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儲安平

06-16

作者：謝泳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時評，不是後來者沒有見識，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單說儲安平的心態，就是後來知識分子難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沒有顧忌，完全敞開獨立思維的狀態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與文思的泉涌，喪失了這樣自由的心境，思維的空間必然狹小，寫出的文字也很難體現出獨特的個性。　　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十六年了，這個結論對他的孩子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一個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鬥的知識分子，最後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再想起他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已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了。　　關於儲安平我們現在能知道的材料不是很多，特別是有關他早年生活的情況，我們現在了解的至多是一些間接的傳說，而沒有什麼文字材料，我曾和他的四個子女有過通信聯繫，但關於他父親早年的生活，他們也所知甚少，我也曾專門訪問過他的女兒儲望瑞女士，她也知道的不多。　　儲安平的檔案今天的研究者還看不到，根據他1949年後工作的變化，我們可以從四個地方去尋訪儲安平的檔案，即中國民盟、九三學社、中國新聞出版署和《光明日報》社，因為他曾在這四個單位供職，有可能留下有關的歷史資料。在我們目前接觸到的有關儲安平的歷史資料中，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幾乎沒有他自己寫的自傳性文字，1949年以後，儲安平並沒有停止寫作，但對於自己的生平很少提起。　　想給儲安平先生寫傳記的人很多，但正是由於沒有資料，所以至今我們也見不到一篇較為完整的儲安平傳記，有一些記者寫的有關儲安平的文字，比如戴晴的《儲安平與黨天下》（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6月）鄧加榮的《尋找儲安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10月），在讓讀者了解儲安平和對他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也是1957年以後最早從正面敘述儲安平歷史經歷的作品，但由於這些作品是以紀實文學作品出現的，也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對於真正研究儲安平還是不夠。　早年儲安平　　儲安平是江蘇宜興人，1909年出生。儲家是宜興的望族。對於他的家世，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還是儲安平自己寫的一篇散文，這是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題目是《母親》（《真美善》雜誌7卷1號，第101頁）他在文章一開始就說：「我生下來了六天，我的母親就死了。還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給予我母親的印象，就像白煙一般的淡吧！」這是儲安平一篇自敘性的散文，雖然他自己沒有說明這是一篇有關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於用了很強的抒情筆調，人們不大留意他所敘述的真實家世，而多數為他憂鬱的筆調所吸引，但從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儲安平早年的生活情況，再結合他後來的一些生活，我們可以判定這是一篇真實的文字而不是虛構的。他說：「我父親，愛賭也愛嫖。——還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親的孤兒我，因為相貌好，皮膚白，聰明，便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它家人們所痛愛。在那樣異樣痛愛的祖母之撫育下，我健全地生長著，一直到十四歲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雖則曾經撫育我十四年，非常痛愛我的祖母究竟是一個年老的人了；家人們之愛，也只是母親之外的另外一種愛。」從這篇文字中我們知道儲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長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儲南強先生，儲南強早年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與黃炎培同學，清末曾做過南通知縣，後在家鄉興學，興辦水利，建設宜興市政，修築古迹。五十歲以後，致力於整修善卷、庚桑兩洞，直到抗戰爆發，儲南強先生一九五九年去世。儲安平從小是在一個特殊家庭中長大的，對於他的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她的女兒曾告訴我說：「父親床前一直掛著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對他的伯父非常敬重。《母親》是一九三Ｏ年夏天寫的，當時儲安平二十一歲。他說：「祖母和父親，在我十四歲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賴了祖母的撫養，以後，便只是憑了自己這天生的資質，和從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學問，識見，應付了一切苦難困危──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還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葉片舟般的我。」從這些敘述中可以看出儲安平的一點個性，由於幼失怙恃，他從小就有較強的自立精神，養成了能吃苦愛節儉的品質，獨立自強，非常自信。葉聖陶日記中有一則儲安平請客的記載，可見出儲安平的風格：「儲安平請客單印有三事，別開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為度。二、菜不多備，以夠吃為度。三、備煙不備灑。曾參觀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數人將新出版之雜誌插入封套，預備投郵。其出版日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閱者於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紙版分寄台灣北平兩地，因而該兩地與上海附近同樣，可於星期五閱讀。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觀察》銷數到六萬份，蓋為發行量最多之一種周刊矣」（《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7頁）許多接觸過儲安平的人都說他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這可能與他早年的生活有關。　　光華大學　　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光華大學已是很陌生了，但在過去她是很有名氣的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被取消了，她的幾個學院被拆散到了其它大學，要是不很嚴格地看，我們可以說今天上海華東師大的前身就是光華大學，而光華大學的前身是著名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那時的光華是一所自由空氣很濃的大學，他的校長是張壽鏞先生，文學院長是張東蓀，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是錢基博，政治學系系主任是羅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會學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它名教授陣容是胡適、徐志摩、吳梅、盧前、蔣維喬、黃任之、江問漁、呂思勉、王造時、彭文應等。可以這麼說，二三十年代中國活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幾個主要人物一時都集中在了光華大學，儲安平的大學生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的，他後來成為胡適之後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與他早年在光華大學的經歷不分不開的。儲安平大學時代正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活躍的時期，那時《新月》剛剛由羅隆基主政，不久就引發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論戰，雖然當時儲安平沒有在這次論戰中留下什麼文字，但可以說《新月》的精神和氣質影響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後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後，這位沐浴著《新月》陽光成長起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終於接過了他前輩的事業。　　儲安平是1928年進入光華大學的，這個入學的時間現在沒有什麼爭議，有爭議的是他在光華讀的是什麼專業。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一書中說：「他在光華讀的是新聞系，從1928年到1932年。」（該書第132頁）陳子善認為「1928年秋，儲安平考入光華大學政治系。」（《「新月派」的後起之秀》，《文匯讀書周報》1994年6月4日10版）而趙家璧先生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儲安平----- 是我在光附中、大學讀書時代的同班同學，娶女同學端木新民為妻」。（《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2期，第111頁）趙家璧先生是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的，以他和儲安平為同班同學來說，那麼儲安平也應當是英國文學系的學生才對。