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文化保守主義是如何被民族主義綁架的

方朝暉：文化保守主義是如何被民族主義綁架的

2016-03-01 10:20:22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方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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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構儒家治道或政體理論誠然很好，但最好充分理解人類各重要制度賴以產生的歷史文化條件及其限制，才不至於讓人覺得孤芳自賞、夜郎自大。　　【內容提要】與西方民族主義相比，東亞民族主義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家族主義，二是團體主義。這兩個特點導致東亞國家容易產生神化祖國的強烈衝動，希望把本民族打扮成一個完美的圖騰來崇拜。當這種民族主義進入國學後，導致國學研究變成向西方宣戰的武器，以論證中國文化偉大和中國思想高明為主要興趣。這樣做並非出於真心愛國，而是為了滿足某種難以啟齒的心理需要，其結果是破壞學術規範，掏空行業價值。為了徹底清理民族主義的消極影響，需要從歷史教育等多個不同方面綜合開展。

　　【關鍵詞】民族主義 文化保守主義 國學研究

　　東亞民族主義的兩個特點

　　蔡孟翰先生最近深入地分析了東亞民族主義形成的歷史過程，認為作為西語nation的對應詞，東亞各國所用的「民族」概念，「實出自宋代以來之宗族論。」[[2]]他發現，中國歷史上與封建制度深固相聯的宗法傳統中的大宗思想，在現代早期的日本得到了發展，最後由留歐歸來的會澤正志齋(1782-1863)系統闡述，經過穗積八束(1860-1912)等人的系統、完整闡發，而正式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流播到中國、朝鮮、越南等地，並被廣泛接受。[[3]]這暗示我們，「民族」及「民族主義」在東亞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與西方既聯繫又區別的特定含義，其特殊之處在於，家族或家族主義思想可能與現代東亞民族主義深刻相連。

　　今按：「族」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漢字，甲骨文中即有。根據《說文解字》及段注，「族」字從?從矢，本義當為眾矢束集，[[4]]引申為叢聚、集合之義。然而現當代學者多認為，「族」字本義即為氏族或家族，「?所以標眾，矢所以殺敵。古代同一氏族或家族即為一戰鬥單位」。[[5]]不管如何解釋，有一點可以肯定：早期文獻中「族」用作「叢集」時，主要限於物;而用於人時，主要指血緣共同體，如金文、《尚書》、《左傳》、《詩經》、《國語》、《禮記》等早期文獻中的 「九族」、「七族」、「三族」、「五族」、「乃族」、「公族」、「王族」、「族人」、「族類」、「邦族」、「宗族」、「國族」、「合族」、「收族」、「絕族」、「無族」等術語。《左傳·隱公八年》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明確以血緣親屬為族。

　　雖然古漢語中早有「民族」一詞(最早見於《南齊書》)，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在中國則於1837年首見，正式流行是1900年以來的事情。[[6]]古人雖有宗族概念，但不曾以一國之人合稱為「一族」。古人所謂「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只是浪漫想像。以一國之人合稱為一族，乃是近代世界歷史的變化所致。即：既然「天下」已分裂為「萬國」，那就只能認同一國;既然「天下」不能為「一家」，不妨以國為家。以一國為一家，即以一國為一族，此即「民族」或「國族」(孫中山常采後一用法)。總之，民族也罷、國族也罷，其實質是把傳統的宗族或家族放大為涵蓋一國之人。

　　例如，在梁啟超1902年對「民族主義」下過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定義中，即以「相視如同胞」為民族主義之重要特徵，透露出中國人心目中的「民族」應包含共同血緣的家族概念，故「同胞」、「僑胞」、「台胞」之類術語今日亦常見於官方話語。[[7]]又如，孫中山在有名的「三民主義」(1924)演講中，亦明確主張以家族、宗教為基礎建構中華民族。他的理由是，「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8]];中國人在家族、宗族內部的團結力量特彆強大，只有以家族、宗族為基礎建構中國民族(即孫中山所謂「國族」)才能讓中國人真正團結起來，實現救中國的目標;因此，

　　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9]]

　　如果說西方原生的民族主義以公民或市民為基礎，東亞後起的民族主義則以家族或宗族為基礎。[[10]]

　　東亞民族主義「家族化」特點的一個重要證據，就是對於始祖的重新確認。這具體表現為中國人放棄眾聖、樹立黃帝為始祖，以及日本人放棄吳泰伯、改立天照大神為皇祖，朝鮮人放棄箕子、改立檀君為始祖，越南人放棄炎帝、改立雒龍君為始祖這一共同現象。[[11]]既然是一家人，總能沒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呢?即使沒有，也要人為造出來呀。當然始祖必須是「本族」的，不能為外國人，否則何以顯示本族與外族的區別來?誠如蔡孟翰所言，「在19世紀末以前，在東亞思想史一般的認知里，很難想像所有的民是同一族，因為，民有百姓，既然有百姓就是不同族。」[[12]]

