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正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簡析幾種對民主的不同看法解正中政治體制改革的通衢大道，是民主之路。它不僅涉及權力制約，權力腐敗，而且關係到一個國家的民治民享，穩定團結和長治久安。然而，對民主問題的看法，一直存在著爭議。不過這不是什麼壞事情，而是一個好現象。有爭議，才有生氣；有見解，才有活力。任何學理，都是在明辨是非曲直，探討至理真諦過程中成熟起來，臻於完善的。（一）民主有沒有普世價值？去年汶川大地震的災難，引起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深切同情與關注，人們紛紛解囊，慷慨支援。人類的善良本性是相通的。由此，有人想到了民主的普世價值，提出民主憲政是進行體制改革的有效途徑。然而，這個觀點很快遭到反對。於是議論紛紜，連續不斷。今年八月北京一家雜誌和上海的一家報紙，發表了兩篇文章。雖然不是針鋒相對的論戰，卻在字裡行間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傾向。前者認為「體制優越」、「發展落後」、「民主動亂」、「民主分裂」……等等看法，是妨礙政體改革的認識誤區；而後者則對民主機制的實施是不是就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應，持保留態度，並對民主的普世價值表示懷疑。2009年7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寫道：「許多人希望加速改革，希望能通過西方式民主制度來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從表面上看，這個主張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世界現實，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認識和主張的可靠性是令人懷疑的。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儘管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模仿了西方民主政治，但是卻沒有能夠解決腐敗問題（重點是作者加的），印度尼西亞、泰國、韓國都是這樣的例子。」吳江先生的新作《慎言「民主的普世價值」》（注一）引用了這段文字，並認為「論述相當精闢」。我對此是不敢苟同的。實行了民主政治的亞洲國家是不是沒有能夠解決腐敗問題呢？非也。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沒有能夠解決腐敗問題」這句話到底怎麼理解？是指沒有徹底解決腐敗問題，就算「沒有能夠解決問題」呢？還是解決了一些腐敗問題，也不能算是能解決腐敗問題？如果是前者，不僅是亞洲的一些實行了民主的國家未能解決腐敗問題，就是實行民主制度多年的發達國家、文明國家，也仍然未能解決腐敗問題。新加坡、香港恐怕也同樣未能解決腐敗問題。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注二）」。無論是新加坡，還是香港，現在誰也不敢說那裡已經沒有貪污腐敗的事實存在了吧？！（如果是後者，大家只是運用民主解決問題的程度不同而已。新加坡、香港模式也是在民主的基礎上形成的）。人的貪污腐敗的劣根性，源於人性之惡的利益驅動（對利益，性惡多的人看重一些；性善多的人看輕一些）。一旦權力在手，條件具備，有利可圖時，再好的制度，人性惡的意念也能換著法兒鑽空子（所謂事在人為）。因此，林語堂先生說： 「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缺乏民權思想，這個特點根源於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哲學。」為什麼要制定一部憲法？「制定一部憲法的前提是認為，我們的統治者可能是一些無賴、騙子、竊賊。他們可能濫用權力，侵犯我們的權益。於是，我們可以依靠憲法來保護我們的權利。」（注三）丘吉爾說「民主也有缺點」，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人性之惡的難治。貪污腐敗，古今中外，哪個國家都有，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病毒，是政治權力中的蛀蟲，是當今世界最令人頭痛的頑症之一。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國，也有神秘客和智庫公司幫忙買官、拉票賄選、走後門，循私情；英國從光榮革命時代便有的議會民主延續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歷史了，仍然不見貪腐的基因斷子絕孫（但現今的英國廉政比起五百年前伊麗莎白的皇權時代好得多了）。不久前媒體報道了這個國家的「騙補門」醜聞。前首相布萊爾與議長馬丁都牽扯在內。布萊爾報銷水電費、食品、洗碗機等……總共約有4000英鎊；馬丁報銷地毯、維修房屋等……總共約有3000英鎊。有的議員竟連7英鎊一包的香煙也報銷了（當然，這些腐敗個案，與有的國家貪污腐敗的驚天大案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民主無關，是人性的原罪。而這些原罪的被揭露，又正是民主的功勞。民主雖然沒有能徹底解決問題，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又會發生一些新的問題，但它卻始終在與貪腐作鬥爭，始終是貪污腐敗的狙擊手，是貪污腐敗的大剋星！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廉政模式是什麼？是不是依靠「威權政治」的嚴刑峻法解決問題的？或者靠高薪養廉？嚴刑竣法固然可以威懾部分貪贓枉法官員的鼠竊狗偷行為，但對極權政體，特別是獨裁壟斷的專制權力是蒼白無力的。因為極權專制是王權，不是民權；是人治不是法治。而高薪養廉如沒有民主和法治，人的貪慾照樣肆無忌憚貪污舞弊。那末，民主為什麼能醫治權力的腐敗，政治的黑暗呢？因為多元對立相互鉗制的民主法治可以監督權力，抑制權力，消解權力。