儲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學時代曾翻譯過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寫的三本書《英國採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英國和印度》也都是有關英國歷史的，這也許和他曾在英國留學有關。　　早年的文學活動　　早年儲安平主要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學活動，也就是說，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國留學之前，儲安平是以一個新起的文學青年而為人所知的。《魯迅日記》1929年6月21日有一條記載：「寄安平信並稿」。這個安平就是儲安平，這是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的有關儲安平文學活動記載的資料，那時魯迅在上海主編《奔流》，儲安平可能給這本雜誌投過稿，所以魯迅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但查閱《奔流》雜誌，沒有儲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幾篇儲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個〉》，是一篇介紹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寫作日期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當時儲安平還不到20歲。我們大體上可以說40年代以前儲安平還只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但那時他對政治已有興趣，1931年10月他就編過一冊《中日問題各家論見》，書中所收的文章沒有一篇是作家寫的，而多是當時知名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頌華、武育干、羅隆基、陳獨秀、汪精衛、樊仲雲、陶希聖、王造時、陳啟天、張東蓀、薩孟武、張其昀、梁漱溟、高永晉等，當時儲安平只有21歲，可以想見他對政治問題的關注，而40年代以後儲安平就不單純是一個作家了，他的文學活動只可以說是早年生活的一個側面。儲安平的文學活動開始於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期，比儲安平晚一屆後來成為知名小說家的穆時英在《光華文人志》中說：「他很努力，時常寫東西。」儲安平自己認為他在文學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點興趣，這倒也不是什麼謙虛的話，而是對於自己才能的一種準確判斷，證之後來儲安平的經歷，我們應該說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客觀的。他後來放棄文學而選擇了政論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這樣一段自白：　　我自問自己對於文學毫沒有一點修養，有的只是「興趣」。我的作品可以說明我在文學上的造詣是如何的膚淺和空虛。我內心裡常常有一種衝突，有一種矛盾。我的理智叫我離開文學，擺脫文學，說得再苛刻一點，叫我詛咒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又拉著我接近文學。這一個衝突，這一個矛盾，就摧毀了我的希望，是在別方面既無造就，在文學方面也一無建樹。因為我的感情拉著我接近文學，所以我常常還要情不自禁地寫一點近乎文學的東西；因為我的理智叫我離開文學，所以我永遠不能發奮認真地讀一點文學的書籍。　　這是儲安平1936年說過的話，他的這本小說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華的同學趙家璧為他安排的。　　在湘西　　儲安平從英國回來後已是抗戰時期，大約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書，關於這一時期的情況，我們很少見到什麼文字材料。那時在藍田國立師範學院負責的是過去光華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許多光華的畢業生到那裡去，儲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與此有關。湘西時期，是儲安平一生在寫作上較有收穫的時期，他後來的兩本著作《英國採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他在藍田師院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那時每逢周會，教授們都要輪流演講，輪到儲安平演講時，據說「連走廊都坐得滿滿的，中間不曉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139頁）在藍田師院時，儲安平剛剛32歲，他和許多知名的教授結下了友誼，這些人後來有不少成了《客觀》和《觀察》雜誌的撰稿人，比如錢鍾書、高覺敷、鄒文海等。　　在重慶　　儲安平在重慶的重要活動要兩事可記，那時他在中央政治學校做研究員。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組織過一個名為「渝社」的社團，為首的是周子亞教授，他當年在政校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還有經濟方面的課程。參加的人有儲安平、沈昌煥、黃堯和陳紀瀅。最初有一二十人，後來只有六七人了，因為是學術性的，所以他們只重傾談，而沒有大量吸收社員。儲安平那時是《中央日報》的主筆，陳紀瀅回憶儲安平時說「曾留英，人非常聰明能幹，而且頭腦清晰。」（《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記》第102頁，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儲安平在重慶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創辦了《客觀》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國有三家名為《客觀》的雜誌，分別是上海《客觀》半月刊，代表人賈開基。廣州《客觀》半月刊，發行人兼主編凌維素。重慶《客觀》周刊，張稚琴為發行人，主編儲安平，編輯吳世昌，陳維稷、張德昌、錢清廉、聶紺弩。《客觀》周刊的編輯除聶紺弩外，後來都成了《觀察》周刊的撰稿人。關於重慶《客觀》周刊的由來，儲安平曾說：「在三十四年冬天，我們有幾個朋友曾在重慶編過一個周刊——《客觀》。在精神上，我們未償不可說，《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那是一個大型(八開)的周刊，十六面，除廣告佔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發六萬餘字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次過分的冒失。因為創刊號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們決定主編，猶為十月八日之事，實際上其間只有三四個星期的籌備時間。」（《觀察》第1卷第1期第23頁）《客觀》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據儲安平講是：「當時的《客觀》只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馮英子回憶說：「《中國晨報》停刊的時候，儲安平也決心離開重慶，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擺脫了張稚琴合作的《客觀》，回上海辦一封《觀察》，後來曾養甫的弟弟曾憲立告訴我，他當時也在經濟上給予儲安平以支持。」（《風雨故人來》第14頁，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5月）儲安平是1946年春天離開重慶的，他實際上只主編了12期《客觀》周刊，從第13期起，改由吳世昌編，所以《客觀》周刊的「客觀一周」專欄，從13期起即為吳世昌所撰。據儲安平在一則告別讀者的簡訊中說，《客觀》原定在重慶出版12期。當時他們以為1946年春天，政局會發生大的變化，估計《客觀》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東移。可事情出乎他們預料，12期出滿後，政治局面還在高速變化中，雖然儲安平已決定離開重慶，但為不使《客觀》中斷，所以將編務交給了當時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吳世昌（《客觀》第12期第12頁）。給《客觀》撰稿的人後來多數成了《觀察》的撰稿人，《客觀》在當時西南地區很有影響，《觀察》後來的許多讀者也是由《客觀》而來的。以儲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觀》能成為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刊物。　　《觀察》時期　　作為一個刊物，《觀察》時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抓住了在中國最後的一次發展時機。《觀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創刊，16開本，每期6萬字。《觀察》的誕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希望通過刊物來參預國家政治生活的強烈願望。《觀察》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種參預的價值和作用。由於《觀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超然態度創辦的，所以它能夠在具體政治具體態勢的評價中，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地進行暢所欲言的自由評說，體現了知識分子在事業之外對社會的關心。對於《觀察》的誕生，儲安平說：「但在《客觀》出版的時候，我們獲得各方面的鼓勵。特別是許多前輩，他們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學人，他們鼓勵我們繼續在這一方面努力。許多朋友和讀者也一致惋惜《客觀》的夭折，希望我們繼續努力。在這種鼓勵下，我們漸漸計劃自己來辦一個刊物——不僅刊物的立場、態度、水準等，能符合我們的理想，並且這個刊物機構在辦事上也能多少貫徹我們的精神。」（《觀察》第1卷第1期第24頁）從儲安平的敘述中我們能夠大致想像到未來《觀察》的基本風格。