　　東亞民族主義的家族化特點，還體現為「祖國」概念的神聖化。我們知道，在西方民族國家形成史上，祖國作為一個民族形成的地理條件而主要具有空間的意義;由於現代西方民族都是羅馬帝國崩潰後逐漸形成的，祖國是後起的，未必具有天然的神聖性。[[13]]但在東亞歷史上，一旦民族概念誕生後，「祖國」立即變得十分神聖。這是因為在東亞人看來，正象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神聖的發源地或居住地一樣，民族作為放大版的家族也必須有自己神聖的發源地和居住地。這個發源地或居住地是自己的祖先由始以來就擁有的、天賜的，決不是後起的。由於現代東亞主要民族起源較早，從古代到現代，其生存空間未大變化，族群結構未大分化，從而大大強化了上述信念。於是在東亞，正象家族不可以批評或指責、只能無限讚美和感恩一樣，祖國也不能批評或指責、只能無限讚美和感恩。在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或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看來，祖國可以象公司一樣自由加入或退出，甚至腳踩兩隻船(雙重國籍)，因為它本來就是公民契約的產物。[[14]]但在家族化的民族主義看來，祖國是不可以隨便選擇的，而是前世註定的;祖國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放棄的權利。[[15]]雖然今天的東亞人對於國籍已經不再固執，但是對於雙重國籍這種「背叛祖國」的行為還是難以接受的。

　　然而，要認識東亞民族主義的實質，僅僅停留在家族主義上還遠遠不夠。既然「民族」已經東亞化，自然也就要接受東亞文化心理的改造。由荷蘭學者Geert H. Hofstede等人挑起、美國學者Harry C. Triandis等一大批學者跟進的文化團體主義(collectivism)研究表明，東亞各國均可稱為文化團體主義相當強的典型國家或民族。[[16]]所謂「團體主義」，作為文化心理學術語，是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相對的，其主要特點之一是在團體中尋找自我認同的基礎、區分自己人與外人、以團體作為個人安全感的主要保障等。比如研究發現，東亞大學生更多傾向於畢業後在大集團工作，而歐美大學生更多傾向在小公司或小單位工作;再比如，幫派主義、團體主義、山頭主義之所以在東亞文化中長盛不衰，是因為人們非常強烈地依附於團體來獲得生存保障。現代東亞的民族主義，帶有鮮明的文化團體主義色彩。

　　由於文化團體主義以團體(collective或group)為個人安全感的最重要屏障，當它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後，就產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後果。例如，在一種無意識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人們產生了把自己的民族美化或神聖化的強烈衝動;無限誇大祖先的「光榮歷史」和「輝煌成就」，以此獲得心理安慰;從小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把歷史人物和民族英雄都打扮成愛國的典範;千方百計證明，自己的祖先自古最熱愛和平，歷來都受人欺壓;對於自己祖先做過的可能是傷害外族的行為，包括侵略或欺壓等在內，則諱莫如深;任何外國或外族人對本國或本族的批評或指責，或對本國或本民族不利的行為，都被視為敵對;對於現實的國際衝突，動輒上升到全民狂暴的仇視心態;在國家政策制定及發展規劃方面，容易以國家需要壓倒人性需要和文明需要，甚至打著民族或國家需要的旗號，肆無忌憚地侵犯正常的學術研究和私人生活。

　　綜合東亞民族主義的上述兩個特點[[17]]，我認為它確實更接近於一種「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18]]其中團體主義成分與家族主義成分共生共長，難分難解。這種民族主義包含著許多非理性的因素。對這些非理性因素的審視和反思，理應引起高度重視。這是因為，不管「民族」作為一個共同體是「想像」出來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還是捏造出來的(厄內斯特·蓋爾納[[20]])，但它既已形成，也就成了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存在;不管你接受還是不接受，它都在有意無意中主宰著人們的思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被綁架的國學研究

　　如果說文化無意識是指一個文化中特有的、在無意識中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或觀念，那麼可以說，東亞民族概念和民族主義形成後，作為一種揉和了家族主義和團體主義的無意識，操縱了無數人的神經。從這個角度說，東亞民族主義卻又像是土生土長的。至少，由於它在東亞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穩固的根基，已變得非常強大、不可一世。