當權力在正常的情況下運轉，民主的作用可能不明顯；當權力在非正常情況下操作或有失誤時，民主便是祛病去災的不可忽缺的手段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要想一下子一個早晨解決人的貪腐問題，是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的，不要說是民主，就是神仙的靈丹妙藥也不行。明朝朱元璋算是一個懲辦貪腐最嚴厲的皇帝了，他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如剝皮抽筋誅殺貪官，但也未能除盡貪污腐敗（為此，這個獨裁者自己也不免浩嘆起來：貪官為何如此難除呢？！）……。民主作為一種機制，只能一步一步，一點一點地向前推進，解決問題。不能因為民主不能一下子徹底解決貪腐問題，便懷疑民主的普世價值。也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雖然有缺點，但「它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制度」。正是因為有了民主，美國的「水門事件」才能大白於天下，英國首相議員貪腐的細微末節才能一覽無餘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從而導致總統下台，議長辭職。亦正是因為有了民主，美國的種族歧視不斷得到克服，以至黑人奧巴馬當上了這個國家的總統。除了歐美國家，我們再以亞洲為例，實行了民主制度的國家如菲律賓、韓國。前菲總統馬科斯，因貪污被趕下台，前韓總統盧武鉉因受賄有愧於民，跳崖自殺（盧武鉉事件不是說明民主無用，而正說明民主的成功），我們中國台灣的陳水扁弊案，在媒體上被曝光，在法院受審判，無一不是民主政治和自由輿論賦予的掣動潛力。正是民主揭出了這些骯髒的東西，才使得那些隱藏在神聖面紗後面的權力土崩瓦解於頃刻之間。這不正是民主的功績，民主的作用，民主的能量，民主的魅力嗎？！吳江先生在《慎言「民主的普世價值」》一文中說：「新加坡政府是清廉的。而香港目前的政府體系很清廉，並不是媒體自由所致，也不是實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所致，而是採用了新加坡廉政模式的結果。」恰恰相反，新加坡、香港的廉政，既離不開自由媒體的監督，也離不開民主制度的制衡。現在的香港、新加坡媒體比較開放，言論比較自由，如果沒有媒體的自由、輿論的監督，沒有民主的掣肘，法律的制裁，「威權政治」的達摩克利斯劍再厲害，也只能使下面的一些小魚小蝦顫顫驚驚，而權力大的掌權者無一不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拿新加坡、香港與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作比較，有一個因素不可忽視。新加坡、香港地域較小，人口較少，且較早開發為商埠，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管理相對比較容易。而印尼等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雖然實行了民主制度，因其條件不同，必然滯後一些。然而，即使如此，今天的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韓國等，也要比獨裁時代的國家狀況先進、文明、富強、健康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先進、富強，不是以犧牲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和精神自由為代價的。吳江先生引用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文章來闡述自己的論點，很值得商榷。施密特的文章說：「西方的民主價值，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它既源於『啟蒙思想』，也源於基督教義。因此，在亞洲並不行得通。」這就奇怪了！為什麼源於西方『啟蒙思想』和基督教義的民主價值，在亞洲就行不通了呢？我們「五四」運動的「啟蒙思想」不就是民主與科學嗎？不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嗎？西方的電燈、汽車、西服、領帶已經在亞洲行得通了，一個星期工作六天（現在改為五天了），逢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在亞洲也行得通了，為什麼人民要求行使權力的民主政治在亞洲就行不通了呢？！難道電燈、汽車、西服、領帶、星期日休息……等東西不是源於西方嗎？再說，基督教義的平等、博愛精神，也只適用於西方人而不適用於亞洲人中國人嗎？這種論調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施密特的理論與中國文化缺失論者的看法似乎一致。韓雲川先生在批評文化缺失論者認為民主不適用於中國時說「文化缺失論者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屈服於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無所作為的觀點。……甚至有人說，中國人根本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因此中國人已經習慣於生活在極權政治體制下，沒有必要進行民主改革。」（注四）我不能說持這種奇談怪論者和施密特先生的看法，是帶有種族歧視的偏見，但至少他們不了解真正的中國人。近代以來，中國有多少志士仁人為反暴政反壓迫，追求民主自由，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啊。我們不但有譚嗣同、秋瑾、李大釗、方誌敏……中國不也有「不自由，毋寧死」的李公朴、聞一多嗎？韓雲川先生說得好：「人們的生活質量，並不僅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上，還體現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只要我們認真吸取人類先進的政治文明成果，彌補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我們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體制。」