像陳寅恪，他熱起來，也是有不同的線，不同的背景，純粹的史學是一條線，「國學熱」或者說「文化保守主義」也是一條線，還有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的精神方面，也是一條線。民國時代的學人整體上的風格來說，與現在有什麼大的不一樣？胡文輝：風格上來說，更重文史，這個前面已經說過了。大陸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個傳統不能說完全斷了，但是受到的打擊是很大的。八十年代以後是另一個時代，我們更容易受西方的影響，引進西學成了主流。民國時期，胡適、陳寅恪這些影響最大的學人，在國外學習之後，回國還是做中國的學問，樹立出了典範。直接將西學引入中國的也有，比如嚴復，但是嚴復的影響主要不是在學術界，而是思想界，他是以翻譯為主。但現在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現在很紅的一些人，就是立足於翻譯西學。劉小楓、甘陽、秋風、鄧正來等學者，他們翻譯的東西雖然不一樣，但是都因為有翻譯這個背景，所以在學界的影響非常大，反而是他們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多少成就，顯得不那麼重要。所以我感覺，現在直接譯介西學的學者，比民國的時候影響來得大。民國時從事翻譯的學者也很多，但是翻譯歸翻譯，要樹立學術地位，還是要靠自己本身的研究，可以用西方的治學方法，但是領域、材料都是中國的，這樣才能發揮長處。現在則不然，只要是搞西學的，在學術界就會有特別的影響力，甘陽就是典型，劉東也是（當然，我不懂外文，閱讀西方著作，完全是受惠於翻譯，我個人很感謝搞翻譯工作的人。這裡我說的是目前學術界的風氣）。也許可以說，現在的學術界，比起民國的時候，學統已經斷了，少了自信力，所以只能跟著西方人的後面跑。甚至於中國人最有優勢的領域，也要跟著西方的漢學家跑。相對來說，現代大陸的學人，我覺得達到第一流的，比如列入《現代學林點將錄》的裘錫圭、汪寧生等幾位，從事的領域都是相對比較冷僻的，更接近絕學，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受限制。海外的余英時、許倬雲先生有西方學術背景，汲取了很多外面的東西，但傳統的素養也很深，自己做的東西也很好，同時「能量」也很大，在學術界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樣的學者我覺得在大陸應當沒有。余、許兩位應該更多保留了民國學者的風範。如果大陸有他們的話，就會形成一個重心。具體對「民國范兒」這個詞，您怎麼看？胡文輝：我覺得陳丹青說的「民國范兒」，對一般人來說，能起到一個文化啟蒙的作用，還可以說是對當下現狀的一種批判，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但從學術角度看，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看，民國學術圈肯定也有很多問題，何況那是一個戰亂的時期。我們現在把民國的知識分子說得那麼神，可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幾個運動下來，幾乎所有人都抵擋不住。蘇聯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還是出了很多文化上的大家，可是中國就幾乎沒有，這個余英時先生已指出過。當然，這跟中國的政治作風有關，蘇聯更傾向於通過秘密警察，中國則傾向於通過群眾運動，思想改造此起彼伏。不知道該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民國范兒」再厲害，也經不住幾次運動，經不住思想改造，經不住反右。我以前寫過一篇小文章，標題是《懷念賊》，從「民國范兒」這個角度看起來，意思就是，當年的土匪、強盜也有「民國范兒」。結尾我說：現在許多人動輒懷念過去的大學，過去的教授，過去的知識分子，在這個為了搶一點東西就拍頭斬手的年代，我們是不是也該懷念過去的賊呢？總之嘛，講「民國范兒」無傷大雅，但應當保持一點分寸。現在也有人批評「民國熱」，並說「民國是個很糟的時代」，您是否贊同？胡文輝：「民國熱」是過頭了，潑點冷水，也是合理的，但是潑冷水也不必過頭。我取中庸之道。民國的時候戰亂很厲害，當時的技術水平、生活水平，比起現在也很低，那是「萬惡的舊社會」嘛，這個誰會不知道呢？但「民國熱」我覺得主要是文化層面，精神層面的，主要是仰望那些民國人物，那種風範，你不能因為那個時候的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很糟，就說文化層面、精神層面也很糟，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用這個理由來否定「民國熱」，有點不切題。就像春秋戰國也是個很糟的時代，但誰都知道，那個時候的思想文化是最輝煌的。而且，民國時候的糟，很大程度是因為戰亂，因為技術水平，是外部的問題，是不可抗的；但我們現在反而是技術水平、生活水平掩蓋了這種糟。我們對民國不必美化，但對現實總應當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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