　　東亞民族主義中的「文化無意識」，就是人們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時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識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經的思想觀念。比如，一個人愛國、希望自己的祖國富強，本來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學術研究中以證明自己的祖國無比偉大、自己的文化輝煌燦爛為唯一興趣，必然難以客觀面對那些和這一目標不一致的事實，不可能嚴格遵循學術研究的規則和規範，從而極容易敗壞學風、破壞學統。文化團體主義者的心理是，集體(「祖國」)越強大，我個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為他們真的愛國嗎?在他們的心中，所謂國家利益、民族需要，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罷了。隱藏在國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後的，其實只是某種難以啟齒的個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來，民族主義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國學術界發揮著根深蒂固的強大作用，在國學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國學研究中，把國學研究當作弘揚民族精神的工具，當成向西方宣戰的武器，當成滿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許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喊著「天人合一」口號的學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證明中國文化偉大;宣揚儒學的學人，未必真踐履儒學價值，而是要證明中國模式優越。宣稱仁義，未必就有仁義，而是在尋求身份認同;高唱和合，未必真想和合，而是在尋找自豪感。我們看到一些大談傳統文化的學者，一遇到國際爭端，馬上想到訴諸武力，或者韜光養晦以便將來訴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學人，一遇到西方威脅，立即叫罵不已，毫無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學自居的人士，一聽到批評中國，頓時惱羞成怒，完全喪失了理性。

　　比如，有些人到處批判亨廷頓「文明衝突論」，批判基督教文明侵略性強，總之西方人不如中國人高明，中國文化向來就是主張「和而不同」的。但是與此同時，恰恰也是這些人，認為今天中國文化的使命就是要與西方文化爭奪地盤。且不說其對亨廷頓的原意誤解甚深，更重要的是自己才是從完全對立的立場來理解西方文化，故而宣揚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爭奪戰或陣地戰。造成這一狀況的真實原因只有一個：論者自己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和合之道，唯一感興趣的不過是證明中國文化優越於西方而已。

　　又比如，我曾指出，在西方哲學史上，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和黑格爾可算從哲學上系統地證明了「天人合一」的三位偉大哲學家。[[21]]許多國學研究者熱衷於宣揚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多麼偉大。但這三位哲學家對於「天人合一」的論證，從思辨性上遠勝幾乎所有的中國古代思想家了。如果是真心宣揚「天人合一」的話，為什麼不提及這三位哲學家呢?難道喜歡「天人合一」是假，要證明中國文化偉大是真?

　　總是想證明中國文化舉世無雙，總是不接受對中國文化的批評，總是喋喋不休地責備他人，其實只是要發泄一種情緒，尋找到一種慰藉，不管這種情緒或慰藉是健康的還是變態的。為什麼國學研究會變成這種狀態呢?因為在我看來，今天的儒學研究者往往不再有基於人性永恆需要的偉大信念，不再有為全人類立法或開太平的宏偉自信，於是他們只能墮入民族或國家的集體想像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

　　本來，在公民民族主義或自由民族主義看來，沒有國界的個人自由與有國界的民族空間是相輔相成的。因為民族國家被理解為公民的契約，個人價值與國家需要分而置之。民族主義對集體利益的追求和捍衛，只能在有限的、不侵犯個人自由的範圍內發揮作用。但在中國或東亞則不同，由於文化團體主義影響，個人價值歷來與集體需要合而論之，不能分置。於是集體利益變得無限神聖，可以打著國家或民族利益的旗號肆無忌憚地侵犯個人自由、佔領一切領域。在學術領域中，這就表現為：無視學術規則，沒有學術規範，一味地要證明中國思想高明，把學術這一人類本來崇高的事業變得低俗、無趣。如此下去，如何能走出國門，贏得世人的尊重?還是反而讓外人更加瞧不起?

　　本來，在西方，民族國家由於是自發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人們認識到民族國家是作為帝國的替代而形成，所以民族主義本來與傳統意義上、以征服和統治天下為宗旨的帝國主義是相反而對立的。但是在中國和東亞，由於民族主義完全是擠壓出來的。出於擠壓的反彈，它似乎帶有天生的復仇情結。這一情結進入國學研究中，使學者們在精神生命深處不甘心與其他民族相安無事;古代的輝煌和近世的屈辱，被鄙視的傷痛和被排擠的壓抑，各種豐富複雜的情感合在一起，終究要找一個發泄的窗口。所以他們的民族主義是帶有攻擊性的，與西方一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殊途同歸了。

