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復生：李雲雷，以及我們這一代

這些後來成為文學批評家的「改革一代」，有相當一部分和雲雷差不多——作為出身寒微的外省青年，在擁擠的科舉過道上奮力勝出，在社會流動性的大門緩緩閉合之前蹓進了文化圈的客廳。但是，底層、半底層的出身和經歷使我們天生具有某種上流社會的文藝腔所洗不凈的注重現實人生的唯物主義氣質；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個人成功總是讓我們多少有著某種揮之不去的負罪感；贏者通吃的時代法則讓我們耿耿與懷、心存不平。應該說，我們沒有經受革命年代的壓抑和衝擊——那更多是當時的官僚階級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感受（知青和右派），相反倒是革命年代的餘澤給了我們改變命運的機會，儘管1980年代的的教育讓我們在觀念上對這個年代進行了青春期的反叛，卻也讓我們在改革後的時代在對比中重新發現它的讓人懷念之處，這讓我們不由重新打量和反思兩個時代，並再次追問自己讀書和從事文學批評的最終理由

初識李雲雷，是在北大讀書時，他給我的印象是沉靜穩健，很謙遜的樣子，不過，隨著了解的深入，我漸漸發現，這種表面的隨和背後潛藏著獨立不遷的堅定意志，儘管他很善於體諒和接納他人意見的合理之處，即使對於明顯不贊同甚至反感的意見，他也不會當面反駁與爭執，最多只是微笑不語罷了。但是，從骨子裡說，他是一個有「老主意」的人，外界力量和他人見解很難改變他。對於自己選定的道路，他會堅定地走下去，不會輕易放棄。但是他又不是一個固執和莽撞的人，明白一定程度的權變是必須的。這是能任事之人的一個重要特徵。經過幾年的歷練，他質樸的沉穩天性開始轉化為一種目標清晰的篤定，他真正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並大體看清了通達理想的路徑，這激發起他巨大的熱情。雲雷的勤奮是有目共睹的，這在我看來毫不奇怪，什麼樣的人最勤奮？是那些看清了目標，同時看到了路徑的人。

李雲雷博士畢業後幾年，即取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文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青年文學批評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他所倡導的「底層文學」創作已經成為近年來最為重要的文學潮流和現象，他也自然成了這一派的首席理論家。他始終關注著當代文壇的創作動態，力求從中發現有價值的作家作品和創作傾向，這在每年作品出版、發表量驚人的當下，的確並非易事，沒有點披沙瀝金的敬業精神，是很難做到的。從他所發表的百餘篇評論文章，不難看出，他時刻關注著重要文學刊物，重要作家、新銳作家的新作，也大面積掃瞄、搜尋著有閃光點的新作家及新作品，每年的閱讀量是相當驚人的。由他主持的《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和網站「左岸文化」也一直是重要的文藝評論陣地。

但是，李雲雷的目標並不僅僅是個人作為批評家的事業成功，他有著更高遠的追求。這源於一種獨特的使命感，而在他看來，所謂個人的成功只有和這種責任聯繫起來才是有意義的。在與他的交流中，我們會經常地觸及這個話題。

一個文化的舊時代終結了。「文革」後興起的，面向西方現代文化的「新啟蒙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已經落幕（這一思潮本身也存在一個變化的過程，內在也包含著各種複雜的成份，我們估且這樣稱呼），它曾經具有的巨大思想創造力和歷史能動性逐漸耗盡，自1980年代以來奠定的那些理論模式、思維習慣和精神資源也慢慢喪失了正當性，它所建立的思想文化魅力和領導權也日趨沒落。儘管舊有的文化主體（主要由知青一代和1960年代早期出生的所謂文化新生代組成，他們在1980年代形成自己的思想範式，並在199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新的社會文化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體制性的資源，依靠自身的歷史魅力形成的權威性，仍在維持著「新啟蒙主義」文化的主導性和某種表面上的主流影響力，也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罷了，他們的批判性和創造性能量已經退化、消散，越來越轉化為維護不合理社會秩序的保守力量甚至反動力量――這隻須看一看那些無良的經濟學家和崇洋媚外的作家、批評家，第五代大片導演，就夠了。在這個表面完整的，架子不倒的文化大廈內里已經是千瘡百孔的思想廢墟。那麼，在作為養料的廢墟之上又會長出什麼樣的花朵呢？在這多重的可能性之中，什麼又代表了開創新歷史的文化方向呢？

