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從革命軍走向黨天下
國民黨,作為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政黨,當從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算起,至今已有百年(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894年孫中山創辦的反清團體「興中會」)。如果按活動區域分,國民黨這一百年主要經曆了大陸與台灣兩個時期。 在敗逃台灣之前,國民黨在大陸度過了55個春秋(1894~1949年)。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曆史風雲中,它從一個僅二十餘人的秘密小團體一舉成為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經過種種曲折終成統一全國、擁有最強大武裝的執政黨。但在權力達到頂峰時,它卻轟然坍塌、黯然離去。回首這段滄桑往事,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革命黨」與「執政黨」 1894年深秋,年僅28歲、可說一無所有的孫中山與二十幾位同齡人在遠離中國的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這在當時隻被少數與聞者認為是幾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的「癡人說夢」,沒有幾人會認真看待。其實,這卻是中國近代曆史舞台的主角——國民黨的開端。 在某種意義上說,「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革命黨人的「製造」,毋寧說是統治者統治無方、使社會矛盾長期積累釀成社會危機,而麵對危機又處置不當的結果。興中會成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慘敗。不久,希望在體製內改革、變法的維新派又被以慈禧為首的清廷頑固派血腥鎮壓,這就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體製外的革命黨人推上了近代曆史舞台。其後,各種革命小團體大量湧現,終於在1905年彙集一處,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的政黨中國同盟會。 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華民國的成立,民主氣氛高漲,「政黨政治」一時成為熱潮,在很短的時間內竟出現上百個政黨。同盟會一些領導人甚至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在宋教仁的鼓動下,同盟會在1912年3月通過了新修訂的《總章》。其核心精神就是將同盟會從過去秘密的「革命黨」變為公開合法的「政黨」。在他們的心目中,「政黨」就是西方那種在議會中通過選舉取得執政權的黨。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將「革命黨」同盟會改造成「政黨」國民黨。當年8月,以同盟會為骨幹、聯合其他四小黨(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的國民黨在北京組建。但曆史表明他們確實過於天真了,在袁世凱的統治下,政黨政治終成幻影——當國民黨在1913年3月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贏得勝利時,袁世凱暗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引發了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但隻兩個月即告失敗。這宣告了中國初試「政黨政治」的失敗。 事實說明,在革命剛剛成功、一切尚未穩定時即匆匆取消「革命黨」確是革命黨人的重大失誤。不過,他們提出的從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到掌握政權後成為「執政黨」這種轉變的意義,卻不能忽視。 「一黨治國」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召集國民黨員組建「中華革命黨」,進行反袁鬥爭。在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孫中山認為主要是由於國民黨「徒以組織號召同誌,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未嚐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至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此,他強調「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黨員必須絕對服從他一個人,入黨時還要按手印。 對此,他的戰友黃興認為黨員在誓約上寫明服從孫中山再舉革命已是不平等,而還要按手印則是對人格的侮辱,因此堅決反對。平心而論,孫中山本意是為扭轉國民黨的渙散、軟弱,出於公心,不如此確實很難取得革命勝利。然而黃興等人的反對也確有道理,因為誓言規定隻服從領袖,當領袖是出於公心時固無問題,但當領袖變質或更換時,領袖究竟仍是大公無私還是抱有個人野心則無法保證。或許,這是「革命黨」不得不麵對的「兩難處境」。 對於未來的治國方式,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綱領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黨治國」模式:「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非本黨不得幹涉政權,不得有選舉權」。這種治國模式對今後中國曆史的影響之深之遠,當時恐無人料及。 但如何將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革命黨」付諸實行,孫中山畢竟毫無經驗,因此「中華革命黨」不僅無法奪取政權,本身亦漸式微。