《觀察》的成功與儲安平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儲安平在辦《觀察》的時候有這樣幾個特點很值得今天辦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儲安平把《觀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確，把讀者對象也想的非常具體。《觀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讀者就是知識分子，儲安平還明確說過，中學生不在《觀察》的讀者考慮之內。第二，儲安平有強烈的在中國傳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義傾向和克敬職守的敬業精神。他能多次設法求得象胡適、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這樣一些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健將的支持，而且能夠團結和他年令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觀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當一批是和儲安平年令相仿的同時代人，這是需要一點胸懷的。第三，儲安平作為刊物主編，目標遠大，視野開闊，在《觀察》的撰稿人中，除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專家外，還有一批象任鴻雋、戴文賽、陳維稷這樣一些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專家。第四，儲安平同時也能注意求得當時政府內一些文職官員的幫助，讓他們來撰寫介紹國家有關方面情況的文章。在讀《觀察》的時候，今天的讀者除了為《觀察》所倡守的客觀、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傾倒外，對於儲安平對刊物的認真態度也肅然起敬。在《觀察》前5卷中，每到出滿24期，儲安平都要親自執筆詳細撰寫一篇一年來《觀察》的總結報告，這種總結報告從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讀者直到經營發行情況，都非常詳細，讀後令人感動。對於為什麼要辦《觀察》及在辦刊過程中的種種情況，1947年儲安平曾給胡適寫過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儲安平的重要資料，現照錄如下： 　　適之先生：　　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使楊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個共同說話的地方。我們在籌備時候，曾請陳之邁先生轉求先生，賜予支持；之邁先生事忙，或者未獲代致我們的誠意。去夏，先生返國，許多朋友鼓勵我晉謁先生，我始終未欲冒昧從事。因為先生離國多年，這幾年中，也正是中國社會上詭詐最多的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雖然撫心自問，是真正無黨無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　　先生對於一個不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決不會給予任何關切與支助。所以我認為假如那時冒昧晉謁，徒然僨事。《觀察》創刊迄今，忽忽半載，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將出完。我們曾按期寄給先生，請求指正，從過去二十幾期中，先生能得到一個大概印象：這確是一個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們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們也吸收，而這個刊物的本身，確是居中的。過去各期內容，尚有許多缺點弱點，總因我們能力有限，人力不夠，力與願違。從籌備時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這個刊物上。在籌備時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後，買紙，核賬，校閱大樣，簽發稿費，調度款項，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個月中，我沒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時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夠，一方面要　　顧到刊物的水準，一個人獨立孤苦撐持，以迄於今。所幸我自己有此決心，能以長時期來經營這個刊物，以最嚴肅認真的態度從事，長線放遠箏，三五年後或者可有一點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較了解我亦最鼓勵我的，大概要算陳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還甚淺，但傅先生也給我許多指示。我希望這個刊物能得到許多前輩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發展和穩固，我現在正著手計劃第二卷的方針。　　我寫這封信給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請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先生對於這個請求，自須加以考慮，不致輕諾。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幾個人能不顧一己的利益，忘私從公，獻身於一種理想，盡心盡智，為國家造福。到底有幾個人，能這樣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做人做事。當我在籌備本刊最艱苦的時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難籌足)，南京方面約我幾次，我都未加考慮，因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從政，但是我覺得一個有為之士，他應當看得遠，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盡忠於他的國家。刊物出版以後，我除了我寓處、社裡、學校三處之外，任何集會不參加，任何人不周旋，這就表示，我不以這個刊物為私人進身之階，不以這個刊物為活動的根據。今日中國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氣的人，我們請求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是為對於我們的鼓勵，並非要先生鼓勵我個人，而是鼓勵並贊助我們這種理想，這種風度，這種精神。　　後輩需要得到前輩的道義責任，因為我們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種有關國家福利的事業。茲掬最大誠意，並坦率陳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們並想求先生為第二卷第一期寫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擲下)，希望是個大題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並為號召。如何之處，佇候賜教。專肅，　　即請大安後學儲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農曆大除夕　　儲安平對胡適的態度是十分誠懇的，這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一種自覺聯合，我們現沒有見到胡適寫給儲安平的回信，在有關的胡適傳記資料和他的書信日記中都沒有發現胡適和儲安平的聯繫。由此可以說胡適一生沒有和《觀察》發生過多的直接聯繫，但在精神上，儲安平一直將胡適尊為自己的師長和前輩。從儲安平致胡適的信可以看出他對胡適的感情。儲安平在創辦《觀察》的時候，致函胡適，為的是求得他支持，並求他答應擔任《觀察》特約撰稿人。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見到胡適給儲安平的回信，但胡適的名字作為撰稿人列在了《觀察》的封面下。儲安平在給胡適寫信之前，也給傅斯年寫了信，陳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國為培養自由主義而儘力的設想，傅斯年在《觀察》時期，是前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為《觀察》寫過較多文章的人，他也給過儲安平不少具體的建議。儲安平在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手教奉悉，承賜鼓勵，至為感激。一年以來，我們確是以全國來辦此刊物，只是環境大難，我們只能以辛勤忍耐應之。先生所云《觀察》語調缺乏共同性一點，我們也深切感到；並因這個原因，減少發言力量。我們應當有若干在基本觀點及風度上相同的朋友，經常聚會，共同討論發為文章，易生力量。《觀察》非無基本的寫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與昔日之《獨立評論》完全不同，這是《觀察》極大的弱點，而一時無法可設。」（台灣《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儲安平在創辦《觀察》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意圖就是要延續胡適和傅斯年他們的自由主義傳統。儲安平在年輕的時候，曾給魯迅寫過信，也寄過稿，那時他在思想上也許還是認同魯迅的，但到他從光華畢業以後，他的思想就轉到《新月》這批人一邊來了。而且以後也沒有再發生變化。在復旦　　抗戰期間，復旦曾遷至重慶，那時儲安平就到復旦做過講演，1946年復旦遷回上海，儲安平也應聘為復旦大學的教授，在《觀察》時期，儲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復旦大學的教授，那時他在政治系和新聞系講授《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憲法》《評論練習》，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復旦新聞系教過的學生，儲安平在復旦期間有過很多學生，他們後來多數成了中國新聞界的主要力量，張嘯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儲安平的《觀察》政論　　1929年初，當胡適在《新月》雜誌上進行人權與約法論爭時，儲安平還是一個20歲的青年，雖然那次他沒有捲入這場論戰，但《新月》及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那時他還只是個文學青年，但由於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強烈嚮往，15年後，作為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動階段：《觀察》時期。