（注五）（二）精英民主與大眾民主新加坡曾經受英國統治時間較長。獨立之後，在現代民主的基礎上，創造了威權政治。我不知道新加坡威權政治是否體現著精英民主的理念。早在八、九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許多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民主都局限在少數人的『精英民主』，而廣大勞動人民在這一過程中是無民主可言的。」（注六）這種觀點顯然不堪一駁。因為民主從來都是大眾的，平民的。現代民主就是通過真正的選舉程序，選出人民自己的代表和領導人。如果說有精英民主就夠了，那我們國家現在幹嘛要搞村委會直接選舉呢？幹嘛要設各級人大、政協呢？幹嘛要在憲法上寫明十八周歲的公民有選舉權呢？難道上述所做的一切，都是做做樣子，說說空話嗎？現在已沒有人提精英民主了。其實精英民主與大眾民主價值不同的是，它強調人的作用，而不是制度的保證。精英民主能不能在廉政上做出一些成績來呢？當然能。不僅精英民主能做出成績來，就是專制獨裁的統治，只要統治者個人品格高尚，人性善良，統治階層比較講信修德，務實求真，也有可能出現廉政。但這種清廉政治是脆弱的不穩定的，或者說是難以持久的。為什麼？因為人有善惡兩重性，有變數。特別是人和權力的結合，有著許多不可知的因素，左右著權力者的行為。只有把權力放下去，以民主的形式讓人民大眾來掌管，才有可能使居於金字塔頂端的權力者不至於以權謀私，以權整人，獨斷獨行，為所欲為，胡亂想，瞎指揮，惡性膨脹，禍國殃民。（三）國情與民主國情與民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了。無論西方或東方，都曾喋喋不休地討論了千百年。從古希臘的三大哲聖，到中世紀以降的歐美理論家，到近代中國革命領袖和學界名人，無不對此發表了看法。有位先生說：「我國現在經濟比較不發達，平均收入水平很低，大部分人要整天為生活奔波，無暇顧及什麼民主。」（注七）類似的話，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中國老百姓並不要求民主自由，因為他們太窮，所以迫切想發財……如果有人打土豪分田地，用發財去號召，立即一呼百應……。」（注八）可是那種發財是靠不住的。中山先生的意思完全是一種反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不是看其不幸，勸其莫爭。經濟不發達，文化較落後，不等於廣大勞動人民不要民主；為生存忙忙碌碌，四處奔波，不等於說民主與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民主與經濟的關係是相輔相成，互動互利的。商品經濟呼喚政治民主，政治民主促進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民主精神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折射，是一種自由意志的體現。只有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經濟才會蓬蓬勃勃發展。如果不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推行經濟民主，自由競爭，中國經濟直到現在恐怕仍是一個不醒的夢！1944年1月4日重慶《新華日報》的一篇社論《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說：「工人與生產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結合起來，生產的積極性無法提高，工作效率無法改進；如果工業生產者和政府管理機構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濟以求進步，工業生產亦無由改善。」這真是一針見血，說到了關鍵。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不但能夠實行民主，而且應該實行民主。何況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實行民主的條件不更具備了嗎？如果在應該實行民主讓廣大勞動者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利益時，不實行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妨礙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導致社會生活的動蕩不安。民主制度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便展開激烈的爭論了。應當說那時中國的經濟是非常落後的，文化更不發達，人民的素質比現在可能更低。然而，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必須實行民主！三、四十年代的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了大量的文章，駁斥國民黨諸如此類的種種謬論。這裡僅列出一些社論和文章的標題，便可看出言論的分量，如《不能因為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主嗎？》、《紀念五四，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注九）……。新華日報在一篇題為《民主與國情》（注十）的社論中說得特別精彩：「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激烈反對。反對者並不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甚至搖頭晃腦地說：「以堂堂中國效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這個道理現在看來是十分可笑了。