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新儒學思想的評價

董仲舒新儒學思想的評價 標籤：董仲舒 儒學,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經過周密的思考與組織，以儒學為本，綜合各家，最終形成一種以公羊學為骨幹，以天人感應為基礎，整合陰陽、黃老、法、諸家的思想體系，從而完成了漢代新儒學。 從董仲舒所處時代入手，以當時社會矛盾和任務、自然科學狀況、秦漢...相關答案董仲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了被扼殺達百餘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融會貫通了中國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他的著作後來大都彙集在《春秋繁露》一書中。　　董仲舒的哲學基礎是「天人感應」學說。他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不僅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因此，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樣「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人與天是相合的。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繼承了思孟學派和陰陽家鄒衍的學說，而且將它發展得十分精緻。　　董仲舒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統的，漢皇朝的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志辦的，董仲舒精心構築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為漢皇朝統治者鞏固其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服務的。　　董仲舒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體現天的意志，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係。而且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的地位，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並進而把這種陽尊陰卑的理論用於社會，從此而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這裡所說的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五常為董仲舒提倡之後，成為我國古代維護歷代封建皇朝統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漢一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我們民族性格中的封閉自我，因循守舊等等劣根性，都與之直接相關。」（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這一觀點否定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學說　　他認為「道」是源出於天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即是說「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是永遠不變的。那麼，如何解釋皇位的更換和改朝換代呢？為此，他提出了「譴告」與「改制」之說。他認為統治者為政有過失，天就出現災害，以表示譴責與警告。如果還不知悔改，就出現怪異來驚駭。若是還不知畏懼，於是大禍就臨頭了。　　他認為人的認識活動受命於天，而認識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過內省的途徑就能判斷是非，達到「知天」的目的。另外還必須通過對陰陽五行的觀察，才能達到對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盡心」、「知性」、「知天」的模式，達到「天人合一」。他還認為通過祭祀能與神相溝通，使之能看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東西，這樣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這種認識論達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論上，董仲舒異於孟子的性善論，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論，而是主張性三品說。他認為性是由天決定的，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為善，但並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後能善」，即人性善是通過教育的結果。君王要順天之意來完成對人民的教化。他著重教化，並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講「節慾」、「寡慾」更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漢皇朝總結歷史經驗，經歷了幾十年的選擇而定下來的官方哲學，對鞏固其統治秩序與維護大一統的局面起了積極的作用。董仲舒不僅是正宗神學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經學家。他是一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思想家，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提供了如何進行統治的理論基礎。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建成新的思想體系。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宣稱：帝王受命於天，是秉承天意統治天下的，因此成為「天子」。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這是漢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從天人關係出發，又根據「陽尊陰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綱」「五常」的倫理學。 董仲舒建議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思想，為維護封建統治帝王的絕對統治服務。 特點：1 以維護皇權的絕對性為最終目的，完全淪為官方的統治哲學。2 核心是天人感應，在此基礎上以陰陽災異解說時事政治。 3 強調王權的合理合法性，君權神授。4 以神許可權制王權。 積極: 1推動儒學進步，使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2利於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符合大一統局勢。3把陰陽五行學說揉進天人感應思想，使漢代的災異觀念更為系統化4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5促進了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消極：1迷信思想，2唯心主義，3愚民政策，4成為後來歷代封建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思想工具。 特點（1）「春秋大一統」思想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適應了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實質上是文化專制。（2）既宣揚「君權神授」，又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天人感應」思想二者兼顧。（3）外儒內法，兼采各家思想。（4）新儒學神化皇權，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受到統治階級重視，成為正統思想。 論董新儒學三、「董學」到底屬於什麼性質 即使撇看《三策》不談，人們圍繞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所體現的董仲舒學說即「董學」的內容，已經為學界所熟知，因而沒有必要在這裡贅述，存在爭議的是關於「董學」的性質。 愚認為，「董學」是為適應漢代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從揉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入手，而精心炮製的一種專門為政治統一作理論解釋的學說。