1946春天，儲安平匆匆擱下在重慶辦了約半年的《客觀》周刊，奔赴上海籌劃《觀察》的出版。這時的儲安平從年齡上看，正是38歲，精力充沛，已經成為一個滿懷自由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這時的儲安平，已經從英國留學歸來，思想深受著費邊主義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響。整個抗戰期間，他在湖南，在重慶分別做過報紙主筆，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到來，使正在壯年時期的儲安平開始一展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以言論政，靠言論的力量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上。《觀察》在創刊的時候，能將各類知識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體反映了儲安平本人的一種人生態度，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很明顯是中間偏左的。儲安平不同於他的前輩胡適、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個特徵是他沒有直接介入任何具體的政治活動，也許當時的儲安平尚未獲得什麼社會聲望，還沒有資格進入政治家的視野。但從儲安平當時的許多言論看，他在不介入具體政治活動這一點上是非常明確的，就是有資格有條件介入也不介入，這是他比他的前輩胡適、傅斯年、張君勱、梁漱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儲安平的關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態，以理性公平的立場對國事發表意見，他的理想是作一個有資格批評一切政治勢力的言論代表。所以他在《觀察》的發刊詞中明確宣布：「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議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在整個《觀察》時期，它的言論確實體現了儲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獨立發言精神的。在儲安平批評國民黨政府的這部分時評中，表現了儲安平在政治上的態度和他極強的邏輯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個超然獨立的姿態，毫無顧忌地對現政權發表議論的。儲安平所處的時代是為他所特別痛恨的，但在那個時代里，他還能夠獨立辦一份《觀察》並以自由的心靈對國事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這一點已是現在的知識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為時評，一般來講，當歷史發生變化，人們對具體事件不再抱有興趣的時候，這些時評的價值也就只剩下歷史價值了。只有對歷史發生興趣的人才會重新翻檢。但儲安平的《觀察》時評卻好象是為今天而寫的，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時評，讓人產生這樣的感覺，真是讓人難以相信。儲安平的《觀察》政論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時評，不是後來者沒有見識，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單說儲安平的心態，就是後來知識分子難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沒有顧忌，完全敞開獨立思維的狀態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與文思的泉涌，喪失了這樣自由的心境，思維的空間必然狹小，寫出的文字也很難體現出獨特的個性。 《觀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所以《觀察》第5卷只出了18期。這一年《觀察》遭到了國民黨的查封。據《觀察》雜誌社的林元回憶，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載了儲安平寫的專論《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這篇文章由於批評了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的對華政策，並激烈地批評了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引起了國民黨的不滿，為此中統特務還光顧了儲平安的寓所。 1948年7月，蔣介石在「御前會議上決定同時查封南京《新晚報》和上海《觀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傳出，南京《新晚報》便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了。但面對這種情況，儲安平沒有被嚇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觀察》第4卷第20期的頭條位置上發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觀察〉》，文章曆數國民黨對言論的管制，據理力爭，顯示出了儲安平一貫的態度：　　南京新民報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以後，連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聞界又盛傳本刊將繼新民報之後，遭受停　　刊處分。我們業已在多方面證實此項傳說。聽說當局最初曾想一口氣「解決」幾個在他們認為眼中之釘的報紙、雜誌、和通信社。其後因為新民報的查封令發表以後，各方反應不佳，所以第二個查封本刊的命令遲遲未下。政治風雲，變化莫測，本刊命運，存亡難卜；我們願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對政府公開說幾句話。...... 　　最後，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的文字，因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麼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一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復可笑!我們願意在此告訴一切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封也罷，不封也罷，我們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請大家也不必惋惜，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為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儲安平的這篇言辭激烈的文章發表以後，不知什麼緣故，居然平安無事，直到5個月以後，1948年12月24日，《觀察》才遭不幸。從12月21日起，關於查封《觀察》的消息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具體，《大公報》一天三次詢問《觀察》是否已經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報終於以「《觀察》封門」的標題發表了第二天由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會局派人送來的國民黨內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觀察》周刊，言論態度，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曾經本部予以警告處分在案。乃查該刊竟變本加厲，繼續攻擊政府，譏評國事，為匪宣傳，擾亂人心，實已違反動員勘亂政策，應按照總動員法第二十二條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予以永久停刊處分。相應電請查照辦理，飭繳原領登記證送部註銷」當時儲安平已離滬赴北平，找一些知識分子商量《觀察》今後的命運了，在滬照料《觀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齡和笪移今。此次查封《觀察》的由頭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觀察》上發表了一篇南京特約記者的軍事通訊《徐淮戰局的變化》。這篇文章的內容是闡述戰爭進行中的變化因素和所謂國軍「大捷」、「共軍」潰退的喜訊，報道了國軍統帥部在這一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軍的「大量傷亡」以及「聽說美國方面曾向當局作『調用日本兵來應爭的建議』，飛虎將陳納德的請纓」；以及「分析陳布雷之死與翁文灝之拖」等等。蔣介石認為這篇通迅泄漏了軍事秘密，以致國軍在淮海戰役大敗，於是下令查封《觀察》雜誌社，追捕那個「《觀察》南京特約記者。」至此，《觀察》雜誌被迫停刊，1992年當事人唐寶璋曾撰文詳細回憶了《觀察》被查封的情況，他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當時那位南京特約軍事記者的真實情況。這個人名叫張今鈐，山東東平人。年輕時就讀於天津北洋大學，後去廣東參加革命，在黃浦軍樣任教官，與周恩來相識。曾在馮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將。曾隨周恩來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後到新四軍葉挺教導隊，皖南事變前離開。抗戰勝利前他在昆明擔任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顧問，對於軍事問題頗有研究。儲安平因當時讀者非常希望了解國共戰爭形勢發展的真實情況，聽說張今鈐對軍事很有研究，觀察深刻，所以就請他來給《觀察》寫軍事通迅。張今鈐對儲安平說：「你約我寫稿，如內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嗎？」