1980年代為中心的思想文化範式，已經無法解釋新的歷史進程，更無力為歷史開闢理想性的未來，它已轉變成保守的現實秩序的辯護力量，這一點早在1990年中期已經顯現。爆發於1998年左右的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是一個明確的症兆和標誌，代表了從啟蒙主義內部分化出來的健康力量對保守力量的自我批判和切割。雲雷顯然受惠於這場思想論爭甚多，他也並不隱藏自己從所謂「新左派」接受了思想啟蒙，但是，隨著自身的成長與成熟，以及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的進一步敞開，他逐漸意識到了所謂「新左派」思想的某種歷史局限，以及自己所在的70後一代人的新的使命，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在文化實踐上，1990年代末期以來的眾多新的批判性思想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學術與思想的層面，未能有效地輻射到一般性的社會文化領域，尤其是文學藝術創作和大眾文化空間。很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仍然被舊有的意識形態所控制，這導致了文學的整體沒落，也使五四以來最為活躍的思想文化前鋒，喪失了它本有具有的精神活力和歷史能動性。於是，如何重新激發這種活力，就成為雲雷關心的一個問題。事實上，在文學理論、文學史研究領域，對於1980年代以來的所謂啟蒙主義的那一套文學體制尤其是所謂「純文學」觀念已經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反思與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未能藉由具體的文學批評在實踐層面具體而有效地展開，基本上仍停留在學院內部。這就造成理論與批評實踐脫節的狀態，也就無法經由批評對文學創作實踐形成有力地影響。於是，曾經作為新思想策源地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領域沒有能夠扮演它曾經充當的社會文化角色，這其中，文學批評的責任巨大，一方面，它自身仍停留在1980年代的思想水平上，已蛻化為保守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因而它的文學標準和評價體系是僵化和扭曲的；另一方面，它也無力發現當下文學創作中真正有價值的新因素，更不要說引領新的思想、藝術的創造，並與新的社會現實形成有力地互動。

雲雷正是帶著這樣的批判性意識從事文學批評的，他是新一代的或新型的批評家，他的理論視野、思想資源甚至評價尺度都迥然不同於1950年代和1960年前期出生的批評家，應該承認，這樣的新一代評論家還有一些，但是，如此勤奮地關注第一線創作並專心進行批評實踐的，似乎還沒有哪個人可以和雲雷相比。

與1980年代以來那些呼風喚雨的批評家相比，李雲雷更具有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氣質，也就是說，他更為看重文學的思想價值和歷史意義，他的評論也更具有社會批評或意識形態批判的道義色彩。在看待當代文藝思潮的意義時，他也往往會在「左翼文學」的歷史脈絡中來加以理解。不過，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包括文學創作的缺陷，李雲雷非常警惕。因而，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頗為不同的是，雲雷似乎也同樣，有時甚至更為重視表達的藝術性，或者說，注重新鮮敏銳的社會觀察和歷史發現轉化為文學表達後的藝術效果，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或許是他對「純文學」歷史成果的合理性的一種吸收和繼承吧。不過，在我看來，雲雷經常會流露出對主流的「藝術性」的欣賞，對此，我有所保留，讀他的文章時，有時會認為，他對於「純文學」的餘毒還沒有排盡，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文藝青年」的尾巴。