從1916年到1922年,中國政治一片混亂,陷入軍閥割據之中。孫中山兩度聯絡部分軍閥「護法」,卻都因軍閥背叛而慘遭失敗。在極度困難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將越來越不景氣的中華革命黨改建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雖對中華革命黨的章程做了一些修改,但在黨與政權的關係上仍與中華革命黨一樣,規定:「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這時,以極富組建革命黨經驗的列寧為首的「第三國際」和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向孫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和作」。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開始了自上而下較為嚴密的組織建設和黨軍建立。 「一黨獨裁」
1927年初,隨著國共合作的北伐不斷取得勝利,兩黨的矛盾空前尖銳起來,這一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開始「清黨」,國共合作破裂,血雨腥風的「十年內戰」開始了。 在這十年間,國民黨建立起了一黨獨裁的政體。1928年,國民黨就通過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雖然規定「五權分立」(五權,即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人事權與監察權),但各部門組成人員全部為國民黨員,並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初步確定了國民黨對政權的控製和壟斷。而《中華民國訓政綱領》規定國民黨總攬一切權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黨事實上不得享有包括選舉權在內的所有政治權利。以後的各種條文、法規規定國民黨以外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是「非法黨」。1929年國民黨「三全」大會對國民黨「一黨治國」的解釋是其獨裁的基本「理論」:「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訓政綱領開宗明義即以中國國民黨依照建國大綱,訓練國民使用政權。」因此,國民黨要「獨負全責領導國民,扶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規定「於必要時,得就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製」,強調國民必須服從國民黨、擁護「三民主義」。 從1929年到1931年,又進一步確立了「領袖」蔣介石的獨裁地位。總之,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五權」都歸國民黨獨有。 國民黨的這些規定,通過特務體係和保甲製度得到貫徹實行。國民黨的特務機構於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開始產生、組成,以後發展成為「中統」、「軍統」兩大特務係統。特務活動延伸到一切軍事、政治、經濟、文教係統,造成全麵恐怖。同時,國民黨大力推行保甲製。從1928年到1934年,保甲製逐漸嚴密。「保甲」成為全國普遍推行的基礎政權組織,對國民實行「管、教、養、衛」,即清查戶口、監視居民,一戶犯罪、各戶株連,實行「黨化教育」,繳納各種苛捐雜稅,並以「自衛」的名義進行軍事訓練。 堅持獨裁,失去良機 雖然國民黨為了維護「一黨獨裁」採取種種辦法鎮壓「異黨」,但以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異黨」一直未被消滅。而且,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越來越嚴重,要求全國各黨派團結起來共同抗戰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36年年末「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國共再次合作,也為中國結束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政治提供難得的契機。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停止了對異黨的鎮壓,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黨派實現了局部合作。國民黨釋放了一些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和一些因反對蔣介石被捕的民主進步人士,允許各地成立抗日救國團體,放鬆了對新聞出版物的查禁,《新華日報》等共產黨報刊可在「國統區」公開、合法發行。特別是1938年7月國民黨邀請各黨派人士「共商國是」的?詢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更表明國民黨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響和衝擊。 雖有此種種變化,但國民黨並不想放棄「一黨獨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實際拒絕了中國共產黨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因為這一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黨獨裁製的徹底否定。抗戰勝利後,在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仍把反對一黨獨裁專製、爭取民主政治作為談判的重要內容。 以後的曆史表明,這可能是曆史給國民黨提供的「一線生機」。然而,國民黨被抗戰的勝利衝昏了頭腦,將這難得的曆史機遇白白丟失了。 