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宋代山水畫的特點

06-16

方向軍轉載---智明

宋代是我國傳統山水畫的高峰時期。宋太祖推翻了唐末五代之戰亂，而獨得天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偃武修文，革新圖治；到了太宗、真宗，又獎勵文藝，人士蔚起，所以宋代有三百年的昌運盛世，這一時期宮廷美術全盛，畫院規模齊備，名家層出不窮，佳作碩果累累。畫壇上山水畫最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發展，各種技法日趨完善，完全脫離了隋唐以來「先勾後填」之法，出現了講究筆墨韻味的皴、擦、點、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畫造景重造化、重理性，院體格法法度賅備，審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漸轉向人文精神，這一時期美學著述獨到、藝術思潮活躍、繪畫作品精湛，是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發展源頭。

一

宋代院體山水畫重理法、重質趣、重寫實。早期山水畫「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到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已有所發展，畫中有符合自然規律的山水營造特點，空間處理得當，峰巒參差有致，樹木、山石、屋宇處理合度。五代畫家荊浩隱居太行山，對自然山川真情感悟，總結了一系列規律，他在《筆法記》中說：「凡樹萬本，方如其真」「搜妙創真」，他的創作觀念對「北宋三家」、郭熙畫派及南宋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畫派山水畫影響極大。山水畫中的「皴法」的初時是為了忠實地模擬對象而發明的，北宋諸家在「搜妙創真」的影響下，不同地域的不同畫家與畫派創立了不同的「皴法」：董源創立了不同於荊浩「小斧劈皴」而更適宜表現江南山質的「披麻皴」；李成既不同於荊關，也不同於董巨，根據齊魯地域山貌的特點而創立了「捲雲皴」；范寬則以直筆短線刻畫關陝高山巨石之風貌而創立了「雨點皴」；郭熙師法李成，但在創作中比李成更多真意，將其畫法發揚廣大，也成為北宋一大畫派；二米得董巨山水啟發，不同凡俗，創立了「米點皴」。他們群星列陣，窮極造化，對現實生活、現實感情的關注取代了對宗教迷戀與虛幻天國的嚮往，他們注重「氣象蕭疏，煙林清曠，」「峰巒深厚，勢伏雄強，」致使宋代山水畫：構圖大勢逼人，筆墨法度嚴謹，意境清遠高曠。

據《圖畫見聞志》記載「畫山水唯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三家鼎峙，百代標程。」是說五代宋初山水畫壇三家---關仝、李成、范寬。其三人都為北方人，後繼承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完成、丘納、王詵等。元湯垕《畫鑒》云：「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荊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北宋，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格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迨也。」關仝的畫風影響了李成和范寬，而他生活於五代宋初，所以，北宋山水畫壇的「三家山水」是以李、范、董為代表，其中以李成居首，范寬次之，董源對後世影響更大，在當時李成的山水是「當朝第一，」「百代標程。」所以，真正全面影響宋代及後世山水的宋代大家是---北方的李成、范寬和南方的董源。

二

《畫鑒》又云：「董源得山水之神氣，李成得體貌，范寬得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而為百代師法。」三家對自然的理解各具其趣，風格各異。

李成，字咸熙，生於後梁末帝貞明五年，（公元919年）卒於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祖居長安，系唐朝宗室。他的祖父李鼎，在唐末是任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後從蘇州遷至山東營丘，遂為營丘人氏。他一生家道衰落，經歷坎坷，才運不偶，寓興書畫，他的山水初師荊關。荊浩、關仝以「全景式」的大山大水，承唐啟宋，標誌著唐宋之際山水畫的高度成熟，李成深受他們的影響，變荊、關雄壯渾偉之勢為清勁秀潤之氣。由於李成生活在不同於荊浩、關仝的山東營丘，所面對的是一派平原加丘領的齊魯風關光，所以，他的畫「近視如千里之遠，」呈平遠式構圖的特點。他在生活上、仕途上不得志的境況，也決定了他苦寂無奈的心境，使得他的作品呈現出曠達清高，孤傲苦寂的境界。他用墨淡潤，運筆清瘦，「惜墨如金，淡墨如夢霧中，畫面渾潤。」黃公望《寫山水訣》中載：「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他畫《讀碑窠石圖》中亂石崚嶒的土崗上，幾棵古木參天，亂藤攀援，清冷的曠野上一老者戴笠騎騾，仰讀矗立在樹旁巨碑上的碑文，碑側款曰：「王曉畫人物，李成畫樹。」畫中土坡用筆捲動如風，用墨清淡雅緻；枯木用筆中峰勾勒，寒木風骨，平正勢奇，枯枝多變，壯如屈鐵。清安歧《墨緣匯觀》云：「以水墨作平遠之景，位置奇逸，氣韻深厚，樹木虯屈，坡石蒼潤。」畫法高古，得唐人三昧。他畫樹自然天成，松桿勁挺，枝葉郁然，野逸清雅，「林木當時為第一，」「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栽扎懼露，以興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植，盡生於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其意微矣。」深受李成影響的畫家很多，如燕文桂、許道寧、范寬、郭熙、王詵等。

范寬雖然也是北方人，但他則保留並發展了荊關皴如刮鐵的嚴整風範，他和李成都同師於荊浩、關仝，但由於生活地域的差異，人生經歷的不同，他們都有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

