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古代帝王的「罪己詔」

吳順模

「罪已詔」即罪己詔，是罪己告知的意思。「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君臣錯位、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危急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出的一種口諭或者文書。用意都是自責，只是情節輕重有別。

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七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不包括袁世凱1916年的那一份）。最早的一份是漢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後一份是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感到由她秉政的政局已經失控，迫於內外壓力，她這才決定和八國聯軍談判求和，並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西漢和東漢共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過「罪己詔」；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佔比例來算的話，清朝比例最高：十個皇帝有八個下過「罪己詔」。有人統計，平均八年左右就有一份「罪己詔」出現。

罪己詔的適用範圍

君臣錯位：這樣的「詔」主要是發現問題後自責。唐太宗時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將，他在做廣州都督時，貪污了大量錢財。這件事被告發後，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將其依法判處死刑。可是，因為唐太宗一直很重視黨仁弘，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捨不得殺。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之後，唐太宗心裡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很不應該。就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天災造成災難：魏文帝的時候，因為發生日食而有人彈劾三公，魏文帝則在朝批時說：不能委過於丞相，而應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在元仁宗和順治皇帝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發生了災禍都應該我來承擔，這是上天對我的譴告，我必須真心誠意讓上天知道，我願意把事情做好，願意對人民負責，也願意對你們負責。

政權危難之時：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流著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來不及擺譜頒詔稱敕，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眾認錯，做自我批評。先是，一位勇於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後，隨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綾賞賜士兵，並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罪己詔的功用

首先，是使當權者認識到「絕對正確」，「永遠正確」，「一句頂一萬句」是沒有的，在「萬歲」聲中必須保持清醒頭腦。漢武帝在他下的「輪台罪己詔」中自責悔過（「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其次，是求得人們的理解和諒解，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今陝西乾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發了一道《罪己大赦詔》，詔中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據史料記載，唐德宗頒「詔」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還有事危抱佛腳的。中國古代帝王的「罪己」言論也屬「詔」的範疇，但與布告天下的「罪己詔」，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隨時都可發，範圍小，不受重視；後者通常都是到了萬不得己時，才「詔」的。這個「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國難之時，像宋朝徽宗趙佶、明朝崇禎朱由檢等，他們的「罪己詔」都是面對亡國之難時才做出的。這裡說的「罪己詔」指的是末了時的「罪己詔」，不包括重大失誤後的「罪己詔」。重大失誤後，反對的呼聲太強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頒布一道「罪己詔」，就能得到原諒，平息眾怒，重獲「和諧」。、

評價

中國歷史上帝王們的「罪己詔」，不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都有兩種評價：一種是推崇的，一種是批判的；而推崇的似乎比較多，值得後人借鑒。

推崇:推崇的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罪己詔」是帝王們的「魅力型統治」。錢穆先生在他的《黃帝》和《國史新論》中提到「罪己詔」時認為，中國古代帝王發布「罪己詔」的做法，是與君權對舉的。西方學者韋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國帝王的「罪己詔」，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論相比較後認為，如果一個皇帝不能對自己的政過進行反省的話，他的charisma就會流失掉。

二、「罪己詔」是帝王們的「自我批評」。有個叫李雪晴的，在他《尋找那棵樹――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天自省，合於古訓；有過自責，也算常人修身應有之義。但是，帝王決非常人，而是「聖天子」，不惟「聖」，且高居天人之際，近乎「神」，「君權神授」嘛。「如此神聖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過，已殊非易事，若進而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就更加轟動輿情了。」

三、「罪己詔」是一種「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具體操作。漢朝王符在他的《潛夫論·明闇》中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唐朝的魏徵把這句話歸納成八個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批判:在對「罪己詔」的批判方面，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有欺騙性的一面。有為了博取好名聲說空話的，有到了最後關頭（死與亡），臭罵自己，有不實事求是的一面，但總比死不認錯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