這種注重歷史現實的文學價值觀和批評方法論使他發現並滿懷熱情地倡導「底層文學」的創作傾向，更為推崇曹征路、陳應松、胡學文、劉繼明這樣的作家，在他們身上，他看到了文學重新發現現實的揭示能力，和想像更美好的新現實的藝術感性。與很多主流批評家不同的是，雲雷不太喜歡錦上添花，而是慣在燈火闌珊處，以踏雪尋梅的持續勞作尋覓不被追捧的奇芳，尋找當代文學有價值的生長點。與此相反，對於某些「純文學」場域內的知名作家，雲雷往往會給予嚴厲的批評，比如對余華和閻連科。

在我看來，支撐雲雷文學批評的真正動力和更大關切並不是文學自身。不管對「純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歷史現實的關注，都是基於一種對中國現實命運的新理解，而文學正是這種新的中國命運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這種大命運的文化前提。

在李雲雷的文章中，經常出現這樣的題目或關鍵詞，比如《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如何闡釋中國與中國文學》、《如何生產中國的形象？》、《我們能否理解這個世界？》、《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如何開拓中國鄉村敘述的新空間？》、《中國人的「世界想像」及其最新變遷》、《新的體驗，新的美學》、《我們能否想像我們的「未來」？》、《中國鄉村的「新現實」及其藝術化》，等等。在評價某一文學潮流或具體作家、作品時，他也往往在這樣一種理論視野中來確定其意義與價值，也就是說，能否突破舊有的意識形態遮蔽，富於批判性和揭示力地呈現複雜豐富的「中國經驗」，敏感、深刻而又富於形式感地創造關於中國的嶄新的想像方式，並由此間接地打開一扇眺望中國前景的理想性窗口，是決定一個中國作家、中國作品高下的重要的本質性因素。這其中自然包含著對於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界關於世界的、普遍文學標準的深刻質疑，更有著對於中國當代文學開創一種世界性價值及普遍性美學意義的熱切期待。

在李雲雷身上，體現了「改革一代」批評家的某種共同期許。或許，我們這一代人是時候思考自己的命運了，這包括一代人的機緣與限定，以及歷史承擔。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所謂的「改革一代」並不是一個嚴格的代際劃分，而是大體包括了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批人，在我看來，這批人大體分享了某種相近的歷史經驗。這一代人大體上成長於「文革」末期和改革開放的時代，在1980年代接受啟蒙主義的教育（追求西方式現代化、反傳統、注重個人自由、喜歡先鋒藝術），在新的歷史「大轉型」中，伴隨著新體制的生成和壯大，也經歷了對「現代」社會的幻滅，目睹了「右派」及「知青」精神偶像的黃昏。這種生活及精神經歷使我們形成了不同於此前出生於1960年代前期的所謂「新生代」或「晚生代」，也不同於完全成長於市場時代的改革後一代。這些後來成為文學批評家的「改革一代」，有相當一部分和雲雷差不多――作為出身寒微的外省青年，在擁擠的科舉過道上奮力勝出，在社會流動性的大門緩緩閉合之前蹓進了文化圈的客廳。但是，底層、半底層的出身和經歷使我們天生具有某種上流社會的文藝腔所洗不凈的注重現實人生的唯物主義氣質；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個人成功總是讓我們多少有著某種揮之不去的負罪感；贏者通吃的時代法則讓我們耿耿與懷、心存不平。應該說，我們沒有經受革命年代的壓抑和衝擊――那更多是當時的官僚階級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感受（知青和右派），相反倒是革命年代的餘澤給了我們改變命運的機會，儘管1980年代的的教育讓我們在觀念上對這個年代進行了青春期的反叛，卻也讓我們在改革後的時代在對比中重新發現它的讓人懷念之處，這讓我們不由重新打量和反思兩個時代，並再次追問自己讀書和從事文學批評的最終理由。在《我們為什麼讀書？》這篇文章中，雲雷清晰地梳理了自己精神成長的軌跡，發出了這樣的自我質詢：「如果僅僅是想進入更高的階層，那麼我在城市裡已有了一個相對安穩的工作，但是我讀了那麼多年書，難道只是為了個人的生活更好一點嗎？難道這麼多年的辛苦與努力，只是為了安穩地『蝸居』嗎？如果僅僅是這樣，我感覺愧對自己的父母與鄉村。」