　　然而，一味重視國家需要，忽視文明價值，不利於找到社會秩序的精神基礎;把國家需要凌駕於文明需要之上，決不能保障社會生活的長治久安。狹隘民族主義的形成固然與近代中國倍受欺壓的特殊命運有關，但從深層上是由於一些儒學研究者無意識中把西方民族國家概念與自己血液里深藏的文化團體主義因子相結合的結果;試圖塑造一個統一、強大的新型國族當然沒錯，但把王道主義的文明理想置於次要位置，絕非儒家觀點。

　　在一些中國學人心中，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只是手段，最終還是要走向一個世界性帝國的，唯此方能找回昔日的輝煌。所以，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民族主義變得非驢非馬了，因為它的終極目的似乎是要擺脫民族、統治世界。它確實追求民族和國家利益，但骨子裡是要建立帝國。因而，它骨子裡是由傳統的家族主義、種族中心主義、文化團體主義所衍生出來的帝國主義思維。

　　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地位的提升，恰恰也是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地區對國人的修養、胸懷、心態密切關注的時候。一個令人憂心的事實是，就在這個時候，一些國學學者缺乏應有的心胸和氣度，不能真正吸納各國的優秀方法和成果，不能包容異見和批評;喜歡自吹自擂，用中國文化引領世界;樂於自我標榜，用中國思想拯救人類。他們動輒建立學派、提出流派，創說法以代替研究，喊口號以引領潮流。凡此種種，給外人預期以巨大落差，也和這樣一個大國應有的國際形象不相稱。

　　例如，有的學者動不動說，西方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思想，真正理解中國思想的是我們自己。他們確實容易從其著作中找到一些證據，證明對方對中國經典的了解不夠準確、到位。然而事實上，即使是同樣的經典和材料，不同的學者基於不同的學術傳統，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視角來解讀，不能以中國人所習慣的那套訓練作為所有人研究國學的共同基礎。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西方漢學家們有自己的一整套相當成熟、健全的研究範式。在對後者缺乏入乎其內的了解的基礎上，僅僅由於其對中國經典的了解程度不如我們，就急於下判斷，否定西方漢學研究的意義，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如能掌握西方漢學家的研究範式，就會發現其不容置疑的意義，認識到西方漢學研究或儒學研究有中國國內同類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其在很多重要領域的成就早已超過國內同行。相比之下，一些中國學者由於長期沉浸在一些大而無當的課題上，缺乏研究規範上的成熟和嚴謹，學術成果總體質量很差。其中最常見的現象之一就是對國外同行的成果了解較少，低水平重複甚多，往往對某一問題沒有系統、完整、全面的前期掌握就急於下筆。

　　必須清理民族主義遺產

　　首先應該承認，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18世紀以來全世界範圍內伴隨民族國家興起而產生的全球浪潮的一部分，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人迫於應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包括二戰以來全球化浪潮而形成的。正因如此，只要民族國家沒有消亡，並且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是人類世界結合政治共同體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民族主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所開創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沒有也不會過時。

　　然而，民族主義也是一把雙刃劍，對於它的負面因素缺乏清醒認識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在西方，民族主義曾經導致殖民運動和帝國主義，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東亞，民族主義通過與東亞自身的文化土壤相結合之後，形成了東亞特有的民族主義思潮，其負面效應同樣不容小視。為了徹底清理民族主義遺產，我認為應注意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必須認清民族主義特別是東亞民族主義的本質。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反對民族主義，而只是要反對那種極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代之以溫和、理性的民族主義。對於極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警惕它滲透到其他各個領域。民族主義好比是一個幽靈，能輕而易舉地鑽進任何人的體內，讓人神不知、鬼不覺。從儒學特別是國學的角度看，這類學問的性質決定了極易成為民族主義的工具。在儒學/國學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中，民族主義是里，儒學/國學只是表。儒學/國學被民族主義所利用、扭曲，而從事它們的人卻可能渾然不知，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不僅國學，民族主義這個幽靈也可能鑽進其他一切領域中，發揮無與倫比的作用。比如科學、技術、市場、宗教、學術這些行業，本來是帶有超國界、超民族的性質的，但是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它們也可能變成為民族主義服務的工具，從而逐漸掏空行業的價值，毀壞行業的規則。比如一項研究表明，二戰以後日本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投資遠超過德、法等歐洲強國。但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遠少於德國或法國。研究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東亞國家傾向於把科學研究當作解決實用需要的工具，而嚴重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今天我們發現在東亞許多國家，科學研究不是為了滿足人性的好奇心或追求普遍真理，而主要是為了給民族爭光，這才是科學精神喪失的主要根源。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其他領域。

