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興盛，跟唐朝「以詩取士」的政治制度有關

[摘要]詩，為何在中國一直經久不衰？這種文體在唐代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唐詩和權力起源又有什麼關係？

《中國詩詞大會》在2017年可謂是突然之間火爆熒屏，這個節目在社會上掀起了一段學習詩詞的熱潮。

這個節目中很多經典語句都出自我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時代——唐朝。也正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繁榮昌盛，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一提到詩，第一反應還是「唐詩」。

詩，為何在中國一直經久不衰？這種文體在唐代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唐詩和權力起源又有什麼關係？

「以詩取士」的理念的發展

以詩取士的理念，早已廣泛地存在於中國傳統社會人才選拔的意識和標準之中。如果追本溯源，甚至可以把目光投向先秦時代的孔老夫子。

孔子曾經說：「不學詩，無以言。」他特意指出諸侯、卿大夫在外交場合要藉助詩歌來進行表達，詩這種文體成了當官從政的必備技能了。

這個時期詩歌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因為它已經跟權力的崛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而孔子提出的詩歌「興、觀、群、怨」的化成作用，在漢代、魏晉、南北朝也得到了認可。

這是因為統治者普遍認同詩歌有助王化，詩歌創作才能就是個人素質與品位高下的一個重要指標了，所以把詩歌的創作納入政治文化建設的範疇，這樣就能廣招文學之士，為己所用。

唐代科舉試詩就是在這種長期存在的文才意識和用人標準逐漸定型的情況下，才由隱性的潛在狀態上升為顯性的制度規定。

唐代的以詩取士實際上是文學與政治相結合的產物，它作為一種政治與文化的制度設計，影響巨大。

初唐詩壇文風主要還是以宮廷為主，這跟唐初統治者推行文德政治有關。

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有一種看法，他說「戡亂以武，守成以文」。他認同詩歌的政教功能，認為詩歌可以用來歌功頌德，傳遞統治者認同的價值觀。

整個唐朝初期的政府文化機構中，有一大批以詩藝文學見長的文士任職，甚至連選拔其他行政官員時也特別偏愛文學之士。

女帝武則天舉辦詩詞大賽

關於唐詩與權力的故事，還真是有一則膾炙人口的「佳話」流傳至今。公元690年，武則天改唐為周，自立為帝，定都洛陽，建立武周王朝。

她非常喜歡洛陽南面的龍門，常到龍門香山寺遊覽。龍門香山寺始建於北魏熙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16年，本來是唐代印度僧人日照的墓地，毗鄰著名的龍門石窟。

武則天稱帝後，她的侄子、當朝宰相武三思奏請核准為佛寺，並進行維修，在其上方建有武則天的行宮——望春宮，武則天經常在此坐朝問政。

一年春天，春光明媚。武則天率領群臣到香山寺遊覽，她在大臣們簇擁下，興緻勃勃地遊覽了龍門石窟等景點後，到了香山寺石樓底下。

武則天滿面春風，神采奕奕，突然來了雅興，對「秘書」上官婉兒說：「今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正是作詞賦詩的好時節，我們何不在此舉行一個詩詞大賽？」

「皇上真是雅緻，就按陛下的旨意辦。」婉兒應道。

武則天任命上官婉兒擔任裁判點評，勝出者賜錦袍一件。

皇帝旨意一下，上官婉兒立即安排照辦，命令文房四寶侍候，將大臣們召集一起宣布詩歌大賽規則。

大臣們聞之，認為這是難得的一次機會，都想在皇帝面前顯示自己的才華，並想爭得皇帝的錦袍。於是，大臣們一個個提筆在手，苦思冥想、搜腸刮肚、吟詩作賦。

任職左史的東方虯率先「交卷」，寫下小詩《春雪》一首。婉兒展開宣紙讓皇帝御覽，只見宣紙上龍飛鳳舞，上書：「春雪滿空來，觸處如花開；不知園裡樹，若個是真梅」。

武則天看後，非常高興，認為東方虯文思敏捷，才華出眾，立即把錦袍賜給了他。

這時，大臣們也都相繼成詩交卷。上官婉兒一一閱讀點評。當看到宋之問的《龍門應制》時，上官婉兒眼睛一亮，稱讚不已。

宋之問，唐高宗時的進士，初唐時期的詩人。宋之問創作的這首應制詩，共42句，286字，記述了武則天訪問龍門佛教寺院建築群的事件，文辭華麗優美。

特別是詩中最後幾句：「先王定界山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皇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他把武則天遊山玩水寫成是深入基層體察民情，並對武則天大唱讚歌，文采飛揚。