在我們眼前，一切變得太快，正在消失的昔日鄉土和小城生活使每一次返鄉都悵然若失，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了一個儘管不乏粗鄙卻生機勃勃的崛起，西方世界的整體沒落和神話形象的暗淡，也讓中國人重新獲得了某種自信，它表現為四處涌動和潛滋暗長的創造新的道路和中國文化的慾望，也表現為在舊有的觀念限制下試圖尋找方向的困惑和焦躁。

這樣一個時代，或許若干年後要用一組相反的辭彙描述它。如何認識這個時代，又如何進行新的文化創造，通過批判性的思考創造新的未來可能性，將成為這個時代的思想主題，文學是它的一部分。其實，二十世紀以來，文學一直是中國現代社會審視現實、構想未來的文化發動機，五四如此，三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亦如此，包括那些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的先鋒派和各種名目的「純文學」，從來都是在與社會歷史的互動中獲得藝術上的成功的。而19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文學的沒落，除了外在文化環境的變化，相當大的原因即在於它放棄了這樣一種使命和功能。這或許也是為什麼雲雷一再要「重申『新文學』的理想」的原因吧（這也是他的一部文集的書名）。

我一直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兩個衰微期，一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一是1990年代中期至所謂新世紀的前幾年，二者雖表現形式不同，卻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徵：他們都喪失了批判現實的當下性和創造另類想像的未來性，儘管前者似乎並不缺乏宗教般的未來性，卻未免空洞和簡單化；而後者，雖然表面看起來對歷史與現實進行著近乎惡毒的批判，卻是言不及意的放空炮，並以此虛偽的英雄姿態充當了新的不合理現實的吹鼓手。二者也都沒有找到講述中國的方法，如果僅僅從美學形式上看，前者相當粗糙生硬，後者看似精緻，卻細節肥大、言不及意，只能在所謂「純文學」的幻覺中自娛自樂。

那麼，如何使文學重新恢復它的歷史能動性，與社會現實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並在此過程中找到它的真正的藝術性，就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學使命，而如何發現、聚攏已經出現的文學寫作的新因素並將之放大，引領、塑造新的文學潮流，激發新的文化自覺，則是批評家的責任。雲雷大概正是想做這樣的批評家吧。

我與雲雷相識十年有餘，畢業後我遠走海南，他則留在北京。但由於氣味相投，日常聯繫不斷，也經常參加相同的學術活動，並不時在北京、海南見面。每與他相見長談，總能相互砥礪，在這樣一個時代，能得這樣一位胸有大志，品格不俗的朋友，是我的幸運。

雲雷很年輕，已經成名，也沒有粘染文學圈子的不良習氣，這都讓我理由相信他將有更為光明的未來。但是，真正艱苦的奮鬥還在後面，應該看到，在這樣一個時代，要做一個真正稱職的文藝批評家，難度是空前的增加了――當然，如果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像當下眾多所謂知名批評家那樣的平庸之輩，就太簡單了。對於真正優秀的批評家而言，文學史知識，文學理論修養只是入門功夫。他必須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並能夠突破書齋的局限，與社會現實保持鮮活的聯繫，具備在複雜的現實、歷史與多種文本之間建立聯繫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和敏銳獨特的觀察、判斷力。我想，沒有刻苦的學習和磨鍊，沒有對於中國文化共同體的熱愛和對中國生活深入理解的耐心，沒有對現實的切中要害的批判意識，富於歷史感的巨大體諒和眺望未來的熱情，不會造就真正了不起的優秀的批評家。而離這樣的目標，雲雷，以及這們這一代還遠沒有準備好。

加油干吧。願以此與雲雷及其他同道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