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追問「大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摘要]「大學之道」就寄托在大學校園中具體而鮮活的「人」——既包括校長、教授，也包括學生——的身上，「大學之道」的形成和弘揚，是歷史和現實中無數個體生命實踐的結果。二十年來一直關注中國大學的陳平原先生，最近推出了新書《大學新語》，收入他近年來撰寫的文章三十篇。雖曰「新語」，許多思考都是在積年研究基礎上的推進和闡發，若用一句話來概括，便是對中國「大學之道」持續不懈地追問與求索。

1981年，王瑤先生（前排中間）與陳平原（後排左一）等弟子合影。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作者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希望在歷史與現實的對照與碰撞中，展開對於『大學之道』的深入思考，為中國教育改革提供借鑒」。與一般教育學背景的專家不同，陳平原是從大學史研究入手，進而拓展到大學改革的話題的。一般而言，主導和參與大學改革的官員與學者，往往受某種「政策思維」的主導，冀望於通過出台若干規劃和方案，一蹴而就地改變大學現有的面貌，實現預期的目標，很少考慮歷史經驗的價值。作為對大學史素有研究的人文學者，陳平原強調在長遠的歷史視野中思考大學改革問題。他曾坦率地表示，若要追問中國大學路在何方，「我只好開誠布公地回答：不知道」。這與熱衷於設計種種規劃和方案的學者形成了鮮明對比。表面的謙遜之下，實際上是一種負責任的審慎的態度。陳平原深知當代中國大學是從歷史中一步步走過來的，中國的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只能站在歷史提供的舞台上，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大學改革不能太急，追求的效果應該是「移步變形」，而不是「日新月異」。與大學改革主事者「一往無前」的思維形成對照的是，部分學者和公眾對民國大學的理想化甚至神化的態度。特別是在近些年來的「民國熱」中，民國時期的大學也成為許多人追慕懷戀的對象。陳平原對此同樣持批評的態度：「現在有一種流行觀點，說民國大學多好多好。可是持論者必須明白，今天的中國大學同樣需要一種『了解之同情』。民國大學是一種精英教育，這與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樣。……當下中國大學的困境必須直面，不是召喚『民國大學』的亡靈就能解決的」。無論是遙望未來，還是神化過去，出發點都是對現在的否定。陳平原的看法卻沒那麼簡單化，他承認當代中國大學面臨種種困境，需要改革，但也不漠視其取得的成就。史家最大的長處是分寸感，因為對特定歷史情境中的人事有體貼和同情，對同樣受制於種種因素的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也能加以體諒。在陳平原這裡，歷史感和現實感是相輔相成的，過去與現在始終構成相互平衡的力量。他把自己的這種態度概括為「瞻前顧後」，在新的媒體環境鼓勵「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表達方式的今天，這種看似低調的自我定位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可貴的品質。乍讀起來，書中的文字並不是那麼痛快淋漓，但細細品味，卻能體會到作者平實表達背後的通透和熨帖，既能照顧到方方面面，又不乏可操作性和建設性。

1980年，程千帆（左三）與三位研究生在南京棲霞山合影。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當代中國大學改革中，「爭創世界一流」、「與國際接軌」之類的口號，已經為大家耳熟能詳。國際視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關鍵是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如果單純地服膺某種技術化的國際標準（實際上是西方標準甚至美國標準），割裂大學與本土歷史與現實的密切聯繫，這是陳平原所不能接受的。大學雖然是來自西方的一種組織形式，但當被移植到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中國的時候，必然和這片土地血肉相連。尤其在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大學的貢獻是很多世界一流大學無法比擬的。再者，中國傳統的教育精神（如書院講學等）也以種種形式滲透並滋養著現代中國大學的成長。這些在歷史中形成的本土經驗，往往為大學改革主事者所忽視。陳平原明確表示，「不喜歡動輒『與國際接軌』的高論；喜歡古今對話，故強調理解傳統書院以及百年中國大學進程」。《大學新語》討論私立大學的出路、香港的大學對內地高等教育的挑戰等話題，都表現出對本土傳統的珍視。這種對本土情懷與國際視野之間張力的思考，透露出陳平原對中國大學主體性的追求。主體性主要寄寓於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因而陳平原尤為看重中國人文學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理工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而人文學與西方主流學術的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中國人文學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發出有分量的聲音，而又不失去自身的主體性，獲得令人尊重的地位，這是陳平原念茲在茲的問題。《大學新語》關於燕京學堂、中美人文對話等話題的論述，皆著眼於此。這裡重要的不是遵循西方人文學術標準，「為國際化而國際化」，而是一面以「不卑不亢」的心態與各國（不僅僅是西方）學術界對話，一面「練好內功，努力提升整體的學術水平。若能沉得住氣，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到出現大批既有國際視野也有本土情懷的著作，那時候，中國學術之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

《大學新語》陳平原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5月有「人」的大學在談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學時，陳平原曾說，「『大學』（University）的本意，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於共同研究」，並援引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話，指出大學的基本任務是「生命的精神交往」。大學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這是人文學者的立場，是對那種單純從制度和機構層面看待大學的視角的有力反駁。明乎此，便不難理解陳平原的大學史研究，格外關注那些能體現人的趣味、氣度和精神的故事和傳說，正是這些看似很虛的文學性的敘事，支撐著我們對過去的大學的歷史記憶，塑造著當代大學的精神風貌。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學新語》特別設「大學人物」一輯，可謂別有意趣。陳平原一貫擅長寫追憶學人的隨筆，有見識，有情感，還有學術史的深度，這一輯中的文章，可與《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花開葉落中文系》等書中的同類文字合觀。然而略有不同的是，「大學人物」諸篇，特別關注學人與大學的因緣，如王瑤與清華和北大，程千帆與南京大學，任訪秋與河南大學，都是極好的題目，作者信手拈來，娓娓的筆致中，前輩學人的境界風範躍然紙上。不僅如此，這些文字本身就是作者與各位先生「生命的精神交往」的生動記錄，「大學之道」即寓於其中。古語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歸根結底，「大學之道」就寄托在大學校園中具體而鮮活的「人」——既包括校長、教授，也包括學生——的身上，「大學之道」的形成和弘揚，是歷史和現實中無數個體生命實踐的結果。而《大學新語》以及陳平原的其他大學論著，向我們呈現的不正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求道者的形象嗎？也正因為此，我們讀他的文字，始終能感受到一種超越專業問題之上的關切、擔當和熱情，並且為之吸引，願意和作者一道思考中國大學的未來。自然，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大學新語》只是「階段性成果」，許多探討還有進一步展開的空間。中國的「大學之道」仍是一個尚未定型的充滿可能性的存在，大學改革的道路正長，作者的思考也未有窮期，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陳平原先生日後「更精彩的表現」。（文/季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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