武則天看過也是大喜，讚不絕口，認為「文理兼美」，並大聲朗讀給群臣聽，大家聽後「左右莫不稱善」。

武則天命令上官婉兒，將錦袍從東方虯手中收回，賞賜給宋之問。此時，東方虯剛拜謝過皇帝賞賜，尚未坐穩，錦袍就被奪回了。

宋之問聞言，立即跪謝，接過了錦袍。「香山賦詩奪錦袍」也成為詩壇上的一段佳話。

文德政治環境下形成的「詩」與「儒」結合

「詩」與「儒」既是唐代文學精神品質的集中標誌，同時又是構成這種精神品質的重要元素。

這裡的「詩」，既標誌著文學的自由精神，又實指其中的藝術意味；這裡的「儒」，既標誌著文學的規範精神，又實指其中的儒家思想內涵。

就唐詩而言，「詩」、「儒」結合，正是其在文德政治環境影響下形成的特定質態，它曾在初唐魏徵勾畫的詩歌藍圖中被表述為「文質斌斌」，並成為唐代詩人奮鬥百年才得以實現的目標。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他所寫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中說：「以薄物短篇，又規定為種種韻律上的限制，而應試者不即不離地將其胸襟抱負，理解趣味，運用古書成語及古史成典，婉轉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題目下表達。」

「無論國家大事、人生大理論一樣在風花雪月的吐屬中逗露宣洩。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學必兼有品。否則，才盡高、學盡博，而情不深品不潔的，依然不能成為詩賦之上乘。」

在文德政治的大環境中，以詩取士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引導、培養、宣傳儒者之「深」情「潔」品，以有利於文華盛世的建設；試律詩不僅屬於藝術範疇，它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政治屬性，這就是因為它還擔負著宣傳教化的功能。

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曾對六朝文學提出批評，新巧有餘，分量不足。南朝文化的實質是外儒內華，而且當時的末世情懷又讓詩歌往往輕綺淫靡，流宕成俗。

所以魏徵說這些是「彩麗競繁」、「興寄都絕」，這都不是什麼好詞。

而唐代統治者將詩歌納入政治文化建設範疇，引入舉士選官領域，加強了對唐詩思想、情感、內容、審美的儒學化規範，促進了唐人自覺承擔起「溫柔敦厚」、「風雅美刺」的詩教傳統。

追求「詩」、「儒」結合的詩歌風貌，以糾正江左詩歌「遺雅背訓」的創作傾向。從這個意義上看，以詩取士為唐詩「文質斌斌」的形成奠定了「質」的基礎。

「以詩取士」促進了詩歌全面發展

以試詩為媒介，宮廷與民間，官方意志與時代審美之間產生了相互的影響，從而促進了唐詩自身審美特質的確立。

過去我們在論述以詩取士對唐詩的積極作用時，主要強調以科舉為導向。試詩有利於全社會習文辭、重詩才的社會文化氛圍的擴展，有利於激發文人士子研究詩歌創作技巧的熱情，有利於詩人創作隊伍的擴大。

但當我們把科舉試詩放迴文德政治的大背景中來重新看待，就會發現最為根本的是，以詩取士的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詩歌創作者、學習者、欣賞者儒性人格的塑造，審美規範的培養。

同時，科舉試詩與時代審美觀之間的相互作用、彼此促進，使唐詩以更快的速度、更廣的普及面，形成了內容與形式、情感與辭藻的完美結合。

這是詩歌「質」與「文」的結合，在文德政治體系中它更準確地呈現為「儒」與「詩」的結合。

「詩」、「儒」結合，正是唐代科舉以詩取士對唐代詩人與詩歌產生的最根本影響，也是唐音自立「文質斌斌」面貌的一大成因，更體現了唐詩與權力之間的密切聯繫。

所以，唐詩不僅能促進全社會習文辭、重詩才的社會文化氛圍的擴展，有利於激發文人士子研究詩歌創作技巧的熱情，有利於詩人創作隊伍的擴大。

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詩歌創作者、學習者、欣賞者儒性人格的塑造，審美規範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