　　第二，必須倡導客觀、科學的歷史觀，開展理性、健全的歷史教育。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創傷性記憶是人格扭曲的重要根源。對於個人來說，如果不能從其不幸遭遇過的創傷中走出，就難以用一種健全的心態來看待很多事情。只有正確認識過去的歷史創傷，還原其本來面目，才能走出歷史的陰影，恢復健全的人格。對於中國人、以及亞洲許多國家來說，如何以健康、理性的態度看待過去的歷史，開展正確的歷史教育，是決定千千萬萬人走出民族主義的陷阱、擺脫其消極影響的關鍵之一。一個人受到過傷害後，在心理安全感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容易無限誇大威脅的存在，通過把敵人絕對化、本質化和妖魔化來發泄自己在情緒上的不安。我們不能讓子孫後代永遠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生活在歷史的傷痛中，讓他們從小埋下仇恨的種子。我們應當培養下一代對其他民族、包括曾經傷害過我們的民族及其人民的包容和愛心。

　　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是16世紀以來在全世界範圍殖民運動的一部分，並非針對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或民族而來。而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之所以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資本主義的興起，需要在全世界範圍內開拓市場、追逐利潤所致。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多數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不以侵略為尚。我們不應該由過去的歷史遭遇上升到認為西方民族「本質上」就是侵略性的，不應該由這些歷史的屈辱上升為歷史的仇恨或對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總體性敵對情緒，更不應該過分誇大歷史上的屈辱。

　　應該認識到，在幾千年來歷史上，中國人也曾經對周邊許多人，包括許多族群和小國進行過侵略或欺壓。今天華夏後裔的生活空間從原來黃河中小游的狹小空間，擴展到近千萬平方公里的版土，並不完全是以和平方式得來的，其中也包括許多戰爭和殺戮;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秦以來對江南大片區域的強行擴張，蒙古人對中國及其周邊大量區域的武力佔領，滿人針對漢族、蒙族、回族、維族、藏族等在內幾乎所有族群的軍事征服，等等。凡是研究過春秋戰國史的都知道，當時中原國家如晉、齊、楚、秦、魯等國對周邊很多少數族群進行過無數次毀滅性打擊。通過甲骨文我們也知道，三代以來中國周邊的許多族群，包括什麼鬼方、土方、羌方、虎方、人方、萊夷、九夷、犬戎之類，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雲煙里，它們應該早就都被漢族所消滅或同化了。假如有人今天以這些歷史故事為由，上升到「本質」的高度，說中華民族「從本性上」就是侵略性極強，像今日許多韓國人、越南人所認為的那樣，你能接受嗎?

　　當我們為過去百年來的民族屈辱而耿耿於懷時，可曾想過我們的祖先也曾經欺壓或侵略過其他人;當我們為近代以來喪失的土地而憤憤不平時，可曾想過我們也曾在征戰中得到大片原不屬於我們的領土?如果把過去幾千年人類歷史綜合起來看，華夏族群不僅未像無數其他族群一樣被消滅，而且能像滾雪球似地不斷壯大，其今日生存空間更是全球屈指可數，相比之下我們還算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幸運者之一吧?我們有不什麼理由不知足呢?假如我們希望別人原諒我們祖先的侵略和好戰，我們是否也應對近代以來曾經侵略和欺壓過我們的民族多一份諒解?

　　第三，必須正確看待民族自豪感問題。有人說，歷史教育和傳統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養民族自豪感，這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實踐中，這往往導致片面強調或一味誇大自己民族的輝煌或成就，導致強行阻止客觀的評價和對立觀點的爭論。片面強調或一味誇大自己民族的成就，必然會忽略或片面對待歷史上本民族的消極面、陰暗面。這導致許多年輕學生們在出國之後，由於看到了自己民族不光彩的一面，而心生自卑。有人進一步極端地認為自己從小被矇騙，而這種「被矇騙」的感覺有可能讓他們走上另一條道路，即從愛國轉向恨國、賣國。在國外，我曾多次親眼目睹一些中國留學生以賣國為榮，我也從未見過任何別國公民象中國人那樣賣國的。同時，如果年輕人看到的歷史是片面的，會致使他們無法與外國人心平氣和地交流和溝通，反而讓外國人瞧不起，這樣的例子我因為長年給外國人上課而看得太多了。歷史和文化教育應當培養人們全面、客觀地看待本民族的能力，這樣才能真正增進人們的心智，真正有益於人們的愛國心和自豪感。誠然，歷史和文化教育能培養人們的民族自豪感，但不應把自豪感當作首要任務來追逐，首要目的應當是培養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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