范寬，名中正，字仲立，華源人。他為人性情寬厚大度，一派關中豪氣，他「風儀峭古，進止疏野，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喜畫山水，師李成又師荊浩；山頂好作密林，水際作凸兀大石。」他的畫一方面「師古人之理法」，另一方面「師自然之理法」，《圖畫見聞志》載：「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思慮。」他久居於終南山、太華山，一生沉吟于山水之間，終日觀覽自然以求其趣。他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然其剛古之勢，又不犯他人，自成一家。他師法李成而又不同與李成，王詵說：「李成墨潤而筆精，煙嵐輕動，如面對千里，秀氣可掬，」「范寬如面前真列峰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其二人山水一「文」一「武，」李成表現平林荒寒，意境清幽曠遠；范寬表現巍峨峰巒，意境雄壯豪邁。從范寬的作品《溪山行旅圖》、《雪景寒林圖》就可一覽他的山水畫主峰凸兀，氣整偉峻，給人一種咄咄逼人之威嚴。他注重山、石、景、物質與骨的細緻刻畫，精心營造山坳深壑中的飛瀑流泉和層層深厚的古木密林，他的「釘頭皴」或「雨點皴」對後世影響深遠，師法其畫法的畫家有黃懷宇、紀真、商訓、燕文貴等，他對李唐及南宋諸家山水影響很大。

與北派李、范對峙的董源筆下是一片江南景象。董源，字叔達，鍾陵人。山水有兩中類型，水墨類王維；設色類二李。他的山水平淡天真，朴茂靜穆，文氣十足，米芾《畫史》中說：「平淡天真，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趣。嵐色郁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他最大成功之處是創造了「披麻皴」法，他用大披麻皴畫樹則枝幹圓渾，皴山石則渾樸蔥潤。他的畫用筆圓曲渾潤，少剛勁方正；用墨清潤淡雅，少濃郁渾厚。構圖平遠靜謐，山頂多礬頭，多蒼茫清逸之氣。董源開江南畫派，巨然是其傳承代表，巨然的畫「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米芾也深受

董源煙霧瀰漫、皴擦鬼異之影響，山水畫點點通透，煙霧瀰漫，極富文人審美氣象。明董其昌稱董源為「天下第一。」他的山水畫對「元季諸家」直至「清季諸家」影響極其深遠。

宋三家之後又有繼承各派者無數，郭熙是李成繼承者中成績最大的畫派，當時宮中「一殿專背熙作。」他的山水構圖多變，重「三遠」之法；筆墨精深老辣，意境玄淡獷遠。對後世影響很大，追隨者院內院外者不可勝數，他樹立了畫院山水畫北宋風格。在李、范、董三大家的影響下，到北宋中後期，寫實性的全景式山水畫發展到了極致，到了南宋，山水畫系無旁出，李唐左右了山水畫壇，他及劉、馬、夏等又另闢溪徑，出現了「水墨剛勁」的風格。

三

北宋王朝統一後，採取「輕徭薄賦」的措施，廣泛推進農業生產，大力開墾荒田，增強國力，富裕白衣，為文化興盛創造了基礎，哲學、史學、詩文、藝術諸方光耀百世，各方面的發展觸動了宋代大山大水、法度森嚴的繪畫風貌。

政治上「文治盛世，」「崇文抑武。」文人們得到了尊重，宋太祖說：「昔者科名多為世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宋代的科舉制度使得許多民間百姓有了機會入仕和參政，所以許多畫家紛紛出山，進如朝廷。北宋李成雖隱居太行山，范寬隱居終南山、太華山，但他們畫名俱高，《聖朝名畫評》雲「宋有天下，為山水者，惟中正與成（李成）稱絕，至今無及之者。」「范寬以山水知名，為天下所重。」元湯垕謂范寬畫「照耀千古。」所以，朝廷到處重金收購李成的畫，宋神宗每見李成親筆，「必磋賞之，」當時內府所藏李成作品便有一百五十九幅之多，可見李成和范寬在當時的影響之大，也可見朝廷對畫家的重視程度之大。師法李成的郭熙「本遊方外」，後入朝廷公事，他對於自然山石林泉、村野鄉居的描繪，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於美好過去生活的回憶。早在北宋時，與郭熙齊名而後又主宰南宋畫壇的李唐也是一例，宋徽宗政和年中，他赴開封應試，當時的考題是「竹鎖橋邊賣酒家，」李唐深得「鎖」意，徽宗十分欣賞。所以「鬱郁乎文」的時代氛圍與人文思想的啟導，使得文人士大夫思想活躍，作品更具生活氣息，山水畫作品流派紛紛，更富有人文內涵，有「法度森嚴」逐漸向「文人審美」的方向發展。

宋代朝歷代帝王都喜歡繪畫，政治上重文不重武，對外打仗總是失敗，統治者看視軟弱無能，那麼「文治」使得國內安定無事，這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大發展，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科學技術等等都有了巨大發展，物質文明是繪畫藝術有了發展的根本保證。所以社會物質生活的富裕，文人士大夫文化的相互滲透，畫家們深入生活，煙雲供養，或隱居山林，或曠游自然，把自己對自然的感悟融入山水畫創作之中，搜奇異峰巒，創窮極造化：李成描繪自己熟悉的齊魯風光，范寬描繪自己熟悉的關陝風光，董源描繪自己熟悉的江南風光，郭熙更是「飽游飫覽」……山水畫風向世俗生活靠攏，形成了符合於宋代「民族本色」的風貌，宋代院體山水畫的表現形式、表現技巧及人文色彩都達到了一個高峰，對元、明、清後世山水畫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