「勝利的災難」 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這是百餘年來,中華民族在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為先導,百餘年來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已基本廢除,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被廢除,被日本強佔半個世紀的台、澎列島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在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躍成為與美、蘇、英、法等世界強國比肩的「五強」之一……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萬分,也不能不使國民政府、國民黨的威望陡然高漲,達到空前的高度。抗戰的勝利,確使國民黨得到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政治資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國民黨的威望卻一落千丈,並就此埋下了幾年後失敗的禍根。 日本的失敗,使國民黨突然麵對一筆巨大的財富。但國民黨黨、政、軍各級機構和各級「接收大員」將接收敵、偽產變成貪官汙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漢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員」巧取豪奪的對象,被人戲稱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民謠,直觀生動地說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變。當時,國民黨一位負責接收的要員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複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有人也意識到,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更有輿論稱這種「光複」是「勝利的災難」。這種令人歎為觀止的貪汙腐敗,使國民黨民心盡失。 國民黨既無黨內民主、更無黨外力量的製約,突然麵對巨大財富,它就無可避免地更加腐敗,加速其走向失敗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盡的國民黨,在隨後的「大決戰」中註定「在劫難逃」,隻能倉皇逃到台灣,失去大陸無限江山。 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得到的那筆堪稱豐厚、至為珍貴的政治資本,就這樣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質財富所吞噬。政治財富與物質財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後者吞噬前者,此誠國民黨的「悲劇」,更是曆史的吊詭。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曆史不是沒給國民黨機會,而是國民黨自己一再拒絕了曆史的賜予。 國民黨大陸時期領導人及主要事跡 總理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前身為中國同盟會,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興中會的基礎上合並小黨於1905年8月在東京成立。1912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1919年正式稱為中國國民黨,由孫中山擔任總理。孫中山執掌期間,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在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後,堅持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並在中共的幫助下,國民黨實行改組,並將「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展開北伐,直到1925年3月去世。 總裁蔣介石 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背離宗旨,排除異己,並在1938年3月被推舉為國民黨總裁。此前,國民黨中常會黨主席由胡漢民和汪精衛擔任。1927年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後,蔣先後製造「中山艦事件」與「整理黨務案」,大搞「清黨」排除中共;盡管完成北伐統一全國,但新老軍閥混戰、派係鬥爭不斷;盡管十年經濟發展,加速現代化進程,但在民族大義麵前仍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對內剿殺紅軍,發動五次圍剿;對外向日妥協,東三省淪陷;盡管西安事變後被迫聯共抗日,但製造摩擦不斷;盡管八年抗戰贏得輝煌勝利,但其後堅持內戰,最終敗逃台灣。 國民黨逃台後,經過深刻反思與改造,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新星。然而,李登輝出任黨主席後,政治路線發生偏離,黑金政治日盛,在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下,黨內鬥爭不斷,分裂持續上演,終於失去了在台灣的執政權。李登輝被趕出國民黨後,國民黨進入「連戰時代」。如今,國民黨又進入「少帥」馬英九執掌時期。未來國民黨能否革新奮起,再造輝煌,重新獲得執政權,尚待觀察。 和平土改,穩固政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回到祖國懷抱。然而台灣光複時,經濟一片蕭條。當時有報刊寫道:「戰後日本留下的已是一個洗劫一空和斷壁殘垣的台灣。」