儲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寫，我就敢登！」可見儲安平那時的氣魄。張今鈐給《觀察》寫軍事通迅的時間並不長，但因為掌握大量實際情況，分析在理，很受讀者歡迎。（《上海灘》1992年第7期第44頁）關於這次查封《觀察》周刊的詳細情況，當時在南京出版的《大學評論》第2卷第第10期上曾發表過一篇「本刊記者」撰寫的《〈觀察〉七同仁被捕記──訪問觀察社》，所述情況和唐寶璋先生事後的回憶相同，這期的《大學評論》還在首篇發表《抗議當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籲，「要求釋放《觀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復該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儲安平和《觀察》的復刊　　《觀察》的復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後，當時林元和雷柏齡從南京出獄回到上海，並和儲安平聯繫商量《觀察》的復刊工作。這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到了北平，所以儲安平決定留在北平籌備《觀察》的復刊工作。據林元回憶，當時領導和聯繫《觀察》復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喬木、胡愈之、范長江、胡繩等人。 1949年5月以後，儲安平曾向中共請求復刊《觀察》，胡喬木將《觀察》的情況向周恩來做了請示彙報，周恩來的意思是說，既然有那麼多的讀者，當然以復刊。這樣《觀察》在1949年11月1日復刊了，並由周刊改為半月刊。復刊後的《觀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後，奉命改為《新觀察》，是為《觀察》第6卷。復刊後的《觀察》編輯部設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衚衕。《新觀察》的第一位主編是黎澍、第二位主編是楊賡，來自四野新華總社。原《觀察》社留在《新觀察》的編輯只有林元一人。《新觀察》籌備時，儲安平曾和黎澍碰過幾次頭，楊賡來了以後，儲安平就完全不來了，後來儲安平調任出版總署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至此，儲安平完全離開了他壯年時期傾其心血創辦的《觀察》。《觀察》在國民黨時期維持了將近3年，雖然最終被查封，但《觀察》的精神和品格卻永遠留在了人們心中。《觀察》的言論以批評國民政府為主，在客觀上有利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對國共兩面的認識尚不能說幼稚，他們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她強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這種強烈的民族感情有時使他們的理性多少受一點影響，就拿儲安平來說，為了揭露國民黨在經濟上的失敗，他甚至承認過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在評蒲立特的訪華報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對蘇聯的好感和對美國的排斥，對於這樣一個比較純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一切充滿矛盾地統一在儲安平身上。他在壯年時期，以自己犀利的筆向專制制度開戰，然而他們的最終選擇也給人們留下了很多疑點。在國民黨的高壓之下，他可以說冒著很大的風險抗議對《觀察》的查封，然而在《觀察》復刊號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過去，這其中有多少是出於政治壓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誠?我們一時不好妄下結論，但在儲安平轉變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令人深思的東西，要知道1948年12月查封《觀察》到1949年11月《觀察》復刊，這其間不到一年的時間，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能在這一年時間內放棄自己青年時代業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嗎?儲安平很快離開了《觀察》，告別《觀察》，對儲安平來說也許是一種被迫的選擇，也許是一種理智的表現。 1948年月12月《觀察》被國民黨查封的時候，儲安平已經到了北平，儲安平也許沒想到，他的這次北平之行，會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個沒有準備的轉折，這一選擇，對於他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可能在一開始就種下了不詳的後果。 1949年9月21日，儲安平作為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的後補代表參加了新政協，他是當時兩個後補代表中的一個，另一個是《文匯報》的徐鑄成。徐鑄成在他的日記中說：「今天與（儲）安平兄談話，他說《觀察》即將復刊，領導上大力支持，但恐群眾思想難捉摸，如何辦好，毫無把握。他又說，近月曾至東北旅行，寫了旅行記二十五萬字，材料甚新，胡喬木看了極讚賞，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說，他出發前及回來後，都與領導同志商談，反覆請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難，《文匯報》之被歧視，殆即由予之不善應付歟？余如遇事諾諾，唯唯聽命，《文匯報》也不會有今日。以本性難移，要我俯守就範，盲目聽從指揮，寧死亦不甘也」。（《徐鑄成回憶錄》第203頁，三聯書店）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恢復《觀察》周刊，是與胡喬木有關的，胡喬木好象對儲安平一直比較有好感，1957年儲安平能去《光明日報》也是胡喬木的建議。我的一個朋友在寫作《常芝青傳》時，曾為我留意過有關儲安平的材料。 1956年6月，王謨給於毅夫的一封信中說：「張際春同志說，一些民主人士對光明日報辦得很不滿意，是否我們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調出來，由前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接任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這樣我們可以更主動一些。際春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統戰部，並徵求統戰部意見。」可見當時中央是想讓徐鑄成去，儲安平出事以後，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說過：「我個人以為，喬木同志對儲安平的一些看法與估計（那次談光明日報問題時說的），看來是未必符合實際的，有一些同志反映，這樣些人到光明日報是未必恰當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見，儲安平能到光明日報確實是胡喬木推薦的。 1957年3月26日，於毅夫有一封給中央的信：「喬木、周揚、同志並維漢、徐冰同志：最近了解儲安平準備4月1日去光明日報就總編輯職，日前章伯鈞曾約儲安平、薩空了談話，儲對去光明日報工作頗有顧慮，曾表示編報方針要放，放到什麼程度？大知識分子有意見要不要他們講出來？要他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如果報紙言論還仍舊停留在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口號上，發表的文章有誰看？章儲都主張要問中央統戰部的意見，章伯鈞還主張增加薩空了、常芝青（黨員）為副社長，儲顧慮到光明日報後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側面了解儲怕和原來黨員總編輯常芝青搞不好。」據說80年代胡喬木還曾想請儲安平出來，話說出口，才有人告訴他，儲安平早就死了。（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　　儲安平本來是一個對現實政治沒有多大興趣的人，他的志向在於言論界，可是他沒有估計到他的這個志向很快就由不得他自己了。儲安平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人，對於辦報紙辦刊物具有很高的熱情，像《觀察》這樣的刊物，在1949年後居然能夠復刊，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儲安平及《觀察》同人有此願望；其次當時政府還有這個雅量，但事後回想，人們又會為儲安平的選擇感到不可思議。《周恩來年譜》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條記載：「約胡喬木在中南海頤年堂請新聞界友人朱啟平、高汾、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薩空了、胡愈之、劉尊棋、宦鄉聚餐，並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周恩來年譜》第834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儲安平當時提出的問題可能就有《觀察》的復刊。林元回憶：「上海解放後，儲向黨中央請求復刊，喬木同志曾將《觀察》的情況向周總理彙報，請示復刊問題，總理說，既然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可以復刊。這樣《觀察》便於1949年11月1日復刊了。」（《碎布集》第404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領導和聯繫《觀察》復刊工作的是胡喬木、胡愈之、范長江、胡繩。雖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與儲安平不同道，以前《觀察》從未發表過他們的文章。《觀察》撰稿人中有《大公報》許多人，但沒有范長江。《觀察》復刊後，由周刊改為半月刊，發行量一落千丈，後中共中央決定將它改為《新觀察》。復刊後的《觀察》從1949年11月1日起，至50年5月止。《觀察》在1949年以前曾發行到10萬零五千份，並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灣航空版，直接訂戶即有一萬二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閱讀計算，它的讀者約有一百萬人左右。而復刊後的《觀察》連三千直接訂戶都不到。　　儲安平個人對國民黨沒有好感，這種感覺是具體的，他曾經作過中央日報副刊的主筆，但後來離開了。