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朱元璋筆伐嚴子陵

06-16

期數：2002年第12期欄目：隨筆·札記作者：謝謙

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卷1錄張以寧《嚴陵釣台》，詩曰：

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

魯國高名懸宇宙，漢家小吏待公卿。

天回御榻星辰動，人去空台山水清。

我欲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

嚴陵即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曾與漢光武帝同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征至洛陽，與敘舊，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翌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帝拜為諫議大夫，不就，歸耕富春山，卒於家。事見《後漢書·逸民傳》。

嚴光不屑攀龍附鳳，光武不忘少年故舊，便成為千古相傳的佳話；尤其是嚴光，更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徵，在古典詩歌中，被人反覆歌頌，反覆詠嘆。明人張以寧的這首詩，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引起我興趣的倒是沈德潛的評語：「明人詠嚴陵，以此章為最。如『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台。不有雲台諸將力，釣台亦在戰爭中』，皆風雅之魔道也。」沈氏在這裡斥為「風雅魔道」的詩，不知何許人所作，倒是不同凡響的「翻案文章」：「不有雲台諸將力，釣台亦在戰爭中。」今日之太平，是開國將士流血犧牲換來的，你嚴光一個臭文人，有什麼資格傲視新王朝？這種議論，也許我們並不陌生，但在五百多年前，卻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千古文人的精神偶像，一舉被推翻。偶翻《明太祖文集》，才發現這並非什麼千古卓識，而是迎合聖意之作。否定嚴光，否定知識分子不合作精神的始作俑者，乃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文集》卷10有一篇《嚴光論》：

昔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德薄才疏，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乃棲岩濱水，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寶器，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者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雲古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報，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奸詭，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於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曠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殽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遊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於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疏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遊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朱皇帝不愧是「千古一帝」，能將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儘管朱皇帝出身文盲，戎馬倥傯之際才粗通文墨，僅憑著他的帝王之氣，便能一掃千古迷霧，指明是非，真要令那些滿腹經綸、飽讀聖賢之書的文人學士感戴「天王聖明」了。按照朱皇帝的理論，他一統江山，是天下百姓的「救命恩人」，普天之下皆應感恩戴德，知恩圖報。嚴光這樣拒絕帝王徵召的人，是忘恩負義之輩，罪不容赦，死有餘辜，怎能被奉為「精神偶像」，受人景仰？

朱皇帝當然想不通。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自古有隱居避世的傳統，原因各有不同，或激流勇退以保全性命者如西漢之張良，或憤世嫉俗而絕意仕進者如東漢之梁鴻，或討厭官場應酬而追求精神自由者如東晉之陶淵明，當然也少不了沽名釣譽之徒，將隱居視作「終南捷徑」。但都能為最高統治者所容。不僅如此，東漢以後的正史還要為這些隱士立傳，以表彰他們淡泊名利的精神。至於像嚴光這樣開國皇帝的故舊，謝絕皇帝的高官厚祿，而以布衣終其身，被後人崇仰，正是情理中事。事實上，入世或出世，不過是個人生存的方式，個人應有選擇的自由，孔子也曾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朱皇帝卻第一次公開剝奪了知識分子的這份自由，而且連嚴光這樣絕無反骨的古代高士也不放過，竟在百廢待舉、日理萬機之時，親自加以口誅筆伐，定其為「歷史罪人」。張以寧《嚴陵釣台》這樣的詩，恐怕就不可能是在朱皇帝時代所作，這位由元入明的文臣豈敢唱反調？倘若嚴光晚生千餘年，趕上朱皇帝時代，定然身死家亡，哪能優遊林泉，終其天年？《明史·刑法志》引朱皇帝欽定的《大誥》稱，「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罪至抄劄」。洪武十九年頒布的《大誥三編》即載有一例：蘇州士人姚叔閏、王諤被舉薦於朝，二人不從，罪至梟首，藉沒其家。朱皇帝批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對不合作者的這種殘暴，不說是絕後，至少也是空前。

按理，朱皇帝驅逐元蒙，光復漢家江山，漢族知識分子應歡欣鼓舞，揚眉吐氣，樂於仕進，但事實恰好相反。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人多不仕」條所舉，不過是最著名者而已。讀《明史》和野史筆記，常令人不寒而慄。郎瑛《七修類稿》載，太祖私游一寺，見廟壁題詩：「大千世界何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詠的是布袋和尚（彌勒佛），也可能寓有諷喻時政之意，太祖竟將寺僧全部處死。趙翼說「明祖行事多仿漢高」。漢高不過屠戮幾個手握重兵、心懷叵測的功臣而已，朱皇帝的屠戮對象，豈止文武功臣？這位出身微賤的皇帝，對任何人都懷有一種非常陰暗的心理。連劉基這樣急流勇退的謀臣都必置之死地，宋濂這樣溫柔敦厚的文臣都不得善終，其他文人的命運可想而知。世人都說秦皇漢高殘忍，比起朱皇帝來，他們又算什麼？

令人感嘆的是，古今人都患有歷史健忘症。無論如何，朱皇帝都是一位歷史偉人，所謂「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後人在評價朱皇帝時，也總是一分為二，功是功，過是過，功大於過。這就是歷史的結論。朱皇帝的殘忍，不過是為了消滅政敵，鞏固江山，可以理解；而當時人的冤屈和血淚，隨著時間的流逝，早已化為一縷煙雲。朱皇帝真是看透了歷史，驅逐胡虜，創業開國，這就是千秋功勛，殺幾個文人算個什麼事？古今歷史總是忽略細節的，時過境遷，除了幾個鑽故紙堆的專家學者偶爾發思古之幽情，對朱皇帝的濫殺無辜憤憤不平外，還能有誰為那些歷史上的冤魂灑一掬同情之淚？歷史學家甚至還會說，朱皇帝治下，國家空前統一，社會空前穩定，政治清明，官吏廉潔，百姓安居樂業。但這是靠血腥的恐怖來達到的，是靠千百萬無辜者的生命來維持的。這樣一個時代，無論如何說，都稱不上「太平盛世」。但這種時代往往又被後人美化甚至神化，連絕世獨立、狂放不羈的晚明才子徐渭在拜謁孝陵時，也自嘆生不逢時，未能趕上轟轟烈烈的太祖時代：「亭長一抔終黃土，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憑仗中官說與聽。」明末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回憶拜謁孝陵的情景，緬懷之情更是溢於言表。他們難道真沒有想到，如果生當太祖時代，他們的命運也許將會更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