日本人離開台灣前也曾狂言:「三個月後,台灣將一片黑暗。」當時的蔣介石正忙於內戰,尚無精力治理台灣,戰後重建緩慢,甚至將島內有限的糧食與物資運到大陸,這進一步加劇了島內糧食與物資的匱乏。結果有「糧倉」之稱的台灣在1946年發生了「搶米風潮」。 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失敗,蔣介石率200萬軍民逃台,進一步加劇了島內物資供應緊張,物價飛漲。此時,美國也不看好敗逃台灣的國民黨,有意拋棄蔣介石,計劃與中共修好。恰在此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對台灣蔣氏集團的態度發生了轉折性的改變,美國的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不僅讓國民黨得以苟延殘喘,而且也造就了國民黨的另一新生機會。 蔣介石對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進行了深刻反思,於1950年成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進行黨紀整頓,鼓勵黨員歸隊,淘汰不合格黨員,重建黨的組織體係,同時推動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四大「改造運動」,尤其是國民黨吸取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開始重視農民問題,推行和平的、漸進式的「三階段土地改革方案」。 由於土改的成敗關係到國民黨在台灣的存亡,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蔣介石授權他非常信任的省主席陳誠主持。經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實施,農民獲得了土地,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複與發展。土改政策的實施,使國民黨獲得了農民的好評與支持,而且政府可以將有償的土地出讓金轉為工商資本,為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應該說,土改奠定了國民黨在台灣後來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 「經濟奇跡」,贏得肯定
如果說土地改革是國民黨在台灣的第一個成功壯舉,那麼走外向經濟、實現經濟起飛、創造「經濟奇跡」,則是國民黨在台灣最為輝煌的一頁,也由此贏得世界的關注與尊重。 1979年,台灣與香港、韓國、新加坡等被國際經濟組織列入新興工業化社會,被世人稱為亞洲「四小龍」,「台灣經濟奇跡」威名遠揚。到1992年,台灣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000億美元,躍居世界第20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外貿總額達到1500億美元,高居世界第十四位,外彙儲備900多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到國民黨下台的2000年,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突破3000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4萬美元,對外貿易進出口額雙雙突破1400億美元,總額達2800億美元,外彙儲備達1067億美元。 台灣經濟成功發展原因眾多,但最為關鍵的還是國民黨當局對國際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與採取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 在台灣經濟恢複不久,麵對經濟資源與外彙不足局麵,國民黨當局首先採取了「替代進口」的經濟發展戰略。數年之後,島內市場趨於飽和、部分工業生產能力出現過剩時,國民黨當局又通過一係列的外彙外貿改革方案,確立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道路。台灣知名經濟學家王作榮在《壯誌未酬》一書中寫道:「不要小看這項改革,這是一次改變台灣經濟前途、脫出困境、使台灣經濟起飛、創造台灣經濟奇跡的起跑點。」 在外向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成功的是在出台「獎勵投資條例」、鼓勵外商投資的同時,國民黨當局創造性地設立了三個加工出口區,極大地推動了台灣加工出口工業與對外貿易的發展,建立起以輕紡與電子工業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體係,進而實現了台灣經濟的起飛。 此後,在經曆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衝擊後,蔣經國又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開始採取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特別是大力推動「十大建設計劃」,台灣的重化工業得到發展。這十項建設工程至今仍是台灣經濟的重要支柱。 國民黨經濟建設中的另一重要創舉是仿效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率先創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業園區集中了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體的台灣高科技企業,信息電子硬體產值一度排名世界第三位,目前仍居世界第四位,十多項電子產品在市場佔有率高居世界第一。 可以說,台灣經濟發展成就,是國民黨最引以為豪的地方。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最肯定的也是經濟的成功發展。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經濟形勢的逆轉,更加強了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經濟執政能力的肯定與懷念。 民主與專製成敗之辯