卜凱教授說：「民主方式，即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注十一）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研究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講話說：「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注十二）讀了兩報的社論、文章和毛澤東的講話，還能說現在搞民主政治是不合國情嗎？！與此相反，在落後的國家不實行民主政體，還真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46年的國民黨中國，是一片災患頻頻，哀鴻遍野的景象。據統計，湖南、河南、安徽、廣東、廣西、湖北、江西……，都有災情。有的地方，人民以樹皮草根為食，慘不忍睹。豫西23個縣損失糧食800多萬擔；安徽60多個縣，受災的縣竟有50多個……。當時專制政府不但不賑災放糧關心民生，反而積極準備內戰，老百姓苦不堪言。難怪當時報紙喊出：「一黨獨裁，遍地成災」。至於其它例子就不多舉了。美國學者阿馬蒂亞·森說：「對於窮人來說，民主的保護性作用顯得特別重要……當一個國家運氣不錯，一切順利時，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們的重視，當饑荒的受害者面臨飢餓的威脅時，當經濟或其他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發生政策失誤而未予糾正時，由此便會產生不安全的危險了。」（注十三）這是多麼深刻、多麼理性的分析論證啊！（四）民主與0.618有一本書，名曰《民主中庸與 0.618》。此書有不少精闢見解，特別是在「尋求良性互動的社會進步」方面，設計出了一些願望很好的方案。作者提出「民主永恆的主旋律是理性、寬容、共進、共享。」這當然沒有錯。不過書中的某些觀點，似乎仍值得商榷。關於0.618該書這樣寫道：「0.618，是自然學界、美術學界已得到公認的『黃金分割率』。……那麼，在社會科學中，0.618也有黃金分割率嗎？」作者在大段論證民主的中庸之道後認為，「社會各方各界在社會進步社會利益問題上相互寬容、相互體認的妥協點，大體就應在這個0.618智理點、黃金點上。一切社會成員，從最高層的當權『公僕』，到最廣大的『草民』百姓，當其要對交織複雜的社會利益作出權衡抉擇時，其最佳參照點也恰應圍繞在0.618這個中庸數據點上。」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作者關於民主的理想國就是比0.5多一點，但多也不能多過於0.618。最大的概率，只能到此為止。當然小於0.618也是不好的。不過有一點還必須強調，那就是民主只要大於0.5（哪怕少於0.618），社會也算進步了。社會進步，是件好事。但是不是社會的進步只能定在0.618這個「極限」上，而一旦超過了0.618社會便要倒退，便不能再前進了，對此我是有些懷疑的。民主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這是民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一個專制獨裁的社會形態下，政府與民眾之間不存在0.618的黃金分割率。就二者來說，是爭取權利的事，因為失去民主的只是民眾，而決不是統治者。因此這裡只存在給或不給，給多或給少的問題。專制與民主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如果硬要套用什麼「黃金分割率」的話，那麼0.8、0.9幅度倒不是太大了，而是很好。倘若統治者英明睿智，就是給1.0也未嘗不可。美國總統華盛頓不就作了個很好的榜樣嗎。另一方面，是被統治階層的民眾之間（社會各方各界各團體）。在廣大不同階層民眾之間，對民主的運用，確實存在著從各自利益出發的實際。黃金分割率的0.618在這裡也許起作用了。利益的多和少需要得到恰當的平衡。如美國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13個州大小不等，各有不同觀點。這次會議從5月到9月開了4個月，充分協商充分討論，真正做到相互寬容相互體認，終於使各州原本互相矛盾、抵觸、衝突的利益能夠得到統一。據史稱，那次制憲會議還特別制訂了一條規則，就是對已經多數通過的決議，還可以再行討論、修改和投票表決。後來在會議期間，這條規則被一再使用，許多頭一天才通過的決議案，過了一夜又有人反悔，再次提出來討論，另作結論。費城制憲會議，可能就是運用0.618黃金分割率的最佳一例。歸根結底，民主需要上下協調，取得共識，全力爭取，不能等待。普里斯萊說得好，民主最大的危險就在你的冷淡。他說：「政治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相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注十四）普里斯萊先生還指出，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注一） 吳江：2009年8月21日《文匯讀書周報》（注二）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注三） 林語堂；《中國人》（注四）、（注五） 韓雲川：《妨礙政體改革的認識誤區》載2009年八期《炎黃春秋》（注六）、（注七） 《中國改革》2001年第4期（注八） 轉引自《用肚皮思考》一文（注九）《不能因為……》載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人民文化水平低……》載1946年1月24日《新華日報》；《紀念五四……》載1946年5月4日《解放日報》；（注十）《民主與國情》載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原標題為《民主即科學》（注十一）《歷史的先聲》P.73（注十二）《毛澤東選集》一卷P.689-698（注十三）[美] 阿瑪蒂亞·森：《一種並非奢侈的價值觀》（注十四）[英] 普里斯萊：《讓人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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