他對共產黨也有清醒的認識，但這認識是抽象的，因為他畢竟沒有直接和共產黨打過交道。1949年之際，多數象儲安平一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評價都是僅止於一般認識，因為它還沒有成為執政者。人在連年戰亂，民不聊生的煩躁中，常有某種幻想和錯覺，總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後來者身上。這種心理使儲安平這樣堅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選擇中帶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劇色彩。儲安平不容於國民黨，1948年《觀察》被國民黨查封，他逃離上海，才免於囚禁。個人的直接遭遇，讓他再去選擇國民黨，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後，曾兩度試圖在新的環境下重振自由主義的理想，但又毫無所成。1949年，新政權剛一建立，他要恢復《觀察》，天遂人願，《觀察》復刊了，但此《觀察》已不是彼《觀察》，他也無可奈何。離開《新觀察》，去新疆考察，他為新的生活所感動，寫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誠地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環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論，我們會說40年代的儲安平，居然是一個沒有經過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識分子，這太難令人相信，然而歷史總是由人的具體經歷構成的。如果儲安平，或者說他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經過思想改造已經成為新知識分子的話，那麼我們就難以理解，1957年會有那麼多經過思想改造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一夜之間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狀態。儲安平1949年後的第一次選擇以平和的方式失敗了，他離開《新觀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選擇，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卻給他終身帶來不幸。可以肯定地說，儲安平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但同時也是儲安平個人的，內在性格的悲劇因素使他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最終的命運。按說，《觀察》復刊的失敗，可以使儲安平覺醒，他不應該再有第二次選擇，然而，儲安平的個性卻決定了他還要向悲劇的深淵走去。儲安平一生對辦報、辦刊的熱情中就已經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復刊後的《觀察》在表面形式上，雖然還留有往日《觀察》的印跡，但差異是非常明顯的。第一，往日《觀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單被取消了。第二，環繞《觀察》刊徽周圍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獨立)，Non-Party(無黨派)，TheObserver(觀察)沒有了，只剩下圖案。第三，《觀察》每期重複聲明的本刊傳統：「只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同時，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在復刊後的《觀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編「儲安平」的名字。變化最大的是往日《觀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復刊後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費孝通、錢端升、王鐵崖、彭子岡、季羨林、笪移今、樓邦彥、陳達、葉君健、吳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費孝通多次出現外，其餘幾乎都只寫了一兩篇文章。儲安平為復刊後的《觀察》寫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旅大農村中的生產、租佃、勞資、稅制、互助情況》。與舊日《觀察》專論：《政府利刃指向〈觀察〉》、《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大局浮動、學潮如火》、《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一場爛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無鋒芒。過去，從未在《觀察》上出現過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繩也出現了。從整個刊物的文章內容上看，與往日《觀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針除了歌頌新中國的內容外，剩下的就是對蘇聯、朝鮮、東歐國家的盲目讚頌，還有就是有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復刊後的《觀察》出過兩個專輯，一個是第4期的《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專欄，共發了社論、編輯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長詩《我向你高呼萬歲》，社論的題目是《期大林教導了我們》。第11期發表了《美帝在亞州的新陰謀》的特稿，署名《觀察》編輯部。復刊後的《觀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變了。　　復刊後的《觀察》沒有復刊詞，只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的本社同人文章。從這篇文章的文字、風格、敘事方式上看，出自儲安平手筆無疑。本社同人文章分為三個部分：一、自我批評，學習改造，二、工作任務，三、編輯計劃，工作態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盤否定了以往《觀察》的意義和價值。細讀這個過去的文本，我們會發現，文章作者在敘述事件經過時使用的是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評價當時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過去時，則完全使用的是源自於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及當時流行的報刊語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無個人行文的風格特徵。與儲安平往日議政時所採取的客觀超然態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種聲音，毫無分析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不加懷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整個文章中充滿了悔過和忐忑不安，好象自己過去犯了什麼罪一樣。儲安平說：「學習改造是一個長時期的艱巨的工作，我們現在還剛剛開始第一步。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檢查自己過去的工作。我們發現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會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里的。我們只批評了將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種種反動措施，但並未進一步解剖揭發蔣介石反動政權那種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質。雖然我們是一片赤心地愛著我們的祖國，熱情地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好，但是由於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我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的階段，不能把一切外國區分敵友，分別看待。在過去，我們主觀地，自以為是地站在獨立的立場，不參加任何黨派，一方面儘管堅決地反對著反動的國民黨，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在過去並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我們並沒有靠攏共產黨，以至我們在客觀上不知覺地好象自居於中間方面，而帶上了溫情改良主義的色彩。」（《觀察》第6卷第1期第4頁）多麼謙卑的自我批評。文章對於自己的過去只敢承認一點，即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是作對了，其餘則一概否定。這是一個被囚禁的人在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情況下，把一切理性、尊嚴都置之度外的選擇、一種無可奈何的辯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讓我承認什麼都可以。《觀察》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成一個以宣傳黨的意志、方針政策為主要內容，以勞苦大眾為讀者的刊物了。對復刊後的《觀察》，我們無法從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觀察》作者的直接評價。只能看到來自基層的普通讀者的聲音。對於復刊後的《觀察》，來自基層的沈淑平、吳四維對它提出了願望。他們作為普通讀者，對往日的《觀察》雖有不滿之感，但都客觀地評價了它在過去的功績，主要不在她的啟蒙特色和文化建設方面，而在對國民黨的批評。他們希望「更明確地提出為工農服務的，為建設新中國的新文化的總目的。而且我們改造和提高的過程就是明確的和工農一步一步的結合，如果沒有這種政治上明確的路線，光是互相勉勵一番是會掉在時代後面的。」（《觀察》第6卷第3期第28頁）復刊後的《觀察》已失去往日鋒芒，對於不同意見也不敢大膽地刊載了。