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與摩爾斯電碼

婚姻與摩爾斯電碼 戈特曼的實驗室里，有一位名叫安伯·塔貝爾斯（AmberTabares）的研究生，她是一位訓練有素的SPAFF代碼編寫員。我和她坐在比爾和蘇珊待過的房間里，一起在監視屏上觀看了這對夫妻交流的錄像。首先發話的是比爾，他說他喜歡兩人以前的狗，但就是對新養的狗提不起勁兒來。他的話語間並無慍怒和敵意，看來，他是發自內心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感情。 塔貝爾斯告訴我，如果聽得仔細些，我們會發現比爾明顯存著戒備之心。在SPAFF語言中，比爾使用的是交相指責（cross-complaining）和「是，不過」的招數（「yes-but」tactic），即先表面同意，然後再反悔。我們發現，在兩人談話的前66秒間，比爾有40秒都處於戒備狀態，而當比爾發話時，蘇珊很迅速地翻了幾次白眼——這是蔑視的典型標誌。接著，比爾談到他對狗圈的不滿，蘇珊在回應時雙眼緊閉，操著居高臨下、指責訓教的口吻。比爾說他不想在起居室里放圈欄，蘇珊則說「我不想為這個起爭執」，然後又翻了一次白眼——又一個蔑視的象徵。「你看，」塔貝爾斯說，「又是蔑視。談話才剛剛開始，我們就已經看到，男方几乎一直處在戒備狀態，而女方已經翻了好幾次白眼了。」 在談話進行中，兩人都沒有表現出過激的敵意。偶爾有微妙的情緒閃過時，塔貝爾斯便會暫停錄像，向我指出來。有些夫妻在爭吵時真的會大動干戈，但這兩人卻遠遠沒有那麼外露。比爾抱怨說，因為擔心狗會在家裡搗亂，兩人總不得不早早回家，狗已然成了他們社交生活的絆腳石。蘇珊否認了這一說法，爭論道：「它就算啃東西，也只是在我們離開的前15分鐘里啃。」比爾看似同意了，他輕輕點了點頭說：「是啊，我知道。」然後又補充道：「我知道這可能不合情理，但我就是不想養狗。」 塔貝爾斯指著錄像說：「比爾先是說『是啊，我知道』，但實際上是用了『是，不過』那一招兒。雖然他對蘇珊表示出認同，但接下來卻說他不喜歡那隻狗。他實際上是抱有戒心的。我一直在想，他人可真好啊，一直在委曲求全。但我後來明白了，他用的是『是，不過』的手段，一不小心就把人給蒙蔽了。」 比爾繼續說道：「你得承認我已經改進了很多了。這周的我比上周、上上周都有所進步。」 塔貝爾斯又發話了：「有一次研究新婚夫妻的錄像的時候，我們發現在後來離婚的夫妻中，一方要求得到誇獎和認可，但另一方卻不肯給予的情況時常發生。在相處融洽的夫妻二人中，一方會在聽取對方的話後贊同地說：『你是對的。』這一點很重要。人們在點頭說『嗯』或『是』的時候，所表達的是支持和鼓勵，但在整段錄像中，蘇珊卻沒有一次這樣的表達，這一點是我們直到編碼完畢時才發現的。」 塔貝爾斯接著說道：「說來也奇怪，他們在進屋時，並沒有讓我們覺得兩人關係有不和之處。拍攝完成後，工作人員讓他們觀看錄像，他們覺得整段錄像都非常滑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關係還是不錯的。但是我也不能確定，他們當時才新婚不久，還處在甜蜜期呢。老實說，蘇珊太過固執己見了。他們爭執的表面原因好像是為了狗，但蘇珊在兩人矛盾中的寸步不讓，才是真正的原因。從長計議，這種心態可能會對婚姻造成重創。我在想，他們能不能跨過七年之癢這道坎兒？兩人之間的正面感情到底夠不夠？因為，看似正面的東西往往並非表象所示。」 塔貝爾斯著眼的是夫妻關係的哪些因素呢？