國民黨在台灣的新生與成就,不僅表現在經濟上,在政治製度與民主機製建設上也是有貢獻的。 國民黨在政治製度建設上採取「地方自治與半自治」與「中央高度集權」的雙重模式。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台灣各縣市政府議會、省議會逐步實行直接民選,從而讓地方政治精英可參與地方政權,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台灣本地政治精英對國民黨政權的懷疑與不滿情緒,而且通過黨的提名製度,將這些地方政治精英轉變為國民黨權力的擁護者與支持者,從而結為政治利益同盟體。不過,蔣氏父子卻長期不開放「中央」民意機構。這一製度的設計,雖可保證「黨國一體」、「黨政一體」,實現國民黨的「一黨獨大」統治,但也受到知識精英的批判。特別是在經濟成功發展之後,台灣長期的「戒嚴體製」與威權統治體係,成為國民黨的另一大挑戰。在曆史轉型的關鍵時刻,蔣經國離開人世之前,做出了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各級權力機構的全民普選等重要決策,新的現代民主製度就此建立。 盡管台灣的政治轉軌較為順利,但台灣的民主化發展,卻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走入了誤區,與「民粹」、「台獨」、「人權」等混雜在一起,引發了島內的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問題,也引發了省籍矛盾與衝突,致使台灣分裂成為一個對立、對抗的社會。民主在台灣變調,民主的價值被扭曲。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在推動民主化進程中,國民黨內的民主化進程卻未能與時俱進,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黨內民主機製,反而在特殊的曆史結構下,造就了李登輝在民主的外衣下新的專權與專製,國民黨變為一言堂,扼殺了黨內的精英與人才,也埋下了國民黨走向衰落的必由之路。 失去政權——台灣「世紀之變」 1988年1月,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去世,蔣家王朝在台灣的統治宣告結束。李登輝依法繼任黨主席,從此揭開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序幕。 同時,由蔣經國啟動的民主化改革迅速展開,島內政治格局由國民黨原先支配性的「一黨獨大」轉化為多黨競爭並存,以民進黨為首的反對陣營不斷挖走國民黨的傳統票源,國民黨江河日下,執政危機警訊頻傳。 在2000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由於李登輝的阻撓,國民黨內實力派政治明星宋楚瑜被排除在外,被迫退出國民黨獨立參選,最後由連戰與蕭萬長搭檔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參選。結果因國民黨分裂,連戰隻獲得不足30%的得票率,創下曆史新低,國民黨不僅慘敗,而且失去了在台灣五十餘年的執政權,震驚海內外,成為台灣五十餘年來的最大政治變局,也使「百年老店」國民黨陷入崩潰的邊緣。 敗於黑金之下
國民黨失去政權不完全是國民黨分裂所致,究其原因,腐敗與黑金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因腐敗丟掉大陸,也因腐敗失去在台灣的執政權。 國民黨到台灣後,曾就過去的腐敗問題進行了檢討,因此在蔣氏父子時期,政商勾結與貪汙現象雖有,但並不嚴重。然而,李登輝執政後,為了適應選舉需要和保住政權,大搞黑金政治,讓許多有黑道背景的人紛紛進入各級民意機構,各種官商勾結、黑白勾結、以權謀私現象日趨普遍,腐敗問題日益突出,引起台灣民眾的普遍不滿。特別是在民進黨的大肆宣傳攻擊之下,國民黨成為黑金的代名詞,支持國民黨就等於支持黑金,讓國民黨的選票迅速流失。 國民黨黑金問題的另一特別現象是國民黨擁有龐大的黨產或事業,一度擁有七家投資控股公司,投資數百家企業,擁有數千億新台幣資產,一個政黨變為一個龐大的財團,造成黨企不分,黨政不分,「黨產」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黨產問題也成為反對黨不斷攻擊國民黨的把柄。每到選舉,民進黨就會打「黨產牌」、「反黑金」,讓國民黨陷於被動。 黨內分裂之痛 國民黨在台灣建立起龐大的組織體係,也因經濟成就吸引許多優秀人才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曾號稱有十多萬基層組織、270萬黨員、3700多名專職黨工幹部。然而,國民黨的組織體係在民主化浪潮衝擊下大而不實,多而不精,向心力不強,忠貞黨員非常有限。在李登輝被趕出國民黨後的黨員重新登記中,雖有105萬黨員,但真正交黨費的隻有30多萬。特別是,因腐敗與黑金問題,國民黨再也吸引不了優秀的知識分子與青年人,使國民黨日漸老化與衰敗。 更為嚴重的是,這樣一個有著百年曆史的政黨,自李登輝出任黨主席後,隨著黨的路線走入歧途,國民黨就開始走向分裂,而且越分越多,最終四分五裂。因反對李登輝搞「台獨」而於1993年8月成立的新黨,其成員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率先從國民黨出走的一批政治精英,這是國民黨分裂的開始,也是國民黨失去中生代精英的重大損失。在2000年台灣大選中,宋楚瑜獨立參選,不僅直接導致國民黨失去政權,而且逐漸發展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親民黨(2000年3月成立),此乃國民黨第二次重大分裂。同時,國民黨內一批追隨李登輝的本土激進勢力也紛紛出走,成立了台灣團結聯盟(2001年8月),成為一個新的「台獨黨」,是國民黨的第三次大分裂。此外,陸續有一批國民黨人士投靠民進黨或離開國民黨。就這樣,一個曾有輝煌曆史、曾取得重大經濟成就的國民黨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裡嬗變為包括左、中、右在內的各種政治勢力,譜寫了國民黨在台灣衰落的曆史。 能否再度中興?