對於復刊後的《觀察》，當時的讀者也有尖銳的批評，這種批評被《觀察》的編者們小心翼翼地在一則《編者簡復》的回答中傳達出來，信的讀者署名「無名氏」，寄自天津。他痛罵《觀察》「一面倒」，對於復刊後的《觀察》，他「完全失望」。對於這位「無名氏」的意見，《觀察》編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希望他理智地全盤地考慮我們國家的問題。我們必須拋掉自己一切的陳見，坐下冷靜地來檢查一下自己過去的認識，我希望他不要專門想到自己一個人，自己一個小圈圈，自己的一個階級的既得利益；我們應該想一想一般的勞苦工農大眾，他們過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腳底下。他們現在是翻身了，他們是應該翻身的。至於在這過渡時期內，一切的缺點和困難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該根據一時的缺點懷疑這次革命的意義。」復刊後的《觀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50年代初的儲安平和過去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也還在寫文章，但風格和過去迥然不同，他本來是一個寫政論的好手，但現在只能寫遊記了。他還成了人大代表。這個儲安平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儲安平了。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有一個發言，題目竟然是《南疆旅途見聞》（《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98頁），而同時參加會議的羅隆基的發言卻是《我對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了解和意見》，那時羅隆基是森林工業部長，他卻在發言中說：「今天我不談森林工業有關的問題。今天我願意就國家目前高級知識分子問題談談我個人的了解和意見。」（《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34頁）反右之前的羅隆基還是比儲安平敢說話。一九五六年，儲安平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遊記《瑪納斯河墾區──新疆旅行記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關於新疆的書：《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訊集》，從這兩本書中我們再也看不到當年那個儲安平了。　　儲安平在1957年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光明日報》黨組撤消，儲安平就任總編輯，這次重操舊業，對於儲安平來說也是他這一生最後的一次機會。也許是他感覺到了胡喬木對他有好感，也許是他從別處得到了什麼判斷，他這次就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本來也有一個非常好的設想，可惜後來發生了變化，他只做了七十多天的總編輯就離開了，六月八日，他因為在統戰部的發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辭職。十一月十二日，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　　儲安平初到《光明日報》社的時候，精神很快就恢復到了1949年前的狀態，也可以說他是壓抑了好多年，這回應該出一出氣了。他在報社說：「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許登」。他還說：「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儲安平又一次讓人們看到了他那留學英國的教育背景，許多年了，他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次既然讓說，何不說個痛快。他在《光明日報》社就說過：「我們這些人是以批評政府為職業的」。他反對報紙報道工作，宣傳政策，認為不必管什麼政策。他認為：「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就叫新聞紙，它是報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實，什麼新聞都可以登」。他一再強調：「搞頭條新聞，時間要爭，質量可以少一點」。當有人問儲安平，對於重大新聞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時，他直率地回答：「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用不著。」那時儲安平還說過：「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它檢查一下子。」說到「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去辦光明日報」的方針時，儲安平多次說過：「這句話說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扛扛斤兩，看到什麼時候會受到阻力！」（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儲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做了「黨天下」的發言的。「黨天下」的說法並不是儲安平的創造，三十年代羅隆基就用這個說法批評過國民黨，「黨在國上」這是那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看不過的。儲安平的這個發言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礎，同時也有一點要試試看的味道。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說：「儲安平其人是善於思考的，又是大知識分子，見多識廣。比如，他要在北京買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發展。他問我，這房子要在什麼地方才最保險，才不致因改造舊城而拆掉，我答覆不出來。他說他買了白塔寺魯迅故居近鄰的一個院子安家。他說，魯迅故居這個出名的老虎尾巴，決不會拆掉，那麼他這個院子也就保險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於這是魯迅故居而要造魯迅紀念館，動遷了他買的院子。而給他的房子條件太差，他心中頗有情緒，但又說不出口。當他握筆寫『黨天下』這篇發言稿時，我正好坐在他辦公桌對面。他說，他一再猶豫，冒不冒這風險，但他要看一看有沒有這個雅量。他是以這種心情發表了他的『黨天下』的言論的。」（《光明日報四十年》第6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一九五七年為了給儲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統戰部上的發言說成是和羅隆基共謀的，但儲安平從沒有承認過，他只說自己可能受了羅隆基的影響。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在九三學社一次批判儲安平的會上，儲安平對於他和羅隆基的關係是這樣說的：「五月十九日，我去看過羅隆基一次。」這次主要談了《光明日報》的改版和調整新聞等問題。儲安平還和羅隆基談到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如何在《光明日報》上體現出來。就是在這一次，羅隆基說可以給「老和尚」提些意見，希望大家給毛主席提些意見。儲安平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也堅持說：「我的發言稿沒有送他看。錯誤應由我自己負責。但是受了他的影響。」（《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15期177頁）從這裡可以看出儲安平的個人品質，在一九五七年所有的右派檢討中，我注意到儲安平的檢討是極少涉及別人的，尤其是他同時代的朋友，對於那時右派的個人檢討，有的人就講的非常具體，甚至還有細節，而儲安平的檢討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別人。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當然符合他的自由主義理想，但也不是沒有和別人商量，從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儲安平的這個發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說過。　　儲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長儲安平一輩的人，在儲安平開始打天下的時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學者了。儲安平比梁漱溟小17歲，但儲安平這個人在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是很能團結他的前輩和同時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業與他的這個特點密切相關。儲安平開始辦《觀察》周刊的時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當時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力量都發揮出來，在前輩知識分子中，儲安平特別信賴像胡適、傅斯年、陳衡哲、張東蓀、梁漱溟這樣的人，尤其是張東蓀和梁漱溟，整個《觀察》時期，像他們那樣年紀的知識分子中，很少有他們那樣筆勤的，經常給《觀察》周刊寫重要的文章。《觀察》當時有78個人的名字是作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雖然不在這個名單中，但他卻是給《觀察》寫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當年像張東蓀、梁漱溟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許多人眼裡是中間偏左的，他們是知識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國共和談期間，作為第三方面活躍的人物，他們一度曾不是學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動家了，他們一生的榮辱都與此相關。　　儲安平是一九五七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聞界的，此前他的兩位前輩張東蓀和梁漱溟都因為毛澤東的原因，而成為被批判的人了。