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看一人，可先觀其友：譚嗣同與他的兩個摯友梁啟超、唐才常

譚嗣同作者註：梁啟超和唐才常，是譚嗣同一生最重要的兩摯友，梁為其而生，唐為其而死，個中淵源，既是大歷史，亦為小情懷。譚嗣同自小在北京出生長大，卻非常鍾愛家鄉瀏陽所盛產的菊花硯，他將自己書齋命名為「石菊影廬」。並將半生所讀之書、所思之感，寫作一本《石菊影廬筆識》，並分為「學篇」和「思篇」。他藏有多方菊花硯，還請多位好友為各硯題銘，可以查到硯銘記載的他所收藏的菊花石就有八方之多。他還常將所藏之硯送於友人，或應友人之邀為他人的菊花硯題寫硯銘。關於菊花硯，還有這樣一段故事。譚嗣同有一位友人，他曾經不止一次提過這位友人是他的「二十年刎頸交」，這就是唐才常。譚嗣同比唐才常年長兩歲，二人相識於譚嗣同初次回到故鄉瀏陽之時。一見如故的兩位少年結為知己之後，譚嗣同還引唐才常拜自己的老師歐陽中鵠為師，並在後來的信中親切稱唐為「紱丞同門」。之後，譚唐二人前往武漢，想入兩湖書院讀書，在名額只剩一人的情況下，譚嗣同將名額讓給了唐才常。並且，在書院就讀期間，譚嗣同還曾幫助唐才常謀求工作以養家糊口，並在他急需用錢時四處借錢湊足銀兩悉數奉上。滿懷感激的唐才常在致其家人信中言及：「復生平日如空山之雲、天半之鶴，不可稍干以私。」並叮囑家人切莫辜負其好意。出身於封疆大吏家庭的譚嗣同，並未與家庭貧寒的唐才常產生任何隔閡，二人親密共事多年，歷史上提及譚嗣同的事件，也多與唐才常相關。

唐才常在譚嗣同殉難之後，唐才常悲痛萬分，他錐心泣血地寫下一副輓聯：「與我公別幾時許，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他東渡扶桑，與他和譚嗣同之前任教的時務學堂的學生們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鍔、唐才質、石陶均等籌資準備發動武裝起義，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和幫助者是譚唐舊日的好友梁啟超。大家都知，在戊戌變法這段歷史中，譚嗣同的名字始終與梁啟超寫在一起，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同作為譚嗣同舊日好友，唐才常與梁啟超也有著極為深厚的情誼。說到梁唐二人的相識，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第二篇中言及，最初介紹他與唐才常相識的人，就是譚嗣同。並且，作為相識之信物，唐才常贈給梁啟超一方菊花硯，並由譚嗣同親自撰寫硯銘詩一首。硯銘為：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中任公是梁啟超的號，佛塵是唐才常的字。此時，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共同任教於湖南時務學堂，梁啟超擔任總教習，譚嗣同和唐才常擔任中文分教習。時務學堂的學生在這幾位老師的教導下，風氣日開且活躍非常，這幫學生後來有不少人參與了自立軍起義、辛亥革命、護國之役，在中國近代史的舞台上發揮了意義極為重大的作用。當時的湖南學政是江標，他贊成新學，非常開明，曾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一同創辦新學。在他外調離湘之前，前往時務學堂與譚嗣同、梁啟超話別，看到唐才常贈給梁啟超的硯和譚嗣同題寫的詩銘，忍不住多留一日，親手將此銘刻於硯上。後譚梁唐三人送別江標於江上，卻不知此為他們最後一次會面。這是一方見證四人友誼和湖南維新運動的菊花硯。然而，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和譚嗣同的遇難，不到兩年，唐才常就返回中國。但這次他不再創立學會，而是創立軍隊。面對共同死難的故友，梁唐二人痛心疾首，起義籌備期間，梁啟超多次寫信給澳門總局給唐才常以財政援助，並以一己之力籌資九萬元為唐用作起義經費。無奈自立軍於漢口起事被泄而至最終失敗。唐才常被捕後，曾抬頭仰望滿天星辰，並嘆到：「好星光啊。」之後，被他曾經的老師——兩湖書院的籌辦者張之洞押解到湖廣總督署中進行非常殘酷的刑訊。而在六年前，譚嗣同之父譚繼洵任湖廣總督時，譚唐二人曾在此相商算學館籌辦事宜，總督署成了他與譚嗣同經常相聚之所。臨刑前，他作詩道：「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之後，這個與譚嗣同「少同游、長同志、訂為生死交」的年輕人被張之洞殺害於武昌紫陽湖畔。與他一同起事並曾深受譚嗣同賞識的原時務學堂學生林圭也一同遇難，年僅二十五歲。此事中，七位起事遇難者同被葬於武昌的洪山之旁，題名為庚子烈士墓。或許是歷史的巧合，譚嗣同與唐才常，兩人都在三十三歲的年紀里終結在斷頭台上，現如今，瀏陽老城有兩條路，一條名為嗣同路，一條名為才常路，它們交匯在瀏陽河邊上，見證著曾經和過往。二人的以前的學生蔡鍔為他們寫成對聯：「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唐才常殉難多年後，梁啟超還時時挂念其家人，並在致美洲各埠帝國憲政會的公開信中言及，唐才常及其兄弟皆死於起義之中，家中尚有九十餘歲祖母及七十餘歲的父母，一家二十餘口人，日子過得極為艱難，希望以公款資助之。並表明若有困難，願自行出錢贍養唐才常家人。中國的近代化歷程是一條用流血犧牲而鋪就的曲折之路。面對兩位死難的故友，梁啟超心心念念的只有那方在時務學堂時唐才常贈予他的菊花硯，然而，當年在他東渡日本之時，臨行匆匆，竟將硯遺失。他在《飲冰室詩話》遺憾寫到：「數年來，所出入魂夢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此硯復飛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凄然。」因為對此硯思之過度，梁啟超好友黃遵憲曾為他尋覓多年，亦不曾覓得此硯。後來，梁啟超與他和譚嗣同先前時務學堂的學生石陶均相見時，石陶均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標遺墨，梁啟超追憶以往，想到戊戌年間與譚嗣同的生死分別，感慨萬千，他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遺墨》中寫道：「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盡，余硯固早已殉戊戌之難，而此情此景，猶縈旋吾腦際如昨日也。吾儕以積年憂患之身，尚能留此書生面目，不為地下師友羞矣。」