用專業的術語來解釋，她所衡量的，是正面與負面的情緒各佔多少比例。因為據戈特曼調查，一段婚姻若想延續，則婚姻中的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之比至少要達到5∶1。通俗來說，塔貝爾斯在短暫的錄像中所尋找的，是比爾和蘇珊婚姻的規律模式。因為戈特曼著作的中心論點就在於，所有婚姻都有其獨特的模式，而我們可以從任何重要的交流互動中，發現這種婚姻基因的痕迹。戈特曼之所以會請夫妻講述兩人相遇的往事，也正是出於此故。因為他發現，當夫妻追憶兩人戀愛過程中最有意義的時段時，他們的婚姻模式便會立即出現。 「判斷過程很容易，」戈特曼說，「我昨天剛看過一盤錄像。女方說：『我們是在周末滑雪時相遇的，他當時和他幾個朋友在一起，我有點兒喜歡他。我們本來約好一起出去，但他喝多了，就直接回家睡覺去了，害我苦等了3個小時。我把他弄醒後告訴他，我不希望受到這種待遇，還說他不是個好人。然後他說：嗯，不過，我真是喝多了。』」初次見面時，兩人的溝通方式就有很大的問題，而且很遺憾，這一模式充斥了兩人戀愛的始終。戈特曼接著說：「作出分析其實並不太難。剛開始進行這些訪談實驗的時候，我還想過，要是實驗對象接受訪談時恰好心情很糟怎麼辦，但實際得出的預測結果還是準確得令人驚訝。而且，就算再追加一次訪談，你所觀察到的模式還是一模一樣的。」 在摩爾斯電碼中，有一種人稱「筆跡」（fist）的東西。理解了筆跡的含義，我們就能通過類比來弄懂戈特曼所說的話了。摩爾斯電碼由點和劃組成，每種點與劃都有其指定的長度，但卻從未有人能不差毫釐地遵循這些長度。當電報員發送信號——尤其是在使用人稱「平鍵」（straightkey）或「甲蟲」（thebug）的老式手動機型時，每個人使用的字距、點劃長度都有所不同，組合點劃、字距的模式也因人而異。摩爾斯電碼就像說話一樣，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 「二戰」期間，英軍召集了幾千名所謂的信號偵聽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女性。這些人的任務，就是夜以繼日地收聽德軍部隊的廣播。當然，德軍在廣播中使用的是電碼，因此，至少在戰爭伊始的一段時間內，英軍一直無法弄懂敵軍在說什麼。但這也無妨，因為沒過多久，僅靠聽取信號的節奏，英軍就逐漸吃透了每個德軍電報員的筆跡。通過這種方式，英軍得到了與廣播內容近乎同等重要的情報——即發送電碼的人是誰。「如果你針對某些信號聽一段時間，那麼你就能慢慢辨別出，比如說，這一個小組由3或4名電報員組成，他們輪班工作，並且每人都各有特點，」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奈傑爾·韋斯特（NigelWest）如是說道，「而且，信號中總會出現與正題無關的開場白，以及不符規定的對話內容。比如說，你今天好嗎？女朋友怎麼樣了？慕尼黑的天氣如何？然後，你便可以填寫一張小卡片，記下所有諸如此類的訊息內容，不出多久，你就從一定程度上認識那位發信號的人了。」 信號偵聽員們給監聽對象取了名字，對他們的筆跡和風格作出描述，並匯總成監聽對象性格特徵的詳實資料。在辨認出信號發送者的身份後，偵聽員便會對信號進行定位。如此一來，英方便獲取到了更多的信息：即人物以及地點。韋斯特繼續說道：「信號偵聽員對德軍無線電報員所發信號的特徵了如指掌，簡直可以在全歐洲範圍內對他們進行『如影隨形』的跟蹤了。」這對編組作戰序列可謂至關重要。