它適應加強一統的中央集權的需要，編造了適應大一統的「天人感應」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的政治理論；它適應加強君權的需要，敷衍了「君權神授」的神學目的論；它適應維護大一統綱常的需要，將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關思想改造成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忠孝」理論（人們往往認為「三綱五常」只是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發揮，欠妥！因為至少「儒家」以外的韓非也提倡「忠孝」）；它適應維護和延續一統國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張限田、薄斂、省役等主張等。總之，「董學」是在對先秦「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進行揉合，對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百家學說，加以雜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礎上，而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其核心內容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 因此，它既非以往之「儒術」，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學派之「術」。因為從其融合陰陽五行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方技諸家的思想觀點來看，它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差別實在太大。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是以「仁」即人道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民本主義為其施政綱領的學說，而「董學」則是以神學目的論即神秘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本主義」為其施政綱領的學說。「董學」所宣揚和強調的「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與孟子所主張的「民貴君輕」恰恰成鮮明的對比。所以，要是按照習慣硬把它說成是「儒術」的話，那麼這種「儒術」也絕非以孔孟為代表的原有「儒學」。而是吸納了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等家思想在內的宗天神學。 至於人們已經習慣於把它稱之為「新儒學」，愚以為這是個以訛傳訛的歷史性誤謬。因為在世界觀和基本的學術旨意上都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相距甚遠的「新儒學」，也可以隨便換成其它什麼「新」的舊學說，如「新陰陽學」、「新雜家學」等等。 「董學」所帶有的鮮明的神學目的論、循環論和宗教的色彩，無疑播下了讖緯迷信和宗教化的種子，更是以往任何某個單一的學派所沒有的。所以，這個專門為適應大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而綜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再加上個人杜撰和臆造所精心炮製的，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創」無「新」的，帶有明顯的神學和宗教色彩的，龐雜的理論體系，還是稱之為「董學」為最妥。 當然，「董學」也可算作是一種「綜合創新」，但與以往的學說譬如「荀學」所不同的是：就其主觀動機而言，它至少不是完全出於探疑求真的目的，而主要是出於為適應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所進行的，因而帶有很大程度上的雜糅、敷衍、杜撰、臆造的成分。如果說李斯當年為適應秦始皇一統天下之政治需要，向秦始皇建議實行的文化專制方案，還十分簡陋、裸赤的話，那麼，到董仲舒出於同樣的動機所向統治者提供的實行文化專制的方案，則精緻、隱秘得多了。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如果說李斯是「君學」的肇始者，那麼，董仲舒則是「君學」的創始人。是董仲舒步李斯之後塵，在作為知識分子統稱的「儒」者中，第一個主動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專門為君王專制統治的維護和延續而吹喇叭、抬轎子，並殫精竭慮地編造相應的理論和學說。 董仲舒是學者爭當統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學術屈從於政治，理論屈從於權勢，從而進一步強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清末民初的「國學」家如鄧實，把這類學問就其實質而稱之為「君學」，是非常確切的。 從「董學」開始，「君學」因為受到歷代君王的青睞，所以董仲舒一流的「儒者」不斷地湧現，隊伍越來越壯大，「君學」的內容和形式也相應地不斷被「創新」，成為「國學」發展中的主流。 「董學」作為「君學」，自然主要是為了衛護和鞏固皇權的專制統治服務的，但由於它所包含的災異祥瑞之類的預警內容，而董仲舒又偏偏篤信躬行，那麼，當災異等不祥的預警出現時，自然就會遭受迷戀權勢的統治者的疑忌。所以，這種學說本身所隱含的某種程度上的「雙刃」性質，就迫使它的創立者自己也處於誠惶誠恐之中。主父偃竊其書稿的一次告發，就使董仲舒遭遇牢獄之災幾乎丟掉腦袋，使其體驗到了其中的利害而從此驚魂不定。這大概是董仲舒雖為其君王編造了最有利於維護和延續一統天下的「君學」，卻終不得重用，而主動退居故里專門著述的一個重要緣由罷。 從其退居而專門著述作為其主要著作的《春秋繁露》來看，董仲舒除了動機上的根由之外，確實還有認識上的原因，這從他篤信災異祥瑞之說也能看得出。不然就無法解釋一個已經在仕途上鑽營無望的人，為什麼還那麼專誠地堅持和著述他的學說。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可能存在的良苦用心：因為據《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茂陵乃漢武帝之陵寢所在地，其死後舉家遷徙到茂陵，足見其一家對皇帝的至誠至忠；而其「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足見「董學」對其?鈾鎦?福蔭了。這其中的緣由，很值得品味！ 從另一方面說，董仲舒似乎不知道任何專權的統治者，不管他們如何信誓旦旦地發誓遵循什麼學說、理論，而在實際行動上絕對不可能真正恪守。因為一切握有實權、大權獨攬的統治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實用主義者。他們所念念不忘、處心積慮地要維護的，只是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怎麼可能受某一學說、理論的約束呢！這也許是作為「君學」的「董學」即使表面上為漢武帝所採用，終究不可能為這個專權自用、好大喜功、征伐不斷、勞民傷財，而又酷好「封禪」、「祀神求仙」的君王所實行，而它的炮製者董仲舒也始終未被重用，反而幾乎招致殺身之禍的根本緣由。 四、「新儒學」非原儒學 人們將「董學」稱為「新儒學」，蓋與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關，但是，當某種學說一旦被冠之於「新」的桂冠時，那隻能意味著這種學說已經不便歸屬於原有的相關學說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學術文化史，就不難看清楚這一點。且不說其它，即以當今世界標榜「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理論、學說而言，就很難從其中找到有一種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有的實不過為列寧說的是「被逼得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的敵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核心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君學」體系，由於畢竟迎合了統治者維護和加強君王專制的需要，所以，儘管兩千多年時有沉浮，但總起來說成為維護和加強君王家天下專制的重要的理論基礎。 儘管「新儒學」的稱謂對「董學」並不確切，也並非原來的儒學，但既然已經成為史實，矯正也難，所以愚認為沒有必要再在這方面作文章，而關鍵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質：「新儒學」「新」就新在，不僅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根本不同，而且與以荀子等為代表的儒學也大相徑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學先立論，然後遊說統治者實行的探疑求真的學術指向，而蛻變成為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絞盡腦汁地編造理論的所謂「君學」。董仲舒不愧為「傑出的理論家」，不過他的理論只是為專制君王服務而已。而中國的專制統治在他之後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續兩千多年，正是得益於董仲舒這樣的「傑出的理論家」地不斷湧現。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