也許儲安平沒有想到，他當年比較敬重的幾個前輩，除走了的胡適和傅斯年等人外，命運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們這些人之所以不見容於當時的環境，皆因身上的書生氣太重。他們一直試圖以言論來參預政治，最後又都因言論而獲罪。過去知識分子當中，本來已培養起了一種用言論關心社會的風氣，那時，在無論哪種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中，大家對用言論來關心社會的方式都是認同的，雖然觀點可以不同，但對健康的輿論應該靠什麼維持，彼此之間也是有共識的，正是由於他們早已習慣了在那種環境里說話的自由，所以這種氣質在那些知識分子身上就很難一下子消失。張東蓀未出事以前，就對葉篤義說過，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澤東要有容人的雅量，還有陳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從舊時代走來的知識分子，根本適應不了新的生活。適應了的知識分子不少，但歷史正是由於那少數不適應的知識分子才使人覺得沉重。　　五十年代思想改造運動初起的時候，梁漱溟就是一個比較硬的人，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人不能不經過思考就輕易放棄自己曾經相信的東西。當時他的這種態度就受到遠在美國的胡適的敬佩。在儲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傾心的多數是具有這種性格的人，雖然50年代初儲安平一度丟失了自己的獨立性，為了能讓《觀察》儘快復刊，他曾被迫放棄了過去《觀察》所追求的那些東西。從梁漱溟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和儲安平的友誼是一直保持下來的，梁漱溟對儲安平也很關心。他在《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一文中曾提起過和儲安平的交往。他說：「解放戰爭時期，儲安平主編《觀察》雜誌，曾發表過我所寫好幾篇有關當時和談的文章。儲安平要求我把前後首尾的情節寫成一個完整的東西，我答允下來，且把書名定為《八年努力無功錄》，大概得寫好幾十萬字。不過，我當時正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所以沒有功夫寫他。」（《憶往談舊錄》第167頁）五十年代初，梁漱溟和儲安平還常有書信往來，可惜這些書信今天不容易見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梁漱溟日記中記有：「收儲贈《觀察》合訂本全部，答謝一信。」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記有：「收學習會圖書室送來〈觀察〉兩冊。」（〈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3頁、501頁）從梁漱溟和〈觀察〉的關係中，可以說明他是很看重儲安平的，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日記中說：「張歌今來談同去廣州事------ 張雲儲安平任《光明日報》總編輯。」（630頁）當時梁漱溟對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很讚賞的。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的日記中說：「儲安平時事，特及於言論出版界情況。」（637頁）梁漱溟日記中脫漏二字，但這二字從上下文看並不難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個日期，因為第二天（即六月一日），儲安平就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作了給毛主席周總理提點意見的發言。六月一日梁漱溟的日記空缺，我們難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從他五月三十一日和儲安平議論時事，談及出版界的情況看，很可能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是徵求過梁漱溟意見的，而以梁一慣敢言的性格推論，他是支持儲安平說話的，這樣想來，我們未嘗不可以說，當年儲安平的發言代表了多數知識分子的心聲，而他卻為此付出了生命。　　儲安平之死　　一九五七年之後，儲安平基本上就結束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涯，因為從此以後他就再沒有為人所注意。他成為右派之後，一直由九三學社管著，從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說還過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他成為右派之後，他的長子曾在《文匯報》上發表過和他脫離關係的聲明，那時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時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時過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還和他有些來往，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是非常孤獨的。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以後，他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關於儲安平的死，現在還是一個謎，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終結局，我曾和他的女兒說起過這件事，她也說不清楚。有人說他是在北京一個地方跳河死了，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說他是在青島跳的海，也有人說他在新疆改造時，逃到蘇聯去了，前幾年還有人寫文章說他沒有死，而是在江蘇某地一個山上當了和尚。這些說法，都是傳說，沒有一點文獻材料為證。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儲安平是不知所終，我個人以儲安平的個性和他的經歷推斷，他是有自殺可能的。他的小兒子，現居澳大利亞的鋼琴家儲望華在《父親，你在哪裡？》一文中說：「父親『失蹤』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與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第二次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某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你父親有沒有到你那裡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裡？』我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幹部（中共黨員），並要求我和我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幹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首先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憑他們的權力，他們完全可以通過組織途徑去向有關部門索取，相信不難獲得他的照片，卻偏偏來向家人索取照片，實在令我疑慮。事後聽說這幫『專案組』的人是有意通過這種試探，來考察我是否和父親『劃清了界線』。」（台灣《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第59、60頁）據儲望華先生回憶，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他們尋找父親的失蹤仍然毫無結果，兩後之後，又有人來調查儲安平的下落，對於這種調查，儲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沒有信心了。儲望華先生說：「事實上，這是一個『生死之謎』，如果『活』著，為什麼兩年來沒有任何活動跡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時間、地點、方式，又如何得以確證。」儲望華先生記得，早在六十年代初，儲安平曾和他說起過「想要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儲安平雖然寫過檢查，雖然被改造，但他在心裡並不以為自己是錯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個「摘帽子」或者「平反」。這不僅是因為他有「脾氣強牛」的個人性格，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知識分子「可殺不可辱」的氣質。面對「抱負」不能實現，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時他正在北京郊區石景山模式口「政協工地」進行勞動改造。儲望華先生回憶說：「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些食品衣物，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裡黑暗潮濕，充滿著霉腐惡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這是儲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實生活處境。儲望華先生說，一九八二年六月，他準備去澳大利亞留學時，單位的一位領導才匆匆拿來一份文件，告訴他：「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正式做出『死亡結論』」。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十六年了，這個結論對他的孩子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一個終身為自由主義理想奮鬥的知識分子，最後就這樣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再想起他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他早已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了。1998年9月23日晚於太原南華門東四條有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