所謂作戰序列，就是由敵軍各部在根據地的活動和位置組成的示意圖。因此，假如一名從屬於某部的無線電報員先是從佛羅倫薩發送電波，而3周之後你又發現了這名電報員，但此時的他身在奧地利的林茨，那麼你就可以推測出，他從屬的部隊已經從義大利北部轉移到了東部前線地帶。再比如，你知道某電報員從屬於一個坦克修理大隊，並且總在每天的12點鐘發射信號，但一場大戰過後，他在中午12點、下午4點以及晚上7點都發射了信號，那麼你便可由此推出，他所屬部隊的活動變得頻繁了。如果長官在危急關頭問你：「你敢打包票LuftwaffeFliegerkorps（德軍空軍中隊）現位於托布魯克邊境，而非義大利嗎？」你就可以回答：「是的，因為那個人是奧斯卡，我們百分之百確定。」 筆跡是在自然而然之間流露的，這一點至關重要。無線電報員們並沒有費盡心機地讓自己的信號獨一無二。這種獨一無二是無須刻意的，因為在使用摩爾斯電碼時，電碼發送者的一些性格特徵會順其自然地顯現出來。另外，即使是從摩爾斯電碼最小的組成單元中，我們也能捕捉到筆跡的影子。我們只需聽取幾個代碼，便能夠識別發信人的特徵，此特徵並不會隨段落的不同而改變或消失，亦不會只在某個詞句或短語中才有所顯現。正因如此，英軍的信號偵聽員只需聽取幾段信號，便能肯定無疑地判斷：「這個人是奧斯卡，由此可以推出，他的部隊現在的確在托布魯克邊境。」每位電報員的筆跡是始終如一的。 戈特曼的言下之意在於，兩個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一種筆跡，即一種不經意間自動顯現的明顯特徵。因此，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讀懂或破譯婚姻的密碼，因為無論是簡單如敲出摩爾斯電碼的小事，還是複雜如與人結為連理這樣的大事，都有其可以識別且穩定如一的規律。與對摩爾斯電碼電報員的定位追蹤一樣，預測離婚其實也是對規律的識別。 戈特曼接著說：「人們在戀愛中會經歷兩種心態。我把第一種稱為積極情緒優勢狀態，即正面感情佔上風、煩躁情緒佔下風的狀態。這種心態就像減震器，配偶犯了錯誤，另一方會說：『哎，他只是心情糟糕罷了。』而當戀愛雙方處於消極情緒優勢狀態時，即使是一件不置褒貶的事情，也會被消極看待。在這種狀態下，兩人會對彼此作出難以挽救的判斷。就算配偶做了積極的事情，也只不過是自私之人的善舉罷了。這兩種心態都很難改變，當一方嘗試修復兩人關係時，另一方是將此舉看做亡羊補牢還是惡意擺布，要看夫妻二人處於哪種狀態。好比我與太太談話時，她說：『你可不可以閉嘴聽我說完啊？』在積極情緒優勢狀態下，我會說：『對不起，你說吧。』我自然不會很開心，但我意識到我是在補救。而在消極情緒優勢狀態下，我則會說：『滾蛋吧你，我的話也沒說完呢。你真是個潑婦，跟你媽一個德性。』」 戈特曼一邊說，一邊在紙上畫了一幅圖，酷似一張股市在一天內跌漲的圖表。他解釋說，自己所做的，就是記錄下一對夫妻積極和消極情緒的起伏形勢。他發現，推測圖表中曲線的走勢並不用費多少時間：「一些線趨於上升，一些則趨於下降，但一旦曲線開始朝消極情緒趨勢下滑，那麼便會有94%繼續下滑的可能性。這表示，如果一段婚姻一開始的方向沒有擺正，後來的補救也往往無濟於事。我並不認為夫妻感情剛開頭出現的問題是階段性的，我覺得這預示著兩人對整段婚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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