國民黨失去政權後連戰力圖進行黨的改革,發起國民黨新的改造運動,特別是提出重視培養青年人、製訂「排黑條款」等措施,但阻力重重,路線之爭、權力之爭激烈,改革進展並不順利。 國民黨為了東山再起,曾努力重新實現泛國民黨勢力的整合,而且在2004年的大選中,實現了國、親、新三黨的團結,由連戰與宋楚瑜合作,角逐2004年台灣領導人,但因詭異的「319槍擊案」,東山再起功敗垂成,國民黨又一次遭遇重大挫折。 不過,在島內社會與政治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國民黨經過失去政權後五年多的改革,衰落趨勢得到初步遏製。在去年「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黨是各政黨中成績與表現最佳的政黨,而且是多年來首次打了一個勝仗。在今年5月的「任務型國大代表」選舉中,國民黨也基本上維持這一趨勢。更重要的是,在李登輝被趕出國民黨後,連戰成為國民黨新一代的領袖人物,但也是一個過渡性的國民黨領袖人物。為了能在離位前,確立國民黨正確的政治路線,連戰做出了重要的曆史抉擇,在委派副主席江丙坤赴大陸之後,親自訪問大陸,在開拓兩岸關係發展新曆史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戰略考慮則是,要通過祭拜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確立國民黨未來掌舵者能夠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的政治路線。此舉不僅使連戰的個人聲望創下民調新高,超過台灣其他政治明星,而且,國民黨的支持度大幅上揚,讓國民黨黨員與支持群眾感受到國民黨重生的希望。 今年7月16日,台北市長馬英九當選為國民黨主席,表明國民黨完成代際交接,中生代正式接掌國民黨。然而,島內社會與政治生態複雜,黨產問題棘手異常,泛藍整合困難重重,馬英九能不能帶領國民黨延續連戰確立的政治路線,能不能高度團結、徹底扭轉衰退的趨勢,並奪回執政權,仍存在變數。 國民黨台灣時期領導人及主要事跡 總裁蔣介石 敗逃台灣後,蔣介石深刻反思並改造國民黨,效法中共實行土改,堅持一中,反對「台獨」,但始終聲稱「反攻大陸」,後期「外交」挫折重重——「趕出」聯合國,日、美相繼背離等。 主席蔣經國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但國民黨的領導重任卻加到了「行政院長」蔣經國身上。1975年4月28日,蔣經國被推舉為國民黨主席。期間,大力發展經濟,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晚年開放黨禁、停止戒嚴和部分開放台胞回大陸探親等。 主席李登輝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副總統」 李登輝繼任黨主席。期間,大權獨攬,大搞黑金政治;推行本土化政策,製造族群對立;縱容民進黨和「台獨」勢力;製造「兩國論」和「一中一台」(1995年5月,李登輝公然訪問美國);肢解國民黨。2000年3月20日,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後,國民黨失去51年的執政權,李登輝辭職。 主席連戰 李登輝辭職後,連戰出任代主席,於2000年6月當選黨主席。期間,堅持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怒斥台灣當局的綠色恐怖,力圖整合泛藍陣營,但力不從心。今年春天,他率黨團訪問大陸,並與胡錦濤主席進行時隔60年的曆史性握手,在海峽兩岸同步掀起了大陸熱與台灣熱。 主席馬英九 今年7月16日,馬英九擊敗王金平當選國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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