梁啟超抱著一顆不願慚死友之心，梁啟超為國為民奔走呼號二十年有餘，數次站在風口浪尖反對帝制，甚至不惜與恩師反目成仇，正是因為受到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感召和影響。一九一二年，梁啟超回國擔任司法總長，當他目睹袁世凱種種專制之舉和暴露出的復辟苗頭時，憤然辭去司法總長一職，並在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後，冒著極大危險逃出天津，與蔡鍔合力發動護國戰爭，通電討伐袁世凱，率領護國軍入川，激戰十萬袁軍，終使其潰不成軍，袁世凱吐血而亡，八十三天皇帝夢得以終結。或許是因戊戌年之事而抱愧死友，梁啟超曾在事前與蔡鍔約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國外，甘願赴死。」蔡鍔是梁啟超與譚嗣同在長沙時務學堂辦學時的學生，十六歲就入學堂，年紀最小，天分最高，當時時務學堂的喉舌《湘報》中曾數次記載了他優異的成績。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歷經千辛輾轉出國，找到老師梁啟超，並參與到了上文提及到的自立軍起事之中。雖身染喉癌，不久於人世，但在護國之役中，他終究成為了挽救共和命運的一代名將，不得不說，是受譚梁的教育影響之深刻。1922年，梁啟超重回長沙，專程重遊時務學堂舊址，站在曾經和譚唐共同執教的講堂前，他回顧往昔而至泣不成聲。他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中深情寫道：「這段歷史，是由好幾位國中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用他們的生命換出來的，他們並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真的善的美的國家。如今生命是送了，國家卻怎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後要從哪一條路把我這生命獻給國家，才配做他們的朋友。六年以來，我每一想起，那眼淚便在肚子里倒流。」為紀念亡友，梁啟超他不僅多次前往譚嗣同生前經常所去的金陵刻經處以示緬懷，還將譚嗣同生前所著《仁學》刊載於《清議報》上，他悉心收集了譚嗣同的遺墨並妥善保存，也將蔡鍔生前佩劍等遺物收集起來。一生致力於國家命運，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譚嗣同，不僅是時務學堂所代表的湖南維新運動與庚子自立軍起事的精神領袖，更是對梁啟超、唐才常、蔡鍔影響最深之人。維新論譚曰：以譚嗣同為標誌人物的晚清士大夫階層，是中國非常之純粹的改革群體，他們不從改善自身命運作為出發點，而是著力於在歷史洪流中力挽狂瀾，這樣一群高幹子弟，創造的不僅是一個時代，更是一種精神力量。晚清是一個講「群」之時代，然而「群學」之概念並非僅僅是一個學會、一座學堂，而是一人之後的千萬之人。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不僅是晚清群學的構建者，更是其先鋒靈魂人物和最為卓越的實踐者，也是群學最重要之組成部分。譚嗣同墓前輓聯：亘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也正是在傳達此意。這三位好友是中國近代化里程碑上的三個階段式人物，他們的命運雖各不相同，但一心為國之心卻是無異。最先殉難的譚嗣同，更是梁唐以及後世改革者永不會忘記的名字。若要看一人，可先觀其友。譚嗣同一生最要好的兩位摯友中，唐才常為他而死，死在千般流轉的絢麗星光下；梁啟超為他而活，活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激流中。中國人在苦海求生中艱難地走完近代的里程碑，大歷史中，一人之力或許輕於鴻毛，但其所帶來之影響卻足以震懾天地。而譚嗣同，則正是這樣一人。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